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工大八百壮士

什么是“八百壮士”？

在哈工大，人们习惯上用“八百壮士”这样的称呼来形容过去和现在对这所大学做出贡献的教师们。马祖光就是哈工大第一代“八百壮士”的代表。提起“壮士”人们往往会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记起“壮士”所共有的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情怀。

今天，在国内高等教育界，很多人都知道哈工大有一支以八百壮士著称的师资队伍，然而却鲜有人知道“八百壮士”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这一称呼的由来。

“八百壮士”是如何产生的？

“八百壮士”产生于哈工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工大历任校领导都十分重视人才、珍惜人才。成立于1920年的哈工大，知道1949年仍然是中长铁路隶属下的一所小型技术高校，绝大部分是俄罗斯学生，教师几乎全部是俄国人，1949年5月，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兼任哈工大校长，揭开了哈工大校史的新一页。为了扭转哈工大缺少高水平中国籍教师的现象，当年7月，冯仲云就赴当时刚解放的上海聘请教师，从此开始了这支队伍的建设。冯仲云校长经常请内地来的教师到他家中吃便饭；陈康白校长专注于引进人才，时任副校长的高铁为单身教师找对象，主持集体婚礼；爱才如命的李昌校长更是唯才是举，主张“打着灯笼找人才”

到1957年，哈工大的教师队伍已经发展到800多名，平均年龄只有27.5岁，他们承担了全校的教学任务，其中与部分人开始科学研究，挑起了学校教学、科研的大梁。这批年轻的师资队伍，成为哈工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处于对这只队伍的自豪，时任哈工大校长的李昌盛赞这只队伍为“八百壮士”。

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三代“八百壮士”与哈工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这样描述“八百壮士的”:

三代“八百壮士”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用自己的心血，奠定了哈工大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

1956年，按照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由各省派来学习的优秀青年教师及首届研究生、本科生经出国培训回来任教的人员，构成了哈工大第一代师资主体，总数约为800人，这些人年轻有为，风华正茂，所以有“八百壮士”之称。在他们手中，一个基本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以机、电、仪、动力、土建、工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教学体系建立起来了。

1958年，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哈工大走上民转军新阶段。学校抽调一批教师来开辟新领域；精选在校优秀本科生到国内兄弟院校代培，成规模的有两批近800人，逐渐形成了哈工大第二代“八百壮士”。哈工大后来居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哈工大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校领导亲自挂帅，抓住学科

梯队建设这一核心，以加速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为重点，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研室、系和校三级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把培养跨世纪学科（术）带头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提出了“时势造英雄、任务带队伍，抓两个重点、抓三支梯队和坚持两个两手抓”的指导思想。两个重点是：重点抓好青年教师的博士化建设，重点抓好跨世纪青年学科（术）带头人队伍建设；三支梯队是：院士候选人梯队、博士生导师梯队和青年学科（术）带头人梯队；两个两手抓是：既抓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又抓尖子人才的培养；既抓教师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又抓教师队伍的物质文明建设。其核心是实施“百名英才”计划。

“八百壮士”与哈工大——“哈工大精神”探源

中国教育报（顾寅生）在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扩建初期，学校汇聚了立志为共和国工业化献身的大批青年才俊，培养出平均年龄在27.5岁的800多位年轻教师。这支队伍艰苦创业，硕果累累，积淀了哈工大人坚持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坚持科学精神的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对国家、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些大学精神的深厚底蕴。这支队伍被老校长李昌昵称为“八百壮士”。在祖国的东北名城哈尔滨市坐落着哈尔滨工业大学。多年来，哈工大以学科全面、人才济济、成果丰盛而享誉海内外。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蜜月期”结束后，哈尔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地域优势逐渐消退。尽管多年来地方政府在办学上给哈工大以很大的支持，但是位置偏远、气候寒冷、地方经济在转制过程中遭遇困难等不利条件客观存在。然而，多年来哈工大却在以稳健的势头持续发展。

