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赵树理小说中的“旧人”形象对比

一、两种“旧人”

鲁迅是开创一代“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某种意义上，他对国民性的洞察和批判正是在对“旧人”即乡村中蒙昧的农民形象的刻画中得以显现。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鲁迅手握现代民主科学的灯盏走向了中国社会最晦暗混沌的地带――乡村，去烛照那一代代生生死死的农民，这正是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在特定文学形态、特定文学人物中的反映。相比鲁迅笔下的其他形象如知识分子，这些愚昧卑怯的“旧人”与倔强高傲的作家之间的对话和对照，碰撞出一种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对“旧人”的描写主要见于鲁迅的乡土题材小说，如《阿q正传》《祝福》《故乡》《孔乙己》《药》《风波》《明天》《长明灯》《离婚》等，作品刻画了众多富有生命力和代表性的“旧人”形象，如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七斤、爱姑等。这里的“旧人”还未具有马克思阶级论层面的意义，鲁迅也从未想到创造与之相对应的理想化的“新人”形象，他只是以一个伟大孤独者那颗悲凉的心，去体察在封建社会中蒙昧麻木的人们。

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致力描绘乡村最为成功的作家，二人笔下的“旧人”形象也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对照关系。赵树理小说中主要刻画了四类人物，首先是反面人物，多是地主恶霸，凶险狡诈，阻碍或者破坏革命群众的生活;第二类是正面人物，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能够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第三类是中间人物，也即“旧人”，他们思想传统守旧，是乡村社会老一辈人的真实写照;第四类是蜕变人物，主要是思想变质的年青一代。

最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便是其中的“旧人”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第一次塑造出一批活灵活现、富有个性特点的农民形象，比如“三仙姑”“二诸葛”“小腿疼”“吃不饱”“小飞蛾”等等。这些人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及处境和阿q、闰土、祥林嫂、柳妈、九斤老太相差无几，却呈现出全然不同的个性气质和美学特点。如果说鲁迅描写的是在漫长凝滞的黑暗中昏睡的“旧人”，那么赵树理则表现了他们在曙光乍现之际的生活情状;如果说鲁迅看到的是“旧人”的精神与未来、理想之间深刻的隔离，那么赵树理则表现了新旧思想激荡斗争之时二者渐趋融合的过程。 二、“旧人”塑造美学：寓言化与民俗化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擘，他在小说的数量和规模上虽然并不占优势，却以深远的思想和多元的形式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大力倡导写实主义的文学，但他在自己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上，早已超越了单一的写实主义，而是杂糅了多种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从而使他的小说呈现出多样的韵味和风格。他对乡村“旧人”的塑造，更是不同于以往简单的白描和侧面衬托，而是达到了某种寓言和象征的高度。 在《祝福》《孔乙己》《故乡》等小说中，尽管作者让自己侧身其内，试图利用旁观者视角构建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背景、现实的淡化和对一种强烈的印象的突现都是十分明显的。在这里，祥林嫂、孔乙己和闰土都不仅仅是绍兴鲁镇的某个人物，而更像是高度凝练的符号和寓言，他们身上承载着几千年来沉重的传统负重。比如祥林嫂就是被封建政权、族权、父权、神权压制的底层妇女的写照，孔乙己是科举制度下众多牺牲品中的一个，闰土则代表着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农民群像。

而这种寓言化书写最集中的代表作就是《阿q正传》，这篇小说历来被看作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然而我们却可以从那夸张变形的叙事风格中感受到“佯谬”“反讽”和“调侃”的意味。一个阿q形象怎么能具有如此集中、如此突出的特征和矛盾？大字不识一个的阿q怎么会想到“不能收其放心”“若敖氏之鬼馁”呢？因此，这篇小说更像是一个以现实为背景的寓言故事，卫庄只是故事搬演的布景，隐在幕后，阿q是一张面具或者一个演员。他叫阿q也好，阿quei也罢，都不重要，他的形象和性格更像是民族精神的提炼和隐喻，作者

