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16卷　第3期POPULATION&DEVELOPMENT　Vol.16　No.3　2010

人口思想

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穆光宗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要:在人口思想史上,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是无法绕过去的里程碑人物和文献,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马尔萨斯的重要思想贡献是注意到了生活资料供应对于人口增长和生存的制约性,并且看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光明空间。马寅初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他提出国家理应有干预生育之权,所论的是“制度性抑制”。到了崇尚人权、自由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就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家庭享有生育自主之权,政府则有生育保障之责。中国不是不需要计划生育,只是在变革和发展的年代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需要民主计生、人文计生、福利计生。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马寅初;新人口论

中图分类号:C92-09　　　　文献标识码:A　　　　-030087-14

来,我国快速的出生率、要重新认识。人口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的社会风潮,这对于人口计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很有裨益,同时也提出了巨大挑战。其中有一些关心国家发展的民间人士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了大量言论,对网络时代的话语民主可以说开了风气之先。但热闹的场面更需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冷静分析,热血情怀同样需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思想的交锋应该只为拂去尘埃、直指本性。

人口问题作为各类社会问题的聚焦点,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众所周知,这些特性使得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话语空间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成为最具有公共

(香性的社会话题之一。易富贤博士在《大国空巢》

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9月)一书第三章提出惊人观点,即“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大国空巢》第三章直率地批评了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说“前北京大学校长马

《新人口论》。……,他提出

‘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

(易富贤,2007:57)。写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

到后面,《大国空巢》第三章甚至将两马理论目为异

端:“说严重点,马寅初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一样是反人类的。……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易富贤,2007:59)措辞之激烈令人诧异。在西方人口思想史上,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是无法绕过去的里程碑人物和文献。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是一个可以争论却无法漠视的存在,因为现今的节育运动以及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认识最终

①

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身上。在我国人口思想史上,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同样是无法绕过去的里程碑人物和文献,其宏文绝响余音还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是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笔者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帮助读者朋友更公允地看待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价值。

①国内研究马尔萨斯的著作不少,可参见王声多:《马尔萨斯人口论述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张福生、沈斌华:《马尔萨斯人口论辨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等。前者持适度肯定,后者持基本否定。收稿日期:2009-06-29

作者简介:穆光宗(1964—),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87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1　一个需要巨人也呼唤巨人的时代

托马斯 罗伯特 马尔萨斯(1766-1834)生活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这是一个工业文明横空出世的转折时期,是社会发展狂飙突进的变革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纷呈、光华四射、人才辈出的光彩岁月。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威力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

(马克思、力吗?”恩格斯,1995年中文版:277)恩格斯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时曾经定义: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呼唤巨人的时代”。马尔萨斯之所以能立惊世之说,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正如他在《人口原理》第一章所写的:“(马尔萨斯,19923震动了整个欧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社会处在空前的大组合、大动荡、大变革的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德文、孔多塞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为时人所重,有关人类未来前景的大讨论备受各界瞩目。

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为当时英国社会所普遍关注。马尔萨斯的父亲老马尔萨斯(1729-1808)同情法国革命,赞扬葛德文(1756-1836)、孔多塞等关于人类精神不断进步和社会趋于完善的新思想。作为儿子的马尔萨斯(1766-1834)在与父亲的交流中却不能同意老马尔萨斯的观点,马尔萨斯不能同意期望社会通过制度改革而达到更幸福状态,他认为葛德文、孔多塞的社会改革论是值得怀疑的。马尔萨斯在自序中开篇就谈到了本书写作的缘起。葛德文于1793年写成了著名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一书。他主张建立无政府社会,废除财产私有制,他崇尚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是将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道路,社会可以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同时,葛德文认为: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 88

加是一个细小的问题,不值得考虑。他认为,随着理性的进步,人类将会控制两性之间的情欲。孔多塞则是法国革命论的鼓吹者,写过一本叫《关于人心进步的历史考察》的书。他们两个都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空想的成份。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马尔萨斯将自己的思考形成了最初大约5万字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人口原理及其对社会未来改善的影响———附关于葛德文、孔多塞先生及其他作者臆测的评论”(“AnEssayontheProncipleofPopulation,asitAf2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withRemarksontheSpeculationsofMr.Godwin,M.Condorcetand

)。该文聚焦于如何看待和评判葛德OtherWriters”

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葛德文批判了私有

制,但马尔萨斯认为葛德文》的缘起是由于。马尔萨,而是在同父亲的争。说服父亲只是马尔萨斯研究的起点。后来,随着马尔萨斯对材料了解的增多,他就完全是为了研究清楚问题而写作了。

在增订的《人口原理》一书的前几章,马尔萨斯构建了自己的人口理论,是为了在后几章同葛德文等论战。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原理不是目的本身,从人口问题入笔,是为了说明社会变革前景。从第10章开始,马尔萨斯对葛德文本人的才智和态度有过赞美,对葛德文所倡导的美好制度的动机也是肯定的,但从实现途径来看,马尔萨斯又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葛德文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和现存的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重大根源,是使人类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

版:69)。也许葛德文一叶障目,过分夸大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阵痛和摩擦现象。其实,制度本身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例如,他所痛恨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阶级斗争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都会有所缓解,劳资合作就是证明。马尔萨斯对人口原理的信心使得他走向了社会制度改革派的对立面:“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它们只是漂浮在水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69)。面上的羽毛”

