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早期作品的反犹指涉及其文化根源

T.S.艾略特早期作品的反犹指涉及其文化根源

[内容摘要]T.S.艾略特早期的部分诗歌和散文及信件中都有反犹指涉。其反犹倾向表现为他一方面对犹太人控制社会经济命脉的憎恨和忧虑，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描绘为低劣龌龊的一族。究其根源，其反犹倾向即便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也是其成长于其中的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反犹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投射。

[关键词]T.S.艾略特；早期作品；反犹主义；文化根源 [作者简介]祝平，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站博士

后，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英美文 学文化研究 一

T.S.艾略特(1888-1965)作为“一位写作形式的急先锋。一位全面革新当代诗风的开拓者”和“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新阶段的领导者和优胜者”而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受其家庭出身和新英格兰和美国中西部

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艾略特早期作品中体现出一些反犹倾向，因而遭到了其同时代和后辈学者的诟病。

虽然，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反犹主义”首次出现在德国作家维尔海姆?马尔(又称威廉?马尔)于1879出版的专著《犹太人对德意志王国的胜利》一书中，但仇恨犹太的形式可谓由来已久。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对犹太人的分离主义十分敌视。“罗马帝国的排犹以相当典型的武力强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业已蕴含了特定的神学信仰因素”。基督教兴起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歧视和宗教迫害是反犹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剥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强迫犹太人改宗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主要目标。到19世纪，反犹主义从中世纪时期以宗教歧视、宗教迫害为主发展为以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为主。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主义在反犹动机、反犹方式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根本目的已从剥夺犹太人的宗教权、公民权而发展到了彻底剥夺犹太人的基本生存权。犹太学者摩迪凯?开普兰(1881～1983)指出：“现代反犹主义的口号就是：犹太人信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人种是肮脏的。反犹主义者曾警告说，应当禁止他们在外表上变得像非犹太人，如若不然，他们必然会闯进非犹太人的社会，并且用他们那种恶劣的社会和精神品质对其产生污染。他们应当受到隔离，不然的话，他就会败坏国家的政治、宗教、商业、报刊和艺术。然而，

因为他们拒绝接受隔离，所以只有一种补救的办法，那就是灭绝。”

虽然艾略特的反犹倾向并没有发展到要灭绝犹太人的地步。而且他自己也矢口否认自己的反犹倾向，但其早期作品中却体现了他的反犹主义倾向。显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厌恶之情及其种族主义偏见。 二

在艾略特的早期作品《诗集》(1920)中，《夜莺歌声中的斯维尼》(1918)、《伯班克拿着导游册：布莱斯坦叼着雪茄烟》(1919)(下称《伯班克》)和《小老头》(1920)是三首最具反犹特色的诗歌。另外，《哀歌》(1921)也映射了艾略特的反犹意识。除诗歌外，艾略特的部分散文，如《追寻怪神――现代异教初级读本》也有具体的反犹指涉。

首先，《夜莺歌声中的斯维尼》中提到了那个本姓为拉宾诺维奇的拉吉尔“用杀气腾腾的爪子撕着葡萄”“她和披着斗篷的娘们／被怀疑为属于某个黑帮”；而“那个披着西班牙斗篷的娘们，想要在斯威尼的膝上坐正，／但滑落下来。拖着一块桌布，／把一只咖啡杯掀翻在地，／在地板上重新稳住。／她打着呵欠。把一只长袜子拉起”：读者不难发现，那披斗篷的娘们是个妓女。不言而喻，那个有着“圣经人物

