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文亭

鲍文亭，原名鲍天华，字文亭，后以字行，祖先本是汉族，清康熙年间先祖鲍海从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鲍家庄迁居关外，落户今天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因该地及周边蒙古族人家居多，为便于扎根此地，鲍海将两个儿子改为蒙古族，鲍文亭就是鲍海长子保音?武达的后代，清道光年间出生，也沿袭了蒙古族的身份。

鲍文亭身世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在兄长夹过着艰苦的生活。年纪稍长，鲍文亭产生弃俗出家的念头，胞兄没能挽留住，只好任其出家。鲍文亭信仰佛教中的黄教，身穿黄袍，他拜师后刻苦学习佛经，主动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练心志。高僧们见他“素具灵根”，遂保送他到北京嵩祝寺接受高级培训。鲍文亭在嵩祝寺内，学习精神一如从前，深得僧众信服。在一场僧俗间的诉讼案中，鲍文亭处理得当，显示了他独到的智慧，获得胜诉，从此确立了声望，经过刻苦修炼，成为嵩祝寺的“札萨达克喇嘛”（主持僧）。后来，适逢光绪皇帝在北京各大名寺中遴选替僧，鲍文亭相貌堂堂，佛理精神，礼仪周到，生辰八字又和皇帝相生，因此被荣幸地选为替僧。每逢皇家庆典、节日，鲍文亭就率众僧到故宫宗政殿，举行诵经修法活动。

鲍文亭被尊称为“鲍喇嘛”， 喇嘛是藏语，意为上人或上师，除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作为皇帝替僧，鲍文亭除了能享受到固定的“喇嘛钱粮”之外，还有很高的“格外恩遇”，地位不亚于蒙古王公。鲍文亭在做替僧期间，广泛团结蒙古族信教群众，和一些蒙古贵族也有所交往，成了京城中蒙古族各界的代表性人士之一。

鲍文亭经济富足，过着优越的生活。除了朝廷的供给保证外，鲍文亭还经常接受王公后妃和大臣们的“格外礼遇”，每次法事活动归来，鲍喇嘛都能有收到许多赏赐。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出身贫苦人家的鲍文亭，在发达后把积累的个人财富捐赠出来，无偿资助在家乡创办学堂，兴办教育，造福乡梓。

1898年，光绪皇帝为救亡图存，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广泛创办新式学堂。鲍文亭深有共鸣，作为皇帝的替僧，他主动响应这一新举措，决心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鲍文亭的家乡那时属于热河管辖，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教极不发达。鲍文亭将多年积蓄的四千两白银托人送到家乡三角城子村，委托侄子鲍生春为办学堂长，鲍如伦为帮办经理，建起校舍十多间，聘请教师数名，办起了一所两班型初级小学，以后办学规模又有扩大。办学剩余的钱款，鲍文亭也有安排，即让鲍家子侄将其全部置田贮粮，举办“义仓”，百姓缺粮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规定，接济贫者不收利粮。

后来，鲍文亭了解到，初小毕业的学生只能算完成“启蒙教育”，在周边无力升学，学的知识容易荒废掉。鲍文亭有感于此，又捐出白银一千两，就地设立高等小学，继续延聘教师，购置教具和教材。初小毕业的学生可直接升入高小就读，无需再考试。最惠民的是，这所小学对学生不分贫富，一律免收学费，因此受到周边群众的拍手称快，不长时间就招生200多人，很大程度提升了附近村民的文化水平。

鲍文亭创办的两等小学校，因为鲍家子侄经营有方，能自给自足，一直开办到“九一八”事变。日伪时期，伪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才使得该校由民办改为官办。

鲍文亭办学的义举远近闻名。不仅家乡百姓感恩，连旅居京城的绅士也解囊捐款。如当时一位原籍黑龙江绥化的叫李青山的人，闻知鲍文亭创办义学，深为感动。以前他受过鲍文亭的帮助，此时主动捐献白银一百两用于支持鲍文亭在家乡办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光绪皇帝亲自降旨嘉奖鲍文亭，赏赐封号“莫尔根绰尔济”，即汉语“智慧大法师”，并旌奖鲍文亭在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也闻知了他倾财办学的事迹，为鲍文亭题写了“好善乐施”横额，后来刻立在牌坊上。遗憾的是，当年修建的鲍文亭功德牌坊在“文革”时期遭到毁坏，慈禧太后题字的横额一分为二，牌坊的石柱、石旗杆等构件被推倒在地，目前这些牌坊残件还保存在当地，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那块弥足珍贵的慈禧太后题字横额的背面，刻着鲍文亭的生平简介和办学事迹，共有320余字。记文作者是崔国光，立牌坊时是锦西县劝学总董（教育局长），当时锦西刚刚设治，崔国光就为此牌坊撰写了记文。崔国光后来担任台安县县长，除了撰写记文，崔国光还怀着崇敬之情为牌坊题写了两幅楹联，分别刻于石旗杆、牌坊门柱上。其中，石旗杆上楹联的文字是：正气严严坚铁石，忠心耿耿贯乾坤。而石牌坊立柱上楹联的文字则有些白话意境：输文化与东西各洋，锐意兴学竭力投资，培植故乡佳子弟。争荣光于内外蒙古，从事空门关怀帝国，破除僧界旧谜团。

可以说，崔国光的文字高度概括了鲍文亭一生的功业。这座牌坊几经曲折，1911年才最后竣工。而当牌坊立起来时，鲍文亭已经不再是皇帝替僧了。 原来，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日驾崩，鲍文亭失去了知遇之人，替僧身份也随之解除。此后，鲍文亭仍在嵩祝寺担任主持，随着国家内忧外患加剧，他心情忧郁，加上年事已高，后来圆寂于嵩祝寺内。

由于史料的散失，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考证鲍文亭的确切生卒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地方史上的缺憾。据说，鲍文亭圆寂后，灵柩从北京抬回家乡安葬。当时，两地路程相距近千里，况且京奉铁路已经通车，为什么还要将鲍喇嘛的灵柩抬回家乡呢？原来，佛教界众喇嘛把鲍文亭看成是“取得了正果的佛”，认为他是随皇帝而走，属于“伴驾”而去，因此纷纷甘愿出力，虔诚地将法师灵柩抬回故乡，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大礼。鲍文亭的灵柩运送途中，每经过一地，经常有地方官摆供拜祭。其实，鲍文亭多年来积累的人格威望才是圆寂后获得哀荣的最重要因素。

义举传千里 功德照后人

——纪念鲍文亭喇嘛创办义学100周年活动侧记

本网记者：王晓灵 来源：葫芦岛日报 更新日期：2011-8-9 9:07:26

■ 本报记者 王晓灵

8月7日上午，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然而此时，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村村委会的院子里却聚集了许多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三三两两地打着雨伞，或坐或站，脸上充满着期待的神情。原来，当天是鲍文亭喇嘛创办义学100周年的日子。家乡人们在这里集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大家也许对鲍文亭的名字感到很陌生，但当你了解了他的善行义举后，相信都会被他“身居空门却心怀社稷，遥距千里却情系乡民”的精神所感动。 鲍文亭法名醋尔陈木，清道光年间出生于今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上三角村）。

后在北京嵩祝寺为僧，是当时颇有地位和名望的喇嘛。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废除科举、提倡新学。醋尔陈木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的改革，捐资2000两白银、又劝其侄鲍生春捐资500两白银在家乡白马石创办初等小学堂，招收学生四十名，使方圆百里的孩子们能到此读书。余款置田贮粮建“义仓”，百姓缺粮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政策，接济贫者不收利粮。后考虑初小学生毕业后只完成“启蒙教育”，方圆百里无处升学，醋尔陈木又带动嵩祝寺的得木奇端鲁布募银一千两，还向北京普勝寺喇嘛巴达玛巴杂尔劝募银一千两，就地设高等小学堂。学堂课程内容包括语言学、西方算学，并开展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兴办学堂培养出许多显赫的人物：早期的县大队长马奔秘书鲍建中，解放后任锦州市委秘书长，直至离休；牡丹江警察局局长鲍如汗、朝阳警察局局长鲍洪举??他们都为抗日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想到家乡的落后荒凉，鲍文亭又捐赠松树良种，共造林38亩。受其影响，此后年年造林，解放后上三角村曾获省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为表彰醋尔陈木捐资助学的功绩，光绪三十二年，朝廷授予他“莫尔根绰尔济“（智慧法师）名号，旌奖在其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为其题写“好善乐施”横额。

随着时光的流逝，“鲍氏义学碑”已不再完整。然而庆幸的是，鲍氏家族的后人鲍洪坡早已将碑文手抄下来，使得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流传。还有鲍守礼先生，他也通过查找县志等途径得到了这份碑文，与鲍洪波的手抄碑文互为佐证。纪念仪式上，鲍守礼怀着对先贤的崇敬心情宣读了《鲍氏义学碑文》，加上在现场展出的鲍守礼凭借记忆和走访复原的“好善乐施“牌楼和法师的陵寝，使大家对鲍文亭法师有了更为深刻和直观的了解。