只是通过解剖卫庄的一个流氓无产者来解剖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劣根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种将人物寓言化的写作手法，可以说是鲁迅的首创。这也许不是鲁迅的本意，然而鲁迅站在启蒙主义的高度，以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来表现“旧人”的形象。在现代文明的审视下，“旧人”形象中的丑陋一面便会不自觉的涌现出来，昭示着民族精神的陈旧、颓败和凋敝。这也造就了鲁迅小说总体风格上深沉低回的悲剧意味，当他清晰透彻地审视这古老文明的满目疮痍，品咂着人民的痛苦时，一种大彻大悟的悲凉感便油然而生。

不同于鲁迅寓言化的手法，赵树理将对“旧人”的刻画置于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换句话说，他将鲁迅在“旧人”身上发掘的民族劣根性的成分，视为一种民间土壤中自为自在自足的生存方式，从而在根本上化解了鲁迅和“旧人”在精神上的紧张关系。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旧人”是过着“辛苦麻木”的生活，那么赵树理笔下的“旧人”则是热情朴素，热爱生活;如果说鲁迅是以启蒙者的姿态俯身观看，那么赵树理则是以农民的身份平视。赵树理笔下的“旧人”，属于某种调和性的“中间人物”，他们无所谓好无所谓坏。在他看来，“旧人”身上的一些毛病虽然具有某种痼疾的意味，但更多的不过是农民在民间生活中朴素的小狡黠，是可以原谅、戏谑的“小坏”。在这个基础上，某些“旧人”所具有的乡村代代因袭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在赵树理小说中显现出的就不是丑陋，而是可爱而风趣的面貌。 比如《小二黑结婚》这篇宣传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的“问题小说”，作者不是从年轻人的恋爱悲剧谈起，而是用了大量篇幅去描绘两位“神仙”（“三仙姑”和“二诸葛”）的来历和逸闻趣事。“三仙姑”给人跳大神，“二诸葛”抬手动脚都要算算黄道黑道。这样的人物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被神秘化，夸大其“神异”功能，而在左翼新文学那里，这样的人物又无疑属于封建糟粕，是被批判的对象。而赵树理的开创性就在于他用农民式的幽默调和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看似不相融的价值观，将人物刻画风俗化，赋予“旧人”以文学生命力。 他笔下的“神仙”不仅会下神、掐算，还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三仙姑”是老来俏，爱与青年们调笑，“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二诸葛”给儿子娶下了八字相合的童养媳，“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看似旁枝斜出的描写挽救同时也深化了这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真正的文学性和阅读快感恰恰在此。可以想象，如果删去了“三仙姑”和“二诸葛”，这篇小说不过是一个干巴巴的乡村“才子佳人”故事，新的婚姻法宣传过后，就会从文学史上消失殆尽。其他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传家宝》中的李成娘，这些人物往往与“进步”“积极”等话语无关，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而相比于“新人”，恰恰是这样的“旧人”更具有质感和动感，让我们看到了太行地区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这种阅读快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似曾相识的历史场景，相比于概念化理想化的“新人”，“旧人”身上沉积着丰沛的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民族审美范式。在政治上，“旧人”是被扬弃的对象，而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些具有浓厚民族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这种喜剧式的“旧人”是对由鲁迅开创的新文学中悲剧式“旧人”形象的悖反，从而开创了一片崭新的美学领域。 三、主体间性：“旧人”的内在矛盾

鲁迅与赵树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下塑造了风格迥异的“旧人”形象，前者在铁屋子漫长的黑暗中痛苦的匍匐，后者则在曙光中高唱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两位作家都在人物身上倾注了极为复杂甚至完全相反的感情，细细体察作者与人物的关系、对人物的态度，便会发现看似毋庸置疑的主题下人物形象的内在矛盾。

创作农村题材小说的鲁迅，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偏执的思想家。一方面，他对乡村凝滞、死寂、落后的社会现状愤慨万分，深感改造乡村“旧人”精神的重要性，试图用手术刀去解

