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半月评论

半月评论：乡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背上你的行囊，带着你的梦想，到基层去，回乡村去！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各路志愿者矢志乡建，辞职公务员情归桑梓，年轻新农人追梦田园，已是乡村建设中一道绚丽的景观。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是社会逐浪的时尚潮流。遥远的乡愁，也渐渐成为许多人心头越来越热烈的向往。 此情此景，不禁让笔者回想起当年领袖的教导：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不过，斗转星移，换了人间。这里显现的，已不是当年知青一代呼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消灭三大差别的历史回响，而是新型知识分子自觉担负乡村建设使命的坚定的价值取向，是广大创业青年自主投身社会变革实践的热切的青春迸发。 曾几何时，一个个留守的村庄成为社会民生的难以承受之痛，如何拯救它的边缘化、空心化、凋敝化？中央的一号文件连年都在关注都在求解。如今，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变局中，广大乡村正生成着日益蓬勃的生机。土地经营权开始流动起来，集约农业、有机农业、休闲农业，赋予传统农业丰富多样的业态，许多人做起了家庭农场主的发展美梦；“互联网+农业”成了又一个风口，中国网农异军突起，重新塑造着农业的产业链条，创新着农业的经营模式，为现代农业催生出无限的想象；新村镇建设逐渐铺开，在“镇村联动”中演绎着农民家门口的城镇化故事，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延伸，编织着农民非农化就业和社区化生活的光明前景。一批批大学毕业生把创业的目光投向这片复苏中的原野，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一支新锐力量。

曾几何时，一群群从乡村中鱼跃龙门的学子，宁可在北上广蜗居着漂泊着成为城市的“蚁族”也不愿弃守，宁可在城中村每天承受那种“有1元钱能坐的公交车绝不坐2元”的清贫与煎熬也不忍归去。如今，传统的社会就业观的坚冰在一层层融化，科学的事业发展观的阳光在一点点升温。学子们终于豁然开朗，体面和尊严不是外在的虚荣和涂抹的光鲜，而在于自己辛勤劳动的成就，事业腾挪的空间。如果乡村同样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同样有圆梦事业发展的天地，为什么还要株守于城市的蜗居自鄙于城市的蚁族自甘于城市的压迫？于是，我们看到了别一样勇敢的选择别一样精彩的人生。在贵州晴隆县，就有这样一对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草业科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羊倌”。毕业之际，刘树军、伊亚莉也曾想过要留在北京，但想到“最大的可能就是给科技公司做推销员，再干点售后服务的活”，他们就决定自愿到贵州的大山里寻找“梦中的橄榄树”，那就是晴隆的南方草地畜牧业。“在这里能发挥我们的专业，吃再大的苦，我们也不会放弃”。短短几年，他们已成为胚胎移植和繁殖中心的骨干力量，也收获了事业成长的丰硕果实。

曾几何时，一本本市面畅销的“成功学”把财富的积累、地位的上升视为人生的目标和成功的标识。年轻人脚下的道路越走越窄，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当下，越来越多有为青年开始告别这类“成功”的误导。笔者最近在山西永济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采访，看到了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出校门便跟着合作社的带头人郑冰干，走村串户调查统计，辅导农民改良土壤发展有机农业，统一购销实现城乡互换??看似日常琐屑，他们却都是满腔热情用心在做，因为其中有他们渴望的成长，有他们生动的理想。他们不想重复父辈的经历，在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还有年轻的湖南临澧县副县长刘涛不久前“辞官务农”，他回答外界质疑：“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他的心里装着理想，装着乡亲们的日月，打算通过示范，带动村民一起种植高品质水果，再开拓乡村旅游。“等到发展起来了，还要给村民们买社保，将来干不动了，每月还可发放生活费。” 知识下乡，人才还乡，这不仅仅是大众创业中的学习跟进，也不仅仅是市场竞争中的职业取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在继续拓宽那条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乡建道路。笔者不久前在美丽乡村郝堂的调研中，就既感受着河南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为代表的主政者“重建乡村社会”的智慧，也看到了“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从内置式金融撬动村社共同体的实验，还有知名画家孙君坚持用最自然、最环保的方式保留乡村原有文化形态表现村落传统人文肌理设计的民居，来自北京的营养师志愿者在郝堂小学“食育”教育的试点??朴实勤劳的乡亲们在热切地迎接他们带来的先进实用的经营知识和科学技术，分享他们播撒的扎根乡土的乡建理念和现代文明，汲取他们传递的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主意识和发展自信。

在城市日新月异的映照中，许多偏远乡村的发展还严重滞后，创业的条件还严重短缺。但惟其如此，才更需要我们去为这些新来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和引领者鼓呼加油。同时，带领农民全面实现小康的各级政府，能不能如同聚焦招商引资那样拿出优惠政策去努力招才引智？能不能如同创建新型社区那样优化资源配置去服务乡村修复？能不能如同培养大学生村官下派村第一书记那样投入公共服务去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和知识分子投身于新农村建设新潮？

到基层去，回乡村去！那里是一片希望的蓝海，那里有无比广阔的天地。

旅游扶贫，仍需爬坡过坎

今年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当前各地旅游扶贫工作正在积极探索推进之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这也为旅游扶贫带来了新的契机。专家指出，旅游扶贫对于我国扶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的发展中也面临多重掣肘因素，应避免一些地方造盆景，或盲目追求“高大上”等问题。 旅游扶贫效果好

峰峦叠嶂、飞瀑高悬的湖北恩施大峡谷景区中，游人如织。山谷间，导游覃云霞与游客对唱起土家族民歌《六口茶》，悠扬的歌声引来阵阵喝彩。

与覃云霞一样，大峡谷核心景区所在地恩施州沐抚办事处营上村的600多名村民，都因景区的开发变成了上班族。沐抚办事处党委书记田贵周说，还有不少村民在这个国家5A级景区旁开起了农家乐，卖起了土特产，收入增长明显。

营上村的变化，是恩施州着力推动旅游产业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带动贫困地区摘掉“穷帽子”的一个缩影。 旅游扶贫的探索，各地还有很多。半月谈记者在福建福鼎赤溪村的“旅游一条街”上看到这里车来车往，游客络绎不绝，白墙黑瓦的街面上遍布白茶店、畲族食品店，在不远处的七彩农场、竹筏漂流、野趣园等旅游景点，各式各样的旅游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度假。

“一业兴带动百家富，发展旅游是赤溪村脱贫的关键一招。”福鼎市农业局下派干部、赤溪村第一书记王纯华说，赤溪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曾是特困村的赤溪近年来随着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村容村貌日新月异，老百姓钱袋子越来越鼓，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就业创业。2014年，赤溪村共接待游客14万人次，旅游收入28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674元。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在我国现有的1300余个5A和4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中，60%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70%以上的景区周边集中分布着大量的贫困村。

在湖南、贵州、青海等地，记者调研发现，也有许多贫困地区，正在借助旅游获得发展。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去年底全国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透露，近5年来，国家旅游发展基金补助贫困地区项目资金已达11.5亿元。国家旅游局和各省旅游局都对各自的定点扶贫点开展了深入对口帮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发展旅游脱贫的人口已达到800多万。 掣肘因素不容忽视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15年扶持约2000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到2020年，支持6000多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

然而，记者在湖北、福建、湖南、贵州等多地调研发现，旅游扶贫深入推进，尚面临多重共性掣肘因素。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发展旅游成本高。记者调研发现，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偏远山区，地势崎岖，可进入性相对较差；同时，由于山区基建成本较高，区域内部铁路公路密度低，等级不高，路况较差，满足现代旅游舒适、安全的要求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

“在农村做旅游投资大、收益慢，在融资方面的扶持还明显不够。”在福建投资开发旅游的万博华公司董事长庄庆彬说，目前到银行贷款都需要抵押物，而景区内很多基础设施无法进行抵押，导致公司在资金周转上捉襟见肘。 第二，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记者湖北、福建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一些地方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乡村旅游缺乏特色。

第三，旅游扶贫“各自为政”缺乏系统规划，部分地区未能真正“惠民”。目前，多地的旅游扶贫项目呈现出“散点化”的发展态势，虽然不少贫困村都有一套自己的发展思路，但缺乏整体规划。如果各村之间能够形成“错位发展”的整体布局，就能逐步做强区域旅游。

记者在福建等地采访获悉，在少数村落，由于外来投资者本身拥有资本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反而使有意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当地人处于竞争的相对劣势。由于本地居民在旅游扶贫中的参与度不够，政府为了鼓励外来投资出台的优惠措施不经意间会损害当地贫困人口的利益，同时由于一些景区员工来自景区外部等原因，也导致一些地方的旅游扶贫没有真正“惠民”。 谨防造盆景和大呼隆

旅游扶贫方兴未艾，专家指出，对于部分地方出现的造盆景和大呼隆，以及盲目追求“高大上”等一些倾向，应当注意及时纠偏。

首先，应避免造盆景和堆大户，以免影响旅游扶贫实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从实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在使用自上而下的支农资源时，往往有嫌贫爱富的现象。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造“明星村镇”。

其次，要避免大呼隆，妥善处理农户收入增长和推动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贺雪峰认为，在旅游扶贫中，应避免乡村旅游休闲业的大跃进，盲目高额同质化投入最终难以吸引客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厉新建指出，旅游扶贫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扶贫地财政收入的增长，而是每个农户或家庭收入的增长。推动农户收入增长和推动财政收入增长所要采取的扶贫模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只有把这些再深入细致地理清之后，后续制定的每个发展计划，才真正有助于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 第三，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建立持续扶贫机制。厉新建说，旅游扶贫并没有固定的成功模式，因为不同地区都有独特的地域性和需求差异，所以在做旅游扶贫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通过规划扶贫、培训扶贫、信息扶贫、集成扶贫等体系化的扶贫来推动旅游扶贫工作有效深化开展。规划扶贫时，要避免面面俱到，要考虑到村落自身的特征，要避免“高大上”，讲究精准、适用。规划扶贫可以让贫困村的旅游发展有方向、有措施，但有些问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就需要建立持续扶贫机制。如在旅游扶贫中，配套对当地人提供适合旅游发展的服务技能和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训等。

洞庭湖：养殖业盲目扩张，农业污染加剧

曾经“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如今许多地方竟是猪粪处处，秽物成片，恶臭远扬。每读古诗“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等句，反观眼前景象，不禁悲从中来。请看半月谈记者从洞庭湖一线发回的报道。 打井下去，几十米都是猪尿

在洞庭湖区的临澧县柏枝乡，记者看到，一个大型养猪场正将棕黑色污水源源不断排到厂区外的池塘内，池中淤积大量黑色污染物，俨然成为大片污水晾晒池。池塘周边若干沟渠与外界水系相连，污水随之流出最后汇入澧水进入洞庭湖。

