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综合练习题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综合练习题

一、填空题

1． 所谓“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的文学。 2． 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

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当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 3． 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一架弹花机》、孙犁的《村歌》、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李凖的《李双双小传》都表现出一种轻松欢快的“农村新生活的情调”。 4． 1953年，李凖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率先在农村题材创作中引入了“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被称作“当代小说中第一篇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 5． 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 6． “山药蛋派”又称“山西派”和“火花派”。 7． 1962年8月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会议”。

8． 《三里湾》从马有翼、范灵芝和王玉梅在扫盲班的微妙关系开始，以三对新人结婚作为结束。

9． 《铁木前传》从第6章开始，一个叫小满儿的姑娘出现后，便悄悄地取代了铁匠和木匠，甚至取代他们的后代六

儿和九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10．在“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家中，周立波既是最具传统文人意味的，也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深的，其英文

程度也是最高的。 11．《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最为人称道的两部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两次巨大变革。前者表现的是东北

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后者表现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2．《创业史》的最大成就，不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而是最突出地表现在落后人物梁三老汉

形象的塑造上。 13．“十七年时期”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还是稍晚出现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等。 14．“十七年文学”中那些讲述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等。

15．记录现代革命历史的小说主要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知侠的《铁道游击队》、

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孙犁的《风云初记》、欧阳山的《三家巷》等。 16．90年代以后，重写革命历史的作品主要有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梁的《亮剑》、

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 17．《红旗谱》以农民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人与地主冯兰池、冯贵堂父子斗争的故事为线索。 18．在《三家巷》中，陈家是资本家，何家是官僚地主，周家则是工人世家。 19．《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情节和主题模式，让人想起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 20．王蒙90年代的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集中体现了作家晚

年的怀旧情结和对革命的深入思考。

21．王蒙笔下的青年革命者形象主要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布礼》中的钟亦成、“季节系列”中的钱

文等。

22．王蒙笔下的干部形象主要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蝴蝶》中的张思远、《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踌躇的季节》中的犁原等。

23．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和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都是80年代“反思文学”的重要收获。 24．陈忠实的《白鹿原》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一部是乡土文学的经典，一部是都市文学的名篇。

25．邓一光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和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为代表，继续讴歌革命的作品以豪放、壮丽的气势令

人耳目一新。

26．在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期中，涌现出了夏衍的《考验》、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海默的《洞箫横

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孙芋的《妇女代表》等优秀作品。

27．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许多作家都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创作，其主要收获有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

汉卿》、老舍的《茶馆》、曹禺的《胆剑篇》等。

28．在60年代初出现的当代戏剧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中，京剧现代戏的主要收获有《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

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29．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

30．京剧《智取威虎山》取材于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31．新时期初期的话剧作品主要有金振家、王景愚的《枫叶红了的时候》、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

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陈毅市长》、崔德志的《报春花》、赵梓雄的《未来在召唤》、赵国庆的《救救她》、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邢益勋的《权与法》、白桦的《曙光》等。 32．80年代初期的实验戏剧（或称“试验性话剧”）主要有谢民的《我为什么死了》、马中骏等的《屋外有热流》、高行

健、刘会远的《绝对信号》、高行健的《车站》、马中骏等的《路》、刘树纲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和《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

33．1985年以后的优秀剧作主要有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朱晓平等的《桑树坪纪事》，以及

魏明伦的川戏《巴山秀才》、《潘金莲》等。

34．90年代以后的优秀剧作主要有孟京辉的《思凡》、《恋爱的犀牛》，牟森的《彼岸》，林兆华等的《哈姆雷特》、《三

姊妹?等待戈多》、黄纪苏和孟京辉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以外死亡》，以及李云龙的《正红旗下》、过士行的《鸟人》等。

35．何冀平除了话剧创作外，还创作有影视作品《新龙门客栈》、《西楚霸王》、《黄飞鸿》、《创业玩家》、《香港故事》、《新白娘子传奇》等。 36．《天下第一楼》描写的是民国初年京城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的一段兴衰史。 37．廖一梅编剧、孟京辉执导的话剧《恋爱的犀牛》，是实验戏剧与商业戏剧结合得比较成功的作品。 38．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颂歌主要有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艾青的《我想念

我的祖国》、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臧克家的《有的人》等。 39．蔡其矫的《生活的歌》、李季的《玉门诗抄》、邵燕祥的《到远方去》、梁上泉的《高原牧笛》、雁翼的《在云彩上

面》、傅仇的《伐木声声》等，都是50年代工农业建设的写照。 40．郭小川的组诗《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为当代政治抒情诗开了一代诗风。 41．闻捷的《天山牧歌》、公刘的《在北方》、梁上泉的《云南的云》等，描绘了以新的劳动生活为主体的富于浓郁地

方民族色彩的时代风景画。 42．《天安门诗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人集体化名“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诗歌。 43．1978年12月由芒克、北岛等在北京创办的《今天》，是新诗潮运动的一面旗帜。 44．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三个崛起”，是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45．20世纪60年代，蔡其矫曾立志要有系统地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地理风情，并先从自己的故乡福建做起，出版了《福建集》。

46．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间，从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浮躁》、张炜《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乡土

文学作品，标志着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47．新时期初期乡土文学的优秀作品主要有何士光的《乡场上》、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 48．2008年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获奖作品中，贾平凹的《秦腔》、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以乡村的现状和历史为主题的作品。

49．阎连科现实主义色彩书写平中见奇、实中有虚地关于耙耧山脉的乡村神话《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似水》、《受活》等，机敏地接受了以拉美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文学影响。 50．陈应松以描写湖北神农架山区的山民生活见长，他的《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等，

为他赢得了“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的声誉。

51．迟子建出生在东北边陲的漠河北极村，她的小说具有一种童话的气息，第一部小说集就名为《北极村童话》。 52．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而真正奠定他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的则是《红高粱》。

53．莫言对小说艺术创新的惨淡经营，《檀香刑》以人间的酷刑作结，《生死疲劳》则以地狱的酷刑开场。 54．五六十年代，女作家的主要作品有茹志鹃的《百合花》、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等。 55．舒婷的成名作是1979年的《致橡树》。 56．铁凝的成名作是1982年的《哦，香雪》。 57．王安忆的“三恋”是《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

58．陈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以女性视角，大胆表现了对自恋和同性恋的赞美。 59．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讲述了一个大提琴手的婚外恋的悲剧故事。

60．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写一个女人婚外精神恋的白日梦，即女编辑在一次笔会上暗恋一个男作家的故事。 61．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右派的故事。

62．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描述了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故事，是一部成长小

说。

63．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出版的《玫瑰门》。 64．《与往事干杯》是陈染的成名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17岁的少女“我”（肖濛）的成长经历

及与老巴父子两代人的恋情故事。

65．在新时期初期的“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王蒙的“老六篇”即《__蝴蝶___》、《布礼》、《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最为典型。 66．宗璞的《我是谁》、戴厚英的《人啊，人》、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是有关存在主题的书写。

67．汪曾祺在《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就以反戏剧化、非情节化和淡化人物典型性格的叙事技巧，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

68．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原罪》和《宿命》等，流露出一种深重的人文精神与宗教情怀。 69．从《黄泥街》到《突围表演》，再到《思想汇报》，残雪小说在描画人类突围困境和实现自我认识的艰辛历程上，完成了一个近似“人性三部曲”的作品系列。 69．90年代后，余华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小说主题也历经了一个从先锋到世俗的巨大嬗变。 70．“反思文学”的主要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 71．“改革文学”的主要作品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 72．1981—1984年间，张承志的《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邓友梅的《烟壶》、冯骥才的《神鞭》、阿城的《棋王》等，这些作品共同汇成了“文化寻根”的浪潮。 73．受“寻根文学”影响的作品主要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

74．新写实小说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始于《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75．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等。 76．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后改编成电影《菊豆》。 77．苏童的小说《_米 》后被改编为电影《大鸿米店》。 78．池莉的小说《生活秀》后改编为电影《生活秀》。

79．池莉的小说《来来往往》后被改编为电视剧《来来往往》。

80．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和《我叫刘跃进》都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81．最能代表吴伯箫散文成就的是散文集《北极星》中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组回忆延安生活的作品。

82．魏巍抗美援朝期间三次赴朝，创作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具有“通讯化”特点的散文。 83．新时期初期老作家人生反思的优秀作品主要有巴金的《怀念萧珊》、孙犁的《亡人逸事》、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黄秋云的《雾失楼台》等。

84．冰心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被散文界称作是新时期散文个性解放的宣言。

85．巴金散文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是1978年底开始创作的五卷本《随想录》。 86．杨绛的作品主要有散文《干校六记》、散文集《我们仨》和长篇小说《洗澡》等。 87．最能代表贾平凹散文成就的是《无味巷》、《黄土高原》、《入川小记》等地域风情散文，尤其是与小说同名的《秦腔》。

88．周涛是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的，是“新边塞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80年代中期以后，他转入散文创作，出版有《稀世之鸟》、《秋风旧雨集》、《游牧长城》等散文集。

89．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依斯和卡夫卡，也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90．王小波的杂文随笔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后合编为《沉默的大多数》。 91．_张洁也是新时期“女性散文”的发轫者。1980年前后发表的《挖荠菜》、《拣麦穗》等“大雁”系列的散文，大多是对作家童年的回忆，情感细腻。 92．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与《负暄三话》被誉为“负暄三书”。 93．余秋雨出版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_》、《霜冷长河》、《千年一叹》、《文明的碎片》等散文集。 94．《山南水北》记录了作家离开城市来到他曾经插过队的湖南汨罗县八溪峒乡，过起农民生活的种种经历与见闻。 95．长篇言情小说《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

96．徐枕亚的《玉梨魂》是民初最畅销的小说，与苏曼殊的《数鸿零雁记》同为“鸳鸯蝴蝶派”发韧之作。 97．旧派武侠小说可分为南北两派。时人有“北有赵焕亭，南有不肖生”之称誉。 98．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出版后引起阅读狂潮，并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 99．60年代后，金庸小说进入台湾时，因当局的限制，只好以“司马翎”的名义出版。 100．金庸武侠小说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震惊文坛，也标志着金庸的出世。

101．金庸把自己的14部小说（除《越女剑》之外）名称的首字连接起来，就成为一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02．梁羽生曾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 103．古龙第一部武侠小说是1960年发表的《苍穹神剑》。

104．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主要有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纽约客》、陈若曦的《尹县长》、王文兴的《家变》等。

105．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乡土小说的作品主要有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陈映真的《将军族》、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等。

106．高阳的《慈禧全传》、《清宫外史》等小说跨越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鸿沟，具有恢宏的史诗风范和深厚的历史意识。 107．在当代台湾小说中，白先勇的《台北人》、《纽约客》、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等被视为经典性作品。

108．出版于1977年的长篇小说《城之迷》是七等生的代表性作品。 109．《饥饿》出版于1986年，是张大春最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110．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诗坛上的现代主义文学社团主要有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 111．现代诗社成立于1956年1月，领袖人物是纪弦。 112．蓝星诗社的发起人主要有覃子豪、钟鼎文和余光中。

113．1959年，创世纪诗社以其前卫的姿态和精神，取代现代诗社和蓝星诗社成为了台湾现代诗的大本营。 114．标志着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双向改铸和融合的最高成就的则是他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

115．纪弦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开拓者与旗手，最能代表他台湾时期诗歌成就的是《槟榔树》（五集）。 116．在洛夫的诗作中，《石室之死亡》不仅是洛夫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现代中国诗坛上“超现实性”表现最为突出的作品。

117．余光中《乡愁》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但它在表层结构上存在着模仿南宋词人蒋捷《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一词的痕迹。

118．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的相继发表，是当代散文第一次飞跃的标志。

二、单项选择题 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错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三里湾》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代表是（C．王金生）。 2．《创业史》中“中间人物”的代表是（B．梁三老汉）。

3．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曾获得广泛赞誉，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备受推崇，只有一篇小说除外。这篇小说是（A．《邪不压正》）。

4．在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处于“褒贬毁誉之间”，只有一篇小说除外。这篇小说是（D．《登记》）。 5．在《三里湾》中，范灵芝放弃了落后的马有翼，而嫁给了“爱社如家”的小发明家（A．王玉生）。 6．在“十七年时期”，最具传统文人意味，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深，其英文程度也是最高的农村题材小说家是（C．周立波）。 7．《山乡巨变》描写的先进农村干部是（B．李月辉）等。 8．“十七年时期”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作品有周立波的（D．《山乡巨变》）等。 9．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写革命历史的作品主要有邓一光的（A．《我是太阳》）等。 10．《蝴蝶》描写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形象是（B．张思远）。 11．李云龙的形象出自长篇小说（B．《亮剑》）。

12．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交响音乐是（C．《沙家浜》）。 13．高行健与刘会远合作实验话剧是（A．《绝对信号》）。

14．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胆突破“禁区”的诗歌主要有流沙河的（C．《草木篇》）等。 15．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中，韩少功的是（A．《爸爸爸》）。

16．2008年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获奖作品中，只有一部作品不是以乡村的现状和历史为主题的，这部作品是（C．麦家的《暗算》）。

17．迟子建的小说具有一种童话的气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就名为（D．《北极村童话》）。 18．莫言的成名作是（A．《透明的红萝卜》）。

19．张洁的关于女性身体和心灵的史诗是写于20世纪末的长卷小说（C．《无字》）。 20．女性文学中也有诗歌作品，比较优秀的有（A．舒婷的《致橡树》）等。 21．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1988年发表的（B．《玫瑰门》）。 22．王安忆以雯雯为主人公的小说是（C．《雨，沙沙沙》）。

23．王安忆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之作，也是寻根文学的佼佼之作是（D．《小鲍庄》）。 24．《玫瑰门》的主人公是（B．司猗纹）。 25．林白以多米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是（B．《一个人的战争》）。

26．一同被当作是女性文学代表作的两部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和（A．《私人生活》）。 27．1984年，马原发表了一篇标志着先锋小说形式实验开端的小说（C．《拉萨河的女神》）。 28．《奔丧》、《瀚海》和《极地之侧》等先锋小说的作者是深受马原影响的（B．洪峰）。 29．曾引起广泛关注先锋小说还有格非的（D．《褐色鸟群》）等。 30．最能体现“马原体”特征的作品是（C．《冈底斯的诱惑》）。 31．残雪先锋创作的起点是（B．《山上的小屋》）。

32．余华开始先锋小说创作的标志是1987年发表的（A．《十八岁出门远行》）。 33．余华仿武侠小说的作品是（D．《鲜血梅花》）。 34．在“文化寻根”的浪潮中，阿城的名篇是（C．《棋王》）。 35．《狗日的粮食》的作者是（C．刘恒）。

36．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苏童小说是（B．《妻妾成群》）。 37．刘震云“生活流”小说的代表作是（D．《一地鸡毛》）。 38．刘震云在2003年发表长篇小说是（D．《手机》）。 39．下列作品中弥漫着北方乡村气息的作品是（D．《狗日的粮食》）。 40．标志着杨朔散文艺术成熟的作品是1956年发表的（C．《香山红叶》）。 41．最能代表贾平凹散文成就的是地域风情散文，尤其是与小说同名的（A．《秦腔》）。 42．散文集《游牧长城》的作者是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的（A．周涛）。 43．被誉为鼻祖的武侠小说是由唐人杜光庭创作的传奇（D．《虬髯客传》）。

44．以《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为代表，武侠小说第一个创作高潮期出现在（D．清代）。 45．金庸武侠小说的处女作是（A．《书剑恩仇录》）。 46．奠定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地位的小说是（D．《射雕英雄传》）。 47．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是（C．梁羽生）。 48．在1952年就开新派武侠小说之先声，陆续出版《古琴哀弦》、《碧海青天》、《莫愁儿女》等武侠小说的作家是（A．郎红浣）。

49．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A．《龙虎斗京华》）。

50．曾化名“佟硕之”写作《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的武侠小说家是（C．梁羽生）。 51．古龙第一部武侠小说是1960年发表的（D．《苍穹神剑》）。 52．林海音的女性小说是（C．《城南旧事》）。 53．陈若曦的小说是（B．《尹县长》）。

54．潦倒的钱夫人去台北参加窦夫人的盛宴华筵。宴终席散，昔日的风云人物只能站在窦夫人的院子中可怜兮兮地等着窦夫人的小轿车折返回来送自己。这个内容出自小说（A．《游园惊梦》）。 55．现代诗社成立于1956年1月，领袖人物是（D．洛夫）。

56．标志着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双向改铸和融合的最高成就的是他1974年出版的诗集是（C．《白玉苦瓜》）。

三、多项选择题 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有1-4个正确答案，多选、少选或错选均不给分。 1．“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有（A．束为 B．马烽D．西戎）等。 2．“白洋淀派”的主要作家有（A．从维熙B．刘绍棠C．房树民 D．韩映山）等。 3．“茶子花派”的主要作家有（A．韩少功 B．古华 C．周健明）等。 4．《三里湾》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热衷于个人致富的（A．“糊涂涂” C．“常有理” D．范登高）等。 5．孙犁以描绘青年妇女的优美形象而著称，其中，主要有（A．小满儿 B．双眉 D．妞儿）等。 6．《山乡巨变》描写的先进农村干部有（B．李月辉 D．刘雨生）等。 7．《创业史》中的“三大能人”是（B．郭世富C．姚士杰 D．郭振山）。 8．“十七年文学”中那些讲述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主要有（B．《林海雪原》C．《红旗谱》D．《红岩》）等。 9．“反思文学”的主要作品有（A．古华的《芙蓉镇》 B．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C．张炜的《古船》）等。

