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枪舌剑 - 大学生辩论赛始末

唇枪舌剑——大学生辩论赛始末

唇枪舌剑——大学生辩论赛始末

孙东东

孙东东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生于北京。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办公室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１９８６年参与首届亚洲大专辩论赛北京大学队的教练工作（中国首次派队参加）。此后，长期兼任或参与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等院校辩论队的教练工作。本文是孙教授近期在北京大学所做的讲演。

今天咱们谈谈辩论。大家可能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去上电视，给人家当辩论赛评委。关于大学生辩论赛我想讲这么几个问题，即大学生辩论赛的历史沿袭、现状和今后的发展以及和应用辩论的区别。我谈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意见随时可以提，既然是谈“唇枪舌剑”，咱们就可以辩，辩到最后希望各位把我撂倒在台上。

首先要说明一点，现代的辩论赛是规则游戏，跟足球比赛、篮球比赛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可能拼体力拼得多，拼智能稍少一点；我们这儿是斗嘴，舌头累一点儿，嗓子累一点儿，四肢的运动可能稍少一点，实际上都是规则游戏。辩论自古就有，在苏格拉底、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我们中国在孟轲时代就有。但那时是真理之辩。现在已经不再是真理之辩了，完全是为了表演。今年我们举办黄山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的时候，曾有人提出问题，问我为什么北大不参加，问你们办大学生辩论赛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本人是今年辩论赛的评委主任和策划者之一。我说有四个目的，第一丰富荧屏。（笑声）让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好看，也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人看、提高收视率、有很高的广告收益做点贡献。第二，推动校园文化生活。基本上从１９９８年以后，每次暑假辩论赛一完，大学的校园辩论就有一个高峰，然后到春节以后降温，降温以后我们又筹划下一年辩论赛，然后又升温。第三，就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通过我们天之骄子——当代大学生这些思想最活跃、思维最敏捷的人的言语交锋，给广大民众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空间。今年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的话题贴近生活了，那种纯理念的“愚公移山／愚公搬家”，“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没有了。从后来反馈回来的信息包括老百姓给我们写的信来看，这个目的也达到了。第四个目的是推广普通话。我老吹牛皮，能说得像我这样字正腔圆的人不多，（笑声）但是达不到我这水平也差不离儿。为什么办大学生辩论赛，就是这四个目的。

现在的辩论赛形式（尤其是电视辩论），起源于新加坡的６０年代。在６０年代，为了扭转当时经济不景气、民众心态没有凝聚力的社会局面，新加坡组织了辩论赛。现任新加坡电视机构的副总裁许庭芳先生和现在新加坡电视机构驻中国代表朱亮亮女士就是当年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们把社会上就有关问题的嬉皮士、雅皮士的各种各样的思路凝聚起来。比如就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些思想，新加坡应该严于立法还是从宽，实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法学还是酷刑，讨论这些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形式后来延续下来。我们现在的多数校园辩论赛基本套用新加坡的模式，一辩陈词，二辩陈词，三辩陈词，自由辩论，最后总结陈词。后来又把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办法引进来。美国俄勒冈大学也是在６０年代末经济危机后经济没有振兴之前，为了凝聚民众思想、吸引民众对社会的关注，想了辩论的办法。俄勒冈模式有质询有盘问，和新加坡模式一结合，就成了现在我们采用的模式。

中国的大学生辩论赛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当时北京大学以经济学院的学生为主组队，在台上和另一个队唇枪舌剑。那是在一个盛夏的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把这场辩论赛播出了。由北京大学队对香港中文大学队，题目就是开发旅游有利于环保还是不利于环保。这给了国人一个崭新的视角，一个窗口。大家在受了长期的传统教育之后，突然有

了电视辩论这种方法，可以就一些问题讨论。

这种辩论出来之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本人很荣幸是当时那个队的教练之一。（笑声，掌声）

我当时刚从学校毕业没几年，还不是北大人，但是作为朋友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那几个住在未名湖边的红四楼，晚上聊天时谈到一起了。我觉得那时在国内带动大学生辩论赛的功不可没的几个大人物有季羡林先生（我们当时用自行车把季先生从家里推到宿舍去指导）、厉以宁先生、经济学院的刘伟先生、巫宁耕先生，还有法学院、哲学系的几个老师。我们几个人分工分得非常好。季先生是总管，有打文的，有打技巧的，有打知识面的，有打逻辑的，有打语言的，是号称“天仙配”的一个教练班子。（笑声）当时谁都不知道什么是辩论、怎样辩，因为文化大革命时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大改组那“四大”已经搞得人们都烦透了。季先生有几句话讲得很到位，他说“辩论关键在于论，首先是论。论什么？论文化，看出学校的文化功底。北京大学自古就有辩论的历史。

从那时开始，辩论赛就在国内形成一个高峰。当时辩到什么程度了呢？居然一个宿舍６个同学，二一添作五，那边３个，这边３个，摆张桌子，把别的宿舍的拉来当评委，再找一个当主席，就开始辩了。上上下下就关心的问题什么都辩，像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等。

到了１９９３年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舌战狮城。蒋昌健、严嘉、季翔、姜丰４人拿了冠军回来之后，把国内大学辩论推向了顶峰。然后就开始走下坡了，急速下降。这和民众的欣赏水平、荧屏文化生活丰富以后老百姓对这个的关注度逐渐下降有关。但最关键的就是辩论赛的模式僵化，讨论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纯理念化、哲学化，老百姓不知道你说什么。到了１９９５年，南京大学在新加坡拿来了冠军回国无声无息，彻底没消息了，也没人过问这件事。１９９７年，进入了彻底的波谷。首都师范大学代表中国参赛，结果输给了马来西亚大学，回来以后庆功会变成了声讨会。

１９９８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前，法学院和海淀检察院搞了一次辩论赛，题目是“法不容情／法也容情”，《东方时空》进行了全场报道。那场辩论赛是我见到过的所有辩论赛中最漂亮的一场，没有任何框子，什么都可以说。我们的学生站起来说：“现在经还是好经，立法立得都好，就是你们这些执法人员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笑声，掌声）那场辩论赛，对我们国内的大学生辩论赛起了推动作用。“东方时空”的人跟我说：“孙老师，您还得出山，咱们一起办１９９８年辩论赛。”我说：“我已经多年洗手不干这事儿了。”（笑声）他说：“别，您还是出来。”从１９９８年“蓝带杯”，去年的国际辩论赛到今年的大学生辩论赛，有一个变化。我们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当时的那种状况叫做“花辩”，１９８６年咱们北大那个队叫“雄辩”。雄辩是以理服人，以例服人；花辩则是空有逻辑框架，空泛，单一地追求语言美、词藻华丽，四辩总结陈词善用名人名言和排比句，甚至连手势都跟蒋昌健一样。我跟蒋昌健开玩笑，说你当初发言时是不是手抖，而且甚至还把高度限制在西服的第几个扣子。到最后形成了模仿，八股式的辩论。如果大学生辩论赛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就必死无疑了。１９９８年我们在《中国电视报》上作调研，回馈来的信息中，很多大学生都说这是吃腻了的剩饭。甚至我们在人大附中、北大附中、首师大附中、北京实验中学、北师大附中作调研时，中学生都说这些玩意都是大学生在那儿空谈的。如此，辩论赛就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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