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六十年(2)

我国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六十年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国大学数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中，既有顺利发展的时期，也经历过不少曲折，走过不少弯路；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产生过不少错误和教训。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历程类似，大学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发展不但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而且与我国不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下面，我们将六十余年我国大学（本科）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按照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大致划分为八个阶段进行总结，全文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一、六十年的历史回顾（包括每个阶段的形势与背景、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简要评述）； 二、六十年的建设与改革成果、经验教训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三、附录。

一、六十年的历史回顾

第一阶段（1949— 1952年） （一）形势与背景

解放初期，面对历经沧桑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培养适应新中国需要的建设人才，党和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实行接管和改造。主要有：

1. 接管和接办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解放初期，采取“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种公立学校，除个别反革命分子外，原有教职工一律留用。人民政府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21所高等学校，514所中等学校，1500所初等学校，收回了我国的教育主权。1952年后，逐步将私立中小学改为公立，全部由政府接办。

2. 提出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1949年9月12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要任务。”

3.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要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4. 政务院于1950年7月28日批准了《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共同纲领》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成就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5. 全国的高等学校的课程，必须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方面要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力求与国家

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校的主要努力方向，另一方面，要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应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七条的规定，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高校应以学系为培养专门人才的教学单位，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应根据精简的原则，有重点地设置和加强必须的与主要的课程，删除那些重复和不必要的课程与内容，并力求各种学科的相互联系与衔接；为加强教学与实际的结合，高校应当与政府各业务部门及其所属的企业和机关建立密切联系，高校教师应与上述部门的工作、生产和科学研究适当配合，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实习与参观，并将这种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改革学制，大学和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为3~5年，每学期授课时间为17周，每周学习时间44~50学时；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编写为新中国高校所适用的教材。1951年3月，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成立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译各项适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出外语系外，教材应逐步做到一律用本国文字。

6. 学习苏联经验。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除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创办新的高等学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外，同时还有组织地翻译了一批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作为参考。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经验，采用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在不破坏科学系统整体性的原则下，按照我国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压缩或精简。采用了苏联的一套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同时，还派出了大批留学生。

7. 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通过调整，使我国高等工业学校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在这个阶段，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对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工作重点是对旧教育的制度、性质内容和方法进行全面的改造，制订了新的教育方针、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宗旨，从宏观上提出了改造旧教育体制的一系列的指导思想、措施，以及课程改革的思路。在废除反动的课程和增加革命的政治教育、停开或精简内容重复庞杂不适应于建设需要的课程、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就。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全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我国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工作还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阶段，更谈不上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建国初期，各大学所适用的教材，大部分是外国（主要是英、美等国）的教材。据1951年10月对我国与52所院校的统计，已编译教材或讲义1869种，其中自编的1642种（大部分是从欧美教材脱胎而来），借用国外的227种（其中英文151种，日文56种，俄文20种），直到1952年以后，才将引进和翻译苏联教材作为教材建设工作的重点。根据一些在世的老教授的回忆，1952年以后，大学数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微积分；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国外的教材，或自编的讲义，只有少数院校部分地翻译了前苏联别尔曼的《数学解析教程》，作为教学参考书。1952年，教育部曾召开部分专家座谈会，清华大学的赵芳熊教授、交通大学的朱公谨教授、南开大学的杨宗磐教授等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认为，我国高等学校非数学类专业学生的数学教材不宜用美国的“三氏微积分”，应当采用前苏联的教材，例

如，别尔曼的《数学解析教程》，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等。

（三）简要评述

1. 制订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对旧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性质、内容和方法进行全面改造的政策、措施，对高等学校的课程实施教学改革等无疑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它们为下一阶段进一步健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开展更深入的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

2. 在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提出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对于肃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影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有积极的作用，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也出现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够和生搬硬套的倾向，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解放前的“欧美模式”转向“全盘苏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较长时期的不利影响。

3. 通过院系调整，改变了我国高等院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使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改造成多科性的大学，使我国高等工业学校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对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不能完全培养学科品种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调整中，改变旧中国高校法律、文科比重过高也是应该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充分认识到政法、财经和文科各专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因此，不适当地把有些文科专业砍掉，财经、政法、哲学等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受到严重的削弱。另外，由于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认识不足，理工分家、专业设置越来越细、专业面过窄等也是当时调整工作的不足之处。

第二阶段（1953—1957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适应“一五”计划的需要，并为“二五”计划作必要的准备，国家将有计划地调整，扩大和开办各类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五年内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工业学校和综合大学的理科为重点，同时适当发展农林、师范、卫生和其他各类学校，大力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2.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确定了今后文教工作的总方针：“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根据这个十六字总方针，要继续完成对高等学校的院系和工科专业设置的调整，力求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建设布局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适应，逐步改变高等学校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现象，加强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各类学校的建设；教育部编制颁发了1953年全国教育建设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克服了盲目发展，各级学校发展比例不合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采取了切实的步骤，有准备、有重点、实事求是地进行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先进的教育建设经验，提高教学质量；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有计划有重点地稳步发展”的工作方针。

3.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从1953年开始，在高教部的领导下，制定我国自己的统一的教学计划。在当时制订的有关的文件中强调指出：“教学计划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大法”，“为了保证培养具有一定质量的合格人才，就必须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学校在执行高教部批准的统一计划时，不得任意变动”。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实施，同时着手制订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课程教学的主要依据，是规定学生关于各课程所应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技巧范围的文件，高教部提出了制订教学大纲的原则和要求，并于1954年开始审订。

4. 1956年，由于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实现，中央要求“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教育事业落后于经济建设的状况必须改变，而且应当加快速度努力追赶上去，争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中央还指出：强调加速教育事业发展速度，丝毫也不能被理解可以忽视教育质量的提高，要使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 ，……，必须是质、量兼顾，既多又好，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高教部、教育部检查了右倾保守思想，提出1956年教育事业的建设方针是：“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高等教育要尽可能地扩大数量，并抓紧制定12年远景规划。此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可能条件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又提出了要“适当收缩，保证重点”，切实注意质量，务使计划放在既积极又充分稳妥可靠的基础上，重点是保证质量，适当减少招生人数。

5. 为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总结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1957年2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针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强调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当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在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当时正在按照上述指示进行教学改革。但是，由于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使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挫伤。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1. 1954年8月，高教部在大连召开了有500多名教师参加的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程（含共同的技术基础课）教学大纲审订会议。会议提出了审订教学大纲的原则和要求：按照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在尽量保持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下，进行必要的和慎重的缩减；要注意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相结合的方针；基础课大纲既要照顾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又不应过分强调结合专业而破坏课程的科学系统性与独立性；教学大纲应包括文本，实验题目，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及其他参考资料等三部分，并应对各种教学方式的学时分配，讲课与习题应注意之点及对不同专业可以删减的部分予以说明。会议审订出包括高等数学在内的统一教学大纲32种。

2. 受高教部委托，于1954年由交通大学朱公谨教授负责主持制订了我国工科院校本科《高等数学》课程第一个教学大纲。朱公谨教授（1902—1961）是浙江余姚人，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于1927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际著名数学家柯朗（R.Courant）的学生。回国后，历任光华大学、大同大学等校教授，光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建国后到交通大学任教，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数理力学系主任。由于他主张保持数学应有的严密性，在教学中注重揭示数学中科学的思想性，不赞成《三氏微积分》对极限的讲法，据说他在赴大连开会之前，对负责制定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是心存疑虑的。当他看到当时作为主要参考的前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有关的教材后，发现与其本人的思想一拍即合，所以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自告奋勇地编写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

在朱先生主持制订的这个大纲中，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解析几何和数学分析三个部分。其中，解析几何包括：平面上的直角坐标、直线、二次曲线、极坐标、行列式及线性方程组、矢量代数初步及

空间直角坐标、曲面与空间曲线的方程、空间的平面及直线、二次曲面等九个方面的内容；数学分析包括：函数及其图形、数列的极限及函数的极限、函数的连续性、导数及微分、函数的研究及函数图形的作法、方程的近似解、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常数项级数及旁义积分、幂级数、[富氏级数]、多元函数、微分方程、二重及三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等十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方括号的内容供选学，并规定总学时为320—340学时。关于该大纲的详细内容参见附录（2）。

3. 翻译了一批前苏联的高等数学教材与教学参考书，并开始编写出版我国的自编教材。 翻译的前苏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主要有：

（1）. 别尔曼（Α.Φ.бермант）著，张理京译《数学解析教程》，1955，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斯米尔诺夫（В.И.Смирнов）著，孙念增译《高等数学教程》（第一、二卷），1956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3）. 鲁金（ННЛузNн）著，谭家岱，张理京译《微分学》，《积分学》，1954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4）. 罗德著，常彦，邓立生，秦裕瑗译《高等数学》（1—3卷），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5）. 勃立瓦诺夫著，苏步青译，《解析几何学》，1956年7月，高等教出版社。 （6）. 叶菲莫夫著，胥长辰译，《解析几何简明教程》，1956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7）. А.Я.辛钦著，《数学分析简明教程》，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译，195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内自编并出版的教材主要有：

（1）. 朱公谨编，《高等数学（初稿）》（上、下册），1956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樊映川等编，《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1958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 （3）. 陈苳民编，《高等数学》 （4）. 王渠芳编

为了使读者对当时国内工科院校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有更多的了解，下面仅就使用面最广的两本教材作一些介绍和比较。一本是由别尔曼著、张理京译的《数学解析教程》（第七版，以下简称《教程》）。该书是按照前苏联“高等工业学校高等数学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它强调数学概念和数学理论，强调数学思想的启迪，讲解十分细致。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工程师要想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能灵活运用解析学的概念，就更有必要来掌握这些概念的精神实质。”“写这本书时，还怀着这样的目的，就是要启发读者的数学思维，引起读者对数学的兴趣和进一步研究的要求，并开阔读者对数学的眼界。”例如，《教程》中把一致连续、一致收敛作为正文来讲，并对一致收敛的函数项级数的分析性质与幂级数的分析运算均加以证明。另一本是由同济大学樊映川等编的《高等数学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它是解放初期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工科《高等数学》教材。参加该书编写的还有张国隆、陆振邦、侯希忠、方淑珠，王褔楹，王福保，王嘉善等。1964年出版的第二版又增加了陈雄南。该书以高等教育部1954年颁发的我国第一个统一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高等工业学校用）为依据，参考了别尔曼的《教程》，并总结了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因此，在内容与体系上与该大纲比较一致，也包括绪论、解析几何与数学分析三大部分，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解析几何，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的微分学和积分学；下册包括级数，富里哀级数，多元函数的微分学和积分学，微分方程等。而且全书语言通俗，讲解细致，便于教学。

《讲义》与《教程》相比，虽在内容与体系上差异不大，但也有不少特色。例如，《教程》将无穷小的比较以及两个重要极限放在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之后来讲，而《讲义》把它们提前到极限运算法则之后，这样做更有利于加强对学生求极限方法的训练。又如，《讲义》也讲解了一致连续、一致收敛和一致收敛级数分析性质的证明（这是教学大纲中所没有的），但将幂级数的分析运算的内容冠以“*”号。再如，《教程》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之后就讲解原函数概念，而《讲义》则将它放到不定积分中来讲解。

4. 在课程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组织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主要有：

（1）. 将《高等数学》课分为大班讲课与小班习题，讲课与习题课学时比例为2:1~1:1，课内外学时比为1:1.5~1.2。实行大班教师负责制；

（2）. 重视师资培养，实行新开课教师试讲制； （3）. 积极开展教学法活动，组织集体备课；

（4）. 根据高等教育部1954年7月9日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规程》规定，很多高校采用口试和以四级分制（优等、良好、及格、不及格）评定学生考试成绩。

（三）简要评述

（1）在这五年中，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中央制定了文教工作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颁布了我国第一个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制订了统一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虽然在1956年曾出现过短时间的发展过快以及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等问题，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我国教学质量是比较高的一个历史阶段。

（2）1954年提出的制订教学大纲的原则和要求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制订的第一个用于工科院校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使教师进行该课程教学有了依据，该大纲的内容和体系是适当的，贯穿于大纲中的对高等数学课程应保持应有的严密性，注重揭示数学中的科学思维方法等方面的要求是正确的，它不但使我国高等数学课程教学逐渐从欧美模式中走出来，也为我国以后该课程的教学奠定了基本框架。但是，由于当时主要参照了前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因此，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前苏联五十年代教学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有些内容（例如一致连续、一致收敛等）要求过高。知识面较窄，对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重视不够。

