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校长的精明糊涂账

这所学校的图书馆堪称“三无”图书馆——无墙，无门，无岗。10万册图书统统躺在完全开放的书架上，在没有任何监控设施的宽松环境里，任由师生自助借阅。

当参观者走进这个“不设防”的图书馆时，无不感到震惊。

人们追着校长问：“你怎么不设图书管理员呢？”

校长乐呵呵地反问大家：“你们说，我这10万册藏书设几个图书管理员合适呢？”

有人答：“6个吧。”

校长问：“6个人一年的工资是多少？”

回答说：“30万。”

校长问：“我每年拿出30万养人好还是买书好？”

大家不吭声了。

有人小声问：“那书要是丢了怎么办？”

校长说：“书丢了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可能说，丢书算不上百分百好事。确实是，但是古今中外哪本书教人偷书了？没有吧。偷书，是因为受教育不够，多看书就是多受教育，受教育多了，反省的机会就多了，人的境界就上层次了，境界一上层次，就算是真的曾偷偷拿过书，也会悄悄放回书架。”

大家笑校长的推理少见，问他：“那，你打算一年丢多少书啊？”

校长笑答：“我打算一年丢30万元的书，要不，这30万元也得发了工资啊。我把这没有发下去的30万元工资换成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多值啊！只要每年丢书不超过30万元，我心里就挺平衡。”

又有人问：“你查过吗？实际丢了多少书？”

校长说：“一年过去了，年终盘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的10万册书变成了10万零6000册——瞧，我们的书会谈恋爱！多出来的书，是学生们给学校发的‘被信任奖’。孩子们说，学校越是信任我们，我们就越是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我们习惯了把自己买的书看完后也放到学校的书架上，让它去漂流。”

这故事，发生在浙江鄞州高级中学。这所学校的王校长有个梦想——把图书馆办成“读书馆”。

北京今晚会下一场雨夹雪，也可能是一场冬雪。如果在春天，它就会是一场春雨。就是这个联想，我的思绪一下子滑向了江南水乡一座坟墓前。清明的时候，我与三夫兄的另外二位生前好友一起去祭拜，站在三夫兄的墓前寂然无言。在北京与故乡间流浪，是我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我在北京谋生，而去故乡求得心灵安慰，三夫兄来京小聚，让我在异乡得到乡情的慰藉。下飞机，坐出租车上机场高速，他就会给我打电话。我一接他的电话，第一反应就是问他是不是在北京了。他会哈哈大笑着说，是呀。我再问住哪儿，他会说职工之家。然后我问，什么时候去看你方便？他告诉什么时间。他来北京总是那么的忙，待的时间又很短。但他总会安排个时间，约上娄力君，吃个便饭。

三夫兄竟然在墓里了。

新立的墓碑上水渍纵横。春天的雨水太大了，坟头上新盖的土又是那么的松软。我们轻轻地擦拭着碑石上的字和碑面，越擦越伤感：我们一转身，这新立的墓碑定是尘土重蒙呀。今天是三夫兄去世一周年的祭日，此刻窗外，京城的夜灯火万家，于这灯火中，我与三夫兄曾有无数次相聚，聊天，畅饮。现在，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静坐，怀想。

三夫兄在上海长海医院治疗期间，我去看望过一次。去上海前，我听到很多朋友们说他如何坚强，豁达，气色如何好，甚至有人说他真像个英雄，一点也不像个胰腺癌病人。他们是多么的善意呀，善意地期望三夫得的不是癌，而仅仅是胰腺炎。而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悲伤与无奈得一塌糊涂。袁方勇兄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探讨三夫兄的病情，只有一句话，老三炮会好起来的，吉人自有天相。到上海，天空雨过天晴，虽是盛夏倒也不太闷。进病房时，三夫兄躺在床上打点滴。看我们进去，他利索地起身，坐到了床边的椅子上。其他探望的人都在嘘寒问暖。而我却坐着一言不发，几次欲言，欲言又止。三夫看上去气色确实不错，只是脸色略微发黄，也不瘦。我听他在说：一没有什么心事，二没什么遗憾，三没有什么挂牵。现在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安心治病，不作他想。三夫兄一边说话一边习惯性地挥着手势，仍然有力，几次掌在了墙上，砰砰砰地响。看着三夫兄吃了两条汪刺鱼。鱼烧得不是很烂，他想把鱼夹开，夹鱼的动作有点笨拙。夹了几下没有夹开，他直接夹起来就咬。吃完饭后，我从包里取出两本书，一本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本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跟他说，按张来友先生的嘱咐，我念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七天，是持素念的。三夫频频点头，脸露喜色。临走时，我摸了摸自己手上戴着的佛珠，取了下来，递给三夫兄说，三哥，这串佛珠我戴了有半年多，每天持大悲咒，心经，你戴着，佛会保佑你的，其他话我也不会说，不说了。三夫戴上佛念，连声说好。然后说，不要相劝，我说过了，只有我劝别人，没有别人劝我的，说穿了，死生由命的，随他去吧。

