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富水钩沉古兴国

引言：富水钩沉古兴国

湖北阳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卫星坐标将它定位的富水流域，处长江中游南岸、幕阜山脉北麓。这块土地，富川数百里，奔流长不息，就像母亲那吞吐自如、气息久永的宽厚胸脯。

从近古到近代，富水行政域名“兴国”曾经一用933年，而且“兴国州”一呼就是536年——直到民国初年改州为县，复用旧县名“阳新”，1981年又将县治所在城关镇易名“兴国”镇。

由于文史工作需要，近些年曾反复翻阅同光版《兴国州志》。又由于本栏文章大都整理自研读手记，顺理成章，也就将文集起名《兴国州史话》。

富水流域，就是通常所指的“鄂东南”。新中国考古发现，这一带最早的人类繁衍信息，可以上溯到年代与北京人相当、距今约三四十万年的湋源湖畔章山石龙头（今属黄石市河口）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五千年的宝下洞（今属浮屠镇上岩邢）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成人臼齿；可以上溯到旧、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明清的数十处古文化遗址，以及地表暴露和地下出土的上千件古代生产、生活器具，其中，和尚垴（今属白沙镇红星）遗址探明新石器中晚期至西周几个年代无缺环文化层积，大路铺遗址（今属白沙镇土库）探明包括东周、西周、商代至新石器晚期、中期的12个文化堆积。

据《兴国州志》所续历史沿革，富水流域在远古时处陶唐的荆扬之间：“唐尧因帝喾建九州，南为荆，东为扬，兴（国）在鄂渚（今鄂州梁子湖）、浔阳（今九江北小池一带）之间，为荆扬域”。五帝之一的唐尧（大约活动于公元前2408年-公元前2290年）为帝喾之子，因初封于陶，后徙于唐，历史上称之为“陶唐”。虞舜起，本域被明确记为古荆州属地：“虞舜”始立十二州，“其一荆州，兴（国）属荆（州）”；“禹定九州”后，“夏”“商”仍“属荆（州）”。西周至战国，本域属楚为主：“（周）武王封熊绎（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06年在位）子（爵位）于丹阳，为楚子爵”。熊绎为芈姓，鬻熊的曾孙，因曾祖事奉文王、祖父和父亲事奉武王有功，始封楚爵，立西周诸侯国于丹阳（今湖北西部），所辖之地易“荆”名“楚”，后称“荆楚”。“熊渠（西周第九任楚君，公元前886年-公元前877年在位）称王，得江汉民和，封其中子红为鄂王”，东周“鄂王城遗址”（今属大冶）就在梁子湖南岸；本域“春秋”时所属的“夏汭（汉水长江汇合处）”，位置相当于后来的“江夏”。到了上古时期，“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本域“属南郡（治所江陵）”；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南郡，始于本域置下雉县。

此起，富水流域的建置沿革延续了2200多年。它是西汉初年开设的“下雉”县（隶江夏郡），是推行郡县制、继鄂县之后，与江北蕲春一同，在古荆楚的江南建立最早的古县。它是三国时分设的古县“下雉”和“阳新”（均隶武昌郡），是东吴在两汉下雉屯守基地上继续垦植新田，令富水沿岸“公私（田地）裂溉，咸成沃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两座“奉邑”。它是隋初“合三（四）而一”的大县“富川”，未久又更名“永兴”（先后隶江夏郡、鄂州），《新唐书》说，“永兴有铜有铁”（《地理》），“永兴壮县，馈餫（饷粮输送）所仰，得永兴（等于）得鄂（州）之半”（《杜洪传》）。它是南唐北宋分出永兴、通山、大冶，开始“一军管三县”的“兴国”军（先后隶江南西道、江南路、江南西路），是元朝“兴国”路（先后隶江西、湖广）的总管府，是明朝仍管三县和清朝不管通山、大冶的“兴国”州（先后隶湖广、湖北武昌府）。

