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 - 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文档

重读鲁迅——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

2016年09月01日23:37 来源：人民日报文艺 任姗姗

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

今天，当我们返回历史现场，从鲁迅的书写和人生去复原他的精神地图，与这颗丰富而孤独的灵魂对话时，我们会发现：鲁迅经验、鲁迅价值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历史本身，认识中国，认识未来。

感谢大家近几个月来对“品读经典?重读鲁迅”系列的关注。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周年，我们从《新青年》《朝花夕拾》《野草》到鲁迅的诗作和人生，回溯和解读了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但我们深知对鲁迅思想的解读没有永远的终结，纪念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编 者

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炮，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的命运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在屈辱中蹒跚起步。这个从黄河流域繁衍起来的民族，终要告别哑默，在流血的痛楚中觉醒、爆发。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建造完毕。人头攒动中，“龙号机车”一声长鸣，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火车头的诞生。

同年9月25日，一个男孩诞生在绍兴。喜讯从位于东昌坊口、张马桥北边的周家，传到了在北京当“京官”的祖父周福清。祖父为男孩取了名字“樟寿”。福禄寿，寄托了一个家族对长男对未来的期许。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走向衰败的周家，映照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暮色。周家的长男，自小便因祖父下狱目睹了权力的不测之威，因父亲亡故、家道中落，而背负起沉重的责任，远走异乡复又返乡，踯躅着寻找前路。

直到1918年5月，一声响雷从这黑暗的底部炸响。《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作者署名“鲁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这一天，“鲁迅”诞生了。他决心“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他要做“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毕其一生寻找着答案：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从绍兴到南京，由仙台赴杭州，从北京迁广州，最终归于上海。《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毁灭》《十月》《死魂灵》《苦闷的象征》??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

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野草》）

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返回那个不算遥远的历史现场，尝试着从鲁迅的书写、呐喊与战斗中去复原他的精神地图，尝试着穿越曲曲折折的路径和幽暗渺茫的迷雾，与这颗“20世纪中国最为丰富、孤独而痛苦的灵魂”对话时，我们不禁发现：鲁迅经验、鲁迅价值之所以不可磨灭，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历史本身，认识中国，认识未来。这就是鲁迅的力量，具有超越性的力量。他是以燃烧的生命，给今天的我们以无穷的光与热。

今天，鲁迅依然与我们在一起。

鲁迅的时代，坚船利炮裹挟着欧风美雨奔袭而来，古老的民族被迫站在了东西方文化冲击的前沿。“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这一徐光启在17世纪提出的思想，在那个困顿的中国落地有声。

1934年，鲁迅为《中华时报》副刊《动向》撰写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他所倡导的“拿来”是为我所用的拿，虽然“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却一定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所倡导的“拿来”致力于造就新的文艺、新的思想、新的人，他相信“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他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2016年，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如影随形。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延伸，让这种裹挟与奔袭发生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甚至每时每刻里。当你的一天从被苹果手机的闹铃和麦当劳的咖啡叫醒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拿”或者“不拿”，这似乎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如何不被这浪潮覆盖，不被这风云淹没？同样的问题，考验着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延续性，考验着今天的中国人对文化根性的自觉与自信。

那个时代，没有尼采，没有夏目漱石，没有安特莱夫的启发与熏陶，没有异质文明作为参照，鲁迅就不可能提出国民性等一系列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鲁迅也难以成为鲁迅。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在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们依然要面对，面对那条漫长崎岖、通往远方的前路。没了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映照，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不会“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今天的一切始终不能成为中国的故事。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痛苦之极的鲁迅曾这样长叹。然而，他从未放弃，从未缴械。在经历了无数的相遇与告别、信任与背叛之后，他依然秉持着直逼现实、洞穿未来的目光。他终生为之战斗，苦苦为之寻觅的“向何处去”，归根结底是“人”的觉醒，是如何真正成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人”。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