返回北京后，我的预感一直不是很好，以至于不敢主动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几次，三夫兄电话来交待几个事情，也有事说事，匆匆挂了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消息传来，三夫命危矣！！！我身在北京，无法在这些消息中体味三夫的内心，就要求常常去看望三夫兄的岩林不时传些照片来给我看，把气色不错的照片贴到自己的博客上。直到去年11日中旬的一天里，明陆兄打电话来说，丁，三夫是快了呢，要看活三夫，这几天就回来，晚几天是不一定看得到了呢。其间，其妻吴超英也打来电话，让我去问一问张来友先生，三夫的命到底有没有救。我就去了张先生家一趟，张先生喟然长叹说，他放不下，这是最要命的。我请教他有什么话可以安三夫的心。张先生说，你对他说，一安心养病，不要太顾念家人杂事。二是告诉他，我会想办法祈禳的。并且，他把自己多年修炼的《六字诀》交给我，让三夫每天照法练习，增强体质。

再次站在三夫兄的病床前，尽管心里有了足够的准备，三夫兄虚弱的病体，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稀少的头发，消瘦的脸颊，佝偻的身子，闭合不睁的双眼。不要说跟我记忆中的三夫兄比，就是跟岩林发给我照片中的他比，竟是面目全非，不忍卒看。我站在他的病床前，喊了一声“三哥”，他只是微微地睁开眼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我站着，一时忘了坐下来。他小妹让我坐下，我才不自然地坐下来。三夫静静地躺着，寂寂无声，无息。坐了一会儿，我走到了外间。吴超英走过问，张来友老师怎么说。我就说了他怎么说。她说，那你对三夫说一下，他相信张老师的话的。我说，他那么累，还是别说了吧。她说，他听得见的。我又坐回到三夫的病床前，又叫了一声三哥。三夫兄又睁开眼看了我一眼。我说三哥，张老师有话带过来让我对你说，要不要说呀？三夫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我说张老师入定帮你看过了，病是重了，要好好治。张老师说你会好起来的，他这几天会帮你祈禳的。他叫你呀一定要放下来，不要想得太多，你这一辈子替家人朋友想得太多了，到现在你还在想，想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会怎么样？你现在是个病人，病人就可以是个病人的样子，有话讲，有痛喊，有脾气发，有要求提，不要憋在心里，怕麻烦别人。

说这些话时，我是那么的紧张，我本想伸手抓着三夫的手说的，可是，我的双手无措般地抓着病床边的围栏。平时，在朋友的圏子里我是一个善言者，这个时候，我本应是一个激起三夫渴求生命的雄辩者，然后，这几句话说下来，我竟然感觉胃痉挛。在这一刻，我深知，智者如三夫者，他早就洞察了生与死的秘密，他知道定数已到。他躺在病床上的姿势，以及睁眼看我的眼神，我感觉到了。他已被死亡说服，他不再抗争。他现在是一个被死亡说服准备去死的人。我说这些话，多余了，真正的多余了。

过了会儿，三夫兄动了动身子。他小妹俯身问是不是想去厕所。三夫兄又动了动身子。上完厕所，小妹走到外间来时，我想问一问三夫兄的一些情况。小妹说，我三哥是不行了的，太阳穴塌陷进去了，卵子勾进去了，不行了的。医生交待我们掐掐他的虎口，如果虎口的肉没有弹性了，就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在三夫兄最后的日子来临前几天，家人又托张来友老师找到一味药，据说是治好过与三夫兄情况类似的病例。朋友张炯亲自去河北取药，又托人从机场捎带回来。送药到三夫的床前，我的心竟然也存一丝期望，希望三夫兄吃了这药能真有点作用，至少能让他精神焕发一点，生命多些时日。第二天去探望时，药还没有服。还在商讨要不要服，在征求三夫兄时，他说：药是张炯带归来的，要吃的。这是我听到的三夫兄最后一句话。听到这句话后，怎么进药的话，我再也听不下去。这个场景让我猛然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利奇》的结尾。智者如三夫者，我多么希望你大喊一声：“走开，走开，你们都别管我！”
北京来的药，没有被引导进三夫兄的胃部，一引导进去就吐。2012年12月4日上午8点56分，三夫病逝于浙江新昌中医院12楼60病床。英年五十岁。而我已回京七天了，短信报信我知者崔欣荣：散人已乘黄鹤去；胡明陆：老三走了。

托尔斯泰是给了伊凡·伊利奇的灵魂终极慰扶的，伊凡在最后时刻寻找自己的疼痛与对死亡的恐慌时一无所寻，让他恍然大悟，光明已经来临，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这是个固定不变的意义。我愿相信三夫兄也是悟到了的，他寂然而沉默，不叫喊，不挣扎。佛佑他，永远佑着他，他会悟到的。