正因为历史悠久，富水流域的人文底蕴才显得厚重。只不过，由于历史尘封过久，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往事，有的有传说般的神奇，有的又有谜一样的神秘。

先秦时期，它有富水沿岸多处“蛮王寨”旧址的方志记载及古人描述，这些，或可印证这一带曾是可考先民“三苗”部落大迁徙过程中的蛰居地之一，印证“匡庐奠九江，苗裔遍南服，横江蔽原野，内外实一族”（[宋]张耒《道士矶》）一类古人记忆，印证长期对抗黄河部落的“三苗国”曾因“负险自固”迁都湖北“兴国”（万建中《江西境内三苗氏史迹考述》）一类历史研究；它有石艮山、牛市岭、羊肠山、下雾岭、紫荆山等多处鄂赣边地“吴楚要冲”，阖闾山、子胥城、子胥营、戎湖、将军林等境内多处春秋地名的方志记载，有不少相关吴楚争霸时“亘（整块的）牙板胸”的伍子胥从“混关富池”到“屯戍戎湖”的传说民谣，这些，或可印证富水流域很早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印证这里战国时便有了“吴头楚尾”一说（此提法较早见于南宋《舆地纪胜》）。

再有，就是猪婆岭、岳家岭、和尚垴、大路铺等多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其中大路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由于对确立鄂东南及相邻地区（赣北、皖西南）历史文化发展序列标杆价值重大，在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报告中被拟名“大路铺文化”；这些遗址发掘所发现的大量有关青铜采冶的地下实物资料，尤其是富池港下古矿冶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佐证先秦三大铜冶中心的最大基地——荆楚南地“铜绿山·港下·铜岭”红铜生产走廊及其握有先进采冶技术的真实存在，可以助推富水流域在青铜时代即已经成为万方瞩目、图强必争的战略物资要地的历史研究。而且，通过石铲、石斧、石锛、陶拍、陶网坠、陶饼垫和鬲、豆、甗、鼎类先秦生产生活器具祭具的大量出土，通过青铜铙、铜钱牌、六孔陶埙（乐器）、鸡形陶塑（祀具）类珍稀文物的陆续发现，通过等级较高的半壁山小泡儿山战国楚墓、星潭界头源战国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也为管窥先秦时期富水流域的开发开化进程及其社会初始形态、文明程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线索，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

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先秦是“阳新话”所属现代汉语赣方言系列——上古汉语语言系统江右“楚音”的初成期。“阳新话”因为保留有上古汉语声母的全部子音、零声母及古韵母的发音差异，保留着中古“四声”声调及绝大多数“入声”字的古读，保留了受“入声”影响形成的最为罕见最为普遍的“小称音变”，被视为上古语音“活化石”，极有方言研究价值。

秦汉魏晋，它有两座最早的古城旧址，一是有613年历史的“下雉”（后称南城、南塍，今属枫林镇），一是有1740年历史的“阳新”（后称阳辛镇，1960年没入富水水库）。围绕两汉“下雉”，有富池的甘宁墓和吴王庙，有双港的吕蒙庙，有犀湖边的钟成观和东春湖边的灵仙观；围绕三国“阳新”，有洞壁勒满古人诗文的凤栖洞，有“楷书鼻祖”钟繇留下的钟山墨池，有魏文帝曹丕《列异传》所记大桥铺“望夫石”；在北乡，有《舆地纪胜》记为“（东周）卞和得璞处”的荆山（今称筠山）玉印洞，有先“祀孙策”后“祀孙权”的大王殿，有为赈灾染疫殁的孙登“瘗玉（埋玉，祭山之礼）”的太子庙，及本域存录最早的庙宇——东晋兴旷寺等不少古迹遗址。

可以溯源至汉魏的民间文艺，有收于汉乐府挽歌类的古楚民歌——挖山单鼓《薤上露》，有记于《水经注》的富水“女鸟”传说，更有甘宁斩马、富池神鸦护主、孙坚网湖救命墩、四气周瑜半壁山、关公磨刀雨一类正史异说的三国故事奇葩。