有考察表明，《鲍氏石坊》是连山区少有的石坊之一。这座石坊是对鲍文亭在家乡办义学、设义仓等义举的最高奖赏，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为了唤起家乡人们对先贤的崇敬，学习先贤高瞻远瞩、心怀社稷、关注乡民的伟大胸襟，学习先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白马石乡领导派人将石坊残片收集保护起来，并邀请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助群对《鲍氏义学碑》及义仓遗址、鲍喇嘛墓葬遗址、当年所建学校操场遗址进行考察，对这段历史进行挖掘和整理。

2009年，张助群带领部分会员几经周折，考察了鲍文亭所居的嵩祝寺，深入北京历史档案馆和朝阳史志办，查阅了鲍文亭的历史档案，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在当天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张助群也应邀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史学工作者的视角为上三角的父老乡亲介绍了鲍文亭的生平事迹。

现场上，写有“启文明办义校育人才不分贵贱称好善，倾素蓄创新学救中国无论高低谓乐施”的条幅高高悬挂，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家乡人民对鲍文亭法师传奇一生的高度概括。当天的祭奠仪式，也彰显了鲍氏家族后人育才兴邦、尊师重教的战略眼光和继承光荣传统、振兴祖业的雄心和气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鲍氏族人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同缅怀先祖功德、告慰先祖英灵、承续先祖恩泽。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细心的人会发现，参与此次活动的人有近三分之一是小学生，且大多数孩子的表现都很安静。也许他们对鲍文亭喇嘛暂时了解得不够，也许他们还不能深刻领会举办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但如果鲍文亭法师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文章录入：张立红 责任编辑：张立红

光绪皇上的替僧、教育家——锦西籍的鲍文亭喇嘛

中华鲍氏网 2008年12月16日 杨连胜

鲍喇嘛的俗名鲍文亭，蒙古族，清道光年间生于本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现在该村还有他的功德牌坊碑残件，是县级文物。

满清贵族在入关前，就接受喇嘛教——黄教（因穿黄袍得名）。喇嘛是藏语，意为上人或上师，满清奉为“国教”，对僧人给予政治、经济特权，社会地位高于一般百姓。鲍文亭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在兄家度日，生活艰苦。年纪稍大产生弃俗出家之念，胞兄挽留亦无回心转意。拜师后潜心学习佛经，主动从事繁重的劳动磨炼心志。高僧们见他“素具灵根”，保送到北京嵩祝寺，接受高级培训，学炼精神仍如从前。在一场僧俗间的诉讼案中，显示了他独到的智慧，获得胜诉，从此得到不断提升，终成嵩祝寺的“札萨达克喇嘛”（主持僧）。清朝历代皇帝都在北京名寺选择“替僧”，代表皇上出家侍奉佛，把自己“赎”回朝廷稳坐龙位，尽情享受帝王之乐。鲍文亭相貌堂堂、佛理修养有素，礼仪周到，生辰八字和光绪帝“只有相生，并无相克”，被选为皇上的替僧。每逢皇家庆典、节日，鲍喇嘛就率众僧到故宫宗政殿，举行诵经修法活动。除享受固定的“喇嘛钱粮”之外，还有很高的“格外恩遇”，爵位不亚于蒙古亲王。满清统治者深知，要怀柔蒙古民族就得尊崇黄教。利用蒙古人民性情忠厚淳朴得特点，采取“恩上抑下”得策略，而对一般喇嘛并不一律优渥，保证其余喇嘛有饭吃，以达到他们俯首贴耳“效忠大清”的目的。鲍文亭多年的优越生活，积蓄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也看出了宫廷争权夺势的内乱，感到了国家政治腐败的危险后果。

光绪帝为救亡图存，支持“维新变法”运动，而维新的途径必从办教育做起。梁启超说过：“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鲍文亭是贫苦孤儿出身，故乡地处边隅，文明未启，父老生活艰难。当社会发起“废科举兴学堂”之时，就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乡人衣不遮体，无米下炊，骤办学堂势比登天，于是他主动拨出白银四千两，送到上三角城子村，委任侄儿鲍生春为办学堂长，鲍如伦为帮办经理。建校舍十数间，聘教师数名，办两班型初级小学，逐年增班。余款置田贮粮，举办“义仓”，百姓缺粮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规定，接

济贫者不收利粮。后来考虑初小毕业只完成“启蒙教育”，造就人才无处升学，又支出白银一千两，就地设高等小学。当时黑龙江绥化的李青山旅居北京，受过鲍文亭的优遇，鲍氏义举使他深受感动，也捐白银一百两。光绪32年，皇上降旨嘉奖他，赏号“莫尔根绰尔济”汉文是“智慧大法师”，旌奖在他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为其题写“好善乐施”横额。当年锦西县初设，派劝学总董崔国光前去祝贺，并为牌坊撰写记文，为石柱旗杆题写楹联。牌坊石柱楹联是：“输文化与东西各洋，锐意兴学竭力投资，培植故乡佳子弟。争荣光于内外蒙古，从事空门关怀帝国，破除僧界旧谜团”。石旗杆的楹联是“正气岩岩坚铁石，忠心耿耿贯乾坤”。光绪34年皇帝驾崩，鲍文亭失去知遇之靠山，忧郁成疾，宣统年间逝世。他办的义学直到日伪接收而罢，牌坊石碑保持到“文革”被毁，慈禧题字的横额还有，背面刻他生平事迹。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鲍如俊，是鲍喇嘛的家孙，据说鲍文亭缘化嵩祝寺时，想到家乡荒凉落后，就将松树良种赠给家乡造福子孙，共造林38亩，此后年年造林。上三角村获省绿化先进单位称号，与鲍喇嘛不无关系，一代蒙族大师，继中华民族兴学的优秀传统，百年前在我地区开创义务教育，功绩永留人民心中。

本版编辑刘国丽

（摘于《中华沿海周末报》1993年1月2日报第10版）

光绪皇帝的替僧鲍文亭

作者：张恺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57 更新时间：2010/6/13 1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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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文学名著《济公全传》中，第二十四回的回目叫“认替僧荣归灵隐寺”。那么，在历史上，什么叫“替僧”呢？原来，古代很多皇帝笃信佛教，为了表示信佛至诚，一些皇帝在登基伊始就选好替僧，就是代替皇帝出家的僧人。有了替僧，皇帝就可以从寺院中“赎”出身子来，安心于国事了。由此可见，替僧不仅在宗教界，在宫廷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实际上是皇帝在佛教界的代言人。

皇帝的替僧是需要经过严格挑选的，并不是每个修行高的僧人都能有此荣耀。清代替僧的条件一般是：相貌堂皇，聪明睿智，年岁和生辰八字与皇帝不可相克，只能相生，此外还需要对佛教的教理、佛事仪轨等修学有素。因为替僧代表的是皇帝的形象，所以是优中选优。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可以有不止一个替僧，即使如此，谁被选中当了替僧，仍是光耀故里的事情。葫芦岛在历史上只出过一名皇帝替僧，他就是晚清时期光绪皇帝的替僧鲍文亭。 鲍文亭，原名鲍天华，字文亭，后以字行，祖先本是汉族，清康熙年间先祖鲍海从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鲍家庄迁居关外，落户今天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因该地及周边蒙古族人家居多，为便于扎根此地，鲍海将两个儿子改为蒙古族，鲍文亭就是鲍海长子保音?武达的后代，清道光年间出生，也沿袭了蒙古族的身份。

鲍文亭身世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在兄长夹过着艰苦的生活。年纪稍长，鲍文亭产生弃俗出家的念头，胞兄没能挽留住，只好任其出家。鲍文亭信仰佛教中的黄教，身穿黄袍，他拜师后刻苦学习佛经，主动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练心志。高僧们见他“素具灵根”，遂保送他到北京嵩祝寺接受高级培训。鲍文亭在嵩祝寺内，学习精神一如从前，深得僧众信服。在一场僧俗间的诉讼案中，鲍文亭处理得当，显示了他独到的智慧，获得胜诉，从此确立了声望，经过刻苦修炼，成为嵩祝寺的“札萨达克喇嘛”（主持僧）。后来，适逢光绪皇帝在北京各大名寺中遴选替僧，鲍文亭相貌堂堂，佛理精神，礼仪周到，生辰八字又和皇帝相生，因此被荣幸地选为替僧。每逢皇家庆典、节日，鲍文亭就率众僧到故宫宗政殿，举行诵经修法活动。