住脚”。（《随感录三十六》）

他视“世界人”为重塑“中国人”的价值尺度和理想境界。在他那里，一个真正的“世界人”就是一个理想的“中国人”——他继承传统但不画地为牢，面向世界而非丧失自我；他是知识、道德、品格、思想的协同生长；他要为中国在世界挣一个地位。而这，与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是何其相似；对沉迷于物质与技术而内心苍白贫困的人们，对置身全球化与现代性漩涡而丧失自信迷失自我的人们，是何等的振聋发聩。

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他依然是我们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他的思想依然烛照着今日中国。

80年的时光纵然已逝，但我们不应忘记——

1936年10月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他的《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手稿摊放着。灯却亮着。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 是的，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回归生命本体的“母语”写作——读《在母语的屋檐下》

2016年09月01日23:32 来源：光明文艺 凸凹

暑期拿到彭程先生新出版的散文集《在母语的屋檐下》，立刻耽读不止，如沐清风，心神俱爽，好的文字的确可以让你消暑受用。

这是一卷回归内心和本体的文字，一切都立足于生命的原点，伦理的基点，在人的普遍生活和人情、人性恒常之处款款落笔，做从容、准确、朴实的表达，写出了通透、蕴藉、经典的（人人都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因而多有会心处，让人能“浸入”自己，击节不已。

一、彭程的生命状态，是“每逢大事有静气”，所以他阅世处事平和平静，待人接物也不工于机心功利，面对名疆利场，也很少在“实用”的层面流连驻足。作用到文字上，他便有了以平常心淡定处之的自然形色。因为很少考虑文字之外的东西，所以他不急迫地写，而是等到尘埃落定，看到了情感的原貌和事物的本质之后，有了痛彻的感受、通透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之后，才于案头命笔。所以，他所写出的，都是真切的生命之言。

我一直以为，散文独立存在的理由，即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是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写作。用郁达夫的话说，它是“自叙传”，写的是作者的“个人发见”，即个人的感知、感受和感悟，带着深刻的个体生命的烙印。其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转述和表述，不是它的主要功能，有“之余”的味道。之所以也要涉笔，为的是给个人体验的主观表达提供基本的、必要的生成条件和环境关照，且仅此而已。由此，散文不是汪洋恣肆、任性挥洒的文体，它是缓慢生成、准确捕捉、从容表达的文体。它与作者的生命历程结伴而行，它是时间深处的积累和结晶，用彭程的话说，它“以耐心为经，以技艺为纬，在漫长的时间背景下缓缓地展开”。在这一点上，彭程是卓有定力的书写模范。

彭程的耐心，使他在处理个人写作资源时，表现得特别的克制、节制，不看到表面之下，不“烂熟于胸”，不真的明白，不痛彻地感受到，他绝不写。他不写模糊的观察、含混的感受，更不写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体验。于是，他的文字，处处意象清晰，句句言之有物。所以，虽然取材不过是个体生命个人生活，但螺蛳壳里做道场，其寓意是大的，写出了典型的心像，写出了关乎人情、人性众生俱感的普遍道理。

譬如《招手》。写他与父母毗邻而居，因为忙，不能每天前去探望，问安的方式就变成每天清晨在厨房准备早点时推开窗户，向正在楼下院子里散步的父母招手。他写道：“这样，招手对我便有了一种仪式般的意味。做完了它，我才会感到心中踏实，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有了一种明亮和温暖。对父母而言，这个动作的意义当会更大。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亲情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他的叙述，立刻就打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招手”是每个中年人心中都有的意象，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父母与儿女间、血脉与骨肉间的“呼唤与应答”。因而“招手”的背后，对应着种种类似的亲情联系，比如写家书、打电话、发微信，等等。那么，一个人的“招手”，就有了普天下的经典况味。