葛德文被后人定位为热情洋溢的空想社会主义

的鼓吹者。葛德文所描述的幸福状态,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是一种想象的情景,并不可取。葛德文在人口问题上是完全乐观的,他认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71)。而马上面的居民”

尔萨斯坚持认为:人口规律和自然法则将使葛德文

的理想荡然无存,“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一经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事实的严格检验就消失了”

版:74)。在贫困与罪恶发生时,利己心将战胜仁爱心而“得意洋洋地横行于全世界”,而这是有良知的人们(包括马尔萨斯)所不愿意看到的。马尔萨斯对“仁爱之心”与“自爱之心”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把握。马尔萨斯是赞美仁爱之心的,将它看作是人类心灵中最高尚、最神圣的品质之一。“心决不能替代自爱之心”(马尔萨斯版:113),在马尔萨斯看来,。不能不承认,合理性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在第十五章,他深刻地指出:“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感情,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上升到目前这一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11)。高度的梯子”2　为历史存照

1798年6月7日,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自序

成为一本逾20万字的影响深远、体系完备的大著,

其文其思虽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难免偏见甚至错误,个人思想终究会有时代风云留下的烙印,但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人格高尚,对真理的热爱以及对社会的一份担当。他有丰富的想象力,运用了很多比喻,知识渊博且言语坦率。从序言可以看出,马尔萨斯是一个具闻过则喜品德的人物。马尔萨斯从小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使他养成了崇高的品性,波澜迭起的文字背后却是心境的明静。《人口原理》中文版第100页的一段话道出了马尔萨斯的心声,展示了马尔萨斯的仁者怀抱:“一切时代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澄明和安宁。”

马尔萨斯的论著是对当时有关人类未来发展前景争论的一个回应。争论双方意见大相径庭,但马,他拿事实来说话,。,自认为他所提出的最重要观,书中提到了休谟、亚当 斯密、华莱士和普赖斯等前辈或同辈思想家的观点。马尔萨斯还是一个有胸怀的人,他不希望卷入个人的意气之争,而只是希望通过讨论有助于人类未来的改善(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5)。马尔萨斯是一个仁慈的牧师,也是一个因对人口和经济问题的见解而载入史册的学者和思想家。但他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战使得社会主义者对他怀了敌意。然而,马尔萨斯本人的态度和事实都表明,指责他仇视穷人的说法得不到支持。马尔萨斯在第十四章坦承:“谁也不会否认增加人类的幸福是重要的。在

(马尔这方面,每一极微小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价值”

萨斯,1992年中文版:106)。只是在自然法则的作用面前,马尔萨斯对社会改善的前景抱有不同的看法罢了,与私有制度改革派不同,他是人口道德抑制派。他不是反人类的恶魔,而是爱人类的先贤。

首先,马尔萨斯与葛德文的相同点在于双方都认可了人类社会存在着这么一条人口规律,简单说,就是人口的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在第一章里,马尔萨斯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是:“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平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

(马尔萨斯,1992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

年中文版:8)。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地关系是最基本

89

中写道:“激励我的只是对真理的热爱,而不是对某

(马尔萨斯,1992年中派人或某派意见抱有的偏见”

文版:2)。中国有句老话:文如其人。我们不能道听途说地来理解和认识马尔萨斯,而是应该不带偏见地去读他的著作,并将写作者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阅读和体悟。通读《人口原理》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一些人眼里“反动”的马尔萨斯实际上是我国特定时期学术政治化时代的牺牲品,真实的马尔萨斯温文尔雅、胸怀广大、见地独到。马尔萨斯多次亲手修订《人口原理》,一本几万字的小册子后来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的,而“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

应该看到,马尔萨斯所谈到的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一定会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趋于平衡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同样应该指出,马尔萨斯所说的这一自然规律的核心思想在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中已经出现,葛德文在该书第8篇第3章中谈到:“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马尔萨斯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发现者,只是在特定的历史契机下对这一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人类如何回应规律的主张。虽然马尔萨斯有关这一规律经验性的论证有些简单甚至牵强,其遭致非议的地方也在于此;但科学理性要求我们对马尔萨斯至少一分为二,辨证看待。我们不能采取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简单态度。马尔萨斯的重要思想贡献是注意到了生活资料供应对于人口增长和生存的制约性并且看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光明空间。

一般来说,获取的食物资源为极限,着整个生物界,性现象时,上是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这一点马尔萨斯并不能完全驳倒葛德文。但马尔萨斯也有他的道理,这就是过度生育下的人口增加所引发的贫困现象也是存在的。马尔萨斯的说法是:“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决没有加重它,而是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75)。人口增长的外部抑制力是客观存在的,虽然马尔萨斯仅仅将它归结为贫困与罪恶并不全面,还应当包括集鼓励和限制于一体的干预性制度和政策因素。

马尔萨斯和葛德文的根本分歧就在于马尔萨斯是人口悲观主义者,而葛德文则是人口乐观主义者,但葛德文的乐观更多带有空想的成份。譬如,葛德文认为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而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必死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是确定无疑的”(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92)。在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无疑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不仅是不合常识的荒唐渴望,也是不合人口增长必有食物供给极限的自 90

然法则。葛德文认为,人口增长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起阻碍作用,马尔萨斯则认为绝非如此,马尔萨斯对葛德文的总的评价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概括:“他在《政治正义论》中展现给我们的人类和社会的性质将得到巨大改进的前景,虽然令人赞叹不已,但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却几乎完全是痴人说梦”

版:97)。并且认为:“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给人类制度挑刺儿,最难的事莫过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99)。施”