这个时期最为耀眼的闪光点，是影响久远且深入人心的两个人物——甘宁、孟嘉。东吴名将甘宁，曾因功封西陵太守，领下雉、阳新，屯守并卒葬富池，身后被奉为“吴王”，香火代传，直到如今的“三月三”菩萨节，其由人到神的跨越是在富池一带完成的。做过东晋长史及永和年间阳新县令的孟嘉，是孟宗的曾孙。有“哭竹求笋，侍汤疗母”故事列《二十四孝》的孟宗，任东吴司空时管过阳新开建，后落户城东，卒葬阳新。孟嘉的“龙山落帽”，

曾被传为魏晋一代名士风采，被演为“授衣之节，落帽之辰”（[唐]韩鄂）“落帽是九日典”（[清]纪晓岚）之类重九话题和诗词题材，而为孟浩然、李白、元稹、辛弃疾等代咏不衰。孟嘉弟弟孟陋是东晋隐士、学者，撰有《论语注》《老子注》《庄子注》30卷，《晋书》有传。魏晋时代，孟家不仅是富水上中游一士族大户，也属于典型的“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望族门第，由于少时丧父，兄弟约好，孟嘉外出谋生，孟陋留家奉母。孟陋为母守孝，曾有十年“不饮酒食肉”。孟嘉又是东晋开朝元勋陶侃的女婿，是陶侃曾孙陶渊明的外祖父。陶渊明少时经常随母寄住孟家堰，颇得孟嘉遗风，曾为外祖父写过传略。

隋唐宋元，是富水流域中心治所的形成时期。随着小县合大县（后升军、州）的需要，这一带的行政中心几经变迁，终于在唐末宋初的富水下游北岸落定，它就是现今有1000多年中心治所历史的阳新县城。隋初一度将本域所合之县冠名“富川”。“富川”，可以看作是隋人对富水沿河的总体印象。仍然处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历史时期长江中游襟带的富水流域，隋唐时即以富庶“壮县”声名遐迩，而且还是初唐重臣“虞永兴（世南）”的俸邑。经过西汉以来宽乡屯垦等开发开化，隋唐“永兴”——宋元“兴国”，已是本域继两汉“下雉”和魏晋“阳新”而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已经开始显现其以“富河经济”为中心的区势特点、变迁规律与发展趋向。史志载，这一时期的富水流域，正因为有铜铁等“大兴炉冶”，才有朝廷的永兴盐铁院（设青山场）的设置；正因为有“长乐堰”（所在地后称长乐源，犀牛山北）类陂堰大兴，才使当年的富水沿岸成了江南一季中稻（本域主要农作模式）主产区、产茶大区及贡茶产区，成了苎麻、蚕桑种养及贡纻、税缣加工的重要基地；正因为有山场丰裕的通羊镇、矿产富足的青山场，才有通山、大冶二县的分出。

唐宋也是富水流域最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时期，特别是那些受过盛唐文化影响的社会变化，令人瞩目。

一是民间崇信和庙宇的滥觞，开创了本土宗教。本地佛教发祥地、今称“千年禅林”的七峰寺，即由青海百衲祖师挂锡于中唐贞元年间；而本地道教发祥地、开颜山道派天地的颜真观，则由被尊为中国道教史上“天心派重要传人”、东南及西蜀“混元派创始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的雷时中（大冶金牛人）创立于南宋祥兴年间。