（3）. 将高等数学课程分为大班讲课和小班习题课，实行大班教师负责制；组织集体备课，实行新教师开课试讲制以及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课外学习时间等管理措施都是十分正确的，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这些措施对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考试要求严格，考题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采用口试或笔试加口试，采用四级记分制等，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当扎实，这些也是值得重新总结和认真研究的。

第三阶段（1958—1962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时期。根据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要求，制订了第二个五年教育发展计划。要求在“二五”期间应采取着重提高教育质量和有重点地稳步发展数量的方针，适当地调整各科、各类专业的比例，积极创造条件，补足科学技术上的缺门专业，五年内计划高校学生大约增加一倍左右。“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

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高等教育“应该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地调整科系和设置专业，切合实际地改进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以便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加适应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为了解决缺乏师资和学生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抽调适当数量的优秀学生，培养更多数量的研究生，并且有重点地选派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和教师出国学习我们缺乏的学科，以增加师资。”此外，还要积极稳步地发展夜大学，函数大学教育。

2. 然而，1958年，“二五”计划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以钢铁产量高指标为先导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推翻了“二五”计划建议方案，改变了原订计划发展的方针。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于1958年5月下达的计划，发展速度比原定计划大幅度增长。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提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全国应在3到5年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不切实际的要求，使教育事业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混乱局面，浮夸之风到处盛行，教育质量普遍下降。1959年教育事业虽然提出了“巩固、调整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1958年“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纠正以及1959年下半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开展，上述情况并没有根本转变。

3. 1958年，我国试图突破前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创立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教育方针，批判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5月，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8月，毛泽东主席指出：“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些指示的指导下，我国教育战线上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但将生产劳动列为一切学校中的正式课程，要求学校要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农业合作社办学校（例如，是年9月，全国大、中、小学教职工和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普遍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三秋劳动），而且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忽视了课堂教学和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

4. 1960年11月，为了改变1958年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摆在第一位。要调整新建高校，集中力量办好64所重点高等学校。要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采取多毕业、少招生的办法，调整招生指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3月举行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聂荣臻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放在人民队伍当中，放在劳动者之中，对知识分子必须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961年6月，在中央批准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中，

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当安排得当，以利教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学校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与生活的物质条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62年之后，高等教育工作重新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

5. 为了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的规定，进一步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1962年6月14日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直属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五年制）修订教学计划的规定（草案）》，要求各校必须抓紧修订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提出修订教学计划的八项原则，接着又要求对1954年制订的教学大纲进行一次全面修订。明确指出，为了发挥教师教学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教学大纲为指导性的教学文件，并提出制订指导性大纲的六项原则：

（1）既要吸收1952年教学改革以来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着重总结和运用改革教学内容的好经验；

（2） 制订教学大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必须处理得当，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乱贴政治标签的缺点；

（3） 应该首先明确本门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并注意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配合，避免相互脱节和不必要的重复；

（4） 应当规定学生必须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的范围和具体要求。份量必须适当，各部分内容所占比重要大体合理，防止片面求多，求新、求深的偏向；

（5）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学大纲应当保证科学系统性和基本内容的完整性，符合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要求，不要过分强调结合专业和勉强联系实际；

（6） 教学大纲必须以经过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知识为主要依据。在修订教学大纲的工作方法上，是在统一原则的指导下，按课程的性质，分别由教育部和中央各业务部门负责组织和审批。

1962年7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正式成立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程和各类专业共同的基础技术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的通知》，该委员会（简称“编委会”）的任务是在中央各有关部委的领导下，拟订教材工作的长远规划及年度选编出版计划，研究提高现有教材的质量，选编审查新教材以及组织推动教材评介等。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1. 在1958年开展的第一次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中，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为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高等工科院校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强调课程教学中要大力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冲破旧的课程体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大大削弱了基础理论课。例如，有的学校当年入学的新生刚进校就被带到农村参加一个月的农业劳动，后来又调回学校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整个一学期断断续续只上了约一个月的理论课程。在《高等数学》课的改革中，提出了打倒“柯家店”的极左口号，企图从根本上突破著名数学家柯西将微积分建立在极限理论基础上的科学体系，削弱了极限概念和理论；为了使《高等数学》课的教学可以“多快好省”，在很多院校一度盛行“单多合并”，

就是在讲授微分学和积分学时，将一元与多元函数的相应概念、理论和方法合并起来，同时讲授。后来，由于难点过于集中，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化和巩固，很快又被否定了。在教学方法方面，不少院校采用“单课独进”的方法，并由学生“自教自辅”，由学生、干部和教师三结合编写教材或由学生“自编教材”。这些做法，削弱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违背了人的认识规律和教学规律，对教学改革认识过于简单化。在学术问题上，由于大搞“拢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严重挫伤了一些专家教授的积极性。例如，负责制订我国第一个“高等数学教学大纲”的朱公谨教授在这场运动中被当做“白旗”，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打击。

2. 为了在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少院校和教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改革尝试。例如，有的教师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指导，努力揭示数学中主要概念的实质，揭示数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要思想方法。1960年4月由天津大学等27所院校集体编写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打破了多年以来我国工科院校本科生的高等数学课程仅包括解析几何、微积分和常微分方程的局面，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程技术专业的需要，增加了工程数学课程。按照该大纲编写的教材及其使用说明书也分为第一部分（即基础部分）和第二部分（结合专业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包括无线电专业类型、水土类型专业、化工类型专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0年7月至10月分别出版（详见附录2）。制订该大纲所遵循的原则是：（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2）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专业，反映现代科学成就，建立新系统；（3）坚决贯彻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方针。基础部分总学时为189—195（其中包括习题课24学时，数学实习32学时，大型作业22学时）。结合专业部分：无线电专业类型200学时，水土类型专业89学时，化工类型专业68—97学时）。天津大学齐植兰教授在翻阅了这四套教材（她本人并未用过）后认为，其中的基础部分有以下特点：（1）单多元函数合并，将二元函数（多元函数主要讲二元）作为点函数与单元函数的极限、连续、函数图形一起讲。因此要先讲矢量与空间坐标。在导数及其几何意义部分，导数与偏导数同时给出。由曲边梯形面积、曲顶柱体体积、物体质量一起引出定积分，二、三重积分概念。（2）分析问题、引出概念多处引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略）。（3）定理多用几何说明，而不作严格论证。例如，微分中值定理部分，略去罗尔定理，从几何上给出拉格朗日定理、柯西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由路程与速度的关系（直线运动）给出，不证明。级数部分主要讲幂级数，数项级数内容大部分删去，只是由判断幂级数在收敛区间端点处的敛散性提出数项级数的收敛性问题，仅仅给出p?级数的收敛性及交错级数的收敛性定理。（4）增加了一些实际应用的内容，如傅氏级数中使用的谐量分析法，用拉普拉斯变换解微分方程，微分方程的级数解以及数值计算等，体现与专业结合，重实际应用的特点。三本结合专业部分的高等数学，突出体现了专业特点。如无线电类型，结合网络问题引出矩阵概念；只讲二、三阶行列式，未给n阶行列式的一般定义，举例用降阶法（代数余子式）计算四阶行列式；由复数阻抗引出复数，指出复数法使交流电路与直流电路有类似的计算公式，并给出复数欧姆定律，克希霍夫第一、二定律，串并联支路阻抗公式及电流的功率公式。又如，概率论部分，三本教材都没有用常见的投硬币、掷骰子问题引出随机试验、偶然事件等概念，……，而是通过氢分子的运动状态，计算机的装配与调整，钢筋的屈服强度等引入随机试验与随机变量等概念。三本书均以实例归纳总结给出概率的古典定义、统计定义、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方差等，……，体现了重实际应用的特点。

3. 一些重点院校也在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时数的分配上进行了探索和调整。例如，西安交通大

学于1959年制订的机电类教学大纲将高等数学课程划分为（I）、（II）两部分：高等数学（I）即为过去的高等数学，学时数为330—347（机类低限，电类高限），其中讲课与习题课比例为2:1，实验课（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使用方法、误差理论和简单的近似计算）14学时，课内外学时比为1:15。制订大纲的原则是：（1）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2）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3）保持系统的完整性，并提高理论水平；（4）着重计算能力与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基础部分的教学内容与传统内容变化不大，但增添了一致收敛，旁义积分审敛准则等理论以及渐伸线与渐屈现、包络、微分方程的算子解法和微积分的一些近似计算等应用性比较强的内容。高等数学（II）供不同专业选修，包括矢量分析与场论（14学时）、复变函数（24学时）、数理方程初步（14学时）、特殊函数（14学时）、积分方程初步（12学时）、拉普拉斯变换（10学时）、差分方程（14学时）、变分法（22学时）、最小二乘法（18学时）、概率论（45学时）、线性代数（18学时）。

4. 1962年，成立第一届高等数学课程教材编委会，由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张鸿教授任主任委员，清华大学赵访熊教授为副主任委员等共十人组成（详见附录1）。编委会认真总结了195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于1962年5月对1954年制订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作为适用于工科本科五年制各类专业适用的新大纲（详见附录2），同时还组织编写并评选出一批新教材。

在新修订的高等数学（基础部分）的教学大纲中，保留了原大纲的框架和体系，对内容的深广度作了一些精简。例如，删去了一致连续和一致收敛；要求讲清极限的??N，???定义，但不强调给出

?后求N或?；面积分只要求定义、性质、计算法及应用，高斯公式与斯托克斯公式均未提及。该大纲

的说明书中对本课程的基本要求、各章节内容的重点和深广度作了详细的说明。强调切实加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的所谓数学课程的“三基”训练；规定总学时为290；强调习题课，规定290学时中110学时用于习题课，并对各章习题课的学时数和习题数量均作了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学生把知识学到手。“编委会”新制订的工程数学部分的教学大纲，供不同专业选学（缺大纲，应作较详细说明），天津大学等27院校以及其他重点院校在1959年以后改革中提出的关于工程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大多被吸收到该大纲中。

在教学管理方面，恢复了大班教师负责制，组织集体备课，加强对新教师的培训以及新教师开课的试讲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三）简要评述

1. 1958年上半年开始历时近两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从改革的初衷上来看是好的，是为了冲破前苏联教育模式和教学经验的局限和束缚，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制度。然而，由于受到“大跃进”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加之我们缺少经验，对教学改革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对教学规律和认识规律重视和研究不够，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因此，在改革中，有些想法过于极端，做法有比较粗糙，对改革的成果有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和鉴别，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鱼龙混杂，致使一些正确的改革思想和萌发出的改革成果的幼芽在简单的否定中被淹没，使教学秩序受到了破坏，教师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教学质量大幅度降低。这个沉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2. 尽管如此，在这五年中广大教师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冲破旧的课程体系，揭示数学概念的本质和数学理论中的重要科学思想，增加工程中所需加的数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和实践，仍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特别是将

现代工程技术中所需要的一些应用数学中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纳入工科院校数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扩充了工科院校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大大改变了我国大学数学课程的面貌，对以后提高工程专业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教学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教学改革锻炼了师资队伍，在许多教师的思想中播下了教学改革的火种，使以后的改革中能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3. 在1960年之后，虽然由于天灾人祸，又经历了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但是在党的“八字方针”的正确指引下，广大教师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根据《高校六十条》的要求，各级领导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逐步恢复了教学秩序，不但使教学质量在稳步回升中得到提高，而且根据修订和新制订的教学大纲，修改并编写出版一批质量较高的新教材，为提高下一阶段的教学质量打下了基础。

第四阶段（1962—1966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为了贯彻“八字方针”，从1962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步提高教育质量。例如，在1961年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的规模和精减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人数，大幅度裁并高等学校。到1963年，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1289所调整裁并为407所，在校生人数由96万压缩为75万；1963年6月，决定对高等学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中央与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都要贯彻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都要遵守中央统一规定的教学制度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都要按照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规划和计划办事。1964年1月25日至3月7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根据中央和刘少奇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方针；要整顿和加强教师队伍；拟定发展教育事业的长远规划。教材建设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2. 1964年2月13日（甲辰年春节），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会座谈会（后被称为“春节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同年3月10日，毛主席在一封来信上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再次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后称为“七三指示”）。

3. 在这个阶段，我国教育界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对学生能力培养这一重要问题。据有关专家回忆，当时有位教授以一支探险队到深山老林中探险，是授于他们“面包还是猎枪”为比喻，阐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性，在广大干部和教师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同时，还提出高等学校要培养像乒乓队的“种子选手”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那样的学术上的优秀拔尖人才。

4.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看了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报告后写的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政治、军事、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段。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段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称为“五七指示”。）