比较来看,马尔萨斯比葛德文多了一点学者的理性和实际。葛德文有诗人的想象力和浪漫,也有革命家的激情和抱负,但他过于倚重想象了。他所描画的尽善尽美的社会自然远不能出现,因为正如马尔萨斯所妙喻的:“要想使所有的人品德高尚,就如同掷一百次色子,能(马尔萨斯,1992年中……”

:103)。葛德文满脑子的浪漫设想,他反对市场交换,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将“雇佣”和“压迫”相混说也是幼稚的,他片面地将社会分工的不同看作了贵贱高下,其完全平等的社会理想几乎是幻想(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14),因为劳动的社会分工不同必然产生职业上的差别和社会阶层的差别。用劳动换取报酬,只要合乎情理,就天经地义。

葛德文认为人类的罪恶和弱点大都产生于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他推至极端的做法使他陷入了过犹不及的逻辑误区。当然,马尔萨斯过分夸大人口原理的作用也不能说全对。人口规律和社会规律各有作用的区间,两者有交叉,但不能完全替代。

其次,马尔萨斯表明的态度并不是对穷人采取坐视不救的真残酷,而是想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废除教区法。目的是还英国下层农民以行动和迁居的自由。这样,受价值管理和劳动力供求规律的支配,劳动力的价格将在劳动者有意识的流动中随需求的增加而上扬,从而达到通过自立谋求脱贫的目的。第二,鼓励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的发展,以缩小农业劳动者报酬与工商业劳动报酬的差额,从而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景况。这样,农民的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安居乐业也就可以期待了。第三,马尔萨斯主张各地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马尔萨斯懂得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道理。但在马尔萨斯的思想中,“吃白饭”始终是可耻的,所以他主张凡能工作者都应劳作,哪怕采取强迫手段。他对济贫院的目的始终有清醒的把握,所以定位起来自然准确无误———“不应把济贫院看作困难时期过舒适生活的避难所,而只应看作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严重困苦的地方。”人生的路还是要人类自己走。走进济贫院最终是为了走出济贫院,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和立世,这才是马尔萨斯的良苦用心。

马尔萨斯反对的不是济贫法的动机,而是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因为毕竟济贫法是人道主义的做法。马尔萨斯承认:“无疑,英国济贫法的颁布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济贫法未达到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36)。济贫其预期目的”

法当然是政府出台和颁布的。这种反对的做法不是在跟当时的英国政府过不去吗?主义制度的辩护人不错,代言人却不一定正确。产制度,,我们总是被蒙蔽、被误导,,却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走着问心有愧的路。

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的理由是:济贫法会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因为它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马尔萨斯还认为,济贫法还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强烈动机。这是马尔萨斯在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非议颇多的一点。其实,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正如现在我国所总结的扶贫经验时做指出的:“扶贫先扶志”、“输血不如造血”。英国当年的济贫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送钱送物、杯水车薪的扶贫方式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解决了一时的温饱而已。当然,济贫法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马尔萨斯下面的一段话是深刻的:“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论其用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34)。让人们学会羞于

不自立、耻于不富裕,在马尔萨斯看来是最人道、最慈爱的做法。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弘扬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应该是人类永远努力的方向。

马尔萨斯对中产阶级和社会升迁(Socialup-mobility)的肯定说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他指出:“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41)。马用这种制度”

尔萨斯并不反对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来消除贫富分

化现象。马尔萨斯的智慧在于看到了“人往高处走”的人性是一种美好,而这种人性力量的激发需要一个有差别性的能够激励人类向上进取的环境条件。马尔萨斯的高明在于看到了社会升迁阶梯的存在。,差别则要适度,:“生活上的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

:。差距既是矛盾之根也是动力之源。明智的制度安排就是使矛盾最小而动力最大。中国改革前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已被历史证明是既违背人性又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做法。马尔萨斯重视激励作用,在他看来,社会差别以及人口过剩都能产生刺激作用,而人性活力的激发得益于良性的刺激作用。《人口原理》第十九章探讨了不少道德上的问题,探讨了人生的不幸与痛苦作为一种刺激力量如何使人变得有人情味。从这一章开篇的论述可见,马尔萨斯重视同情心等道德更甚于才能。他十分推崇胸怀仁爱的精神境界。

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的内在趋势无疑是存在的,所说的伟大的自然法则也非虚言。马尔萨斯认为,无论在哪一个传统的社会,人口增长其实总是受到干扰和抑制的,即人口增长必然总是被压低到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显然,马尔萨斯和他的先辈们所发现的这一规律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苦难与罪恶是不是必然的产物呢?马尔萨斯对贫困、苦难以及罪恶之间关系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即苦难是贫困绝对必然的结果,而罪恶却并不必然是贫困的产物。物质与精神的分离和相对独立使得“人穷志不短”成为可能,难怪马尔萨斯要

(马说:“可以通过磨砺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

91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8)。3　小非之暗不掩大是之光

任何历史人物都属于历史,有历史的局限,也有历史的光华。定格在历史的大坐标上,其中的是是非非总是一言难尽。透过《人口原理》百年回望,我们看到了一个智慧和才情独迈千古的马尔萨斯,也看到了一个必然带有历史烙印的、受到历史局限、但小非之暗不掩大是之光的马尔萨斯:

其一,关于“两个公理”。马尔萨斯的全部理论是从两个永恒法则或者说两个公理出发的:即,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认为:“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马尔萨斯的全部观点都是从这两个前提中推理演绎得到的。

