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

第三章 唐宋文化

一、文化思想发展脉络

1．唐代科举制的特点（130-131）

唐代统治者废除了魏晋时期只于士族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的是给所有士子公平竞争机会的科举制。它给了大批中下层士子或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寒士）一个通过考试参政的机会。

唐代科举与后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开放性和透明度。唐时科举不用糊名制，录取的关键并不在一次考试的城绩，而在于平时的声誉。这既迫使考生在科考之前就要漫游天下以激扬身价， 结交豪俊名流以求延誉，使唐代士人从一开始就离开象牙塔，步人壮阔的社会生活，多方面体验人生，铸造其雄视百代的阔大胸襟。另外，也迫使主考官员注意社会公识和舆论，以显示他的识贤和得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激荡出唐代士人壮浪豪纵的英发之气。

完善的科举制，以制度文化的形式，为寒士进入统治阶层提供了保证，从根本上消除了先秦战国时期士人政治关怀的无秩状态。唐代寒士以士节为重，自觉地将个体的功名之心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挂起钩来，在为自己谋得统治集团一席之地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个统一大帝国文化的前进。

2．唐代开放的文化气象（134）

唐代文化，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的文化气象。域外文化大量涌入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大地，给唐文化带来了活力，但并没有动摇其华夏文化的本质。诚然，域外文化的大量输入，对唐人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或受其影响。唐代的官制、兵制、田制等制度文化，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延续性。而唐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一定程度上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也并没有荡而不返，而是以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去融化、汲收域外文化的因子，有亲和力的部分，为唐人所接受、采纳，否则即被抛弃。这实际上就是唐文化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进行能动的选择、改造和吸收，从而将之融为整个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这么说，唐文化的开放性，正是其兼容性的基础，而兼容性又是其宏阔博大的根本保证。

3．唐代的文化成就（136-137）

唐代实行科举制，使大批寒士崛起，并因而在各个文化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创造出一代辉煌的文化。

唐代文化高度发达，以诗歌和书法最具代表性。崛起的寒士们以一种经天纬地的豪情和大气受容、改造前此以往的诗歌传统，形成一 种“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全新的唐诗气象。诗至唐代，无论其内容、风格、形式、技巧，都巳全面成熟，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

跟唐诗一样，浸染着饱满的时代精神的唐代书法，也集中反映了唐帝国文化的特质所在。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奔放不羁，最能反映唐代书法的精髓和气质。草书之外，篆、行、楷诸体都各有大家，如唐诗的众体兼备一样。诗（文）书之外，唐代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4．佛学的中国化（139-140）

佛教思想，在隋唐时期深得士大夫的喜爱，完成了中国化的重要步骤。

隋唐时期佛教的本土化，以“判教”的方式展开，通过对传入中国的各种经藉进行清理

检视， 以天台宗和华严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将印度佛教中“心性本净”的命题中，改造成“心性本觉”的新命题。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净只不过是指清净，要由清净达到觉悟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所以印度除释伽之外，别人都没有成佛。而在中国，既然心性本来就是觉悟的，那么，人人生来即是佛胎，一旦大悟禅机，即能立地成佛。神秀跟六祖慧能的偈语，反映的正是佛教经改造而中国化的事实。

通过将“心性本净”这一命题改造成“心性本觉”，成就了以“顿悟”为特色的中国化佛教。这一佛学教理的改造，是很能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心态的。玄妙深奥的佛学被儒士们改造成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情趣，使他们出入从容、进退裕如。并且“妙悟”的佛学玄机，还被他们改造成为超出象外的一种审美理念，贯穿于诗学之中，使诗与禅密切结合，共同营构出士大夫既别于王侯又不同于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范式。

