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

《汉书·食货志》：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在这个背景下，西汉王朝的统治阶层开始从“无为”走向“有为”，对国家从各个方面进行变革，导致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同时也使西汉王朝达到其鼎盛时期，自武帝起到昭、宣之世，在近百年中，西汉帝国和同时期罗马帝国一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由此确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制，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一、统治思想的转变：“卓然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

（一）转变的背景

如前所述，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汉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这套统治策略对废除秦苛政的弊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长

时间的“无为”和“姑息”导致了国家内外的几个恶果：

1，王国割据势力。

尽管经过前代君主的努力，汉武帝时期诸侯王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史记·主父偃传》），成为集权的潜在威胁，是中央政府的腹心之患。

2，匈奴势力的扩大。汉初的和亲，对匈奴的妥协退让，是基于当时经济凋敝，民心思安的环境之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尽管维持了大范围的和平和稳定，但匈奴势力也在不断扩大。

显然，汉初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不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西汉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那么，必须首先改变那种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统治思想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开始，但最终完成则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后。

（二）“罢黜百家”主张的提出

文景时期，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演变趋势。那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学官，为置博士”。故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恢复到了秦时的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就有齐、鲁、韩三家，内容各

异；《春秋》博士也有胡母生、董仲舒二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刚即位的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两千石、两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董仲舒传》提到，这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传统所提到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董仲舒提出，并为武帝采纳的出处。但武帝此时年仅17岁，尚未到乾纲独断的地步。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秦汉史》中即指出此说法不妥，应为当时郎中令（曾为景帝时太子少傅，负责起草诏书）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所发端。

而此时身为丞相的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此议并未指斥黄老之言，但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对。赵王议立明堂，安车蒲轮，征其师鲁申公。其时丞相为窦婴，为太后侄。

建元二年，赵王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想趁机免去窦太后摄政之名位，结果二人反被下狱，被逼自杀。武帝遂罢明堂事，申公亦病免归。重用儒术受挫。（窦太后笃信黄老之学，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读道家的老子书，其他人稍有非议，即遭惩罚，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因此险遭处死。武帝即位初，窦太后摄政，规定凡皇帝之奏，须向她禀奏，因此，“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并未有任何实际措施。期间太后和皇帝势力的角力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电视剧《大汉天子》和《美人心计》）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终置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儒术终于独盛。博士官之性质，与前迥异，以往博士皆为掌通古今，而后之博士，则专掌通五经。这一举措表示儒家学说被尊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学说，也意味着黄老之学退出统治地位。

前135年，最后一个坚持推行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则代替黄老之学逐渐被奉为至尊的地位。

此时之儒术，和孔孟之儒大不相同，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百家中有利于加强统治的成分，其中以董仲舒为代表。

（三）提倡儒学

1，置五经博士。前136年设五经博士。博士远始于战国，齐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类。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备问对。汉承之。博士并无政治上实际任务，只代表着古代贵族政府、军人政府下一个随从的知识分子。因此其性质极杂，占梦、卜筮皆得为之（同后世翰林供奉一般，皆帝王之所好）。武帝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常得预闻种种政务会议，因此他们对政治上渐渐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2，兴太学。前134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设太学，

这正是根据前两年已设五经博士而提出的建议。所谓太学其实乃为专门培养五经博士而设，而并非培养一般“百家之学”的场所。

3，为博士设立弟子员。前124年，公孙弘上奏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郡国有好文学，亦得举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撤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秩百石）。高弟可以为郎中。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荫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4，其他举措。

前113年建立年号。有人在汾阴（山西万荣西南）出土一宝鼎，朝廷即据儒家的符瑞说建议以天降祥瑞为年号。于是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前此之年追改为建元、远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六年。这也是鼓吹儒家天命观的一种手段。

前110年行封禅之礼（儒生讲封禅说编织在儒家思想体系中）。 前104年太初改制，以汉为土德，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秦历。

以上即为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一些具体表现，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使之成为统治思想。经汉武帝即位后几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百家”并未彻底废除。儒家的地位只是抬高到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其他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如武帝时期名臣汲黯、

（3）对东方 乌桓、鲜卑

霍去病击败匈奴左部之后，即将这里的乌桓迁到上谷、渔阳、辽东等地，设立乌桓校尉进行统治。

在高句丽置县，属玄菟郡。

前沿阵地：早期有土质城墙（后设置武威郡）、更西端酒泉和张掖郡（前104年），和亲，武力，沿途小国支持 与西方贸易，丝绸为大宗

武帝晚年的失利，军力的极限，李陵、李广利的失利——失利的原因，和争取当地民族支持的原因一致，由于路程的遥远，物资的转输成最大的问题，移民会造成人心的动荡，由于没有根据地，一旦国内民力凋敝，就无法支持对外的作战）