其中的另一篇《对坐》，虽然以前读过，但这次重读，依然泪流满面。他写与父母在沙发上对坐时的心理活动，笔致极其细腻，道尽一个中年人，眼睁睁看着赐予自己生命的亲人日渐衰老、无可挽回的苍凉感受，让人怦然心动，生大忧伤，不禁联想到朱自清的《背影》。背影，虽反向，青春和希望还是在的，预示着团圆和相聚；对坐，虽相向，却是老、病与绝望，最终的分离，不由分说地在不远处等着。“对坐”，又是一个经典的意象，穷尽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是沧桑和至痛的生命感受，每一个以生活为本的人，都会被击中，内心不由自主地生出大酸楚！好的文字衡量起来其实极其简单，就在于能不能写出经典情感，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与共振。从接受学的角度说，彭程的《对坐》与朱自清的《背影》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学生课本应该选在一起，对照着阅读。因为彭程的启示，感到面对生命的原点、恒常的伦理，老旧的题材也有日日新的内涵。

二、现在的一些散文作家，太看重凌空蹈虚的写作姿态（关键的是，功利的推动，使他们失去了以生活为本的信念和积累生活经验的耐心），热衷于放任想象，制造眯眼乱心的“语言盛宴”。由于个人经验、体验的或缺，他们大量依据历史文献和别人的材料，无限衍发，勾兑成文。一粒黄豆，可以做成一锅豆浆，打干捞净之后，实在的东西不多。总体上，是文胜于质，买椟还珠。而彭程不为时风所动，他坚守在“母语的屋檐下”。在他那里，所谓“母语”，既是来自“妈妈舌头尖”上的声音，包括乡音在内的与生命俱来的、承载着历史记忆、感情记忆的出生地的语言，更是回归生命本体，以人的基本情感，譬如乡情、亲情、友情，为创作母题，呈现恒常、深刻的人性内涵，从根本上回答人之所以是人的哲学命题。

他认为，人的这种基本情感，最大的特征，是“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带给人的是安稳和从容，是一种值得信赖、可以托付的感情所在。父母是不变的，兄弟姐妹是不变的，一日三餐是不变的，这种不变，即对生活伦理有常而连续性的感知与认同，恰恰可以生成并储

藏丰富而深厚的人性基因。而大量的美的事物，正是通过这种连续性而诞生而达成，人情、人性之美，也常常是经由这种连续性的通道而抵达。

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他“连续”而本分地挖掘和书写，一切都依据自己真实、深刻和准确的体验，像沙里淘金，一粒一粒地积累，终于囊中满盈，金光闪闪，成大气象。所以，他的文字，是质胜之文，都是货真价实的货色，处处有生命的体温和生活的烙印。因而可以凝眸，可以摩挲，可以品味，可以信赖、可以敬重，可以典藏。

事实上，彭程不仅质胜，其文也是胜的。他是“新书话”文体的开创者之一，博览群书、腹笥充盈。但他在写作中，从不卖弄学问，而是撮盐入水，把人文底蕴化为他“母语”写作的内在肌理，让自我生命体验的表达，有时空的回眸、有理性的关照、有他我的对比，因而表达的维度就宽广、深厚了。通读他的这部散文集，我们明显地感到，他的书写，融入了苏东坡的旷达，陶渊明的淡然，袁中郎的性情，肖邦的俊逸??种种质素的融会贯通，使他的文字显得那么儒雅、优雅、典雅，于无声处，美不胜收。 (作者系北京市房山区文联主席，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8月30日10版)

【附】一、《招手》小说

①这两年间，心中最舒坦的一件事，是和年连古稀的父母作了邻居。他们就住在同一小区，同一幢楼，相邻的单元里。走过去，走过来，包括上下电梯，也就5分钟。

②去年夏初，他们从近30公里外的郊区小镇，迁来我居住的三环边的小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能够就近照顾他们，是我们兄妹的共同心愿。