哈工大1984年入选国家“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的15所院校，1996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的13所院校之一，1999年位列国家“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9所大学之一。几十年来，出自哈工大的两院院士有70余位，各地高校领导第一把手一百多位，副校长、副书记一百多位。在国人引以为豪的祖国航天事业中，有哈工大毕业生近万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神五”发射时任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的李继耐，副总指挥胡世祥、栾恩杰，“神五”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三垂一远”模式的提出者李元正和试验大队大队长许达哲，长征二号F火箭的总设计师刘竹生，KM6工程总设计师黄本诚，“神六”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神六”飞船系统总指挥尚志，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空间光学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王家骐，“神六”副着陆场总指挥吴年生，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探月工程副总指挥马兴瑞，“神舟”飞船分系统指挥于登云，火箭发动机和工程热物理专家庄逢辰，“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孙敬良??都是哈工大的校友。

每当有人问询哈工大发展的动因时，学校领导的回答都是：“哈工大的发展主要靠‘人和’，靠我们内部薪火相传的强劲的凝聚力、旺盛的生命力与蓬勃向

上的奋进力，我们称之为‘哈工大精神’。只要‘哈工大精神’世代相传，哈工大就会永葆青春。”

提起“哈工大精神”，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第一代“八百壮士”说起。

一

“壮士”，在人们的印象里一般理解为在战场上以一当十，奋勇杀敌的勇士。“壮士”与大学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在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扩建初期，学校汇聚了立志为共和国工业化献身的大批青年才俊，培养出平均年龄在27.5岁的800多位年轻教师。这支队伍艰苦创业，硕果累累，积淀了哈工大人坚持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坚持科学精神的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对国家、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些大学精神的深厚底蕴。这支队伍被老校长李昌昵称为“八百壮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20年由苏联创办的中东铁路（1945年改为中长铁路）学校。1950年移交给中国政府时，学校仅有师生近800人，多数是苏联侨民。当时苏联政府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苏联愿意派出专家支援学校建设。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任哈工大校长的冯仲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建议接受苏方提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首肯。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从苏联26所著名高校相继聘请了70多名专家来校工作。

当初的哈工大像磁场一样，吸引着大批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来哈工大向前苏联专家学习，“相当于不出国留学苏联”！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踊跃报考、应聘来到哈工大求学、工作。来自浙江的吴满山教授回忆说，当时甚至有已考取国内其他名牌大学的学生，上了一年学以后退学重新报考哈工大。一批从全国各高校选送来的优秀青年讲师、助教是这支队伍的“晶核”。

这些年轻人是当年哈工大“八百壮士”的主要来源。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府把向苏联学习作为基本战略方针。哈工大传统上用俄文教材、俄语授课，自然成为学习苏联的试点。党中央、政务院为哈工大规定了办学方针和任务：“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

二

“壮士”们怀着实现祖国工业化的理想和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憧憬聚集到哈工大，勤奋学习，艰苦创业，使哈工大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和工业化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创造哈工大历史辉煌的同时，也培育了“与祖国共命运，勇于担当重任”的爱国精神。

当时受聘于哈工大的70多位苏联专家，都具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实际能力和敬业精神，来校后勤奋努力地工作。1949年由清华大学来哈工大任教的陈雨波教授回忆说，当时苏联教育制度的优点一是基础扎实，数理化、力学基础课的学时较多，开设面也较广；二是专业培养较深化，由于按专业培养人才，专业理

论和专业知识的学时较多；三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四是培养过程的高度计划性??国内各院校在那一个时期学习苏联，培养出一大批到工作岗位很快顶用的学生。

据1949年来自云南大学的李家宝教授回忆，30多岁的苏联金相专家奥尔洛夫在哈工大工作期间，因公出差不幸患病不治，为中国人民的高教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古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由于长期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写博士论文，牺牲了自己获得学位的机会。年长的机械工艺专家布兹列克每天上午教完4堂课后，坐在教室为研究生答疑，指导教研室工作，回应工厂的咨询，常常忙到下午3点以后才能回家吃饭。由于长时间积劳成疾，他罹患阑尾炎、肺炎，卧床3个多月，生命几致垂危，在病中他仍不忘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

