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作品及分析分析

作品介绍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

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

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曹禺名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作品分析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曾说过一句话：“软弱，

你的名字叫女人。”但是，曹禺的女主角却常常相反。她们虽然处于弱者的地位，却表现出惊人的傲岸、果决。她们意志坚强，敢于同命运抗争，甚至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也敢单枪匹马地走向社会黑暗势力挑战，具有同一般柔弱女性迥然不同的硬性性格。

她情感热烈，独立意志极强，她说：“人家说一句，我就要说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但命运却把她抛进一个黑牢般的家庭，几乎被窒息闷死，这时出现一个机会——周萍闯入她的生活，并与之相恋，然而周萍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加上四凤的出现，他怕了，也对蘩漪感到厌烦。周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凤，抛弃了蘩漪。蘩漪一次次地与周萍交锋，用尽各种手段要求他留下来，同时又迅速果断的采取行动，阻止周萍出走。她解雇了四凤，又跟踪周萍到鲁家。当她发现周萍和四凤偷情时，便刻毒地关死了窗户。当周朴园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还快意地微笑着说：“在花园里赏雨。”当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被证明无效以后，面对周萍和四凤的出走，她已经不顾一切了，为了拆散周萍与四凤的关系，她把周冲和周朴园都拉了出来，森之不顾名誉不顾后果，竟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宣布了她和周萍的关系。不仅葬送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她的爱和恨结合得那么紧，变化得那么快，那么果决，很难不叫人想起一位作家的名句：我崇拜她的美，但我畏惧她的灵魂。

陈白露听说小东西打了金人，忍不住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并马上决定冒险保护她，阿根对她别管闲事。她却非常镇静地说：“出了事有我担待。”黑三一伙进屋查找，潘月亭吓得躲了，

她却自己迎了出去（忽然声色俱历地）说：“站住！都进来？谁叫你们都进来？你们吃什么饭长大的？你们要是横不讲理，这个码头横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笑）你们是授私货么？我这儿搜烟土有烟土，搜手枪有手枪（挺起胸）不含糊你们！”黑三一伙流氓蛮横无理，她却以硬抗硬，一下便镇住了对方。和蘩漪不同，她不是同放任情感与固执相胶合，而是同理智的反省相关联，因而常常带有高人一等的见识和藐视众生的泛泛的嘲讽，她始终镇定，从容，果断，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跟张乔治借钱没借到，她只不过淡淡的挖苦了一句“真聪明”，并没有再做努力，因为她一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当发现生命对自己已失去意义的时候，她便断然而平静地走向了彼岸，直到最后关头，才放任泪水流淌。陈白露自杀的直接原因是维持她生活的潘月亭的破产，而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她为保护小东西与金人势力斗争的失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然使小东西与金八势力斗争的失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使小东西逃出黑暗势力的控制，这使陈白露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了信心。从小东西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看到了自己单枪匹马闯社会的愿望，不过是一条死路，因而终于最后绝望。这种双重的原因使陈白露的自杀也具有了双重的涵义：既是一个沦落风尘女子因生活绝望而自杀的弱者之死，又是一个宁死也不肯落入黑暗势力而遭受蹂躏的强者之死。这双重涵义和陈白露矛盾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她的自杀有其必然性，她的宁死不屈也有其性格基础。在《日出》中，陈白露敢作敢为，果断自尊的反抗性格应当说表现得非常突出。

《雷雨》里的蘩漪，便是曹禺笔下最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是一个由于社会的压制，环境的窒息而变得乖戾的女人，有着这样痛苦遭遇的女人，像这类“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比天样的高；热情原始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的女性，在当时封建高压的社会中应该说是不少的，但是，像蘩漪这样具有“一颗强悍的心，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之斗”的，被情热烧的疯狂了的个性则是独特的。曹禺形容蘩漪：“她是一极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地创痕。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通向了必然的悲剧结局。

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条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

在曾公馆这个封建家庭中，像愫方这样一个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待嫁姑娘，她是备尝了爱情悲剧和孤寂生活的凄凉、苦涩的况味的，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不会不动心思的。曾皓、思懿等对她的婚事所持态度的背后隐藏着的机诈和私心，如利刃扎向她的心头，不可能不触起她悲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内心的剧烈冲突“她受尽了思懿的凌辱和眨眼，未尝不想脱开这个可怕的封建牢笼，然而那个垂老的姨夫曾皓却又死死地缠住她，把她当作维系生命的”拐杖“，她那宽仁

