论河湟曲艺文化的时代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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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河湟曲艺文化的时代审美特性

李 莱

(青海大学 社会科学系 青海西宁810016)

[摘要]河湟曲艺文化的内蕴是特定时代社会审美心理的展现。摒弃粗俗,追求文雅是河湟曲艺在各个时代的共同追求。17年的创作是昌明、和谐社会氛围在深层审美心理的折光。改革开放时期的曲本表现了时代积极向上的基调,既是时代政治,社会心理变化的产物,也是创作者为适应特定时代内容,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

[关键词]河湟曲艺 时代特征 审美心理

河湟地区处于青海省东部,湟水流贯其中,且与黄河相交汇,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区域,也是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交融和互为补充之地。自西汉开始,随着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往来,丝绸之路的开通,疆域的拓展,汉民族迁入河湟耕耘,河湟文化得以逐步发展。汉民族在带来先进耕耘技术,进行商贾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的曲艺演唱艺术,他们在辛勤劳作之余拿起乐器,边奏边唱,自娱自乐。并将这种艺术形式与河湟地区传统的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河湟曲艺。长期以来,河湟地区已经形成了汉、藏、回、土、蒙古、撒拉、东乡、保安等多种民族杂居的民族格局,民间文化异彩纷呈,民族特征明显。以平弦、越弦等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民间曲艺,是河湟地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湟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河湟曲艺文化内容因时而作,反映出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民众的审美心理。

河湟曲艺在文本创作上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就是创作主体多数为普通农民。他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之余,走村串户,饮酒品茶,如果遇到年节时令,婚丧育子等大事,则应时而乐,依礼而行。一年四季时令不同,风景各殊。生活的繁杂中蕴含着滋味,笑声中饱含着甜酸苦辣,不知不觉中送走匆匆岁月。虽然他们只是普通民众,但河湟地区却因他们的存在而改变着平淡、单调、纯朴、机械的生活,虽然他们少了些风雅、飘逸、闲散、清淡的韵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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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朴实的审美文化风尚,这种审美特性当然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与河湟地区的社会大时代背景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的。

解放以来,河湟地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皆有巨大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河湟地区经历了翻身的喜悦和改造的艰辛。文革中,河湟曲艺文化遭到严重冲击。1976年以后,伴随着改革的春风,河湟曲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老艺术家们焕发青春,青年一代虚心学习,成为传承创新河湟曲艺文化的生力军。进入21世纪,河湟地区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些原来只靠自己灵巧的双手默默无闻地创造着物质文明的各族民众,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的优良曲目,另一方面不断地创作出无愧于各个时代的精品。不同时代的内容和集体审美心理给不同时代的河湟曲艺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这就使河湟曲艺的内蕴成为特定时代的社会审美心理的凝结和聚焦。

平弦是青海地方曲艺中影响较大的曲种之一,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三弦定弦格式属于民间定位法中的“平弦”而得名。其曲调优美、典雅,曲词格律严谨,诗词化程度较高,堪称青海地方曲艺中的“阳春白雪”。与其他曲本相比,平弦继承保留了传统优秀曲目的数量最多。如在80年代收集编印成的《青海民间曲艺选——湟中专集》、《湟源曲艺选集》、《河湟民间文学集》等出版物中,以我国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名著故事为题材。创作的平弦曲目有《五娘吃糠》、《沧州投朋》、《包公插花》、《子胥过江》、《孙膑上寿》、《桃园结义》、《拳打镇关西》、《伯牙抚琴》、《白蛇传》、《东吴招亲》、《三顾茅庐》、《董永葬父》等等,这些不分时代,久传不衰的曲目,深得青海各族人民的喜爱。其故事引人入胜,曲词文雅曲丽,音韵铿锵上口。由于演唱者对曲目的深刻理解和领会,并通过其生动的唱腔,优美的乐调,把故事中的人与事,把自己的丰富情感,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听众,演唱者与听众之间容易引起思想上的共鸣。从而达到曲艺对于人的教育和娱乐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由演唱者与听者共同来完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平弦“阳春白雪”的特性在普通群众,一般农民中也有其深厚的土壤。除平弦外,其他曲艺种类如越弦,道情、下弦、倒江水中也有为数众多的传统折子,其内容健康、格调高雅、深受青海普通民众的欢迎。它是真正凝聚与聚焦了我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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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审美心理与风尚。摒弃粗俗,追求文雅正是河湟曲艺文化在任何时代都追求的一种基调。

《尚书》中“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几乎人人皆知。自司马迁起,更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名作看成作者抒发心声之所为,从孔子的《春秋》,屈原的《离骚》到韩非的《孤愤》乃自《诗》三百,均为“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心志,欣赏者则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获得情感的陶冶和心灵的升华。河湟曲艺的创作者们在自我娱乐、自我表现的过程中“言志”。新中国以来的河湟曲艺艺术是一种集体性的艺术,曲目中的主角,已不同传统曲目中的角色,不是某一人物的再现,而是农民阶层的化身,他们身上凝聚着该阶层成员所具备的普遍性特征,人物形象的包容性,随意性也很大,演唱者在每次演唱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新的东西。尤其是一些口口相传,少有文本的曲艺种类更是如此,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套在河湟地区农民身上的枷锁被砸碎,昌明、和谐的社会氛围开创了河湟曲艺文化新的发展时期,对旧社会的审视批判,对新事物的歌颂赞扬成为这一时期人们“言志”的共同趋向。如在群众中流传的新编曲目《赶民骡》,是湟源县池汉村农民吴顺勋编写的曲目,该曲把旧社会被衙役、保甲长摊派,逼迫民夫赶骡送军粮的事用亦真亦实具体形象的可感文字描绘了出来。曲中写到:

省上的差事到县上, 催民骡的衙役来下乡, 打得鸡飞狗上墙, 可怜百姓遭祸殃。 保甲长,沿门喊, 立等儿逼着就动弹, 四乡八堡都来全, 全都圈在破营盘。

……

免儿干,太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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芨芨棍儿唱“乱弹”。 拾不上牛粪冒不起烟, 没有开水丢炒面。 衙役子变了脸

……

眼看太阳落西山, 不准你歇来不准站, 汗流浃背把路赶。

……

衙役红着脖子喊, 谁吃官面把腿打断

……

衙役子把话讲, 哪个偷跑回家乡, 要把你的头挂在洋杆上。

……

烟杖打着鼻青面皮黄, 这一趟就要离爹娘。

……[1]

该曲用辛酸凄惋和愤怒的笔触,揭露出衙役走狗的凶残与赶骡农民肌寒交迫,挨打遭骂的悲惨情景,是社会场景的真实写照,语言明白如活,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该曲唱出了获得翻身的农民对过去时代的严厉批判。这种时代审美特性还表现在其他作品之中,如《窦燕山劝学》、《选队长》、《喜看西宁郊区新变化》等等,在这些作品中,劝善、劝学,歌颂新气象成为时代的主调。

普通农民、市民阶层的曲艺作品内容紧密地贴近生活,取材于生活,许多题材就在于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琐碎的细节。身份、地位卑微而情感、欲望又比较粗俗本能的小人物的小事,几乎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差无几,故曲目内容更容易打动人心,产生强烈的反响。如西宁贤孝《剃头的师傅大老王》、《尕女婿》,互助曲目《赵懒娃娶媳妇》,还有大通酒曲(宴席曲)《尕老汉》、《挖金子》、《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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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这些由普通民众创作的曲目不仅内容上忠实生活,表现手法也多是朴素的写实方法,人物语言、生活场景,几乎没有多少艺术提炼,而是原汁原味地用到作品中,虽然缺少那种耐人寻味,回味无穷的特点,但却有着那个时代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一阶段的河湟曲艺作品,内容和形式上的追求与张扬,在本质上说是对当时的物质文化的审美再现,对沉积于整个社会的深层审美心理的折光,这种朴实张扬的文风与当时社会文学艺术的审美趋向是完全一致的。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及其带来的恶果,如社会混乱,曲艺艺术被摧残殆尽等,十年也成为人们社会审美心理发生转变的分水岭,决定好坏、美丑的唯一标准是阶级斗争。1976年,拨乱反正的成功,人们再度严肃地审视社会,发现这个社会原本并不是单一的、畸形的。曲艺文化再度得到繁荣和兴盛,这时的曲艺创作者们也更加关注人和社会,关注创作主体的心灵和情感,其创作更能表现真实的喜怒哀乐,如湟源县的新编目《新十盏灯》、《十二月联唱》等一大批曲目就极具代表性。在《新十盏灯》中,作者缅怀、歌颂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彭德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以及解放军、国防科技、知识分子等进行了全面的赞颂。表达了坚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的坚强决心。该曲目饱和着浓浓的深情,反映出饱受十年创伤后的河湟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对祖国发展的强烈企盼。

如果说《新十盏灯》是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国家对社会在新时期作出的评价,在艺术风格上趋于高远,清雅,具有明显的文人加工痕迹的话,那么《十二月联唱》就是表现农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该曲目从正月写到腊月,将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节庆大事,风俗习惯一一展现出来,绘制出了一幅河湟地区农村生活的画卷,曲本中写到:

……

六月里到热难当,遍地麦穗豆荚长。 雪白凉圈遍地绕,口漫花儿拔草忙。

……

八月十五月儿圆,快磨镰刀割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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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干麦子磨白面,蒸上月饼把月玩。 九月寒露和霜降,捆子拉到麦场上。 打碾簸筛拾掇净,颗粒如珠丰收粮。

……

腊月里到一年满,大锅熬上腊八饭。 五谷香来六畜旺,人寿年丰好景象。 党的政策实话好,社会主义是金桥。 前程似锦阔步走,国泰民安皆欢笑。[2]

《新十盏灯》、《十二月联唱》等在旧曲目中大都是讲历史人物,名著传说,男婚女嫁,花发花开等,也有《农家十二月》,但新时期改编的同名曲目与之相比较,已有了较大的变迁。新曲目摒弃了浓郁的感伤,无为的叹息和凄凉哀伤的情调,表现的事物明朗清新,情调高亢激越,更加有了深度和质感,这种风格上的变异,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积极向上的基调,是时代政治、社会心理变化的产物。也是创作者为适应特定时代的内容,对曲艺艺术形式感把握的深入理解,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受现代大众传媒为主的现代文化形式的冲击,对流行歌曲,摇滚,卡拉OK等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传统文化形式,河湟民间曲艺的发展进入了低迷期。近几年来,在国家大力提倡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指引下,河湟曲艺又呈现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2]湟源县志编委会,湟源县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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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g1h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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