二是儒学的奠基和理学的熏陶，造就了进士为主的灿若星辰的俊彦群体。兴国军学（后称“儒学”“文庙”）奉诏始建于北宋庆历初年。两宋时期，这里的理学思想传播及学术研究也很活跃，除了陆九龄曾任兴国军学教授，传有不少理学名士曾来龙图书院、晦庵书院讲学，兴国知军冯去疾还于沧浪亭刊刻过朱子《四书集注》——著名的科举教材“兴国定本”。州志说，兴国进士“至宋有七十二人，（科举）抑何盛也”（州志据历朝进士榜录有宋至清本籍进士146名，约占全国进士的1.5‰；仅两宋，兴国军进士就占到所属江西道进士的1.3％）。而且，宋代这72名进士共出自吴、李、郭、周、刘、赵、王、沈、桂、冯等21姓，进士家庭家族不在少数。譬如，吴姓十二进士出过以大理寺丞出任杨州知事、后迁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的吴鹗；出过工部尚书吴几复、光禄大夫吴嗣复兄弟（同榜进士），几复堂弟——仁宗赐书“铁御史”、后任永兴知军的吴中复，中复子——御史吴立礼和通判吴秉礼，嗣复子——辰州知州吴审礼，秉礼子——九江吴埙；出过武宁县令、荆南府知事吴彥夔，彥夔孙——柳州落荣县令吴由己。桂姓八进士出过柳州知州桂如篪，如篪弟——以直学士领四川制置使改安抚使的桂如渊，桂如震；大理寺少卿、封永兴县开国男（爵位）的桂如琥；如篪子——桂谠，如震子——桂諃、桂评、桂谟。又如监察御史沈继祖，继祖兄——沈荣祖；国子正、枢密院编修王质，王质曾孙——王宗旦。此外，还有中书舍人、签书院事萧惟玉，翰林院编修成镗，绍熙庚戌榜探花焦抑，等等。

三是兴国军也有过诗文大家。如本籍朱子门人吴必大曾参与朱子全书《仪礼经传通解》

祭礼部分编订，并出有朱子语录集《师诲》；本籍诗人、隐号“北湖居士”的吴则礼著有《北湖集》，后被收入南宋《书录解题》和清代《四库全书》；本籍文豪、南宋文学家经学家王质，其“废序言诗”“自成一家”的诗经研究《诗总闻》，已经达到代表宋代经学最高成就的学术高度。

州志《祀典》载，本地乡贤祠旧时祀奉者，除了东晋孟嘉，南唐吴举，还有宋朝的吴中复、吴几复、吴审礼、吴立礼、吴择仁、李翔、盛子充、王质、王希圣、吴必大，元朝的梁廷凤、马镛；入祀兴国名宦祠的宋元官员，则有谢涛、王琪、杨绘、李宜、周紫芝、张采、叶模、沈坦、赵彦倓、虞旗孙、冯去疾、赵逢龙、李寿朋、陆九龄、江介、汪澈、郭彖、朱京，有陈天祥、翟居德、龙卜花、秦文郁，他们在本地大都留有政声、口碑。

州志《秩官列传》有记，唐至宋元有不少名人、朝官来过永兴县兴国军出任地方官。如韩愈父亲、天宝间兼管永兴的武昌令韩仲卿；密州进士、宋初重臣、官至户部副使的兴国知军王子舆，诗人梅尧臣的岳父、苏州进士、被宋真宗召见的兴国知军谢涛，祥符末以进士升用兴国军司理参军、官至兵部员外郎的王丝，进士出身、庆历中以中书出知兴国军的王琪，绵竹进士、元丰间起知兴国军、官至御史中丞的杨绘，开封进士、北宋功臣、曾因事削职兴国知军的龙图阁学士孙路，永丰进士、因“瑶华秘狱”出知兴国军、官至御史大夫的董敦逸；南宋初知兴国军事、抗金南侵“捍难保门有即墨平原之功”（王质《兴国太守题名记》）的李宜，温州进士、因破例放赈降职兴国知军、旋迁起居舍人的薛徽言，进士出身、曾使川陕、因不悦秦桧主和而外放兴国知军的陈最，南宋诗人、宣城进士、以宣教右侍郎中外放兴国知军、官至枢密院编修的周紫芝,词人张纲之孙、金坛进士、官至签书枢密院事的兴国知军张釜，著名缙云词人叶梦得三子、官至秘书阁修撰的兴国知军叶模，志怪小说《睽车志》作者、淳熙间以朝散郎出知兴国军的郭彖，皇室族裔、开禧初因连坐欠缴而降任兴国知军的赵彦倓，名相虞允文三子、嘉定间以大理丞出知兴国军的虞旗孙，鄞县进士、先知兴国军后提举湖广福建常平的赵逢龙；宋末任兴国知军、元初先为广东宣抚使后为湖南道宣慰使的赵淇，天祥间擢知兴国军、后拜中书右丞的陈天祥，等等。