村民沈文兵告诉记者，这家名叫湖南湘瑞健农牧有限公司的猪场建成后，水库里的水就不能再饮用，用来灌溉长出来的米都发黑，一捏就粉碎。养猪场排污池几百米外就可闻见恶臭，还滋生了大量蚊虫，夏天只要一开门蚊子就黑压压扑面而来。

类似的规模化养猪场在洞庭湖区比比皆是。记者从岳阳、益阳、常德的畜牧水产部门了解到，洞庭湖区周边密布着20多个养猪大县，沿湖三市规模以上（年出栏500头）养猪场均有1500家左右，规模以下的更是数量惊人。 随着生猪规模的不断扩大，污染问题日益严峻。“过去是千家万户养殖，猪粪可以用来做肥料自行消化，现在集中养殖，相应处理措施却跟不上，由此带来的污染十分严重。”常德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副调研员杨立平说。

生猪调出大县岳阳县畜牧水产局副局长王麒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个年存栏600头的养猪场为例，每天污水要排放70吨到150吨，那么一个万头猪场，排污量相当于2.5万人的排污量。由此推算，湖区养殖业的排污总量远超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之和。

无序扩张的规模养猪给洞庭湖区造成了沉重的环保压力。据湖区多地的环保部门介绍，近年来养殖业污染占据群众投诉量的近一半。在岳阳市一个生猪养殖大镇，居民打井下去，几十米都是猪尿。

除生猪养殖外，湖区水产养殖污染形势同样严峻。在湖区，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养殖水面，小的几十亩，大的上万亩；仅常德市，养殖水面就达150万亩。

为了追求产量，自上世纪80年代起，湖区养殖户们就采取了向水体投肥的养殖模式，近年来愈演愈烈，高峰时每亩水面的年投肥量接近500公斤。大量的投肥导致湖区水体富营养化，而这些氨氮严重超标的废水，几乎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最终都流入洞庭湖。 守着洞庭湖，群众没水喝 浪拨湖镇，镇如其名，是个湖水荡漾的水乡。它位于洞庭湖腹地的湖南省南县，有三个内湖，有两条外河流经。一条为藕池河，是长江水注入洞庭湖的三条通道之一。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其年均径流量超过了黄河。

但近十年来，这里的江湖关系发生了巨变。浪拨湖镇水利站站长黄建国介绍说，上游来水明显减少，大洪水很少发生，干旱缺水倒是成了浪拨湖的常态。藕池河每年断流天数从60多天增加到了200多天，最严重的一年甚至断流350多天，接近全年断流。

比水少更让人担心的，是日益加重的水污染。

浪拨湖镇党委书记潘文剑告诉记者，浪拨湖镇有南鼎垸和育乐垸两个垸，垸内有3个内湖，都是自然生态湖。原来，这些湖泊是重要的调蓄湖、补给湖，涝时可以排渍，旱时可以饮用，但现在这些功能几乎全部丧失了。 “现在都被承包用来养鱼，大量投化肥，甚至还有抗生素，导致湖水污染，完全没法饮用，灌溉也不可能，承包人要讲经济利益，干旱时不可能放水给村民。”潘文剑说。

记者在浪拨湖镇多个村庄看到，内湖、内河、沟港多是一湾死水，颜色泛绿，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凑近一闻，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扑鼻而来。

上世纪90年代，当地村民就开始打“摇水井”，从一二十米的地下取水饮用。后来，这些水井也遭遇了水少、水差等问题。从2006年开始，政府投资从地下取水，兴建集中取水点。2013年，国家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从地下100多米取水，兴建大型水厂，才保证了全镇5万多居民的饮水。

但是，这些地下水的质量如何呢？在浪拨湖镇的水厂，技术人员给记者作了一个演示：一大杯澄澈透明的水，徐徐倒入一小口茶，瞬间，清水变成了蓝黑墨汁色。面对惊讶不已的记者，当地工作人员解释，这是由于地下水铁锰含量超标严重，一遇到碱性茶水，就现出原形。 南县水利局人饮办主任蔡鑫铭告诉记者，“这是洞庭湖区很多地方的普遍现象，浪拨湖还算好的，隔壁的三仙湖等多个乡镇，地下水铁超标84倍，锰超标20多倍。”

专家介绍，铁、锰一旦过量摄入，将对人体肝脏、神经系统、生殖功能产生慢性毒害作用。为了对铁锰超标进行处理，浪拨湖镇的饮水处理成本要比正常情况高30%。 农业污染是罪魁祸首

与许多河湖的污染源不同，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洞庭湖最为严重的污染来自农业。

据了解，2000年至2006年期间，洞庭湖区盲目扩种速生杨树，造纸企业迅速扩张，最多时环湖各类小造纸企业达数百家，大量污水直排造成局部水域严重污染，湿地环境功能严重退化。直至2007年，湖南省果断采取措施，关停环湖234家造纸企业，情况才逐步好转。

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李利强认为，近年来工业污染对洞庭湖水质影响有所减轻，但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生活污水直排影响却在持续增加。前些年造纸企业污染的只是局部水域，对洞庭湖总体影响不大，而农业特别是养殖业无序扩张，污染范围更广、治理难度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长期以来，洞庭湖区的功能定位主要停留在提供生产生活物资和调蓄长江、防洪保安这两个方面，普遍“发展不足”，过去湖区南县、华容、安乡等县均为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盛产粮、棉、油、麻，可如今都成了典型的“塌陷区”和财政穷县。

人口稠密、资源有限使湖区居民多年来只能“靠水吃水”，从当年大规模“围湖造田”，到改革开放后湖区农民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再到生猪、水产养殖业无序扩张，一系列无计划无节制开发严重破坏洞庭湖的生态平衡。 湖南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跃龙说，随着湖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业在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原来的富饶之地，产业变得弱势。为保生存与发展，野蛮的、不理性的生产方式在湖区不断蔓延，洞庭湖的生态功能被忽视，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湖区畜牧水产部门介绍，目前湖区渔民的养殖理念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大量投肥、投药来保障水产量，他们没有掌握测水施肥、水产养殖密度等现代养殖技术，既损害水产品品质，又给湖区水体带来直接污染。

“湖区发展的需求特别迫切，老百姓要致富的需求特别迫切。怎么结合环境容量，把握发展的要求，发挥湖区的后发优势，这是当地政府的一道难题。”李跃龙说。

农村“心病”悄然来袭，三大主体人群须关注

编者按：在市场化、现代化、城镇化的潮流中，我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生产层面到生活层面。部分农村居民面对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观念的挑战，缺乏有效释放和排解的不良情绪和情感，往往会形成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人的精神疾病，在农村也广泛存在，却一直没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近期，围绕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相关问题，半月谈记者深入北京、河南、黑龙江、江西、安徽、青海等地展开深入调研，探究农村居民“心病”的症结和破解之道。

空巢老人不堪抑郁，留守学童服毒自杀，反目乡邻拔刀相向，大龄男性青年报复社会??或许这一起起悲剧性事件只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但是它们牵连着农民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记者调查发现，农村“心病”危机正悄然来

袭。

被忽略的普遍存在

今年7月，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郝村5岁男童王明涵的离奇失踪引发社会关注。经过连日调查，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犯罪嫌疑人竟然是男童邻居家的奶奶。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讲，邻居王明涵聪明健康，而她自己的小孙子身患肌肉萎缩，卧病在床。王明涵每次去她家玩，都让她心里极度不平衡，出于嫉妒，她趁王明涵在家门口玩，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掐死后埋在院内的花园里。 小冀镇党委副书记买文民从来没想过镇里会出这么大的事。郝村所在的小冀镇18个村庄共安装93个视频探头，有一支由15人组成的专职巡防队，每天由派出所负责带领队员开展巡逻业务。仅郝村就在进出村口处和两个主干道上装有4个摄像头。如此多的摄像头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无独有偶，2013年8月，山西汾西县6岁男童惨遭伯母挖眼的案件也让人不寒而栗。专家表示，新时期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出了这事我才知道，呵护农村人的心理健康是多么重要。”郝村妇女主任张成萍说。作为村干部，张成萍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村民们更是很少关注过心理健康问题。

“从那些极端案件中可以看到，农村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可忽视性，部分农村居民脆弱的情感世界就像一个沉默的杀手，一旦遇到刺激就可能酿成悲剧。”河南省心理健康研究所副所长赵悦玲说。

除了因严重心理疾病而导致的人身伤害外，在农村，自杀等行为反映出的心理抑郁和情绪异常等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更是远远高于城市。根据公开发布的《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年我国城市自杀率为每10万人4.82人，而农村却高达每10万人8.58人，农村居民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的课题报告指出，留守儿童中经常感到烦躁的占46.0%、感到孤独的占39.8%、闷闷不乐的占37.7%，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的占19.7%，都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舒曼表示，心理健康问题在广大农村比较普遍且日益突出，在相对落后的环境中，人们对心理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甚至存在许多误区。

不可忽视的三大主体人群

记者调查发现，在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上，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是最值得关注和最需要帮扶的群体。

专家表示，经济与生活压力的增大、人情关系的逐渐寡淡、老年人又缺少经济主导权，以及由于社区活动匮乏、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产生严重社会隔离感。这种隔离感与日俱增，最终会诱发孤独、抑郁等一系列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农村，老年人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的患病率非常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说，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农村，老年人达到抑郁症症状的接近40%。

刘正奎说，年轻人离开农村后，老年人承担了大量的传统农活，最关键的是平时几乎没人跟他们说话。现在村里已经几乎没有小学了，不少小学都搬到了镇上。在子女都外出的情况下，一个星期只能等孙子孙女回到家才能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孤独感是农村老人最大的心理障碍。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健康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经济与精神的压力都不断增大。

农村留守妇女也是值得关注的群体。有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成年人平均水平，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突出，甚至伴有一些明显的强迫行为。喝农药、上吊等情况，过去在农村并不鲜见。如今，从自残、自杀扩展到对他人施加伤害。

专家表示，这个群体在生产和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夫妻分居两地，又普遍缺乏交流倾诉的渠道，精神长期处于紧张和压抑状态，精神疾患患病几率大大提高。

农村留守儿童也往往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江西省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黄陶青说，儿童在成长中，一般要经历生理依赖期、心理依恋期和成长关键期等几个特殊阶段，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缺少亲情的抚慰，在这些阶段容易产生比较明显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问题，如内向、自卑、孤僻，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等，这些对他们的成长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农村“心病”大挑战

专家表示，与城市居民因工作生活的快节奏、高强度等引起的焦虑和失眠等心理健康问题不同，农村居民的心

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甚至干群关系中，而且往往是“隐性”的，但是这些长期隐性存在的心理问题，一旦爆发出来，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 “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吃药。”这就是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十里岗村一位村民对心理健康的认知。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镇长杜金友表示，由于心理健康问题而引发的精神疾病，在发作时有不确定性，这往往会阻碍正常的村务管理，对和谐农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在农村，人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遇事容易想不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容易在心里落下‘病根’，时间久了很容易引发大的矛盾纠纷。”十里岗村包村民警柳兰阁说，很多“民转刑”案件，其犯罪主体往往都是由于认知水平低下，对因矛盾纠纷产生的消极心理排遣和承受能力不强。