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

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席卷开来，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1. 根据1962年《编委会》修订的《高等数学（基础部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组织修订、编写并评选出版了一批新教材。主要有：

（1）樊映川等编的《高等数学讲义》第二版，1964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与第一版相比，该书在教学内容的深广度与章节的次序方面，力求基本符合新大纲，凡超出大纲要求的内容都用小字排印，例如，函数的一致连续性和级数的一致收敛性及其性质。对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线、面积分与微分方程作了较多的修改。

（2）清华大学数学教研组编《高等数学（基础部分）》（上、下册），1964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3）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编《高等数学》（上、下册），196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关于供不同专业选用的工程数学教材，除前面提到的于1960年底至1961年初由27院校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本（分别供无线电类、水土类、化工类专业选用）教材外，现在查到的只有1966年1月由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复变函数》，其余各校使用的同类教材都是由各校自己编印的讲义。

2.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科技大学后，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关肇直教授、吴文俊教授亲自为学生上基础课，华罗庚与关肇直二位教授还分别编写出版了《高等数学引论》（1963年7月，第一版，科学出版社）、《高等数学教程》详见附录3。与其他教材不同，他们编写的教材不受统一教学大纲的限制，也没有传统意义下分析、代数与几何的严格分界线，在教学内容和体系上，是对前苏联教材的突破，值得我国数学教育界认真总结。

另外，清华大学赵访熊教授还编写了一本很有特色的《高等数学》，作为工科院校的教学参考书于1965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详见附录3）。

3. 为了贯彻“七三指示”和“少而精”原则，很多工科院校对《高等数学》课程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例如，高等数学课程教材编委会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张鸿教授将该校高等数学教研室作为“试验田”，在他和编委会委员陆庆乐教授的带领下，几乎每周都用一个单元的时间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对高等数学的体系和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确定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删去不少次要的问题，以保证把主要内容真正学到手。同时，还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到学生中去，与学生一同吃饭，一同听课，统计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作业时间和课外活动时间，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数学基础部分的教学内容又作了一些精减，一些院校还赶写了精简的《高等数学》讲义，但为时不长便开始了十年大动乱。

（三）简要点评

1. 纵观这一阶段工科数学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是比较扎实的，教学质量是很高的。在总结1958年以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澄清了一些思想，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做法，进一步稳定了教学秩序；特别是首次肯定了工科数学课程应当包括高等数学（基础部分）和工程数学（结合专业部分）两部分内容，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使学生数学知识面的扩充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提出了教学

工作要贯彻“少而精”原则，要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正确的，对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这一阶段提出了教学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首次提出了培养学生能力和培养优秀拔尖人才这两个重要问题；由著名数学家为本科生上基础课并编写教材的问题；如何在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上突破前苏联框架的束缚等。由于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因而没有认真总结，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进行改革探索和实践，致使对它们的研究一直延续到十年动乱之后，甚至至今仍然是困扰着我们而没有很好解决问题。

3. 1966年的“五七指示”错误地估计了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改变了教学改革的方向，引发了十年的大动乱，使我国教育事业再次受到重大挫折和破坏，使大学数学的教学改革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第五阶段（1966—1976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动乱的十年。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1969年4月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来被林彪、江青等人组成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十年中包括了第三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时期。“三五”计划提出了“进一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备战，……，加快国防工业和大小三线建设。”的方针，1970年草拟的“四五”计划《纲要》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备战，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1973年修订的《纲要》还提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中、小学都要贯彻执行《五七指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高等学校要建立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走上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按照这些方针，我国的教育事业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高教部和教育部相继瘫痪，教育计划工作基本停顿，高等学校与大专学校大都停止招生。同年9月，两部被撤销。原高教部直属高等院校交由所在省市领导，国务院其他部门所属院校，在北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在外地的或迁到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从1966年到1969年停止招生4年，直到1970年和1971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试点，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学制缩短为2—3年，而且他们在校的主要任务是所谓的“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开门办学”，下乡下厂，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

3.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并在编者按语中引述了毛主席加写的关于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简称“七?二一指示”）。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此后，各地相继仿办。

4. 1968年7月22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驻清华大学。至8月底，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专学校。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引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工人

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工宣队进驻高校后，错误地斗争、批判了大批干部和教师。校系两级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或教育革命组，许多学校撤消了教研室（组）和基础部，把各门课程的教师及学生混合编成专业联队和教育革命小分队，大搞所谓教育革命，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的方案”，进行名目繁多的改革，把建国以来形成的高效的教学组织、领导体制、规章制度全盘否定，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明显下降。

5.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所谓“第一号令”后，一些高校被裁并，一批设在大中城市的高校被外迁，更多的高校则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和部分家属下放农村，造成校舍被占、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遭到严重破坏和散失。

6. 1971年6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由于张春桥、迟群一伙控制了会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在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资识分子。纪要还把所谓的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作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进行批判，提倡“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会上还将全国417所高校调整、撤销合并为309所。

7.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张铁生的一封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并再加按语说此信“确实发人深省。”

8. 在十年动乱时期，中央的很多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集团进行了斗争。例如，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提倡“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等一系列正确的主张。邓小平副主席在1975年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与“四人帮”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对教育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如教育要整顿，大学不能只办“七二一”（大学）一种形式，要尊重教师的地位，学生要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等。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1. 十年的大动乱，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包括大数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处于全面的停滞、破坏和倒退的状态。特别是在1966—1969年的四年中，高等学校全面停课，停止招生，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广大师生“踢开党委闹革命”，冲出校门，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联”，到处“造反”，挑动派性和武斗，“打倒一切”，甚至搞打砸抢。在此期间，将各级领导干部都当作“走资派”进行长期的无情的斗争；对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教授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致死致残，有的被剥夺教学科研的权利，长期下放劳动；对解放后培养起来的教师，大多也被视为资产阶级“臭老九”。广大教师由于被派下厂下乡，到“五七”

干校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长期脱离教学、科研实践，没有时间进行（也不敢进行）业务上的“再学习”，就是原来已经掌握的知识也荒疏了，更谈不上进行有实际价值的教学改革了！

2. 从1970年开始，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试点。由于这些学员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都很差，学员间的差距也很大，为了适应这些学员的实际情况和教学需求，数学课程必须从初等数学讲起，这对很多教师来说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

112例如，有的学员很长时间都搞不懂为什么??1，而不等于？当时，不少学

224校的教师都编写了《初等数学》教材，满足工农兵学员的实际需要是当时大学数学教学中碰到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讲授初等数学至少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所以在3年的学习期间用于讲高等数学的时间就非常有限了。《高等数学》课必须大力削减和降低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的要求，只讲一些最基本的计算方法和简单的应用，结合专业的工程数学内容大都被砍去了。

3. 为了适应“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大家都能学”，不少学校都重新编写了《高等数学》或《微积分》的教材，其中于1971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基础课《微积分》编写组编写的《微积分》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本。据清华大学至今还健在的老教授回忆说，这本书是该校的几位教授在北京特种钢厂一边劳动一边为工人师傅讲授微积分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为了让工人师傅能够听得懂，他们通过工人所熟悉的用大锉加工圆形工件的例子，用最通俗易懂的形象直观的语言讲解微积分中“以直代曲”的思想。正如编者在该书的“内容简介”中所说的那样，“本书力求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际经验出发，以分析微分、积分这对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转化为线索，阐述了微积分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了微积分的计算和应用问题，初步打破了微积分教材的旧体系，”“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破除了微积分的神秘感。”由于该书篇幅很小，内容非常简单，当时的售价仅为0.38元，所以事后被称作引为笑谈的所谓“三毛八的微积分”（详见附录3），广为流传，也为不少院校借鉴。

4.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人翻译出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在当时的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刊登。在该手稿中，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来解释牛顿和莱布尼兹在创立微积分初期所遇到的困难。他把无穷小量说成“既是零，又不是零”，把导数说成“零比零”。学习与应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和

鲁滨逊的《非标准分析》中“数学课程改革的时尚。

5. 为了加强数学理论与专业课和工程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收集与编写数学在各工程专业和工程技术中的应用实例，很多院校的数学教师所在的数学系（或基础部）和教研室（或组）被解散，他们大多被分配到其它专业或教研室中去，并组成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工厂中去，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收集和提炼各种专业和工程中的数学问题，并将它们编入高等数学的教材中。例如，西安交通大学不少数学教师在先后到西安铁路信号厂、宝鸡秦川机床厂、岐山秦岭机床厂等单位的劳动中，发现并整理出不少工程实际意义的例子，有些很长时间内还在教学或教材中被应用。

（三）简要评述

1.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继1958年—1962年教育革命挫折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第二次大动荡、大挫折、大失败，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影响最深远的大动乱。它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和培养，至少为国家少培养了100万名合格的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以上的中专毕业

0”的观点并用以讲解微积分、将它贯穿到微积分教材中一度成为当时0

生，造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条战线上的人才奇缺，后继乏人，造成了教师断层，科技人才断层，干部断层，使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国民经济在本来就已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又落后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造成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严重的心灵创伤，使年青一代和在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急剧下降。这些“内伤”比严重的“外伤”影响更为长远，教训更为惨痛，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2. 值得庆幸的，多数干部和教师对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教育战线进行的反革命阴谋和破坏活动是反对的，而且用不同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抗议运动，其实质就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就是民心相背的最生动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文革期间不少教师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去深入浅出地揭示数学概念的本质，挖掘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中的科学思维方法。前面提到的通过用锉刀锉出圆形工件，用长方体形的砖块砌出圆柱形的烟囱等非常通俗的例子来阐述微积分中“以直代曲”的思想，以及用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哲学思想来解释无穷小量和导数等概念，虽然显得简单了一点，但这种努力对人们领会微积分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思想方法是颇有启迪的，对大学数学改革的深入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用什么哲学观点去解释数学中的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能乱贴政治标签，乱扣政治帽子。另外，不少教师还在下厂劳动期间，发现和整理了不少具有工程背景的应用实例，努力探索解决数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路子，这种做法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六阶段（1977—1989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全会以后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停止使用“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也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2.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以后，亲自主管教育工作，召开了一系列教育工作会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要彻底批判和推倒“四人帮”搞的所谓“两个估计”；要恢复“文革”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从高中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制度，并从1977年开始正式实行；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教育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要求相适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1978年4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研究了1978~1985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会议指出：“从现在起到1985年是关键的8年，前3年着重整顿提高，为后5年加快发展打好基础。”1979年12月，教育部开会研究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措施，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便进入调整科类结构、专业布局和专业内容阶段。例如，从1982年起，用3~5年时间对高校的文、理、工、农林、医药等各科类的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

3. 1984年10月20日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5年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制定了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草案。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以后，又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 文革以后，教育部开始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并组织力量编写出版新教材。

（1）1978年，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理工科类本科学制一般为4年；保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4年中主学时间为146周，兼学及其他活动为34周；理论教学与实验至少应占主学时间的80%；基础课教学时间必须保证占总学时的70~75%，课程要精简，内容要少而精；等等。

（2）1980年初，教育部委托部分直属高等工业学校拟定了《教育部关于直属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本科教学计划的规定（草案）》，规定培养目标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在业务上“必须获得工程师的基本训练”。1980 、1981两年，教育部印发了12种专业的教学计划作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参考性教学计划，也供其他高等工业院校修订计划的参考。在《规定》中提出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六项原则：正确处理整治和业务的关系；正确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切实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努力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认真实行劳逸结合的原则；体现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3）1980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修订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的几项原则（草案）》，明确教学大纲是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教材选编工作的依据。修订教学大纲应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认真总结我国高等工业学校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1962年修订教学大纲的经验，汲取外国有益的东西，使大纲符合我国高等工业学校的实际，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培养人才的需要。并提出了修订工作的7项原则规定（略）。

（4）1980年4月28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编审高等学校理工科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教材的几项原则（试行草案）》，要求“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工作，逐步为各门课程编写、出版各种具有不同风格和特色，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教材，以利于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明确指出“教材既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著作。”在这个文件中分别提出了编审教材的基本要求、编审教学参考书的基本要求、编审实验教材的基本要求和编审习题集的基本要求。在《编审教材的基本要求》中详细地规定了八项编审原则（略）。

同日，教育部还印发了《高等学校理科教材和工科基础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实行草案）》，决定恢复有关各科的教材编审委员会，作为教育部在教材和教学工作方面一个经常性的业务指导机构。规定了在教育部领导下，编委会的五项工作：1）组织草拟和审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理科教材编委会还要制定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并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学经验的积累，向教育部及时提出修改各种教学文件，促进教学更好地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建议；2）研究各科教材编审中的方针原则性问题及促进教材内容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制订教材建设的长远规划，报教育部审批；3）组织评选各校新推荐出版的讲义，审查新教材和某些教学参考书的书稿；4）组织编委会成员及其他教师对教材情况作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撰写教材评介和教学经验介绍的文章，组织召开有关教材和教学经验的讨论会和交流会，评选优秀教材；5）开展外国教材的研究与评介工作，组织交流外国教材的研究情况