本地有些老姓的落业祖可以追溯到唐宋年代。如唐玄宗时远隐避居永兴朝阳的朝官罗汉合，昭宗时避居朝阳的唐将刘巨容，东源骆家寨泗洲寺还传为初唐四杰骆宾王的“隐居之地”；还有龙纪年间落户的永兴县令吴良材，北宋末占籍永兴的兴国知军刘蒙之，南宋庆元间因缺回乡盘缠、寄籍富池的兴国知军沈坦，元代延祐乙卯进士、后寄籍城西（今荻田）的兴国通判邢以忠。

宋元时期的兴国，已有沧浪亭、银山寺、富池神祠和卷雪楼等景胜，留下不少本籍或宦游文人的名篇。其中抒写永兴、兴国存诗较多的，如北宋著名诗人张耒，南宋诗人兴国知军周紫芝、九江榷茶官员董嗣杲，高宗亲点的丁丑状元王十朋，曾携琴访富川的琼山道长白玉蟾，还有留下两拜富池昭勇祠札记的诗人陆游，留下“梅山”墨迹于沙村山壁的名相范纯仁。宦游影响最为久远的要算苏轼的兴国游及其留下的众多诗篇与传说，当时的兴国就已建起东坡先生祠堂和怀坡阁；后来又传有“怀坡桥”（今县城东门下）“坡山”（原枫林碧云山，因东坡登览而易名）“百叠山”（原枫林八脚山，因东坡即景诗句“溪上青山三百叠”而易名）一类地名，以及银山上的苏轼“铁壁”手书摹崖。再就是宋后深得兴国敬重的“叠山先生”——江西爱国诗人谢枋得留下的佳话。“叠山”之号，正是景定年间谢枋得因言获罪、谪居兴国军时，寄意东坡诗句所得；宋后兴国立有“叠山书院”，城东富河北岸的“谢公墩”“叠山祠”一直沿呼至今。

嘉靖《兴国州志》说：“兴国为郡，环抱皆水”。明清的兴国州城，已是名符其实的包砖之“城”了，并且按照府城规制建齐大小八个城门，东门外的月城河沿还筑有富川门。州城已形成以五马坊为转折点的曲尺形主街及30条街巷，营就“一儒学，二衙阁，三城隍，

四东岳”四大古建群。城东横泊洲头也于嘉庆年间矗起文峰塔。宋后以城阁景观为主、兼及城郊风物的“兴国八景”已经凑齐。清代记有州境面积3780平方公里，光绪七年编籍14.78万户，96.35万人。农作以生产水稻、红薯、苎麻、棉花、茶叶为主。矿产以铁锰、煤炭为主，清末的兴国炭山湾煤矿已跻身国内25家创办资金超20万元的商办矿井前列。传统手工业以铁银、竹木、泥瓦加工为主，广有土布纺织，又兴起造纸。州城商业也已形成十三行。

众多明清遗存中，除了成片具有鄂南赣北风格的古民居古村落，最富沧桑感的是半壁山古战场。富池半壁山位于汉口-九江间江边，紧扼鄂东南长江咽喉水道，清朝总兵丁泗滨所题“东南半壁”、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所题“铁锁沉江”、长江水师统领杨岳斌所题“楚江锁钥”三处摩崖至今历历在目，包括埋葬太平军阵亡将士的盛家湾千人冢，都在见证着咸丰年间成千上万西征太平军在这里与清兵浴血险隘的壮烈。半壁山后来又成为抗日战争前期武汉保卫战的外围要塞。

