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FDI互动机制分析

制度环境与FDI互动机制及路径分析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初步框架

摘要：在宏观上制度环境既可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关键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取决于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政治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市场的结构与效率等四个方面。FDI与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不是单向作用，而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中西部地区唯有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寻找突破点，打破被锁定的路径，吸引FDI，然后以FDI带动制度变迁，进而提升制度环境整体水平，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制度、制度环境、外国直接投资

一、制度、制度环境与FDI的作用机制

在一个信息完全的社会里是不需要制度的。然而在信息不完全时，合作方案将会失败，除非创造出一种制度为人们监察背离行为提供充分信息。一种制度要保证合作须有两部分：第一、形成一种必要的交流机制形式，以提供知道什么时候进行惩罚的必要信息；第二、由于惩罚常常是一种公共物品，在此共同成员能获取利益而成本却由少数人承担，因此制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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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提供一种激励，使这些人在这样做时，进行惩罚。应该强调的是，这样就必须要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以诱致可信的承诺，将能确保一个复杂的制度框架，在此正规规则、非正规

规则以及实施一起使低成本的交易成为可能。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捕捉有利可图的机会，它将由现有约束的集合来确定。科斯认为任何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活动，会发生交易成本、合同和合作成本，而企业的内部组织则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的生产联系方式。FDI的产生机理正在于此。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企业保持对专有知识资产的控制，据此形成对外直接投资是由知识产品的市场机制失效所造成的。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利用知识产权知识，并保持其特有知识的优势，就必须利用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厂商在国内扩张的边际收益下降，与竞争者的摩擦加剧，交易成本增加，于是便产生了向外市场扩张的趋向。内部化交易方式可以使国际经营的交易成本降低，这诱使具有某种特有优势的厂商或者说是潜在的跨国企业作出对外投资的决策，形成跨国企业。

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结构，加上所用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制度怎样解决合作与生产的问题，是由行动者的动机（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性及行动者辨识和制度环境来决定的。制度，既有有效的也有无效的。有一些制度提高了交易成本——如限制进入的规则、进行无用的检查或使产权更不稳定。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各地的制度是由一个降低成本的部分与提高成本的两方面组成的混合物。因此，在宏观上制度环境既可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关键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制度环境对FDI的作用是通过下列四个方面来实施的，制度环境的有效性也取决于这四个方面。

第一是正规规则方面。在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环境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公民意识所规范的。法律上的某些变化将会影响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

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在决策各方的初始谈判力量给定的条件下，规则的功能在于促进政治的和经济的交换，现存的权利结构（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确定了游戏者现存的财富的最大化机会、它们可通过形成经济或政治的交换来实现。在发达国家正是有效的法律体系影响私人报酬的结构，法律体系包括非常明确的法律团体以及代理人，如律师、仲裁者、调停人。人们相信，影响一个案件结果的是法律上的依据，而不是个人的因素。相比之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实施是不确定的，私人报酬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因为在有关将来的不确定性或由于代理而使合约很难实施的条件下，由合约双方建立的合约的成本将增加，产生不必要的租耗。为了使政治市场接近于适合有效市场交换的零交易费用模型，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使总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应以一个十分低的交易费用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以使双方认为联合是值得的。在具体操作上，正规规则可以用信用与法律体系的绩效来衡量。 第二是非正规规则方面。非正规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正式规则只占整个约束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是非受正式规则约束的。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以及居民文化素质等等。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具体的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非正规规则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补偿、修正或延拓正规规则。因此，非正规规则或它们的实施的变迁会导致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构成一个稳定选择理论逻辑的是正规规则与非正规制约及实施方面的总和。不过，一种制度制约的变迁会改变交易成本，并引发演化新的习俗和准则以有效的解决将要出现的新问题的努力。一种新的非正规均衡将在正规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非正规规则对FDI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制度结构的影响产生的。有些有效的传统（如勤劳、诚实、正直）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为复杂的生产交换提供可能。而这些传统往往又为支撑这些态度的意识形态所进一步巩固下来。行动者的主观观念不仅仅是由文化派生的，而且经受了实践的不断修正，而实践又是由现存的（由文化决定的）精神构想过滤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习惯和价值观一样，都属于非正式规则。一种努力工作并渴望创新的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这种非正式规则将使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或个人从中得到好处。制度矩阵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它们总起来对FDI在投资国的收益产生作