欲望是一种自然属性,是超社会的存在,所谓食色性也。所以,说成是公理并没有错,可以说这是关于人类本性的法则。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需求,,也有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发展需求;不仅有分年龄的需求,而且有分性别的需求。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概括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已经成为解读人类需求的经典理论,显然马尔萨斯所讲的食物需求和性需求在人类需求层级结构中是最基本的。

马尔萨斯从人类需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口问题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思考人口问题的产生机制是深刻的。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生物属性是基本的,社会属性是外赋的和开放的。我们从中可以获得的启发是,人口问题的症结是伴随着人类人口的每一轮增长和发展都会带来需求的推移和满足问题,从对应的角度是人类需求和社会供给的矛盾问题。我们所讲的“人口”不仅仅是人多人少的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结构的概念,是一个变化和发展中的人群的集合概念。人口与人的关系有点儿像“森林”和“树木”的关系。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人口快速增长而经济却不发达的社会里,人口问题大多是与人类需求增加却得不到很好满足相关的,大者可能引发为生存权利、空间和资源 92

的战争,小者可能陷入权利受限、空间促狭、资源匮

乏的贫困和苦难的深渊。马尔萨斯从这种公理出发的推论给后人的启发是巨大的。我们说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或者无视“自然属性”的存在。我们说人类是高级生物,但再怎么高级,也只是生物种群中的一类。人类人口的自然属性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从《人口原理》第191-198页的论述中可见,马尔萨斯并没有简单地将人类与其他生物相等同,“肯定

(马尔地说,不能把人类看作只是没有理性的动物”

萨斯,1992年中文版:198)。

在《人口原理》的相关论述中,不难发现马尔萨斯的食物观是大陆内向型的,食物只是指土地的粮食产品。马尔萨斯注意到了生活资料供应对于人口,;,仅仅将食,。

。马尔萨斯认为:一方面,,以几何级数比率增加;另一方面,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马尔萨斯认为,一切生物的增殖都有不断超过为它提供的营养物的倾向和趋势。这“一切生物”也包括了人类自身。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有超越生活资料增长的内在趋势。

遗憾的是,马尔萨斯在第一章没有论证为什么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会按几何比率增加,两个级数的定量说法很难说是正确的。第二章对两个级数的简单化论证也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但我们要将马尔萨斯的定量解说和定性结论善加区分。例如,两个级数所包含的“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应该符合生育处在自由放任的前现代社会。

翻到《人口原理》中文版第72页,马尔萨斯谈到:虽然美洲腹部居民有15年增加一倍的情形,但“我们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25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在马尔萨斯那个时代,美国已经相当强大,发展最为迅速,拥有很多肥沃的土地,也有自由和平等。显然,当时,美国人口25年增加一倍是有许多特殊历史条件的,例如与迁移有关。马尔萨斯根据美国人口每25年增加翻一番来推断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以几何比率增加的确是草率的,引证不充分。有意思的是,我国明朝学者徐光启的观点和马尔萨斯人口每隔25年增加一倍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农政全书》如是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但马尔萨斯二百多年前的研究又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信息的获得非常不易。无论如何,他已经比很多人站得更高,也看得更远。

现代人口学告诉我们,在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的假定下:

Tdlog(1+r)

在讨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的时候,马尔萨斯的论证和思考有以下不足:

第一是马尔萨斯显然对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供养的关系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分析。马尔萨斯将人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仅仅看作是土地所产出的,显然存在偏颇。归根结底,这是农业时代的人口问题观,也是大陆内向的人口经济观。

第二是他忽视了社会制度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的确是一个致命的硬伤。在讨论现实人口问题时,抽象去制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是不符合科学认识论的。马尔萨斯没有区分“生活资料生产”、“生活资料供给”以及“生活资料占有”之间的差别。供给并不等于占有。问题恰恰在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占有关于很不相同。社会文化”因素的作,,而这种内长,也就是说,当人口增长还没有接近生活资料供养的极限时,就被人类的自觉所抑制住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已经使我们相信“内在抑制力”所发挥的作用将在今后更加取代“外部抑制力”的作用。由于马尔萨斯忽视了对社会制度和影响人们观念和行为的文化因素的分析,所以他不可能看到人口增长也存在着“内部抑制”的力量。

人口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马尔萨斯没有做出清楚的解说。人口增长的动力归根结底是生育的动力。人们为什么生育?他们的行为又为什么遵循一定的生育模式?理解了这些,人口增长的动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倘欲求全面客观的见解,则必须考虑死亡率的因素,人口转变理论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在马尔萨斯看来,似乎只要粮食供给量增加,那么在食色性也的自然法则下,人口增长就会紧跟其上。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恒常不变的。在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有一系列中间变量需要细致分析,例如,工资制度、婚姻制度、分配制度等可以刺激或者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的迁徙和再分布也是协调和平衡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机制,也是人口调控的一种方式和力量,但它既不是道德性抑制,也不是现实性抑制,可以理解为开放性抑制(对应于闭合

93

式中,R为人口增长率,Td为人口倍增时间。在人口呈指数增长态势的假定下:Td=

r×100r×100

一般我们取第二种方法。

关于算术级数,马尔萨斯是根据一个假想的岛术比率增加的。总之,事实的检验。,,“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要使人口增长一倍,25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人口才能增长一倍。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在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

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26)。这是为什么呢?马尔萨斯的答案是: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阻止了人口的增长。关于两个抑制,下文再讨论。