鲍文亭被尊称为“鲍喇嘛”， 喇嘛是藏语，意为上人或上师，除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作为皇帝替僧，鲍文亭除了能享受到固定的“喇嘛钱粮”之外，还有很高的“格外恩遇”，地位不亚于蒙古王公。鲍文亭在做替僧期间，广泛团结蒙古族信教群众，和一些蒙古贵族也有所交往，成了京城中蒙古族各界的代表性人士之一。

鲍文亭经济富足，过着优越的生活。除了朝廷的供给保证外，鲍文亭还经常接受王公后妃和大臣们的“格外礼遇”，每次法事活动归来，鲍喇嘛都能有收到许多赏赐。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出身贫苦人家的鲍文亭，在发达后把积累的个人财富捐赠出来，无偿资助在家乡创办学堂，兴办教育，造福乡梓。

1898年，光绪皇帝为救亡图存，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广泛创办新式学堂。鲍文亭深有共鸣，作为皇帝的替僧，他主动响应这一新举措，决心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鲍文亭的家乡那时属于热河管辖，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教极不发达。鲍文亭将多年积蓄的四千两白银托人送到家乡三角城子村，委托侄子鲍生春为办学堂长，鲍如伦为帮办经理，建起校舍十多间，聘请教师数名，办起了一所两班型初级小学，以后办学规模又有扩大。办学剩余的钱款，鲍文亭也有安排，即让鲍家子侄将其全部置田贮粮，举办“义仓”，百姓缺粮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规定，接济贫者不收利粮。

后来，鲍文亭了解到，初小毕业的学生只能算完成“启蒙教育”，在周边无力升学，学的知识容易荒废掉。鲍文亭有感于此，又捐出白银一千两，就地设立高等小学，继续延聘教师，购置教具和教材。初小毕业的学生可直接升入高小就读，无需再考试。最惠民的是，这所小学对学生不分贫富，一律免收学费，因此受到周边群众的拍手称快，不长时间就招生200多人，很大程度提升了附近村民的文化水平。

鲍文亭创办的两等小学校，因为鲍家子侄经营有方，能自给自足，一直开办到“九一八”事变。日伪时期，伪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才使得该校由民办改为官办。

鲍文亭办学的义举远近闻名。不仅家乡百姓感恩，连旅居京城的绅士也解囊捐款。如当时一位原籍黑龙江绥化的叫李青山的人，闻知鲍文亭创办义学，深为感动。以前他受过鲍文亭的帮助，此时主动捐献白银一百两用于支持鲍文亭在家乡办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光绪皇帝亲自降旨嘉奖鲍文亭，赏赐封号“莫尔根绰

尔济”，即汉语“智慧大法师”，并旌奖鲍文亭在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也闻知了他倾财办学的事迹，为鲍文亭题写了“好善乐施”横额，后来刻立在牌坊上。遗憾的是，当年修建的鲍文亭功德牌坊在“文革”时期遭到毁坏，慈禧太后题字的横额一分为二，牌坊的石柱、石旗杆等构件被推倒在地，目前这些牌坊残件还保存在当地，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那块弥足珍贵的慈禧太后题字横额的背面，刻着鲍文亭的生平简介和办学事迹，共有320余字。记文作者是崔国光，立牌坊时是锦西县劝学总董（教育局长），当时锦西刚刚设治，崔国光就为此牌坊撰写了记文。崔国光后来担任台安县县长，除了撰写记文，崔国光还怀着崇敬之情为牌坊题写了两幅楹联，分别刻于石旗杆、牌坊门柱上。其中，石旗杆上楹联的文字是：正气严严坚铁石，忠心耿耿贯乾坤。而石牌坊立柱上楹联的文字则有些白话意境：输文化与东西各洋，锐意兴学竭力投资，培植故乡佳子弟。争荣光于内外蒙古，从事空门关怀帝国，破除僧界旧谜团。

可以说，崔国光的文字高度概括了鲍文亭一生的功业。这座牌坊几经曲折，1911年才最后竣工。而当牌坊立起来时，鲍文亭已经不再是皇帝替僧了。

原来，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日驾崩，鲍文亭失去了知遇之人，替僧身份也随之解除。此后，鲍文亭仍在嵩祝寺担任主持，随着国家内忧外患加剧，他心情忧郁，加上年事已高，后来圆寂于嵩祝寺内。

由于史料的散失，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考证鲍文亭的确切生卒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地方史上的缺憾。据说，鲍文亭圆寂后，灵柩从北京抬回家乡安葬。当时，两地路程相距近千里，况且京奉铁路已经通车，为什么还要将鲍喇嘛的灵柩抬回家乡呢？原来，佛教界众喇嘛把鲍文亭看成是“取得了正果的佛”，认为他是随皇帝而走，属于“伴驾”而去，因此纷纷甘愿出力，虔诚地将法师灵柩抬回故乡，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大礼。鲍文亭的灵柩运送途中，每经过一地，经常有地方官摆供拜祭。其实，鲍文亭多年来积累的人格威望才是圆寂后获得哀荣的最重要因素。

鲍文亭弥留之际，曾嘱咐身边人，家乡荒凉落后，要为家乡送去一些松树良种用于绿化，这是鲍文亭留给家乡的最后贡献。这些树种造林30余亩，此后不断扩种，至今当地树林仍枝繁叶茂。如今，望着这一棵棵大树，仿佛能看到鲍文亭在树林中向我们迎面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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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替僧”现象考略

在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替僧”是其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目前学界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即是对这种现象发生、由来及形成过程的一个粗略考察，并求教于方家。

所谓“替僧”，又叫“替度”、“替身”、“替身僧”、“替修”、“替修僧”、“替生儿”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明朝谓代替皇帝出家的僧人。并引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皇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皇上替僧名志善，向居龙泉寺 。慈圣皇太后、今上皇帝，追念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圯坏，欲一新之。”① 关于“替僧”的记载，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有两条。“主上崇异教”：“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闻初选僧时，卜其

年命最贵，始许披剃，有云重赂主者，中贵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宪宗登极，辅臣李贤谏曰：‘高皇帝《祖训》明有寺院烧香降香之禁违者，并领送之人处死。’近传番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②又“京师敕建寺”：“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之延故元遗俗也。今京师城南有海会寺者，传闻为先帝穆宗初生受釐之所，今上万历二年重修，已称巨丽。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壮伟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盖从龙泉寺移锡于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直门外七里。??內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问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盖志善者已谢世，此又代职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③

其他提及明代“替僧”现象比较可信的材料还有几条。僧道斋《重修海会寺碑》：“海会寺创于嘉靖乙未十四年，世、穆二庙咸命僧代度于此。”④憨山老人《普济庵始祖宝藏成公塔铭》：“淳公大兴普安，于先帝顾命之时。今上圣母建慈寿寺成，延淳公为住持，以公弟子了宁为替僧。”⑤晚明诸生陈鸣鹤《支提寺始末记》：“十八年，太后遣慈寿寺替僧万安，赍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至山。十九年，抚院赵参鲁疏请移藏于城之开元寺，以便其祝圣朝礼。复延迁师于寺之藏经堂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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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也。”徐光启《新法算书》：“据该府报称，查得替僧法宝已故，遗有御赐绝产万寿寺下院香火地二十顷，隆长下院并相连住房共一叚，久属游僧隐占，无人承顶。”⑦康熙时崔□纂修的《支提寺图志》：“崇祯九年(1636年)皇贵妃田遣替僧华严，赍赐铜准提一尊，时留供辟支，银千两修皇忏祝圣。其幢幡御物，载在簿籍。”⑧ 乾隆时人吴长元的《宸垣识略》：“长椿寺在土地庙斜街，明慈孝皇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神宗替修，赐千佛衣及姑羢衣各八百件，米麦等物重千石。”⑨

另外，万历时僧人圆澄在《慨古录》里也曾激烈的批评过皇室的“替僧”制度： “古之帝王，创制梵刹，选有道者住持，转扬国化。今则不然，皇上造寺，费经百万，选童子住持，谓之替修。替修者何谓也？经云：‘将谓如来惠我三昧，无劳我修，而今始知身心本不相代。’且如来不能惠人三昧，而童子岂能替皇上修乎？如此则荐举者妄立异端，空耗国本，有辜圣心，大可哀哉！何也？夫住持之任，位侔佛祖，非三二十年精操苦行，博炼宗乘者不能也。若愚童子住持，非唯宗教不扬，抑亦规矩不振。所费巨金，当复何图？自天人以降，乃至昆虫，皆有无子之苦。多见沙门，劝人出家，曾不愿其无子，乃云轮回之本，在乎贪爱，舍爱出家，当得解脱。故经云恩爱相结，爱不能离，父父子子，常在缠缚。观其所言，极为有理，且不知自己半世未满，恐绝其后。继十余代，十岁之童作三代祖，较彼劝人，自相颠乱。其无知者，置之。为法师者，亦复如此，可为一笑。且孟子云：患在好为人师。童子称师，宁不愧乎？由是而推此辈，皆孟子罪人也。”⑩ 从以上多条记载，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明皇室“替僧”的一些情况，但同时也存有不少疑惑。其一，记载万历“替僧”的材料既多也有些难解。按沈德符的说法王子出生即有“替僧”，皇帝登极则又有“替僧”，那么皇帝“替僧”到底是一还是二呢？从材料里看万历至少曾有三个：僧志善、內主僧、水斋禅师大弟子，且驻锡各不一样。前两人的替代关系比较明确，只是后者却不知从何解。其二，皇室后妃有自己的“替僧”是宫内的习尚还仅是个别情况呢？其三，现存资料为