用。在此，我们以地方文化及居民行为特点来衡量非正规规则方面。

第三是政治市场的效率。政治市场无可争议的与经济绩效有着内在联系。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政府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各种无所不在的管制，也是影响FDI收益和成本的关键问题。政治市场的效率也是影响FDI收益的重要因素。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且政治行为者有准确的模型来指导他们，其结果就是有效的产权，将会降低政治市场高昂的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就能激励FDI在投资国的产生更有效率的增长。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我们以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指标来衡量政治市场的效率。 第四是当前经济市场的结构与效率。地区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规模的变化能够改变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费用：搜集信息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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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与者的成本并不随交易的量而同比例增长。因此，对于一个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进入的交易成本也较低，并且能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不完全的市场将导致高昂的交易费用，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巨大的排异作用。当前经济市场结构与制度结构之间究竟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肘——即是否存在适应性效率，这对交易费用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制度结构在社会与经济将促进探索、实验与创新的程度上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就是适应性效率。在不同制度结构影响下的不同经济结构将对外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产生不同的激励。在

一个市场经济完善、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一定比在其他地区更高。我们分别以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衡量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结构与效率。

二、制度环境与FDI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由制度环境对FDI作用的四个方面，我们认为制度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应有市场化进程、信用与法律体系、政府职能转变、对外开放程度和地方文化及居民行为特点等五个方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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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按照制度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我们对2004年全国30个省市区（西藏自治区除外）在制度环境的五大方面的得分进行了测量，按照制度环境计算公式的出了各省制度环境总体得分，并列出了相应的FDI值，见表1：

表1： 各地区制度环境总体得分和排序 地区 广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福建 天津 山东 河北 辽宁 湖北 海南 重庆 湖南 广西 吉林 总体得分 排序 市场化信用与法政府职能对外开放地方文化及居FDI规模 程度 律体系 转变 程度 民行为特点 7.72 7.12 7.09 6.59 5.87 5.71 5.70 5.68 5.22 5.15 0 4.76 1 4.62 2 4.61 3 4.48 4 4.36 5 4.32 1111111 8.57 2 8.17 3 8.74 4 5 6 7 8 9 17.00 5.29 7.77 6.71 7.63 7.34 6.10 5.69 5.20 6.36 5.69 5.83 5.66.50 8.45 8.66 4.93 3.52 5.55 5.47 5.35 4.25 3.89 3.54 3.40 3.32 3.26 3.93 2.82 8.62 10.00 8.92 8.72 9.30 7.38 4.44 4.70 8.25 8.23 8.69 8.17 8.12 9.09 7.60 7.20 8.28 4.02 1.99 5.76 7.90 4.82 5.51 1.93 0.63 2.59 3.06 3.80 0.66 2.55 1.06 0.95 2.98 2.04 2.55 6.47 8.45 2.14 4.50 1.45 2.56 3.52 1.99 1.65 0.95 1.47 1.00 2.42 10.00 5.69 1.43 2.80 1.49 3.04 1.03 2.63 0.60 1.81 0.83 0.38 0.21 0.60 0.46 0.29 6 四川 江西 河南 安徽 黑龙江 陕西 云南 甘肃 山西 宁夏 贵州 新疆 内蒙 青海 4.21 7 4.07 8 4.07 9 4.03 0 3.55 1 3.47 2 3.45 3 3.32 4 3.17 5 3.08 6 2.72 7 2.63 8 2.62 9 1.47 0 322222222221119 5.96 4.98 5.61 6.71 4.83 5.05 5.12 4.51 4.74 4.12 3.83 2.49 4.59 2.25 3.79 2.78 4.05 3.74 2.21 2.31 2.45 2.37 3.09 3.65 1.61 2.80 1.47 1.05 7.04 7.50 4.99 3.80 6.74 5.11 6.39 6.94 3.55 3.51 6.30 5.75 2.33 1.92 0.43 2.58 1.55 0.50 0.40 0.92 0.36 0.18 0.60 0.50 0.10 0.38 0.43 0.01 0.55 1.23 1.10 1.06 2.40 2.25 0.34 0.79 1.20 1.28 0.20 1.38 2.32 1.29 0.38 0.20 0.50 0.28 0.26 0.25 0.11 0.05 0.20 0.01 0.02 0.01 0.09 0.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设：FDI=a0+a1SCH+a2XYFL+a3ZFZN+a4DWKF+a5DFWH 回归后得到的估计方程为：