50年代前后至60年代期间哈工大的四任校长都特别爱惜人才。身为省长的冯仲云校长的做法是请内地来的教师到家中吃顿便饭。陈康白校长专注于引进人才，国内著名专家马大猷、李酉山等都被借聘来校工作。时任副校长的高铁为单身教师找对象，主持集体婚礼。爱才如命的李昌校长更是唯才是举，主张“打着灯笼找人才”。1961年，26岁的数学助教吴从炘品学兼优，学校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但是他曾被原单位“开除团籍”。这事被东北局领导质询，李昌派人去“答辩”，说服了上级。“选苗子、拔尖子、摘桃子、压担子”，是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培养青年教师的典型做法。这里讲讲“摘桃子”和“压担子”。“摘桃子”的意思是，让高个子站在大家肩上把高处的桃子摘下来，再由大家分享。意即强调团队支持一个人先突上去，再带动整体水平提高。“一个人上去，全教研室光荣”，“一群人上去，全校光荣”，在哈工大逐渐形成了主体价值观。“压担子”就是让青年教师挑重担，尽快成才。其一是领先全国为青年教师评高级职称。1957年哈工大晋升首批13名副教授，其中年龄最大的37岁，最年轻的李家宝只有31岁。其二是让青年教师尽早“唱主角”。当年哈工大把接替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主持新课题的研究等工作，都交给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其三是大胆提拔。当时许多20多岁、30岁出头的青年人就担任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

“八百壮士”的领军人李昌，1953年来哈工大做校长时才38岁，与他的队伍同属“少壮派”。老教授们回忆，“那时候不分节假日，我们在李校长的办公室研讨教学和发展问题，经常是谈到凌晨。”李昌来学校后恶补高等数学，连续四年请人每周六晚上给他上课，还能挤出时间按时完成作业。这种拼命精神感染着多数比他年轻的“壮士”们，很多人经常“开辟第四单元”（上、下午和晚饭后各为一个时间单元），看书、备课、搞研究直至深夜。

1957年，随着以机、电、仪、土木、工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教学体系的基本建成，哈工大当时共有教师856名，平均年龄27.5岁，在当时全国重点高校中是一支最年轻的教师队伍，被李昌校长誉为“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开创的“第一波”的业绩包括创办新专业、编译新教材、培养

大批工程师，以及自身成长为专门人才。

哈工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办了24个新专业，焊接等一些新专业成为国内各工科院校兴办新专业的策源地。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许多理工科院校都曾派教师来哈工大焊接专业进修。新专业的建立，为当时快速发展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解了燃眉之急。当时高校理工科教材缺乏，哈工大组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翻译了约2 000万字的俄文教材出版发行，解了国家的急难。哈工大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率先实行了五年学制，学生毕业后授予“工程师”称号。这使得哈工大以“工程师的摇篮”享誉全国。

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苏联撤回全部专家，国家和学校的发展都遇到了困难。哈工大的“八百壮士”们与苏联师友依依惜别后，毅然担当起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任，学校仍然稳健地向前发展。

三

“八百壮士”在学校的辉煌时期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在遭受挫折的逆境里状态如何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动心忍性”，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凸显出这一群体的风骨。在商业大潮面前，“八百壮士”和弟子们也能耐得寂寞、守得清贫，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搞科研、做学问。队伍得以稳步提高，学校得以持续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八百壮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磨难。他们人到中年，不是拖家带口去农村插队，便是随校南迁重庆，学校已是七零八落。不少人头顶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白天干重活，晚上还要挨批斗。但是多数人没有放弃对科学、专业的追求，没有放弃一代学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比起“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时间更长的是物质生活的窘迫。孩子大了，一家人仍旧挤在筒子楼里。商品短缺时期，东北三省的情况尤甚，就连米面等“细粮”都很缺乏。走后门托人弄吃的，套购紧缺商品成为居民们的生存手段。可是在哈工大，仍有一批教授不为所动，安贫乐道，执著地追求着事业上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初，马祖光教授接受了筹办激光专业的任务，当时是人、财、资料皆无。他就每天到省图书馆去查阅、摘抄外文资料，用透明纸把图描下来，常常是边啃干粮边看书，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去。工作人员被感动，也只能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几年下来，马祖光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教研组。筹办实验室没钱没设备，他们从垃圾堆里拣了台报废的示波器，从很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推回了一手推车旧的蒸馏器皿。后来马祖光在德国汉诺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取得成绩之时，他在托人捎给家人的录音带中说：“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现在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困难越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滚滚商潮冲击着校园，社会分配“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授的收入甚至不如大宾馆的服务员。在这种情况下，哈工大没有人去乱办班、乱收费，也不降分录取高价学生。“八百壮士”此时都成了老教授，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和信念，一门心思搞研究、育人才。