何较少提及其他皇帝及皇室成员的“替僧”？其四，明朝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是否也有“替僧”现象呢？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关于“替僧”现象的由来。张居正以为“宫中率沿以为常”，却未说明起于何时，而沈德符先是“第先朝必不然”，后又“意之延故元遗俗也”，亦难论断。今之学者有认为：“度僧替代出家，非始于万历之世，??惟至神宗时始张大其事耳。”11程恭让认为：“从景泰年间的大隆福寺，成化年间的护国大永昌寺，嘉靖、隆庆年间的海会寺，到万历母子所建诸寺，这些‘京师敕建寺’大都与明皇室替身出家的祝釐制度有关。”12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晚明学者黄景昉的《国史唯疑》应更为可信。其卷十“万历”下一条：“本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今京师承恩寺乃神庙为其替僧志善建也。制颇非雅，度已宣德后事耳，二祖时，当不其然也。”13这则材料虽鲜有人提及，考虑到《国史唯疑》是一本专门考辨明朝史实的严肃著作，其说法理应可信，这同程恭让先生考察明代太监与皇家寺庙关系的结论也不谋而合。总之，我们认为明代宫中的“替僧”习尚应肇始于明中叶的某个时期，且与皇家寺庙的兴建以及皇室成员降生的祝釐制度紧密相关。当然这一习俗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兼之皇室的这种佛事活动“并非雅制”，所以很长时间不为人们注意。到了万历时期，两宫太后由于笃信佛教而大兴土木、修庙建庵，作为皇室内部习俗的“替僧”制度不仅引起了人们较多的关注，也因其对“替僧”的特殊优待从而招致了如圆澄这样的大德高僧强烈的批评。同时，万历朝本就是晚明佛教变化比较激烈的时期，文人笔记中多记载这一“焦点新闻”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考察历史上的王朝，这种以人代替皇帝出家的情况早就发生过。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中记载的南朝高僧智藏就是代宋明帝出家的，“释智藏，姓顾氏，本名净藏，吴郡吴人。?? 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兴皇寺。”14另外，历史上著名的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故事，后来也都是大臣们以度他人的方式来赎回的武帝。就是沈德符所猜测的起于元代“遗俗”，也并非毫无根据，其一是元朝蒙古族统治者本就十分笃信喇嘛教，而喇嘛教中“灵童转世”的观念理应对明皇室的“幼童剃度”代替出家有一定影响，其二《元史》中也确有代皇帝出家的例子。必兰纳识里“幼识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延佑间，特赐银印，授光禄大夫。”15当然，以上这些例子均只是偶然现象，它们或多或少对明代“替僧” 的出现构成了影响。但我们认为佛教史上的另外一种习俗即隋唐“门僧”制度，对“替僧”的形成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所谓门僧，又叫“家僧”、“门徒”、“门徒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指约定为大户人家做礼忏，平时并有往来的僧道。”16“江南旧俗，大户人家有约定的僧尼道士做礼忏，平时互相往还，这些僧道被称为某施主的‘门徒’”。17

历史上较早记载家僧现象的仍是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其中单是梁武帝礼请为家僧的就有僧铠、法宠、僧迁、僧雯、法云、慧超、明彻、智藏等八人。书中还载隋炀帝为晋王时，将释曇瑎“屈礼归心奉以家僧。携现大小常处第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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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欢娱，讲论正理惟其开悟”。从记载中不难看出，供养人与家僧之间的关系是以尊重为前提，且多以大德高僧为礼请对象。但入唐以后，门僧制度依托功德寺、坟寺等私家寺庙泛滥成灾，供养人与门僧关系也为之一变。“他们寄生于官僚势要之家，不仅只为主人做功德、修佛事，还为主人做各种事情。”19以至于

政府需要出面干涉。《唐会要》(开元二年)七月十三日敕：“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女等亦无避忌。或诡说禅观，祸福妄陈，事涉左道，深戾大猷。自今以后，百官家不得辄容僧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者，于州县陈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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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然后依数听去。”但此类告示只起一时警示作用，门僧现象继续蔓延至社会各阶层，而门僧之地位也就每况愈下了。“他们已经由出家人变成人家的家人，由清净之士，变成了世俗的凡庸。”21门僧制度在以后的宋元明等朝代都一直存在着，并对中国社会的佛教信仰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此，《北梦琐言》、《太平广记》、《三言》、《二拍》、《醒世姻缘传》等小说都有这方面生动的反映。总之，门僧制度从出现到成为社会一种盛行的佛教习俗，正好处于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它的流行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精神。

当门僧与供养人之间关系进一步拉近，当替度他人以为自己做功德普遍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和习俗以后，那么为主人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替僧”的出现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而它首先出现在皇家，不过是因为皇家更迫切于这种服务，并能满足他们心理上的某些需求。就笃信佛教的皇帝来说，既可照常稳坐龙位，一呼百应，不失“人主”的威严，也不弃现世的享乐；同时又有他的“替僧”在为他“虔诚”修行诵经，以祈今生善终、来世洪福，真是两全齐美。综合以上种种因素，于是替僧制便在明朝的宫中沿袭相传开来。

明朝失国不久，清初禇人获的《坚瓠补集》卷六就记载了这么一条：“北人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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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舍身，以他儿代之，有替僧替尼之例。”正所谓上行下效，曾经的皇家“习尚”很快就成了民间效仿的对象。从清初至民国，“替僧”之作为一种陋俗而被广泛接受，既是中国佛教长期以来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折射出了芸芸众生普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心态。

其实“替僧”之在清代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习俗，清代帝室也不无起到了某些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不得不提的是顺治皇帝因宠妃去世闹着出家一事。此事不仅在宫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在京城也传得沸沸扬扬，最后以顺治帝的亲信太监吴良辅代替皇帝在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剃度出家才算收场。其次与宗教人物有密切关系的雍正皇帝，他上台前后，为之奔走之宗教界人士颇多，冯尔康就认为：“雍正帝青年时就有替僧(替身)，继位后，比丘正修自称是皇帝在藩邸的替僧，以此干预官府事务。雍正帝说不认得这个和尚，要治他的罪。正修说的是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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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不得而知，然而雍正帝有替僧，则是真的。”另外，雍正帝对喇嘛教的崇信也是人所皆知，他的雍王府后来成为京城最大的喇嘛庙。其三，清朝皇室的“替僧”习俗。贾英华的《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是一部立足于采访资料写成的书，书中的内容比之一般的宫廷秘闻类书籍应有一定的可信度。在书中，孙耀庭说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以及皇后婉容的“替僧”。

“千秋节那天，始终有—名未露面的‘主角’，同时在另一处‘萨满房’盘腿打坐，不停地念着保佑皇后的‘咒语’，她就是婉容的‘替僧’。这件异常有趣的事，鲜为人知——不仅溥仪有替僧，婉容也有。这是源于宫内多年沿袭下来的规矩。”24

“在与其他老太监闲聊天时，他才得知，皇后的‘替僧’一般都找年岁稍大些的妇人担任，还必须是祭祀的内行，否则无法指导她的宗教仪式，年老自然沉稳点儿，也有利于对皇后的熏陶。”25

“替僧不见得与皇上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两人的出生年月、生辰八字则不能相‘克’，其品貌亦要求端正。孙耀庭回忆说：‘溥仪的替僧叫孙琥，原来也是个太监，当喇嘛是后来学的。由于孙琥是代溥仪出家的替身，所以，宫里的底下人，一般都不敢得罪甚至怕他。因为他和皇上的特殊关系，常人不大接近他。他吃得也比一般人好，在宫中有一定的势力。’”26

另外，还有一则材料足以证明，清代皇帝的“替僧”确实为喇嘛而非汉传佛教之僧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记录此次行程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北京行记》中载：“九月初七日：中正殿文宗显皇帝替僧、穆宗毅皇帝替僧，同内监来黄寺遏见达赖喇嘛。”27文中提到的文宗、穆宗分别指咸丰与同治皇帝。以此看，他们的“替僧”分明是喇嘛无疑了。