对两个级数的观点不能太较真,因为这是马尔萨斯对假设条件下一种自然倾向的概括性描述。马尔萨斯自己也承认,现实生活中绝对存在人口不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形,“实际上人口连续按任何一

(马尔萨斯,1992种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极为罕见”

年中文版:196)。“然而,如果这种增长(指几何级

数增长———引者注)未能达到,那也许是受到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力量的抑制。……自然法则或者阻止这种过剩人口的产生,或者以使粗心大意的观察家都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将这些多余人口消灭在萌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95-196)。芽状态”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性抑制)。

第四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是封闭人口的假定,他只看到生育和死亡这两个变量。而人口增长的平衡公式则告诉我们,除了出生与死亡的相对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外,还有流迁入与流迁出的关系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人口流迁会改变一定区域里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关系。而马尔萨斯却将人口移动看作是不幸的表现,这是可以讨论的(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2)。

第五是将人口增长等同于一切动物和植物的那种没有理性的本能的增长,这是马尔萨斯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同一切生物一样受本能驱使之外,也受理性和智慧的调遣。我们所说的人口是由具体的人类个体所组成的,人类不同于有适应力而无创造力的一般动物和植物,人类的智慧和自觉使得人口增长与外界环境存在着自觉调适的机制,而决不是任由环境力量来加以恶性的抑制。

环境资源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也影响出生率,历史的一段时光,。

其三,关于两个抑制。两个抑制说是马尔萨斯杰出的思想和理论贡献,现实性抑制(Positivechecks)是他的事实判断,预防性或者说道德性抑制(Preventivechecksormoralchecks)是他的价值判断。或者说,事实判断是发现的概括,预防性或者说道德性抑制是思想的主张。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三版附录中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我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减少罪恶和贫困,我所提出的任何人口限制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18世纪以降的中外人口思想史主要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讨论,这就是“人口过剩对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问题”。马尔萨斯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指出了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之间关系的协调的可能性,这就是他提出的预防性抑制或者道德性抑制。至今,这仍然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从自然法则角度看,战争、饥荒、瘟疫、贫困甚至死亡等现实性抑制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什么抑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马尔萨斯看来它们成为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直接原因。局 94

限于自然法则角度来看其必要性实质上对客观性的一种承认,是马尔萨斯的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若说他主张用罪恶和贫困来消灭人口,这是大大地误解和冤枉了他。真理就是事实,真理有时是狰狞的,它告诉我们的是可怕的事实,然而可怕的事实也是事实。马尔萨斯指出:“饥谨是自然抑制过剩人

(马尔萨斯,1992年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

中文版:45);“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长由

(马尔萨斯,1992年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中文版:174)。总之,实际人口的增长接近生活资料供应边界时总是要受到种种抑制。或者,若无人类自觉的抑制,就必然存在客观的抑制。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回顾现代欧,与古代而后世界许,看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或许可以有把握地说,在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83-184)。谨慎抑制”

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现实抑制和预防抑制共同

发挥作用。“当环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没有因向国外移民而减少时,如果不是普遍存在谨慎抑制,那么不管自然环境多

(马尔么有利于健康,也不会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

萨斯,1992年中文版:191)。大量死亡是在自然法则作用下由严重的乃至极端的贫困和苦难所造成的。显然,马尔萨斯首先考虑了移民的可能性,但他没有展开讨论;其次肯定了谨慎抑制或者说道德抑制。

在人口增长动力上,马尔萨斯的解说是一种宏观经济的决定模型,他认为:几乎毫无例外,人口的实际增长是由获得生活资料的相对困难程度决定的。但马尔萨斯没有研究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适应的标准又是什么。或许可以说,马尔萨斯比较早地讨论了“适度人口问题”,只不过他讨论的是“人口保持在能生存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80),实得下去的数量”

为与维生经济相匹配的适度人口,即生存适度人口。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人口原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人口经济学者面世的马尔萨斯。

对于传统社会里历史人口增长机制的理解,马尔萨斯的理论有着权威的话语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对前现代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的理解基本上是马尔萨斯式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抑制机制的解释上,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非西方社会,或者与作为西方社会的代表“英国社会”相对立,存在着一个“中国社会”———历史人口增长的抑制机制是现实性的,而不是预防性的,其中饥荒是最强有力的现实性抑制力量,这形成了东西方的差异。“对古老的国家来说,……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毋宁说受到积极的控制”(马尔萨

①斯,1992年中文版:48)。

美国华裔学者段纪宪在大著《中国历代人口社

会与文化发展》中曾经指出:“战争是人口丧失的根本方式,战争直接杀害青壮男丁,他们大量迅速的减少,不仅直接提高死亡率,降,更由于他们的伤亡,饥荒,国周期出现。(25)。18世纪中叶的中有根本改变”

国开始出现“人满为患说”。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来看,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的增加已经达到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饥寒界线”,此后土地资源曲线远远低于人口增长曲线,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负载力。与此同时,“地广人稀”的观点开始受到挑战,“人满之患”论开始酝酿和传播(何清莲,198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月-2月的《国际述评》中谈到德国传教士从中国回去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之事。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大批居民赤贫如洗……。”当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大使私人秘书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曾经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了人口过剩的情景,他在广州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群人拥向一条大运河的岸边,其中有几个人爬上一只旧船高高翘起的船尾,突然,这只不堪重负的船散架了,船上的人全部落水。尽管出事地附近有很多船,但没有一只船去救援正在水中挣扎的人,只