明清是境内科举最盛的最后年代。州学之外，已经有了集中讲学研学的叠山书院、富川书院，而且是倡导理学（叠山书院）与倡导汉学（富川书院）的两大对立学派争鸣于同一州城。在叠山书院兼任山长、主讲24年的本籍布衣宿学万斛泉，早年曾任汉阳崇正书院、湖北勺庭书院、上海龙门书院主讲和苏州紫阳书院校理。此间五百多年，州内生员（秀才）难以计数，方志有记的文武举人460名，各类贡生660名，进士80余名，其中74人进入了州志名贤、宦绩、文学、武功等类列传。值得一提的是咸丰二年的兴国州，曾有300多人参加太平天国武昌科试及第，永章里的刘继盛还中了状元。

明清有过功名的读书人，较有名声的，如同为永乐丙戌进士同为御史的赵贵和、秦荣祖；做过监察御史、官至河南布政使的成化己丑进士徐镛，出使过交趾（今越南）、官至四川布政使的弘治庚戌进士徐钰，徐钰同科进士、做过知府的徐钺三兄弟；做过南京巡按、河南道御史的弘治癸丑进士郭浃；官至太仆寺丞的弘治丙辰进士刘珂，刘珂侄儿——官至太仆寺卿的进士刘守绪、官至刑部员外郎的进士刘守愚，刘珂侄孙——官至兵部武库司郎中的进士刘师颖，刘珂曾孙——官至浙江巡抚的进士刘之待；官至广东参政的弘治壬戌进士钟湘，官至工部侍郎的嘉靖甲辰进士徐纲，官至云南布政使左参议的隆庆辛未进士郑宗学；官至广东按察使的万历戊戌进士曹志遇，志遇子——官至谏议大夫的进士曹景参；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巡抚的万历癸丑进士潘师道，官至户部郎中的崇祯戊辰进士梁招孟，官至福建布政司右参议的崇祯甲戌进士冯之图，官至户部尚书的崇祯癸未进士刘世斗；主盐政时为鄂人解除食用脚盐之苦的中宪大夫、家乡传为“好口才”人物的顺治壬辰进士卢高；曾任户部主事的顺治乙未进士张翰扬，翰扬同科进士——知县吴景祉，景祉子——御史、曾任典试陕西大主考并获康熙赐诗的进士吴甫生；官至知府的乾隆辛巳进士石玖光，玖光孙——累官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的进士石时榘；江云和县民为立生祠、去思碑的嘉庆辛酉恩科进士陈治策，巡抚林则徐赞为“关中良吏第一”的商州知府、道光丙戌进士李炜，翰林院编修、曾弹劾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铁御史”、官至户科掌印给事中的道光丙戌进士陈光亨；历官知州、知县的同治壬戌进士石会昌，历官知州、道尹的同治甲戊进士刘凤纶，历官刑部主事的光绪丙戌进士熊冠斗等。清代还出了6位武进士，包括御前侍卫累迁古州镇总兵、终官台湾北路协副将、受封怀远将军的乾隆丁巳武进士蔡卜年，御前侍卫、获赏“悫勇巴图鲁”（满语“勇士”音译）称号、受封振威将军的道光己丑武榜眼秦定三。另外，还有“英雄不怕出身低”“不动干戈收伊犁”，特授新疆按察史、布政使、兵备道，诰封光禄大夫的李蘅石；名标顺天乡试副榜、历官河南道浙江道监察御史、著名的甲午战争主战派官员易俊，等等。

本籍明清文人传世诗文也多，州志《艺文志》搜集有主要书目及文录、诗录。县志依据州志各类列传增列的《历代本籍人著作书目表》，就有明清94人的著作177部。这些经学、文史、诗词类结集，可以大致反映出两朝诗文创作、学术研究氛围的浓厚，文坛气氛的活跃。此间，嘉庆丁丑进士、武英殿纂修总官、国史馆纂修潘观藻还参与过仁宗圣训的编纂，翰林