③转眼一年有半。我并没有照料他们什么，倒是又一次受到他们的呵护。骤雨来袭，再不用担心出门时窗户大敞，他们会及时过来关上。晚上回家后，餐桌上经常摆放着母亲做好送过来的吃食，包子或炒饼，茄合或馅饼，温乎乎的，像童年记忆中，抚摸脸颊的母亲的一双手。

④父母在身边，我内心的幸福滋长得茂盛。虽然不是每天都过去，但每走却能和他们相见，用的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招手。他们和我，父母和儿子，每天清晨，一方在院子里，一方在房间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相互招手。这个动作，成了每天的固定的节目。

⑤父母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一年多来，除了冬季，其他三个季节，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定时出门。6点 多钟，我从窗边向下面张望，多半就会看到，父母已经在下面的小花园里散步了。花园是被几幢楼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空间，不大，尽在我的视野中。母亲走在前 面，目光平视，走得很慢很慢，父亲紧贴着母亲，佝偻着的腰好像比过去更弯了，几乎是紧贴着地面。但走到迎着我这幢楼的方向时，他们都会用劲抬起头来，不停 地向着我这扇窗户张望。

⑥我知道，他们在等待我，伸出手去，朝他们挥动。

⑦我住的是这幢楼房的20层，他们要仰起脸来，才能看到我所在的房间位置。我在下

怎样从一位文学家的心间流淌出来的。这些文学大家，不知是为文而造情，故弄玄虚一番，而是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感受到不平，感受到满腔报国热情无法实现的愤懑。梁衡选择政治题材的散文创作，从根本上，是延续着这样的文学传统。当然，他的这些文学主张，在有的人看来，是十足的文学功利主义。梁衡似乎并不回避文学功利主义的看法，但他的文学功利主义，强调的是文学要接地气，要正大正气、至刚至强地立足当代生活，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不笼统反对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散文，但反对文学的轻质化，厌弃那些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轻飘飘的文字。他赞赏不平则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文学。冯牧先生在评价梁衡散文作品时，曾肯定他的散文中所流露的积极向上、乐观、赞美的基调。从这一意义上来解读梁衡的政治散文，我以为不只是能从其中看到梁衡的人生态度、政治追求，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梁衡追求的，不是口头文学家的虚名，而是于社会和人生有着切实促进作用的文化创造。所以，当很多写作者钻进自己的小天地自我陶醉、自我欣赏时，梁衡大声疾呼，文学要有一种大境界、大格局，文学在现实政治面前不能回避、绕着走，而应直面迎对。这样的文学之道，在很多文学家看来，是一条自寻烦恼的畏途，但梁衡却愿意以自己的创作，来践行这样的创作理念。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6年第4期

【附】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2013年03月08日15:5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永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二、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起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

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十年前，1958年8月6日晚，他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到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渡过难关。

这次，毛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地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60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又问：“现库内已淤沙多少？”答：“50亿吨。”这就是再修十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毛打马下山，一路无言。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上下叫好，只有一人坚决反对，这就是黄万里。1955年4月周恩来主持70多人的专家论证会，会开了7天，他一人舌战群儒大呼：不是怎么建，而是三门峡根本就不宜建坝！下游水清，上游必灾啊。果然，大坝建成第二年，上游受灾农田就达80万亩。黄的意见没人听，他就写了一首小词，内有“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

微言绝”句。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登出了这首词，黄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右派。毛泽东记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不觉长叹了一口气。

我猜想毛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新中国成立后毛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做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理时到山西视察，山西领导又重提引黄之事，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在场，听到赵又转述毛的这番话。大约1958年成都会议毛、陶对话时，赵亦在场。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止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柏坡进发，定都北京。当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回望滔滔黄水，激动地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进城后至少9次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这次毛重访旧地，我猜想米脂县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20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地主的老房子。而当年毛的指挥部，整个党中央机关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了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能出其右。这次毛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无定所，但借得窑洞一孔，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在1925年到1933年曾认真作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一个农民，天打雷劈死了他的毛