看见有个家伙正忙着用带勾的篙子去捡一个溺水者的帽子。”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呢?是因为人太多而“帽子”太少,演绎开来,就是人太多而资源太少,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以出现了人命不值钱的情况。在资源的约束下,为了生存,更多的人只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却无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和保障人类的尊严。正如意大利人口经济学家卡洛 M 奇波拉在1962年《世界人口经济史》所指出的:“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某些关键点,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就很可能会发生竞争”(卡洛 M 奇波拉,1993年中文版:101)。

关于近代中国所遭遇过剩人口的文明危机,最具感染力的文字当推当年美国节育运动的推动者玛格丽特 桑格夫人1922年某一天在纽约卡内基大厅的讲演,:“在中国,我们目睹。在这。中国,这、哲学和智慧的神秘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很难认识到这种情形。这里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很低。……我们尊敬和景仰中国的古代文化。我们拜倒于亚洲的古代文明———人类智慧的最初源泉之前。正因为这样,我们越发感到中国的可悲。亚洲文明的火焰在抖动摇曳。它遭受着毁灭的威胁。一股饥谨、灾难、疾病的浪潮正在上升。这股由于千百万人无限

(乔启制生育而造成的浪潮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明、J L Buck,1984:124)。桑格夫人讲演的目的是唤起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救助行动。

2000年3月,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①这里引用原文时还是用了“积极抑制”,但并不表明笔

者赞同这一译法。1998年初我主持《人口与发展论坛》“百

年回眸: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再认识”时指出了“积极抑制”(positivecheck)译法的不当,并提出最好用“现实抑制”的观点。令人高兴的是,其后《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的中文译本也采用了这一译法。从而澄清了对马尔萨斯长期以来的一个重大误解,以为用“罪恶”和“贫困”的手段来减少现有人口是马尔萨斯的主张,其实这是将马尔萨斯妖魔化为穷人的敌人了。参见穆光宗(主持和评论):“百年回眸: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再认识”,《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第34页。

95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了美国华裔学者李中清和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

(下简称《人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这本书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类的四分之一》

人口的考察来检验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增长抑制机

制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存在着强大的婚姻内部的抑制,表现在生育间隔时间长、生育结束早以及已婚总和生育率低等特征上,对马

①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尔萨斯观点提出了修正。

长必然受到经常而巨大的抑制的根本原因是自然法

则,但人类和社会制度也负有巨大的责任。马的主张是道德抑制,他的定义是:“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或者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

179)。并认为“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办法。”人口原理所承认的自然法则引起的罪恶可以通过道德抑制加以避免,这就是马尔萨斯思想中的道德关怀。

现代节育是从道德抑制中引申出来的。斯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抑制”,姻作为人口的调节器,人口的调节器。多种形式,、不可能的,或者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不道德的。马尔萨斯的预防性抑制主要是指推迟结婚。人口史学家一般认为,马尔萨斯是现代节育思潮的始作俑者。在《人口原理》中,我们发现了人口控制思想———具体说是节育———的宝贵萌芽。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尔萨斯是现代节育思潮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由于食物的增加不能与人口更加迅速的增加相适应,“所以对人口的增加必须实行某种控制”,如何控制呢?马尔萨斯的意见是建立婚姻制度———即每个男人要承担抚养自己子女的某种义务的制度。抚养的责任感赋予了抚养者以“最自然、最明显的控制”。因为“可以预料,人们如果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77)。马尔萨斯极力主张结婚成家者要切实承担起为人父母、抚育好后代的义务和责任。马尔萨斯认为:“如有必要,社会可以强迫一切男子担负起抚养子女的责任。”

马尔萨斯实际上已经点出了人的社会性和生育的外部效应:“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 96

(马尔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萨斯,1992年中文版:34)。这是否暗示着看似家庭

内部事务的婚育行为其实有着强烈的外部社会性呢?马尔萨斯看到了生育过程中“生育理性”的重要性和“社会干预”的必要性。他的思想与现代节育运动的确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看似与社会无关的婚育行为中,其实连带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马尔萨斯看到了人口增长的推力效应。“如果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因为人口增长的压力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相反地,如果没有人口增长压力产生的刺激作用,人类的进化就会受阻,正如马尔萨斯所说的:“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的比率增长,。……,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使土地”(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40)。所以,马尔萨斯将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

长这一自然法则所产生的善超过了恶,因为“要使人不懈努力,似乎只有在得到了很强的刺激时才

(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39)。总之,在马尔行”

萨斯的思想中,人口增长压力所带来的影响是利弊互见的,现实性抑制所导致的人口减少是自然法则所带来的局部的恶,更多的结果却是善,正如马尔萨斯所表达的:“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马尔萨斯,1992年中文版:140)。挑战与机遇并存,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也包含了辨证的观点:“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达到上帝(指自然法则———引者注)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

(马尔萨斯,1992年中上说是有利于精神的发展的”