同时，在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中，农村往往出现更多的弱势者、受挫者，他们会更多地感受到彷徨无助、焦虑不安，怨愤和暴戾之气等消极情绪由此产生。

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不仅给个人，也给家庭、社会和他人带来严重的伤害。刘正奎说，那些童年受过严重心理创伤的儿童，未来很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一样，而且农村的孩子可能以后还有将近一半要进入城市，如果他们到了城市，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未来可能面临的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会更大。

“其实很多心理的问题，最后都会演变成躯体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据估算，60%的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刘正奎说，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远离“心病”。

问题到底出在哪

为什么一向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突然激起如此躁动的波澜？农村居民“心病”频发，问题到底出在哪？记者调查从经济、社会、精神与心理层面探究其中的缘由。

人口大流动：老传统不管用了 在中国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农民之间存在着某种“瓜葛”和联系，而且它还承载着农民个体和家庭的归属。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华认为，随着农村社会空间的开放、人员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渗透，农村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成为必然趋势，且速度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农村家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农民之间的交往愈发不再讲究兄弟关系、血亲情谊和乡亲面子，陌生人的处事原则渗透进农村社会，利益关系渐渐主导了农民的行为逻辑。

“按理说，现代人的规则意识和法律观念是不断增强的。”杨华说，但农村“自己人”的认同圈加速瓦解，使农民个体处在一个原子化的状态之中，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具有约束力，“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总感觉现在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农村老传统的东西都不管用了，不少人变得敏感、易怒，邻居间无意中说的话，就能诱发矛盾。”河南杞县十里岗村包村民警柳兰阁说。

“以前的村庄是完整的、闭合的，村庄文化是自治的，人们在其中生产和生活，他们的话语和思维模式是统一完整的，个体的行为受到很强的集团观念制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现在不一样了，外面的现代文化渗透到村庄里，在强大的文化压力面前，原有的共同价值受到了冲击，心理容易失衡。 在这种背景下，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很多留守妇女、儿童或老人缺少亲情关怀和温暖，生活单调，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家园，他们希望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满足心理需求。”河南省心理健康研究所副所长赵悦玲说，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衡。

开放社会与流动性的冲击还体现在横跨两头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舒曼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但不少人目前又处于一种“城市进不去、农村不想回”的状态，进而产生了自卑、孤独、压抑、被剥夺心理和不满情绪等。基层民警告诉记者，一些地方节假日比较容易出现治安案件和伤害事件，一方面与氛围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不少外出的年轻人过年过节回来了。观念的冲击、情绪的波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乡村社会的变化：新社区里互不相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认为，中青年人是农村文化和习俗的主要传承人，因为年轻人是最活跃的群体，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活力。他们离开了农村，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农村的社区、村庄文化和习俗传递缺乏活力和出现断层。包括一些很好的乡俗民约，没人去推动和执行。

专家表示，乡村的治理、矛盾调节、纠纷处理需要精英权威。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家族组织等约束力降低，而随着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乡村社会精英和权威衰减。“一些农村的家长里短事件，在缺乏相应权威调解之下，容易酿成惨剧。”贺雪峰说。

碎片化、陌生化和缺乏整体性，也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以前在自然单元里，由于人们要共同务农、共同生活，大家都构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互动的关系。城镇化后，每一个人基本都被分割在自己的小单元里。特别是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村庄，集中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原本就缺乏了解。”刘正奎说，现在我们的很多农村新社区缺乏关系网络。

青海省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燕庆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农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部分发展能力弱的人群对生活信心不足，陷入紧张、焦虑等不平衡状态中。而基层往往忽视他们的心理特点，对发展落后的人群如低保户、贫困户仅仅是简单地发放补助资金等等。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还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专家表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连接的纽带进一步减少，基层的“小官大贪”现象也加速了部分村民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遇到问题如何解决、找谁解决成了一些农村居民的最大纠结。这些都可能造成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风险。

农村与城市，甚至县城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期差异都可能导致部分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和无助感等。专家表示，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

救治现状：认为看心理医生不光彩

舒曼告诉记者，他曾到一个村调查，这个村里有两三户外姓，其中有一个外姓人一直觉得村里人对他不友好，会害他，他连村里的水都不敢喝。“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害妄想症，但在农村，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在农村，很多人有心理问题，但往往被当做是性格古怪、脾气不好等，其背后的心理问题就这样被掩盖了。”舒曼说，更糟的情况是，在农村，即使有人知道有心理问题也不会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不光彩、见不得人的事。

专家表示，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认知不足。心情不好，常人都有，但如果持续很长时间还是不能从中走出来就需要提高警惕。很多人由于知识缺乏，抓不住这个信号。二是讳疾忌医。很多人一听说精神上有问题，就会觉得自卑而回避，不愿意去医院看。第三，即便想去看了，没有相关服务。第四，服务的质量不高，看了没有效果，或者状况更差。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元冲村做了17年村医的黄以军告诉记者，农村居民看病主要是生理疾病，基本没遇到要做心理咨询的，村里人基本都不懂这个词，就是咨询我，我也不太会。 金寨县花坊店乡卫生院院长蔡文慧坦言，在乡镇卫生院做心理咨询根本没有专业人才。记者在安徽阜阳临泉县、安庆潜山县、亳州市谯城区调研发现，各地不说村卫生室，即便是乡镇卫生院，也基本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黄桂珍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中心小学唯一的兼职心理教育老师，每周要上14节课，其中12节文化课，2节心理教育课。2014年，黄桂珍获得机会到南昌参加江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培训班，今年她还想去，但没有轮上。她说，全县20余所学校，每年去参加心理教育培训的指标只有1个，只能各家学校轮流去。

黄桂珍的主要工作是五年级的数学课，心理教育只是她的兼职工作。黄桂珍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抽时间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里的状态，一旦放学回家自己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目前在不少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严重不足。

“心理健康问题虽然隐秘，但是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即使村民们不能觉察，家人也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引起家庭、社会的足够重视。”赵悦玲说。

扫除农村“心病”阴霾

解决好农村居民的“心病”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疏导和救治，把心理疾病纳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范畴，同时也要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

预防与治疗体系的系统建设

摸清基本情况和利用现有力量是第一步的。专家表示，我们可以委托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完成摸底建档；利用关工委“五老”队伍，有序组织“五老”中坚力量，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爱模式。 对其他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人员和家庭也要重点关注。“一些经常与人发生争执和冲突的人，一些在村里情绪低落，不爱说话的人，都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定期走访、疏导。”河南杞县葛岗镇派出所所长唐齐斌说。

专家表示，可以在农村中小学、普通高校和农业技校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农业科技培训中增加心理健康讲座，通过农民子女、农村大学生、农业科技能手向农村居民辐射，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同时要加强观念的引导，消除认识上的误区，让他们知道心理问题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感冒了发烧了就要看医生，有心理问题也一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表示，我们要把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去，病情严重者应纳入医保的报销体系中。

“其实农民更需要也更容易事前疏导，但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心理健康这一块真的很陌生，希望能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跟我们讲一讲，带着我们一起做一做。”河南新乡县郝村妇女主任张成萍呼吁说，希望能够引入社会力量，在乡镇卫生院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咨询人员。 “在福建宁德是通过村医体系来做一些事情。”刘正奎说，我们开发了全科式医生工作站，把仪器微型化、便携化，既能够测量血压、心电、尿样，也能监测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等。测完之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整个数据全部上传，反馈到后方，然后我们就在宁德市人民医院成立一个诊断中心。经过诊断没有问题的，立马通过短信反馈给村医，如果有问题，就分到相应的科室，由专家进一步诊断。变坐诊为走诊，提供精确服务，这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有针对性的治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重建精神文化生活

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差距，解除农民生活生产的后顾之忧，也有助于减少乡村居民心理和精神压力。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华说，对社会不公的焦虑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是农村居民心理疾病的重要诱因。我们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实现教育公平，畅通农民向上流动渠道；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村委会副主任孙光说，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会加速村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要想让农民生活充实，就必须建设好乡村的精神文明。

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有助于填补农民的精神空虚，以及由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引起的焦虑和失落。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李唯真研究发现，从文化领域开展合作进入成本较低，见效快，农村的文艺队和老人协会都能够以较小的成本使成员们获得极大的幸福感。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黑龙江省多级、多地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建设新思路。黑龙江省启动了文明示范村工程，结合产业、区位、文化习俗等特点，编制发展规划，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村屯设立了自己的节日，一部分农村还形成富有特色的湿地文化、民族文化、冰雪文化，充实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兴十四村，这个黑龙江西北部的小村庄投资1000万元建成了文化广场，广泛开展篝火晚会、广场舞、篮球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将文化广场打造成为没有围墙的文化中心。孙光说，有了这个文化中心，很多村民都愿意出来活动交流了，关系也比原来更加融洽了，大家不仅仅到这里来参加公共文化生活，这里也成了村民的一个公共议事空间。

刘正奎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把老人们都聚集在一起，找两个比较活跃的老人，比较热心的，会吹拉弹唱的，让他们组织一些简单的活动，哪怕在一起聊聊天，都会对舒缓大家的情绪，增进彼此的感情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社区里也需要组织一些活动，尤其是节日期间，让节日的气氛更加浓烈。对农村老人来说，欢度传统节日是对他们内心的一种安抚和满足。

采访中，多地基层工作者认为，让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起来，仅仅为农民设置好的文化娱乐设施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走近农民的心坎，走近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与他们真诚沟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经济生活进步的同时，精神文化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互助中相互守望

“解决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引导农民互助，推动不同农民群体的交互关系。”杨华说，互助合作既是共同进步的基石，也是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人际友好交互关系。 在江西萍乡，有一群“大妈”通过志愿帮扶，让空巢老人不“空心”。割腕、吃安眠药、手指插进电源插座??“人绝望了，什么都能做得出来。”自从2007年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罗海均一下陷入了绝境，曾10次试图自杀。将他拉出深渊的不是曾经交杯换盏的“哥们儿”，而是一群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大妈”。

63岁的章世惠，从花园社区的工作岗位退休后，2009年成立了萍实志愿者协会，目前已有志愿者400多人。

在她印象里，在正在帮扶的约10名严重残疾的空巢老人中，罗海均是“最难开导的老弟”。 “声音里都听得出绝望。”章世惠清晰记得4月初第一次接到罗海均电话的情形。中饭都来不及吃就去探望，虽然罗海均主动求助，却始终充满戒备。“必须相距半米以上，他显得很暴躁，连眼神都恶狠狠的。”