驴，就说：“为何不劈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小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这次毛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着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中卧龙冈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事。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12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到中央哪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做他的秘书。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

的乡村风俗喜剧；而纵使是双水村的掌权人支书田福堂也不能罔顾礼俗而为所欲为，所以当他发动的水利建设因为搬迁住户，遭到金氏家族的暗暗反抗，金家抬出了年近八十的金先生太太以死相抗，一时间似乎激烈得不可收拾了，不料田福堂却撇下支书的架子，谦卑地向金老太太执子侄礼，他的一声“干妈”和扑通一跪，刹那间化解了危机。作品于此写道——

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意耍赖——一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痛．给她双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乡妇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83页）

田福堂不愧是一个高明的乡村政治家，他在矛盾激化的时刻，不是粗暴地动用支书的权威来压服对方，而是巧妙地利用礼俗人情相应对，他放下身段的一跪反而折服了对手。这个细节非常生动地显示出乡村政治、人际关系以至于邻里矛盾等等，都不能不受到传统礼俗人情的制约。当然，风俗或礼俗也不是一成不变，比如集体化以后，双水村的枣树归集体所有，由此演化出了一年一度的打枣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了整整一章来写这个节日——

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拥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页）

这确实是一个盛大的乡村节日，一场乡村社会的欢快放松兼社交交流的节日，所以男女老幼纷纷到场，打着枣子，说着闲话，唱着酸曲，逗着乐子，全村一家，其乐融融。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是解放以后逐渐形成的新传统、新风俗，合作化以前不会有，而当社队体制解体以后，这个新传统也随之消失了——作品后来写到，当社队体制解体后，枣树分给了各户村民，于是各家谨守着自己的那一两棵枣树，相互之间的关系反而很生分了，先前那种全村一家其乐融融的情景从此不再有了。显然，打枣节的兴衰折射着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变迁，而那变迁其实并非只有得没有失。再如，乡村社会如何处理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如何处理邻里矛盾，以至于如何对待孤老和寡妇，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有一套不成文的却相沿成习的习俗或礼俗。这些礼俗当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或有所增减，但却不可能没有，它们有效地调停着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平凡的世界》在其宏大的改革叙事和个人奋斗叙事的大骨架中，插入了相当丰富的风俗-礼俗描写，成为这部巨著的细腻肌肉，从而使全书骨肉停匀、丰富饱满，大大增加了全书叙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事实上，《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赢得那么多读者和听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非常地道的并且富有人情的风俗-礼俗描写，让人读来听来滋味无穷。

三、顺便也谈谈《平凡的世界》的艺术问题。因为这样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却由于它的艺术不够时髦而长期得不到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界和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尤其在所谓学术中心的高层学术圈子里，《平凡的世界》其实是备受冷遇的。比如，前几年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先生领衔主编的、有十多家著名高校学者参与编写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叙述到新时期文学的时候，也只在一处顺便提了一下路遥的名字，就一笔略过了。说来惭愧，我也是该书的编写者之一，但这部分不由我写，所以我也无可奈何。

这看似奇怪的冷遇其实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遭遇。要问主流批评家们为什么不待见《平凡的世界》？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部作品“不入流”——不符合文学发展的新潮流。然则什么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比如小说写作——的新潮呢？他们认为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接连出现的“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后先锋小说”等等新潮，他们觉得这些新潮作品或有神话、原型、象征，或有形而上的玄思加形而下的下半截展露，或有精神分析、意识流以至于魔幻感，在艺术上能够花样翻新而且技艺复杂，读来颇给人深沉得神神道道或深刻得玄玄乎乎或时髦得奇奇怪怪之感，正惟如此，这些作品才堪与国际文学潮流接轨，被视为“入流”以至“领潮”之作了。相比之下，他们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真是平凡无奇之至、老土得人人都看得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让我又想起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一段话——很抱歉，我已在别处两次引过他的话，此处就再引一次吧。考利说有一次他指导一个大学写作讲习班的短篇小说习作，一个学生不等他开口就说：“我明白问题所在，某某教授已告诉我，我没有好好利用门的象征作用，盘子的象征作用??”考利认为这是胡闹，他大声疾呼必须提出三个口号以挽救现代批评——