和成果，向教育部和有关出版社提出选购及翻译、影印外国教材的建议。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1. 1977年，教育部（当时称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出要首先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当年12月在西安召开了高等工业学校数学与物理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草拟了《高等数学》（含工程数学）教材编写大纲，根据这个编写大纲，1978年3月由同济大学主编出版了《高等数学》（上、下册）第一版①，该书后来成为全国使用面最大的一本教材。

2. 1980年恢复了工科数学教材编委会（两年后更名为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编委会主任为清华大学赵访熊教授，副主任为北京工业学院的孙树本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的陆庆乐教授，后来被称为第二届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1985年成立的第三届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为陆庆乐教授，副主任为清华大学盛祥耀教授。根据教育部规定的编委会的工作任务，对1962年制订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与1962年的大纲相比，在高等数学（基础部分）中删去了已移至中学的行列式与线性方程组以及平面解析几何的内容。在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方面，将原大纲中“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打好数学基础”提高到“为培养四个现代化需要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服务”，并且还提出“注意培养学生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几何直观和空间想象能力。”在课程的基本要求方面，将原大纲中要求学生正确理解的基本概念仅局限于一元函数微积分、微分方程和级数的收敛性增加到多元函数微积分中的偏导数、全微分、重积分和线面积分等；要求正确理解和应用的定理和公式增加了变上限求导定理和格林公式；要求熟练运用的法则和方法，去掉了洛必达法则，将积分法仅限定为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增加了二重积分计算法。总学时由290减少为216~230，习题课减少至58学时，课内外学时比为1:2。因此，新大纲不但总学时、习题课学时减少了，而且教学基本要求也提高了。在高限学时230中还包含了原大纲中未作要求的高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级数中的柯西收敛原理以及一致收敛和一致收敛级数的性质等。

3. 根据1977年12月西安会议上通过的工程数学编写大纲，在1978年~197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批工程数学系列教材：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写的《线性代数》（ ？ ）、浙江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编写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重庆大学谢树艺编写的《矢量分析和场论》、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编写的《复变函数》、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数学教研组编写的《积分变换》和《数学物理方程与特殊函数》。这几本教材后来又根据编委会（或教指委）修订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多次修改，并改由高教社出版，成为全国高等工业学校使用面较广的几本工程数学教材。同时出版的还有华中工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数学教研室、软件教研室编写的《算法语言?计算方法》。

4. 为了有利于各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有利于搞好搞活教学，办出特色；有利于保证基础课课程的基本教学质量，便于进行教学质量的检查，1985年教育部决定不再组织制订本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而委托各课程教指委制订有关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工科本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是一个指导性的教学文件，它是作为工科本科学生学习有关课程必须达到的合格要求，各校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作特殊要求。它是普通高校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依据，也是编写基本教材和进行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的依据。根据上述精神，工科数学教指委于1985年启动，1987年完成《高等数学》课程和四门工程数学课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数学

①

参加该书编写的有同济大学王福楹、王福保、蔡森甫、邱伯驺，上海交通大学王嘉善，上海纺织工学院巫锡禾，上海科技大学蔡天亮，上海机械学院王敦珊、周继高，上海铁道学院李鸿祥等。

物理方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的制订工作，并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后于同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规定了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第一次提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要求将对学生掌握不同数学知识的高低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例如，在多元微积分中，对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计算法、两类线积分的概念和格林公式定为最高的一等要求；对三重积分与两类线积分的计算法定为二等要求；对两类面积分的概念、计算法、高斯公式与斯托克斯公式、平面线积分与路径无关条件的应用、散度、旋度、重积分与线面积分的应用定为三等要求。在教学内容方面，与1980年的教学大纲相比略有调整。例如，删去了级数中的柯西收敛定理、一致收敛，增加了梯度、散度和旋度等概念。高等数学的参考学时（含习题课）由1980年的216~230学时再次降低为190~210。线性代数学时为32~36，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时为44~52，复变函数学时为32~36，数学物理方程学时为30~32。

4. 工科数学教材编委会和教指委召开了两次全国高等学校工科数学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第一次经验交流会于1982年 月在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合并到四川大学）召开。第二次经验交流会于1987年4月22日在安徽马鞍山华东冶金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近200所院校近300名代表。会议交流材料300多篇，内容涉及教书育人、贯彻教学基本要求、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改革等方面。对我国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 在这个阶段，创办了两个大学数学教学方面的刊物。

1980年陕西省数学会恢复了由原中国数学会西安分会在1954年创办的《数学学习》（创办一年后即停刊），将该杂志由原来面向中学数学教师改变为面向大学数学教学，1982年开始挂靠在西北工业大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按国家出版总署的要求，改为由西北工业大学和省数学会共同主办。1998年经国际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高等数学研究》。“其宗旨主要是紧密配合大学的数学教育，研究高等数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指导和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大学数学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思想，提高大学生的数学素质。为从事大学数学教学一线的教师、数学工作者和优秀学生，提供一片从事数学教学研究、交流教学成果和学习高等数学体会的创作园地。”（详见附录12）

另一个刊物是于1984年9月创刊的《工科数学》，该刊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全国高等工科学校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办的，教材编委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赵访熊任该刊编委主任。1990年后改为由全国高校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合肥工业大学主办，编委会主任由各届教指委主任担任。其宗旨是：推动我国高等工科学校数学课程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探索数学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促进数学教学为国民经济服务，为工程技术服务。该刊还刊登为满足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需要的专题讲座和专题研究等文章。经国家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从2003年第一期开始，该刊更名为《大学数学》，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合肥工业大学主办。《大学数学》办刊的宗旨为：报道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成果与进展，为广大高校的师生提供一个交流信息的园地，为提高高校数学教师业务水平服务，为提高广大高校学生的能力与素质服务，促进我国数学教育事业服务。自2006年至今，该刊由西安交通大学徐宗本院士任编委会主任。

6. 1987年开始进行了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评估工作，制订了《高等数学》课程评估方案和指标体系

（讨论稿），并在陕西省进行首次评估试点工作，在各校自我评估的基础上，在全省进行统一的评估考试。这次评估，不但对全省高校《高等数学课》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为进一步开展全国的该课程评估工作积累了经验。

7. 1986年启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数学试题库》研制工作，组成由西安交通大学负责，华南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上海工科数学协作组（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参加的研制组，至1990年完成一期工程。

8. “文革”结束以后，为了解决教师业务荒疏和教师队伍的断层问题，教育部在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如北大、复旦等）中组织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师资培训（如进修班、讨论班等），特别是基础课教师培训班，并请国外学者到中国讲学。不少学校派出青年教师参加这些培训班，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还派遣一些业务基础较好的教师到国外著名高校进修或作访问学者。另外，还有些院校从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后，在77—79三年中以师资班的名义专门招收了一批学生，选择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为他们上课，为后来解决教师队伍的青黄不接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简要评述

1. 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例如，修订教学计划，修订或制订教学大纲，编写出版一批教材，积极开展师资培训工作等），不但迅速及时地解决了教材的有无问题，教师的短缺问题，而且使动乱了十年的教学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和稳定，使大学数学课程建设逐步走上了一条健康而持续发展的新阶段，迎来了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春天。

2. 由于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在教学组织和教学管理方面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例如，恢复了教研室、集体备课、大班教师负责制、新教师开课试讲制等），召开多种形式的教学经验交流会（包括全国的、地区的、省市的等），开展课程教学的评估试点工作，恢复教师职称的评定工作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等，从而调动了广大教师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打倒“四人帮”后焕发出了积极向上和学习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的巨大热忱。因此，在这个阶段中，教师的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学生的学习也是非常刻苦的，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是比较高的！

3. 将课程的“教学大纲”发展为“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调动了各校根据本校具体情况进行课程建设的积极性，增加了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灵活性，活跃了教坛，为20世纪90年代开展各具特色的教学改革铺设了道路。然而，我国大学数学课程的体系和教学内容仍然受到前苏联框架的严重影响；我们对当时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学数学课程的改革和教材建设状况缺乏了解或者知之甚少；对我国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还缺少认真的研究；对加强数学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认识不足；对如何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也缺少办法。这些都是当时广大数学教师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七阶段（1990~2000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在平定了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一场动乱之后，党中央明确宣告，今后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据此，中央制订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九五”计划。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的要求。在教育方面，按照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就提

“工具”或“方法”，同时是一种思维模式，即“数学思维”；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化，即“数学文化”；不仅是一些知识，还是人的一种素质，即“数学素质”。

（2）大学数学教育应当实现一些观念转变：由局限于专业需要为主转变到注重素质教育；由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重。专家们强调：“数学主要不是教会的，而是做会的。”“教”只是一种引导，而要“会”就必须去钻研，去“做”。同时要注重“示例”教学。

（3）抓好数学基础课改革是关键。大家一致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无论什么专业，数学基础仍以分析、代数和几何为主。既要强调准确性、逻辑性和抽象性的训练，也要注意学生对数学活力的认识。还应尽快创造条件，开设一门新的基础课——“数学实验”。

（10）1998年10月23日至26日高教司在北京香山举办了“数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研讨班，来自全国近百所高等院校从事理、工、财经、管理、农医和文科等非数学专业数学教学的教师160余人参加了研讨班。在讨论班上，大家认为，正确全面地认识数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我国数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数学课程是培养和造就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共同基础，对非数学类专业的学生，大学数学基础课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1）它是学生掌握数学工具的主要课程。必须扭转对“工具性”理解过窄、甚至把数学基础课仅仅看成是为专业课服务的倾向，否则将导致学生基础薄弱、视野狭窄，后劲不足，创新乏力。

（2）它是学生培养理性思维的重要载体。数学科学是运用逻辑、思辨和推演等理性思维方法研究各种抽象的“数”和“形”的模式结构的科学，这种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对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分析能力的加强，创新意识的启迪是至关重要的。

（3）它是学生接受美感熏陶的一条途径。数学是美学四大中心建构（史诗、音乐、造型和数学）之一，数学努力的目标是将杂乱整理为有序，使经验升华为规律，寻求各种物质运动的简洁统一的数学表达等，都是数学美的体现，也是人类对美感的追求。它不但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陶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往往是一种创新的动力。

研讨班还就如何改革大学数学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如何改革以应付各类考试为目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体现大学数学教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工科数学教学改革课题组代表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并介绍了课题组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10. 1999年7月17日至20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工科数学教学改革课题组与六个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为：（1）研讨如何在工科数学教学中提高学生数学素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2）交流汇总各子项目工作进展情况，讨论结题验收等事宜。会议起草的《深化工科数学教学改革，大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总结报告在同年10月由工科数学教指委主办的第四次全国工科数学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大会报告，并上报高教司。这个总结报告，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讨论如何深化工科数学的教学改革问题。不但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提出的要求的角度论述了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数学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中的作用，而且提出了如何加大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步伐和改革力度，如何使教学方法、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改革尽快取得突破，如何结合教学内容的讲解传授数学中蕴藏着的创新思维方法，如何实施按层次分流培养，为高素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等方面的许多具体思路、方案和措施。

11. 为了尽快交流和推广改革经验和成果，工科数学教指委及时组织了多次经验交流会、培训班和研讨会。例如，1999年10月15日至18日在成都由西南交通大学承办了第四次全国工科数学课程教学

经验交流会，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28所高校共175人。会议的主题是交流和展示近年来全国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与成果，研讨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提高人才素质和教学质量的问题。2001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承办了数学实验师资培训班，旨在推广工科数学课题组中由上海交通大学负责的数学实验（I）的研究成果，来自全国80多所高校的130余名教师参加了培训。2000年8月15日至22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工科数学分析基础》（西安交大编）与同济大学编写的《微积分》两本改革新教材研讨会。来自全国26所高校的42名骨干教师参加了研讨会。