FDI=-1.26+0.166SCH+0.230XYFL+0.001ZFZN+0.425DWKF+0.167DFWH (-1.287) (0.648) (1.008) (0.012) (5.294)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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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75 F=25.89???????????????????（式1） 由于R值、F值比较小，而且拟合方程通不过T检验，表明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市场化程度和信用与法律体系之间、对外开放程度与地方文化及居民行为特点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相互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这些变量的变化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发展中相互作用的。因此通过简单的回归方法无法表明这些制度环境变量与FDI之间的确切关系。

要排除五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对我们分析制度环境与FDI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我

?1??(X??X?kI)X?y作为回归系数的估们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方法，用

计。以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联性，其中k是岭回归的参数，随着k值的不同，得到不同的

2

回归系数和R值。结合岭回归的系数变化，当k值为0.5时，岭迹图比较稳定。最后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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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5，估计出回归方程为式3-4：

FDI??1.236?0.123SCH?0.212XYFL?0.108ZFZN?0.426DWKF?0.103DFWH (2.289) (2.736) (1.987) (2.054) (2.377) (3.215) ???????????????????????????????????（式2）

式2说明，我们所选定的制度环境五个大项与FDI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相关关系中，对外开放程度对FDI的值影响最大；其次是信用与法律体系，与FDI的量也有很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市场化程度、政府职能转变和地方文化与居民行为特点三项对FDI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说明这几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它们对FDI的作用是相互推进、共同作用的，任何单纯的制度环境变量都无法对FDI产生根本的作用。

三、制度环境与FDI的互动路径

（一）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FDI的首要因素 追求利润是资本流动的原始动力。改革之初，东部地区也正是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位条件和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正逐步减弱，而市场化程度、信用法律体系、政府职能转变、对外开放程度和地方文化及居民素质等制度环境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作用日益突出。

究其原因，一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减少了政策上的倾斜，从而弱化了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区位条件的优势也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减弱。二是外商投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代中期以前，到我国大陆投资的多为香港、台湾等周边地区的小型企业，它们追求的是短期效益，要求低投入、高产出、快周转，从而把区位优势、政策优惠等发挥到极致。1990年代后期以后，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我国内地市场，并逐渐取代港台的中小型企业,成为外资的主流。由于这些跨公司追求的是远期利益，看重的是我国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潜在收益，因此，影响短期收益的优惠政策和区位环境等因素对FDI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而关系着市场经济效率高低的制度环境，则成为FDI进行区位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二）FDI对制度与制度环境的促进作用

FDI的大量进入，不仅有效缓解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本瓶颈和技术瓶颈，而且对我国的体制改革、市场机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制度变迁。由制度环境各个方面与FDI的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看出：

1、推动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从而推动制度变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戴维斯和诺斯曾指出：“如果(行动团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新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在我国，由于民营企业在制度创新中的收益显著高于其成本，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有效动力。FDI的进入将强化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迫使政府取消给予国有经济的种种优惠政策，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进而推动制度变迁。我们的回归分析证实了这一推论，市场化程度（非国有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与FDI的相关程度达0.845，市场化程度对FDI的贡献率为0.123。