10．90年代以后，重写革命历史的作品主要有（A．邓一光的《我是太阳》B．都梁的《亮剑》C．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 11．《三家巷》围绕着周炳的成长，作家再现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A．沙基惨案 B．省港大罢工D．广州起义）等。 12．《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主要有（B．王清泉C．韩常新 D．刘世吾）等。 13．王蒙90年代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主要有（A．《恋爱的季节》C．《踌躇的季节》D．《狂欢的季节》）等。 14．王蒙笔下的青年革命者形象主要有（A．林震 B．钟亦成D．曹千里）等。 15．王蒙笔下的干部形象主要有（A．刘世吾 C．张思远 D．犁原）等。 16．《茶馆》中三个主要人物是（B．王利发C．常四爷 D．秦仲义）。 17．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现代芭蕾舞剧是（A．《白毛女》D．《红色娘子军》）。 18．《沙家浜》“智斗”一场的主要人物是（A．阿庆嫂 B．胡传魁D．刁德一）。 19．《绝对信号》描写的主要人物是（A．黑子 B．蜜蜂 C．小号）。

20．1960年前后，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热潮，主要有（A．李季的《杨高传》B．臧克家的《李大钊》C．田间的《赶车传》）等。

21．郭小川的叙事长诗主要有（A．《白雪的赞歌》C．《一个和八个》D．《将军三部曲》）。

22．海子深受一些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他们是（A．雅斯贝斯 B．尼采D．海德格尔）等。 23．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指（B．《“漏斗户”主》C．《陈奂生上城》D．《陈奂生转业》）等。 24．汪曾祺小说的主要作品有（A．《受戒》C．《大淖记事》D．《故里三陈》）等。 25．刘震云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有（A．《塔铺》 C．《头人》D．《故乡天下黄花》）等。 26．《白鹿原》中的地主形象主要有（A．白嘉轩 C．鹿子霖 D．郭举人）。 27．《檀香刑》的叙述者分别是（A．赵甲 C．孙丙 D．眉娘）等。

28．20世纪50年代优秀的女作家主要有（A．宗璞B．茹志鹃C．杨沫）等。

29．王安忆的“三恋”是指（A．《荒山之恋》C．《小城之恋》D．《锦绣谷之恋》）。 30．铁凝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大致从1991年至2006年，其代表作有（A．《大浴女》B．《孕妇和牛》D．《笨花》）等。 31．余华的先锋小说主要有（A．《现实一种》B．《难逃劫数》C．《世事如烟》）等。

32．90年代以后，先锋作家纷纷涉足长篇小说创作，其发端的作品有（B．苏童的《米》C．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D．格非的《敌人》）。

33．余华先锋小说的名篇主要有（A．《河边的错误》B．《世事如烟》D．《鲜血梅花》）等。 34．余华“世俗化叙事”时期的长篇小说主要有（A．《在细雨中呼喊》C．《许三观卖血记》D．《活着》）等。 35．“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有（A．刘心武的《班主任》B．卢新华的《伤痕》D．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 36．“女性文学”的代表主要有（B．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C．王安忆的《小城之恋》D．铁凝的《麦秸垛》）等。

37．池莉的“生活流”小说主要有（A．《烦恼人生》B．《太阳出世》D．《不谈爱情》）等。 38．方方小说的主要作品有（A．《风景》B．《祖父在父亲心中》D．《乌泥湖年谱》）等。 39．池莉小说的主要作品有（A．《太阳出世》C．《不谈爱情》D．《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 40．从1989年发表开始，刘震云发表了“官场”系列小说，主要有（A．《头人》B．《官场》D．《官人》）等。 41．杨朔散文的主要作品有（B．《荔枝蜜》C．《雪浪花》D．《茶花赋》）等。 42．最能代表吴伯箫散文成就的一组回忆延安生活的作品是（A．《菜园小记》C．《窑洞风景》D．《记一辆纺车》）等。 43．张洁的散文题材丰富，视域广阔，主要有（A．《我最爱的是这张餐桌》B．《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C．《我是你灵魂上的朋友》）等。

44．金克木的散文随笔集主要有（B．《天竺旧事》C．《文化的解说》D．《华梵灵妙》）等。 45．余秋雨的散文集主要有（A．《文化苦旅》C．《山居笔记》 D．《文明的碎片》）等。

46．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除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外，还有（A．金松岑的《孽海花》B．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D．刘鹗的《老残游记》）。

47．旧派武侠小说家们创作了许多武侠小说名篇，如（A．王度庐的《卧虎藏龙》B．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C．赵焕亭的《惊人奇侠传》D．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等。 48．“新派武侠小说”的武侠三大家为（A．梁羽生 B．金庸D．古龙）。 49．古龙有两部著名的“系列”小说，它们是（B．《楚留香传奇》C．《绝代双骄》）。

50．台湾50年代的乡土小说主要有（B．钟肇政的《鲁冰花》C．钟理和的《笠山农场》D．廖清秀的《恩仇血泪记》）等。

51．高阳的历史小说主要有（A．《慈禧全传》C．《清宫外史》）等。

52．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主要有（A．李昂的《杀夫》C．廖辉英的《盲点》D．朱秀娟《女强人》）等。

53．七等生的主要作品有（A．《城之迷》B．《我爱黑眼珠》C．《放生鼠》）等。

54．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诗坛上的现代主义文学社团主要有（A．现代诗社 B．创世纪诗社C．蓝星诗社 D．）等。

55．蓝星诗社的发起人主要有（B．覃子豪C．钟鼎文 D．余光中）等。 56．创世纪诗社的发起人主要有（B．洛夫 D．张默）等。

四、简答题 要求：内容切题，文字通顺，语气流畅，逻辑清晰。 1． “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各自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各说出两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提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在民风民俗的描写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写的乡村生态世界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突破和创造。无论是在乡村人物塑造的丰富、表现乡村世界的广阔，还是在展现乡村生活的具体切实，尤其是在表现乡村生活的自在和积极面上，它都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学流派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史的意外收获。

在50年代末，一些在太行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山西作家，陆续回到山西，有意识地学习赵树理小说的风格和特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共同风格的农村题材小说，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的《老长工》、《好人田木瓜》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乡音土调，史称“山药蛋派”；又由于他们都是山西作家，又称“山西派”；“山药蛋派”虽然没有发表明确的宣言，却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他们从小就与当地农民一起斗争和生活，他们对山西的风土人

情、生活习俗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分注重作品的社会功效，与赵树理一样，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时，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都把自己看作农民中的一分子，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他们的“思想和形象始终确切不移地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因此，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问题小说”特点。“山药蛋派”的作家，还有着大致相同的艺术修养和美学追求，都具有大众化、民间化的特点。他们的艺术修养，主要来自地方戏曲、说书艺术、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形式和古典小说等传统文化，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厚的民族风格。他们的美学理想，都是建立在通过写农民达到为农民服务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叙事手法上，追求故事动态发展、单线索推进；在结构安排上讲究有头有尾、依次进行，分段明确，交待清楚；在人物刻画上，强调情节生动、细节真实，用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性格和相貌，极少用静态描写和心理分析；在语言运用上，要求通俗明了，朴素自然。

50年代初，孙犁就有意识地指导和培养了京、津、冀地区的一批文学青年，发表了一批以诗化、散文化的美学风范为特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七月雨》，韩映山的《鸭子》、《作画》等，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冀中平原地区的乡村生活，以孙犁为榜样，以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笔法为主要特征，或描写冀中人民的斗争史和情感史，歌颂劳动人民的纯净朴实的美好品德，或记录冀中平原清新秀美的水乡风光和民风民俗，表现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人情美、人性美，形成了共同的朴素自然、清新柔美的艺术风格。

在新文学史上，周立波描写湖南本地民俗风情的作品，在周立波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周健明的《柳林前传》、谢璞的《二月兰》、孙健忠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有着浓郁湖南地方特色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湖南作家为主的“茶子花派”。“茶子花派”是一个乡土化与诗意化相结合的文学流派，既强调对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的记录，更强调对自然风光、历史传统，特别是南方农村的婚丧嫁娶、节令习俗、迷信禁忌等民俗风情的表现，努力追求一种风俗画和田园诗的风格。

2．为什么说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的“细节的现实主义”特点？

提示：赵树理是一个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浸淫和“五四”新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一直希望能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理想，即以文学的通俗方法，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由于他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坚持用小说的形式表现老百姓的声音。赵树理“经常以‘问题小说’来界定自己的创作，要到根据地农村和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学，对于他来说，只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的一种工具。他能创作出广受农民群众喜爱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着农村青年的婚姻大事；而他能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农业生产关系的所变化带来的农村社会矛盾的变化。

自觉的农民立场形成了赵树理小说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赵树理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言人，总是能够相当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基层的生活状况和普通农民的心理愿望。他的小说大多围绕着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中的坏分子来展开矛盾冲突，表现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小事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是土改时期的“农民故事”。《三里湾》是把主要笔墨用于描述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恋爱婚姻以及道德观念，批判的主要矛头，只是对准那些对农民危害最大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等。

赵树理把自己的读者明确定位为农民。他在写小说时总是先读给农民听。只有农民听懂了，小说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为了让农民能够听懂，并有兴趣听，在表现手法和小说形式上就有意识地倚重民间文艺，特别是说书艺术的传统；而为了政治上的作用，在表现内容和艺术趣味上又必须反映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工作任务，不能迁就大众娱乐口味。这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正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理想。为此，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努力反映老百姓爱看的有政治主题的新人新事，而在艺术上又特别注意适应老百姓的欣赏习惯。

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他是继承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的传统，采用民间“说书”式的“评书体”的叙述方法，在漫漫长卷中整体展示芸芸众生般的农民群像，逼真地写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表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的“细节的现实主义”特点。《三里湾》讲的是三里湾村的农业合作化，可小说的开头却是从村子东南角上两院相连的房子“旗杆院”说起的。从旗杆院的历史沿革，说到今天的用处：办公和扫盲，又从扫盲说到扫盲的教师范灵芝与马有翼，并由此带出模范青年团员王玉梅、玉梅的爹王宝全（外号“万宝全”）等等，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展开了??这就好像是民间说书艺人在讲农民身边的故事，讲到谁，谁就是故事的中心，作品的主角。情节的单纯形成故事的单线索发展，便于农民理解和接受；细节的琐碎则如身临其境，容易引起农民的同感和共鸣。

与“细节的现实主义”的特点相呼应，赵树理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亦土亦新”的特点，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他常常在朴素的日常口语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一些当时农村中时髦的甚至是政治性的术语，他是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连成一体，混成一片，达到了民间口语与书面语言的高度统一，表现出小说叙事的内在和谐和朴素自然。在赵树理小说中，特别擅长“对话”的运用。在他的小说中，对话，既是展开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塑造人物重要方式。在《三里湾》的第八章“治病竞赛”中，通过有翼、灵芝与范登高老婆（灵芝妈）三人之间的一个“漫谈会”，不仅写出了有翼的憨厚、灵芝的伶俐，写出了这两个共青团员和回乡知识青年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区别，而且还写出了范登高老婆的觉悟与智慧。如：“范登高老婆提起从前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大家的话头又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灵芝说：‘那时候要是早想出办社的法子来，大组就可以不拆散！’范登高老婆说：‘可不行！那时候人都才组织起来，什么制度也没有，人多了尽打哈哈耽误正事，哪能像如今人家社里那样，做起什么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令读者对这位身为“社长夫人”的农村妇女不得不刮目相看。 3．《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为什么在当时仍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

提示：作品虽然也写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并不你死我活的，而作品最成功的部分，是新的时代环境中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不是合作化的带头人王金生，而是热衷于个人致富的党员范登高，以及“糊涂涂”、“常有理”等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落后的富裕中农。在赵树理看来，所有的农民都是可以改变的。

4．为什么说孙犁的创作变化不是以“建国”或“解放”为界，而是“文革”为界的？

提示：如果说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都有前期和后期之分，那么，赵树理在他的前后期创作中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变化，而孙犁的变化则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孙犁创作的变化不是以“建国”或“解放”为界，而是“文革”为界的。有人曾总结说：“前期，深于诗，多于情，阴柔之美盛；后期，深于世，多于思，忧患意识强化”。孙犁在50年代的创作的《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继续保持着他在40年代创作《荷花淀》、《芦花荡》、《嘱咐》、《吴召儿》、《村歌》等小说时形成的清新优美的文风，保持着对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的追求热情，被认为是“荷花淀派”的创立者。文革中，孙犁不得不搁笔。但新时期以后，他又以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的评论、杂文等散文创作，迎来了他的创作艺术的又一高峰，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孙犁的变化虽然是从文革后开始的，但实际上，1956年，他在创作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小说《铁木前传》时，就已经有所预兆，已经体现出了孙犁在精神上的困惑。 5．《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提示：《铁木前传》历来被看作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文学作品，小满儿是一个爱打扮、爱漂亮、不安分、不上进的个人主义者，即使作者对她充满同情和希望，她自身也存在着进步的可能，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是不可能成为作品主角，更不能成为歌颂对象的。然而，孙犁对这类生动活泼、无拘无束、喜爱天性，甚至带点妖娆之气的美好女孩却情有独中。小满儿咄咄逼人，让人不敢正视；聪明泼辣、尖刻刁蛮，光彩照人，成为了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形象。也有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在叙述上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革命正统的叙述者的声音，一个则是作家自己“本我”的声音。小说前半部分基本被第一种声音控制着，从小说中段开始，当一位从省里来的高级干部与小满儿接触后，另一个声音也就跟着出现了。小满儿也由一个否定性的形象变成了“这篇小说最打动人的悲剧式主人公。??小说的叙述至此事实上已无法继续下去了。于是，作者以一段简短而含义朦胧的抽象抒情终止了这部小说的叙述”。

6．简要说明《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异同。

提示：《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最为人称道的两部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两次巨大变革。前者表现的是东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后者表现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内容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而在艺术风格上，前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其风格也从“阳刚”转向了“阴柔”，“较多采用纤细的笔墨，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有关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绘在书中占有较多的篇幅”。如果说《暴风骤雨》是一支时代主旋律的鸣奏曲，那么《山乡巨变》则是一首充溢着泥土芬芳的田园抒情诗。周立波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反映了他在创作上的心态变化。《暴风骤雨》是他参加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队的收获，其创作心态是与土改运动时暴风骤雨式的工作激情相一致的。而为了创作《山乡巨变》，他先是回乡体验生活，后又带着全家人回乡安家落户后，不但亲身参加了合作化运动，还与家乡的农民结下了浓厚的情谊，其创作心态是与还乡后目睹家乡变化时的喜悦心情相吻合的。

7．孙犁和周立波都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深情厚意，但二人的表达方式又有很大的不同。以《铁木前传》和《山乡巨变》为例简要说明。

铁木前传》、《山乡巨变》是孙犁、周立波创作的经典作品。《铁木前传》历来被看作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优秀文学作品,但是,在作品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其实只是一个时代背景。孙犁在创作中关注的其实是人性,努力想挖掘的也只是不同时期人们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从《铁木前传》的艺术构思来看,作家原本是希望通过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两个老人在土改前后的交好与交恶,来反映人们在生活有了变化之后人际关系出现的变化。可是,从第六章开始,一个叫小满儿的姑娘出现后,便悄悄地取代了铁匠和木匠,甚至取代他们的后代六儿和九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孙犁小说曾以描绘冀中农民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美的极致”和白洋淀青年妇女的优美形象而著称,那些活色生香的女性形象,往往成为小说的亮点,总能给读者和文学史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作品对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的变化的表现是当时同类作品中最为杰出的。

周立波既是最具传统文人意味的,也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深的,其英文程度也是最高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等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则充分显示出了他的艺术才能和个性特点,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文学经典。《山乡巨变》表现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首充溢着泥土芬芳的田园抒情诗。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保持了与时代精神的一致性,与当时其他农村题材小说一样,也涉及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甚至还写到了党内右倾路线的错误。但作家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既没有渲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拔高先进农民的形象和丑化落后农民的形象,而是以真切的感情去赞美父老乡亲身上的美好品质。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个个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却又形态各异,既有先进的农村干部,如稳 重亲切的乡长李月辉、大公无私的社长刘雨生,也有变化中的“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如充满喜剧色彩的“亭面糊”、恋土守旧的陈先晋、坚持单干的“菊咬筋”等,然而,无论是先进人物或落后人物,作家对他们的态度都充满善意,没有厚 薄之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立波与孙犁等其他农村题材小说家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他们都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深情厚意,但孙犁的爱像一盏聚光灯,主要集中在某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孩子身上,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幅璀璨夺目的少 女大特写;而周立波的爱就像漫天的春雨,无声无息在洒向家乡的每位父老乡亲,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合影。

因此,与其说《山乡巨变》是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不如说是一曲还乡文人优美的心灵乐章。他是有意在学习中国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是在有意地营造一种疏散的结构。《山乡巨变》对江南山乡农村的自然景色和民风民俗的诗意化描写,是现在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最为赞赏的文学成就。在作品中,无论是对山光水色的描写,还是对风俗习惯的表现,作家的赞美和欣赏之情都不可遏制地跃然纸上。他十分擅长在故事叙述过程中融入自然环境的描绘,力求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抒情气氛。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在是否具有真正的流派特征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在“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表现出来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则是有目共睹的。