也许人们会奇怪，为什么清代帝室的“替僧”是喇嘛？还有后妃的“替僧”为萨满教妇女？回答后一问题比较容易，因为萨满教是满洲人自己的宗教，但前一问题则只能是猜测。其一，喇嘛教本是蒙古族人的信仰，蒙古族在与满族皇室联姻的过程中将之带入了宫中，清宫中有喇嘛庙是孝庄时候就有的事情。其二，雍正帝上台前虽有汉传佛教之“替僧”，但上台后却矢口否认，并转而崇信喇嘛教。其三，我们知道顺治帝的“替僧”吴良辅入的是汉传佛教寺庙，而历史上关于康熙帝“替僧”的材料则几乎没有（当然以他的雄才大略，不喜欢此种形式也不难理解）。最后，如果我们的猜测不错的话，清代皇家以喇嘛为“替僧”的习俗应该是在雍正朝时基本确立的。

另外，根据以上这些比较可信的材料，我们还可以基本勾勒出清朝帝室“替僧”习俗的其他一些情况。如以宫中太监而非幼童作“替僧”，皇室“替僧”居住于宫内专门的喇嘛庙（中正殿）不能随意出宫等。总之，这些习俗都与明朝皇室之“替僧”有着明显的区别。

也许是因为时代较近，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即各种有关清代皇室“替僧”的传闻及传说尤其的多。不仅小说，一些地方史料尤其一些名刹都喜欢介绍他们这里曾经住过某某皇帝的“替僧”。

“翊灵寺、报国寺、三皇庙，具为康熙剃度僧兰谷和尚之清修地。兰谷初来，是住锡于翊灵寺。翊灵寺，原名华国寺，兰谷来住于斯，乃改名翊灵寺；而翊灵寺三字，系兰谷所书，气魄雄壮，笔力道劲，亦字中珍品也。兰谷居此年余，嫌近于市，厌其嚣尘，滇中督抚，乃改修报国寺以居之，己而又不惬于意，遂移居于三皇庙。终以城中不清静，复择城西法界寺而住锡。”28

“话说清朝皇帝康熙笃信佛教，可由于贵为天子，自然不宜成为别人的弟子。于是，就去找替身，替他出家。当然也有录用标准：出身书香之家，与自己相貌相似(企图在佛面前蒙混过关)的人。正好村中有一位叫韩守德的人被选中，被派往

京郊的龙凤寺出家成为替僧。从此，韩家得到了很多的财宝，并且让韩家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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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俸禄，成为京西第一财主。”

“清朝康熙、乾隆几代皇帝都曾巡幸天成寺。乾隆皇帝临幸次数最多，他的替身和尚就在天成寺修行。”30

“原光明寺寺僧属禅宗临济宗，住持自开山和尚明开起至1944年共18代。有名的有开山和尚明开、金和尚海彻，主修《五莲山志》的海里，乾隆皇帝替僧朴善，末代住持廉溪等，他们均对寺庙建设或佛事建设做过突出贡献。”31

“他的行为感动了西藏的一位高僧，他就是清咸丰皇帝在西藏出家的替身，十三世达赖的老师桑却拉。在他的引荐下，段克兴到西藏著名的寺院哲蚌寺学习，同时，他邀请段克兴前往达赖新宫，由他亲自教授佛学和藏文书法。”32 “丛林寺原名万佛寺，是取其供奉菩萨较多之意。清末列为湖北八大丛林，故张之洞更名为丛林寺。??一八六九年冬，同治皇帝的剃度僧法缘。曾在丛林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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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赞誉这一奇观。”

“光绪年间(1875—1908年)，光绪帝的替僧意定和尚住持隆兴寺。清代皇帝多次来正定参与佛事活动，致使正定出现了寺院兴盛，僧侣较多的局面。”34 “鲍文亭，三角城子人，蒙古族，幼年丧父母，后到北京嵩祝寺当喇嘛，是光绪皇帝的‘替僧’。” 35

以上材料，我们以为至少可以证明两点。其一、这些材料中的“替僧”大都与清皇室的习俗不相符。其二、传闻的广泛反过来证明了这种习俗在社会上之流行。 说完帝王之家的故事，再说说普通百姓家的“替僧”习俗。当然，比之于普通民众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的世俗信仰态度，“替僧”这种“未雨绸缪”显然仍属于富贵人家的祈福行为。有趣的是顺着中国民众信仰“三教合一”和世俗化的潮流，“替僧”的选择也不再仅局限于汉传佛教，其他藏传佛教、萨满教、道教等都可以作为代替人们修行祈福的对象，而且不仅男人有“替僧”，女人也有“替僧”。《红楼梦》中的张道士即是第二代荣国公的替身，妙玉因身体多病，也是在家里买了许多替生儿皆不中用的情况下才“带发出家”的。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则描写了喇嘛艳羡当他人“替僧”的细节：“我辈吃酒吃肉，念念经咒，巴结得几位大人太太，门下几个佛种运气好，选着可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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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替修，骗得一世享用，便算是不违教祖的规矩。”其他清代以及民国众多的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也都有类似的描写，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应该说清代的“替僧”习俗已是完全融入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旧京琐记》卷一 （俗尚）载：“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37河北磁县小儿的“童年礼”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怕自己的孩子有灾难，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寺庙里出家去当和尚，意思是这孩子已不是这家的人了，灾难

就不会再降临到这孩子的身上。待孩子长大成人后，家里事先买个穷家的孩子送到庙里换回自己的孩子，这叫做替僧。孩子有了替僧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但这家要与替僧的孩子成为干亲，以后就要相互来往。”38 至于一些买不起他人做“替僧”的家庭，自然也有另外祈福的办法：“如有的人是为父母有病而许的愿，还有的是为自己的孩子有病许愿的，病好以后，谁许愿谁还愿。每到四月十八，十月十五庙会时，许愿人要买一个纸糊的人(纸人高约四十厘米)，拿到景忠山南天门前替身炉内焚化，这就是民间用纸人来代替活人出家的‘替僧’。”39这真是中国民众独特而又真实的祈福行为。另外，富贵人家之成人也有以已经出家之和尚为“替僧”的现象，这种情况很有些类似以前的“门僧”制度，只不过供养人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通过购买他人出家来替代自己修行并为自己祈福，尽管其中不乏脉脉温情的遮掩，但无论如何也难掩其丑陋而自私自利的强权本质。当信众在信仰的追逐中普遍变得如此功利和实用时，作为宗教的彼岸性意义也就逐渐丧失，“替僧”习俗的发展演变流程或正可作为中国宗教在世俗化追求中极致的明证。 参考文献：

①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②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683、686页 ④、11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⑤ 曹越主编：《明清四大高僧文集·憨山老人梦游集（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

⑥ 宁德县志办公室编：《宁德支提寺志选》，第32页 ⑦（明）徐光启等：《新法算书》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福建省宁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支提山专辑（一）》，第139页 ⑨（清）吴长元.《宸坦识略》，北京出版社1964年，第172页。（另，[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四坊巷下“下斜街”条引张怡《謏闻续笔》：“长椿寺，明慈孝皇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神庙替修，赐千佛衣及姑绒衣各八百件，米麦等物重千石。”据考张怡为晚明人，他的《謏闻续笔》刻本比较少见。）

⑩（明）圆澄：《慨古录》《续藏经 第114册 中国撰述禅宗著述部》藏经书院，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第737页

12程恭让：《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3期

13（明）黄景昉著； 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14，18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第145、345页 15（明）宋濂等：《元史》第15册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0页 16，17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1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15、11页

19，21刘铭怒：《隋唐时代的僧俑和佛教的门僧制》,《中原文物》1985年1期

20（北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07页

22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编：《笔记小说大观（十四、十五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886页

23冯尔康：《雍正帝崇佛》,《紫禁城》1982年3期

24，25贾英华：《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27、228页

26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34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第288页

28罗养儒著；王樵等点校：《云南掌故》，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475页 29高巍等著：《四合院：砖瓦建成的北京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30李立志等主编：《华北山水名胜》，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31政协五莲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莲文史资料 第10辑生态旅游专辑》2002年，第26页

32 陈自仁：《西北民族学院名流风采录》2000年，第25页

33洪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洪湖文史 第2辑》1986 年，第165页 34 河北省正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正定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第826页

35 锦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锦西市志》1989年，第791页

36（清）夏敬渠：《野叟曝言（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824页 37（清）夏仁虎：《技巢四述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38河北磁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编著：《磁州文化》，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39河北省迁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1辑 景忠山史话》1987年，p41