随后一个月，章世惠、李凤华、刘建军等几个老阿姨每天轮流到罗海均家，开导谈心、按摩双腿，有时还会带上几把青菜做一顿可口的午饭。日复一日，志愿者们的真心和关爱让罗海均变了个人似的。罗海均的妻子说：“老罗一年没笑过了，现在的变化可大了。”

关于部分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学者表示，基层政府部门要为留守妇女提供培训，帮助组建农村留守妇女互助小组，鼓励留守妇女通过分享彼此经历的方法，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排解心理压力，从小组中获得情感支持和帮助。

为了及时发现村民心理的薄弱点，兴十四村也创新村民自治，把村民分片划成十个小组，每组确定一名心肠热、腿脚勤、能张罗的妇女任组长。

村民刘灵芝说，村民心里啥事儿不痛快，找组长就行，村民思想有啥波动，村干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现在的兴十四村已经做到小事就地解决，大事及时解决。

刘正奎说，我们一直思考如何通过社会链接降低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风险。其实有些事情做起来很简单，就是通过互助互动让社区的居民们更加熟悉，重建熟人社会。拿残疾人工作来说，残疾人一般都不愿意出门，但是残疾人又非常渴望被人理解，我们就将社区的一些离退休老人组成一定的小组。开始的时候也不用经常过去，一个星期固定去一次，没什么事就是去看看你聊聊天，看了半年以后，残疾人都愿意与人交流了，也都愿意出来了。有时候熟人的力量和陪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半月评论：乡村“社会病”该治了

近些年来，我们为粮食连增的势头欣喜，为城乡一体的蓝图振奋，为全面小康的目标奋斗。然而，从乡村传来的另一类信息却令人倍感困惑和震惊——

空巢老人不堪抑郁，留守学童服毒自杀，反目乡邻拔刀相向，大龄男性青年报复社会，还有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被伤害后，因泄愤而迁怒于家人造成血案??或许这一起起悲剧性事件只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但是它们牵连着的乡村农民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其间显露出的孤独、冷漠、自卑、抑郁、焦虑和暴戾等不良情绪，却是必须引起人们警醒、呼唤社会疗救的紧迫问题。

为什么一向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突然激起如此躁动的波澜？

贫富分化的鸿沟深了。告别了当年吃“大锅饭”时共同守穷的日子，今天的农民心气高了，门路广了，出去打工经商办厂的，在村开农家乐当农场主做新网农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家家都有不一样的光景。一些政府补贴的项目、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福利政策的实惠，往往被各种各样的“强人”“能人”抢占攫取，收入的急剧分化就发生在村民的眼皮底下自家的屋檐旁边，村庄的天平倾倒了，邻里的和谐打破了。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家庭结构的框架散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拍打着乡村封闭的堤坝，年轻力壮的农民带着新生的憧憬背井离乡涌向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谋生的天地和致富的机会，把乡村的阴影留给了孤老的父母和孱弱的孩儿，千百年来看似坚固的家庭开始松了铁箍散了框架。空巢老人们艰难地撑起重担，劳作于田间地头，照料着孙子孙女，在落寞寡欢的生活中，既担忧着儿女在城市打拼的遭遇，又煎熬着自己在老屋岁月的凄冷。留守孩子们度过的多是一个个灰色的童年。辛酸地苦读，默默地守候，过早地锻炼了他们生命中的坚强，也往往扭曲了他们生活中的想象。撕裂的是家庭，流血的是亲情，疼痛的是心灵。

乡土社会的纽带断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交换关系和来自城市文明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浸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人情关系逐渐利益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血缘地缘的传统纽带日见脆弱，村落社区的文化认同已经淡漠，熟人社会的价值根基也在松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互助合作精神加速消解。

公共服务的重心浮了。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本来，留一所学校就能给一个村庄留下一缕书香，一种气韵，可是，一阵风一刀切的撤并，加速了许多乡村公共生活的凋敝和精神文明的衰败。

乡村治理的取向偏了。乡村秩序在重构之中，宗教、家族、资本等各种力量在乡村展现，甚至还有村霸，在乡村抬头。伴随着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乡村治理出现了松散化悬浮化现象，导致违法犯罪增多，乡村治安恶化。在发展主义的牵引中，基层干部着力更多的是土地流转资本下乡规模经营，是征地拆迁社区再造城镇扩张，是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政绩考核。一些基层干部作风腐败，许多时候不是矛盾的解决者和秩序的创建者，反而成了矛盾的制造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农民的精神需求心理健康，农村的文化复兴社会建设，在不少地方官员的视野中还是一片盲区。

当下的乡村，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力中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广阔的原野上升腾起崭新的希望和无限的生机，也衍生出种种原子化、陌生化甚至丛林化现象。农民从中体验到的，既有欣喜和期盼，也有迷惘和苦闷。跨过温饱生活的门槛，他们向往全面的小康；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他们追求自主的权益；怀念熟人社会的交往，他们渴望温暖的人情；抗争贫富分化的歧视，他们诉求生命的尊严；应对变动不定的世界，他们努力把握命运的支点。其中在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中的弱势者、受挫者，更多地感受着彷徨无主，焦虑不安，不平、怨愤和暴戾之气等消极情绪油然而生，一个小小的火星，可能燃起仇恨的火苗。一个小小的刺激，可能导致生活的悲剧。 社会已经开始警醒，发出声声呼吁：建立心理咨询，开展社会关爱，拓展志愿服务，改善乡村治理??

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治理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笔者日前去河南信阳平桥区专题调研，王继军书记提出并践行的“三农”理念给我深刻启迪：农村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有前途的。核心在建设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乡村社会。平桥区的郝堂村就是一个鲜活的文本，拓展乡村教育，修复乡村社区，焕发乡村文明，让农民找回心理归属，提升发展自信，共创幸福生活。络绎不绝的外来参观者、取经者由衷赞叹这里的“美丽乡村”，美丽的既是郝堂景象，更是郝堂社会。

环境公益诉讼：取证难、立案难待破解

新环保法的实施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保障。6月初，辽宁省大连市接连出现两起特大环境公益诉讼，其中索赔逾6亿元的起诉中石油“7·16”事故污染环境一案尤为引人关注。记者调研发现，大连两起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区域破冰意义，但起诉方也遭遇了取证难、立案难等困境，暴露出的问题值得重视，相关制度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两天两起特大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环保法庭的设立。但因法律法规不完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一直不明确，有的地方出现了环保法庭成立10余年零公益诉讼的窘境。今年1月，新环保法实施，明确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这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清除了障碍。

6月4日，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向大连市中级法院递交讼状，起诉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涉嫌违法排放有毒物质，索赔722万元用于修复环境。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东北地区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次日，该协会再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中石油“7·16”事故造成大连海洋环境重大污染，为此索赔6.45亿元，用于修复生态环境。

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是中日合资企业，去年11月，有关部门检查发现，其酸洗车间有管道排出污水进入总排口，即污水未经处理，经地下暗管直接排放到附近河道中，导致城市周边土壤等地下资源、海域水体严重污染。另一起源于中石油“7·16”事故，2010年7月16日，位于大连市保税区的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原油库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并造成大量原油泄漏，导致部分原油、管道和设备烧损，另有部分原油流入附近海域。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杨白新、副会长唐在林告诉记者，之所以提起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主要是希望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带动更多的人或社会组织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来。“大连本来自然环境很好，市民引以为豪，可现在一些海域环境越来越差，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杨白新说，维护良好环境是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用法律手段解决生态问题，是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希望环境公益诉讼能与行政监管、社会参与、经济调节相结合，促进环境根本好转。

在立案登记制推出后，随着一件件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受理法院面临着较大压力。大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梁军说：“大连日牵电机一案是新的案件类型，需要在审判上进行许多探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大连市环保局局长董伟表示，新环保法的实施，改变了以往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的传统环境治理方式，环境公益诉讼为全面落实多元共治、社会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提供了有益尝试。 环境公益诉讼发起人的苦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作为提起东北第一、第二起特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实现了区域环境公益诉讼破冰的目的，但也遭遇了一系列尴尬和困境。比如取证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起诉面临一定阻力，索赔的巨额资金如何管理及使用受到质疑。

杨白新、唐在林透露，第一起诉讼法院很快立了案，后一起案件在立案上就遇到了困难。“大连海事法院当天

接收了诉状，一周后又叫我们补充了相关证据，但最后裁定‘不予受理’，我们对这一结果失望。”唐在林说，大连海事法院在裁定书中称，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不具有作为提起海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7·16”事故环境公益诉讼代理律师张景谊说，根据相关法律，公益社会组织是有这个诉权的，法院不予受理，我们认为不妥当。 “从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发起过程看，最大的困难是取证，相关行政部门不愿配合。”杨白新称，这一点在“7·16”污染案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协会搜集了一些数据、材料，还远远不够，比如对水底生物污染、对海滩的污染等情况，还需要职能部门提供数据，但去了后要不到。“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三难，立案难、取证难、审判难，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环境保护处处长张辉证实，环保志愿者协会就“7·16”污染情况来取过证，海洋渔业部门能支持就支持，能提供的数据都提供了，但有一些数据不掌握，此外由于缺少明确的支持规定，有些数据海洋渔业部门也无法提供。

杨白新说，因中石油已决定拿出2亿元用于大连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达到了诉讼的目的，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不再上诉，案件宣告终结。

据悉，这笔资金将专款专用，由大连市环保局提出项目申请后使用，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须进一步完善

今年以来，包括大连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在内，全国已有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表明环境公益诉讼破冰后初现曙光。但当前诉讼发起人仍然面临诸多压力和困难，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一些环保专业人士及法律专家指出，由于相应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导致环境公益诉讼或屡屡被挡在司法救济的大门之外，或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为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扎实推进、实现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目标，建议采取三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首先，建立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郭萍说，由于公益诉讼主体与环境污染案件并不具有直接关系，造成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参与公益诉讼的机构或组织的调查取证，仍然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消极应对，使得公益诉讼异常艰难。“很多涉及环境方面的数据、信息和资料掌握在相关行政部门手中，只有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才能为公益诉讼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其次，细化法律规定。大连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姚晓君、副处长刘传涛等认为，如今，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调查取证、前置程序、检察机关出庭身份等，都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

郭萍表示，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以及与法律规定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应细化。另外，目前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还不够明晰，也应当尽快解决。

最后，应进一步储备专业人才，适应环境污染损害认定鉴定的需要。大连市环保局在文字回复记者时称，环境污染认定专业性强，一方面要加强专业法官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加强专业化的公益人才培养。同时，完善专家鉴定制度，成立相关专家库，从专家库里抽调专家进行损害鉴定以满足诉讼需要。

郭萍说，环境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大量法律和专业知识，目前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尚缺乏专门人员，所以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亟待跟上。

粮食卖不动，粮农欲哭无泪——中国粮食太多了吗？

编者按：当下，我国粮食生产、粮食市场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一方面是粮食进口激增，一方面是库存积压、卖粮难再度来袭；一方面是“谁来种粮”的忧虑，一方面是“十一连增”的骄人成绩；一方面是资源环境压力日增，一方面是简单追求产量的冲动不减??或许有人说，粮食多了总是好事。然而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粮食多的背后，市场是不是正常？粮食结构有没有问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何保护？粮食生产是不是可持续？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的问题。半月谈记者近期深入多个粮食大省采访，发现保障粮食安全正面临新的形势和考验，相关战略和政策措施都到了调整的关口。

粮食卖不动，粮农欲哭无泪——来自粮食大省河南的一线调查

今年，河南夏粮总产突破700亿斤，连续13年增产。然而对粮农来说，丰收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积压在手的粮食成了烫手山芋。

连日来半月谈记者走访河南多个县区，发现卖粮难正在局地抬头。持续卖粮难还通过粮食链、资金链、土地链的传导，引发连锁不良反应：粮食经纪人大量购粮后滞销；种粮大户艰难维持，无钱投入再生产；农资经销商赊销严重，经营困难??