5．唐代儒学复兴的复杂性表现在哪几个方面（141-142）

唐代儒学的复兴，呈复杂而曲折前进的状态。

唐代采取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但却不利于儒学的复兴。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儒学要复兴，就不得不对释老之说加以排斥，这也就是为什么韩愈在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同时，要大力排佛的根本原因。好在唐王朝在科举考试中以儒学为根本规范，为儒学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孔颖达注疏儒家《五经》，为全面清理儒学文化遗产做出了榜样。这些，都为后来儒学的高涨积累下足够的势能。

中唐时，以韩柳为代表的儒学复兴派迅速崛起。但这时的儒学复兴，却以古文运动的形态表现出来，即在复兴儒家之道的同时，韩愈等人还强调恢复先秦承载儒“道”的古文。于是因纠缠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非实质性的问题，不利于儒学思想向精深的层面开拓。在佛学不断中国化、受容儒学精髓的过程中，唐代儒学未能从学理上与之严格区别开来，从而影响了儒学复兴的力度和力量。韩愈虽有排佛之论，但并不彻底。虽然曾动用政治手段拒佛，有武宗灭佛之事，但最终不能阻止儒佛思想的彼此交融。

另外，唐代儒学复兴的曲折性还表现在，中唐儒学复兴的成果，并未顺利地延续和继承下来。特别是到了五代分裂之时，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儒学终于没能在唐代取得独尊的地位，反而是佛教大盛。直到北宋再度统一，复兴儒学的重任，才落到宋儒的身上，并通过他们的努力，真正倡明起来。

6．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143-144）

理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又称宋学、道学、新儒学。

宋代理学的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开创期，发展期，集大成期。

宋学开山祖是周敦颐，他对宋学的贡献有二个方面：第一，他以六经为本，合阴阳五行之说，出入释老，创造性地构制出《太极图说》，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诚”为最高的道德伦理境界，显示出理学的伦理化哲学趋向。

另一位理学的开创人物是邵雍，他将天地万物抽象于象数演化的范畴，构造出一个包括自然和人类历史的世界图式，为后世理学思想中“天理”“人欲”对立论埋下了伏笔。

宋学发展期的代表人物是张载和二程。张载发挥邵雍之学，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打通了 “外王”与“内圣”之间的方便之门。也为格物致知的理学认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程兄弟则第一次将“天理”粹炼成为脱离物质载体的纯理念，为宋学确立了“理”本体。 构筑起宋学完整而严密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的思想体系。

集大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创造性地发挥了二程以来的“天理”思想，将之视为最高范畴，“理”的表现是“气”，“气”又派生出万物。这样，万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朱熹将形而上的“理”标举为牢笼宇宙的万物之本，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宇宙秩序间的完全沟通，为伦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恒不变找到了哲学依据。以此为基础，朱熹提出了道德修养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题，描绘出“诚意一一正心一一修身一一齐家一一 治国一一平天下”封建士大夫人生图景，决定了宋及其以后儒士的内省性人生特征的发展趋向。

7．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影晌（145-146）

宋代理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首先，理学重新构筑起“礼”的封建秩序。在礼治秩序的长期浸染下，中国国民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主奴根性。个体非得牺牲自我（灭人欲），以适应礼法的要求（存天理）。

其次，理学家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学问的根本，促成了儒学朝“内圣”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而专心内求的学术方法，又往往造成空疏的学风。外轻经济之事，空谈而鲜实用，一遇危难，即束手无策，给民族心理投下阴影。

再次，理学家们强调的道德自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积极的因子。以“内圣”为根本的立身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儒生们在道德规范下的主体意识。而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 命题，导致了中国知识阶层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并将个体人格的完成，融入到大众群体人格的共同完成之中。又，理学家们强调“浩然正气”也为熔铸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在以“天理”为根本的理学本体论中，妇女丧失了一切权力，变为男性的附庸和奴隶。一系列的封建礼教枷锁，至今仍给中国妇女的文化心理留下阴影。