院编修陈光亨主持了同治年间36卷《兴国州志》的大增修，湖北理学名儒万斛泉也于同治间完成了“理学真儒”张履祥54卷文集的整编和上海《朱子大全集》的刊校。艺文方面较有名气的，如咸丰辛亥举人、内阁中书、官至府同知的军旅诗人方瀛，同治乙丑进士、翰林院编修、因照顾亲老外补南康（今南昌）知府的浅绛瓷画名人王凤池，以及清末民间传有《二如阁诗抄》的尧治女诗人费墨娟，以自创“破烂画”而名的州城“小轩居士”余晴川等。最负文名的，当属被中国文学史列入扫除晚明“台阁”文风、再推文学复古的“后七子”殿军吴国伦。

清代，还是本地戏曲——汉戏“兴国州路子”和南北河采茶戏的成形期。当其时，汉戏围鼓“春堂”风靡城镇，“日演汉戏，夜唱采茶”的是四乡草台。“兴国州路子”到清末，出了被汉口梨园尊为“一代宗师”的二净台柱朱洪寿；而经过艺术创新的“阳新采茶戏”，后来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州志所载明清乡贤，有刘英、马涛、成务、俞彧、刘谅、徐镛、刘珂、钟湘、刘守绪、徐纲、刘寿峤、吴国伦、刘师颖、华存礼、曹志遇、徐汝化、刘文定、石炬、潘师道、冯之图，方师诲、石玖光、陈治策；所载明清名宦，有樊继、鲍旭、吴绅、胡瀛、唐珉、李东、杨祜、吴希贤、唐汝礼、杨士元、万廷谦、余枢、崔元登、姚文明、林爱民、海瑞、马扬、杨明英、翟萱、何应奎、张尧臣、王乔栋、洪天擢，王俟、张辉祖、高梦龙、黄澄、椿龄、曾成、李呈祥。

州志列传也记下不少在兴国留有“念切民瘼”“勤于抚字”“除弊锄恶”“劝学兴教”之类口碑的明清地方官。譬如修城筑路方面，有明初奉檄始建土城的兴国知府刘英（本籍人），正德间更筑土城的兴国知州唐珉，万历间“易土以石”修砌城墙的知州杨士元，增修谯楼的知州万廷谦，康熙间和嘉庆间两修沧浪亭的知州高梦龙、椿龄，乾隆间整修街衢的知州靳树椿；有弘治间和顺治间主持儒学两次大规模修建的知州胡瀛、驻州武昌兵备道分巡李五鹿，以及康熙间筹修学舍文庙的知州王俟、高梦龙；有正德间倡建州城叠山祠的知州吴希贤，万历间初建祠旁书院的知州杨士元，以及康熙间重建叠山书院的知州黄澄，乾隆间倡建富川书院的知州靳树椿；有永乐间和正统间因整修堤桥在城西留下“樊公堤”“鲍公桥”的知州樊继、鲍旭，嘉庆间因筑堤捍水在沫口留下“椿公堤”的知州椿龄，以及明代因开通山路在兴国瑞昌边界留下“夏雾岭”路碑的肇陈缉捕同知夏之彦。又如抚民宽政方面，有隆庆万历间完成履亩丈田的知州唐汝礼、杨士元；有康熙间推行“丁随粮派”——贫富均徭的知州黄澄，教农引水过山并代输茶税的知州高梦龙，为贫民死葬买下城北义山湄峰岩的知州王俟；有嘉靖南巡时因廪献薄或不忍夫役连捕而被处死的州吏目翟萱、何应奎。履职兴国州的明清官员，有些后来得以升迁，如清初知州何鸣銮，因为应急兵饷有功，擢升本省巡抚；也有不少左迁来州的，较为有名的，是嘉靖年间因待慢严嵩党羽——都御史鄢懋卿行部而坐谪兴国州判的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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