“现在急得都想咬人”

最近，方城县券桥镇的街道两旁停满了卖粮的大货车。这些车时间最短的已经在路边停放了四五天，最长的已经停放了十几天。司机们反映，券桥有一家中储粮委托的粮食收购点，但每天只收一两车小麦。如此一来，他们就

只能长久地在粮库外边和道路两边排队等待。

等待中，司机们在粮库门外的树林里搭起了吊床，貌似悠闲地上网、休息??与中储粮略显“矜持”的收购相比，紧邻粮库的一家私人收购点却在敞开收购小麦。尽管价格只有每斤0.95元，比保护价低了2毛多，还是有农民前来卖粮。“不卖粮食没钱花。”一名卖粮农民说。

舍不得低价卖的就只有压在手里。在豫南一位粮食经纪人李俊平（化名）家里，记者看到成堆的麦子裸露着，像起伏的小山一样从屋里一直蔓延到院外。磅秤、蛇皮袋、架子车散乱地放置其间。不时有鸽子从房顶飞落下来啄食。空气中散发着一种鸽子粪与粮食霉变混合的臭味??

今年新麦收获后，李俊平开秤从农民手中收购了40万斤。“前后持续收了10天，堆在家里竟然两个多月没‘走掉’。从事粮食经销生意十多年，这种情况还是头回遇到。”

同样遭遇卖粮难的，还有另一地的经纪人刘保臣。因为未能及时兑付粮款、不堪要账农民的辱骂，刘保臣71岁的父亲刘长志不久前上吊自杀。

刘保臣介绍，自己和几个合伙人前后共收了240多万斤小麦。在花光了100多万元的民间私贷后，仍余100多万元的粮款未能兑付。不断有农民前来讨要，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将近50人。

“要钱的人一着急就说脏话，我父亲一把年纪哪受过这气，想不开就上吊自杀了。”刘保臣说，“根据往年的经验，国家保护价1.18元，我们收购价1.1元，除去运费和人工，每斤能挣2分钱。谁想到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急得都想咬人。”

统计显示，截至8月20日，河南省累计收购小麦340.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61.2亿斤，其中无论是政府托市收购还是市场主体收购量，都比上年同期明显减少。 “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随着时间推移，卖粮难的影响正逐渐向深层次传导：由于经纪人收购的小麦难以脱手，致使包括种粮大户在内的售粮农民遭遇“打白条”，后者因此无法兑付农资商户的赊销款。大家成了“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日子都不好过。

在唐河县源谭镇，农资经销商秦长春拿出厚厚一沓账单。粗略数了一下，足有30多张。只见上面一笔笔记着农民赊销农资的信息，少则三五百元，多的达到数万元。

“大致算了一下，截至目前外面的农资欠款还有200多万元，多数都是去年种麦时赊欠的，现在玉米眼看都要收获了，有的连着两季的钱都没给一分呢。”秦长春说。

同为唐河的农资经销商，史一航告诉记者，受持续卖粮难影响，面对大量农资赊销，不久前迫不得已采取以粮抵债形式回收欠款。“有3个种粮大户，欠款一共达到20多万元，实在没办法只好用10来万斤小麦冲抵了部分债务。要不时间太长，数目太大，我们也吃不消。”

记者注意到，与普通农民不同，对种粮大户而言，卖粮款相当于其用于农业生产的周转资金，成堆粮食无法变现，产生了“卡脖子效应”。

息县项店镇种粮大户董海军说，每年都是收完庄稼后给农资钱，现在因为小麦卖不出去，农资欠款达20多万元。“种粮的周转资金，包括购买农资、耕种费用、农民地租等，主要是靠卖粮款，如果粮食卖不出去，后续周转将难以为继。”

另一县的种粮大户杨秀丽（化名）更是感觉“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她介绍，去年受灾加上眼下的卖粮难，至今已经负债400多万元，除了农资赊销款，还有200万元的民间借贷。 “以前是卖了这季的粮食，赶紧还上季的农资款，同时兑付下季土地转包费。现在粮食压在手里，链条不动了，只能到处借债。”杨秀丽说。 “赔钱太多就难免跑路了”

除了在粮食链、资金链上引发的连锁反应外，卖粮难还对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带来消极影响，局地甚至隐现退租苗头。

豫南的一位农资经销商王春友表示，不少种粮大户目前都是艰难维持、亏本运营，如果卖粮难持续得不到缓解，下一步还可能迎来一波破产、倒闭潮。“土地流转租金高、投入大，基础设施差的地方旱涝不保丰收。辛辛苦苦打了粮食再卖不出去，赔钱太多就难免跑路了。”

事实上，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已经发现了一些种粮大户跑路现象。即使苦苦支撑的，也都表示秋收结束后将缩减包地规模，甚至完全退出。 在南阳市卧龙区，一名杨姓粮食经纪人介绍，此前有个郑州人在当地流转了2000亩地，今年小麦收获后遭遇卖难，全部低价卖给自己后跑路了。

31岁的信阳市平桥区种粮大户刘勇告诉记者，自己从2009年开始包地，最多时达到6300多亩，前期经营不善

负债200多万元，去年已被迫将面积缩减至5200多亩。

“目前除农资赊销外，光农民的土地租金就欠了100多万元，外面还借了月息3分的高利贷60多万元。一直想着能翻身，谁知又遇到卖粮难。”刘勇说，“今年秋季结束，准备把地全退了，合同没到期很可能会和农民产生纠纷，但也顾不上这些了。”

息县种粮大户柳学友表示，小麦滞销局面多年未遇，希望能引起各方重视。“及时出台措施打开‘死结’，让这些链条转动起来。对于种粮大户来说，往往是一年亏损还三年。如果看不到前景，就很容易撂挑子。”

粮食卖不动是什么原因？是我国粮食太多了吗？如果粮食太多，我国粮食进口量为何屡创新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进口包括小麦、玉米、大麦在内的谷物及谷物粉162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60%。问题出在哪里？

价格倒挂，进口激增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前进农场种粮大户齐挺军从事水稻种植20多年了，今年他种了600多亩水稻。齐挺军告诉记者，2004年以前由于没有托市收购政策，粮价大起大落，种粮收益得不到保障。2004年之后，国家实行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年提高价格，他的种粮收益也越来越好。

“根本不用担心稻谷卖不出去，有最低收购价托底，我们就把粮食卖给当地的中储粮。”齐挺军说。 齐挺军的选择也是许多农民的选择。近10年来，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与此同时，国内粮价也持续多年上涨。当前，我国粮食市场出现了国内外粮价倒挂、主产区与主销区粮价倒挂、成品粮与原粮价格倒挂等多重倒挂现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我国一直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是因为种地成本提高了。例如，原来农民自己种自己的地，不存在土地租金这个成本，现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就有了租金成本。记者了解到，今年在黑龙江、山东等地均出现土地流转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多地增长幅度超过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表示，从我国发展阶段、自然禀赋来看，粮食价格倒挂是必然趋势。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到了现在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农产品成本大幅上升。“但两个特殊因素造成时间点提前到来，一个是我们自己年年提高收购价格，另外就是近几年国际市场粮价下降，促使粮食价格倒挂提前到来。”

专家表示，国内外价格倒挂导致粮食进口激增、国内区域间粮价倒挂导致主销区到主产区收粮积极性下降。这些都是当前卖粮难的重要原因。 粮库顺价销售遇阻

多年来，湖南稻谷总产排名稳居全国第一，但大米加工产能和年实际加工量均只居全国五六名，规模以上粮油加工业产值甚至只排名全国15位左右。

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事稻谷加工的企业普遍感觉“不赚钱”。常德市桃源县新合作富硒水稻合作社理事长刘兴海介绍，合作社的加工企业加工100斤稻谷利润只有两块钱，还不算机器折旧和缴纳的税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由于我国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稻谷价格逐年提高，而大米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由此带来“稻强米弱”的局面，使加工企业不愿意从粮库购粮进行生产，这也加剧了粮食的积压。

据了解，我国粮食收储企业一般对库存粮食采取顺价销售，即以收储价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一定利润进行销售。在目前收储价明显偏离市场的情况下，加工企业显然没有动力购买。

益阳市粮食局副局长徐铁辉告诉记者，2014年益阳市共收购托市粮28.5万吨，由于拍卖进度不理想，到目前为止，加上2013年度的托市粮，全市仓库里共有10万吨左右陈粮不能及时出仓。

不仅稻谷，小麦、玉米也是如此。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数据显示，今年6月该省第一轮临储玉米拍卖结束，玉米拍卖投放量23398吨，实际成交3000吨，成交率仅为12.82%。

“在利润的驱动下，许多贸易商、粮食加工企业更愿意采购国外低价粮，相应减少对国内粮食的采购，带来的后果是粮食从地里收上来，不能进入加工环节，只好存在粮库里，越积越多。”北大荒米业集团御绿制米有限公司经理刘艳秋说。 粮食是不是多了

专家认为，现在部分产粮大省出现新一轮卖粮难，既有进口激增的因素、顺价销售销不出去的因素，也有我国粮食连连增产的因素。

程国强说，这些年我国粮食增产最主要是玉米增产。“近10年，玉米产量年均增长5.2%，10年累计增长65%。10年前我国玉米年产1.3亿吨，现在2.15亿吨。10年前玉米产量没有稻谷多，现在则超过水稻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

与此相对应，我国玉米播种面积逐年增长，10年累计增加45%。同期小麦播种面积增加12%，水稻增加7%，

其他杂粮作物，如国内市场需要的杂豆、荞麦等小品种，播种面积则减少了25%，加之大豆面积大幅减少，腾出来的土地大都种了玉米。

玉米面积和产量的大幅增长是不断的政策性提价的结果。“现在如果把东北的玉米拉到广州口岸，跟国外的玉米拉到广州口岸相比，差价在每吨七八百块钱，要是没有关税配额的管理，国外玉米将在顷刻间淹没国内市场。”程国强说。