12. 在这个阶段中，两届教指委在大学数学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工作会议，并将教指委委员分工，负责加强与全国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的联系。许多省市自治区或地区还分别成立了由高教局或数学会领导的工科数学协作组或教学研究协作委员会，或工科数学教学委员会。这些组织配合教指委的工作，结合本省高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例如，上海市高校工科数学协作组在1978~1996年期间，本着“改革、交流、协作、提高”的精神，在“活跃学术思想、探索教学改革、交流教学经验、提高师资水平、帮助督学评议，提供社会服务”诸方面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协作组除两年举办一次年会，交流教学研究成果教改经验外，还组织跨校的“联合教改小组”，联合研制、开发和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合作编写教材和教学辅导书，组织全市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开展师资培训。协作组还编辑出版了协作组简报，并从第13期开始与北京联合大学合办，改成《高等数学通报》，作为正式期刊发行。（见附录12）

13. 在本阶段，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

（1）明确了数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是学生掌握数学工具的主要课程；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重要载体；是学生接受美感熏陶的一条途径。

（2）提出了大学数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路：要适当拓宽和加强基础；要处理好经典内容和现代内容的关系，用现代数学思想、观点和方法统率传统的教学内容；要吐故纳新，削枝保干，精简次要内容，淡化运算技巧；要通过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使学生有更新数学知识的能力；要高瞻远瞩，注重长期效应。这些思路已贯穿到改革实践中，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3）在课程设置安排上，要综合考虑，整体优化；加强分析、代数与几何之间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注意数学各分支课程间的配合和整合；打破按学科设课的界限，逐步实行课程或内容的重组。

（4）构建了大学数学系列课程设置方案。其中工科数学由基础部分、选学部分和讲座三部分组成： 基础部分是各类专业的必修课，包括：

1°） 以微积分、常微分方程为主体的连续量的基础；

2°） 以线性代数（包括空间解析几何）为主体的离散量的基础； 3°） 以概率论与数理论统计为主体的随机量的基础； 4°） 以数学实验和简单的数学建模为主体的数学应用基础。 选学部分是选修课，包括工程中常用的数学方法：

1°） 数学物理方法（包括复变函数、数理方程、积分变换等）； 2°） 数值计算方法； 3°） 最优化方法； 4°） 应用统计方法；

5°） 数学建模。

讲座。开设工程与科学技术中有用的数学新方法讲座。例如：分支、混沌、神经网络、小波分析等。

理科非数学类专业的数学课程分为三个平台： 第一平台：数学基础课。包括以下几门课：

微积分。一元微积分（直观基础上的微积分）、极限论（理性基础上的微积分）、多元微积分（包括复变函数导数与积分）和微积分的主要应用（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

代数与几何（有条件的学校，可分为两门独立课程）； 随机数学；

数学实验（软件平台简介，数值方法简介，数值统计简介，优化算法简 介）

第二平台：限选数学课建议模块。例如，现代几何、随机过程、数学物理方法、数值分析、运筹学等。

第三平台：任选数学课。根据各校需求自行安排。

（5）提出了加强对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兴趣和能力培养的新办法。不仅要拓宽数学应用实例的领域，增强应用实例的趣味性和综合性，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开设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在本阶段中，许多高校的实践证明：开设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是长期以来希望解决而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加强数学课教学与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也是本阶段教学改革中的一个亮点。

（6）努力贯彻因材施教、实施按层次分流培养的模式，为各类优秀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按照一种要求、一种规格、一种模式进行培养的旧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数学课教学中根据学生的个性（包括基础、能力和志向）与专业大类，打破按行政体制统一编班的界限，重新组织不同要求的教学大班，开设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课程，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是这个阶段教学改革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很多院校的实践证明，这也是尊重个性、发挥特长、既有利于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基础较差、能力较差学生的健康成长。

（7）提高了对传统的灌输式，保姆式教学方法危害性的认识，对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和改革试点，提出了要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和探索者；改变过去讲细、讲透的教学方法，为学生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积极探索讨论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切实加强对数学中基本概念、基本思想方法的讲解，教师应当利用自己在长期教学和科研中所积累的对数学思想方法中的体会去活跃、启迪学生的思维，激励他们的创新欲望，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8）认识到考试方法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一个指挥棒。改革考试方法就是要更好地利用这个指挥棒，把教与学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应当改变将一两次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实际掌握课程的水平和能力的主要标准，探索多种考评方式相结合、平时学习状况与考试成绩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应当改革考试内容，使它不仅能检测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而且能检测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所获得的能力和素养的高低。不少院校进行了多种考试方法（如开卷与闭卷相结合，小开卷、开卷讨论式、改变闭卷考试试题的内容结构等）改革的试点，工科数学

教指委还曾组织几个教学基地（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与西安交大），合作编写旨在测试学生的数学素养与应用能力高低的《新编试题选编》，并制成了光盘。

（9）在教学手段改革方面，多数院校和教师认为，对以多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应当积极扶持，大胆实践。由于数学课程具有抽象性和严密推理性的特点，它应当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要通过实践探讨它在数学课教学的哪些方面能发挥传统的“粉笔加黑板”方式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的作用，取长补短，使它与传统教学手段相辅相成和有机结合，而不要简单地取代，也不能全盘否定。在这段时间内，不少院校和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了多媒体手段，制作了一批多媒体教学课件，研制了一批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如电子科技大学研制的《多媒体高等数学教学面授系统》、华南理工大学研制的《高等数学测试与辅导系统》等）。鉴于制作这类教学课件和教学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经费，为了避免重复，提高质量，工科数学教指委提出设立全国性的多媒体课件和计算机教学软件制作中心，由该中心组织有关课程的教师和软件制作技术队伍，统一制作。后来，高等教育出版社数学分社和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分社又组织了一些院校和专家统一制作了《高等数学课程》的数字化资源库。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在要大力开展数字化课程和网上教学资源研制工作的今天，必将成为一份宝贵的资料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10）由原高教司工科处直接领导的、从1987年开始历经十年，由近百名教师集体开发研制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工科数学系列课程试题库（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四个子库），在我国工科数学课程的日常教学管理、教学质量宏观控制和进行课程教学评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4. 上述两个课题编写出版了与改革方案相配套的系列教材。 工科数学系列教材有（前十套均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工科数学分析基础》（上、下册），西安交通大学马知恩、王绵森主编，1988年8月。该书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微积分》（上、下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1999年9月，该书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3）《工科数学基础》（上、下册），吉林工业大学董加礼、大连理工大学孙丽华主编，2001年6月。

以上三套教材中，（1）是改革力度较大、面向重点理工科院校对数学要求较高的非数学类专业学生。（2）是面向一般理工科院校多数专业学生和重点院校中的部分专业学生，该书在保持同济大学主编的《高等数学》优点的基础上，努力贯彻改革的精神。（3）是面向重点院校，兼顾一般院校，适用于按层次分流培养的需要。

（4）《代数与几何基础》，西北工业大学张肇直主编，2001年6月。 （5）《线性代数与几何》，大连海事大学赵连昌、刘晓东编，2001年6月。

上面两套教材中，（4）是面向重点院校对数学要求较高的专业学生，而（5）是面向一般院校要求较低的专业学生。

（6）《数学试验》，上海交通大学乐经良编，1999年10月。

（7）《最优化方法》，大连理工大学施光燕，吉林工业大学董加礼编，1999年9月。 （8）《实用数值计算方法》，电子科技大学谢云荪、钟尔杰编，2000年12月。

（9）《数学物理方法》，东南大学管平、计国君、黄骏编，2001年7月.

（10）《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四川大学王明慈、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沈恒范主编，1999年6月。 （11）《实用统计方法》，西安交通大学梅长林、周家良编，科学出版社。 理科非数学类专业用教材有（前五套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大学数学》系列教材（共5本），清华大学萧树铁主编，包括： 《大学数学——一元微积分》，《大学数学—多远微积分及其应用》， 《大学数学—代数与几何》，《大学数学—随机数学》，

《大学数学—数学试验》。

（2）《微积分简明教程》（上、下册），内蒙古大学曹之江等编。 （3）《高等数学》（上、下册），复旦大学张荫南等编。 （4）《微积分》，浙江大学苏德矿等四人编。 （5）《数学实验》，中国科技大学李尚志编。

（6）《高等数学》（上、下册），郑州大学李梦如等编，郑州大学出版社。 （7）《高等数学教程》（共4册），湘潭大学向熙廷等编，湘潭大学出版社。 （8）《高等数学教程》（物理类专业用，上、下册），武汉大学宋开泰、黄象

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9）《微积分学的公理基础》内蒙古大学，曹之江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三）简要评述

1. 这十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小阶段：从1990年到1994年是第一阶段，1994年到2000年是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大学数学课程在教学研究和课程建设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具体、细致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本阶段“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的第2条中所罗列的八项工作不但稳定了教学秩序，使数学课程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而且为第二阶段开展面向21世纪的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从1994年工科数学教指委提出“关于工科数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开始的教学改革是我国大学数学教学改革历史上一次有领导、有组织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大改革。这次改革以工科数学和理科非数学类数学的两个立项课题为标志，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为核心，坚持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工作深入扎实，改革力度大，思路明确，成果丰富，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具体地讲，下面几点对当时和今后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从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出发，分析了我国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本阶段，“重大教改事件”第3条中所列举的六个主要问题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非常中肯的。其中许多问题已经在改革中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解决或改进。

（2）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思路和构建的课程设置方案，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教师（包括专业课教师）的广泛认同，构建的课程设置方案已纳入了大多数院校的专业培养方案中，使我国大学数学课程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3）编写的与改革方案相配套的系列改革新教材（包括面向21世纪教材）体现了改革的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教材中的“千人一面”的状况，对冲破原苏联教材对我们的束缚，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新教材宣传推广不够和诸多其他原因，致使新教材使用面较小，难以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提高质量，产生更大的效益。

（4）《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的广泛开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数学课教学与实际相脱节的状况，提高了学生学数学、用数学的兴趣和能力，受到了干部、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和高度评价。

（5）本阶段改革中提出了关于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的一些思路，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讨论式与研究式的教学方法）。但由于这项改革难度大，涉及的问题多，短时间内也很难取得明显成效。虽然有少数学校进行了局部的改革试点，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这是今后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6）实施按层次分流培养也是本阶段改革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很多学校对这个改革思想是认同的，并且不少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但由于实行这种教学模式涉及到教学计划、教学管理甚至政工和后勤等各方面的配合问题，需要创造条件克服许多具体困难，需要各校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调。所以，还应当在今后的改革中作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7）本阶段提出了大学数学教育应当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初步明确了数学素质的内涵。课程教学要通过知识的讲解传授数学中的一些重要科学思维方法，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但是，在大学数学课程中如何实现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揭示数学概念的本质，剖析数学理论和方法中所蕴涵的思想方法，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进行深入的探讨。

（8）在本阶段中，不少院校和教师研制开发并使用了一批以多媒体为代表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资源，提出了教学手段现代化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新时代青年的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数学教育如何适应这种要求，编写和研制数字化教材，开发网上教学资源，是急待进行探索的问题。

第八阶段（2001年~现在） （一）形势和背景

1. 自2002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思想。为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数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指明了方向。

2.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精英教育”进入到“大众化教育”的大发展阶段。1999年高等学校开始扩招，2004年招生人数（包括本科、高职、高专）由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420万，在校生人数（含网络教育、电大等）已超过2000万，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4年已达到19%，2005年达到21%，这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带来了学生平均入学水平的下降和在基础、能力等方面差异增大所产生的两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面上的基本教学质量；二是如何为优秀生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3. 2005年以后，中央多次反复强调，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包括建设高水平的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强调“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强调要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这个纲要中明确要求要

“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秀，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当前高等教育“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4. 2012年3月16日根据教育部召开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的精神，制订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2012]4号），简称“高教三十条”，对如何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等问题，提出了三十条具体的意见和措施。再次强调，要巩固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5. 进入21世纪后，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标志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它已经并将继续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对人才的培养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大学数学课程如何深化改革，以适应这一形势的需求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重大建设与改革事件

1. 2001年，教育部又将原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数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合并为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由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任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刘应明院士、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和清华大学冯克勤教授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数学专业、统计学和非数学类专业数学基础课程三个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其中，非数学类专业数学基础课分教指委由冯克勤任主任委员，由西安交大王绵森教授、上海交大乐经良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尚志教授任副主任委员。该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由原来的工科院校的数学基础课程扩大到理、工、经管、医、农、文科的数学课程。2006年以后，教指委换届，由西安交大徐宗本院士担任该分教指委主任委员，乐经良、李尚志、广州大学庾建设教授和四川大学马继刚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

2. 为了巩固和深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应对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提出要建设一批精品课程。所谓精品课程，是指“具有特色和一流教学水平的示范型课程”，要“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2003年教育部开始了精品课程的评选和建设工作，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等数学》都被评为首批建设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此后，每年都评选一次，到2012年，非数学类专业数学基础课中已有 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建设的精品课程。此外，各省（市、自治区），各高校还开展了省（市、自治区）级和校级的精品课程的评选和建设。