8. 宋代书院制度的特点（147-148）

宋代的理学催生出新的宋代私学教育，形成书院制度。儒生士大夫们不仅以书院为研究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且还在书院中交流情感，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自得。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还往往通过书院的讲坛，抨击朝政得失，形成朝野上下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书院都以儒家经书为本，不出宋代理学的范畴。但不同的书院因其主创者或主持讲坛者的学术思想的侧重而各有特色，因而呈现出缤纷的异彩，对宋代官学起了有效的补充作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官学，独领风骚，很好地活跃了宋代的学术气氛。

9．宋代宗族共同体的特点及其影响（148）

宋代宗族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宋代理学“民胞物与”思想的理论实践，也是其“修身一一齐家一一治国一一平天下”人生图景的实现。

宗法制度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里，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原则里即已包含着这样的因子。但直到宋代，宗法组织才在新的思想基础上，以新的结构方式得以重建。那就是民间自发组成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宗族共同体的大量出现。这种以伦常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它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稳定性， 为宗族个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它又更加强化了中国人传统的主奴文化心理，使整个社会肌理凝聚得更为紧凑，也使之趋于僵化。每遇社会变革。即会受到这一个紧接一个堡垒似的宗族组织的顽固抵抗，增添改革的难度。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心理还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

10．古代中国文化南移的三大过程（149）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南移之势。历史上，文化南移运动有三个十分集中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 中原文化随之南播，打开了南方经济文化的新局面。到唐初，南方已经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叛乱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残破凋弊，加上紧随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此消彼长，南方经济远远超过北方，为文化的南移埋下伏笔。

第三个时期是宋代的靖康之乱，给文化中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

11. 南宋文化中心南移的表现（150）

南宋以来，文化中心的南移，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是学术中心的南移。北宋以前的学术中心，主要集中于洛阳及关中等黄河流域。但那时南方学术气氛已日渐浓厚起来，江西、福建各自成为文化中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都出自江西。南宋时，福建更成为学术中心。朱熹曾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而他本人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更是促成这一“天旋地转” 的巨大推力。

第二是政治人物的南人化。关于这一点，“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陆游最有发言权：“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间，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南宋之后，整个国家偏隅江南，朝堂之上，更是南人的天下了。

第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都城杭州与苏州并称人间天堂，成为事实上的南宋文化中心。而原来洛阳及关中等地，由于金统治者文化上的相对落后，因而无法跟“杭州一苏州”这一南方文化轴心相比。这也就使南方文化更显示出优势文化的特色来。

12. 宋型文化的特点（152）

宋代文化形态全面走向成熟，士人文化趋于柔美典雅，市俗文化也是异彩纷呈。 宋代文官政治，使文人的文化气质得以充分展现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中。柔美细腻的宋词， 是宋型文化的特征所在。除此之外，宋诗的理趣瘦劲，宋文的舒徐委备，宋画的典雅精致、妙达趣旨，无不体现出宋型文化格调高雅、神韵超然的特色。与之相呼应，宋代的市民文化也蓬勃发展。市民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表现的都是市井生活，带有一种特殊的野俗气息。瓦舍之中，百戏萎萃，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等， 无所不包。快速的都市生活节奏与情感节奏，决定了市民文化热情奔放、浅俗直白的倾向， 从而在审美情趣上也跟文人士大夫空灵含蓄的文化相区别。

13. 宋型文化的现代影晌（154-155）

宋型文化对现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内在的文化心态和外在的文化表征两方面去看。

从文化表征上看：

首先，宋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不仅形成了十二、十三世纪南北中国的文化特色，而且很大程度上为现代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奠定了基础，这是宋型文化的地域表现；

其次，宋代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组成的封建王权文化，既是对秦汉以来封建王权文化的完善，更主要的是它不仅以超强的亲和力促使了元朝蒙古统治者的汉化，而且为明清两代封建制度的完善打下基础。当历史进入近现代之后，这种王权模式仍有相当的影响；