文版:141)。精神的发展大抵是指人类心智的发达和

①总和生育率是指任何一个妇女假定按照某一年度的

分年龄生育率的模式来生育所生育的终身子女数。已婚总

和生育率则是指任何一个已婚妇女假定按照某一年度的分年龄生育率的模式来生育所生育的终身子女数。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文明的进步。换言之,人口原理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作用功不可没。人口增长的压力使人类更具进取心和适应力,这大抵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大善”了。马尔萨斯所说的“道德抑制”实际上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因素。什么是道德抑制?马尔萨斯的定义是:“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里或者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并认为“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马尔萨斯没有考虑到结婚和生育是可以分离的两种行为,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只有人类梦想不到的,没有人类实现不了的。”马尔萨斯由于当时的教义和道德规范而不曾有“异想天开”的雄心壮志。没有性生活的晚婚是马尔萨斯推崇的预防性抑制起作用的主要方式。但严格意义上的这种道德抑制在实际生活中到底能普遍实行到多大程度,这是一个大问号。何况,古今社会,不婚和晚婚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困难,原因。推迟结婚,,。事实上,。这里既有生物属性的驱动,也有婚育文化的影响。如此看来,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主张带点牧师的说教和知识人的幻想;虽然带有自我牺牲意味的崇高,却不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有根基的崇高,因为它与人性相悖。节育的做法与其说起源于孩子本位的“道德抑制”,不如说脱胎于含义更广的“预防抑制”。马尔萨斯的历史影响至今不绝。对于《人口原理》的思想价值,来自批评者的评价也许更见公允。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曾经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利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

和最有效的办法。”

20世纪被称为人口爆炸和控制的世纪。马尔萨斯主义的追随者和发扬者普赖斯1822年发表了《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人口数据试图证明:人口的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失业和贫困是人口增长快于资本增长的后果。普赖斯主张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符合人性,使人人都能结婚。节制生育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子女的数目,人口的数量能够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能供应的水平上。继普莱斯之后,越来越多的后继者提倡用避孕方法节制生育,控制出生率,以降低人口增长。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许多国家因此开展了节育运动。

综上所论,,而不、,,不如说北宋儒家张载有一句话光耀千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儒者的襟怀,最能激发儒者的宏愿,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也可说是人类教育的最高向往和为人为学的最高境界。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宏志大愿不只是张载的独白,而是北宋理学学者的共同心声,体现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崇高使命意识。

在20世纪中国的杰出人物中,马寅初(1882—1982)的品格和业绩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独放异采。马寅初爱国爱民的情操如兰花一样散发着幽香绵绵不绝,其深挚的情怀、博大的爱心、卓越的高见非常人所及。1927年12月19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的经济系教授马寅初发表演讲,题为《北大之精神》。马老如是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抗战时在重庆,马老他曾当众质问孔祥熙,指

97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斥他们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是“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因此被监禁两年。马寅初的特别可贵之处,在于他为国为民坚持真理,矢志不移;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斗志弥坚。1957年,新人口论提出后,竟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被错误批判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对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全国性大批判,马寅初公开声明:“我决不在压力下屈服。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掷地有声,可圈可点,可歌可泣。臧克家诗赞鲁迅先生:“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马寅初先生就是这样伟大的先贤和道德的楷模,这是万世不易之论。早在1920年4月,马寅初就在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计算人口的数学》一文,可见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50年代初,勤于调查研究的马寅初敏锐地、及时地发现了人口增加过快对整个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命伤”。1955年马寅初写成了《究》的发言稿,,人沉默,有人摇头,那么我的看法是马尔萨斯所论的预防性或者道德性抑制主要是针对穷人来说的,是在个体道德层面上的劝说;马寅初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马寅初认为国家理应有干预生育之权,他所论的是“制度性抑制”。到了崇尚人权、自由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倘若我们将对个人、夫妇和家庭的生育意愿、生育权利和生殖健康放置中心环节来考量,那么我们需要发展的马寅初思想,就是从“制度性抑制”拓展

(穆光宗,2008),国家到包含其中的“制度性保障”

和政府要为人们奉之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避孕节育提供基本的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支持,要为降低不孕不育发生率、减少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人口比例提供医学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同时要为消除性别歧视、倡导男女平等开辟文化濡染之路和制度保障之路。

马寅初先生的伟大不仅仅是人格的伟大,也在于思想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但对问题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盲从。当年学苏联,大学不搞科研,他执掌北大期间,主张高等院 98

校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新人口论》提出了“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理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否则“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通过对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和亲自调查情况的计算,马老认为当时的人口增长率超过20‰,结论是“我国人口增殖太快”,认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口增殖太快而资金积累太慢,导致消费多而积累少。

马老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1)开展人口普查,建立生命统计;(2)宣传避孕为主,倡导晚婚晚育;(3)反对人工流产,尊重孩子出生权,保护妇女健康。马老理论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的,说到和马尔萨斯立场的不同,他说:“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避孕节育为主、”这个著名的经历史检验正确的”最早的理论构想。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诞生它时代的历史印记。历史地看,马老提出的“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的观点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马寅初,1997:21)。在崇尚个体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需要确立计划生育新的理论依据:计划生育是为了家庭的幸福和人的健康、自由和发展,归属于公民自主决策范畴,而国家和政府更应当承担的是在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信息、知识和技术手段的支持和保障。所以,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大方向是逐渐淡化对生育私权的干涉,朝自由、理性和负责的“家庭计划”、“夫妇计划”迈进。直言之,家庭享有生育自主之权,政府则有生育保障之责。

对于早在1955年就提出人口控制主张的马寅初提案,其实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否决过。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口问题,给马老很大鼓舞。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也提出:“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同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这事实上是采纳了马寅初的观点。不幸的是,随着后来“大跃进”的发动,人海战术出现了暂时性的劳动力不足假象。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但毛泽东主导的观点还是提倡节育的。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故就粮食而