据了解，我国对玉米、小麦、大米等主粮进口实行配额管理，但其他不少小的粮食品种并没有进口限制。正因为如此，在国内玉米价格畸高的情况下，国际替代粮进口迅速增加。如去年高粱和饲料大麦的进口量都超过了500万吨，前者增长3倍，后者也翻了一番。

而与此同时，我国玉米库存一亿数千万吨，相当于前几年一年的产量。程国强说，我们不需要所有粮食都靠自己生产，一是资源环境承载不了，二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也没有必要。 粮食支持政策面临困局

我国自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其后又启动临时收储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我国粮食连连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国内种粮成本快速上涨，政策性收购价节节攀升，粮价越来越偏离市场，一系列问题开始浮现。 粮食库存告警，秋粮收储“压力山大”

必要的库存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但如今库存粮食销售不畅，各地库存普遍爆满，新粮下来往哪里放，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记者从黑龙江省粮食部门获悉，2014～2015年粮食收购年度，该省粮食收购量和政策性粮食收购量再创历史新高，库存大幅增加，全省库存爆满，安全储粮形势严峻。

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齐齐哈尔直属库，14万吨的仓容已经没有一点空余。为了多装粮食，库内还建起了多个露天储粮的钢结构“千吨囤”和房式仓。记者了解到，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的64个库点早已“粮满仓”，很多直属库的仓容甚至前几年就饱和了。

不仅中储粮的直属库，黑龙江省的427户地方国有粮库也满仓。在黑龙江省海伦市胜利粮库有限公司的院内，砖混仓、房式仓、“千吨囤”等各式储粮设施都有，4万多吨的存粮创下了这个粮库的库存新高。 一些粮食系统干部介绍，当前安全储粮任务很重，“千吨囤”短期储粮还行，长期储存由于上层隔热条件不行，粮食品质可能会出现变化。露天储粮还容易出现火灾，中储粮林甸直属库大火、海林直属库火灾都是发生在露天储粮设施。

另一个粮食大省吉林情况同样如此。

“估计今年吉林玉米产量至少3000万吨，而我们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目前已经没有空余仓容，加上租库收购人员有限、委托收购风险隐患多，大量积压的粮食将可能出现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购销计划处处长宋海河说。

宋海河告诉记者，目前中储粮吉林分公司有2430万吨粮食露天储存，露天货位多达4万余个，特别是有的库点利用非标准仓储粮，缺少机械通风、电子检温等功能，极易出现粮堆发热、结露、生虫、生霉甚至坏粮情况，还有的企业消防、防雷设施不符合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市场扭曲严重，粮食产业链不堪重负

正是夜里11点多的时候，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隆隆，一袋袋面粉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下来；到了白天，偌大的厂房却空旷安静，只有不多的装卸工在忙着搬运货物——这是记者前不久在河南永城市天顺祥面粉有限公司见到的奇怪一幕。

该公司副总经理赵凤梅介绍，自今年6月实行阶梯电价以后，早上8点到10点、晚上10点到12点电价6毛多，夜里12点到早8点是3毛多，其余时间是1块多。“不同时段电价差别很大，为了节省开支，面粉生产只能选择白天休息、夜间生产的模式。” 作为河南省传统产粮大县，永城面粉加工企业集中。2005年10月，还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面粉城”称号，目前面粉年产能达到150万吨。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在连年托市收购助推形成的“麦强粉弱”格局下，当地面粉行业正进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金源面粉集团总经理孟涛告诉记者，启动托市收购政策以来，小麦价格从2006年的每斤0.68元涨至现在的1.18元，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50斤包装的面粉价格从50元仅仅上涨到70元。一边是只涨不跌的原粮价格，一边是起伏不定、行情走弱的成品市场，夹缝中喘息的面粉加工业早已进入“刀片利润”时代。

“即使好点的企业，利润率也只在1%至3%之间，而且这点利润全部来自副产品——用于做饲料的麸皮，面粉生产只够保本。”孟涛说，“随着饲料加工用大麦和高粱替代麸皮，今年以来麸皮价格也从每斤1.1元一路下跌到了

5毛多，面粉行业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面粉行业如此，大米、玉米加工业同样如此。随着托市收购价的提升，我国玉米、小麦、稻谷等粮食价格普遍比国际市场贵40%到50%，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政策虽然稳住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一头，但对整个粮食行业和市场生态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记者在吉林省的松原市、榆树市、四平市等地了解到，当地一些玉米深加工企业“亏损但生产着”，由于停工将面临设备老化、市场丢失等问题，部分实力较强的企业“咬牙”生产，在停产、半停产边缘徘徊。 嘉吉生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非说：“2014年企业亏损2800万美元，原料成本高失去竞争优势。省内很多加工企业都已停产。”嘉吉生化和中粮生化是两家坚持生产的企业，但吉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王涛告诉记者，位于榆树市的中粮生化也已准备停产，因为每月近千万元的损失已经无法承受。 两个“天花板”与两道“紧箍咒”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具体而微地体现了现行粮食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那么从宏观上看，现行政策也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

首先是两个“天花板”。一个是价格“天花板”，一个是补贴“天花板”。前一个“天花板”前文已经提到，是指我国主要粮食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继续提价遭遇“天花板”。后一个“天花板”是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继续提高补贴可能将受到限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属于“黄箱”政策，按照WTO的规定，“黄箱”政策的微量补贴额不能超过该粮食品种产值的8.5%。对照这一标准，我国一些粮食品种继续提高补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了。

而在这两个“天花板”的下面，“地板”却越抬越高。所谓“地板”，即粮食生产成本。据统计，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玉米、稻谷的生产成本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小麦提高了84%。“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空间越来越小，粮食支持政策升级迫在眉睫。 再说两道“紧箍咒”。这是指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对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紧。程国强说，以我国的土地资源，农产品自给率只能到80%，而如今满足了国内90%的谷物、油料等农产品需求，这是在农业资源超负荷运行、环境代价高昂的条件下实现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湿地和草地资源被开发成耕地。其结果，湿地、草原资源被逐步吞噬，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二是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粮食生产是高耗水产业，过度追求粮食产量使一些缺水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如华北等地灌溉机井甚至已经打到了几百米深。

三是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为确保粮食增产，我国化肥、农药施用量快速增长。目前，我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施用了世界35%以上的化肥，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9倍，欧盟的3.3倍，美国的4.5倍，由此带来很大污染，也导致耕地瘠薄化。

程国强说，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侧重于鼓励粮食产量的增加，对粮食品质、资源环境等关注不够，粮食生产可持续性受到考验。“粮食政策不仅要考虑当下的产量，还要考虑5年后、10年后，以及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半月谈记者张兴军王建齐海山） 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策略

我国粮食安全正面临新的形势和考验：卖粮难再现、进口激增、库存爆满、资源环境紧张、“天花板”压顶??中央也着手开始应对，制定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启动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加快了粮食政策和粮食战略调整的步伐。 升级粮食支持政策 前文已述，现行粮食支持政策正陷入困境，改革势在必行。但这一改革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支持，而是要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对农业实行支持与保护，是目前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农业具有弱质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点，与非农部门相比，农业总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同时农业还具有多种功能，如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和环境、发挥就业缓冲作用等。”程国强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会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原因。

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农业补贴平均水平为21.7%，远高于我国的9.1%。与韩国52.1%、日本47.3%的补贴水平相比，我国相差更远。这说明我国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补贴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当然，补贴的方式需要改革。 改革的取向，是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影响，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去年，我国从部分地区的大豆和棉花入手，推进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是一个尝试。目前来看，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

面临操作复杂、落实成本高等难题。

程国强说，现在应该在目标价格试点的基础上，推行“升级版”的支持政策。该“升级版”政策不再以一定价格为补贴的触发标准，也不再针对特定产品，而是只要种植粮食作物，不管什么品种，种植者均可按实际面积获得补贴。粮食价格则只要不出现大的波动就让它随行就市。

这样的政策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相对于目标价格制度，其优点是简便易行，也有利于粮食品种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进行调整，同时可以规避世贸规则对特定农产品8.5%的补贴限制。

“WTO将农产品‘黄箱补贴’分为特定产品补贴和非特定产品补贴，分别进行约束。一般而言，特定产品补贴的微量允许由于是该产品产值的8.5%，补贴空间相对较小，容易被突破；非特定产品补贴的微量允许是整个农业总产值的8.5%，补贴空间较大。”程国强说。

当然，长远来看，我国粮食支持政策还须从“黄箱补贴”向“绿箱补贴”过渡。所谓“绿箱补贴”，主要包括对农业科技、水利、环保、保险等方面的补贴，它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作用，因此为世贸规则所允许。 立足国内保重点

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我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专家表示，这句话大家可能已经不陌生，但对它的理解还须进一步深化。

首先，新战略强调了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此基础上，允许“适度进口”。“‘适度进口’首次被明确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说。

其次，新战略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

专家表示，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能更好地理解“立足国内保重点”的具体所指。

一是重点保口粮和谷物，尤其是口粮。口粮包括小麦和大米，这两个品种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至于玉米，农业部近期选择山西、内蒙古等10个省区开展“粮改饲”试点，这里的“粮”就是指玉米，可见玉米种植结构的调整已经启动。

二是重点保产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明确表示，推动粮食生产由注重年度产量向稳定提升粮食产能转变，实现“产量稳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藏粮于地’就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有计划分片推进中低产田改造，优先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等水稻、小麦主产区，建成一批优质高效的粮食生产基地；‘藏粮于技’就是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水平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韩长赋说。

三是重点保障可持续。程国强表示，我们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应该提升，并不是粮食产量越高越好，如果为了追求短期产量而损害长期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与新的粮食安全战略相悖的。如今，我国正在逐步推行污染土壤修复，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土地轮作休耕等措施，就是为了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实施全球农业战略

既要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又要保护农业资源环境，这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绝不仅仅是从国外多进口点粮食那么简单。”程国强说，其实质是要实施全球农业战略，构建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的，持续、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 程国强认为，全球农业战略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持续稳定、可预见的直接贸易战略。我国应与有关供应国、跨国企业等建立持续稳定、可预见的战略贸易伙伴关系，保障油脂油料、棉花、食糖、肉制品、乳制品等国内供需缺口较大、需求持续增长的农产品的持续稳定进口。

二是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即加快布局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支持有关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增加全球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中国全面实施多渠道、多区域、多品种的多元化进口奠定基础。

三是境外农业投资战略。这要求大力培育境外农业投资主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类企业到境外进行农业投资，逐步建立全球农产品进口供应网络和全球农业资源供应链。

四是新型农业国际合作战略。对发展中国家，重点支持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自给能力，由此增加全球粮食市场供应、改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对发达国家、农业大国，则重在与之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农业治理机制，制定全球农产品贸易规则等。

五是创建全球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我国目前仍然缺少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应尽早谋划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使我国在国际大宗农产品的定价上赢得更多话语权。