8．李月辉与刘雨生都是《山乡巨变》中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有什么不同？

提示：李月辉和刘雨生，一个作为清溪乡党支书兼农会主席，一个是清溪乡常青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都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先进农村干部的代表，也是作者要歌颂的主要人物，但作者并没有试图把“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强加在他们身上，也不想按照当时流行的塑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来塑造“英雄人物”，而只是想表现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仍然还是农民的，仍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不相称的缺点。李月辉头脑清醒，注重实效，遇事善于思考，沉着稳重，不急躁冒进，注意联系群众，为人随和宽厚，又讲究工作方法，被人们戏称为“婆婆子”。但对于农业合作化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清醒的，也是赞同的，却性格绵软，老是担心“性急出岔子”，“贪多嚼不烂”，主张“从容干好事”。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小脚女人”。当时就有人认为，“作者让他不论在任何场合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出那么一种慢慢腾腾的脾性??让人不可理解，莫名其妙”，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淡化了严峻的思想斗争，忽略了人物所“应该赋予有的社会意义”，也没有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心灵美”。而刘雨生则是一个公而忘私的典型，为了办社，即使是家庭离异也矢志不逾，然而，在合作化初期，“他自己心里对互助合作，也有点犹豫。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堂客的离去，也曾使他一度灰心丧气。但是，作者并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在作者看来，基层的农村干部，只要能得到全乡男女老少的喜爱，至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甚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用李月辉自己的话来说：“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 9．“亭面糊”与陈先晋都是《山乡巨变》里“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的代表，他们有什么不同？

提示：小说中的“亭面糊”（盛佑亭）是“中间人物”的代表，也是作者在小说中着重表现的人物。他出身贫农，勤劳善良，坦率天真，也乐于为公家做事；但又随遇而安，爱打小算盘，无主见，随风倒，好吹牛，爱骂人，还贪嘴，总想发威风却毫无威信。特别突出的是好虚荣，本来他自己对入社有顾虑，但又想表现自己进步，在向儿子口授入社申请时，就把不愿入社的责任全推到老婆身上：“我本人跟我的崽女都愿入社，只有婆婆子开头有点想不开。我婆婆子讲，‘搭帮共产党，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作得熟，又要归公了。’”这种热爱刚分到手的土地，怕入社后受别人影

响又要受穷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思想。对于这种大事清醒、小事糊涂的人，作者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喜剧人物，是充满善意的嘲笑，最多也只是通过小孩子们自编自演的儿歌给予讽刺而已。周立波说：“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的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贫农陈先晋与“亭面糊”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他不再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当时农民的真实思想与心态。祖上几代人都曾发狠做活，却越做越穷，直到解放后分到土地，发家梦都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他自己在犁耙功夫方面是一把好手，儿子大春和孟春、女儿雪春都是青年壮劳力，如果自家单干，肯定可以先富起来。但是，现在却号召入社，要上交土地，几代人的梦想又将成泡影。作者在正篇的第13章“父子”、第14章“一家”、第15章“恋土”和第16章“决心”中，对于这位老农在精神上的痛苦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表现了老一代恋土的农民在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时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这个形象受到湖南广大农民的普遍喜爱。 10．《创业史》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上，有什么经验或教训？

提示： 梁生宝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以“当时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为标准刻意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集中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所应有的优秀品质，既克己奉公，又朴实憨厚。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的领导，我慌啥？”在他的带领下，互助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战胜了有雄厚实力的“三大能人”，使互助组走向了发展壮大。把梁生宝看作是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光辉形象”，并作为这部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志，是当时评论界相当一致的认识。有人甚至把梁生宝形象的典型性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然而，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的“新英雄人物”塑造中，存在着“三多三不足”：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写不足。作者塑造梁生宝形象时，主要是从理念出发，把他描写成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当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发生矛盾时，人物性格的发展就产生了困难，同样，当作者局限于以当时的政策来衡量和判断丰富的生活现象，将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都简单归入两条道路斗争之中，并以此作为全书惟一的主题时，作品所希望反映出历史宏大画卷的理想，也必然成为空想。因此，《创业史》最终没能完成，除了作家受到迫害、过早去世等原因外，主人公性格发展与历史进程的矛盾，以及作家的创作理想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梁生宝的形象存在着过于理念化的弊病，但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却比较客观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使人物形象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在梁生宝身上，作者表现得更多的则是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对理想的憧憬。那么，在梁三老汉身上，作者表现得更多的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梁三老汉与《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陈先晋一样，尽管勤劳能干，却没能创出一份家业来。土改后得到了土地，重新唤起了他创业的梦想。他既保守倔强，又通情达理。他不赞成互助组，是因为儿子梁生宝所走的合作化道路，预示着他梦想的破灭，但更为儿子的“闹腾”担忧，怕儿子带领大家闹出了事，却只有他儿子一个人去“坐班房”。作者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变化的分寸感，在描写他思想感情转变的过程中，倾注了对传统农民的深刻理解与复杂情感，这个人物形象成为了转变中的旧式农民的代表。 11．《创业史》中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是三个什么样的人？

提示：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和郭振山也性格鲜明，各具特色。郭世富是一个富裕中农，曾靠给人家打工为生，后来因意外的机遇发了家，“是梁三老汉顶羡慕的人”，然而也是一个“不识字的经济专家”，工于心计，处世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精于在买卖中做手脚，“是蛤蟆滩最令人难琢磨的一个人”。他有心与互助组较量，却知道时时提醒自己“不张狂”，集中表现了农民的狡猾。姚士杰是一个富农，他继承了父亲“铁爪子”的为人之道，更仇恨共产党断送了他做地主的梦想，却主张“好汉厉害，不在脸上，在心里头”。因此，他与郭世富一样能干，却比他更心狠手辣。他奸污了妻侄女素芳，还唆使她嫁祸于梁生宝，是小说中最为肮脏、阴险的人物。如果说，郭世富是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的代表，姚士杰是暗藏在农村中阴谋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敌人，那么样，郭振山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郭振山曾经是一个从土改积极分子，因为斗争积极、工作认真而当上了村长，但有了个人发家的资本后，便对互助组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不但觉得党员难当，更是嫉妒梁生宝的成绩，最后蜕变为了“革命的局外人”。 12．《布礼》是怎样表现“革命无悔”的主题的？ 王蒙的中篇小说《布礼》，小说以“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而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小说中的钟亦成从十三岁起就参加革命，经历了地下工作的种种危险与艰辛。因一首发表的小诗而被打成右派。小说中的钟亦成在旧社会的苦水中泡大、在革命战争的炮火中获得成长洗礼的人，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为了重申自己的“革命者”身份，以“布礼”来证实自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可以获罪、可以受罚、甚至可以断头，但对革命的忠诚永不改变。于是，他以无

比虔诚和执着的信念实践着自己的主义和理想——用体力的消耗来完成精神的救赎。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党是我们的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王蒙在小说中就是这样表达了“革命无悔”的主题。

14．简要说明王蒙小说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布礼》、《蝴蝶》到《杂色》的风格变化。

王蒙新时期的小说大胆借鉴并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创作出了一系列独特新颖的小说。眼花缭乱的叙述，不规则的结构，片言只语刻画出的形象，吸引了广大读者，从小说中可以感到作家心灵细微的颤动，听到了作家心灵深处流出的歌，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新颖别致之感。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通过一个刚到组织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林震的见闻，展现了满腔的理想主义热忱遭遇了官僚主义打击的无情现实，进而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究竟是林震太幼稚还 是组织部的官僚主义力量太强大?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着多重的思想意义：第一，在刻画林震的工作热情时，作家勾勒出三个各有特点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专横跋扈的王清泉，回避矛盾、忙忙碌碌的韩常新和对工作缺乏热情的刘世吾。因此，这部小说已经具有“政治小说”(“官场小说”)的意义。第二，在那几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中，刘世吾又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他精明能干，却因为工作太忙而“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以至于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但他偶尔也会回首充满热情的革命岁月，感叹：“我们，党务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样的困惑又表明他并没有彻底麻木。作家写出了这一层，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性的批判官僚主义，而足以催生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新的生活也会归于平庸第三，小说并没有止于欣赏林震的理想主义热情，而是“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正因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丰富，具有多重主题，所以才成为当代小说的一篇经典之作。

新时期以后，王蒙重返文坛。经过磨难，他的人生观、文学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复出以后长达30年的创作历程中，对于革命的思考一直是他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说过：“我的多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革命。我试图写出一点革命的必然，革命的神圣和伟大，革命的曲折、代价和艰难。”在他的小说中，对革命的反思呈现为“革命无悔”与“追问革命”两重旋律。

中篇小说《布礼》显然凝结了作家本人对革命的回忆。小说以“意识流” 的手法，穿插着描绘了主人公钟亦成在1949年投身革命(“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1957年却因一首小诗受到了十分荒唐的猛烈批判、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冤屈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这样“革命无悔”的主题在新时期之初是很有代表性的。另一面，又有深深的困惑。《布礼》将这矛盾的心绪表达得相当严肃、直白。

稍后的中篇小说《蝴蝶》很快就超越了《布礼》的严肃与直白。作品通过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张思远在政治运动中的浮沉和家庭生活的变故，揭示了他的微妙心态：“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决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在“他自己辩解”这一句中，已经暗示了主人公的心底不踏实，同时也传达出作家的锐利目光：在“党性”和“私心”之间，常常未必有那么分明的界线。尽管作家花了不少笔墨去描写主人公在劳动改造中的返璞归真，但对于“异化”主题的点染已经足以使人考；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是如何“异化”成一场灾难的?比起淳朴的“革命无悔”，这样的追问显然更具有警世的意义。

到了中篇小说《杂色》中，主人公曹千里又进一步超越了严肃。“他曾经热情而又单纯，聪明而又自信，任性、漫不经心，却又像一个乐观的孩子。”看，他与林震、钟亦成多么相似!甚至在经历了政治风暴以后产生的困惑也十分相似：“革命。复杂啊，怎么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摸不着头脑了呢?”《杂色》比《布礼》多了豁达，多了幽默，连文笔也流畅了很多，显示了作家对诗意的追求，也显然相当真实地还原了作家的个性。因为作家后来自道：“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本来幽默与伤感是不能相容的。”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布礼》中，显示了伤感的一面；而在《蝴蝶》和《杂色》中，幽默的色调逐渐凸显了出来，并显得相当旷达。

15．王蒙描写过哪些青年革命者形象和干部形象（各说出两个以上）？他们各自都有些什么特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刻画工作热情的林震，还勾勒出三个各有特点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专横跋扈的王清泉，回避矛盾、忙忙碌碌的韩常新和对工作缺乏热情的刘世吾。

《布礼》描绘了革命者钟亦成在1949年投身革命(“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1957年却因一首小诗受到了十分荒唐的猛烈批判、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冤屈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另一面，又有深深的困惑。《布礼》将这矛盾的心绪表达得相当严肃、直白。

中篇小说《蝴蝶》描写了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张思远在政治运动中的浮沉和家庭生活的变故，揭示了他的微妙心态：显示了主人公的心底不踏实。

《杂色》中，青年革命者形象曹千里，他曾经热情而又单纯，聪明而又自信，任性、漫不经心，却又像一个乐观的孩子，在经历了政治风暴以后产生了困惑。

16．为什么说80年代以来的革命叙事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特色？

世纪之交，缅怀革命史、讴歌英雄谱的文学思潮对于文学界持续高涨的世俗化浪潮是有力的冲击。这一具有鲜明“怀旧”色彩的思潮是时代需要浪漫情怀、人们难忘红色记忆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叙事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特色。其中，既有《芙蓉镇》和《古船》对居心叵测的人们利用革命以营私的无情揭露，也有《白鹿原》和《长恨歌》对革命其实改变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深长思考，更有《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以及《英雄无语》这样既缅怀革命、讴歌英雄又有所感伤、有所困惑的浪漫主义新浪潮。这些不同的主题表明：当代作家对于革命的思考已经成功超越了前辈作家充满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革命颂歌，进入了更丰富、更阔大的文学境界。既有对于历史与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讨，也有对于革命与日常生活、革命与农民性的独到思考。这样，就还原了历史与革命的波澜壮阔、一言难尽。

17．简要说明《茶馆》新颖而独特的戏剧结构。

《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 18．《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一段，讲述的是怎样的“革命家史”？ 中国京剧院1964年首演的11场京剧《红灯记》，是“十七年”戏曲现代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剧表现地下党员、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异姓三代为把一份密电码送交北山游击队，在叛徒出卖的紧张情势下与日寇周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故事。

《红灯记》创造性地调动了京剧艺术表现手段为塑造人物服务，“对运用京剧特色和表现现代生活的矛盾解决得比较恰当”。作品保留了原故事的精彩内核、场次的大致结构和人物形象基调，而充分调动京剧作为成熟剧种所拥有的一切艺术手段，发挥京剧唱、念、做、打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表现力，用以表现革命英雄壮怀激烈、高大英勇的崇高形象，客观上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戏曲表现现代主题的矛盾。经过这样创造性的艺术程式的精心组合，全剧呈现出紧张激烈、激情高昂的情感氛围，大大提升了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效果。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段落是“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以“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样炸雷般的诉说开头，接着是“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的思绪难平的大段唱腔进行厚重煽情的铺垫蓄势，然后是作为该剧核心的长达80多句的掷地有声的大段念白，把情绪绷到了最大张力，然后又接一段“闹工潮”的唱段把诉说家史之“痛”导向希望后继有人的绵绵不绝的情感渠道，使李铁梅顺势而进，接过红灯唱出“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的誓言，把观众情感推向最高潮。这种“组合拳”式的艺术手法增强了京剧艺术的感染力，挖掘了京剧新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丰富了京剧艺术的手段。 19．举例说明《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

《沙家浜》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阿庆嫂这样一个圆熟机敏、口齿伶俐、智能双全、处事不惊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故事以阿庆嫂为中心展开，通过阿庆嫂在智斗中巧妙利用敌人明争暗斗的矛盾和自身优势占据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

巧妙送出情报，组织乡亲掩护和支援受困的新四军战士，在敌人以乡亲沙奶奶的生命来要挟时变被动为主动，配合新四军一举歼敌取得胜利这样的险象环生而又引人入胜的情节，通过文采斐然而又合乎身份和剧情的唱腔设计，通过精心提炼、精彩纷呈的台词，凸显了阿庆嫂独特而丰满的人物个性特征，使其在剧中焕发出特殊的魅力，区别于其他任何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阿庆嫂的台词和唱词富含机智，声东击西，左提右挡，以十分符合特定身份的言辞周旋于愚笨自负的胡传魁和阴险狡猾的刁德一之间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见招拆招，滴水不漏；其间胡传魁被阿庆嫂牵着鼻子走，全剧很见艺术功力。阿庆嫂的台词也进一步显出人物的智慧和勇敢。字宇合乎身份，句句暗藏玄机，既来自于民间文化，又高度艺术概括，为该剧增添了迷人的艺术光彩。 20．简要说明《智取威虎山》双线并行的复线结构的特点。 从情节结构看，《智取威虎山》是一种双线并行的复线结构，一条是小分队乘胜追击，发动群众，准备决战；一条是杨子荣打进匪窟与敌周旋，最后双线合一，杨子荣和小分队及群众里应外合端掉匪窟。这样的结构使得故事脉络分明，结构紧凑完整，剧情发展波澜不断，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观赏性。 21．为什么说《车站》在艺术的探索方面比《绝对信号》走得更远？

高行健的实验话剧探索，具有强烈的剧场意识，注重演员与观众的互动交流；追求戏剧语言“直观化”的最大可能，强化台词的直接表现功能；开掘戏剧表演综合性的特点，融多种艺术形式于话剧演出之中。这些创作特点，在小尉场话剧《绝对信号》和无场次多声部生活喜剧《车站》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绝对信号》捕写了“文革”刚刚过去，黑子、蜜蜂、小号三个各具经历的年轻人、老车长与车匪在一节夜间行驶的列车守车上发生的一段遭遇，以“列车”象征重新出发前进的国家，探讨了权利与责任的关系，也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主旨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以现代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写实戏剧，使大家看到了一种按照生活和心理本身的复杂冲突去结构剧情的可能性。作家用生活化的语言对生活进行了朴实的描写，而表面的波澜不兴之下汹涌着激烈的心理潜流，戏剧冲突以心理交锋来酝酿和推动，张力十足。在艺术上，该剧最出新的地方，则在于把人物内心世界外化为舞台场面的表现手法。也就是高行健自己自觉追求的戏剧“语言直观化”，表现了戏剧虚实互转的“假定性”特征，也彰显了剧作家深刻的、创造性的舞台戏剧意识。该剧电影化的叙事手法也拓展了戏剧舞台的审美空间，丰富了观众的戏剧审美体验。 无场次多声部生活抒情喜剧《车站》，在艺术的探索方面比《绝对信号》走得更远。剧作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八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周末的下午来到一个车站等车进城，几次车过不停之后，其中一个“沉默的人”坚定地迈开双腿徒步进城，其余的七个人则在焦躁不安、抱怨责骂和偶尔对“沉默的人”的猜想中继续原地等待，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车还是没来，人们这才偶然发现这个车站早被废弃了。现在看来，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积极行动、自我救助的现代人生主体精神的肯定。以及对因循保守、目光短浅、缺乏主见、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的善意嘲讽和警示，恰恰是剧作家敏锐把握社会观念变革并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的探索先锋进取的特点。 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明显地借鉴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文立足于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两相结合，对剧中所欲表现的主旨赋予了新的内涵。剧中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背景而来，并满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的憧憬，家长里短的主妇、初次赴约的少女、满怀理想的青年考生、自信技艺超群的师傅、满足于现实既得利益的主任、无所事事却对现实处境愤懑不满的愣头青小伙、痴迷棋艺的大爷，还有不说一句话只有行动的“沉默的人”，戏剧台词几乎全是平直朴素的生活语言，从剧作结尾所有角色还原成普通观众“甲乙丙丁??”并对剧中人加以评论的设计可以得到体现。而人们在车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性极强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嘲弄了盲目、被动、保守，在无望的等待中自白耗费时间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剧作家以这样新奇独特的现代手法，打破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感受来参与“演出”，与角色一起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世界荒诞感。《车站》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从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还在于剧作家第一次实验了多声部的戏剧语占表达方法。在剧中，不同人物组成不同声部，同时揭示不同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活动，或者几条行动线索齐头并进，交织成复杂、丰富的合音，造成内涵饱满的综合戏剧效应。这种实验既是剧作家实践自己的现代戏剧观的有益尝试，激发了导演和演员表演的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手段，也开拓了中国话剧史上新的审美形式。 22．同样集中于一个场景的剧作，《天下第一楼》与《茶馆》相比有什么不同？

