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案例分析3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案例一】：不法资本家

解放初期，建筑工程多由私营营造商承包。上海有一个只有一部旧钻机的私营业主，承包了7个水库的钻探工程，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他本人从偷工上获利2万元，又在代购器材上盗骗1.5万元。

济南利生行私营业主把旧的流速仪、经纬仪等冒充新货，卖给治淮委员会，不仅使国家损失3.8万元，并且使150个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记录失准。

天津市解放3年来私营业主偷工减料总值达2612万元，以机器、五金、棉纺、医药、橡胶等行业最为严重。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不法私营业主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偷工减料。天津40多家铁工厂竟使用不合格的废铁、烂铁制造军用铁锹和铁镐。这些镐和锹运到前线，一铲就卷口，一刨就断。

上海商人张新根、徐苗新为国营益民公司代购军用罐头的牛肉。他们在牛肉中掺进一半以上水牛肉和马肉，还掺入发了霉的臭牛肉和死牛肉。先后代购牛肉89万斤，盗骗国家款项20—30万元。

武汉私营福华药绵厂业主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来好棉花1万斤，竟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千斤是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消毒，带着化脓菌、破伤风菌等就交了货。

上海私营大康药房业主王康年，曾向25个机关的65个干部行贿。他在药房设立一个“外勤部”，1951年仅账本上记录的“交际费”就有1.9万元。王康年指示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要“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王康年说：“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凭这些手段，王康年骗取各机关订货款即有11万元，而这家药房原来资本不过2000元。

【教学案例二】：范旭东：用实业挑战侵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

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浴血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当天，天津塘沽的一个工厂里，许多职工正用大把的刷子，从桶里蘸上石灰水，拼命地刷去“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它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化工实业帝国中的一员，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行占领。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工的奠基人，麾下不仅有当时中国第一座精盐厂，还开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以及远东第一化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1914年，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范旭东，开始实践自己实业救国的志向。他先后在国内建立了多家工厂，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职业经理人李烛尘（解放后曾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和技术专家侯德榜（“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人，解放后曾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

此后，范旭东的事业蓬勃发展。1926年，永利碱厂开业8年后，其生产的“红三角”牌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轰动世界。

1937年，范旭东又获得了一个胜利，他在南京兴建的永利硫酸厂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批硫酸铵产品。“硫酸铵不仅能生产化肥，还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因此，该厂的重要性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利明告诉《商务周刊》。

但就在这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身上。“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开入天津塘沽港。

“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李烛尘）就开始接管天津的事务，组织工厂后撤内迁。”现居住在天津的李明智对《商务周刊》说。范旭东与李烛尘是世交和合作伙伴，范主要负责久大和永利企业的资金筹集和产品推销，而企业的生产及对外事务多由李操办。

国难当头。“当时远在香港的范旭东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电告当时留驻在天津的我的祖父，‘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李明智说。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

位于南京的永利厂同样没能逃脱日军的侵害。

“如果毁坏了永利厂,就等于毁了半个南京城。”这是毛泽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下的保全命令。永利南京硫酸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抗战初期，作为永利团体的重要公司——永利南京硫酸厂就已能生产大量当时极为匮乏的化工产品。刚竣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厂改生产化肥为生产硝酸铵，赶制炸药，以供应军需。

然而，“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蔓延到上海，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日本深知永利南京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一再要求合作。但范旭东和厂子的领导层发下誓言：“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厂。

在沪宁战争进入最危险的时候，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

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只有抛开商人的身份，才可以明白范旭东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副所长对《商务周刊》说，“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坚决要求拆迁，拒绝支敌。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李明智介绍说：“当年范旭东和我祖父后撤内迁到四川，虽然经营的很不顺利，但我祖父从未对当年的内迁后悔过，认为那是完全值得的。”

【教学案例三】：耿长锁农业合作社

河北饶阳县城南偏西12公里处，有一个叫五公的村子。合作化时期，该村因耿长锁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社会主义之花”而蜚声中外。五公村古称敬信乡。隋唐时期，因该村李氏家族的李敬族、李德林、李百药（《北齐书》的作者）、李安期、李宗臣连续五代世袭安平公，该村由此改称五公。时光飞逝，五公村千余年的辉煌已化为历史云烟。然而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和他建立的全国第一个互助组却再一次让五公村名扬海内外。

耿长锁是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最先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成立互助组织的。1943年冀中平原遭受严重旱灾，收获无几，加之日本侵略军经常清剿“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难。危难之际，中共饶阳县委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口号。耿长锁带头响应，他动员、组织五公村卢墨林、李砚田、乔万象三户贫农成立了土地合伙组，全组共22人，40亩地。他们在没有牲口大车和农具不全的情况下，耿长锁带领土地合伙组的成员苦干巧干、历尽艰辛，为了粉碎敌人的抢粮企图，采取快收、快打的方法，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亩产量超过了一般中农户。他们还利用农闲之机开展起打绳作业，为全县“组织起来，生产度荒”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使五公村成为冀中平原上的红色堡垒村，他所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冀中花开第一枝”。

此后，合伙组也遂之扩大到17户，并更名为农业合伙组，他们成立了代表会，制定了合伙组的章程。按章程规定：组建合伙组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生产，解决大家的困难，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活干，共同发展。各户所有土地由合伙组共同经营，地权归原主所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所产粮食及其他收入，除提10%作公积金，其余按人6地4分配。入组自愿，退组自由。年满结账后退组，可照数分配，但公积金不分；中途退组，赢余不分，如有亏损，应补足应分担的亏空方可退组；组员犯严重错误，经教育不改被开除者，按半途退组处理。有愿意加入者，须经两个组员介绍，代表会同意才可入组；入组后应交纳一部分牲畜农具费（贫者可免），就可享有与老组员同等的权利。这在冀中解放区首创了互助合作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在冀中解放区树立了一面旗帜。

1951年春，这个农业合伙组改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7户发展到18户，共82人，土地288亩，骡子7头，马1匹，大车3辆，一般农具齐全。1950年11月28日《河北日报》以“耿长锁领导的农业合作小组”为题，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51年10月，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介绍了耿长锁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为全省办社的先进典型和榜样。1952年11月8日，耿长锁农业合作社成立大社，入社农户401户（全村共425户），从此五公村成为全国合作化的一面旗帜。1953年12月耿长锁农业合作社被河北省委、省政府誉为“社会主义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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