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介

《资治通鉴》简介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其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 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

《资治通鉴》述庞勋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

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 ”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谠的《唐语林》。

《资治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各人先修“长编”，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李焘《巽岩集》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清朝陈弘谋谓“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家省思，史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

虽然此书中司马光自己的意见皆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编集此书，朝廷许他“自辟属官”，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颇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此外，司马光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三书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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