三夫兄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死者已逝，活着的人生活还得继续，只作念想，不做挂碍。念想三夫兄的故友何止我呀！为纪念三夫兄逝世一周年，今天，浙江省文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联谊报》、绍兴市作家协会、新昌县作协等为三夫兄的散文集《敲水蜡烛去》开了研讨会。卢敦基先生评价三夫的文字时说：“他这册书是不会辞世的，比起今天得的什么什么奖的那类文学，它不会风行，但会顽强地存活，隔几百年，突然会从故纸堆里探出一头，让大家诧异惊艳。”本书的责编邵敏先生是抱病披览稿子的，说三夫兄是隐于乡间的奇才，他留下来的文学存我中华文化之一支，作为一个出版人责无旁贷。赵健雄先生是三夫兄的生前好友，他不忍看着三夫兄的墓门合拢，却时时翻阅三夫的文字以慰怀想。他在后记里写道：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最近几十年，舞文弄墨者众，讲究文字的却益发少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汉语会大踏步地倒退。三夫的价值，只有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认识。这是应该放到博物馆里去的文字。著名学者丁东先生在阅读三夫兄的文字后感慨不已，说石三夫的散文以当地方言状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大多篇什只有千字左右，往往精练到不能减一字，颇得古文真传，这样老到的笔墨，时下很难见到。可惜的，他生前的文名只在故乡一隅为人知晓，毕生都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业余作家。

几乎是，我读过三夫兄的每一篇文字，三夫兄曾集过三个集子，打印后装订成册，有《昨夜星辰》《翠微集》《涟漪集》，三夫兄平生最激扬的文章是《遥念五公祠》，由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之贬，发出“用君子以办事，用小人以治人，乃千古为独首之道也”。而我最感痛心是，三夫兄曾作《不惑之忆》的自传体文本，时间从一岁起，截止于三十岁。

三十岁（1992）

1月9日，华姿商店到此为止。两只货柜装上二兄的拖拉机运走了，前面忽然空荡荡地没了遮拦，似乎战士没有了壕险作凭据，直光光地摆在敌人面前。障碍原来即保障。“直面人生”，直是谈何容易！

新的开端真充满着新的矛盾。

人生常面临着抉择。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

又作附记：……初曰：“四十忆往”，后改“不惑有思”，又改“不惑之忆”，犹未觉为妥也。且目前之忆，仅至三十岁初，三十为人生一大转折处，如长江之水出三峡矣。而立以后诸事，且俟六十后再续录。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等六十岁时，对自己的人生再作一次梳理，再写个东西，现在有很多东西不便说，不能说。言犹在耳，三夫兄竟然在墓里了。三夫兄的墓坐落在平顶山，面临碧波涟漪的沃洲湖，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由华顶山一字长蛇逶迤而来，墓穴就选在七寸头略往上一点的地方，是穴好墓。向左，有他家人与朋友生活的县城，有沉入水底多年，让他梦回荤绕的故土黄坛，以及修建沃洲湖迁居的西山；往右，近在只咫，是他一生钟情的三十六湾的明秀山水，安慰着他的灵魂。

再也不需要说什么了，永远地沉默着吧，三哥，以及你的亡灵！

阿拉伯有句谚语：“为了玫瑰，也要给刺浇水”。是说，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有所成就，让自己的人生开出美丽之花，就必须忍住一时之气，忍住那些扎在心头的芒刺，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方能博得成功。

日本矿山大王古河士兵卫曾说过：“忍耐就是成功之路。”只有学会用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感，在需要的时候采取忍让的态度，才能办成大事。

他小时候曾受雇于高利贷者，当过一段时间的收款员。

一天晚上，他去客户那里收款。对方根本就不想还款，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漠，让他干坐在那里，自己熄了灯上床睡觉。他见对方根本没有理自己的意思，就在那里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对方起床后看见他仍然坐在自己家，一夜未睡，很是惊讶。而且，他也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依然面带微笑。对方大为感动，态度立即变得谦和起来，将欠款一分不差地交到他手中。

他这种能够忍住一时之气的性格得到了老板的信赖与认可。

后来，他又凑钱买下了足尾铜矿。许多人纷纷嘲笑他：“这个古河，肯定是疯了。这个时候买矿，不赔得倾家荡产才怪。”然而，他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说，依然拼命地带人挖矿，想通过足尾铜矿赚一笔钱。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资金一天天减少，却连铜的影子都没见着。许多手下的人开始抱怨，有些人还公开指责他。可是，他咬着牙，忍住了这些气，坚持了下来。到第四个年头，终于挖出了铜，事情从此有了转机。

正是凭着这种忍耐的个性，古河士兵卫成为日本赫赫有名的矿山大王。

他说：“大家都在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能够忍住一时之气，苦撑到底。”

英国有位作家曾这样说过：“富者能忍保家，贫者能忍免辱，父子能忍慈孝，兄弟能忍意笃，朋友能忍情长，夫妇能忍和睦。”可见，“忍”不是心头的那把刀，而是刀下有颗心!忍耐是一种智慧，是能屈能伸的宽容和冷静；是耐得住寂寞，抵得住繁华的淡泊释然；是直面挫折永不言败的坚忍不拔；是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果敢……一个缺乏耐性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强者!

可以说，学会了忍耐方能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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