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特别的尊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确立了男子的统治地位，妇女也沦为家庭和社会的奴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一直贯穿于男权统治的阶级社会中。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妇女沦为奴隶的历史终于发生了死水微谰的波动，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妇女运动也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随之激起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自身因素的作用，妇女运动也经历了产生与发展、高涨、成熟、低谷等几个重要阶段。对比中西方的妇女运动史，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两者在女权思想形成、妇女运动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女权思想产生的时间与背景不同。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近代人权思想的一部分，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浦兰·德·拉巴尔的《论两性平等》就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主张；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比伦·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一篇《女权宣言》，标志着女权思想的产生。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又写了《为女权一辩》的文章，把男女平权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联系起来，使女权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权理论使之系统和成熟。到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最终形成女权主义理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武器。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非仅仅局限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它的萌芽、出现、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实际的斗争中，西方妇女运动的开始要早于其理论的正式形成。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久，女权运动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西方妇女更加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还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同时，社会经济的变革又使得大批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进入一向被男子所独占

的公共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共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出了不亚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们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而进行科学的发掘和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为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认识到完全可以从自身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手封建思想毒害最深，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女性受压迫的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对缠足的畸形审美观都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女性的健康发展。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女性屈辱卑贱地生活了数千年，到明清时期，终于有个别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萌芽性质的观点。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了相对成熟、完善的女权思想。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并以“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为突破口，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到二十世纪初，妇女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促成这种飞跃的是西方的女权说，输入这种女权说的，是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自己直接接触并接受西方女权学说，还向国内大量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说。1902年，马君武翻译出版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紧接着《达尔文物竞篇》、《女人压制论》、《女权宣言书》这些力主男女平权的书籍都被陆续翻译介绍给国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女子世界》杂志形象地描述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1〕1903年金一以西方女权为借鉴，著成《女界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直接受弥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作，却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进步人士中间

引起反响。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认为，“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并断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2〕事实上，也正如柳氏所料，金一的女权思想被后起的先进妇女所承继，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统的女权理论，并在几年之后就出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妇女革命活动家。同时资产阶级内部具有女权思想的人士还围绕兴女权而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以意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等最具影响，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其次，妇女运动的内容不同，这又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和争取的权利不同，以及运动的结果不同。

西方妇女运动最初是无产阶级妇女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以获得维护生存的经济收入，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高科技，使生产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高科技的运用使劳作简单化，客观上为妇女提供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社会条件，也使妇女的这一要求有了可能实现的机会，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确实雇佣了大批妇女。而这一权利的实现伴随的却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为此，她们进一步要求争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以保证妇女的劳动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子升学、就业难等不平等事实，同时，女子也开始争取参政的权力，1878年法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会”；1902年，美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同盟”；1903年，英国出现了“战斗的参政派”；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妇女运动史上出现了所谓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或者“妇女普选运动”，这是在承认现有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寻求法律保护，争取妇女享有参政权、受教育权，争取与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这次运动对社会经济体制、婚姻和家庭发动了一系列抨击，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十九世纪时西方各国大多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中心是扩大选举权，各国通过不同的途径，基本

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男性黑奴也获得了选举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妇女选举权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问题。1832年在英选举改革法案中，妇女未能获得选举权，其后多次提出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均未获通过，直到1908年，男女平等选举权的提案才获得通过。美国从1890年开始，女权运动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斗争，直到1919年终于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承担起国内大量原来由男子承担的工作，其突出表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在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间，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获得了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和人格平等，如遗嘱、财产、婚姻、监护、诉讼、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大部分西方国家先后立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妇女普选运动胜利结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期的西方妇女运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妇女争取经济上的地位开始的，随后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妇女加入并逐步开始要求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的权利。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经历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之后自发产生的，它是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

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严重、民族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期，最早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在此期间，男子扮演了启蒙的角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从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的时代主题的高度率先提出了“不缠足”“兴女学”的口号，康有为强烈反对缠足这种封建社会的恶习陋俗，指出其危害之要者有五；其一，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其二，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其三，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其四，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其五，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邦国。〔3〕1895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了“粤中不缠足会”，由其两个女儿康同薇、康同璧率先放足，现身说法，起到了先驱先导的作用，与此同时，梁启超等人于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接着广东、湖南、福建、江苏、天津纷纷出现“天足会”等团体，至辛亥革命前夕，不缠足运动从通都大邑波及到重镇乡村，由个别人物的倡导发展成为一个广大妇女、包括部分绅商官吏参加的社会性活动。当时京城内外及城镇乡村都

贴满了劝戒缠足的通告，在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5〕，山东的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是妇女觉醒的表现，是她们谋求自身解放所迈出的第一步。

“兴女学”是维新派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措施。近代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科学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一批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开始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把中国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之“积困”、“错愚”的缘由是民众科学知识缺乏，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有直接联系。因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饬各省，广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区，强盛有期”〔6〕这种进步言论为近代妇女科学文化教育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康、梁等维新志士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女性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待她们“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堵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以致“闺阃以外，礼乐刑政，食货兵农诸事罕得闻焉”。〔8〕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桂墅里女学校，亦称“经正女学”，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该校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开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创办女子学堂，加强女子科技教育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基础，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纳入教育计划。此后，女子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除教会女学外，1960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学校类型由小学、初等师范发展到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办学形式由官立、私立发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开课课程有以“相夫教子”为主的传统女工、闺训、礼教扩展到以师范教习为主的教育、音乐、图画，及以掌握技艺为主的算学、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内容。〔9〕“女子无