2003年，教育部又启动了设置和评选教学名师奖的工作。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的数学类教师有10人，他们是：北京大学的丘维声教授、内蒙古大学的曹之江教授、郑州大学的李梦如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李尚志教授、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的马知恩教授、山东大学的刘建亚教授、浙江大学的林正炎教授、四川大学的曹广福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的邓东皋教授等。各省（市、自治区）和高校也评选出了一批获得省（市、自治区）和校级教学名师奖的教师。三年后，又有一批教师分别获得各级教学名师奖。此后，教学名师奖的评选活动每年进行一次。至今，全国大学数学课程教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已达 人（详见附录5）。

3. 2004年，教育部开始了课程教学基地的验收评估工作，在七个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中，有四个被评为优秀，它们是：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这些基地在推动我国工科数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取得的改革思路，改革经验和改革成果发挥了显著的示范辐射作用。例如，2003年，西安交通大学工科数学教学基地自筹经费组织了一次“西部行”活动，在20余天内，派出四位干部和教师到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八所兄弟院校进行交流，

介绍西安交大和全国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情况与经验，深入班级听课并进行教学点评，与各校干部和教师就教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深入调查和研讨，受到有关高校干部和教师的好评。在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又通过书面形式向高教司汇报。当时提出的重要建议之一，就是要对西部高校的数学教师开展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受到高教司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教学基地工作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2005年，西安交大的改革项目《创建一流国家教学基地，全面推进工科数学教学改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关键之一在于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2005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每年一次评选优秀教学团队工作，至今，全国大学数学课程已评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个。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是教学工作的永恒主题，特别是像大学数学这样的大面积公共基础课，一支由一定数量、相对稳定的骨干教师和课程负责人组成的教学团队持之以恒地进行课程的改革研究和实践，并且代代相传，对于保证改革思路和优良传统的连贯性和与时俱进的深化、发展、发扬光大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当前不少学校大学数学课程的基层教学行政组织已被撤销，大学数学的任课教师分散在不同单位，缺乏领导关心，也缺少有经验的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很难形成合力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建立教学团队就显得更为重要。

4. 为了适应“大众化教育”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教育部的要求，2003—2005年，高等学校非数学类专业数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1995年的工科类数学基础课的教学基本要求进行了修订，同时还分别制定了经济管理类和医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三个基本要求总结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成果和经验，明确指出：“数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素养；不仅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能否运用数学观念定量思维是衡量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学教育在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现代化；要加强不同数学分支间的相互渗透，进行课程和内容的重组；要突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加强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淡化运算技巧的训练；要尊重个性，发挥特长，探索现阶段因材施教的新方法、新模式；要不断探索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的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要积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取长补短。”建议各校“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开设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数学实验课”；“课内外学时比为1:2”；习题课“不应取消。习题课学时应不少于总学时的1/6，以采用小班上课为宜”“积极进行考试改革，；……，逐步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判标准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在工科类课程方面，本次的修订稿只包含微积分、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三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在微积分课程教学要求中加强了对一些内容中所包含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的要求。例如，要求“了解微分概念中所包含的局部线性化的思想”，“了解泰勒定理以及用多项式逼近函数的思想”，“掌握科学技术问题中建立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微元法）”等；对内容深广度做了适当的精简和调整。例如，明确指出“不要求学生做出?求N或?的习题”，“不要求利用导数的定义研究抽象函数可导性的习题”，“不要求学生求n阶导数的一般表达式”，“对三个微分中值定理的分析证明不作要求，并且不要求学生掌握构造辅助函数证明相关问题的技巧”，“对泰勒定理的分析证明以及利用泰勒定理证明相关问题不作要求”，“对于利用定积分定义求定积分与求极限不作要求”，“对于求抽象复

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只要求作简单的训练”，“求隐函数的二阶偏导数不作要求”，幂级数在收敛“区间端点的收敛性不作要求”，对“求幂级数的和函数只要求作简单的训练”等。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的要求不断提高，在修订稿中，对这两门课的基本要求没有降低，对个别知识点的要求还有所提高。因此，建议广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上述基本要求的修订稿已报送高教司，但至今未正式颁布。

5. 前面已经指出，《数学建模》、《数学实验》课的开设与数学建模竞赛的开展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一大亮点。1982年，由朱尧辰、徐伟立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数学建模教材——E.A.Bender编写的《数学模型引论》，198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清华大学姜启源教授编写的《数学模型》教材。此后，《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教材陆续出版，全国很多高校陆续开设了相应的课程。1988年，通过北京理工大学叶其孝教授与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发起者与负责人Fusaro教授商讨，于1989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组织了4个队首次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990年成立的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设立了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并于12月7—9日举行了“上海市大学生（数学类）数学模型竞赛”，1991年6月7—9日举行了“上海市大学生（非数学类）数学模型竞赛”。1992年11月27—29日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组织举行了“全国大学生数学模型联赛”。1993年和1994年教育部高教司两次发文，确定由高教司与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主办中国数学建模竞赛，并由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具体组织，组建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委员会来进行具体操作，确定了“创新意识、团队精神、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的竞赛宗旨。从此，我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活动按照教育部领导“扩大受益面，保证公正性，推动教育改革”的指示精神快速健康地开展起来。据统计，到2010年，全国共有30个省（市、自治区）的1195所院校17404队5万1千多人参赛。2008年开始，又将竞赛分为本科组和专科组分别进行。

这些年来，开展数学建模竞赛活动，开设数学建模、数学实验之所以生机勃勃、方兴未艾，是因为广大数学教师和干部认识到，它不仅是因为解决了几十年来数学教学理论脱离实际，使“数学走向应用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启迪数学心灵的必胜之途。”正如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主任李大潜院士所指出的那样：“数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它不应使学生仅仅生吞活剥地学到一些数学概念、方法和结论，而应使学生领会到数学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掌握数学这门学科的精髓，自觉地接受数学文化的熏陶，使数学成为他们手中得心应手的武器，终身受用不尽。”“数学建模及其竞赛活动打破了原有数学课程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局面，为数学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教学过程中打开了一条通道，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同学们通过参加数学建模的实践，亲自参加了将数学应用于实践的尝试，亲自参加了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取得了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所无法获得宝贵经验和亲身感受，必能启迪他们的数学心灵，促使他们更好地应用数学、品味数学、理解数学和热爱数学，在知识能力及素质三方面迅速地成长。”

2002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向教育部提出了“将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数学主干课程教学中的研究与试验”教改立项申请。2003年分别就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统计三门主干课中如何融入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于2005年结题。同年11月，在我国首届“大学数学课程报告论坛”上李大潜院士作了“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数学类主干课程”大会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从对数学这门学科的看法和认识、我国过去数学教学暴露出的根本缺陷以及如何在数学课程的

教学中充分体现数学建模的精神，使数学建模的成果得到巩固的角度，向广大数学教师提出了开展将数学建模的思想融入数学类主干课程的改革研究。他还从数学发展的历史和实际情况进一步说明：一方面客观实际的需要是数学发展的根本原动力；另一方面，“并不是数学的所有发现或发明都是首先来自实践需要的推动，……，而且恐怕绝大多数的内容并非如此，但这些发现或发明不少在后来都被发现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型或应用。”因此，他强调将建模精神融入到主干课程的时候，“不应该采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简单地在所有的概念或命题之前都机械地装上一个数学建模的实例，把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变成处处用不同的数学模型驱动的支离破碎的大杂烩。”有鉴于此，他还提出了在做这方面研究时应当在总体上把握的4个具体意见。（详见附录4）。

6. 文科高等数学课和作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数学文化课的开设是上世纪末大学数学教学改革中提出的一项新举措。1994年，北京大学张顺燕教授第一次为该校文、史、国际政治以及外语等专业组成的实验班开设了高等数学课，并编写了名为《数学的思想、方法与应用》教材，该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重点教材，于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很多院校也陆续为文科类专业的学生作为必修的通识课程开设高等数学课程，编写了不少文科用的高等数学教材。为什么要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数学无关的文科类专业的学生开设数学类课程呢？至少有两方面的原由：第一，在20世纪，数学的应用已经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的联系也日益加深。大量的例子表明数学与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重要的应用。199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2000年是世界数学年”，里约热内卢宣言指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理解数学及其发展的一把主要钥匙。”世界需要这把钥匙，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需要这把钥匙。第二，数学教育不仅是教给人如何去应用数学知识，而且是教给人以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塑造人的科学世界观，提高人的科学素养。数学的思想、精神、观点、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从数学课程的学习中获得的数学素养，数学的的思维方法和认识问题，研究问题的着眼点等可以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人在工作实践中终身受益。2003年，教指委曾组织过专门的研讨会，认为开设文科类数学课程是一个新生事物，还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对该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教学要求、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讨，以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2001年，南开大学顾沛教授在南开大学开设了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类型的选修课“数学文化”，该课于2007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并于200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数学文化》教材。与文科类专业类数学课教材不同，该书从数学问题、数学典故、数学观点三个角度展开，以较浅显的知识为载体讲授数学的思想、精神和方法。让学生初步了解数学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文价值；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领会数学的理性精神，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此同时，不少院校采用不同的方式开设了同类课程，也编写出版了一些教材。数学文化课的开设，受到了高教司等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也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由于该课是文化素养教育的一部分，如何开好这门课，也需要在教改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课程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式方法，研究它与文科数学课的关系。

7.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2004年底召开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和教高[2005]1号文件精神，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及有关高校共同设立了“大学数学课

程报告论坛”。该论坛面向全国高校大学数学课程广大教师，了解大学数学教师从事课程教学改革、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实际需求，为他们打造一个长期、稳定的教学研讨和交流平台，围绕课程建设和改革的热点问题或核心问题开展广泛交流和深入研讨。

论坛每年举行一届，从2005年在同济大学举办第一届开始，至今已举办了八届。每届均围绕一个主题，分别邀请教育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高校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作一小时的大会报告，就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改革的方向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成果交流和经验探讨。此外，论坛还组织了30分钟和15分钟的分组报告以及书面交流，一些来自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他们的报告和论文中展示了自己观点、体会和成果，并在交流和研讨中得到碰撞、深化和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大学数学课程的建设。每届论坛均由来自全国高校500~600余名专家和教师参加了会议，论坛的举行受到了全国高校广数学教师的欢迎和好评。

下面将各届论坛举办的时间、地点及主题罗列于下表：

届 次 第一届 时 间 2005年11月5—7日 地 点 上海 同济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杭州 浙江理工大学 福州 福州大学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 南京 东南大学 主 题 现代数学发展与大学数学教学改革 第二届 2006年10月28—29日 大学数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中、美、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交流与比较 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信息化进程中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 创新人才培养与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中的数学课程建设与改革 国家精品课程转型升级的认识与实践 第三届 2007年11月3—4日 第四届 2008年11月8—9日 第五届 2009年11月7—8日 第六届 2010年11月 第七届 20011年11月12—13日 第八届 2002年11月10—11日 8. 2009年6月5日，“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西安交通大学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是由西安交通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发起和资助创建的一个面向全国、开放式的教学研究机构，由教育部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四家共建。“中心”常设办公地点设在西安交通大学，挂靠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之下。“中心”设立由我国大学数学教育界知名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把握研究方向、确定主要研究课题并监督实施。“中心”聘请国内长期从事大学数学教学研究和改革的资深教授为研究员，从我国当前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与时俱进地对教学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教学研究和改革实践，总结推广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培训师资，参与课程的教学评估，大力推动我国大学数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大潜教授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徐宗本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苏雨恒社长，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等教育出版社杨祥总编辑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首届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马知恩教授担任“中心”主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理工事业部副主任李艳馥、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副院长李继成担任“中心”副主任。

“中心”自成立四年以来，共设立教学研究项目17项，其中包括53个子项目。每年所设立的项目采用在网上公布，自愿申报，由“中心”审批的办法面向全国高校招标，对批准的立项课题给予适当的经费资助。每个立项课题两年完成，“中心”在两年内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中心”还多次召开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和教学改革专题研讨会，研究交流国内外的改革成果和经验，并组织多次全国高校大学数学基础课教师培训班。

由于“中心”是一个实实在在从事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实践的研究性机构，所以吸引了全国大学数学教师的广泛参与。近四年来，共有约70所高校约310名数学教师参与了“中心”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在17个立项课题中，已完成9项，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大学数学》杂志曾为“中心”的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期专辑，发表论文40篇，正式出版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7套，编辑了教学研究专辑2本。除学术委员会每年一次的例会外，还召开了全国性教学研讨会3次（包括2011年在成都由电子科技大学筹办的“中心”与教指委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次大学数学教学经验交流会），组织面向全国大学数学课程的师资培训班三期，每期三周，参加培训的教师共约400余名。