再次，宋儒穷究天理的治学精神，大大增强了我国古代哲学的思辩色彩，成为我国进入近现代之后与西方对话的基础。

其四，宋代文人于兼济独善之间出处从容的态度，保持了学术的独立自由与精神纯粹， 浇铸了后代文人的人格特性。

最后，“宋型文化”中占相当份量的市民文化特色，诸如戏剧、小说、民风、民俗等， 不仅直接剌激了明清两代市民文化的繁荣，也基本上可以说是近现代市民文化的雏形。 在这些文化表征的背后，是其中所潜藏的文化心态。这一点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影响则更深更远。宋代王权文化所形成的超强的凝聚力，是近、现代爱国思想的基本内核；宋代文人求“雅”求“趣”的人生追求，不仅通过诗词书画等文化积淀影响后人，而且还融入到文人的血液之中，代代相传；宋学将传统儒学的重心由“外王”转向“内圣”，不仅影响当时儒学发展的趋势，而且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至为重大，对宋及明清士子的文化心态结构有着奠基和定型的作用；宋代城市兴起后形成的市民心态，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市民心态的源头。另外，在消极方面，宋学造成的空疏学风、狂禅学风，都在后世有过不良反映，特别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代学术的官学化、僵化，对后世不良影响尤为严重。

二、文化思想基本范畴（特质）

1．太极

大极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为诸子百家所接受，但各家对它的阐述各有侧重。 原始儒学对太极的重视并不很多，道家则自古以来即颇为关注，并按照道教思想、建构起一整套太极生成宇宙的学说。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融合道教的太极理论，配置出太极生化宇宙万物之图。并作图说，将太极处理成天道自然的根本法则或者规律。

朱嘉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话，作出的解释是，无极言道言静言无，而太极言理言动言有，二者实则为一，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

虽然它这样的解释忽略了其中生成论的色调，但却揭示出“太极”中所蕴含着的天地万物成长化生的勃勃生机。

2．气

气在古代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联系人体与自然，社会与天道的基础，而且也是维系生命、自然、社会、天道的基本物质。可以说，无论是儒学思想中的伦理，还是道家思想中的道德，还是阴阳家的阴阳，都必须也只有通过“气”去实现。因此，气的思想，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

3. 中庸

所谓“中”，就是适应，顺应；所谓“庸”, 即经久不渝、恒久不变之意——二者合用，意谓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不走极端之意。

这种中庸的思想，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文化的亲和力，能求同存异，万流并包；中庸的思想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不偏颇、不怨尤，入情尽理、内外兼顾。

“中庸”文化，对中国的民族心理影响至为深重。它扼杀了个体的性格，具有保守性。

在中庸的文化氛围中，国人形成了随大流的心态。

在中庸的基础上形成的官本位文化，极大地催发出中国人的主奴性。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如此稳定地延续二千多年，与中庸的哲学思想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是密切相关的。

4. 君子

古代中国对人的区别，主要有两大类，即君子和小人。如果在面对现实时取群体意志就被视为君子；否则，如果取以是封建礼教私欲为重, 就被视为小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君子可以说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礼教的实物呈现。

5. 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质。和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

孔子将“和”与“同”的概念运用到他的礼法哲学之中，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命题。

在华夏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说 ,“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特别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所在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6. 性

在先秦儒学中，“性”跟“情”没有太大的差别。孟子主张性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宋儒在改造传统儒学的过程中，本着孟子性善之说，将“性”先验化，将“性”看成是“天理”在人内心的必然反映。性是善的，是与生俱来的，是健全的人格，是天理的必然，因而又可称之为天性。性存于心中，原本是湛源澄明、如如不动的。受后天外物的影响之后，心念顿起，于是丧失了性本，流为情；若进一步荡而不返，则为欲。因此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唯其如此，才能找回失落的人性本真，才能达到“内圣”的精神境界。