剧作采用了闭锁式结构，全戏三幕全都围绕着主要人物卢孟实，描写“福聚德”的兴衰和人事纠葛，笔墨非常集中，因此人物命运波涌浪翻，非常引人入胜，观赏性很强。这是何冀平戏剧创作的一个特点，也是由该剧的主题决定的。与同是集中于一个场景来写戏的《茶馆》相比，《天下第一楼》并不试图通过小场景来折射不同大时代的社会风云，它的“面”并不宽，其独到之处在于“深”，即将笔锋探向人的性格、人的内心，从而试图揭示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

下的人物深层心理结构，并传递出剧作家对人生内涵的悲凉感悟。 23．《暗恋桃花源》讲的是两个什么样的完全不搭调的故事？作者是怎么安排的？

《暗恋桃花源》的剧情是两个完全不搭调的故事：由于剧场调度的安排失误。两个剧组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在同一时间的同一个舞台上彩排。“暗恋”讲述的是生命垂危的江滨柳躺在病房中回忆早已失散却40年不渝的恋情，优美而感伤；“桃花源”则是改编的古典名篇，活色生香的春花与无能丈夫及偷情汉子亦古亦今纠缠不清的闹剧，世俗又戏谑。既是“戏中戏”，又是互扰、互接。正是这样一种看似完全不和谐的艺术构思，却将两组迥然相异的人物、两个完全无关的故事、悲剧与喜剧、当下与回忆、真实与虚幻、现实与历史、纯净与混乱搭接在一起，看似无序，实则暗合了当下世人的生活体验和潜意识，达到奇妙的统一，获得一种新奇、复合、多义的审美效果。互扰与互接是该剧结构的重要手段。两个剧组都要争相排演，相持不下，相互的“干扰”在所难免，但是在巧妙的结构中，这种原本应该不能容忍的“干扰”却暗自生出一种奇怪的秩序，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相互天衣无缝地互接在一起。这种手段固然是符合和满足了观众在以纷乱的干扰成为常态的社会乱象的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是剧作家敏锐地把握现实人生状态，并找到一种精妙的“在多线叙述结构里穿梭自如”的艺术结构方式。 24．“归来诗人”（或称“复出诗人”）主要指哪些诗人？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哪些共同特点？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等原因自50年代以来陆续离开诗坛，现在又重新回来的诗人，故又称“复出”的诗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如鲁藜、绿原、牛汉、曾卓、罗洛等；二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其中，既有在50年代以前成名的艾青等，也有50年代崭露头角的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昌耀等；三是在40年代后期与“左翼”诗歌保持批判性距离、在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九叶派”诗人，如辛笛、穆旦、唐湜、杜运燮、郑敏、陈敬容等。此外，还有自50年代以来屡受批判，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蔡其矫等。 “归来”的诗人大多以个人的坎坷经历来印证历史的“曲折”，在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点：普遍具有凝聚着历史沧桑感的“归来”主题，带有“自叙传”性质。艾青把自己复出后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命名为《归来的歌》，流沙河和石天河有同题诗作《归来》，梁南也有《归来的时刻》等，这些诗无疑都带有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20余年的痛苦历程，使诗人们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为真切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因而其创作也变得深沉和诚挚，更富于理性色彩。梁南的《我不怨恨》中有这样一组引人注目的形象：“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然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这是一种执著，一种痛楚与挚爱、冷酷与热情的复杂情绪组合。离乱和践踏并不能摧毁诗人对于人民和土地的热爱。这一主题在许多归来诗人的创作中，又常常表现为一股感伤情绪。老年人悲哀于不可复得的《失去的岁月》(艾青)；中年人悲哀于失去了的宝贵青春与爱情，如林希的《你曾经是我的舞伴》、周良沛的《要求》、流沙河的《归来》等。然而，比感伤的诗情更有价值的是，诗人们重新开始了对艺术独创性的肯定和追求，使诗歌重新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和色彩：艾青的淡泊、机智、富于哲理；绿原、牛汉、曾卓的冷峻与苦涩；昌耀、流沙河的浓重忧伤；公刘的火焰般的激情??无不闪耀着个性的炫目光彩。他们的努力．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面貌的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5．“崛起的一代”主要指哪些诗人？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哪些共同特点？他们与“朦胧诗”是什么关系？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涌现的青年诗人，特别是以食指、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他们一开始就被当做一个“群体”看待，主要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存在某种共性，即对图解政治概念的厌烦，敢于直面当代人复杂与丰富的思想情感。在这些所谓的青年诗人中，还包括一批在延续“十七年”时期诗歌主流传统的同时又重新高扬五四启蒙精神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在新时期诗歌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朦胧诗”的出现。朦胧诗人的集结，以及他们向传统诗艺的冲击和对现代诗艺的追求，使新时期诗歌出现了第一次最有革命意义的浪潮。因此，以谢冕为代表的诗评家把这股应运而生的现代诗潮称为“新诗潮”。

26．北岛为什么会被诗意地比喻为“北方的孤岛”？

北岛的诗歌常常表现一个清醒的、孤独的觉醒者的自我描绘与内心表达，描绘孤独落寞形影相吊的情境，被诗意地比喻为“北方的孤岛”。北岛的孤独感以一种整体情绪意识充满、浸透在诗里。《和弦》描绘了一位孤独者的形象，在孤零零的风、岛、梦、野猫的烘托下，呈现出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界限》以一只孤独的野鹤表达孤独的意绪；《岛》开头的几句诗也许正是北岛自身形象的写照：在茫茫的雾海里，似在前行，在晴朗的月色里，又在滞留，诗的结穴点不在“航行”和“开始”，而在“停泊”和“消失”，这种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显然已经超越这个“岛”可感的具象。

式意识也使马原成为推动先锋小说走向繁荣的一位重要作家。与此同时，深受马原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洪峰，也相继发表了《奔丧》、《瀚海》和《极地之侧》等先锋小说。到1987年，由马原开创的先锋小说在形式实验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许多重要的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和叶兆言等人，都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在以后的两三年内，创作势头依然不减，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小说均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这场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运动肇始于马原，但后来者显然不愿意成为如马原式的唯形式主义者，他那种形式至上的创作缺陷，在洪峰的《奔丧》、《极地之侧》等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在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笔下，小说的思想性，尤其是有关历史批判与人类存在状况的创作主题开始受到了格外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克服了以往先锋小说的“唯新”论色彩，将“形式”与“意义”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融合。最后是以“书写个体存在”为主旨的先锋小说。相较于马原等人对形式实验的刻意追求，史铁生和残雪等作家显然更为关注人物的存在境遇与价值抉择问题。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原罪》和《宿命》等，不仅用寓言形式探讨了生之意义，而且还在揭示人生荒诞性的基础上，流露出了一种深重的人文精神与宗教情怀。与之相类似，尽管残雪在《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瓦缝上的雨滴》和《苍老的浮云》等作品中，用一种高度抽象和艺术变形的手法，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幅梦魇般的生存景观，但其中仍然隐含着作家念兹在兹的人道关怀。而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运用新历史主义笔法，通过虚构家族历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主流历史的深刻怀疑，这其中也仍然暗含着借助历史批判表达人道关怀的叙事策略。至于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等作品，则将这种存在主题与造成国人异化的“文革”历史联系起来。这一历史批判的小说主题，充分折射出先锋作家批判“文革”和反思人性的启蒙精神。 43．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哪三种叙事策略？每种策略各说出一篇小说。 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三种颠覆现实真实、重构精神真实的叙事策略。

一是打破“虚伪的现实”的理性秩序。怀疑现实秩序，意味着对现实理性秩序的怀疑。而余华用来戳穿“虚伪现实”面具的武器，便是他的第一种叙事策略，即以“暴力叙事”打破现实提供的理性秩序。余华小说中暴力事件来源于人物心中蠢蠢欲动的欲望。因此，暴力本身便是人类主体精神自我出场的一种形式。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在搭顺风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殴斗。当“我”为汽车司机的利益与人打架时，司机却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甚至看着“我”被打坏的鼻子“表情越来越高兴”，最后司机跳上一辆拖拉机，“哈哈大笑”地离去了。在这部小说中，对暴力事件的叙述直接摧毁了现实存在的“文明秩序”，司机的行为无疑对现实真实构成了颠覆。

二是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与现实相似的叙事细节。这些细节的真实性令人恍惚觉得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之中，甚至真实得可以去触摸它们。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细节，只不过是余华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可以这样理解，为了表现那些“真实得可以令人抚摸”的欲望和记忆，即作家心且中的精神真实，余华试图用叙事证明人类主体的精神，其实真实得如同可以触摸的客观现实。因此，在余华笔下，原本抽象的精神现象、虚无缥缈的超验事物就具有实在的“物性”。例如“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随后用双手将鼻子向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一九八六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真实”细节发生的故事背景，始终都是作家精神想象的产物，如兄弟相残、卖人肉、自残等。这些事件的精神烙印显而易见，但是，余华却把它们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现。那些在现实看来荒诞不经的事物，却在余华笔下充满了质感，“真实”地矗立着。

三是对精神事件的叙事重构。余华小说的叙事场景大多具有明显的虚拟性质，它处处渗透着形而上的精神意念，那些逼真的细节叙述就在这种超现实的叙事场景中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精神属性。《往事与刑罚》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叙事语境，小说人物没有姓名，情节发展被错乱的时间搅得支离破碎，甚至故事的发生时间也在小说创作时间之后，这本身便表明了小说的虚拟性质。因此，无论余华对刑罚的细节展示得多么逼真，都无法改变那些细节叙述的虚幻性。 44．什么叫“伤痕文学”？什么叫“反思文学”？什么叫“改革文学”？各说出两位作家及作品。 1977年底，刘心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文学界乃至全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与稍后发表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等一批作品一起，暴露了《文革》在人们心中记下的伤痕，史称“伤痕文学”。 以深入反思“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悲剧为题材的一批优秀作品，如《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高晓松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等，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作家在深挖历次政治运动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根源方面达到的思想与文学高度，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史称“反思文学”。几乎与“反思文学”崛起的同时，描绘改革风云、塑造改革英雄、记录改革艰难的一批作品也异军突起，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因发挥了为推动改革的重要作用，史称《改革文学》。

45．结合“原生态”、“生活流”、“零度情感”等关键词，说明新写实小说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变化。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始于《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但从评论界普遍认同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来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1986年，“新潮文学”方兴未艾之时。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等人。他们作品的基本风格被评论界概括为描写“原生态”、“生活流”、“零度情感”。即冷静地“关注人的生命内部奥秘，关注人的生存本体意义”。这样，它实际上已经“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殖意识发生暗合”0。这样，它就以鲜明的“欲望叙事”而不同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原生态”、“生活流”的琐细笔触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以“零度情感”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重情的叙事风格。而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欲望在人生悲剧中的意义——它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世俗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底层写作”。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食欲、性欲和暴力成为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刘恒发表于1986年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在刻画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时，便淡化了极“左”政策伤害农民的社会意义，而突出了家大口阔、食欲难填、为了糊口不得不偷粮食的生命意义。刘恒后来发表的小说《伏羲伏羲》(后改编成电影《菊豆》)在刻画男女性爱悲剧时，淡化了爱的主题，而突出了“性欲”和“乱伦”的生命意义。这些作品在突出人生悲剧的欲望意义的同时写出了欲望的躁动与生命的虚无，也就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浸染。稍后，苏童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红粉》和长篇小说《米》，在描写人的欲望之惑方面也有了新的探索。其中，《妻妾成群》(后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颠覆了传统批判男权主义的反封建主题，进而凸显了欲望之谜。

刘恒、苏童在刻画欲望支配人生、欲望扭曲人性、欲望困惑人心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表现出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年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为代表的“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崛起，昭示了文学在探索人性上达到的本能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写实的故事中融入现代派手法的自然与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弥漫的北方乡村气息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米》中对南方乡村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创新都有所贡献。

与刘恒、苏童的“欲望叙事”风格不同的，是以刘震云的《新兵连》、《一地鸡毛》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为代表的“生活流”写法。他们有意淡化了“欲望”主题，而致力于还原普通百姓“一地鸡毛”的琐细生存状态。尽管对这样的风格，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作品在文化市场上得到了大众的追捧，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又显示了这股情绪的某种当代适宜性，说明市场是需要这样的文学的。 然而，新写实小说也终于难免盛极而衰的命运。在尽情宣泄了“审丑”、“溢恶”的情绪以后，有的作家也有了超越的尝试。如方方发表于1987年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风景》，虽然也有关于底层阴暗人生的冷峻刻画，但作家本人是更倾向于强调“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才是导致那些底层人的心理阴暗的社会原因。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而刘恒在199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明显远离了“审丑”、“溢恶”的情绪，开始以悲悯、理解的眼光打量起底层百姓“不幸中的幸福”、“知足常乐”的生活来。此篇与早几年余华发表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起，表达了当代作家理解现实、同情弱者的可贵情感，因此也显示了世纪末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悄然回归。此外，刘震云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手机》，也表现了作家敏锐捕捉新的生活方式、发现新的情感空间、追求新的语言趣味的才华。由此可见，当另一批作家纷纷将“欲望叙事”写到了狂欢的地步时(如贾平凹。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和卫慧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等)，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已经开始了不约而同的“突围” 与超越。

46．为什么说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 方方发表于1987年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风景》，虽然也有关于底层阴暗人生的冷峻刻画，但作家本人是更倾向于强调“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才是导致那些底层人的心理阴暗的社会原因。当她在关于《风景》的创作谈中指出“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时，她其实已经站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因为批判现实主义从来就是将人的堕落认定是社会的不公所导致的。此后不久，她于1990年又发表了具有深刻反思意味的知识分子题材小

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对造成两代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时代与环境因素进行了追问。她于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也仍然是反思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成果。因此，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 47．简要说明刘恒与苏童小说“欲望叙事”的异同。

刘恒作品在突出人生悲剧的欲望意义的同时写出了欲望的躁动与生命的虚无，也就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浸染。读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感到人生的苦闷与无奈。而苏童在描写人的欲望之惑方面有新的探索。其中，《妻妾成群》(后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颠覆了传统批判男权主义的反封建主题，进而凸显了欲望之谜：“不明白为什么每逢阴雨就会想念床笫之事”，“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纵欲的结果是报应接踵而至，欲望虚幻的主题也因此在最后呈现了出来。

刘恒、苏童在刻画欲望支配人生、欲望扭曲人性、欲望困惑人心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表现出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年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为代表的“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崛起，昭示了文学在探索人性上达到的本能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写实的故事中融入现代派手法的自然与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弥漫的北方乡村气息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米》中对南方乡村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创新都有所贡献。

48．简要说明杨朔、秦牧与刘白羽散文的不同特点。

杨朔是一位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明确的创作主张的散文家，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化散文”的概念，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探索勇气。1956年发表的《香山红叶》标志着他散文创作的成熟，而《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泰山极顶》等名篇则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杨朔散文除了以诗为“神”的特点之外，还突出表现出“通讯化”、“小说化”的特点。虽然他的散文存在着把表现“自我”置换成表现“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局限，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当时众多散文媚上媚俗盛行的情况下，他能以精湛的构思、典雅的格调而“一枝独秀”，无疑已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 秦牧与杨朔享有“北杨南秦”之誉，他的散文知识信息丰富，题材广泛，思路开阔，清新隽永。而平中见奇，夹叙夹议，以富有个性的语言直抒胸臆或发挥议论，也是他散文的特色。另外，他也很注重语言的推敲，善于运用精彩的比喻。但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有些内容有粉饰之嫌，因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战争生活经历是刘白羽散文审美品格中的两大重要因素。他在《灯火》、《红玛瑙》、《秋窗偶记》、《雪》等散文中善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处思考，构思呈现逆境、顺境的转换，并常用一条回忆的线索串起若干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构成一幅历史长卷。另外，他还善于用崇高与辉煌构建起散文形象系统，《长江三日》就是对“革命的、战斗的哲学”和“激流勇进精神”的热情赞美。他的散文多引用古人诗句，借诗的意象表达作者追求时代精神的强烈情感，情感也常常是汹涌奔腾、一泻千里式的浓烈，常常表现出骈散结合和抑扬顿挫的特点。 49．简要说明余秋雨散文中“仪式感”的审美特征。

研究戏剧理论出身的余秋雨，从戏剧剧场演出所特有的“仪式感”中得到启示，并且把它引入散文的营造之中，精心创设一种散文的“仪式感”。

“仪式感”是余秋雨散文乃至他的戏剧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余秋雨曾经阐释过仪式所具有的“象征性、拟态性、观赏性”等审美特征。所谓象征性，是指仪式中的活动，不是现实生活和精神活动中某些规定情境的原生性再现，而是一种替代，以此物替代彼物，如用面具来指代神鬼等非扮演者自身的角色；所谓拟态性，是指在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同时，它又在制造一种模拟和重现现实的假象，以假定性的存在作为仪式的前提；所谓观赏性，是指仪式所进行的程序和活动中，融入某些形式感很强的程式，从而获得了形式的审美意味，让观看者和参与者在感性参与中领悟到审美活动的魅力。

在余秋雨的文字中，对仪式感的应用，从构思到布局，从内在冲突到叙述语言，都自觉地体现出来。在《风雨天一阁》起始的第一节中，就两次提到“仪式”一词：“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这显然是要营造出一种仪式感。走向莫高窟，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次不辞劳苦的旅游，而在余秋雨笔下却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狂欢，一种投入审美境界的盛举，而且被余秋雨描述得情