四年来，“中心”立项的主要研究课题有： 2009年的立项课题：

（1）我国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理念、思路和建议。

（2）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的改革探索与实践。 （3）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和创新。 （4）国外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精粹集锦。 （5）大学数学课程教学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2010年的立项课题：

（1）大学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讨论性、研究性、综合性、实用性问题选编。 （2）大学数学课程在知识、素养、能力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在教材、教学过程和考核中的统筹设计与实践。

（3）国内高等数学教材及有关杂志上相关文章的研究与精粹集锦。 （4）数学文化课程的建设与推广。 2011年的立项课题：

（1）在大学数学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传授数学思想、培养数学能力的范例汇集。

（2）数学建模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数学主干课程的范例汇集。

（3）面对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4）针对大学数学教师的师资培训资料编写。 （5）我国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60年。

2012年的立项课题：

（1）《高等数学》数字化课程建设思路、方案的研究与制作。 （2）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和创新能力培养。 （3）大学数学课程考核内容、方法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9. 为了提高大学数学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和课程教学质量，从2004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天元基金领导小组委托并资助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举办“西部与周边地区高等学校非数学类数学教师培训班”。该培训班在2004~2006年与2010~2012年每年暑假期间举办，每年一期，每期历时三周，从2012年开始改为面向全国高校。每期参加培训的教师均在100人以上，至今已有来自全国27省（市、自治区）114所高校的800余名大学数学教师参加了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大学数学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疑难问题选讲，着重揭示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概念的本质和理论中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

（2）从大学数学走向现代数学选讲，包括：从代数运算到代数结构，从有限维空间到无限维空间，从Newton-Leibniz公式到微分流形上的Stokes公式，从微分方程到微分动力系统，从Taylor公式到学习理论，从随机变量到随机过程等分析、代数、几何、随机数学领域中的12个专题，供学员选学。

（3）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

（4）关于大学数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的专题报告。

从2012年开始，还增加了专家与参加培训教师面对面的教学帮评活动，即由参加培训班的学员自愿选择内容进行课堂讲授（不超过半小时），培训班组织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教授组成专家组听课并进行20分钟点评，对学员的讲课坦诚地提出意见，鼓励他们发扬优点，改进不足。

由于培训班经历的培训时间长，培训内容丰富，组织了包括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资深教授在内的高水平培训队伍，培训理念先进，因此，几年来不但使受培训教师清楚地了解了所从事的大学数学的教学内容与相关现代数学分支的联系，能从更高的观点和更广泛的视角理解所教内容和相关的科学思维方法，提高了教学水平，而且从培训班上授课的老专家、老教授身上学到热爱教学、无私奉献的高度敬业精神，为我国高等院校（特别是一般院校）培训了一批业务干部和教师。他们回去以后，很多人成为教学与教改的骨干，并为所在学校新开设了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新课程，因此受到广大数学教师和领导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也受到了天元基金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

几年来，培训班建立了一个高水平的结构合理稳定的师资队伍，出版和编写了一批适用于师资培训的教材和培训资料，创新了一种科学的培训模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培训经验，该成果已于2012年获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并正在申报国家教学成果奖。

10. 近十多年来，在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中，对如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和需求，如何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网络技术，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在已举办的“大学数学课程报告论坛”中有两届（第五届和第八届）的主题都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已立项的研究课题中也有两个关于这方面的课题。在2009年举办的第五届“大学数学课程报告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教育部大学数学基础课程分委员会主任徐宗本教授以“信息化背景下的大学数学教育”为题作了大会特邀报告。该报告从分析信息化社会的特征入手，阐述了信息化

背景下对人才培训的新要求，剖析了当前大学数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对策与建议。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研究和实践的大课题，下面仅讨论当前很多数学教师关心的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关于在大学数学教学中如何恰当有效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高校干部和教师一概反对在数学课的教学中使用PPT；有的认为，将教学内容简单地用PPT屏幕显示出来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完全违反了数学科学的本质特点和学习数学的基本要求。多数教师认为，多媒体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手段，但对推理性较强的数学课教学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应当将多媒体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辅相成。也许，对这个问题要作一个统一的肯定结论为时尚早，但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把是否应用多媒体技术作为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硬性规定是一种瞎指挥，是应当坚决反对的。那种把教材、讲稿搬上屏幕照本宣科的做法也应当杜绝！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建设数字化课程，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这项工作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高等教育出版社曾组织一些院校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研制了一批网上教学资源。教育部在2012年颁布的“高教三十三条”中提出要“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要“加强信息化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实施国家精品开放课程项目，建设一批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根据该文件的精神，2012年教育部又启动精品课程的转型升级工作。第一批大学数学精品课程已向教育部申报待批。2010年开始，有的学校对《高等数学》数字化课程就进行了研制，2012年底，“中心”又将该项目的建设思路、方案的研究与制作作为“中心”的重点立项课题，并于年底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争取经过几年的努力，将它建成第一个水平较高的大学数学类数字化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向高校与社会开放。

11. 在本阶段，特别是在2005年之后，关于在大学数学教学中，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多方面的研究。在多次的“大学数学课程报告论坛”上，在“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设立的多个立项课题中都曾把这个论题作为讨论的中心，作为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

（1）这几年来，多数教师已认识到，数学教学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一些数学知识，讲解一大堆数学概念、数学定理和公式，而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授，揭示数学概念的本质和蕴含在数学理论中的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数学思想，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一些优良的素质，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许多大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毕业后在自己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专家教授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具体的数学知识，包括定理、公式和结论在实际工作中用的并不多，很多甚至都已经淡忘了，但是，所受到的数学训练，所领会的数学思想和精神，所积累的数学素养，却经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终身受益，成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的思想上应当经常有数学教育是素质教育、有培养创新能力这根“弦”，努力钻研教学内容，根据自己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的切身体会，努力通过知识的传授和数学训练这个载体，揭示数学的思想方法。所谓通过知识的讲解来传授数学思想方法，提高能力，不是对其中的科学思想发表一通牵强附会的、空泛的长篇大论，而是通过知识的讲解，将渗透在知识中的“火热思考”，用通俗、有趣而精炼的语言，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使学生受到理性思维的熏陶和训练，这正是困难所在！为此，“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在2011年的立项课题中设立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在大学数学课程中如何传授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为广大数学教师提供一些典型范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需要更多的教师共同努力。

（2）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加大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改革力度，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精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这几年来“论坛”和“中心”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改革提出的另一个研究课题，也是我国大学数学教学改革中长期以来教师所关心的大难题。近几年来，有的学校（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试点，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有些学校还为开展讨论式、研究式、参与式教学方法积累和编写出了讨论性、研究性、综合性、实用性问题的参考资料。然而，时至今日，仍未取得突破性的改革成果。改革的试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成果也只能在局部推广，传统的灌输式、保姆式和应试型的教学方法仍然主要地占据着大学数学的讲坛，严重地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许多数学教师清醒地看到，从中学到大学是青年成长的一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内，要使他们充分认识通过知识的学习培养科学思维方法、提高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性；充分认识改变学习方法、培养主动学习精神、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作为进入大学后首先碰到的重要基础课的大学数学，对于促使他们向正确方向转变担负着不可推卸也不可替代的责任。因此，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长期以来教学方法改革未能取得重大进展根本原因。针对那些影响和阻碍的方法改革的原因，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

与教学方法改革密切相关的是考核方法的改革。这些年来，很多教师也已认识到改革考核方法的重要性，不少院校（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等）在考试内容和考核方式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试点。有的在试题中，减少计算题，增加概念题、应用题和综合题；有的采用开卷或半开卷的方式让学生做一些能考查能力的开放性试题；有的注意到了对学习过程的考核，将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习题课和讨论课中的表现纳入考核范围；有的还根据完成大作业、小论文或读书报告的情况来评价学生研究解决问题能力。然而，从总体来看，大学数学课程的考核方法仍然采用传统的主要依据期中和期末一两次考试卷面的成绩来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办法。探索一种公平的、科学的、便于操作的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考核方法仍然是大学数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12.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如何提高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近几年来，“中心”不但鼓励和支持这些院校的数学教师参与中心的立项课题研究，而且还于2012年专门为这些院校设立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和创新能力培养”课题。除有来自全国的12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数学教师获准参加了该项目的研究外，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另外资助了8万元用于安徽省、江苏省、辽宁省和湖北省的12所应用性本科院校也参与该项目的研究。此外，这些院校担任大学数学基础课程的教指委委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加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暑期数学师资培训的教师也主要来自这些院校。这类院校在我国高校中占绝大多数，我国大学数学教学质量的高低、教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院校。因此，应当根据这类院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在这类院校中如何进行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方法的改革，研究在这类院校中如何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精神和能力。今后，在大学数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中，应当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应当更加重视这类高校的参与，应当而且可以专门投入一定数量的经费，划出部分课题，由这类院校的教师进行研究。

三、简要评述

1. 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教学在历经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大改革，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的同时，又迎来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的时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我国高等教育到2004年进入到“大众化阶段”。在教育经费和教学设备没有增加、教师的数量短缺的情况下，如何稳定并逐步提高大学数学的教学质量就成为广大干部和教师所关心的问题。在教育部颁布的一系列关于保证教学质量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从2003年开始，大学数学课程开展了建设精品课程、评选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等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无疑对激发教师从事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开始两年，评选工作基本上是公平和公正的。但到后期，由于不少院校重申报、轻建设，使这些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发挥精品课程、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的作用，甚至在评选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还应指出的是，上世纪开始建立的工科数学教学基地曾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做了大量的扎实而细致的工作，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而且教育部也进行了验收评估工作。但从此以后，教学基地却渺无音讯，七个工科数学教学基地曾联名多次向高教司询问此事，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持，发挥作用，但也如石沉大海！

2.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2003年开始，非数学类专业数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花了近三年的时间修订和新制订了工科类、经管类和医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三个教学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总结并吸收了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教改的成果和经验，同时又针对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出现的现情况对教学内容的深广度作了较大的调整。新的基本要求与1995年修订的精英教育阶段的基本要求相比有许多新的变化，更加适应于当时我国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需要。教指委曾将新教学基本要求上报高教司，直到2009年又根据高教司的要求经过再次修改并上报，但至今未得到答复！教指委和广大数学教师都非常关心这件事，今后还要不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如果不要！今后教学质量的检查、教学评估、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与修订应当根据什么标准进行？

3. 近十余年来，《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在全国高校中更加普遍地开设起来。“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不但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本科生参加，而且吸引了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数学教学严重脱离实际的局面，而且为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推动了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又提出如何将数学建模的思想融入数学的主干课程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实践的重要课题，它将使我们对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更加清楚，更加理性，也更加符合教学实际，必将推动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走向新台阶。

4. 设立“大学数学课程报告论坛”，建立“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是本阶段深化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大学数学的教学质量所采取的两个重要举措。“论坛”为广大数学教师打造了一个稳定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交流的平台，在提升广大教师的教学理念，引领教学改革方向，动员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宣传和交流课程建设、改革成果与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心”则是一个从事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研究性机构。近几年来，“中心”在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我国的教学现状和发展趋势出发，围绕课程建设和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并资助了提出一批研究课题，总结推广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开展师资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细致而深入的工作，为推动大学数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坛”和“中心”的工作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鉴于这两方面的发起和组织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今后应当加强领导，协调一致，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成效更为显著。

5. 在本阶段，举办大学数学教师培训班和进一步开展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改革也是两件具有前瞻性的有益的工作。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提高教学质量的实际需要，也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时代要求。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中的骨干教师逐步退出教学第一线，新补充了一大批青年教师，特别是西部和边远地区高校的大学数学教师，学历层次较低，教学任务繁重，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很不平衡。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就很难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就是一句空话。当前，虽然新补充的教师学历层次已有较大提高，但因没有受过严格的教学训练，科研和职称晋升压力很大，在教学上的投入不足，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教学培训，举办不同层次不同目的和要求的师资培训班仍是今后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教学方法（含考核方法）改革是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改革中的老大难的问题。但在这一阶段中，由于认识到教学方法改革是严重制约我国大学数学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瓶颈，一些高校的一批教师干预迎难而上，在开展互动式、研究式、讨论式等方面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革试点，积累了一些改革资料和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效，为进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由于教学方法涉及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水平、教学模式甚至教学组织和管理等诸多方面，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教学方法的改革应该成为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