学”的传统教育格局已被彻底打破。

但是，这些行动都是由男性领导的，而女权思想只要为妇女所掌握，成为妇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时，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辛亥前十年间，妇女界掀起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显著位置，他们通过自办女报，组织妇女团体等活动来鼓吹女权。据统计，1898至1919年，妇女所办的报刊，全国约有40种，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日本的东京。此外，她们还积极与男性一起进行办报刊、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其声势浩大，最终使女权思想的鼓动达到民国初期以前的最高峰。同时，伴随着女子出国留学热潮的兴起，一批巾帼女杰脱颖而出，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著书立说，据统计，从1902到1912的十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创办的各种妇女报刊共约43种。〔10〕同时，妇女们还广结团体，1903年在拒俄运动的呼声中，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宣告成立，接着，在全国各地，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女子团体纷纷出现。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锢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激起了中国近代妇女参政运动的发生，“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1〕1911年11月，由留日女学生同盟会员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女子参政同志会”，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参政团体，其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12〕并开办了参政研究所和上海女子政法讲习所，以培养妇女的参政能力。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近代中国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热潮，但就当时整个妇女界的实际情况而言，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闭塞的环境和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她们依然苦苦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变革之风即使在个别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个别农妇即使参加了一些抢米风潮或抗捐抗税的斗争，也多是盲目而自发的，事实上，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她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刚刚加入产业队伍的女

工来说，不仅人数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首先是由男性发起，然后被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进步女性继承并传播，也正是这部分知识女性在整个妇女运动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近代知识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和参加，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才能一改由男性倡导、领导的被动性，使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到自觉自救阶段，并从家庭拓展到社会，且更具有楷模、榜样作用。

从妇女运动的结果上来看，西方近代妇女运动在最初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斗争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随之又取得了妇女普选运动的胜利，可以说是成果显著，但尽管如此，她们仍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平等，妇女整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没有质的改变，“三多一少”现象仍很严重，即贫困者多、文盲者多、失业者多、劳动报酬少。〔14〕妇女参政的渠道由于许多复杂原因还不通畅，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中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以及带有性别歧视的机制和社会态度，造成了妇女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作为其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在戊戌维新时期围绕“禁缠足”和“兴女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达到了高潮。到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参政两院选举法时，规定“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然剥夺了女子的正当权利，致使女子参政运动的热浪烟消云散，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但这场运动无论是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而独具的特点，这又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非女性化特征突出；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

中国妇女运动发端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晚清时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妇女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15〕的口号，此后，这一口号一直是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蒙的最有力武器，先进女性无不把国家兴亡视为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禁缠足”、“兴女学”也是为了强国保种、挽救民族与危亡中，而这两项重要措施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甚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全部历程，这就使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呈现出了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当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时，妇女运动也随之高涨，而当辛亥革命失败后，妇女运动也随之陷入沉寂，显然这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刻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妇女运动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相比之下，西方妇女运动仅仅局限于妇女自身。

妇女运动的主体是妇女，而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女性化倾向。一方面，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戊戌时期最早的“不缠足会”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女学堂也主要是由男子筹办、管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著也大都是由男性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的；另一方面，走向社会的先进妇女们仍然以获得男性那样的权利地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妇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启蒙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她们认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观点，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顺理成章地对准了旧的社会制度，并且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她们希望挣脱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这就使近代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拟男主义时期”，〔16〕即一些妇女领袖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时，扮演的其实是一种模拟男性的角色。她们近乎盲目地模仿男子的动作、行为，甚至是有悖于道德，以发泄对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因此，有人形容道：“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

可是她们因学男性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17〕这形象地表明，当时先进妇女的行为虽然看似是对男性的抗争，实质上却依旧是对男性价值标准的默认与屈从。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庭伦理渗透了浓厚的封建主义的毒素，已经不只是协调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成为确定尊贵卑贱的思想枷锁，因而打破旧的家庭伦理的束缚。也就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妇女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的认识，首先是来自她们自身对封建婚姻家庭生活的痛苦感受。所以要动员妇女起来革命，批判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则是一个突破口。因此，无论是戊戌时的维新派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他们无一不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抨击，主张重铸家庭伦理以期达到男女平等。

傅立叶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表现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8〕这就是说，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准。无论是在近代西方还是中国，妇女通过各种运动方式能争取到一定的权利，都是破除封建专制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比较中西近代妇女运动的差异，希望能对今天的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31页

〔2〕《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9页

〔3〕小野和子著，高大伦、范勇编译，《中国女性史1851-1958》第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记杭州放足会》，《浙江潮》第2期，转引自王美秀《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5〕《澄海县禁缠足约示》，《万国公报》光绪34年4月号，王美秀《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6〕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十三

〔7〕《女报》1909年，转引自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8〕《时报》1912年2月7日，转引自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9〕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10〕《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11〕陈东源，《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37年第360页

〔12〕《女子参政同盟会草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0页 〔13〕许孚《潮州饶平县隆都前溪乡女学堂记》，《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转引自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载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4〕刘爱华《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5〕梁启超《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四期，转引自吕美颐《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6〕〔17〕刘亚玫《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启示》，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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