采飞扬，激越非常，波翻浪卷，汹涌澎湃，以一浪高一浪之势将莫高窟推向了美轮美奂的极境：“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义理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50．简要说明金克木与张中行的散文风格的异同。

金克木的散文，思路开阔，富于跳跃性，无论怀人记事抑或评事论理．都谐趣横生，洒脱自如，严肃当中总是浸润着诙谐。散文妙笔连连，却并不铺张，行文简洁又跌宕多姿，或是人物的政治见解，或是学业上的成就，或是日常待人接物中的某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常常三言两语就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单刀直入地触及人物的命运，颇有散文大师鲁迅的遗风。入木三分、性格灵魂如置眉睫之前的点睛之笔，在金克木的散文中经常见到。

在形式上，金克木的散文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对话体”的运用。对话是“后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对话指的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在金克木的散文里，不仅“对话”较多，而且在对话形式的设置上多有别出心裁。通常的对话体一般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金克木则以超人的想象力进行着新的尝试，如《与诗对话：(咏怀)》出现的人与诗的对话。与其他学者型的散文家相比，金克木思想解放，“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敢恨，敢爱，敢于批判，无论是精神内涵还是外在形式，都呈现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深厚素养，体现的是一种“自治”的人生哲学和“自在”的人格哲学，是老生代散文作家乃至整个20世纪末散文家中的佼佼者。金克木散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散文家应该追求一种自然的境界，越是远离有意识的“修饰”，文章就越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张中行是老生代散文家中典型的“老夫子”。被人称作“超然的观察家”、“宁静的学者”。人生的沉浮与生活的磨难，没有直接在他笔下留下太多的痕迹，而更多的是赋予他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他的散文除冷峻之外，还表现出一种古雅的气质。这种掩饰不住的“雅韵”，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深厚学养的具体体现。“每自著文”，必涉及古典文献或者是古代传说。他在文章里当然也要说“今”，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古训，无时无刻不想到以古鉴今。“儒”敦促他兼济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为他淬火，使他少了些许锋芒，雪藏了杀机，捐弃了蝇头之利，避免了随波逐流，于出世的冷眼旁观和无欲的刚强中更坚韧了“儒”的人生信念。以往人们在品评中国文人时常用“理想为儒”、“实用为道”来概括，而在张中行这里，完全是儒道合一了。

张中行的散文，其总体格调是古风古韵。在行文上更具文言的韵味，简洁而蕴藉，颇有文言的精粹特征。儒学思想不仅仅是作家吟咏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作品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张中行善于融古典精华于现代生活，熔古今为一炉，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并不“古典”。相反，其开放与激进的程度，丝毫不比年轻人逊色。从他身上，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他一直遵循“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张中行文笔老到，“随心所欲”、“自在逍遥”，其中既有淡淡的思古之幽情，无奈之惆怅，又有客观公允的评骘人事的眼光和无限的话外之音。他的散文里充盈着一种悠闲、自在的闲适气氛，“名士谈心”、“野老散游”式的舒缓节奏、“平和冲淡”的特色与他的老师周作人如出一辙。因此，与其说是一种“闲话”，倒不如说是一种“闲适”的格调。张中行的散文“闲适”的第二个资本，就是他的哲学方面的储备。在青年时期，他曾经下大力气在哲学方面做过深入的探索。他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种哲理的深度。他谈禅论佛，评儒议道，皆成性灵文章。富有哲理意味的闲谈，只属于张中行“这一个”。

张中行的文章具有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他的文章虽然缺少张扬蹈厉之辞，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是他所拥有的“古雅”与“凝重”却构成了他的鲜明特点。从他那自然、婉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闲适”的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他对于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世间的一切在他面前都不再重要，因而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 51. 简要说明余秋雨与韩少功的散文风格的异同。

余秋雨从戏剧剧场演出所特有的“仪式感”中得到启示，并且把它引入散文的营造之中，精心创设一种散文的“仪式感”。在余秋雨的文字中，对仪式感的应用，从构思到布局，从内在冲突到叙述语言，诗性话语，都自觉地体现出来。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其形象性和情感性都得到了精心的强化，这体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将知性的思绪与饱满的情感、抽象的理念与感性的形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富有诗意蕴涵的表述方式；二是将具有不同情感色彩和价值蕴涵的句子交错缠绕，或者互相补充或者相互冲突，形成语言的情感张力；三是将具有暗示性的含蓄蕴藉和直接热烈的抒情议

论相互结合，形成语感的不同层面和叙述的波澜曲折；此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段，对比、铺排、递进、夸张、隐喻等，更是屡屡采用，构成一种诗情洋溢的语境。

韩少功是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其小说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山南水北》记录了作家离开城市来到他曾经插过队的湖南汨罗县八溪峒乡，过起筑屋、垦荒、养鸡、种菜、割谷的农民生活的种种经历与见闻。很多评论认为，这是作家“归隐”、”隐居”的结晶。但韩少功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作家在散文里所表达的从具体内容到思想意识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的味道，反倒是留给了读者丰富而深刻的思考。映射出作家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映射出作家的博大胸怀与大仁大爱。

《山南水北》字里行间充满了美好的韵味。远远超越了通常的“寻根”与回乡的范畴，是作家逆“潮流”而动，怀着一种无比虔诚的心境对大地母亲的亲吻、对自然生态的一种良心发现，回乡只不过是一种必须借助的形式而已。作家是要去发现乡土生活中的美的、善的甚至是丑的等多种元素，重新建构乡土生活的价值。给读者最深的印象是清新、自然的风格。从题材来说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从语言特点来说是“山水画卷”，恬淡优雅。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在大自然中生存着的各色人等，在作家笔下无一例外地以本色和盘托出，是一种“纯天然”的出水芙蓉般的纯净，没有丝毫的雕琢与修饰!

52．简要说明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创作上的文学成就。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上，金庸独辟蹊径，力求突破传统武侠小说那种陈旧的创作模式。他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新武侠小说中，摒弃旧武侠小说中存在的糟粕；一方面又借鉴“五四”新文艺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还灵活地运用了一些现代电影和戏剧中的表现技法。中西古今的丰厚学养，使金庸武侠小说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金庸小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有些作品已经成为武侠小说公认的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其浩瀚奔腾的才气，俊逸潇洒的文笔，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真情、柔情、豪情，深沉委婉、细腻动人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一幅幅斑斓的社会画卷，塑造出一系列充溢着人情美与人性美的人物画廊，挥洒着无与伦比的雄浑力度和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他踏入江湖的时间虽然迟于梁羽生，但后来居上，众望所归，有“武林盟主”的美称，在武侠小说界引起了一场革新运动，使新武侠小说的魅力深入人心，吸引了无数读者。严家炎指出：“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拓了武侠小说的新天地，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使新武侠小说具有同精英文学并驾齐驱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小说雅俗对峙的鸿沟。 53．简要说明《笑傲江湖》的主要特点和成就。

《笑傲江湖》开始创作于1967年，此时正处于祖国大陆“文革”的高潮期，这一动乱波及香港后，关心时事政治的金庸自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他开深入思考“文革”的各个方面，并把得到的感悟融入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江湖世界里的刀光剑影、人事纷争来揭示中国从古至今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和普遍人性在特定情境下的必然表现。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没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似乎是一部供人赏玩的纯粹“武侠小说”，但实际上却是金庸受“文革”启发，以生动的艺术画面展现的一部意蕴深刻的中国政治斗争史，一部有极强象征性的政治寓言小说。

《笑傲江湖》气势雄伟，笔力豪放，思想内容深厚，艺术表现精湛。它以一部《辟邪剑谱》为中心线索，展现了一个争权夺利、颠倒黑白、是非难分的武林世界。这个江湖充满了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处处潜伏着争权夺势的野心与贪欲，似乎跟中国的传统政治世界有几分相近之处。在疯狂的权力角逐中，人人都变得虚伪狡诈，丧心病狂，机关算尽。岳不群、左冷禅、余沧海、东方不败与任我行等人各怀鬼胎，为称霸武林而施展着各种阴谋诡计。

《笑傲江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一般武侠小说难以企及的。老谋深算的岳不群是华山派掌门人，表面上温文尔雅，有谦谦君子之风，经常告诫弟子要“时时记得仁义为先，做个正人君子”。但内心却虚伪自私、阴险恶毒、野心十足。为夺取《辟邪剑谱》，他不惜以自己的女儿为诱饵来接近林平之，夺得秘籍后又杀人灭口，嫁祸给徒弟令狐冲。为称霸武林，他不惜自宫来练辟邪剑法，结果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口是心非，城府极深，满口“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却亲手杀死恒山派两位师太，在众人面前仍信誓旦旦，要捉拿凶手，为三位师太报仇。他狡猾卑鄙、诡计多端，对左冷禅派来的奸细礼遇有加，并将计就计，将《辟邪剑谱》通过奸细送给左冷禅，使左冷禅误入他的圈套。在少林寺和令狐冲比剑时，故意震断左腿，以苦肉计麻痹敌人，使左冷禅对他掉以轻心。在争夺五岳派掌门之时，他凭借辟邪剑法打败了左冷禅，还用毒针刺伤左冷禅手掌，刺瞎左冷禅双眼，却冠冕堂皇地说：“在下与左师兄比武较艺，原盼点到为止。但左师兄武功太高，震去了在下手中长剑，危急之际，在下但求自保，下手失了分寸，以致左师兄双

目受损，在下心中好生不安。咱们当寻访名医，为左师兄治疗。”形象地展露了岳不群伪君子的丑恶嘴脸。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中，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林平之等的人性都遭到扭曲，变得龌龊不堪。小说的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和博爱情怀的侠义之士。在争权夺利的险恶江湖里，他出淤泥而不染，放弃当日月神教的掣薮主和五岳剑派的“总掌门”，在一曲“笑傲江湖”中携爱妻任盈盈远离权力纷争，归隐山林，表现了一种“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的洒脱。

《笑傲江湖》仿佛给读者展示了一座人性的炼狱，里面既有人性的堕落，也有人性的美好，从而使我们在这个恶的世界里既感受到善的伟大也看到爱的希望。其中，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美好恋情更是九曲回肠、春光无限，令世人心生羡慕。

54．为什么说《神雕侠侣》是一部爱情圣典？试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简要说明。

《神雕侠侣》讲述杨过和他的师父小龙女之间一譬尝登翌许，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小说主人公杨过负气从全真教逃出而误入活死人墓时，是墓里的小龙女收留了他并传授他正式武功，从而拉开了两人爱情故事的序幕。

在古墓中，师徒二人相互关怀，惺惺相惜，过着平静的日子。对杨过向而言，自己从小缺失父母之爱，在世间饱尝冷暖之苦，而萍水相逢的小龙女却对他关爱有加，这使他万分感动，决定要不顾一切地守护她，回报她。对小龙女而言，自幼父母双亡，由师父抚养长大，对杨过自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虽说她自小修炼玉女心经，讲究清心寡欲，但毕竟日久生情，在杨过拜她为师跟她学武功的过程中，她其实已经渐渐对他产生一种朦胧的好感。但两人的相恋却一波三折，劫难不断。这些磨难虽奇特而残酷，但又深刻而真实。多情自古伤离别，他们遭受了四次离别之苦，分离时间长达16年之久。第一次是因为“失贞绝望”，第二次是因为“礼教大防”，第三次是因为“双重打击”，第四次则是因为“绝情救过”，这四次离别，“一次比一次痛苦，一次比一次更惨烈，一次比一次更长久，而又一次比一次更真挚”，表现了杨、龙的至情至性和他们对感情的忠贞不贰，读来荡气回肠，感天动地。

杨过重情重义、灵活机智、武艺出众、英俊潇洒，有很多年轻美貌的女子都对他心生爱慕之情，如陆无双、程英、完颜萍、公孙绿萼、郭氏姐妹等，但他一生钟情于小龙女，虽有时也会意乱情迷，但他生死相许的人却只有小龙女。尤其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杨过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她，苦苦等候着她。16年后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杨过对小龙女的痴情仍不减当初。日思夜想盼来约定之日，满怀希望重见相思之人，却迟迟不见小龙女的出现，这令他痛不欲生，绝望之际纵身坠入深涧中。而由于机缘巧合，这反而导致了他与小龙女的团聚。原来悬崖下是一个深潭，小龙女侥幸不死，重伤也得以治愈，只是苦于百丈绝壁不得上来，所以一直独自生存至今。这对历经千难万险、久经磨难考验的苦命鸳鸯终于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杨、龙的生死之恋是本书的主线，是最富魅力的地方。围绕着这条主线，金庸还写到了李莫愁、武三通、公孙止、裘千尺、郭芙等人的恋情，塑造了许多“情痴”形象，把各种各样的恋爱心态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把爱情的悲苦和甜美都写到了极致，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神雕侠侣》是一部爱情圣典，人物情爱的夺目光彩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小说中的“侠”和“武”，所以，它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写情的代表作。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尽情展现自己写情的深厚功力，谱写了一曲爱情的动人乐章。 55．《鹿鼎记》和金庸以前的武侠小说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鹿鼎记》是金庸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金庸的压轴之作。它的风格和形式跟先前的金庸小说迥然不同，在人们熟悉的武侠小说世界里，基本上都是“武”和“侠”两者皆备或是各有偏重，但《鹿鼎记》中既没有武功高强、义薄云天的武林侠客，也没有出神入化、高深莫测的奇妙武功，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的武打场面，武侠意味非常单薄。金庸费尽心机塑造了一个非侠客型的奇人韦小宝，围绕着他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清朝康熙年间政治风云，游戏笔墨中蕴涵着一定的历史意趣，所以，《鹿鼎记》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如果说韦小宝是个奇人，那么《鹿鼎记》则是部奇书，金庸让它“表现出了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欣赏趣味，表现出了一种象征和隐喻的，既关于人生又关于社会，以及关于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艺术世界。这使《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特殊的一部，也是数十年来我们整个现代文学中至为特殊的一部”。所以它充满喜剧色彩，富有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界的泰斗，也堪称一流的喜剧大师。《鹿鼎记》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基调为主，在作品中设置了许多喜剧情节，笑料迭出。但《鹿鼎记》中大多数笑料都不是浅层次地描写荒唐、丑陋的场景，不是随意地插科打诨，而多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在有趣的游戏笔墨中，还渗透着有关社会、人生、政治、历史等多种寓意。金庸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在小说中寄予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民族观。《鹿鼎记》的艺术技巧炉火纯青，思想内容深刻独到，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金庸的集大成之作。

56．1966年，梁羽生曾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是如何谈他们两人的不同的？

提示：在风格上，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是现代的“洋才子”。在人物上，梁羽生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精彩；而金庸写恶人、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在艺术上，梁羽生擅长写文采风流、豪迈脱俗、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名士型侠客，他们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情操高洁，深受读者喜爱。 57．简要说明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主要特点。

梁羽生以其雍容优雅的名士派风格影响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被推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他首先将新的文艺笔法、新的价值理念、新的创作技巧应用于武侠写作，使武侠小说的创作提高了一个层次。他虽然不像郑证因那样精通武功，但小说中的武打场面，一招一式，都刻画得十分精妙传神，令人惊叹，展现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底。他把武侠故事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既增加了作品的真实度，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他的武侠小说里有优美的诗词意境、浓厚的历史氛围、高洁的侠士形象、纯美的儿女情长、美丽的塞外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包罗万象，意蕴无限。

当然，梁羽生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武侠小说研究专家陈墨认为，第一，梁羽生对历史真实及其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规范的追求，限制了传奇文学本性的充分发挥和充分实现。第二，梁羽生坚持“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正统”观念和方法，限制了其创作成就。第三，侠的形象存在一定的类型化、概念化l的倾向。且作品的叙事模式，也有类型模式化的雷同之处。陈墨的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梁羽生的普遍意见。

58．为什么说《浣花洗剑录》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具有重要的地位？

古龙的小说创作从纯文学起家，但他在纯文学的创作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台湾武侠小说“三剑客”(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和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之下，古龙于60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经过几年试手之后，于1960年首次以“古龙”为笔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这部小说虽然没有给古龙带来很高的声誉，却标志着古龙武侠小说的出道。

《浣花洗剑录》出版于1964年，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具有重要的地位。该书的内容奇特，思想精妙，融入了古龙对生活真谛的理解，表现了古龙对上乘武学的参悟。它主要讲述了一个东瀛剑客不远千里到中国求证武道，从而引起中土武林风云变化的故事。小说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位剑侠形象——方宝玉，他从小饱读诗书、聪明机智、正直善良、胸怀坦荡。当剑法高深的东瀛剑客被紫衣侯打败后，曾许下七年后重返中土以洗一剑之耻的约定。由于紫衣侯在战中负伤而不幸去世，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方宝玉就肩负起了打败东瀛剑客的重任。为了阻止东瀛剑客在七年后血洗中土武林，他跟随紫衣侯的师兄隐身世外，五年多来潜心研究武道并终有所悟，成为一位武功高强的少年侠客。但江湖险恶，初出茅庐的方宝玉遭遇曲折离奇，最后历尽干辛万苦，终于以绝妙的剑法战胜了东瀛剑客，维护了中土武林的安宁。东瀛剑客也由此证得“无招破有招”的无上武道，死而瞑目。