2、推动地区信用与法律体系的完善。信用是一种价值观，根植于文化及历史传统。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和法律的基础之上的。FDI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则，要求不断的降低交易费用，FDI的进入从外部加强了信用体系的建设。从合约理论的角度来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法律提供了经济主体从事活动的框架。由表1可知，信用

与法律体系最好的是浙江、江苏和广东，而这三个地区也正是我国总体制度环境最好的地区，制度环境与信用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回归系数达到0.772，同时信用与法律体系对FDI的影响作用为21.2%。

3、迫使地方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将受到意识形态刚性、利益集团冲突、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非对称的市场信息等因素制约。只有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理性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强制性优势，才能够避免无效率因素的干扰，使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见，政府职能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各地普遍存在着诸如政企不分、地方保护等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成为制约我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FDI的大量进入将会对各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法律法规的完备性、政府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迫使地方政府加快转变职能，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对制度变迁产生积极的推动力。根据我们实证检验的结果，FDI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程度为0.368，政府职能对FDI的贡献程度为10.8%。

4、加快地区对外开放步伐。就FDI与制度环境回归方程而言，对外开放程度对FDI的作用程度高达0.426，是制度环境五大方面中对FDI影响最大的部分；同时两者的相关程度为0.639。伴随着FDI大量资金进入我国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经验、业务空间等，这些都将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当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FDI本身则通过带动地区外贸的发展而直接提升了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这对于改善地区的制度环境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5、促进地方文化和居民行为观念的转变。诺斯指出“即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约束中的一个小部门(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日常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无论是在家庭、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可见，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地方文化和居民行为特点、文化习俗等在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境外公司与当地企业合作交往的过程中，会使当地居民有更多机会接触外国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和风俗习惯，了解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标准，获得更多走出国门的机会，这些都会促使当地居民更快接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思想，从而推动当地制度环境向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的方向演进。

6、以技术进步促进制度变迁。拉坦曾指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新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可见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是一个互动过程，技术进步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力量。FDI的大量进入将带来大量的先进技术，迅速提高当地的技术水平，从而推动制度变迁。

（三）制度、制度环境与FDI的互动机制分析

制度总是依照一定的路径发展下去的，即存在路径依赖问题。正如诺斯所说：“当人们最初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得到优化；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所选择的错误路径所走下去，并造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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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事实上，这种现象已被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实际情况所验证。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凭借已有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有力扶持，吸引了大量FDI，在全国率先打破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单一所有制格局，促进了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个体、私营等各种非国有经济形式的发展，对于培养市场主体、提高市场化水平，促使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制度变迁的进程，使东部地区市场运行趋于有序和高效。而制度环境的完善强化了东部地区对FDI的吸引力，加强了FDI在区位选择上对东部地区的偏好，最终使东部地区形成了FDI和制度变迁相互推进、相互支

持的良性循环。这一点从我们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制度环境评价模型中可以看出，制度环境排名前四位的广东、江苏、浙江、上海无一不是沿海省市，同时其FDI规模也分别排名第1、2、9、4位。这些省市都是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FDI与制度环境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

改革开放之初，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区位条件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在吸引FDI上不具备竞争力，导致中西部地区FDI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FDI的落后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滞后则进一步恶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降低了中西部对FDI的吸引力，使中西部最终陷入制度僵化——制度环境落后——引资不力——经济发展缓慢——制度僵化的恶性循环。

注释：

[1] Milgrom，Paul，Dougla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1990）“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chant，Private Judges，and the Champagne Fairs”，Economics and Politics 2：1-23。

[2]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12-113. [3] 卢现祥，徐俊武.制度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3).46-53.

[4] 根据岭迹图确定k值难以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误差是最小的。因涉及较多的图表，

文中略去具体的分析过程。

[5]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98-99.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4； [3]戴维斯，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上海三联书店，1996； [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6；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本）[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6]卢现祥，徐俊武：制度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3）

作者简介：徐俊武（1978-），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硕士，湖北大学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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