二、身居空门心怀社稷 遥距千里情系乡民

张助群

（一）沉睡的《好善乐施石坊》与《鲍氏义学碑》

醋尔陈木原名鲍文亭，清道光年间出生于今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后进入北京嵩祝寺为僧，是当时颇有地位和名望的喇嘛。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废除科举、提倡新学。醋尔陈木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的改革，捐资2，000两白银、又劝其侄鲍生春捐资500两白银在家乡白马石创办初等小学堂。后又因附近初等小学生将毕业，因贫困无力赴郡升学，醋尔陈木又捐资建筑高等小学校舍八间，修理门窗甬道需费银一千零五十两；又因常年经费无助，复向北京普勝寺喇嘛巴达玛巴杂尔劝募银一千两，嵩祝寺得木奇端鲁布募银一千两，专作初小、高小的开支费用。

为表彰醋尔陈木捐资助学的功绩，经朝廷批准，于大清宣统三年七月初八，在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为其树立一座“好善乐施”大石坊，这是对鲍文亭在家乡办义学、设义仓等义举的最高奖赏，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这座石坊给白马石乡带来了无尚的荣光；这座义学为方圆百里培养了无数的官员、学者；这座义仓接济了无数个青黄不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座石坊激励了许多鲍氏家族及周边的后人立志成才；这座石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鲍氏义学碑”的原貌已不复存在，它凄凉地散落在关老爷庙的遗址，醋尔陈木的事迹已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为了唤起家乡人们对先贤的崇敬，学习先贤高瞻远瞩、心怀社稷、关注乡民的伟大胸襟，学习先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白马石乡领导决心以《鲍氏义学碑》为抓手，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群策群力，共建家乡。 应白马石乡的邀请，我们首先考察了白马石乡上三角村的《鲍氏义学碑》，乡、村两级领导陪同我们对石坊主体部件——断裂的碑额、残缺的碑柱以及老爷庙旗杆基座、都进行了详查、记录和拍摄。还在村部听取了鲍氏家族后人关于鲍文亭喇嘛捐资办学的介绍，考察了义仓遗址、鲍喇嘛墓葬遗址、当年所建学校操场遗址；又对远处长满松林的山峦进行了拍照，这是鲍喇嘛从北京送来的松树种子绿化的荒山啊！

鲍氏家族的后人对我们十分信任，不仅介绍了鲍文亭在家乡的事迹，还讲述了家史、献出了家谱。

在乡、村两级领导亲自陪同下，我们的考察工作进展顺利。考察尚未结束，村领导已将《鲍氏义学碑》散在的部件抬至村部，予以保护。

鲍文亭法名醋尔陈木，祖籍山东登州府，一世祖鲍海闯关东来到白马石上三角村。从二世祖鲍五达开始，随蒙古名字。三世祖苏搭，四世祖依林台，以后按文→年→春→如→洪→永→守→德→万→纯→国→恩→佳→大→庆顺序，不断繁衍生息，如今子孙繁盛，人才辈出。 鲍文亭属于第五世，清道光年间(公元182l？1850年？)生于今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由其兄抚养。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常给人家放羊、打短工。在清代，统治者为了笼络蒙古民族，大兴喇嘛教。鲍文亭在年纪稍大时便产生了弃俗出家的念头，虽胞兄和亲属再三挽留，但他决心已定，不再回心转意。一日，被北京嵩祝寺的高僧发现，认为很有培养前途，便将他带回北京嵩祝寺进行培养。

醋尔陈木出家后潜心学习佛经，主动从事繁重的劳动以磨炼心志，因其“素具灵根”，故各方面表现出色。他虽然身在三界外，却心系家乡人，金银无所吝、赈济众乡亲。

针对资料上的缺憾和差异，我们历史学会部分成员于6月2日来到北京嵩祝寺、6月3日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询了相关资料，拍摄了大量照片。

（二）辉煌的北京嵩祝寺 张助群

2009年6月1日，我和连山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高振斌、连山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协会主席郭洪文等三人驱车来到北京东城区寻访醋而陈木（鲍文亭）喇嘛曾经辉煌过的寺庙。在景山后街嵩祝院23号附近，原来曾经并排座落着清朝时期盛极一时的三座大寺庙，东为法渊寺，中为嵩祝寺，西为智珠寺。

如今的嵩祝寺附近只有两座大寺庙并排座落，东面的一座现已整修一新，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寺名为嵩祝寺。西面的一座现已破旧不堪，失去了当年风彩，名为智珠寺，史书记载着的法渊寺，现已全部拆除，在原址上盖起了一座现代建筑。

爱国人士香港林达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林先生，为恢复这一古老寺庙捐资500万元，对嵩祝寺进行修缮。北京市文物局为表彰李先生，特铸造“功德钟”一樽，悬挂于该寺的钟亭。

嵩祝寺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为第二世章嘉胡图克图在京的驻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第一代章嘉居多伦汇宗寺,四十五年封灌顶法师，掌管漠南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雍正时又令他掌管内蒙、京师、盛京、五台山、甘肃等地黄教寺院。从第二世章嘉开始，历代呼图克图（活佛）均以嵩祝寺为主要驻地。

当时的北京嵩祝寺，与智珠寺、法渊寺连在一起，是北京皇城根寺院最集中的地方，建筑规模宏伟，香火最旺。嵩祝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移建到这里。嵩祝寺是与雍和宫齐名的寺庙，该寺坐北面南，建筑规模较大。院内分三路五层殿宇，东路为寮房、经堂，西路为喇嘛住宅，中路为主殿，有山门、天王殿、正殿、宝座殿、后楼。正殿是嵩祝寺的主要建筑，五开间带廊，横匾额书“妙明宗镜”。后楼匾额书“慧灯普照”。楹联为:“碧砌瑶陛春色丽；琪花芝草日华鲜”。皆为乾隆御笔。门窗梁架等木结构涂有彩绘。

旧时这里佛事繁多而隆重，每年的万寿，元旦等节日，僧侣们要到皇宫中的英华殿作佛事。在佛事的最后一天还需有一人扮成韦陀，抱杵面向北立，其余的肩披璎络，鸣锣鼓吹海螺等诸乐器，赞唱经咒。到夜间，数十人鱼贯而入表演舞蹈。开始走九连环，越走越快，然后变队形像飞鸟，令观看者眩目。

清代的嵩祝寺最为兴盛，声誉最隆，这与乾隆皇帝倡导蒙藏民族和睦有关。内蒙古地区有一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为章嘉呼图克图，他与西藏的达赖、班禅齐名。章嘉呼图克图共传六世，掌管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事务，并由中国皇帝加授封号，在清代受到雍正、乾隆的推崇。凡是蒙藏地区及北京的宗教事务，多赖于该寺活佛，可见嵩祝寺的佛教事务对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 1900年8月16日 八国联军公开洗劫北京，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灾难之中，嵩祝寺在劫难逃。 1995年对经历二百多年风雨的嵩祝寺进行修缮，共修复殿宇21座。在修缮中还在寺中发现了清中期的绝版古筑彩画，它们经历200多年的侵蚀，色彩依旧，令人称绝。据专家们介绍，这样高等级彩画图案在诸多寺庙中较为罕见，加之图案中蕴含的蒙藏民族风格，使其更具独特的魅力。这些可贵的彩画已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嵩祝寺如今已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嵩祝寺里的醋尔陈木 张助群

醋尔陈木在京城接触的上层人物越来越多，视野不断开阔，学习钻研更加刻苦，对佛教的领会更加深刻，因此，能力和智慧大长。在一场僧俗间的诉讼案中，显示了他卓越的智慧，使嵩祝寺获得胜诉，从此名声鹊起，职位得到不断提升。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光绪三十年醋而陈木在达赖喇嘛任内，保护印册修像，奏奖扎萨克喇嘛衔，遇缺即补。扎萨克喇嘛是很高的级别，可协助寺院主持管理寺庙的相关事务。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废除科举、提倡新学。醋尔陈木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的改革，捐资2 000两白银、

又劝其侄鲍生春捐资500两在家乡白马石创办初等小学堂，招收学生四十名，方圆百里的孩子们到此读书。委派其侄鲍生春经理，鲍如伦为帮办。当年锦西县初设，派劝学总董崔国光前去参加开学庆典。

在与群众座谈过程中，家乡人们感慨万分：“那时的学校是新式学堂，课程设置除《四书》、《五经》外，还学算学、地理、天文，并组建乐队，有铜鼓洋号，吹吹打打，十分气派！牌坊前大操场，体育设备俱全，开设体育课有篮球、足球，可惜这些设施在土改时遭到了破坏。”

“学校还购买仓谷五十石，春放秋收以济附近贫民。为了不漏掉挨饿的人家，每天早上，鲍生春都要站在房顶上观看，看谁家的烟囱不冒烟，就主动接济他们。春借十斗，秋还一石，不要利息，很受群众欢迎。”