《浣花洗剑录》所蕴涵的武学至理，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是从金庸那里学习得来。但古龙在模仿金庸的同时又进行了创新，他描写武功招式不拘泥于对一招一式的简单刻画，而是超越了武功技法的限制，上升到对武学精神的探求。在《浇花洗剑录》中，作家借紫衣侯之口道出无上剑道的奥妙：“我那师兄将剑法全部忘记之后，方自大彻大悟，以意驭剑，随心所欲。??也正因他的剑法绝不拘囿于一定之招式，是以他人根本不知如何抵挡。我虽能使遍天下剑法，但我之所得，不过是剑法之形骸；他之所得，却是剑法之灵魂。”这一武学奥秘其实同佛学里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相通之处。古龙把精深的禅机哲理同武学联系起来，虚化具体的武功招式，注重剑人合一，以意驭剑，所以会创造出“小李飞刀，例不虚发”的武学奇迹，成为武侠小说史上的一大飞跃。《浣花洗剑录》思想底蕴深厚，小说语言充满诗意，故事情节曲折新奇，小说境界高深莫测，是难得一遇的佳作。它已经显示了古龙小说创作的特色与风格，是古龙小说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9．在人物塑造上，金庸、梁羽生和古龙小说主要有什么异同？

在作品内容上，金庸和梁羽生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注重对历史环境的描写，把小说同国家民族的兴亡与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虚构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总是隐含着作者对人的理想化设计和对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美好希望。而古龙却特立独行，只写“江湖”，不写“江山”，超脱具体的历史时空。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不受历史的限制和束缚，在自由的艺术天地里，任凭感性的笔触自由驰骋，进而审视人生、探索人性，意境开阔深沉。

在人物塑造上，金、梁小说多“侠客”形象，但金庸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

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不能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古龙笔下多“浪子”形象，传统道德观念薄弱，注重个性的张扬，没有正邪的生硬划分，也没有“名门正派”与“旁门左道”的对峙，有的只是人物感情和性格的内在冲突，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真实本性。

在情节安排上，金庸小说开局平淡，但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人物纷纷涌现，关系错综复杂，故事一波三折，构思精巧严密，布局诡异莫测，意趣无穷。梁羽生小说开篇精彩，引人深入，但渐趋平淡，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古龙借鉴西方悬疑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精心设置悬念，强化了小说的侦探性和推理性。小说情节离奇曲折，计中套计，环环相扣，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偶然中有着必然，引人入胜。 、

在武功招数上，金庸凭借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能力，使各种超群卓绝的武功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如“百花错拳之美妙，六脉神剑之奇幻，化功大法之阴邪，辟邪剑法之妖逆，降龙十八掌之刚猛，黯然销魂掌之恍惚”等。梁羽生在武功描写上虽不及金庸，但他对一招一式的刻画也细腻而逼真，又有很强的写实性和道德倾向性。而古龙自知在金、梁的奇功妙招上进行突破是相当困难的，并对一招一式机械地过招提出过质疑，所以他在武功招数的描写上另辟蹊径，专门以“气势”与“快”字诀取胜，并指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了武功外，还要看体力、心态、判断能力等因素，“小李飞刀，例不虚发”，陆小风灵犀一指，就几乎战无不胜。

在语言运用上，金庸才识渊博，文笔雅洁，诙谐幽默，富于变化，环境语言有意境，人物语言有个性，叙述语言有时代感、地域感。梁羽生在中国古典文化上的造诣极深，他的小说语言文采飞扬，常有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富有浓郁的书卷气。而古龙非常喜爱西方文艺，追求语言的欧化。他好用短句，简洁利落，风格创新，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60．简要说明白先勇的《台北人》和《纽约客》的主要特点。（不要） 61．《台北人》是如何表现白先勇的故园离愁的？

在《台北人》中，城市空间的对立不仅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结构模式凝结着白先勇的故园离愁。 首先，是城市形态空间的广大与狭小的对立。尽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尽管台湾人也是炎黄的子孙，但无可置疑，当几百万大陆人漂泊至台湾时，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视为外来的闯入者。因而，《台北人》中的吴钦磊等漂泊者由祖国大陆迁往台湾时，一开始就充满着失落和无奈。狭小、封闭的生存空间，陌生、有限的孤岛环境，对这些习惯于广大、辽阔的大陆环境的漂泊者的刺激是致命的，他们的苦恼、不满、抑郁，常常直接源于他们对这种空间的无与伦比的敏感。与上海、南京等“到处的繁华”的街道相比，台北的“巷子里灰蒙蒙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冬夜》)。与上海、南京等地“华美”“气派”的酒店、餐厅相比，台北的“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的餐厅是简陋、寒酸的(《花桥荣记》)。与上海、南京等地宽敞、大气的剧院和舞厅相比，台北的剧院和舞厅是狭窄、土气的，以至于在金兆丽看来，上海“百乐门里那间厕所”也要比台北“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城市外在空间结构的狭小、逼仄，直接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吴钦磊们对它的认同感。于是，向过去广大的城市外部空间的回望，就成为《台北人》中频繁使用的结构模式与习惯姿态。借助于这种回望，《台北人》中的主人公们往往可以暂时超越令人窒息的狭小、逼仄的台北现实空间，而重回令人愉快的梦幻中的祖国大陆空间。对广大而又开阔的生存空间的渴求，是人的本性。如果说内部空间可以满足人追求归属、安全的需要，那么，外部空间就可以满足人追求自由的需要。吴钦磊、朴公、钱夫人等之所以对祖国大陆城市空间念念不忘，就在于在这种空间中，他们的生命意志获得过最大的张扬，他们自身的本质力量获得过最充分的肯定。而与之相比，自从进入到台湾这个狭小的空间之后，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过上一种蜗居生活，曾经叱咤风云的刘行奇出了家(《国葬》)，曾经名动一时的钱人成为深居简出的落伍者(《游园惊梦》)。久而久之，他们便都在这种狭小的封闭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幽闭恐惧症，生命活力日趋减弱，生命意志也日趋消沉。他们在焦虑和痛苦中，不得不选择精神上的逃离，因为只有在对现实空间的逃离中，《台北人》中的漂泊者才能在想象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自己对更为博大的祖国大陆空间的亲近。

其次，是城市经济的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在《台北人》中，对祖国大陆空间的认同，既通过空间形态的对比，也常常通过空间的经济化性质的对比得以体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南京等大陆城市，新兴的工商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钱夫人、李长官、尹雪艳等的生活享乐提供了诸多方便。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尚未脱离农业经济的樊篱，贫穷造成了主人公们生活的相对窘困。 62．简要说明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的成就和特点。

标志着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双向改铸和融合的最高成就的是他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从深层的精神资源上看，《白玉苦瓜》对中西文学的改铸、融合，首先来自西方现代哲人的启迪。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态势，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涌进了他的诗歌美学世界。对于陷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物，余光中并没有采取讽刺

和批判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更多传统的悲天悯人的仁者襟怀和温情。他的批判锋芒，更多地含蓄地指向了那使这些人陷于生存困境的环境。在展示人的生存困境时，诗人没有拘泥于对社会现实肤浅的描写，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生存俗相之下人物灵魂的真实动静。诗人更为看重的，是勇于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人。

生活的理想归宿也并不必然地指向西方现代主义者神往的彼岸世界，而是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中人类生命的自为和自救。这就使得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精英话语的改铸，有了令世俗生活美学化的思维革新指向，指向对诗歌情感与生活节奏同一性的原初本相的恢复。在台湾现代诗将创作和解读诗的活动日益变为少数人的专利因而陷入困境时，余光中的这种对传统文学功能观的认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白玉苦瓜》中，对传统的改铸和更新主要包含下面两层意思。首先，是将以往的传统投射到现在和未来的层面，使之具有一种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对中国传统的改铸，是针对现代哲学所启发的精神和方法所作的一种改铸。改铸的目的在于将传统体现为一种存活于当代生活并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系统。其次，是在现代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学进行追问和批评。

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双向改铸，使他的《白玉苦瓜》诗集中的诗作既区别于那种株守传统的“孝子”文学，又超越了那种一味西化的“浪子”文学。它在使“古典”与“现代”接通之时，也使《白玉苦瓜》的题材和内涵获得了较大的扩展。一方面，古老的人和事，循着对接的渠道涌入了现代生活；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也循着对接的渠道沾染上了古老的人和事的神秘色彩。这就使得在经过余光中双向改铸后展示的“虚构的世界“的后面，总是叠映着另一个奇异而又神秘的“虚构世界”。可以说，无论是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改铸，还是他对传统文学的现代化探索，都拓展了一种内生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台湾现代诗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丰富了台湾乃至中国现代诗现代化发展的模式。 五、分析题

要求：该题按小论文要求，答案不得少于1000字。在答题时应做到：论述清晰明确，举例具体恰当，文字优美流畅，逻辑清楚明了，不能完全照抄教材中的观点和内容，必须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 1．《茶馆》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它是如何通过三幕相对独立的戏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的？试结合作品主人公王利发的形象塑造加以说明。P50-51

《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这种追求光明的个人愿望与黑暗势力的搏斗比之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老舍的精心组织下更是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表现了老舍勇于实验创新的难能可贵的巨大勇气，以及驾驭作品的出色能力。

《茶馆》的又一个突出成就是戏剧语言独具特色。一是总体风格精练传神；二是人物语言个性化、动作化；三是具有浓郁的京味；四是幽默含蓄。老舍追求的是“话到人到”，“开口就响”，“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如第一幕刚开场的一段，二德子与常四爷发生冲突，王利发和松二爷劝架，马五爷喝止二德子，每人都只有一两句话，却传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透露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王利发的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常四爷的正义爱国，耿直刚烈；松二爷的热心乖巧；二德子的仗势欺人，欺软怕硬；马五爷的傲慢威风，都极为传神。《茶馆》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老舍的幽默讽刺艺术，以其不着痕迹的语言功力，把幽默和讽刺结合起来，无情地控诉和鞭挞腐朽的旧制度和民不聊生的不合理社会，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

《茶馆》沿袭了老舍创作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最有代表性。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其性格特征又决定着他的命运走势。他既是诚信本分、恭顺谨慎的“顺民”，又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具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着善良正义的一面。他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了绝路。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

2．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是《茶馆》中仅有的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点？在作品中的作用又是什么？

《茶馆》沿袭了老舍创作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最有代

表性。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其性格特征又决定着他的命运走势。他既是诚信本分、恭顺谨慎的“顺民”，又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具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着善良正义的一面。他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了绝路。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常四爷是底层旗人的代表，虽吃着“皇粮”，却被摈弃在统治阶层之外。他的特殊出身使他性情刚烈，出言无忌，他的爱国热情使他正义耿直，义愤激烈。“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的欺侮”。由于这种性格特点，他坐过牢，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清王朝灭亡后，70多岁的他只能以卖花生米为生。他的命运轨迹与王利发一样，也是直线下滑的。秦仲义是实业家的代表。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他的身份和地位大约是最高的。从一个有相当家产并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阔少，到被黑暗势力步步紧逼，终于彻底破产。他自己也从高傲自负走向自我否定，满腹辛酸地自嘲道：“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某人70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对旧时代作了辛辣的控诉。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人按各自的人生哲学奋斗一生，最终殊途同 3．《茶馆》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它是如何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的？试结合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这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以说明。

《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这种追求光明的个人愿望与黑暗势力的搏斗比之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老舍的精心组织下更是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表现了老舍勇于实验创新的难能可贵的巨大勇气，以及驾驭作品的出色能力。

《茶馆》的又一个突出成就是戏剧语言独具特色。一是总体风格精练传神；二是人物语言个性化、动作化；三是具有浓郁的京味；四是幽默含蓄。老舍追求的是“话到人到”，“开口就响”，“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如第一幕刚开场的一段，二德子与常四爷发生冲突，王利发和松二爷劝架，马五爷喝止二德子，每人都只有一两句话，却传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透露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王利发的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常四爷的正义爱国，耿直刚烈；松二爷的热心乖巧；二德子的仗势欺人，欺软怕硬；马五爷的傲慢威风，都极为传神。《茶馆》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老舍的幽默讽刺艺术，以其不着痕迹的语言功力，把幽默和讽刺结合起来，无情地控诉和鞭挞腐朽的旧制度和民不聊生的不合理社会，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

《茶馆》沿袭了老舍创作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最有代表性。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其性格特征又决定着他的命运走势。他既是诚信本分、恭顺谨慎的“顺民”，又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具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着善良正义的一面。他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了绝路。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常四爷是底层旗人的代表，虽吃着“皇粮”，却被摈弃在统治阶层之外。他的特殊出身使他性情刚烈，出言无忌，他的爱国热情使他正义耿直，义愤激烈。“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的欺侮”。由于这种性格特点，他坐过牢，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清王朝灭亡后，70多岁的他只能以卖花生米为生。他的命运轨迹与王利发一样，也是直线下滑的。秦仲义是实业家的代表。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他的身份和地位大约是最高的。从一个有相当家产并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阔少，到被黑暗势力步步紧逼，终于彻底破产。他自己也从高傲自负走向自我否定，满腹辛酸地自嘲道：“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某人70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对旧时代作了辛辣的控诉。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人按各自的人生哲学奋斗一生，最终殊途同

4．说明“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并结合《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谈谈你对样板戏艺术价值的看法。P52-53，56-57

在1958年至1964年间，样板戏的前身“京剧现代戏”是当时戏曲改革的一个主要成果，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滨》（《芦荡火种》）、《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在“文革”中被捧上了天，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几乎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

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秋。新四军某部在一场战斗后立即转移，将郭建光等18名伤病员留在了阳澄湖畔的沙家浜，中共江苏常熟县委委员陈天民，又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阿庆嫂将新四军伤病员藏在芦苇荡中，并在沙老太太和沙七龙的协助下，利用胡传奎和刁德一的矛盾，与之周旋。郭建光等伤病员痊愈后，趁胡传奎结婚之机，在阿庆嫂的接应下，一举歼灭敌人。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执笔文牧），1960年公演时改名《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接受任务后，团里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萧甲、迟金声导演，赵燕侠、高宝贤、周和桐分饰阿庆嫂、郭建光和胡传奎，并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江青观看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将编剧们安排到颐和园，因为这里拥有阳澄湖同样美丽的湖光山色，并调回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片的著名老生潭元寿、马长礼等，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剧团赴京演出沪剧《芦荡火种》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并重新改用原名：《芦荡火种》。1964年3月底，彭真观看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特别是“智斗”一场，精彩绝伦，《北京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和许多评论。1964年4月，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前，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观看了演出，但对剧团“提前”公演大为不满，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方案。但剧组还没不得及修改，这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观看了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修改一事不得不暂停。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彭真、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演出，并上台与演员握手和合影，以示祝贺。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因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江青强调说：“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 也就是说，突出阿庆嫂就是突出刘少奇负责的白区地下斗争，突出郭建光就是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红区武装斗争。这次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郭建光增加了不少成套唱腔，且十分精致耐听，就他在舞台上占据的时间而言，足以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二是将原剧本中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入敌巢，改为郭建光等人连夜奔袭，攻进胡府。

“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在形式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在“现代戏”和其他文艺形式（包括小说、电影和话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样板戏”中的京剧，主要是在 “沪剧”、“淮剧”和“话剧”等现代戏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内容上，“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样板戏”的许多原则和特征，如教材中讲到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都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江青将其改造为“样板戏”，只是将这些原则和倾向极端化、具体化。

5．为什么阿庆嫂能够周旋于胡传魁和刁德一之间，见招拆招，滴水不漏？试结合“智斗”一场的具体台词和唱词，分析阿庆嫂的形象。

《沙家浜》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阿庆嫂这样一个圆熟机敏、口齿伶俐、智勇双全、处事不惊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如“智斗”一场阿庆嫂的台词和唱词，富含机智，声东击西，左提右挡，以十分符合特定身份的言辞周旋于愚笨自负的胡传魁和阴险狡猾的刁德一之间。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见招拆招，滴水不漏；期间，胡传魁被阿庆嫂牵着鼻子走，刁德一始终冷眼旁观，旁敲侧击，三人的语言很生活化又有个性，既给演员创作表演留下很大空间，也使观众获得智性的满足，很见艺术功力。再如“斥敌”一场，在刁德一要以枪毙沙奶奶来探出阿庆嫂真实身份的紧要关头，阿庆嫂的台词也进一步显出人物的智慧和勇敢。一些大型唱段唱词讲究，音韵优美，如“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节奏上口，词意婉转，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字字合乎身份，句句暗藏玄机，既来自于民间文化，又高度艺术概括，为该剧增添了迷人的艺术光彩。 6．《车站》在艺术形式上有哪些新的尝试，在内容上又融入了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无场次多声部生活抒情喜剧《车站》，在艺术的探索方面比《绝对信号》走得更远。剧作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八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周末的下午来到一个车站等车进城，几次车过不停之后，其中一个“沉默的人”坚定地迈开双腿徒步进城，其余的七个人则在焦躁不安、抱怨责骂和偶尔对“沉默的人”的猜想中继续原地等待，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车还是没来，人们这才偶然发现这个车站早被废弃了。现在看来，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积极行动、自我救助的现代人生主体精神的肯定。以及对因循保守、目光短浅、缺乏主见、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的善意嘲讽和警示，恰恰是剧作家敏锐把握社会观念变革并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的探索先锋进取的特点。 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明显地借鉴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文立足于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两相结合，对剧中所欲表现的主旨赋予了新的内涵。剧中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背景而来，并满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的憧憬，家长里短的主妇、初次赴约的少女、满怀理想的青年考生、自信技艺超群的师傅、满足于现实既得利益的主任、无所事事却对现实处境愤懑不满的愣头青小伙、痴迷棋艺的大爷，还有不说一句话只有行动的“沉默的人”，戏剧台词几乎全是平直朴素的生活语言，从剧作结尾所有角色还原成普通观众“甲乙丙丁??”并对剧中人加以评论的设计可以得到体现。而人们在车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性极强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嘲弄了盲目、被动、保守，在无望的等待中自白耗费时间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剧作家以这样新奇独特的现代手法，打破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感受来参与“演出”，与角色一起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世界荒诞感。《车站》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从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还在于剧作家第一次实验了多声部的戏剧语占表达方法。在剧中，不同人物组成不同声部，同时揭示不同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活动，或者几条行动线索齐头并进，交织成复杂、丰富的合音，造成内涵饱满的综合戏剧效应。这种实验既是剧作家实践自己的现代戏剧观的有益尝试，激发了导演和演员表演的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手段，也开拓了中国话剧史上新的审美形式。