剖国人麻木腐朽的灵魂。这时的鲁迅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操持着启蒙话语、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面貌，他对“旧人”的态度是“怒其不争”的讽刺和批判。比如在《阿q正传》中，他用反讽、戏拟的手法写出了作为国人精神象征的阿q那盲目的自大自尊、可怕的自轻自贱、惊人的健忘以及自欺欺人式的“精神胜利法”;在《风波》中他描绘了一幅几千年不变的凝滞的乡村社会图景，以及一群愚昧得可笑的民众;在《离婚》中则用白描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七大人们炫耀屁塞、吸鼻烟打喷嚏，以及“擦着猪油”般“团头团脑”的滑稽形象。 而另一方面，在面对闰土这样的“旧人”时，他内心中那种对乡村、农民乃至全体底层中国人的同情和悲悯，便又使他那横眉冷对的战士形象变为俯首沉思的智者了。这时的鲁迅，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仁者，充满了“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精神。《故乡》中的迅哥儿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投射，他在描述童年小伙伴闰土凄惨的境况和麻木的精神状态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否定不是批判，而是童年一去不返的黯然神伤和因为家园凋敝油然而生的乡愁。在《祝福》中，虽不乏对封建思想压迫、残害妇女的揭露，其中对祥林嫂一生遭遇的描绘仍然是人道主义的，在祝福的爆竹声后，弥漫的是清醒者难言的哀伤。

作为秉持解放区创作方向的赵树理小说，内涵似乎应当是清晰和确定的：抨击旧社会旧人物，歌颂新时代新人物。然而，作为文学家的赵树理，其创作远比概念化理论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更加丰富和深厚。而他笔下“旧人”的暧昧面目也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早在1948年赵树理发表小说《邪不压正》时，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证，有些评论者认为他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写作，自此之后，“善于写落后的旧人物，而不善于写前进的新人物”似乎成了对赵树理的一个定论。而多年后，赵树理在谈到《三里湾》的创作时也说，“对旧人旧事了解的深，对新人新事了解的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免不了概念化”。我以为，赵树理这么说，某种意义上具有权宜和策略的性质，写“旧人”写得好并不仅仅是因为“了解”得深，根本上是作家内在的主体意识的隐秘投射。

赵树理是一个真正的农民文学家，他立足乡村，将民间自在的混沌的文化转化为农民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体系，他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是民间意识形态的成功。然而不期然地被确立为解放区的创作方向，这带给赵树理的不仅是一种肯定和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规约和束缚。赵树理所操持的民间话语与革命话语，民间故事原型自在的逻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码机制之间的纠缠和矛盾，使赵树理的创作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错位。

如果说鲁迅对笔下“旧人”的矛盾态度更多是来源于他自身的思想和心理因素，那么赵树理则因为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规约，而在小说中不自觉的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意图。主流话语要求将“旧人”塑造成落后、亟需改造的对象，而赵树理内心则对乡村社会传统“旧人”充满了同情和体谅。这种矛盾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变得十分隐秘和复杂，比如在《锻炼锻炼》中，作者塑造了乡村公社中的一场争执，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因为写大字报批评“小腿疼”和“吃不饱”，导致双方发生了冲突，而后他为了整治“小腿疼”和“吃不饱”等人偷棉花的行为，就和另外几个干部一起设计，诱使她们偷棉花当场被抓，回去之后再用“送法院”来威胁，终于将她们制服。赵树理似乎站在了新生力量杨小四的一方，但从作家创作的人物谱系来看，“小腿疼”“吃不饱”与“三仙姑”“二诸葛”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旧人”，有着农民的小狡黠和小农意识。这种意识与其说是属于阶级性的，不如说是属于人性的。因此，在这篇小说中，赵树理表面上是写干部在合作化过程中整治改造落后小农的故事，实际上包含着作者对“旧人”的隐性文化情感。

作为作家的鲁迅与赵树理是独立的文化主体，其内在性不是单质、统一的，而是多元、多层、多极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这就导致他们笔下的想象世界有时失去内在逻辑，变得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然而，这种内在性的多样化造成的文化意义的含混与模糊，恰恰是文学内涵的丰富和魅力之所在，也是作家作为人道主义者的伟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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