7. 命

“命”的本意是“令”，命令二字同意。在儒学里，有一个终极之“令”，即天命。儒学所谓的“天”，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具象化的“上帝”，而是形而上学的“理”和作为“理”之表现的“气”。

以“理”“气”为基础，儒士（特别是宋儒）形成了他们一套完整的“命”观：上天的运动，表现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其中所贯之 “气”寓有“天命”的成份。天地间一切生物，都是“天命”的产物。都由“上天”的意志决定了其生命的长短和生活的贫富。

通过这样释命，宋儒将所有的封建伦理秩序的规定，都一概推给了“天”。

道教也视命为“天命”。但在宇宙生成论支配下的道教又幻想，既然命由上天决定，而“我”又能与“在天之灵”沟通，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不违上天之意，苦心修炼，甚至“借命”的行为，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教内丹派则认为，通过内丹修炼，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具备“性命双修”的能力，同样也有了延年益寿的功效。

8. 忠信诚

为了使礼教规范得到落实，儒家思想里规定了“忠”、“诚”和“信”，作为贯彻其思想的保证。

“信”为“五常”之一，是最后的保证；“忠”可以说是“信”的前提条件；“诚”则

更多主观色彩，是“忠”的根本，是主体发自内心的向“信”靠近的力量。

在后来的发展中，忠信的原则也出现分工重点的不同：信主要表现在平等关系的双方之间，而“忠”则主要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突出表现就是忠君。

“忠君”作为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积极方面讲，忠君思想也为文化凝聚力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消极方面讲，“忠君”，也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还会导致“愚忠”思想的孽生和蔓延。

9. 恕

先秦儒学中，对“恕”的解释是“推己及人”，跟“仁”（推己及物）相呼应。“仁”强调以普爱之心面对天地万物，而“恕”则专门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时的“恕”可以简单地解释为用平等的心态对待自己和他人。

对于正人君子，其心本仁，所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对有私心者就得立起“恕”的规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便杀去其私心，平等待人。总之，在先秦儒学里，“恕”主要是指“推己及人”之意。

“恕”字中这样的含义，在汉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仁”被列入“五常”之中 , 在汉代大一统儒学得独尊之后，“恕”的原意渐渐被“仁”所涵盖并发生改变，不再是推己及人而是“原谅”或“饶恕”的意思了。

10．恭敬

古代“恭”、“敬”二者的关系应该是：敬是内在根本，恭是外在表现。恭敬连用，表示态度温顺和蔼。古时候，这两个字却各有侧重，敬是内心修养，恭则是这种修养的外在反映或者显现。朱嘉说：“主一无适之谓敬”，他理解的“敬”就是将全副心思用到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上。“敬”的内养表现在外表上就是恭。宋儒以“敬”来解释修身的手段，很可能是受佛教重“定”的影响。

11. 佛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两汉之际，“丝绸之路”开通之后。

东汉末年，社会大乱，佛教开始深入下层，普及开来。南北朝时，佛教大盛，在译经释义过程中，佛教不断进行着中国化的改造。佛教认为人生即苦，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因此，佛教把一切现实世界中引发人内心欲望的东西，都称为“色相”，指它们为“妄”。修行的功夫，就是要参透这些虚妄的色相，进入真实的佛境。为此，佛教以“积极”的态度放弃现世世俗的生活，“主动”地用现世为来世打基础，希望尽早经历到达佛境必须经过的诸“劫”，证得佛果，获得永恒的快乐。

12. 禅

禅，既指佛教一大宗派禅宗，又指这一宗派最主要的教义。

可以说，禅是佛教中国化的硕果。南朝梁时，菩提达摩入富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大彻大悟，创立禅宗。至唐代慧能创“顿悟”之说，与神秀的“渐修”相区别。出现“南顿”、“北渐”两支，禅学从此大盛。