7．白嘉轩是白鹿村的族长。既仁义忠厚，又冷酷无情，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试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你自己的看法，分析白嘉轩的形象。

《白鹿原》是将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与广阔的时代风云水乳交融的典范。作品从白嘉轩六娶六丧所造成的困境开始写起，以相当的篇幅表现了乡村的土地买卖、盖房拆屋、耕作收获、成婚生子、建祠堂办学校、入祠堂祭拜祖先、正风俗惩孽子等乡村故事。在探索长远的民族生存之谜的动机指引下，那些原本是无足称道的民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关系、地气民风，在作品中都获得了相当的位置。同时，作品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出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农民运动、国共相争、抗日战争，直到十年内乱的侧影，气势雄浑厚重。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乡村权威——白鹿村的族长。可以说，他就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的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不遗余力的维护者。在村人眼中，他永远把腰杆挺得直挺挺的，威严有加。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可是，自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甚至小娥死后，白嘉轩还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掘墓焚骨，继续对小娥加以迫害。但同时，白嘉轩也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样是地主，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郭举人和黑娃；同样是威震一方的乡绅，同样是鄙弃和轻蔑，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 8．白嘉轩在村人眼中是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可是，他却不能容忍黑娃和田小娥这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结合，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们打入另册，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直至小娥死后，他仍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掘墓焚骨，继续对小娥加以迫害。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他就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的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不遗余力的维护者。在村人眼中，他永远把腰杆挺得直挺挺的，威严有加。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可是，自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甚至小娥死后，白嘉轩还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掘墓焚骨，继续对小娥加以迫害。但同时，白嘉轩也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样是地主，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郭举人和黑娃；同样是威震一方的乡绅，同样是鄙弃和轻蔑，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

9．教材认为，陈忠实将诸多的故事，都归结到朱先生身上，然而，对人物的偏爱，也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对此，你是如何看的，试通过作品中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白嘉轩的仁义，来自于姐夫朱先生的言传身教。隐身乡间的朱先生，是作家倾其所爱创造出来的一个现代大儒的形象。作家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他的圣人情怀。在清末民初以来风生水起的大动荡大灾难中，朱先生大仁大义，创造出为数众多的辉煌业绩：只身劝退围困西安城的20万清军，消弭战乱于无形；自带干粮主持白鹿原上的赈灾事务，清廉自守，功德圆满；主持编撰《滋水县志》，历经多年而成，而且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主办白鹿书院，广施教化，连黑娃那样冥顽不化、土匪成性的人，也受到他的教育，“学为好人”；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他又不顾老弱之身，立志奔赴战场，为国效力，事虽不逮，其情可旌。白鹿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传说中此地有白鹿保佑它的吉祥和丰收，在行文中，作家几次将朱先生比喻为白鹿，其用意自不待言。

陈忠实将诸多的故事，都归结到朱先生身上，然而，对人物的偏爱，也产生了负面的作用。例如，破四旧的红卫兵掘墓时发现朱先生死后留下箴言的，以证明朱先生的先见之明的情节，就明显地模仿了刘伯温拜祭诸葛亮墓的民间传说。为了神化朱先生，作家还打破儒家所奉行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让他夜观天象而预知来年庄稼丰歉。这些情节，使得朱先生的形象带上了几分妖气。小娥死后，瘟疫流行，村民以为是小娥显灵，要给她修庙上供，祈求她宽恕乡民，白嘉轩力排众议，要将其焚尸扬灰。为此，他去争取朱先生的支持。朱先生不但坚决支持白嘉轩的决策，还告诉他：“把那灰末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从情节上来说，这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挪用，但从揭示“仁义道德”吃人的一面来说，这却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笔。

10．小娥是《白鹿原》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表，甚至死后仍遭到迫害。但在她一生中，却先后爱过三个男人，你如何看待她对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的爱？

田小娥性格中有着大胆、勇敢、叛逆的一面，这使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反抗无情的命运。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为追求性爱而与黑娃同居。一开始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和黑娃在一起是为了报复郭举人，后来却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她甚至想守着黑娃过一辈子，想伺候他，想为他生儿育女，想孝顺公婆。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她的这种“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在一个非常态背景下要求平常生活的愿望是奢侈的。她的举动被周围的人所不容，认为她不要脸，不讲廉耻。甚至，连爱她的黑娃也这样说“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毬了”。他认为和她在一起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因为她的行为颠覆了当时白鹿原上存在的至高无上的两性秩序，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于是她的“爱情之路”坎坷、崎岖。偷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偷情之下的爱情是不道德的，以暴治暴的爱情追求更不是这个女人能够承受的反叛方式。除去简单的个人追求，纷乱的社会背景更把她推向文学悲剧的风口浪尖。由于黑娃参加了当时的“农会”，而“农会”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敌人打败，在那段时间里，田小娥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活的来源，田小娥先是做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被田福贤和鹿子霖当作黑娃来惩治，这使她在肉体和精神上倍受折磨。接着，她为了救黑娃而被鹿子霖趁火打劫，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再次处于屈辱的地位。后来，当白嘉轩和鹿子霖再次斗争时她又被鹿子霖当作报复自嘉轩的棋子，让她去勾引白孝文。而她把白孝文拉下水，又一次把自己置于无地自容的地步，致使周围的人更加地憎恨她。当白孝文受到惩罚时，她起码的良知与怜悯并未泯灭，她生出了忏悔之意。后来，白孝文堕落成了一个乞丐，她反而对白孝文更好，用善良和软弱的方式丧失自我，不计道德底线地同情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加深了她的悲剧感。 应该说，田小娥正值青春年少时期，应该有享有受别人尊重的权利，也有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利。她与黑娃的偷情是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中性这个最低层次的需要，而她后来想要与黑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是她对归属和爱这一层次的追求。后来她与鹿子霖和白孝文发生性关系也是为了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这一基本层次需要的满足。因为她当时已经被监控起来了，对她来说避免危险和生活有保障，同时又满足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田小娥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基本需要的追求，这是由于她第一层次的需要都难以实现，所以她没有办法去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 在与鹿子霖、白孝文同居的日子里，她沉溺于男女性爱的激情之中。或许对她来说这除了是对性爱的追求之外，可能还包含着一种男女双方的倾慕和玩赏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性可能成了田小娥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谋生手段。这种谋生的方式会压迫着她，让她透不过气来，她自己也会越陷越深，无法逃离这种生活状态。这就会加快了她走向自我毁灭的步伐。这注定了她永远无法获得那种心灵与肉体融合的自由和快乐。

11．通过《红高粱》讲述的“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从爱情和战争两个方面说明“红高粱精神”的含义，并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作者从中发掘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的？

“红高粱精神”：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

象征意义。它带人们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它体现在自立自强、生机昂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戴凤莲等人物形象身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和“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的后代子孙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②“种的退化”：《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是作家寄托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内心你情感。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莫言关于对象的“纯种”有着固执的爱。在《红高粱》中他对纯种的红高粱以及象征着“人”的纯种的呼唤更为急切。他甚至不惜直接向历史和未来发言：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在这里，莫言所谓的“种的退化”就是人的异化，对未异化的自立自强的人的赞歌，可视作《红高粱》系列的总主题。为了完成这一主题，莫言将家乡的典籍和非典籍的文化积淀作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后，用奇想构造了红高粱世界中的严酷的生存状态。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是莫言审美理想中的人的纯种象征物，在作品中也就成了意象。这种对“红高楼精神”的赞美与对“种的退化”的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12．莫言是否可以确定为本色的、原生态的农民作家？试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和他与其他乡土作家的比较加以说明。

乡村生活的贫困和家庭遭受的政治歧视，给莫言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而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莫言备受压抑。读小学五年级时，他因\文革\爆发而辍学，12岁就和成人一样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1976年，莫言应征入伍离开家乡，但故乡始终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1985年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枯河》、《爆炸》、《金发婴儿》、《自狗秋千架》等一系列作品，但真正奠定他在当代文坛上重要地位的则是《红高粱》。此后，莫言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酒国》、 《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

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家，或者是在乡村生长起来的，或者是曾经有过乡村生活记忆的。但优秀的作家都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视角。鲁迅写乡村，是用启蒙思想揭出病苦，唤醒人们的关注，是要改造国民性。沈从文写乡村，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在城市和文化人中闻，感受城市里的嘈杂、平庸、污秽，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回望遥远的湘西，把湘西的小小边城描绘成理想的桃花源，因而塑造出了翠翠这样的理想中的超凡脱俗的女性形象。赵树理写乡村，首先是着眼于解放区乡村的具体工作，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直截了当地解决的，就把它们写成小说，希望读小说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悟，得到点化，因此，注重的往往是乡村生活和政治环境的错综复杂性。而路遥、贾平凹、张炜和陈忠实都是在读中学读大学时就离开乡土，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之后，回望乡村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和思考的习性，推助着他们的创作：路遥所思考的是时代转型中的青年农民的出路，特别是青年农民在离开乡村去寻找和创造新的人生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贾平凹写乡村，有着传统文人的气质，保留了对乡村生活淳朴的记忆和欣赏，以及对时下乡村的衰败的痛心和疾愤；张炜写出了隋抱朴等乡村里的思想者形象；陈忠实将朱先生和儒家文化予以高度的理想化，同样富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

至于莫言，则可以把他定位为本色的、原生态的农民作家。莫言表现乡村生活，其独特性在于浓烈的乡村本色、农民本色。莫言曾说：\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息。??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莫言在乡村中整整生活了20年，并且彻头彻尾地当了近十年的农民，对于乡村生活、对于乡村的劳动，有着切近、深入的体验。进一步而言，莫言所表现的，是\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浪漫情怀和憧憬。他不是从外部去发现(或者欣赏或者哀叹)乡村生活的问题或诗意，感叹农民生活的自在悠然或者苦不堪言，而是置身于农民中间，和他们一道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顽强地生存并且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丰盈血性。《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蔑视礼法，敢于追求自己荡气回肠的爱情；《檀香刑》中的孙丙敢作敢当，非人的酷刑可以承受，但生命的尊严却不可摧折；《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农村集体化浪潮中，在时代氛围异常严峻的20余年问坚持做一个单干户，做自己的土地的主人，意志何其坚韧!关怀和同

情，是文化人的悯农情结。身处农民之中才会发现，如果一味地抱怨诉苦，自怜自叹，那日子何以过得下去?何况，即使是在最苦难、最惨痛的情境之中，生活也并不全然都是血泪，它有自己的韵味，有内在的情致。莫言曾说：\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血泪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写\文革\时期乡村青年人的感情纠葛的《自狗秋千架》中有这样一段话：\即便是那时的农村，在我们高密东北乡这种荒僻地方，还是有不少乐趣，养狗当如是解。只要不遭大天灾，一般都能足食，所以狗类得以繁衍。''《透明的红萝卜》一方面对沉重而荒凉的乡村生活状况、对黑孩的悲惨命运，描写得力透纸背；另一方面，仍然通过透明的红萝卜表现出了黑孩童心当中的理想和欢乐。莫言作品的修辞方式也很独特。莫言以农民的眼光看生活，农民所面对的田野和大自然间的万物，都是具有活泼的生命的有机体。

13．你是如何看待莫言作品中独特的儿童视角和\高密东北乡\？这对于他小说的独特性有多大作用？是否也妨碍了他创作的创新？P105-106

莫言的小说，经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创造一种新奇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儿童视角、孩子目光，在莫言的作品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叙述方式。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观察和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的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比之于感性和理性较为协调的成人，孩子处于感性敏锐、理性不足的时期，他们对世界的感性认知，既强化和突出了对象的形象性，也与文学作品的直感性和形象性优先相吻合。如黑孩在河边砸石头时，将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图像的一段描写：\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边传来的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到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红高粱》故事的主体，写的是\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那一代人的故事，但经常跳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个名叫小豆官的孩子。如果把这个人物拿掉，这个作品的主体恐怕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由于小豆官的在场、评述，使得这个作品非常生动、鲜活，有了一种盎然的童趣。《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里的一些成人叙述者，也有着一种长不大的儿童的心态，而《生死疲劳》中在六道轮回中的西门闹，由于兼有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特性，因而他(它)眼中的世界也更加富有情趣。

莫言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乡土文学，往往与特定的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鲁迅以未庄、鲁镇、S城命名的浙江水乡，以及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畔、周立波的洞庭湖区，都是印上了深刻的个人标记的。80年代以来，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建构更为自觉。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莫言曾经说道：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超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

莫言的家乡，在他的众多作品中，由此转化为高密东北乡。它最先出现在《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中，经由《红高粱》、《丰乳肥臀》，直到《生死疲劳》，莫言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如果按其历史顺序排列，《秋水》为其开端，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是写\爷爷奶奶\作为这块土地的开拓者的一段奇遇。然后，\爷爷奶奶\的形象在发展扩充和大幅度的改造后，又出现在《红高粱》系列作品和《丰乳肥臀》中。这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透明的红萝h》、《枯河》、《生死疲劳》等则是发生在当代现实之中。而且，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后者是作家真实感受着的人生，沉重、凄凉，前者是作家心灵中的幻象世界，激越、神奇。它在历史时间上是顺延的，在作家的创作上却是倒置的，由现实而返照历史的--经由想象力建造起来的红高粱世界的辉煌，映照出当代人的没落和凄凉，也印证着作家提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

14．所谓的\马原体\小说，其核心就放逐意义，重视叙述本身。你认为马原这种侧重形式的实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意义？

在先锋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马原是一位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作家。从他开始，中国大陆的当代小说首次颠覆了内容与形式的等级关系，\形式\已不再是为内容服务的技巧，而成为写作的最终目的。这一形式至上的创作观念，不仅引发了1985年的文学爆炸，而且也使马原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位焦点人物。在马原的小说中，往往存在着多重的时

空关系，不仅传统的故事结构方式被打乱，而且故事的背景氛围也被有意抽空，叙事逻辑呈现出\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的奇特景观。马原这种\反故事、反人物、反情节\，以\现象还原\或称\混沌\的方式写成的作品，首次颠覆了内容与形式的等级关系，\怎么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

马原的小说创作以《拉萨河的女神》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以前，马原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他的第一部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就是一部追求情节和人物塑造的现实主义作品。此后，以《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大师》、《叠纸鹞的三种方法》、《神游》、《上下都很平坦》、《西海无帆船》为代表，马原便为小说创作注入了极为鲜明的形式实验色彩。这些作品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缔造了一种\马原体\小说。

体现\马原体\特征最著名的作品是《冈底斯的诱惑》。这部小说讲述了探寻\野人\、观看\天葬\、顿珠婚姻等三个故事。交错叙述的三个故事彼此独立，既不完整，也没有明确的线索，往往是突如其来，又倏忽而去，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通篇的叙述主要由\自报家门\和自言自语式的独白构成，显得随意自然，完全没有传统小说的叙事秩序。在小说中陈列各种事件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生活现实偶然本质的叙事\还原\。而这种\还原\的叙事方式，正隐含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念的颠覆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冈底斯的诱惑》其实是一部作家依据自我的精神真实而展开的叙事实验，对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真实观和历史决定论构成了颠覆与挑战。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马原小说形式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此。《冈底斯的诱惑》的叙述方法极为奇特。叙述人称的不断改变，使作品始终都没有贯穿全文的叙述者，从而达到了虚构与真实的错位转换，不仅情节受到了抑制，人物也被彻底符号化。如央金只是陆高的个人印象，而陆高也不过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延伸。除此之外，小说还成功地利用了读者的期待心理，设置悬念，似有追索，但结果往往又与原来的期待形成强烈的反差，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阅读心理，实践了马原的\叙述圈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马原体\小说，指的就是这种放逐意义、重视叙述本身的形式实验。

15．什么叫\先锋小说\？为什么它在经历了初创期（1985-1986）与鼎盛期（1987-1988）两个阶段后，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在新时期初，“先锋”一词曾被用来描述当时的朦胧诗运动。1985年前后，随着马原、残雪、余华等作家掀起了小说创作的革新风暴，评论界便以“先锋小说”或“先锋派”小说来描述这些迥然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型小说样式。可以说，形式上不好懂是先锋最明确无误的标记。”

经过这些艺术积累和思想变革，先锋小说终于在1985年前后形成，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坛。首先是“文化寻根”层面上的先锋小说。随着寻根文学的出现，中国作家也开始了一系列自觉的形式实验。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和莫言的《红高粱》等，不仅在学习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手法方面借鉴良多，而且更为作品注入了意蕴丰厚的生命哲学等主题内涵。在他们笔下，诸如象征、隐喻和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手法均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他们也在叙事结构上追求一种时空观念的非物理化特征。凡此种种，都标志着部分寻根文学业已融入了先锋小说的创新浪潮。

其次是“形式主义”层面上的先锋小说。与寻根文学相比，致力于形式实验的先锋作家则在创作实践中真正实现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1984年，马原发表的短篇小说《拉萨河的女神》“是大陆当代第一部将叙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也标志着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开端。在这部作品中．过去被作家所忽视的形式因子成为小说创作的本体元素。这一文学观念的形成显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体自觉”意识的深刻影响，它强调文本结构的自足，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将形式从内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性，充分体现了先锋作家在形式层面所展开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后，马原又发表了《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作品。这种十分自觉的形式意识也使马原成为推动先锋小说走向繁荣的一位重要作家。与此同时，深受马原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洪峰，也相继发表了《奔丧》、《瀚海》和《极地之侧》等先锋小说。到1987年，由马原开创的先锋小说在形式实验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许多重要的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和叶兆言等人，都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在以后的两三年内，创作势头依然不减，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小说均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这场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运动肇始于马原，但后来者显然不愿意成为如马原式的唯形式主义者，他那种形式至上的创作缺陷，在洪峰的《奔丧》、《极地之侧》等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在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笔下，小说的思想性，尤其是有关历史批判与人类存在状况的创作主题开始受到了格外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克服了以往先锋小说的“唯新”论色彩，将“形式”与“意义”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融合。 然而，由于先锋作家在表达自身的启蒙理念和形式意识时过于极端，也终于导致了先锋小说的衰落。从1989年起，先锋作家的创作逐步进入了一个沉寂与调整期。从格非的《风琴》、苏童的《仪式的完成》、余华的《鲜血梅花》、叶兆