姓名拉吉尔”，但本名为拉宾诺维奇的“她”既然和披着斗篷的娘们是同道，自然也是妓女了。要害之处在于，“拉宾诺维奇”这个姓名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东欧犹太人。这里艾略特要表达的是：犹太女人的性生活是肮脏的，不道德的。而且，这里艾略特显然把犹太女人比作了畜生，因为她用杀气腾腾的“爪子”撕着葡萄，而不是用“手”。《伯班克》描绘了几个犹太人的形象，也有反犹指涉。手拿导游图的伯班克到威尼斯去旅游，可他看到的是衰败的文明和肮脏粗俗的犹太人。威尼斯被看作是一个一度拥有辉煌文明但走向衰落的文学象征。罗伯特?阿尔特在讨论艾略特对威尼斯的处理时曾指出：“在蒲伯、华兹华斯、拜伦、詹姆斯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威尼斯的衰败和变化与该城的非犹太居民的堕落有关。然而艾略特在使用威尼斯这个象征符号时却首次将该城市的衰败与犹太人联系起来……据我所知。艾略特实际上是把犹太人植入[威尼斯]图景，并把威尼斯的衰落归咎于犹太人的第一位[现代]作家。”在威尼斯，非犹太人伯班克站在拉尔托桥上望去，“老鼠在货堆下。／那犹太人在那块地下。钱在裘皮大衣里。”和“沃鲁帕莹公主”(Princess Volupine)在一起时他无法坚挺。艾略特把沃鲁帕莹公主描绘为明日黄花，孱弱不堪。因为她伸出的是一只“瘦弱的、蓝指甲、生痨病的手”。伯班克也许对这种女人没有激情。因为和“公主”在一起时，“他倒了……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已经离开

了他”。但艾略特把那个对腐烂和疾病毫无反感，穿着裘皮大衣的费迪南德?克兰爵士(SIr Ferdinand Klein)和芝加哥犹太人布莱斯坦描绘成喜欢这种淫荡的生活的人。我们发现那位所谓公主Volupine的名字同时暗含了狐狸(Vulpine)的“狡猾”(Voluptuousness)和狼的(lupjne)贪婪，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pine”(欲望)也暗示着情欲。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把欧洲贵族头衔“爵士”和犹太姓“克兰”并置起来，这自然是出于嘲讽的目的。而且他故意把“费迪南德爵士”(Sir Ferdinand)放在一节诗的末尾，把犹太姓克兰(Klein)放在一节诗的开头。将它们这样分离，是想向读者暗示那个所谓的爵士实际上是个犹太人暴发户，是个假爵士。此时的伯班克只能无耐地“在时代的废墟上，思索”，想不出这威尼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然，艾略特暗示了答案：犹太人已占领了那个代表欧洲文明的城市。这首诗题中的人物，“叼着雪茄的布莱斯坦”也被艾略特丑化了。“膝盖松松垮垮地弯曲着，胳膊肘和手掌向外翻，芝加哥的闪米特族维也纳人”“一只无光而凸出的眼睛，流着原生物的粘液，呆望着一幅卡纳莱托远景画”。读者在这里不难读出艾略特的态度：这种属于“原生物”的犹太人是低等的动物。那只流着眼屎，呆滞的眼睛显然无力欣赏高雅的艺术。

如果说《伯班克》丑化了犹太人，显露了艾略特的反犹思想，那么《小老头》则是更明显的反犹诗歌。艾略特在这

首诗里向我们描绘出一个个令人作呕的意象，从而展示一幅破败的图景：破败的房子、水疱、结痂、生斑、蜕皮、咳嗽、粪便、阴沟。而这幅图景中那个犹太人又被艾略特轻蔑地视为动物，因为那犹太人是被“下的崽”(spawned) 而不是“生下”(bom)。而且通过他“在布鲁塞尔生满水疮，在伦敦结痂生斑，蜕皮”暗示了他还是个性病患者，他也许可能像山羊那样性欲没节制，是一个性生活不道德的人。除此之外，艾略特还含沙射影地暗示犹太人是商业主义的代表，是导致西方文明衰败的元凶，因为它是“破败的房子”的“房主”。“破败的房子”隐喻着商业文明占主导的整个西方社会，“房主”则指犹太人财产上的统治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主宰，却是在腐烂堆上成长起来的。诗歌的主人公“小老头”作为西方文明的继承人，被犹太人剥夺了原本属于他的东西。现实的力量已经践踏了“小老头”认同的传统，犹太人已成为这个堕落了的文明的主人。“小老头”(何尝不是艾略特)似乎无法抗拒历史命运，只好无可奈何地指着犹太人的鼻子谩骂。