程国强说，我国发展到现阶段，粮食安全战略必须要有全球视野、世界布局，我国也有了实施这种战略的能力。“只要在上述几个方面持续取得成果，国外农产品供应是可以有保障的。即使出现无法预料的极端情况，国内至少还有大米、面粉可吃，还有潜在产能可以调动。”（半月谈记者高远至周勉吴涛）（专题策划/编辑：高远至）

协同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力引擎”

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全速推进。作为科技研发资源丰富、创新创业探索领先的区域，北京以机制体制创新支撑三地发展；河北、天津以产业基础、交通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成果落户当地。一个具有世界级规模的创新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正快速形成。

对接：北京中关村“创业生态”津冀“结果”

从北京出发，高铁两小时，就到达了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记者在这儿见到了“创客”魏炳林。此前，魏炳林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一家公司。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后，他来到秦皇岛“二次创业”。

对于为什么来秦皇岛，魏炳林说：“这里与北京中关村的创业环境是一样的，同时可以换换生活环境。”记者了解到，秦皇岛的“e谷创想空间孵化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创客，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良好的创业环境。 魏炳林所说的创业环境的“一样”，是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所传导的创新创业生态，这让创业者在津冀也可以享受到与中关村创业大街一样的创业服务。 8月10日，“e谷创想空间孵化器”在秦皇岛正式启用，面积达3万平方米。这家孵化器来自北京中关村，是创新创业生态模式对接的企业主体。

孵化器运营方秦皇岛漫游世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关耀渠说，孵化器将按照北京中关村的孵化模式运营，为早期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开放办公、早期投资、产业链孵化等服务。“包括企业如果不知道怎么注册、怎么缴纳社保等，我们都会提供系统化的服务。”

关耀渠说，目前该大型孵化器项目已和21家企业签署了入孵协议，北京颐和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铭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恒天中信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快点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已经投入运营，近百名青年人投身创新创业大潮。

从北京搭乘城际高铁，几十分钟就可抵达天津。北京的科技创新创业生态正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区低碳产业基地的A3、A4两栋单体建筑里，总面积2.6万平方米的空间，是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发展的空间载体。这个载体与清华大学关系密切。

将中关村创新生态带到天津的主体，正是打造了“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运营商清控科创。 为了满足入园企业发展需求，清华大学清华控股旗下清控科创在华明高新区开发建设了科创慧谷（天津）园区，总占地面积16.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面积48万平方米，由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企业加速器、总部经济功能区和品质商务功能区组成。

在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看来，创业服务业正面临转型和升级，而京津冀协同创新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北京中关村对接秦皇岛、天津的创新生态，只是北京、天津、河北加速推进协同创新的一个缩影，三地已实现了从“企业对接”“产业合作”到“创新创业生态延展”的转变。 共识：三地是协同创新共同体

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这一点无疑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担当。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需要产业配套和企业的积极性，但三地在产业结构方面差异过大，导致协同创新充满挑战。协同创新被认为是对自身产业的颠覆、重构，更是利益重塑。因此，推动三地协同创新，首先就要打通理念上的藩篱，谋划共同体。

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副主任孟涵说，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产业结构分析，北京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天津与河北第二产业仍然占比较大。“如果各自孤立发展，很难形成配合。”

一位科研人士对记者说，以一项生物医药的高精尖成果落地转化为例，成果确实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创新，但也要求转化地必须具有相应的科研实力、人才储备和良好的生物检测、基础实验室、配套制剂产业等配套能力，对转化地产业要求较高。“因为产业基础的原因，目前一些高精尖技术在区域内还不能实现快速承接。” 要突破产业结构的藩篱，必须对各自利益进行重塑，这挑战着三地的协同创新。

专家认为，要让科技创新成为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驱动力，当务之急是在协同创新方面达成共识，即三地合作绝非简单的产业对接，而是要打造基于创新资源、产业优势和实际需求的创新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协

同创新的内生动力。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推进京津冀产业对接，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研产分离，不是寻求低成本发展空间，不是圈地，不是对单方有好处，而是共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共同探索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需要，是服务市场主体的需要。

“因此，中关村参与京津冀创新合作，不是简单地输出几个项目、几个人，也不是传统的共建产业园、招商，而是共同营造跨区域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营造适合创新创业的环境。”郭洪说，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

同时，协同创新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郭洪认为，区域合作就要着眼构建大区域一体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世界级的创新型城市群。 破题：政产学研创新发力

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正通过多层次创新机制构筑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在北京海淀区北清路，一个靠近百度、联想、华为等顶尖科技企业的区域，一座新型“研究院”在此挂牌，守望着科研突破、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最前沿。

2014年8月28日，在北京市科委和海淀区的推动下，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在永丰科技加速器三区5号楼正式挂牌。研究院吸引了北大、清华、中科大、北航、北理工、农大、中科院等13家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商飞、潍柴、美亚柏科等7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及高科技领军企业参与其中。

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王茤祥说，研究院采用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11个席位中，政府只占2个席位，项目判断、分析决策主要取决于行业专家、企业家和投资人士等。

同时，为了让各方推动成果转化更具责任意识，该机制设立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基金体系。一个总规模为10亿元的母基金，带动18个具体协同创新中心产生“子基金”，企业出资进入子基金。

“在这个领域的企业出资进入研究院下设的协同创新中心，他就要负责任地提需求、看项目、促转化，企业更有责任意识，避免了以往的流于表面、难以落地的情况。”王茤祥说，由此科研成果将得以精准、快速转化。 北京通过这种创新模式正带动辐射津冀地区，相当于为天津、河北企业在北京建设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智库”。

王茤祥说，研究院在津冀区域、南京、杭州、包头等多地建立了分院，初步形成了“北京及国外研发，地方成果转化，产权共享”的院地一体化发展格局。

近期，协同创新研究院又与河北保定市共建保定分院，签署国内芯片领域装备技术项目合作协议。据了解，一些政策将依托此平台展开，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顺畅开展。

半月评论：向历史汲取成长的力量

我们又一次集体打开尘封的抗战历史：无数痛切悲壮的缅怀，系列艰苦幽深的探寻，全民隆重盛大的纪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今天，我们将从这缅怀、探寻和纪念中发现什么？感悟什么？汲取什么？ 我们把脉着民族血性的涌流。

血性是民族的勇敢。不自欺，不苟且，勇敢地直面淋漓的鲜血，共赴国难，前赴后继，誓与日寇血战到底。血性是民族的坚韧。不自弃，不屈服，以坚韧的意志，忍受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总结抗战，曾有这样的表述：这是“熬”出来的胜利。一个“熬”字，道出了这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也诠释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愈挫愈奋的英雄气概。血性是民族的自信。不气馁，不畏惧，坚定地相信正义必胜，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一洗百年屈辱。

我们感奋着爱国情怀的迸发。

日寇铁蹄所至，河山破碎，生灵涂炭。“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松花江上》的歌曲在长城内外传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黄河上下激荡。“虽山野之夫，亦隐然以国士自重”。激越的爱国情怀，汇聚起铁流滚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团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联合起来，筑起一道坚固的血肉长城。爱国情怀的深层，是民族尊严的浩然本色，是民族救亡的凛然大义。 我们崇敬着理想信念的坚强。

那年那月，为何众多有志青年穿越战火千里万里奔赴根据地延安？为何无数先进分子不畏艰险追日逐梦申请加入共产党组织？因为他们渴望找到胜利的引领，因为他们心中都有火热的理想。追思当年，抗联名将杨靖宇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那是怎样一种“信念如磐”？杨靖宇牺牲后，切胃化验的结果让刽子手目瞪口呆：这个共产党将领的胃里竟然只有草根和棉花，翻不出一粒粮食。那是怎样一种“钢铁意志”？无数抗日志士义无返顾，坚贞不屈，他们俯仰天地，跨越生死。鼓舞他们的，正是信

仰的力量。

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战的血与火中燃烧着、高扬着的高尚精神，这是中华文明在历史的磨难中沉淀下、蓄积着的生命活力。

当然，民族的性格内涵是多重的，在文明的统合中生成着不同的元素；民族的精神品质是变化的，在历史的演进中抉择着不同的取向。拷问今天的人们，当年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和全民抗战的英勇血性，是否还那么饱满，还那么鲜活？

我们更多地倾心着当下，往往缺失对历史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我们在抗日神剧的娱乐中，调侃着甚至轻贱着历史的尊严和厚重，在虚无主义的虹吸中，遗忘着甚至颠覆着历史的悲怆和雄壮，从而导致社会价值底座的松动和人们精神信仰的流失。

我们更多地追逐着利益，往往缺失对人生应有的理想和信念。在不少腐败官员的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到，台面上信誓旦旦、理直气壮的理想、主义，怎样蜕变为一种自我的标榜和权力的装潢。他们的灵魂已经被金钱所锈蚀，已经在欲望中沉沦。腐败污染社会，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的法治底线、道德底线被一再冲击。要珍惜人生，但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几何？要仰望星空，但我们的星空在哪里？我们的星空中有什么？ 我们更多地纵情着成功，往往缺失对未来应有的警醒和忧患。欣然于世界第二的喝彩，沉醉于太平盛世的繁华，很容易使我们盲目乐观，自我麻痹，在心造的幻影中步入迷途。瞩目全球，规则和秩序在深刻重构，回望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全面转型。现代化蓝图的实现注定要跨越更艰险的历程，风险型社会的到来必然要迎接更严峻的挑战，从物质到精神，从作为到心态，我们都有清醒的共识和充分的准备了吗？

纪念抗战，正是为了重燃历史的精神，奋发前进的意气，拓新未来的行程。

一个优秀的民族，需要在历史的砥砺中不断成熟；一个文明的国家，需要在历史的交融中不断自强；一个合格的公民，也需要在历史的滋养中不断成长。民族的血性自应涵养，爱国的情怀自应呵护，人生的信念自应坚定，我们还应葆有阳光的心态、雄健的人格和广阔的襟怀。这样，我们就会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实力、更蓬勃的发展活力和更光彩的文明魅力。

民族的血性不是暴戾之气，它是自由独立和平尊严的勇敢捍卫。爱国的情怀不是狭隘之私，它是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紧紧连接。人生的理想不是虚空之物，它是生活追求事业奋斗的核心价值。抗战精神业已凝结成为一脉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在认真汲取的同时，努力实现它的创新性发展，在实现民族国家复兴梦想的同时，实现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与全球文明共辉映。

历史是严酷的，也是温暖的，因为它的精神已融化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灵里，它的生命已复苏在民族的奋斗和成长中。

积极财政政策如何落地——专访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地方融资平台被清理、政府债务风险约束趋紧等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好落地，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此，中央都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还将有什么办法？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最近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半月谈记者：最近大家对积极财政政策很关注，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您怎么看？ 刘尚希：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是这样在操作。总的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力，一个是增效。