言的《半边营》和《十字铺》等作品开始，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色彩明显淡化，艺术手法的新奇逐渐让位于对具体时代背景和生活内容的书写。一些先锋作家开始倾心于历史题材的创作，其中尤以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和叶兆言的《半边营》、《十字铺》为代表，这种注重历史内容与人性探幽的创作倾向，也反映了先锋作家在刨作实践中从形式向故事的回归。进入90年代以后，先锋作家纷纷涉足长篇小说创作，这一风潮以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敌人》、苏童的《米》等作品为发端，并迅速蔚然成风。受长篇小说体裁的影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格外关注生活容量与思想容量的扩大，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短篇小说自由灵活、利于形式探索的特点，也标志着先锋小说向现实主义文学的某种复归。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先锋小说大多具有个人化写作的特点，但仍可总结出某些创作规律。如先锋作家主要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主要借鉴对象，新小说派、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先锋作家的创作实践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而在先锋小说的形式层面，“形式”已被确认为独立于“内容”的文学元素。先锋作家在文本实践中通过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形式因素的变换使用，构建了先锋小说有悖于大众日常经验的艺术世界。由此可见，先锋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在经历了80年代前期启蒙运动洗礼后文学自觉意识的苏醒，更体现出中国作家试图融入世界文学的文学现代性诉求。

16．余华的小说在\暴力化叙事\时期是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试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与《一九八六年》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余华的小说创作大体经历了\暴力化叙事\和\世俗化叙事\两个时期。以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为标志，余华正式开始了先锋小说的创作阶段。此后，《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先锋名篇相继问世。在这些小说中，启蒙主义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主题。主要表现为一种在暴力叙事下的历史批判。在余华笔下，\历史\首先以人格肉身的形式呈现，颠覆行为就是对历史这一人格肉身的暴力刑罚。 \历史\的人格肉身在余华笔下鲜血淋漓，各种残酷的刑罚让\历史\变得伤痕累累。在这种暴力叙述下，余华也实现了批判历史的启蒙意图。《一九八六年》将类似的启蒙主题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但他在\文革\期间却深受红卫兵的迫害，尝尽了刑罚之苦。这种\文革\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致多年以后，当他以疯子的形象重返故乡时，自残便成为他重演自己\文革\记忆的方式。余华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文革\历史拟人化，从而借助暴力叙事形象地解构了历史的现实性存在。\疯癫\可以在这一层面中被简单地理解为余华对\文革\历史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对历史的解构并不意味着某种虚无主义，他还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

此外，余华在表达历史批判的启蒙主题时，还继承了\五四\文学的许多核心意象。余华小说在形式实验方面同样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他迷恋于对\暴力\和\死亡\的精确叙述以及近乎冷漠的叙事姿态，都与他对现实的态度有关。他认为，现实本身就是真假参半的，所以一般的写作只能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而人的精神这一真实的世界，必须在作家的写作中被表现出来。因此，背离现实世界提供给作家的秩序和形式，用想象力挣脱现实的，也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去表达作家或人物的精神真实，便成为余华在进行形式实验时主要采用的叙事策略。大致而言，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三种颠覆现实真实、重构精神真实的叙事策略。

一是打破\虚伪的现实\的理性秩序。余华小说中暴力事件来源于人物心中蠢蠢欲动的欲望。而欲望这一在余华看来\真实得可以去抚摸\的东西，无疑属于精神的范畴。因此，暴力本身便是人类主体精神自我出场的一种形式。\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在搭顺风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殴斗。当\我\为汽车司机的利益与人打架时，司机却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甚至看着\我\被打坏的鼻子\表情越来越高兴\，最后司机跳上一辆拖拉机，\哈哈大笑\地离去了。在这部小说中，对暴力事件的叙述直接摧毁了现实存在的\文明秩序\，司机的行为无疑对现实真实构成了颠覆。二是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像其他先锋作家一样，余华只对精神现象感兴趣，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与现实相似的叙事细节。这些细节的真实性令人恍惚觉得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之中，甚至真实得可以去触摸它们。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细节，只不过是余华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因此，在余华笔下，原本抽象的精神现象、虚无缥缈的超验事物就具有实在的\物性\例如余华对暴力

细节的叙述就十分写实：\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随后用双手将鼻子向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一九八六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真实\细节发生的故事背景，始终都是作家精神想象的产物，如兄弟相残、卖人肉、自残等。余华在表现精神真实时，首先是对细节真实的追求，这种叙事策略上文已经论及，它把精神现象通过叙事还原为可以感知的客观现实。其次还必须通过叙事表明这些仿真细节的精神性质。

三是对精神事件的叙事重构。余华小说的叙事场景大多具有明显的虚拟性质，它处处渗透着形而上的精神意念，那些逼真的细节叙述就在这种超现实的叙事场景中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精神属性。《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自残场景在余华笔下被揭示得细致入微，但疯癫本身禀有的病理症候，却仍然将疯子的自残行为引向了在现实看来并不真实的超现实语境。因此，余华小说对细节精神属性的叙事，展现的仍然是先锋作家注重精神真实的真实观念。而同样值得关注的叙事实验，则是余华对\精神事件\的叙述。可以看到，余华对暴力事件冷静的叙述态度，以及暴力事件构成元素的超现实性，使得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事件的现实真实性令人怀疑，它倒更像是作家或人物主体精神的产物。因此，余华小说中的事件，主要是一种\精神事件\。而余华对这些\精神事件\的叙述，则充分表明了他的真实观念：\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余华想说明的是，现实远远没有精神真实。 17．以《一九八六年》为例，说明余华是如何在暴力叙述下实现批判历史的启蒙意图？

余华对历史的解构并不意味着某种虚无主义，他还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在伦理层面中的人性批判。对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而言，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疯癫\既是疯子的现实存在状况，也是他独立于周围群众的标志。当疯子以自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群众面前时(即对历史施加暴力刑罚时)，一种启蒙主义的布道场景已横亘在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身肉体的毁灭为代价，展示着用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群众的兴高采烈，又昭示了一个蒙昧群体的存在。这一自残场景中的\围观\现象，与鲁迅的小说《药》中群众观看夏瑜被杀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看／被看\的场景中，启蒙者与愚昧者的处境居然历经一个世纪仍未改变：无论启蒙者做出何种牺牲，招来的都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启蒙仪式成了娱人耳目的表演行为。《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而且．当\疯癫\被余华用作颠覆历史的核心意象时，它已不再具备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疯癫\并不是人性恶的表征，而仅仅是疯子在现实当中的伦理处境，疯子的自残只不过是他内心生命体验的现实回放：既然疯子的内心世界因为\文革\历史的迫害而变得支离破碎，那么，他的自残就不过是他生命体验的正常表现。在现代伦理学看来，这种一己的生命体验既是他的存在状况．也是展现他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疯子的疯癫行为其实符合他自身的生命逻辑，因而也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状态。但在围观的群众看来，疯子的自残行为又的确是疯癫的表征。那么，如果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去窥探群众的存在状况时，就会发现，在表面上看，群众才是清醒的大多数，他们围观疯子自残的场景，似乎表明了自身理性的健全。可是，如果疯子的存在状况是合法和正常的话，那么，群众在围强行为中展现的惊讶、兴奋和恐惧就是不正常的，换言之，群众对疯子正常生命体验的无法理解，恰恰表明了他们自身的\疯癫\状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说过，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神志健全，往往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眼中的疯子，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①。因此，当观看疯子自残的群众用怜悯、歧视、窥探、嘲笑等行为将疯子从理性的大多数中排除出去的同时，也证明了自身存在状况的\疯癫\。在这里，疯子与群众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对调：疯即是不疯，不疯即是疯。从这个角度说，《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 18．从《一九八六年》到《活着》，余华小说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你认为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90年代后，余华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小说主题也经历了一个从先锋到世俗的巨大嬗变，从暴力叙事下的历史批判逐渐转向苦难与命运的叙述，逐渐呈现出\乐生主义\的色彩。从《在细雨中呼喊》的\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温情地受难\，他开始\展示高尚\，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暴力和死亡，不仅真实记录了诸多小人物的平凡人生，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愈加趋向于现实主义。但总体而言，余华创作的主题话语，自始至终都写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余华刻意回避了以往的心理描写，转而以客观冷静的叙事姿态，忠实记录了福贵和许三观等小人物的言行举止。在《活着》中，每当福贵快要被丧失亲人的痛苦击垮时，他的内心并没有滔滔不绝。相反，余华

借助叙述节奏的变化，让福贵在对\我\讲述亲人死亡故事的同时，悄然缓解了内心的痛苦。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余华领悟了写作和生活的一致性，所以，他放弃了早年用写作对抗生活的叙述方式，转而通过福贵坦然面对残酷人生的态度，表达了对于生活的回归。在这里，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他通过这部作品证明，写作永远不可能高于生活，它和生活一样，都是对命运的完成。当余华否定了自己过去把写作置于生活之上的偏见时，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余华说\写作就是回家\：写作\不仅超越了作品与作者之间的时空，而且超越了仇恨、贫穷和欺骗，解放了写作者越来越阴暗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余华的叙述维护了笔下那些不幸的人们。 19．什么叫\新写实小说\？以具体作品为例说明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始于《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但从评论界普遍认同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来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1986年，\新潮文学\方兴未艾之时。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等人。他们作品的基本风格被评论界概括为描写\原生态\、\生活流\、\零度情感\。即冷静地\关注人的生命内部奥秘，关注人的生存本体意义\。这样，它实际上已经\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殖意识发生暗合\。这样，它就以鲜明的\欲望叙事\而不同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原生态\、\生活流\的琐细笔触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以\零度情感\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重情的叙事风格。而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欲望在人生悲剧中的意义--它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世俗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底层写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写实小说的复杂效应：一是回到了写实的路子上，显示了文学对现实、对惨淡人生尤其是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二是因为剖析人生到了\欲望叙事\的深处，摹写人生到了渲染\烦恼\的地步，就难免\审丑\、\溢恶\之嫌。这股\审丑\、\溢恶\之风在韩少功的《爸爸爸》和莫言的《枯河》、《球状闪电》中已露苗头，到了\新写实小说\这里，已成蓬勃之势。刘恒关于自己的\真正本意是在文学身上捅几刀子，赢到捅出

让人赏心悦目的血来\和\常把文学喻为排泄体液。血、泪、汗、涕、涎、尿、精??，需要流什么就流什么，适合以怎样的方式流就以怎样的方式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弥漫的北方乡村气息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米》中对南方乡村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创新都有所贡献。

20．以《烦恼人生》为例，说明池莉的作品不同于许多新写实小说的主要原因。

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小说以相当平实的笔触，记录了一个普通工人印家厚充满烦恼的日常生活：从早晨起来挤着上公共厕所到挤公共汽车去上班，他无可奈何；因为平庸，他自卑，连老婆也嫌他窝囊，鄙视他\算什么男人!，辛苦、报酬又低的工作使他也常常牢骚满腹?··不过，他虽然看不出自己的生活会有好转，却善于靠\忆苦思甜\聊以自我安慰；他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他也因此而不去想入非非，而是经常勉励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他的身上，似乎有点阿Q的气息，但池莉显然是欣赏他的善于自我安慰的，就像她在关于《烦恼人生》的创作谈中不无动情地写到的那样：\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我就赞美了它。\如此看来，《烦恼人生》在还原了平常百姓的琐细烦恼\原生态\的同时，又刻意点染了他们坚韧应对烦恼、善于自我调节的可贵品质，这样就显示了烦恼人生中的亮色。这一点，正是池莉的作品不同于许多冷色调的新写实小说的根本所在：直面人生，然而并不绝望。她的小说一直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应与那浓郁生活气息中的温馨格调有关。

《烦恼人生》有意淡化了\欲望\主题，而致力于还原普通百姓\一地鸡毛\的琐细生存状态。这些作品虽然是\新写实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先例的。像莫泊桑、果戈理、契诃夫，都是善于写\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大师。\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它比伟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悲剧因素真实得多，深刻得多，也更能引起我们内在真实自我的共鸣。\这些描写日常生活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的作品，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上许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充满烦恼，无法摆脱，只能在生活琐事的包围中打发时光。另外，在习惯了、看淡了充满烦恼的世事以后，人们也有了应付生活波折的平常心。善于从\烦恼人生\中发现那份\过日子\的平常心，使得这一部分\生活流\的作品有了一些世俗生活的暖色。

21．以《烦恼人生》和《塔铺》为例，说明池莉小说与刘震云小说的主要区别。P157-160

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小说以相当平实的笔触，记录了一个普通工人印家厚充满烦恼的日常生活：从早晨起来挤着上公共厕所到挤公共汽车去上班，他无可奈何；因为平庸，他自卑，连老婆也嫌他窝囊，鄙视他\算什么男人!，辛苦、报酬又低的工作使他也常常牢骚满腹?··不过，他虽然看不出自己的生活会有好转，却善于靠\忆苦思甜\聊以自我安慰；他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他也因此而不去想入非非，而是经常勉励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他的身上，似乎有点阿Q的气息，但池莉显然是欣赏他的善于自我安慰的，就像她在关于《烦恼人生》的创作谈中不无动情地写到的那样：\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我就赞美了它。\如此看来，《烦恼人生》在还原了平常百姓的琐细烦恼\原生态\的同时，又刻意点染了他们坚韧应对烦恼、善于自我调节的可贵品质，这样就显示了烦恼人生中的亮色。这一点，正是池莉的作品不同于许多冷色调的新写实小说的根本所在：直面人生，然而并不绝望。她的小说一直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应与那浓郁生活气息中的温馨格调有关。池莉作品都体现了对百姓生活的理解，也显示了作家对市井生活的熟悉与亲近。作家善于将百姓生活的喜怒哀乐写得细致入微，写出烦恼与平和的转换、可笑与可叹的共生。另外，她擅长描摹武汉市井的风俗画，\花楼街，'的\风骚劲儿\和\花楼街\人的\几种面孔\《不谈爱情》)，武汉市民消夏的趣闻逸事《(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都传达了武汉方言的俏皮、油滑与幽默，也使她那些描写\烦恼人生\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汉昧\。这样的\汉味小说\在当代都市文学格局中，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还有两篇着力刻画底层女性顽强生命意志与泼辣生命活力的作品：《你是一条河》和《生活秀》(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池莉的这些作品比起那些\欲望叙事\的作品更能得到广大平民读者的欢迎，她的小说常常畅销，与其中的人情味、烟火气息显然很有关系。有评论家认为：\池莉书写烦恼的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展露烦恼，而在于为现实、为不甚完满的婚姻、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复权正名'?她充分深人了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琐屑、辛酸与艰辛\，因此，\池莉的写作，于不期然之间，成了对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最后的黄金时代的送别\

如果说池莉的作品在新写实小说中最具有市井生活气息，那么刘震云的作品就是最具有乡土气息和政治意识的。 刘震云198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文坛关注。作品以几个农村青年备尝艰辛、准备高考的故事，将他们的低劣生存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有的难熬饥饿，只好靠躲着烧蝉吃补充营养，可后来还是在关键时刻饿得晕倒了；有的胸怀大志，却因家里断炊只好半途退出高考，回家务农；有的分到肉却舍不得吃，带给生病的父亲，最后为了给父亲治病，嫁人换钱??小说以十分朴素、沉重的写实风格，讲述了乡村青年寻梦的艰难和梦想幻灭的结局，读后令人感慨不已。《塔铺》和《新兵连》的成功使刘震云成为生动描绘贫困乡村里青年农民窝囊生存状态和可怜心态\原生态\的重要作家。从1989年发表《头人》开始，刘震云发表了\官场\系列小说。这一系列小说使他成为当代\政治小说\的重要作家。《一地鸡毛》因为写出了生活的烦恼和无奈而成为\官场\系列中最有名的一篇。

\官场\系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乡村政治\的冷嘲(如《头人》)，也有对\机关政治\的透视(如《官场》、《官人》)；既有对官场争斗的富有调侃和悲悯意味的描写，又有对\官场心理学\的精彩剖析。这些作品上承20世纪初叶\官场小说\，同时，这个\官场\系列也直接为后来的\官场文学\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产生了近年来少见的\轰动效应\，使\官场文学\成为90年代文学版图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道灰色风景。于是，刘震云的\官场\系列和\故乡\系列就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们是当代中国\政治小说\的重要收获--作家讽刺与批判的目光从乡村到机关、从现实到历史、从官人的毛病到宵小的恶习，多角度地揭示了传统专制政治的痼疾。就如姚晓雷在评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时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对批判民族性一类主题所容易强化的民间的不公正处境的警惕，他更愿意侧重对那些貌似庄严的权力游戏规则进行层层剥笋式的考察，看它们如何扭曲和异化民间正常的、不无合理的求生本能，从而把民间人格缺陷的原因，归结为所有那些压迫他们的权力机制。\

22．与刘恒、苏童的\欲望叙事\相比，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等\生活流\小说主要有什么变化？

刘恒、苏童在刻画欲望支配人生、欲望扭曲人性、欲望困惑人心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表现出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年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为代表的\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崛起，昭示了文学在探索人性上达到的本能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写实的故事中融入现代派手法的自然与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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