(马寅初,1997:19)说法有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异曲同工之妙。

5　为改革张目　为发展立论

人口弱持续发展。无论生育水平高低,似乎人口的

持续性是不容怀疑的。历史暂时的迷失不代表历史铁的规律本身。历史人口的发展总是起起伏伏,有高潮也有低谷,在历史的长河里是正常的现象。人口学提到过“最低人口”,就是维持一个文明持续下去最少人口数,但似乎从来没有人结合具体的文明演变给出定量的说明。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人口通论》中曾有专章论之。就像适度人口概念一样,就是看上去很美,但操作性不强。

在当今的人口问题视野中,“稳定低生育水平”常常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话题。对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首先需要在相关概念上进行清楚的界定,不回避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最终做出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在我看来,解读“”的五大核心概念是:

,。地理、体制之繁、人事之杂导致我国实际的低生育率如“瞎子摸象”和“雾里看花”那样不着边际。

第二是政策性低生育,根据现行我国生育政策,大概1.47,或者通俗些说是1.5个孩子,这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1980年9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承诺这是一代人的政策。

第三是超低生育率、极低生育率或者很低生育率,有1.5以下和1.3以下两个说法,但更被人接受的是后一说法,长期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不可持续发展。

第四是意愿性低生育率,观念决定行为,如果我们实现了意愿性低生育率,意味着生育率的自我控制机制已经形成,反弹的担忧应该被内生性低生育率江河日下的担忧所代替。目前中国需要警惕的是意愿性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这是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挑战。

第五是适度的低生育率,包含了政策上的价值取向,以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发展为依归,在笔者看来,目前阶段就是理论上在2.1,实际上可能只有1.8左右的低生育水平,适度的低生育率是我们始终

中国不是不需要计划生育,只是在变革和发展的年代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直言之,中国需要民主计生、人文计生、福利计生。

型,终结。革命,。,中国人口早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就演变为一个有着内在缩减趋势的人口。

当一些人为中国人口过多担忧之时,大洋彼岸的易富贤博士却发出了另一种警告:中国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易富贤,2007:36)。当很多人沉浸在中国人口依然太多的思维惯性中之时,易富贤博士却在忧患1.3的总和生育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暗淡前景,“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数

(易富贤,2007:2),民族兴旺、千万的水平”匹夫有责、天心可鉴,这种担心亦非空穴来风。当然,中国

人口不会固定在一个超低生育水平上发展,但易富贤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事实上,国内人口学界在过去十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但至今我们对“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依然认识不清。根据历史的经验,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上,人口强持续发展;反之,

不能回避却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回避的政策伦理和改革取向问题。

99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改革的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要结合。综合改革的切入点是问题导向,归宿点是发展导向。这两个导向共同构成了目标导向。方向不明确,改革就使不上劲。

对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来讲,综合改革就是要“还权于民,赋权于民,造福于民”。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的阶段,不仅仅要关注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而且要关注计划生育家庭的能力发展、富裕文明和养老保障。我国中西部地区正在积极实现从单一的计划生育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和家庭保健的转型,提出了三类人群、三类服务的“3×3”逻辑框架,即面对青少年人口、育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开展健康咨询、健康教育和健康检查活动。这个经验得到了大范围的肯定。

改革需要破什么题?正确理解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发展需要我们树立人口安全的意识,或者说人口发展风险的防范意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需要提高。2009年4月,古赤峰市和群众调研座谈时发现:好,”与“独生子女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风险性就在唯一性。在政策许可的范围里,我们不必鼓励一女户放弃二胎生育,让他们顺其自然、自主选择更符合人口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历史的潮流。在综合改革过程中,湖北省宜昌市已经放弃对一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政府鼓励是目光远大,符合人口均衡协调发展的历史要求。生育首先是私权,然后是公权。综合改革需要将人口安全发展意识和宣传教育导向结合起来。

对省(区)和试点市关系来讲,综合改革恐怕要“放权地方,减负地方,鼓励地方”。改革不仅需要综合性措施,也需要系统性设计。减法和加法都要做,例如理性降低考核指标,剔除作用不大、过于繁琐和设置不科学的内容。考核是指挥棒,如何为综合改革鸣锣开道,放开手脚,值得上层重视。减负增效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使复杂变得简单,而简单变得有效,层级动态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是我们的目标。国家层面的综合改革重点要完善政策体系,省层面的综合改革重点要完善考核体系,市县层面的 100

综合改革要完善机制体系,重点在利益导向、优质服务和宣传倡导。对部门和队伍的关系来讲,既要目标责任考核,给压力,也要调动积极性,计划生育干部也需要利益导向和权益保障,需要动力。改革是为了发展。那么什么是发展?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多元一体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口的优化发展(穆光宗,2009)。

“人口爆炸”只是阳光灿烂前的一抹暗云,已经散去;然而,进入后人口控制阶段之后的社会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理想的未来是:公民负责而自由地生育,政府负责而有力地保障。在社会转型的非常时代,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口和生育书写的是社会的“大人生”,回归家庭计划、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民请“命”,请“命,也非智慧有。

:

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英国]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美国]段纪宪.中国历代人口社会与文化发展[M].北京:

中国科技出版社,1995.

[美国]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

中国的现实(陈卫、姚远译)[M].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

[意大利]卡洛 M 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93.

乔启明、J.L.Buck等.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

1931—1935[Z].南京大学人口所翻印(内部版),1984.

何清莲.人口:中国的悬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马寅初.新人口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穆光宗.论科学人口观[N].学习时报(中共中央党校),2008

-05-12.

穆光宗.“四个发展导向”引领人口计生综合改革[J].人口与发展,2009,(1).

[责任编辑:乔晓春,顾鉴塘]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f0l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