特别是慧能所创顿教，更切近中国人（主要是士大夫） “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心理。禅宗的宗旨，综言之就是单刀直入、直指心源。强调的是打破言语的束缚，切断逻辑思维等现实的锁链，从而直接进入佛境，悟得禅那。所以不立文字、直指心源、当头棒喝、明佛骂祖、醍醐灌顶、看话默照等诸多法门，禅宗都无所不用其极。

禅宗这种随缘持慧的心性功夫，显然对宋代儒学的“内圣”倾向有着很大影响。

13. 琴

琴，在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根本性的原因是自古以来，乐教即被视为至神至妙的统治术，而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琴被士大夫视为天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弹琴体现出来的，是神与人沟通时的愉悦，是弹奏者主观情感与天地自然的交流。通过弹琴的行动，弹奏者就可以寂然同于大道。士人出于修养心性的需要，对琴乐的要求也不是急弦繁音，而是趋静求缓，于悠扬和谐之中，达到精神上与天、与自然的相通相融。

而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状态，体现出中华文化特有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之气。

14 棋

棋，是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的工具。对弈双方表现出来的，全然都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属性。中国古代棋文化中，从来就不把杀气浓重的棋风看得很高，而是对轻灵飘逸之气情有独钟。整个棋枰上的风范，也无不儒家“中庸”的风范。一个真正懂得棋道的人，在他的人生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棋之精髓，棋理之中也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对人生的感悟。其所达到的境界，其实也就是中国哲学中经常提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15. 书

中国书法所负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形象思维和超越意识。

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发端，无论是先秦的大篆还是秦小篆，都富有构图语言艺术的某些特性。但是，书法的“形”经过艺术加工，已不再是自然界的形，而是融汇着书家主体意识、主体情感的“形”。

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不在于能摹其形，而在于能得其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书家采取了两方面的努力：第一就是变“形”，利用形态的变化，达到笔墨酣畅以求淋漓尽致地抒发内在情感；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线条的生动刻画，增加书法艺术的视觉效果，直接剌激欣赏者的视觉，给人如赏画之感。

16. 画

写意，是中国画最主要的特色，承载、传递、表达绘画主体的思想感情是中国画的主要功能。因此，中国画是呈现的而非再现的。任何一幅中国名画，都是创作主体在现实的基础上加工升华而成的。

不过，写实的画风在中国也出现过黄金期，这就是北宋画院的画作。无论是摹形写态，还是点染着色，都极其工稳精致，力图展示事物的原貌。只是，这种画风在文人写意画为主的中国画坛，不仅被定位为小道，而且受到批评。

中国画散点构图和写意的笔调形成了中国画“遗貌取神”的审美追求。为了表现画家的心胸情怀，他在创作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现实光线、点面体的布局规律，随心所欲地表现他所愿意表现的某个方面，或者有意将某个局部进行强化。

17. 意境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就是对意境的追求。

从根本上讲，意境是指是经过创作主体之“意”加工过的现实世界。意境中的“意”，着重说明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情怀、胸襟、想象等；意境中的“境”，着重的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把内在的情感以某种特定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

意中之“境”，往往与现实生活有差别，也正是由于有了“意”的再加工和改造，才使得这个“境”摆脱了现实空间的局限，体现出艺术的灵性和品格。

由此可见，艺术意境的追求，将艺术创作与欣赏连为一体，打破了时间的界限和限制，使之成为永恒。无论千载之上，还是千载之下，我们都可以为同一个艺术品而惊艳。

18. 茶

从地域上讲，茶文化主要代表了南方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除具有地域特性之外，还形成了独特了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讲，茶正体现着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茶所包含的那种含蓄、隽永，兴味悠然，正是士大夫优雅、高洁、中和的人生追求和审美趣味的体现。因此，自古以来，茶就成了名士高人的随身必备之物，进而成为他们的象征。 素有“茶仙”之称的晚唐人陆羽，虽是一位栖身泽畔的隐者，但在后世茶文化传统中，其人格的高洁，更显雅士的风范。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fwa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