在这段时间里，王仲奇教授带领课题组在做着具有世界水平的汽轮机弯扭叶片研究，他们不舍昼夜，年终时只能象征性地从卖废品的收入中每人分15元的“奖金”。友人问王仲奇：“没钱也罢了，但你作为一个业绩突出的学者，名气却远不如当歌唱家的姐姐王昆，你不觉得吃亏吗？”王仲奇回答说：“不可否认，我对钱还是很需要的，也想自己的事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是我更知道，搞科研、做学问，首先要耐得住清贫，经得起寂寞。”经过多年努力，王仲奇课题组的成果应用到能源和航空航天业，取得了巨大的效益，荣获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0年前，新华社的一篇电稿《死神夺不去的光荣》感动了社会，文章讲的是哈工大洪家荣教授献身科学的故事。洪家荣1964年由哈工大数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属于“八百壮士”的亲传弟子。1996年6月底，正当他进入新的学科领域——“计算学习理论”并取得重要成果时，突发剧烈腹痛。经诊断他患了晚期结肠癌肝转移，来日无多。他手术后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忍痛在病床上完成了两篇成果论文，由学生拿到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引起了强烈反响。稍后洪家荣要求提早出院，理由是“病已经没有治疗价值。回家后，只求死神再给点时间，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他忍着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置生死于度外，在病床上又以惊人的专注和效率，写成并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专著《归纳学习》。书成之后，58岁的他便带着光荣与梦想离开了人世。

像王仲奇院士、洪家荣教授这样一心一意干事业的教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有人在，长期刻苦的努力使得哈工大的学术水平一直在提高。从1994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哈尔滨工业大学有14位教授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位教授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从时序上看，院士们的业绩，多是在艰难困苦中取得的。

四

“八百壮士”受前苏联教育严谨与规范的影响，同时继承、弘扬中国文化先贤刻苦治学、力求甚解的观念，在哈工大形成传统。老校长李昌称之为“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这句当年提出的口号有其具体内容。规格指的是培养学生的目标、要求，包括思想政治素质要求，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要求，独立工作能力的要求，科学求实态度方面的要求，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文明习惯的要求等等，“学好基础课，练好基本功”。

功夫，即功底、过程。哈工大从保证教育质量出发，要求教师一定要有深厚的功底，过好教学关、科研关和水平关。教师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辅导答疑、

指导实验实习或毕业设计、做学生思想工作等等，每个环节都有严格要求，都必须达到。

严格要求源于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20世纪50年代严把教学质量关的“铁将军”——早期来自武汉大学，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俞大光教授以严格要求而闻名。他任教的“理论电工学”课被学生称为“老虎课”，有时全班没人得优秀，因为他要求学生不仅会做题，而且要能讲出道理来。俞老师在考试前先进行考查，成绩偏下的学生要经两三次考查才能参加考试。俞大光教授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而且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功夫要用到家。曾是俞大光所在教研室的一名助教的周长源教授回忆道：“我到哈工大第一次参加考试工作是受命对一名学习困难的学生‘单兵教练’。考前整整花了12天来辅导，终于使她过了关。功夫诚可谓深矣！”

学生们把4位教学经验丰富、要求严格的老教师戏称为“四大名捕”，意为谁要是在学习上不用功、不认真，敷衍了事，被他们“捕”到绝对过不了关。“首捕”王勇教授上课绝不允许迟到。他的第一节课就和学生约定：“你们不许迟到，我也不许迟到。如果我迟到一秒钟，你们就可以把我赶出去！”

高标准、严要求出于对学生的高度责任感。马祖光教授曾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他要求编者，教材内容一定取自当今最新成果，定义概念必须准确恰当。25万字的书，几易其稿，他对每一页、每一行，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认真推敲。当大家认为可以付印的时候，他还建议再检查一遍：“千万不能误人子弟。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我们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传统哺育了几代哈工大人。1954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教授回忆说：“哈工大要求严格，淘汰率高。我入学时考进了200多人，毕业时只剩下40多人，不及格的自动退学或降级。这种严格要求，增强了我的适应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1965届毕业生、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回忆说：“最感谢母校给我们打下了牢固基础，让我们能扎扎实实搞学问，认认真真搞研究。母校的教育就是那句实实在在的话：‘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五

