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

国企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点及对策初探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以惩防体系建设为主线，深入推进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内部改革，加强过程监督，规范权力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国有企业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研究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剖析其原因，探讨遏制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对策，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腐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领域、行业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近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近几年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 犯罪成员呈现高端化趋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所谓高端化，是指高管（CEO）。从近年惩处的腐败案件看，有的是国有超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有的是全国被赋予“免检产品”荣誉称号的超大型企业的创始人，有的获得过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是改革开放开拓者和功臣。而且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索要回扣，金额都非常巨大且有节节攀升之势。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挥霍2亿元（旧币，约合现币2万元）就是新中国第一大案了。改革开放之初，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立案标准是三千元，后来一再加码，而今，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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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数百万、上千万也并不再惊人。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资金8250万元人民币。无独有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涉案的巨额受贿金额高达1.95亿，最大的一笔单笔受贿额即达1.6亿元。 （二） “窝案”量大突出。轻骑集团腐败窝案、云铜集团腐败窝案、古井集团腐败窝案……绍兴、重庆、福建等省市都连续爆发“地产窝案”，折射出了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案子发展的一个新动向——违纪违法呈现群体性、团伙性，给企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机。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一案多人、群体违纪违法的特征，团伙性案件明显增多，往往查处一案带出一片。

“窝案”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横向型的（块块的）；有的是纵向型的（条条的）；有的是纵向兼横向型的（条条和块块互相交叉）；有的是同类产品的行业群体型的（如往蛋白粉或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就成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有的是官商勾结型的（有的商人竟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人员事先勾结在竞标中抬高工程预算价格，预留行贿资金）；有的是在公安司法界寻求代理人的；也有的是家族式的（夫妇、子女、女婿、司机以及远房亲戚、朋友、关系户）。如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中，纵向的方面来说，涉及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农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部司长、副司长等多人，横向的方面来说，涉及到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至于本单位就更不用说了，有包括5名厅局级干部在内的44名干部。

（三）国企高管人员腐败隐蔽性强。主要特征就是打法纪“擦边球”，采取隐蔽、间接的手段，为自己、配偶、子女、亲友谋利，如以搞同业经营、投资入股关联企业、“相互帮忙”等方式获取不当利益，企图逃避法纪的制裁。因为他们直接控制资源，可以提前布臵很多防范措施，反监控执法能力很强。他们的资产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海外做手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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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剖析

（一） 思想防线的崩溃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主观原因。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英国评论家斯麦尔芬有句名言：“构成罪恶根源的东西并非金钱，而是对金钱的追求。”任何违纪违法行为首先是有其动机，然后才有违纪违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出现了混乱。主要原因是：少数企业领导人员放松个人世界观改造、放松道德修养，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反腐倡廉的教育还不够深入扎实，一些企业领导人员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还有差距。

（二）监督不到位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反腐败斗争的逐步深入，企业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还远远没有到位。监督不到位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目前国企高管对国有资产往往具有相当的支配权，而且往往集企业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于一身，这就使监督制约容易出现缺位或流于形式的现象，导致出现腐败机会。

（三）高度集权是国企发生腐败案件的原因之一。从被查处的国企高管落马案例中可以看出，“一把手”专断这种“集权管理”在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首先，治理结构中无纵向授权，事实上很多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国企负责人事实上均只是对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其次，虽然形式上，国企一般也设臵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监事会，并界定了各自的权利，但在执行层面上往往是四权合一。在实际运行中，在国有企业里，行政权力和党权是一体的，很多国企的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董事会、监事会都归他领导，这就决定了腐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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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务消费制度缺陷成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的温床。尽管一些企业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对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目前国有企业设计薪酬体系时，职务消费往往不列入其中，这一块收入弹性比较大、标准不细致、缺少透明度。在涉及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许多企业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吃的是“大锅饭”，用多少报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哪些可以开支，哪些不能开支，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是开支标准不确定，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而是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没有明确具体部门来规范、管理、操作和监督，从而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职务消费的漏洞，也容易导致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从中渔利。

三、对策思考

（一）加强“软力量”。“软力量”就是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要形成企业上下共识的制度、安排、习惯。企业经过廉政文化的教育后，经过实践不断培养，能够形成腐败就是耻辱的文化氛围。一旦这种文化建设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人能改变的。文化建设是个长效建设，这个建设的关键是要经过文化宣传、教育、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局面。

（二）继续推进“一把手”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国资委李荣融主任把央企“一把手”腐败，归因于“一把手”体制，指出，很多企业还是“一把手”体制，这是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有见地的。国企改革要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才能保障国企高管人员不腐败。现在一些企业老总之所以腐败，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上级委派。他们自认为上级给了尚方宝剑，就可以“代天巡狩”，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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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按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规范运作，企业发生腐败的机率就会降至最低，这是被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实践所证明了的、比较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要用法律规范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权力以及董事会的权力。如果用票决制选出董事长,高管就不敢腐败，因为员工会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要严格规范，保障票决制，防止独断专行。

（三）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国企虽有监督机制，对领导人员包括下属企业负责人的监督还不到位，有效监督的制度、方法、措施和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监督的灵敏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比如纪委书记是国企党组成员，接受国企党委书记的领导，与董事长同样拿企业的工资，成为企业的一员，决定了这种监督是同体监督，所以，国企内部的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着监督体制不顺、监督手段软弱等问题。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党和董事长必须要分离。党委书记由另一个人来做，给董事长多大权力，就应该给党委书记多大权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同级、有效监督。

（四）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行为。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一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目前条件下，应对国企领导人员在通信费用、交通工具费用、差旅费用、有关接待应酬费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职务消费的标准，应由企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和效益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来确定。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对象确定后，必须提交职代会或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才能付诸实施。二是要明确职务消费模式。以前那种企业领导人员花多少报多少的“据实报销型”模式存在较多的漏洞。根据目前形势，建议采取总量包干型模式。所谓总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消费项目，根据历年来的开支水平状况，测算出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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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或开支总量，据此包干给领导人员掌握，实行“总量包干、超支不补、余额下转”的办法。三是为了防止总量包干后，领导人员超标准、超范围以及将应由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范围内的开支，转移到下属单位开支等违规问题的发生，领导人员消费的凭据要留存并交财务部门核销，定期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

总之，搞好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在国有资产监管和企业改革发展大局中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强化权力制约结合起来，把加强企业管理同健全反腐倡廉机制结合起来，把提高企业科学发展能力同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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