的心怎么忍心断然离去！更何冲她对曾文清还有那么深挚的爱恋之情呢！在曾浩、思懿的交攻下，愫方被迫说出的”我，我没有意识“的话，透露了她此刻难以言喻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封建统治者曾皓和压迫者思懿，是造成愫方的爱情悲剧和深刻的精神创伤的代表人物。正是在封建家族统治者的严重翠抑下愫方的思想和性格迸射出了耀目的光辉。为了使曾文清跳出苦海而远走高飞，她宁愿忍受永远分离的痛苦和担当曾文清留下的一切家庭重负。曾文清几经延宕终于离家出走后，愫方如释重负，内心感到一种从来体验过的愉快和激动。封建家庭与礼数无论如何压迫、折磨与摧残她，却始终不能扑灭她对曾文清一往情深的爱。当曾文清经不起社会上的风浪，出走而复归后，“天塌了”，她对曾文清的爱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使她终于看清了曾公馆是怎样一个窒息、摧残人的“监牢”。在瑞贞的启示下，她毅然走出了这个“黑暗王国”而奔向她心中憧憬的那个光明所在。愫方和曾皓、思懿等封建家庭统治者之间的思想矛盾在客观上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但是，剧本并没有战士愫方与他们的正面冲突，作者却把他的笔墨倾注在曾皓、思懿对她的一次次沉重的精神压迫与进攻，倾注在对这个没落家族种种专制与腐败现象的描绘，渲染上，造成某种尖锐紧张的冲突情势。让读者自己去体味愫方在此情此景中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体味她那坚韧、顽强的内在性格和丰富淳厚的善良心地，她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憧憬和反封建的叛逆精神。

愫方这个先进人物绝不是超绝尘世的仙女，而是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放射着时代光彩而又负荷着民族传统思想与文化

的复杂烙印，具有真实生命的人物。她饱经封建压抑的苦难生活的磨练，对旧家庭、旧制度绝望后。，终于在时代曙光的招引下，背负着民族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复杂影响，不无眷恋地离开曾公馆，走到久已憧憬的新世界中去。

当焦氏发现金子和仇虎“偷情”，面对焦大星的质问，焦花氏“（两面望望，狠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我吧！（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你爸爸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人看。我告诉你，大星，你是个没有用的好人。…….”这不是无可奈何的招供，也不是“借此掩护自己”“先发制人”的策略，金子个性的刚强以及仇虎输送给她的复仇的力量，决定了她在这场戏中的反抗行为。《雷雨》中的蘩漪也有同样“爆炸”式招供。两个女性共同的特点是：她们头脑中都有一个足以压倒封建伦理道德常规的信念。她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是被“逼”出来的，因此，明明是不体面的“偷情”，她们却毫无遮掩、理直气壮。但她们也有不同一处，一是蘩漪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做着绝望的挣扎，而金子却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在希望中反抗；二是，金子对焦家的控诉体现着被压迫阶段的觉醒，同时一个“逼”字，其含义不尽相同。金子早已许给了仇虎，她在仇虎遭陷害后被押到焦家这一悲剧本事就包含着极强的社会意义，而她的觉悟和反抗则体现了同一时代被压迫妇女的求生愿望和斗争精神。

金子个性中有“非一般农村妇女”的心理变态，她不像一般妇女

那样忍受封建道德的束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像一般妇女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那样温柔，贤淑，她更不像一般妇女那样优柔寡断、胆小怕事。她妩媚中闪着泼野、聪明中含着狡猾，强悍中蓄着凶狠，是一个妖冶的风流媳妇。

曹禺很早就通过《易卜生全集》并饰演过娜拉，他很赞赏易卜生戏剧，认为“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要出走，要人格独立，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由于曹禺深受易卜生影响，以至于《雷雨》则一问世，就被冠以“易卜生的信徒”的美称了。在勇敢地摆脱资产阶级传统道德羁绊的蘩漪身上，在大胆地和诗人结合得陈白露身上，在弃家出走的金子，愫方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娜拉精神”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孤身反抗社会的悲剧主人公，精神上胜利的失败者，具有绝不和污浊社会同流合污的理想和勇气，这正是这些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之所在。 自杀，一般来说，是弱者的行为、消极的行为。但是，对于陈白露来说，她的自杀却是又是她战胜了她的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的表现。如果她仍屈服于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让做着物质享受的奴隶，她是没有勇气走上自杀之路的。所以，她的自死表明她还不是个彻底的不可救药的坠落者，在她的心灵里，还有若干美好的东西存留着。