深入实际、实干兴邦是哈工大的又一传统。工程能力强的优势，长期坚持产学研结合的传统，铸就了哈工大教学科研队伍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干的务实精神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哈工大扩建之初，就注重教学科研同实际的结合。1951年苏联专家提出，学生在校学习阶段要去现场搞生产实习。学校采纳这一建议成立生产实习科，加强实践性环节。当时一年级有认识实习；二年级有机械加工实习；三年级有生产实习；四年级有专业实习；五年级时结合毕业论文搞毕业设计。那时哈工大的实习工厂很有名，有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供学生实习用。这样，学生毕业后分到企业能很快胜任工作。

部门在哈尔滨建立了工具所、焊接所等一批研究所。哈工大教师在各所任职，参加科研工作。同时，许多部属企业和科研院所也为教师搞科研，为学生的生产实践、毕业设计提供场所。1960年1月，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现场会总结，哈工大师生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与哈尔滨市107个工厂协作完成了460多个机械化自动化项目，赢得“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的赞誉。

几十年来，“八百壮士”和其后的哈工大人以一种“啃硬骨头”的精神，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解决了科学技术和工程应用方面的一道道难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台模拟计算机的诞生，到90年代中国第一部新体制雷达的问世；从50年代中国第一台仿型立式车床的制造，到80年代中国第一台弧焊机器人的亮相；从50年代中国第一台会说话、会下棋的智能计算机的问世，到新世纪“试验卫星一号”的升天??这些成果都体现着哈工大人“能吃苦，能战斗，能攻关，能奉献”的精神。

世纪之交，“八百壮士”们已渐近耄耋之年，但是他们的精神、信念和传统，正在由一代代弟子传承下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专家、教师队伍，在新世纪的征程中一如既往。在近年来为国家完成的一些重大工程中，如新体制雷达的研制、多种机器人的研制、陀螺漂移测试转台的研制、载人航天空间环境地面模拟实验装备（KM6工程）的研制、“试验卫星一号”的研制、获得“载人航天协作贡献奖”的多项技术难题的解决，以及近年来多项国家级科技大奖的获得等，继续体现着这一精神。

“KM6工程”是一项由哈工大牵头，校内外30多家科研生产单位联合攻关的项目。项目在3年时间里连续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一次抽真空成功，在“神舟”号系列飞船地面模拟太空环境的实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4月在西昌发射的“试验卫星一号”是我国第一颗由高校牵头研制的具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微小卫星，也是我国第一颗新技术演示验证微小卫星及第一颗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项目包括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其中40%的技术是首次采用的新技术，难度与风险很大。国内高校完成如此复杂的小卫星项目尚属首次。曹喜滨教授率领的哈工大卫星技术研究所与兄弟单位组成的攻关团队，同舟共济苦战6年多，卫星“零故障、零缺陷、零失误”地发射成功，完成了全部实验项目任务。

2005年11月22日，由于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哈尔滨市政府关闭了松花江哈尔滨段取水口。在这一关键时刻，哈工大临危受命，接受了为正常供水提供方案的任务。接到任务后，学校市政环境工程学院师生们立即行动起来，通宵达旦地在实验室里忙碌着，奔走于学校与水厂之间。李圭白、张杰两位院士和马军教授参加了建设部“哈尔滨市恢复城市供水专家咨询组”，崔福义、李伟光两教授参加建设部赴达连河镇专家咨询组，赴现场作技术指导。事后哈工大受到了国家建设部和省、市的表彰。建设部特地给哈工大写来了感谢

信。

关于“哈工大精神”确切的文字表述，在建设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在师生、校友中已讨论了多年。仁智相见，这将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有老教授提出，我们应靠什么吸引人才、凝聚队伍？在“天时、地利”等方面我们既得到过机会，也曾受到限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哈工大迎来第二个“黄金时代”。这里面既有高新技术发展的机遇，又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校教育、科研实力与文化底蕴。以“八百壮士”为代表的哈工大教师群体中，当初很多人读的是按西方教育模式办的本科，来哈工大又读完苏联模式的研究生教育。西方的自由、活跃与苏联的严谨、规范相结合，使大家受益匪浅。在新世纪，文化与科学的交流日渐繁盛，我们该如何吸收人类文明的营养，继续壮大我们的肌体？这是我们要继续不断探索的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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