艾略特曾考虑在《荒原》中收入短诗《哀歌》。但庞德认为它有损于《荒原》的创新性和紧凑性，所以把它删掉了。艾略特去世后，其第二任妻子瓦莱莉?艾略特又将它附于《荒原》后发表。在这首短诗中，《伯班克》中那个所谓粗俗、淫荡、散发着铜臭的犹太人布莱斯坦已经死了，卧在“五?x

水深处”的“比目鱼和乌贼鱼下”。“蟹已吃掉了眼睑”“骨头从烂了的脚趾中偷偷伸出”。然而。在艾略特看来，布莱斯坦控制社会的金钱力量依然存在，因为，布莱斯坦虽已腐烂，“虽然他经受了一番海的变化，依旧是极度得富有和古怪”。

艾略特的反犹倾向还体现在其散文和通信中。《追寻怪神》是艾略特1933年春在弗吉尼亚大学做的演讲，后于1934年出版。在这篇批评社会的演讲中，艾略特试图以“道德家”的身份为那个“被虫蛀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找到另一种选择：除非大部分人口都相对比较富裕。没有四处流动的动力或压力。是不大可能培育传统的。人口应该是同种的；当两种或更多的文化同处一地时，很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要么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么双方都被掺了杂质。更重要的是宗教背景的统一：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原因，大量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会令人生厌。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必须有适当的平衡，过度容忍的精神应该受到贬抑。 也许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艾略待说这话时恰好是希特勒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时候。正如里查德-舒斯特曼所育：“这种片面的、不容人的、要求同一的狂热离种族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仅一步之遥。”虽然在大战和大屠杀之后艾略特曾对它的“内容和语气”表示遗憾，说它是自己的“病态”之作，并不再允许出版它，但他都从未在公开场合宣布放弃关于

“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是令人生厌的”说法。后来一位记者就此向艾略特发难时，他辩解说他强调的是“有自由思想的”这几个字。潜台词是，他不是在指责正统的“犹太人”。夏普在《艾略特文学评传》(1991)中指出，艾略特在1923年3月12日给约翰?奎恩的信中说他希望能找一位“基督徒m版商”，而不是“犹太出版商”，因为他发现“犹太出版商难以打交道”，，在1917年10月31日的信中，他不友好地谈到了一个叫洛森的“犹太”商人。彼德?阿克罗伊德在其所著的《艾略特传》(1985)中也指出：“在2月16日(大概是写于1925年)给赫伯特-里德的一封信中，他(艾略特)还描述了一种他也不能幸免的种族偏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艾略特的反犹倾向和反犹言论是客观存在的。他的反犹思想虽然不像庞德那样狂热和直白、但由于对其文学身份和地位的显赫以及其作品的流布，其危害甚巨，是其辉煌历史上的一个暗点，因而其反犹思想的根源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三

艾略特在谈到自己的诗歌时曾说：“如果我出生在英国，它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一直呆在美国，它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它是各种东西的混合体。但从起源和情感源泉来

讲，它来自美国。”艾略特的自我评价无疑是准确的。这不仅对他的整体诗歌而言如此，对其反犹作品而言，也无疑是准确的，其作品中的反犹主义“起源”和“情感源泉”可以溯宗至其出生和成长于其中的美国文化背景。他于1888年9月26日诞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其先辈既有英国血统又有法国血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十九世纪贵族”“他们属于那个蒸蒸日上的商业阶层”。艾略特直到十七岁都在圣路易斯生活和学习。1905年他从圣路易斯的史密斯学院(由艾略特祖父发起创办)转学到马萨诸塞州的弥尔顿学院。1906年入哈佛大学学哲学，除1910～191l在巴黎外，直到1913～1914学年结束时，都在哈佛。此后便认祖归宗，定居英国。历史地考查，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社会名流，艾略特的反犹思想根植于新英格兰和美国中西部文化土壤之中，并从中获得滋养而发展。正如迈尔文?威尔克所言：“艾略特表现出的对犹太人的态度是与中西部和新英格兰的文化反犹主义一致的。”

在美国内战后工业发展阶段的几十年中，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现象的反犹主义，在美国文人中有两种变体。中西部的反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在商业智力上优于他们，因而强调犹太人对他们的威胁。而新英格兰地区的反犹主义者则强调犹太人社会上和道德上的低劣性，因而认为犹太人威胁了从英国继承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纯洁性和卓越性。奥