“学校选用教师很严格，其中语文教师王维一是朝阳黑牛营子大荒地村有名的文人，他曾为鲍文亭书写碑文。醋尔陈木捐赠的银两一部分用来办学，另一部分储存起来，从储存的银两中支付利息用作教师的工资。此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如：兴城县王县长（新台门佟屯人）；凌源六家子旗长；青龙县县长周子斌（新台门保证沟人）；鲍如汉（张作霖时期任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珍贵史料表明：为了解决毕业生无力外出求学的困难，醋而陈木又带动嵩祝寺的得木奇端鲁布募银一千两，还向北京普勝寺喇嘛巴达玛巴杂尔劝募银一千两,创办了高等小学堂，建校舍八间。被授予莫尔根绰尔济（智慧法师）名号，准许在家乡为其立牌坊。

醋而陈木虽身居寺院，却心系家乡。为改变家乡的落后荒凉，曾捐赠松树良种，共造林38亩。受其影响，白马石一带此后年年造林，解放后上三角村曾获省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下面是 6月3日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查到关于醋而陈木的两份档案（原文为竖版，繁体，签名为手写体。查阅人：葫芦岛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助群，葫芦岛市历史学会会员、连山区作家协会主席郭宏文。）

其一，查阅于中国历史档案馆 金子号4—1—38 卷号192 件号47。

再学堂为庶政之现在科举停止本尤宜劝谕 绅民广为筹建以资教育兹有扎萨克喇嘛衔 住京嵩祝寺达喇嘛醋而陈木原籍朝阳情愿 报捐银二千两并劝其侄捐银五百两在原籍 三角城子购地修房倡设小学堂一所学生以 四十名为额一切课程悉遵

奉定章程办理并购买仓谷五十石春放秋收以 济附近贫民计学堂开办经费及购备存粮共 用银七百两其余银一千八百两存堂生息作 为学堂常年经费经朝阳府县取巨印甘各结 详由热河道转请核奖前来口查该达喇嘛醋 而陈木以方外之人慨捐钜款建设学堂并购

天恩敕下理藩院核议施行除将送到各结分别转 咨备案处理合附片具陈伏乞

圣鉴谨 奏

该衙门议奏（加盖大红印章）

光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奴才松寿

其二，查阅于中国历史档案馆4—1—38 卷号 203 件号 67。

臣锡良跪 奏为职僧捐款兴学恳请

敕部核奖以昭激劝恭摺具陈仰祈

圣鉴事口查接管卷内据朝阳府知府麟佑详住京 嵩祝寺扎萨克喇嘛醋而陈木因该府属三角

城子附近初等小学将次毕业生徒贫困因无力 赴郡升学该喇嘛捐资建筑高等小学校舍八 间修理门窗甬道需费银一千零五十两又因 常年经费无助复向北京普勝寺喇嘛巴达玛 巴杂尔劝募银一千两嵩祝寺得木奇端鲁布 募银一千两专作两等小学的款以其持久当 经该府派员查明银数相符虽据该喇嘛声称 不敢应邀

旌奖亦为便遽予湮没喇嘛巴达玛杂尔拟请 授照光绪三十年醋而陈木在达赖喇嘛任内 保护印册修像奏奖扎萨克喇嘛衔遇缺即补 得木奇端鲁布拟援照宣统元年僧人伊喜因 充达赖喇嘛下级通事奖给京缺苏拉喇嘛衔 三缺后即补各项成案给奖喇嘛醋尔陈木已 莫尔根绰尔济名号此次如何奖叙请酌核奏 请等情经前都统臣溥颋口据直隶提学使司 核明取具印甘各结详清具奏前来查捐助学 费千两以上例得建坊又新章捐助学费准照 赈捐成数核奖衔封等因为口外地处边口风 气锢蔽经济艰窘兴学困难该喇嘛等热心公 益慨捐钜赀求之绅衿尚不多觏今竟得诸方 外尤为不易况该喇嘛醋尔陈木不特谊切桑 梓自捐钜款犹能募捐外籍洵属好义急公有 裨学务合舞仰懇

天恩俯念边地兴学集款不易准将该喇嘛巴达玛 巴杂尔端鲁布等援照醋尔陈木伊喜等成案 分别将给开衔至醋尔陈木已有莫尔根绰尔 济名号此次如何奖励之处应请一并

敕部核议以励方外而昭激劝除将印甘各结咨部 查照外所有职僧捐款兴学缘由理合恭摺具 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谨 奏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奉

旨该部查核办理钦此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内阁总理大臣臣袁世凯 学务大臣臣 唐景崇 理藩大臣 达寿

（四）让《好善乐施石坊》与《鲍氏义学碑》永放光芒

张助群

醋而陈木圆寂后，于大清宣统三年七月初八，在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为其立一座“好善乐施”大石坊，这是按当时捐银超过多少，准予立坊的规定设置的，这是对鲍文亭在家乡办义学、设义仓等义举的最高奖赏，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这座石坊给白马石乡带来了无尚的荣光，这座义学为方圆百里培养了无数的官员、学者，这座义仓接济了无数个青黄不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座石坊激励了许多鲍氏家族及周边后人立志成才，这座石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鲍氏石坊

该石坊的坊额选用当地的绵石，坊柱是用从唐山运来的花冈岩制成。这块额石呈横方体，原来镶在牌坊顶盖之下、横梁之上。下有四根方柱支撑，中间距离较宽，以利车辆行驶；两边距离较窄，可供行人来往通过。石坊长105厘米，高54厘米，厚12厘米。正面的周边，用阳刻的云涡纹装饰，中心部位阳刻正楷字，横排“好善乐施”四个字，规格在20×16厘米左右，笔力雄浑饱满，端庄而不失娴秀。额石背面的文字为阴刻，竖排25行，繁体楷书无标点，计320余字。 牌坊记文的作者是崔国光。曾于光绪庚子年在河南乡试时考中，赏五品顶戴候选。立坊之时，任锦西县劝学总董。石坊内容如下： 智慧大法师鲍文亭者，真方外之伟人也。三岁失恃，十三失怙，遂坚出世之心，虽胞兄挽留而不知顾。殆以素具灵根，升佛国岂能羁绊哉！到京嵩祝寺，初升口口，移口口，升达喇嘛，又升扎萨克乐

口口口口口之速，已足焕时而越九祖。当国家废科举立学堂之初，

举世士大夫犹疑信参半，瞻顾徘徊，而法师独得风气之先。自出巨款于口地，创设高初各学堂，竖起人口。嗣奉旨奖“智总法师”徽号，赐“好善乐施”建坊煌煌。明诏逮于空门而法师之仗义，出于至诚，初何尝计之此耶？以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荷非常之赏。宜也！非伟口也。兹勒口口口，愿以为举世之有志教育者劝口。赏戴花翎在任后补道口口随带加一级纪口十次王乃赞成。五品衔候选州口崔国光撰文并送楹联，五品衔口口口历现校长鲍生春经理初级师范毕业口口口口口翼敬书，帮办经理人鲍如伦，石工人张宝，画工张纯。 大清宣统三年七月初八

（注：此碑文原为繁体，无标点） 崔国光还为牌坊门柱写了一幅楹联，其内容为：

输文化与东西各洋，锐意兴学竭力投资，培养故乡佳子弟； 争荣光于内外蒙古，从事空门关怀帝国，破除僧界归迷团。 崔国光又为寺庙旗杆撰写楹联，其内容为： 正气严严竖铁石；

忠心耿耿贯乾坤。

2、 鲍氏义学碑碑文

缅维我朝德宗景皇帝御宇之三十有二年，岁在丙午九重，特颁明诏，以都城嵩祝寺札萨达克喇嘛醋而陈木，损资兴学可嘉。特赏莫尔根绰尔济名号。译其名曰智慧法师。尊复教，锡鸿章，示殊荣，昭异教也。粤自国家变法以来，肇兴西学，期于渤海内外，无有远迩，咸与维新。凡夫绅界中人，荷承谕旨，无不竭力劻勷，上付圣主，储材育德，缔国兴民，特造就人材学校，乃为最利之器。而经济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况朝阳界处边隅，文明未启，民罹疾苦，日用为难。骤欲穷乡僻壤，猝筹巨款，而广教童蒙，诚戛戛乎其难之。兹有大法师者，乃方外之缁流，倾囊中之素蓄，首于东南乡创兴新学，计先后输白金四千两，次第立小学堂两处。虽班分甲乙，终虑毕业后，无路升学，续捐千金，就地设高等学校一处，以广深造而求进行。一切鸠工它材，增建校舍，九稽朝考，督课生徒，皆法师之犹子鲍生春代为经理，不遗余力，委任堂长，号称得人，其明效可逆睹焉。夫菩萨以救世为本心，法师乃忧当日之植学多荒，移南海之慈云，作东方之化雨，洒杨枝之甘露，为域朴之文风，其救世之功伟矣。比及学期

