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清华谈话实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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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朱镕基清华谈话实录曝光

2011-05-27 09:49:41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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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镕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镕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镕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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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镕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镕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镕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镕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朱镕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 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朱镕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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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延伸阅读：中国为什么采取分税制

为什么中国选择分税制是历史的必然 现实的选择 浏览次数：571次悬赏分：20 | 解决时间：2010-5-5 21:01 | 提问者：匿名

为什么中国选择分税制是历史的必然 现实的选择

最佳答案 抓住机遇一步到位分税制改革，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来了。十三大报告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前提下实行分税制。但是在“包”字占改革主导思想的当时，是没有条件去具体实施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采用的大问题，使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思想禁锢解除，改革目标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当时国家财力不足，行政能力减弱，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正是这些情况为财税改革带来了历史机遇。

1993年，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正确决定，进行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紧接着，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财税改革迅速启动。原来财政部提出的方案是分两步走，而国务院决定，不要分两步走，要一步到位。当年夏天在北戴河，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持了改革方案的制定、论证、修改以及协调工作。

从1993年8月起，朱镕基亲自带领中央财政、税务、经贸等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到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做工作。没有这样的支持，光靠财税部门，这项改革能否推动要划个大大的问号。

财税部门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双方有碰撞，有博弈，有协调，也有妥协。这些碰撞、博弈、协调、妥协在发达地区有，在不发达地区也有。例如，有的地区提出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有的地区则担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等。但最后，改革还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也是当时财税改革能够推进的关键。

新税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首先是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支持。一些企业表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愿意照章纳税。一大批专家、学者找根据，说道理，介绍国外财税制度、改革经验，为财税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为改革出谋划策。

改革的成功还离不开广大财税干部和职工的辛勤努力。他们事前作了大量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对新制度作了多个方案模拟、测算、比较；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沟通、协调；开展了大量培训。改革推出后，财税部门又积极组织收入，深入调研，发现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仅1994年第一季度，财政部下发或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有关调整补充文件就有84个。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

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收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我当时是财政部的主要负责人，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可能有人指责是分税制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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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当时金人庆同志作出响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镕基同志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朱镕基同志非常理解，特批借款，期限3个月。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我第二天向朱镕基同志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如不采取措施，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不仅新增部分保不住，连基数都要出“赤字”，中央财政将大亏，中央财政的困难比改革之前会更加严重。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目的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实现全年目标。具体措施是对1993年末下发的财税改革方案进行四项调整。会后，四项调整方案报国务院领导审批，均得到批准。7月，全国财政会议召开，朱镕基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入情入理的讲话，并宣布了四项调整决定。

四项政策中，有两项非常重要：一是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产、培植财源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由全国统算，对各省平均返还改为按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这项政策的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第二就是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4年增收目标。各地如果实现增收目标，财政部保证兑现1993年的收入基数和当年增量返还；如果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说明基数不实，财政部将扣减1993年的基数；收入只完成了基数，没有实现增收目标，就按实际数和增收目标的差额，扣减当年的返还数。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长51％。各地按1993年增收幅度的1/3作为1994年的增收目标，平均增幅是17％。照此测算，财政收入增幅只要达到16.5％，中央财政就可以不亏了。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所以李鹏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这一年，在战胜了期初库存退税、取消“两金”而带来的减收等困难之后，财政收入增加了850亿元。如果考虑前两项的减收因素，实际增收在1300亿元～1400亿元。

财税改革还需完善

回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否则，即使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

二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各个行业千差万别，需要制订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改革方案，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案，并且要在不影响总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整体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实现方案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必要时，要采取过渡性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0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财税制度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存在种种客观原因，有些改革内容没有提出，有的改革没有一步到位，有的改革作了调整；另一方面是形势不断发展，14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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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需要对制度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一段讲话指出了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我想，这些就是财税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是我们近期、中期需要为之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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