加力方面，虽然今年中央没有调整财政预算，赤字不可能再增加，但加力的力度还是不小的。一是对地方债进行置换，在没有增加债务总体规模的情况下，化解地方债务的流动性风险。二是逐步扩大税收优惠，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鼓励创业、鼓励创新，形成一个更好的环境，降低创业创新的门槛。三是积极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增效方面，就是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把这些钱花得更有效率。一是清理财政沉淀的资金、沉睡的资金，把它们都尽量利用起来。二是改变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如把对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由过去的补贴变为更规范、更市场化的产业基金、种子基金等来进行投入。三是整合分散的资金，使其更好地发挥合力。

半月谈记者：您刚才提到地方债务置换，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它对地方政府意味着什么？今年估计会有多大的规模？

刘尚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体来看风险不大，完全可控。它的问题，一个是增加太快，一个是流动性不匹配，即以前的投资是形成了大量的优质资产，但回报是长期的，而债务很快到期，现在让地方政府去还，确实面临困难，尤其现在许多地方的财政压力较大。只能另辟蹊径，所以就采取债务置换的办法。现在已经下达了3.2万亿规模的置换额度，跟今年到期地方债务的总体规模已经差不多了。这种置换的方法，不增加新的债务，只是一个债务结构的变化，从而化解地方财政的流动性风险，并且降低了债务成本，地方政府就可以腾出更多的钱进行经济建设或改

善民生。

半月谈记者：PPP模式也是现在力推的，但一些地方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障碍，您怎么看待这一模式的前景？ 刘尚希：PPP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这里面利益如何共享、风险怎么分担等，都是全新的问题。一个PPP项目的落实，不只是政府与社会资本谈一场恋爱，而是要结婚，要有一个长期过日子的打算。他们要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管理这个项目，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目前这方面的规章制度、法制环境都还不够健全完善，双方还需要一个加深认识、不断调适的过程。

从更深层次讲，PPP不仅是解决融资的问题，它还会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前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来提供，传统理论都是这么认为的，而现在政府要和社会资本合作、和社会组织合作，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更有效率，质量更高，老百姓更满意。这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跟上。所以，PPP模式的前景值得期待，但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一个过程才能看到更多的成效。

半月谈记者：您刚才还说到了清理财政沉淀资金。那么什么是沉淀资金？这项措施的作用会有多大？

刘尚希：财政上所谓的沉淀资金，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上一年度结余转存下来的资金。二是库底资金。现在全国都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这就像一个资金的蓄水池，各个单位、部门的项目资金都搁在里面，项目有进度，从这里划出资金，项目没进度，资金就搁在国库里，这就形成了很大部分的沉淀。实际上只要保证国库里资金在一定的安全线内，其他资金是可以盘活使用的。三是一些本来进入财政预算的资金，已经安排出去了，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项目发生了变化，资金不能及时花掉。这几个方面是沉淀资金的主要来源。

关于沉淀资金的规模，现在从全国来说，大账很难算，各个部门的情况也不一样，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口径，有的估算有上万亿，但因为口径不一样，也不好评判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规模不算小，这些钱以前没发挥什么作用，现在把它们盘活再利用，一分钱当成两分钱来花，效果肯定是会出来的。下半年，这方面的工作还要继续推进。

半月谈记者：财政资金整合使用的呼声一直很高，这方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 刘尚希：财政资金整合涉及各个职能部门，大家都想手里有一把米，这就导致资金使用的碎片化，形不成合力，效率不高。比如支持新能源建设，现在环保部、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都在做，需要进行有效的整合，这个从根本上来讲需要进行体制改革。

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离不开改革，同时改革也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进。政策更多的是注重解决眼前的问题，改革更多是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所以说改革与政策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还有简政放权改革等都在推进，这里面有一些内容涉及财政资金整合使用的问题，一些地方也在进行探索，肯定有难度，但也会有新的进展。 半月谈记者：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好地方政府的作用？

刘尚希：我们国家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只有两个积极性发挥得好，形势才可能发展得好。现在，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怎样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课题。原来地方政府为了让经济增速更快，环境资源、债务风险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考虑太多，而现在这些约束越来越严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发挥，怎么办？还是需要改革。这个改革，主要的就是中央与地方怎样进行职能的划分。现在从财政上来看，越到基层，支出所占的比重越高，这就意味着，基层干的事很多，而有的事可能超出了地方或是基层的能力。我认为，应把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按照能力原则、效率原则、风险原则、受益性原则等，合理地分配事权并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这样才能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让它们的积极性不至于脱离各种新约束的轨道。

半月谈记者：似乎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与以前的有点不一样了，是这样吗？

刘尚希：是的。以前谈到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而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它同时也是社会政策，在改善民生、促进结构调整等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内涵更加丰富了。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现形式也更多样化了，如上面提到的产业基金、PPP模式等。最后，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十分强调改革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看重支出的多少、预算的规模等指标。

刑法修正案（九）的六大变化

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更加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维护司法权威、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相比现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刑（九）有六大变化。

变化一：更严厉惩治贪腐 【刑（八）】对贪污犯罪的，根据贪污数额“划线”规定处罚。 【刑（九）】对贪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对贪污的数额分为“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并

结合其他情节定罪量刑。同时，对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此外，刑（九）加大了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

【点评】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这类标准来量刑，一方面更适应现阶段司法实践，另一方面也需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以明释和完善。此外，对被判死缓的贪污罪犯可以采取终身监禁的规定，既适应慎用死刑、减少死刑的趋势，又能打消一些贪污罪犯通过不当减刑提前出狱的念头，维护司法公正。 变化二：更强调维护执法司法权威 【刑（八）】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没有对暴力袭警行为作出专门规定。 【刑（九）】增加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并对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信息的行为作出规定。此外，刑（九）增加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点评】遏制扰乱法庭行为，对于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明确对暴力袭警行为从重处罚，有利于明确警务执法的不可侵犯性，树立警察权威。 变化三：更有力保护妇女儿童 【刑（八）】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阻碍其返回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责任。此外，刑法设有嫖宿幼女罪，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九）】对不阻碍解救儿童的改为“可以从轻处罚”，对不阻碍被买妇女返回居住地的改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此外，刑（九）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 【点评】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免除处罚，对于买方行为具有震慑作用，长久来看可以减少需求，从源头上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的发生。取消嫖宿幼女罪，一方面将统一对性侵犯幼女犯罪的司法标准，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对幼女可能造成的“污名化”。 变化四：更注重维护社会诚信 【刑（八）】对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身份证等行为设定了罪名。 【刑（九）】增加规定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增加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针对虚假诉讼行为设定罪名。组织考试作弊，替考和请人替考，“医闹”，使用伪造、变造的或盗用他人身份证、护照、社保卡、驾驶证等行为都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点评】“网络造谣”等行为要负刑事责任，是对“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最好诠释。考试作弊、“枪手”替考、“医闹”、虚假诉讼、伪造和盗用证件等等社会陋习，令人深恶痛绝，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法律严加惩治，才能有效维护诚信的社会环境。

变化五：再取消9个罪名的死刑 【刑（八）】比刑（七）减少13个死刑罪名，保留55个死刑罪名。 【刑（九）】继续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名的死刑。

【点评】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也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的改革任务。

变化六：更强力打击暴恐 【刑（八）】对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等行为设定了罪名。 【刑（九）】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增加规定财产刑，增加为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准备工具等的罪名；增加规定以制作、散发资料、发布信息、当面讲授等方式或者通过音频视频、信息网络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增加规定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图书、音频视频资料的犯罪等。

【点评】刑法加大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力度，与正在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相协调，通过法律的系统性强化，对遏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将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把与恐怖活动相关的活动纳入恐怖犯罪，也符合当前反恐斗争的实际。

旅游，扩大消费正当时

立秋时节，一列由上海站始发，满载着游客的旅游专列驶入新疆喀什火车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最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喀什的游客们，兴奋不已地计划着自己的行程：喀什老城、帕米尔高原、达瓦昆沙漠??

这是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写照。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扩大旅游消费已成为国家战略，而民众的热情并不比政策制定者低。业内人士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扩大旅游消费十分必要且正当其时。 旅游业逆势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小的下行压力，然而旅游业却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20.24亿人次，同比增长9.9%;国内旅游消费1.65万亿元，增长14.5%，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4.1个百分点；旅游景区接待人数同比增长8.7%，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2.4%。

消费的旺盛带动了投资的加码。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完成旅游投资3018亿元，同比增长28%，比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高16个百分点，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6.6个百分点，其中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旅游投资增速高3个百分点。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旅游业逆势增长，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和温暖。国家旅游局将推动旅游产业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旅游业完全有底气发出这样的声音。据统计，2013年至2014年，旅游业对GDP直接贡献都超过7%，对GDP综合贡献则超过10%。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年人均出游将超过6次，旅游投资和消费前景广阔。

乡村旅游也成为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致富的重要抓手。目前，国家正在部署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着力使乡村旅游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器，到2020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17%（约12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 新业态、新趋势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游客参加了以“驾越天山，纵横北疆”为主题的第六届新疆国际特种旅游节。活动组织者之一、新疆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长何孟轩介绍，不同于以往，本届旅游节后，此次旅游线路将作为常态化旅游产品推向市场。

新疆快速发展的葡萄酒产业也给旅游提供了新思路。吐鲁番驼铃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说，6月以来，酒庄日接待游客数量最高达800人，游客只需花50元，就可参观酒窖了解葡萄酒酿造过程，品尝不同种类的葡萄酒。

与新疆一样，随着旅游业的大发展，如今各种新的旅游业态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自驾游、运动健身游、主题文化游、休闲游、健康养生游、研学游??这些新的形式不断拓展着旅游业的内涵和深度，为旅游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与此同时，旅游也变得越来越日常。如今一到周末，大城市里的上班族带着家人，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到郊区住上一两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品一品农家菜，看一看乡野风光，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旅游需求无止境，旅游产业无边界。”李金早说，近年来，中国旅游业适应市场多样化趋势，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丰富多彩的现代旅游产业集群。 政策还需加力

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国家层面最近政策频出。前不久就有一个鼓励弹性作息的“假日新政”：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这一“新政”是很有针对性的。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说，节假日尤其是“黄金周”，到处人满为患，甚至大面积长时间拥堵，同时不少地方旺季淡季不均。这主要是节假日安排不够合理造成的。

为此，国家优化了休假安排，包括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作息、鼓励错峰休假等。“这些举措从破解旅游消费的制度障碍入手，目的是激发旅游消费热情，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发展。”吴文学说。

与此同时，针对旅游景区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厕所、停车场、汽车营地、游客服务中心短缺等问题，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加力予以提升。对旅游发展中的新业态、新趋势应早规划、早布局、早引导，使其能够健康发展。

吴文学说，各级旅游和相关部门将以扩大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为核心，通过放松管制、破除制约新业态发展的制度障碍，推动落实支持旅游新产品开发和新业态发展的政策措施，满足快速增长的大众化、个性化旅游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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