既满，学业有成，其誉髦而翹秀者，胥荷法师之栽培，德量及人，为何如也。语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得法师以为之倡，四方之富家大族，其闻风即兴起者乎。爰有黑龙江绥化府，李君青山者，当时曾旅寓京都。沃承优待，得闻法师义举，深自感颂，遂慨输白银百两，树碑以彰其德，而志其功焉。属余为文以彰之，余以韪兹义举，得之空门，而出以蒙古，播之舆论，而褒以无章，尤为难能而可贵欤。余忝居乡里而有荣焉。故不得不以文辞笔之书，而刊之石，以垂芳徽于不朽。是为记。

（本碑文抄自《朝阳县志》，抄录者：葫芦岛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助群，连山区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洪泉、会员李宝珠。）

《鲍氏石坊》和《鲍氏义学碑》客观地反映了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废除科举、提倡新学的伟大创举。也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对新法的关注与支持。醋尔陈木、巴达玛巴杂尔、得木奇端鲁布等人就是积极支持光绪皇帝实行改革的宗教界代表人物。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三尺讲台，关乎未来”。鲍氏义学碑铸就了白马石乡教育事业迈向辉煌的基石，托起了白马石乡的未来和希望，托起了明天的太阳。

《鲍氏石坊》是连山区少有的石坊之一，该石坊虽历经沧桑，但部件基本完整，维修之后，仍不失为一座完美的艺术瑰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他不愧为连山区的一座历史丰碑，是连山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是连山人民尊师重教的楷模。

尊师重教，是连山区的光荣传统，近些年来，机关、部队、企业、企业家积极捐助，合力兴教。要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要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让捐资助教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为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全区人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正使“科教兴区”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全社会通力合作，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用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谱写连山区育事业的新篇章，为连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五）关于鲍文亭的部分历史资料

为搞清鲍文亭的历史资料，我们又走访了朝阳县档案局，现将部分档案归纳如下：

1、《朝阳县志》中的相关记载： （1） 鲍喇嘛坟

在县南一百八十里三角城子东村清钦赐智慧法师达喇嘛鲍君文亭之墓也高一丈三尺分三层下层砌以白石设有石门可入内用坐棺外栽针柏八九株前有石香案围以墙垣约半亩许有石碣上镌钦赐智慧法师鲍君文亭圆寂等字 （2） 鲍氏义学

县南一百八十里三角城子鲍达喇嘛文亭于宣统元年在该村创建初高两等小学一处所有校舍之建筑校具之置备皆独立任之计捐金5 000两当时呈请地方官转详立案奉旨褒奖并建碑志异碑文列后 （3） 鲍氏私立高等小学

在治城南朝阳营六家子镇建置讲室四间职教员室两间学生宿舍厨室共五间操场在院内共占地面六千九百七十五方尺是校于前清宣统三年二月开学 一、历年职教员

学董鲍春生朝阳人业儒 学董鲍如卿朝阳高小毕业

校长张冀朝阳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 教员贾明谦凌源前清附生 二、历年毕业生

甲班生于民国二年提升中学七人转学者十二人乙班生于三年十一月毕业十五人丙班生于六年八月毕业十三人丁班生于七年八月毕业十一人戊班于十年八月毕业六人己班于十一年八月毕业十五人庚班于十三年八月毕业十人。 三、学欸总人

现小洋八百元总出现小洋八百一十元十六年度表

（本资料抄自《朝阳县志》，抄录者：葫芦岛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助群、连山区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洪泉、会员李宝珠。）

2、鲍文亭的丧事

光绪34年皇帝驾崩，鲍文亭于宣统年间逝世。他办的义学直到日伪接收而止。

据连山区文物所副所长谷丽芬文章所载： “宣统年间，京奉铁路已经通车，但鲍喇嘛的灵柩是从京城抬到家乡的。百十号人穿黄抱，戴孝帽，抬着绣有彩龙布罩的棺材，高举幢幡旌旗，笙管齐奏，浩荡前进。每过一城必有地方官摆供拜祭，到故乡举行安葬大礼。究其原因是：众喇嘛把大法师看成是‘取得了正果的佛’，是随皇上圣驾走的。为法师出力，心甘情愿。提起当年的辉煌，家乡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考察中我们了解到： 醋尔陈木的塔陵坐落在离牌坊一公里的小山之下，塔内的棺材是方形的，周围洒满香灰。

（六）白马石乡三角城子村鲍氏族史简介

鲍洪坡

鲍氏先祖于16世纪末，清康熙年间，由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鲍家庄迁入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于今繁衍了海、武达、伊林台、文、云、年、天、春、凤（如）、洪、永、守、德、万字14辈，后有纯、国、恩、佳、大、庆6辈传到家谱字末。于2006年2月6日由族中代表确定后续“俊、胜、继、满、全”字5辈。先祖起源于汉族，由武达字辈起随蒙古族，现仍属蒙古族。 先祖鲍海，有保音·武达（蒙语名）、保音·苏拉两子，保音·苏拉迁户到连山区新台门镇鲍家屯村，有后代较旺。由保音·伊林台字辈起，族分四大股，即：大榆树底下、前头院、东大院、西大院。文字辈共有亲叔伯兄弟九人，现知名的有鲍文魁、鲍文广（在西土地庙残碑上查到），不知是哪股先人；又有鲍文选为东大院股第四代次子。到云字辈，我族人丁兴旺，在上三角村有较重要地位。到年字辈，由于人丁较旺，有东大院股、西大院股阴宅迁出祖坟，另立坟茔。文化大革命期间祖坟在平地处的都被平掉，后辈又把先辈亡灵葬于老祖坟附近，也算认祖归宗。现老祖坟鲍海周围，都被自己的子孙亡灵簇拥，享受天伦之乐。

在历史的演变中，我族也有外迁发展而有后代在外落户的族群。

在前大院股天字辈鲍天良迁至北票下府村，现有后代百余人。西大院股鲍如汉迁至北京，有后代较多，有的在事业上有成就、有地位。西大院药铺小股鲍亭（守字辈）在兴城落户，并有社会地位。 也有单身在外，并在外娶妻生子繁衍者。

前头院小股鲍□春（九爷）在吉林有后人名曰鲍占文。东大院股凤字辈鲍凤□，迁至新台门西南葛刺沟，有后人鲍洪海、鲍永灵等。东大院洪字辈鲍洪礼、鲍洪才、鲍洪志在天山市落户。东大院股鲍胜春后代鲍凤宇、鲍洪恩在锦西落户。鲍洪吉在锦州落户。东大院股鲍洪波又名鲍景丰在新疆伊犁落户。前大院股鲍洪凯之子鲍永太、鲍永庆、鲍永石在杨杖子落户；鲍洪涛后人鲍永明在锦西落户。前大院股鲍永江、鲍永臣、鲍永吉在锦西落户。东大院股鲍洪兴在锦西定居，有后人鲍永阁、鲍永厚；东大院股鲍洪友之子鲍永升在锦西定居。东大院股鲍洪礼之子鲍永升、鲍东明在北京定居。东大院股鲍如普之子鲍洪生在建平哈喇沁定居。东大院股鲍凤阁之子鲍洪信在锦州定居有子孙若干。西大院股鲍如喜之子鲍建中在锦州定居；鲍洪奇之子鲍永芳在锦州定居；西大院股鲍如良及子孙在锦西龙港定居。西大院股鲍守仁别号七十四，在吉林红旗岭定居。前头院鲍如彬之子鲍洪纯在锦西刘台子定居，鲍洪营在盘锦定居。鲍如朋在沈阳定居有儿小普在物资局工作。西大院股鲍洪举之子鲍永昌、鲍永禄定居北票。前头院股鲍如信在龙港定居，有子鲍洪柱。东大院股鲍洪江之子鲍永平在哈尔滨定居。

鲍氏家族，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有历史影响、有社会地位，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物。

鲍天华，字文亭，法名智慧，又称三喇嘛爷。光绪皇上赏号“莫尔根绰尔济”，汉文“智慧大法师”、出家于北京嵩祝寺，成为主持僧。因生辰八字和光绪皇帝“只有相生，并无相克”,被选为皇上的替僧。爵位不亚于蒙古亲王。他出资白银五千两，在上三角城子村建学堂十间，设高等小学，培养学生无数，为家乡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皇上旌奖，在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为之题写横额“好善乐施”。又为家乡赠送松苗，在南山造林38亩。现已松树成林，有的直径超过50厘米。他的先进思想和“正气岩岩坚铁石，忠心耿耿贯乾坤”的性格至今影响着鲍氏后人，使鲍氏族人世代为官者居多，美名传千古。

鲍建中，又名鲍洪范。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在县大队为大队长马奔秘书。解放后转业地方，在锦州市委任秘书长多年，直至离休。

关于鲍氏家谱，已在书前照片中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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