在曹禺所制造的许多妇女形象中，侍萍和愫方是表现我们民族性格的某种典型。侍萍是具有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劳动妇女，被周朴园遗弃后，默默地忍受着各种痛苦，希望女儿不要重蹈她的覆撤。她像旧中国许多劳动农民一样，安分守己，且具有命运观念，宁可自

我牺牲也不伤害别人，她无意间再见周朴园时，既没有幻想，又不图报复，倒是顾全周家的情面，没有和周萍相认。她虽然亲眼看到鲁大海被殴打，但后来还是警告他不准孕之后，却非常痛苦而果断地放他们去，宁愿自己承担命运的惩罚。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爱护子女而甘愿牺牲自我。她怀着极度痛苦低声说：“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了这种孽！”谁都知道，这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周朴园种下的恶果，侍萍自己更加清楚。但她却向上天祈求：“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她又说“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曹禺先生在这里所描写的侍萍自我牺牲的苦心，一方面引起我们对她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封建势力和命运观念、对以她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身体上、精神上的摧残是多么严重！

愫方是另外一种女性。她没有经受侍萍那样的苦难，但是封建大家庭给她的精神折磨使她的心灵满是伤痕。她寄人篱下，孤苦伶仃，而天性善良，被人任意欺凌。“温良恭俭让”这种封建道德规范成了她的精神桎梏。她是曾皓的牺牲品，又是思懿的眼中钉，可是她既不逃避，又不反抗，只是沉默地忍受着。她出身书香门第，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给她很深的影响。尤其因为她的不幸处境，形成一种自我牺牲的人生哲学。她整天忙着侍奉曾皓，几乎与世隔绝，她爱着她的表哥曾文清。思懿出于妒忌对她冷嘲热讽，她不仅逆来顺受，而且觉得为曾文清受苦就是快乐。曾文清走后，她为了他不肯离开曾家这座“监牢”代替曾文清照顾他的父亲，为他保管字画和喂养鸽子，甚至对于他所不爱而为他所“亲近过”的曾家大奶奶曾思懿，她都觉得“该体

贴，该喜欢，该爱”。她说：“看见人家快乐，你也不快乐么？这是多么高贵的心灵，多么博大的胸襟。一般说来，自我牺牲总是一种美德，但愫方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却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这番苦心，未免令人哀怜。幸好她生活在革命奔向新的世界。愫方是旧中国社会民族性格的某种典型，而她的出走，则表现出我们的民族性格已有所发展。

曹禺对蘩漪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关爱和宽容。特别是对蘩漪和周萍的乱伦，他着重强调了女性的“情爱”。蘩漪，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她无视名分、地位、伦理和道德，宁愿放弃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做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这远非是情欲能办到的。蘩漪，自视为“已经死的人”，又被爱救起，爱曾经将她才“阁楼”里救出，让她从一个封闭的空间走出来。她希望这爱还能帮助她从这令人窒息“喘不过气来”的“家”中走出去，走到一个自由的世界。曹禺欣赏这样的女性，但没有把她绝对美化，也没有把这个世俗不容的女性“妖魔化”。他给了蘩漪的行为许多个合情的理由：周朴园的专横，周萍的移情别恋，更甚之的是“烦躁多事的季节，酷热会逼走人的理智”。眼看着要失去想要得到的爱，传统女性更多会咽着泪水默默无奈的走开，而曹禺想要塑造的是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个性。面对周萍，蘩漪一直采取的是忍让、妥协，直到忍无可忍才像雷雨一样爆发。曹禺写出了蘩漪为爱而坚强，为爱而软弱，为爱而痛苦，为爱而挣扎的女性般的无奈，而不是在情欲的迷途上越走越远，最终找不到归宿。

陈白露也曾有过一段婚姻生活，但当她与诗人之间的激情被生活冲淡而逐渐褪去后，两人的关系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孩子去世后，两人也只能分手去寻求另外的激情。陈白露在追求婚姻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可是她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新的平淡的家庭生活。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他只能用挥霍物质去填充精神上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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