6.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改变着知识的内涵和人们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手段。因此，近两年来所提出的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体系，研制《高等数学》数字化课程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虽然刚刚开始，在建设精品视屏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包括精品课程的转型升级）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只要我们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强强联合”和“协同创新”的精神，组织一支高水平的开发和研制队伍，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它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数类的数字化资源共享课程。

二、六十年的建设与改革成果、经验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一）六十年来所取得的建设与改革成果和经验

六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国大学数学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现将其中最主要的概括如下。

1. 提高了对数学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的认识

数学是表述和刻画客观世界的科学语言，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工具，是学习和掌握其他科学的重要基础，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计算技术的结合形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数学技术，数学也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一种先进文化。数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中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大学数学的教学内容大幅度增加，讲授效率大幅度提高

大学数学的教学内容由20世纪50年代只讲授以微积分、解析几何和简单微分方程为主体的高等数学基础部分，到现在除高等数学基础内容外，还增加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很多专业还要学习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数学物理方程，甚至数学实验（或数学建模），但学时却由360减少到240~330。除理工类专业要开设大学数学课程外，经管类专业、农林医类专业甚至很多文科专业都也都开设了相应的数学课程。

3. 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思路，构建了课程设置方案和体系

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改革，在大学数学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提出了比较科学的系统的改革思路，构建了课程设置新方案。这些改革思路和课程设置方案已为我国大学数学界广大教师和相关的专业教师所认同，至今仍在指导着大学数学课程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近十年来，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又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更加强调通过知识的传授揭示数学概念的本质，传授数学思想和科学思维方法，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使数学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数学课程体系正在形成。

4. 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数学课程中的应用实例已由几何、物理、力学等领域扩大到经济、管理、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日常生活，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课的广泛开放，不但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解决了多年来数学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而且为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越来越多的院校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数学建模竞赛活动，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了团队精神，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课程的教学改革。正在探索的如何将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融入主干课程的改革研究必将使这项改革取得更大的成效。

5. 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大学数学教材

解放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数学教材都是外国原版教材或翻译的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自己编写的教材仍然是屈指可数的。现在大学数学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的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些教材中，不乏有不同风格和特色的精品教材，而且已基本改变了前苏联教材在内容、体系方面对我国的影响，也初步扭转了“千人一面”的状况，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局面，能较好地满足我国大学数学教学的需求。我们高兴地看到，近两年来数字化教材和数字化课程的开发与研制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正在推动我国数学教材的信息化建设，满足包括在校生在内的广大社会青年和在职人员对学习和提高数学知识和素养的需要。数量增加之后必将面临质量的提高，我们相信，今后几年内，一定会出现教材质量的大提高。

6. 教学方法改革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试点，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虽然在历次教学改革中所大力倡导的教学方法（含考核内容和方法）改革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近年来广大数学教师越来越认识到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至关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教师体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当是教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并对大学数学教学方法改革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进行了一些改革实践，积累了不少可贵的资料和经验。例如，如何开展互动式教学，如何开展讨论式、研究式教学，如何将开展按层次分流培养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结合等。所有这些都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把教学方法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攻关的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 教学改革要尊重教育的规律，采取既积极大胆又慎重稳妥的态度

教育是一个百年树人的长期见效的事业，改革的成败与得失需要经过长期的检验！因此，教学改革既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协调，又要重视和遵循教育的规律。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吸取1958年“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教学改革决不能搞急功近利，也不能因政治形势或领导的更换的改变，随意改换改革思路、方案和措施。要坚持积极大胆、慎重稳妥的态度，坚持重大改革要进行试点，坚持既要善于从短时间的成功中

发现问题和不足，又要从不完善甚至失败中发掘正确的思想，扶植并培育先进的“幼苗”。要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广改革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促使其在教学实践得到继承、深化和发展。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不要固步自封，各自为政，各校为政，避免重复劳动和“瞎折腾”。

8. 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

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认真检讨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解放初期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受到各种客观条件和国际政治形势的限制，我们曾大力提倡向前苏联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采取从教育体制到教学大纲和教材几乎全盘照搬的办法是不科学的，致使我国的大学教育（包括大学数学教育）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根深蒂固的影响和约束，这种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现在的形势与当时已大不相同，我们既可以向俄罗斯学习，也可以向美、英、德、法等国学习。在学习的时候，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别国可行的办法是否适用于我国，也应通过实践来检验。要认真总结我国解放以后六十余年所积累的大学数学教学改革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我国大学数学的教学实际出发，不要忘记我们是站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是为振兴和发展中国的大学数学教育事业进行研究和改革的。因此，不要盲目地引进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思想，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更不能让各种各样新名词和新概念充斥市场，使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不得要领！

（二）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1. 把提高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与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作为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主攻方向 近几年来，虽然在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改革中提出了一些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措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研究和实践，然而，我国大学数学的教学质量，特别是在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方面，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构想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当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的精神，认真研究我国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把提高教学质量与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主攻方向。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作为重要基础课的大学数学，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中，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考核内容与方法都还不能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教师与学生中的多数仍然只重视数学知识的教与学，不重视也不善于通过数学知识的讲解与学习，传授与领会蕴藏在知识背后的数学思想，数学精神。我们应当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深化教学内容的改革，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上来。

2. 把教学方法（含考核内容与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长期的教学改革中，广大数学教师深切地体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既重要，又困难，对于作为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后首先遇到的重要基础课大学数学来说，尤其如此。然而，时至今日，传统的灌输式、保姆式、应试型教学方法仍然顽固地占据着大学数学讲坛，成为制约大学数学教学改革培养创新人才的瓶颈，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应当把这项工作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组织优势力量，加大改革力度，协同攻关！

方法的改革之所以困难，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教学思想的更新，

教学内容改革的深化，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学模式甚至教学组织和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问题的一项综合性改革工作。没有领导的重视与协调，没有政策的引导，没有一支高水平的愿意并善于攻坚克难的师资队伍，在短期内是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的。

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当重视大学数学课程的特点，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在已取得的改革经验基础上，深入探讨如何以知识为载体，揭示和传授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深入探讨如何以学生为主体，开展互动式、讨论式、研究式教学，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深入探讨如改进考试内容与考核方法，总结出能检测学生水平和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公平科学而且便于操作的评价体系和方案；深入探讨如何将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按层次分流培养结合起来，推行多元化和分层次的教学模式，建立适合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院校甚至不同专业大类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形式。教学方法改革要逐步扩大试点规模，争取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内取得突破。

3. 进一步加强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找到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开设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程，开展数学建模竞赛活动。我们应当在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广经验，扩大成果，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当前，虽然这项工作已引起了普遍重视，但各校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应当改变将数学实验降格为数学软件的学习和使用，或初级算法的课程，将数学建模课变为简单的知识传授，将以获奖的多少和名次作为参加建模竞赛的主要目标的状况；应当改变在这类课程中满堂灌的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开展师生互动、课堂讨论和课外小课题研究的方法；应当改变教材内容陈旧，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大，缺乏特色的状况，对教学内容和要求进行梳理，逐步实现课程教学的规范化；应当深入研究如何逐步实现把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数学的主干课程。

4. 把提高教材质量，编写出版适应多元化教学需要的多层次、多品种的教材作为教材建设工作的重点

近十多年来，中央、地方和各高校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大学数学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数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这些教材和参考读物中，教学内容和要求雷同的多，不同品种、不同风格和适用于不同层次教学要求的较少；用于理工管类的多，适应于其他专业大类的少；用于提高学生解题能力和技巧考研类的多，用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素质的教材少。因此，我们应当组织优势力量，在深入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编写一些对教改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高质量教材和填补空缺的教材。例如，编写更适用于一般院校使用的高质量教材；编写将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将现代计算技术融入大学数学课程的教材；编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应用能力以及创新思维和能力的教材；编写有利于开展互动式教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材；研制数字化教学资源以及有利于培养拔尖学生阅读的教学参考资料等。在教材建设工作中，应当坚决克服为了局部的和小团体的利益，不负责任地东拼西凑的行为！加大对已出版的优秀教材的宣传、推广和锤炼的力度，使我国的大学数学课程教材在世界上占据一席应有的地位。

5. 建设高水平高素质的大学数学教师队伍

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优秀人才，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关键，对于作为重要基础课的大学数学课程来说尤其如此。近几年来，在大学数学的教学改革中，提出了要

通过知识的讲解，揭示和传授数学概念和理论的本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方法；要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什么进展不大、效果不显著呢？关键在于教师的业务水平不够高，教学能力不够强，没有一支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当前，多数大学数学教师面临着科学研究和职称晋升的压力，致使他们在教学上投入不足，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钻研不够，教学水平和能力提高缓慢，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骨干教师严重缺乏，不能适应课程建设和改革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中、西部和边远地区，在一般的地方性院校中，上述情况更为严重。不少教师的水平和能力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不改变这种状况，上面所谈到的关于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必将沦为空谈！近年来由国家基金委天元基金资助开办的西部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数学师资培训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此，我们建议：（1）教育部、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高等学校，加大投入力度，统筹规划，有计划地开办一些各种类型的师资培训班，大力开展对现有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培训；（2）采取有力措施，制订相应的政策，努力提高教师，特别是基础课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感到有奔头，使教师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令人羡慕的职业。应当尽快补充一批水平高，能力强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师，建成一支能承担建设和改革重任的骨干教师队伍！

6. 建立大学数学教学研究的常设机构，加大教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提升教学研究的地位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从我国60余年来的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情况来看，大学数学的教学研究与改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继续开展。因此，建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的大学数学教学研究常设机构是非常必要。从2009年开始设立的“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近四年多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对推动我国大学数学的教学研究和改革，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我们认为，今后应当认真总结理顺管理体制和领导关系，逐步完善和扩大它的职能。例如，除了配合“教指委”提出立项研究课题，组织研究队伍外，还可以将规划和组织师资培训，研究制订与修改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基本要求还要不要修订，如何修订），总结和宣传推广教改成果，制订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工作纳入其工作范围。这样做，可以统一领导和协调大学数学教学研究的各项工作，使教学研究和改革具有连续性，既不中断，也不重复。

与科研项目相比，目前的教学研究项目的投入力度小，地位低，影响了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建议教育部高教司能多方筹集资金（例如，与国家基金委联合），或者在国家基金委下，或者单独设立教学研究基金，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教学研究的地位，以便激励和提高一些高水平的教师投入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使重要教改项目的研究能早日出成果，出效益。

通过知识的讲解，揭示和传授数学概念和理论的本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方法；要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什么进展不大、效果不显著呢？关键在于教师的业务水平不够高，教学能力不够强，没有一支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当前，多数大学数学教师面临着科学研究和职称晋升的压力，致使他们在教学上投入不足，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钻研不够，教学水平和能力提高缓慢，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骨干教师严重缺乏，不能适应课程建设和改革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中、西部和边远地区，在一般的地方性院校中，上述情况更为严重。不少教师的水平和能力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不改变这种状况，上面所谈到的关于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必将沦为空谈！近年来由国家基金委天元基金资助开办的西部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数学师资培训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此，我们建议：（1）教育部、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高等学校，加大投入力度，统筹规划，有计划地开办一些各种类型的师资培训班，大力开展对现有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培训；（2）采取有力措施，制订相应的政策，努力提高教师，特别是基础课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感到有奔头，使教师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令人羡慕的职业。应当尽快补充一批水平高，能力强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师，建成一支能承担建设和改革重任的骨干教师队伍！

6. 建立大学数学教学研究的常设机构，加大教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提升教学研究的地位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从我国60余年来的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情况来看，大学数学的教学研究与改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继续开展。因此，建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的大学数学教学研究常设机构是非常必要。从2009年开始设立的“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近四年多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对推动我国大学数学的教学研究和改革，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我们认为，今后应当认真总结理顺管理体制和领导关系，逐步完善和扩大它的职能。例如，除了配合“教指委”提出立项研究课题，组织研究队伍外，还可以将规划和组织师资培训，研究制订与修改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基本要求还要不要修订，如何修订），总结和宣传推广教改成果，制订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工作纳入其工作范围。这样做，可以统一领导和协调大学数学教学研究的各项工作，使教学研究和改革具有连续性，既不中断，也不重复。

与科研项目相比，目前的教学研究项目的投入力度小，地位低，影响了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建议教育部高教司能多方筹集资金（例如，与国家基金委联合），或者在国家基金委下，或者单独设立教学研究基金，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教学研究的地位，以便激励和提高一些高水平的教师投入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使重要教改项目的研究能早日出成果，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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