对南方：西南、东南、朝鲜。庄助，牂牁（云南）、越嶲（四川）、益州。9个新郡

前108年，朝鲜半岛四郡

到公元前104年，约有20个新郡被列为帝国的行政单位。

七、经济方面的举措

（一）经济状况和财政危机

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府库余财，政府经济状况比较好。但是，武帝当政十几年以后，过去的积累就被消耗殆尽，政府经济捉

襟见肘。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

1，军政费用开支浩大。

武帝时期的西汉政府，一改过去“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精打细算作风，各项开支都大的惊人，尤其对匈奴的战争，更需要巨额经费维持。

列举一些零星的记载。

前132年，开始同匈奴作战。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汉书·食货志》）

前131年，修黄河堤“先是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以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史记·平准书》）

前130年，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书·食货志》）

前129年，修汾、渭、朔方等渠，“作者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史记·平准书》）

前128年，筑沧海郡城，“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史记·平准书》）

前127年，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汉书·食货志》）

前121年，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其部属“凡百余巨万”。（《汉书·食货志》）

以上列举仅为通匈奴开战以后十年的特别开支，此后像上述巨大

的开支项目还有许多，如元狩四年（前119年）对作战有功的卫青、霍去病的赏赐，一次就达五十万金，还不算死亡的军马及“转漕车甲之费”，更不用说对伤亡军民的抚恤。这同汉初“岁不过数十万石”的经费开支天壤之别！结果可想而知，到元朔六年（前123年），即同匈奴开战的第十个年头，政府掌管经济的大司农对皇帝报告“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汉书·食货志》）。这种形势对正在进行的战争自然有严重的影响，但政府的大量消耗并未因之稍减，至前119年，当对卫青、霍去病进行赏赐时，政府的国库已经“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2，汉武帝的穷奢极欲 好大喜功，穷奢极欲。

追求长生不老，宠信方士，耗费巨资。

兴造离宫别馆、建筑壮丽宫室及亭台楼榭。通天台、建章宫等等。一方面为“招来神仙之属”，另一方面满足个人享受。

3，豪富之家的出现

因汉初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国家仅收税，不问其余。因此，有的富商“专巨海之富，擅鱼盐之利”，有的“富数千万”，且对政治上也有影响：“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他们“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二）经济政策的变革 1，币制改革

（1）统一货币。汉初，货币由郡国铸造，也允许民间私铸。这样不仅造成币制混乱，也给富商大贾从重渔利的机会，许多诸侯国也因铸币助长了势力。

自景帝时即下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从此，只准郡国铸币。但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武帝初年进行三铢钱和四株钱的反复，前119年下令造“白金”和“皮币”，并更铸三铢钱，并重申“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但并未解决伪币的问题。前118年，又下令：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铅”，但仍不能禁止盗铸，《汉书·食货志》：“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

（2）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中央垄断铸币权，是彻底解决币制问题的关键。元鼎四年（前113年），设水衡都尉，下属有均输、钟官和辨铜三官。这是一个铸钱的专门机构，将全国铸币的原料——铜搜集起来运往中央，统一铸造。同年下令禁止郡国铸币，“废天下诸钱，而专令水衡官作”，并“输其铜入三官”。

（3）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央收回铸币权，垄断了货币的铸造，并从根本上垄断了其原料铜。二是三官钱的币值与重量相符“重如其文”，使得伪造利润与风险不成比例。三是铸造工艺和技术大为提高，增强了伪造的技术难度。

最终三官五铢钱通行于世，中央政府控制了铸币权，稳定了财政，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2，筦盐铁（盐铁官营）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任命大司农下属东郭咸阳、孔仅“领盐铁事”，和当时还是侍中的桑弘羊共同筹划管理盐铁之事。

元狩五年（前118年），盐铁官营政策提出。将盐铁之事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招募盐户，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筦铁方法是再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任命的盐铁官吏，多选用家产富裕又对盐铁之事有经验的盐铁商人充任。并用严刑禁止私自铸铁、煮盐。

这个政策自然遭到原有以盐铁为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同时，像董仲舒和司马迁这样的人也认为是与民争利，争论一直持续到昭帝时期，《盐铁论》即是当时对朝廷各种争论的汇集。但武帝决议推行，增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直接解决了当时国家所需的部分经费。

3，均输平准

均输法早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即开始试办，不过范围较小。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总管全国财经大权，得到武帝批准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

《汉书·食货志》：“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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