斯卡?卡基尔曾说明艾略特诗歌中的反犹主义不是由于他侨居英国所致，不是因为他懂德语，也不是因为他与庞德关系密切而受其反犹主义思想影响，而是由于他所成长氛围中司空见惯的偏见所致。艾略特前的美国“文化人”有不少都有反犹情结。作家、历史学家享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视犹太人为污染美国风光的国际金融代理人，欲“置每个放贷人于死地”。他“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增长的过失归咎于犹太人”。而与亚当斯同时代的民粹主义者威廉?杰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则指责克利夫兰(1837～1908)总统把对国家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英国的“罗特希尔德们(Rothchilds)”。享利?亚当斯代表的是新英格兰贵族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强调犹太人的文化低劣，而布莱恩的指控所代表的是中西部人对犹太人控制经济命脉的担心。艾略特关于犹太人的概念是同时受这两种态度影响而形成的。有意思的是，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在艾略特的作品中却被结合了起来。上文中讨论的《小老头》中的那个无名的犹太人，《伯班克》中的芝加哥犹太人布莱斯坦和那个暴发户“费迪南德?克兰爵士”是两种反犹主义变体所构造出的犹太人形象，都被艾略特视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精神价值观衰退和文化道德堕落的标志。

作为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前辈作家如马克?吐温、享利?詹姆斯和德莱塞等人的反犹主题。艾略特的同乡前辈，

同样生于密苏里州的马克?吐温曾写过一篇《关于犹太人》的文章，试图说明对犹太人的憎恨并 不是完全出于一种理性的偏见，而是犹太民族因贪婪而形成的商业上的优势所造成的可以预测的结果。与艾略特几乎同时代的中西部作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在1934年版的《美国旁观者年鉴》中写道：“我同犹太人的争执不是因为他效率低或无知或缺乏审美情趣，而是因为他太聪明了，在对所有其他类型和种族的人身或种族攻击上太有活力了。有些种族，像从事体育运动的个体和跑马赛中的马匹一样，理应带有缺陷。”著名作家享利?詹姆斯(1843～1916)曾在《美国场景》记录了犹太移民涌入纽约时闹哄哄地挤在一起的可恶情形。 在新英格兰，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随着贵族文化的衰败，那种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因素却增加了并得到了强化。作为已失势、自认为有教养的特权阶层的代表，艾略特像享利?詹姆斯(以及享利?亚当斯)一样，感觉到自己孤立于那种日益多种族、多语言的、趋于平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三人所表达的对犹太人的敌意，实际上是对他们固有文化的守卫，或者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卫。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性格的原因，艾略特强烈地认同新英格兰传统，而在这种传统中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然而，针对人们自己的反犹指控，艾略特是拒不承认的。芝加哥的一位记者曾问艾略特是否是反犹主义者，艾略特回答说：“我是一名

基督徒，因此，我不是反犹者。”1956年艾略特曾对他一位年轻的朋友和崇拜者，一个美国新圣公会牧师说：“我不是反犹主义者，从来就不是。有人给那个讨厌的名词下一个那么宽泛、不确定的定义，这对我似乎是不幸的。”在艾略特70岁时，他还坚持要把有关说他是反犹主义者的那句话从温姆德?刘易斯书信选的序言中删掉。鉴于艾略特发表于1918年和1935年之间的作品中公开表达的对犹太人的敌意，艾略特说自己“从来就不是”反犹主义者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他以自己是个基督徒来为自己的反犹主义辩护，这也站不住脚。基督徒反犹的现象在历史上司空见惯，而且，他的反犹主义作品都发表在他宣称自己是“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之前。另外，从上文中我们得知，艾略特的反犹主要不是由于神学上的原因，而是出于新英格兰和中西部文化中盛行种族偏见所至。正如欧文?豪所言：“犹太人在美国受排挤，不是由于他们可能在美国做什么，而纯粹是由于他们是犹太人。”其实，不管艾略特是否承认自己反犹。他具有反犹倾向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可以说，艾略特的反犹倾向即便不是出于其主观愿望，也是他所成长于其中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反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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