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学研究综述

生态政治学研究综述

贾智翔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 2009级 00904002）

提 要：生态政治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左右诞生，时至今日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文章主要从近几年来国内外著名生态学家的某些论述和观点出发，来进行生态政治学方面的综述，并浅显的梳理了生态政治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及相应阶段的某些标志性事件等。并且从恩格斯的环境思想中着重选出五个方面，来论述了恩格斯环境生态思想作为当今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渊源的极大价值。最后对生态政治学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生态政治学、环境政治学、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一系列环境运动下，各类绿色和平组织（特别是发达工业国家的）发起了政治生态化的要求，于是乎生态和政治开始联姻，人们开始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生态问题，把生态问题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政治问题开始进入生态领域。生态政治学便在生态政治理论诞生和发展的时期产生了。

一、生态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的广泛出现：人口爆炸、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资源沙化退化严重、环境污染加剧、水资源状况恶化等，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极大的挑战。生态危机在西方的出现，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导致了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在此，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环境运动，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广大群众的普遍广泛参与；二是环境问题第一次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1]自此，政治改变了它纯粹的社会性的性质，开始需要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所谓生态政治学，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一般生态学以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探求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和规律。生态政治学借助于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政治是生态科学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社会政治领域的体现，是实现人类政治生态化的理论指南。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它简单化的界定为：“一门借助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2]具体地说，它涵盖广泛，包

括生态政治理论、环境政治运动与政党、环境政策与管治、全球环境政治等分支。

现代环境/生态政治学在西方的研究或视角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国家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和落实”、“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等。从这一视角出发，山东大学的郇庆治教授曾将环境政治学概括为：“内容上密切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绿色思潮（生态政治理论）、绿色运动（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党政治或政策）。 ”[3]

现在，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年回顾现代生态学，发现其自诞生以来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以说是其理论自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存主义理论”阶段，以“雷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

【4】的观点为代表。”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对悲观模式（增长有限模式）

政治根源上的追问【5】，这一个时期成为各种各样的绿色政治思潮的滥觞，诸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不得不说，这些思潮给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以“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举行的联

【6】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在这个阶段，生态政治学沿着生态社会主义和

生态自治主义进入了理论化、系统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生态政治理论是以反思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基础为特征的,认为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人类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危机,它的真正解决也就只能是一场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全面反思和重建。”[7]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渐盛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或生态现实主义阶段。以2002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为标志。这一时期。生态政治理论转向了民主、公正、民权这样的政治学基本主题。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思路日益与绿色经济（工商企业）和科技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实践运用中，生态政治学所指导的政策主张,也逐渐洗脱‘乌托邦式’的指责，更加面向现实，这表明生态政治学正在走向成熟。”[8]

即便是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发展，生态政治学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环境问题上，产生了诸多的差别与矛盾，意识形态的差距还难以消弭；并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西方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在东方“大肆传播”，“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环境整治，显然还难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主潮”[9]；其次，四十年的发展，还没有让生态政治学真正成熟，其理论上尚未触及或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还有很多，现今的所有生态政治著作或理论中，没有一部或一种能够给出这一核心问题以系统的解答和详细的论述——“当今的民主政体能否通过政治规则与制度架构的自我更新，来吸纳甚至消解环境挑战而实现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或

[10]‘传统政治的绿化’呢？”。科学史告诉我们，没有成熟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

便难以被大众接受，因此生态政治学的路（至少被大众普遍接受）还有很长要走。

二、生态政治学与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

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生态政治学的定义、相关发展状况、以及所面临的挑战等，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整治是一种综合性的，对与如何构建人和自然自建的关系即对某种文明理论的关注。

此外，环境政治学教科书的作者尼尔·卡特（Neil Carter）曾把环境整治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其首要特征是是它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特殊关注，而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环境政治涉及的庞大的问题群相关。”[11]这说明生态政治学所涉及的题关乎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

追溯环境政治学的源头，早在古希腊时期，被誉为政治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便已经开始从环境政治的角度考察政体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政体不仅仅受到统治者的影响，还会受到自然气候、土壤、水源等影响；而像诸如孟德斯鸠、拉采尔、普列汉诺夫等地理决定论者，也早早地提出，政体、法律以及社会心理等形成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都与自然环境、自然气候、土壤等诸多自然要素有关??然而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够得出对“环境与政治的关系”、“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以及人类解放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科学解答。[12]

时间流逝，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激化，全球型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等成为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运动走向了政治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但

是“任何一种政治运动要想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并在与其它政治力量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需在哲学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要实现政治革命，必须首先实现哲学革命，生态政治也不例外。”[13]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便为生态政治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

十九世纪中叶，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了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三种关系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注重政治与环境的联姻并从政治与环境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相信以及揭示政治的本质与规律”[14]，真正促成了环境政治学具备了科学形态。

下面将就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中的五个方面来着重阐述：

第一、人以及人类的各类政治性活动，无一不与自然构成了一幅普遍联系之网，要从普遍性的角度出发，来审视人类的政治活动，深入挖掘政治活动其后的规律。

恩格斯曾说：“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15]在这里恩格斯肯定了世界的统一性，即各类生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当然涵括了：人类的政治性活动与自然界的联系。但是恩格斯却在最后说出人们无法达到这种认识，我想恩格斯并不是在话语中流露出悲观的心态，而是从反面角度来证实人类统一自身的政治性活动与自然界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就不能够忽视人类活动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双重影响。美国政治生态学家，丹尼尔·科尔曼也曾指出：“人类并未编织生灵之网，我们只是网中的一根线。不论我们对网做什么，它都会影响我们自己，世间万物环环相扣，一草一木无不关联。凡是降临于地球的，也必然降临于地球的子民。”[16]人终究还是要靠自然，要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必然要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恩格斯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7]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方世南教授概括为：“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以及政治活动都与自然环境构成普遍联系之网，这种普遍联系之网是认识政治现象以及政治本质与规律的宏大视野。”[18]

第二、人与自然是有机的统一体，自然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由各类简单的事物堆砌而成的集合体，而是各种过程的集合体，因此人类必然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自然。

恩格斯将人类与整个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他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19]因此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一个个过程组成的，与此同时自然亦是如此，物种的淘汰变换，陆地海洋的变迁等，无不体现变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因此，我们要借助过程论的视野，认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消亡的历史，在一个个发展变换的动态过程中，看待人类与自然。

既然人与自然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那么会有两个趋势，即：自然在人的干预下人化，人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化，这两者构成了人与自然的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对此，豪沃德·帕森斯解释道:“人类离开了它在自然中的进化和借助工具实现的面对自然的集体劳动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是它自己的自然的本质。自然是产生了人又为人所产生的有限的材料和环境力量”(Howard 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p.xi.)这种理解与恩格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发展，都由统一的客观规律来进行支配，所以人类可以对自然有一个预见和把握。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20]不管是人类大规模的工业活动还是其他的经济、文化、政治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的某些形态，诸如某地区的土质，地表形态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只不过恰是利用了自然的客观规律来进行的人类改造性活动，远远谈不上支配自然、主宰自然。当然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紧密相联系的，恩格斯说道：“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他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21]

他从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说明了，人类最终是可以与自然和谐有序平等的相

处的。在现有的生态政治学理论中，并没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详尽阐述，因此，恩格斯在这个角度所表明的观点，可以被生态政治学家们所借鉴，来对以上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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