如果不真实，就不可能是象征； 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话；

如果一个人活不起来，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生活的原型。

我觉得同样需要挽救的乃是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而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继承了柳青的《创业史》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农村叙事范式，而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做了适度的调整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改掉了过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对集体主义的过渡眷顾，而更加开放也更有同情地看待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力求忠实地写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写出跻身于这个不凡进程中的平凡人物之典型，以及相应的社会风俗之变迁。这样一种“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对他所要描写“平凡的世界”和“平凡的人物”已经尽够了，别的更摩登更时髦的文学风尚反而与之格格不入。正惟如此，路遥绝不跟风，而是踏踏实实地用了将近六年的心力，苦辛耕作他自己的文学园地，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朴素而大气的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

作为一部巨幅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成就其实是并不平凡的。这里只举其荦荦大者。其一，路遥在这部巨著中不仅出色地描写了一幅非常复杂的社会改造进程，而且有

条不紊、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一大套生动感人的故事，大故事中穿插着小故事，叙事结构井然有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小说毕竟是一种叙事文类，万变不离其宗，讲好故事乃是起码的艺术要求。与路遥同时或比他稍后的不少作家，虽然能写出相当繁复的作品，却往往因为不善于讲故事、不会结构作品而功败垂成。其二，《平凡的世界》更重要的艺术成就，乃是它成功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小说都是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崛起的写实文类，而写出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对小说来说乃是比讲好故事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艺术要求。鲁迅的小说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钦佩不置，首要的就是塑造人物的成就很高，哪怕是短短二千字的《孔乙己》，也把孔乙己写得活灵活现。新时期的小说在这方面其实是日渐逊色的，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让读者们念念不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写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物都堪称典型，即使一些次要人物，如孙玉亭、王满银等等小角色，也都写得性格鲜明、很接地气，令人读来如在目前、过目难忘。其三，《平凡的世界》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也颇为出色。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接地气的平凡人物，路遥是很“贴心”地描写这些来自乡土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所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有细腻的展示和渐趋深入的层次感。路遥特别体贴乡村妇女和来自乡村的女知青的爱情心理，他曾经在作品中感慨地为她们抱屈说——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页）

这确是深谙人性人心底细的话。此所以《平凡的世界》对乡村女性和出自乡村的女知青，如贺秀莲、田润叶和郝红梅等年轻女性的爱情心理之刻划，无不体贴而周至、细腻而动人。至于细节对于一部巨型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大的情节，因为有没有丰富可味的细节，决定着一部长篇小说是否真正地肌质丰满，而不仅仅是骨骼突出。《平凡的世界》的大故事固然讲得有声有色，小细节也写得丰富有味——那些细节描写常常出现在有关风俗人情的场景和人物之接人待物的场合，这只要打开书页，可谓触目皆是，而无须多言了。

当然，《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也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有待于完善。即如它的语言就热情畅达有余而有时不免直露，而夹叙夹议的语调和本色的生活语言相杂糅，则显现出路遥从政治抒情的语言向生活化的语言过渡的痕迹。这不难理解——路遥在文革后期就开始创作，不可能不受那时语言环境的影响，而路遥所敬爱的柳青对他的影响也不全是有益的，比如那种挟带着政治激情的夹叙夹议语调，就是柳青的影响之遗留。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非常努力地去改进，积极地尝试运用一种更为本色的生活化语言来写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的路遥没有来得及完成这种转换，四十刚出头就去世了。

四、去年年底的这个时候，我的哥哥在家乡被车压断了右腿，坚强的他没有告诉我，只就近在县医院治疗，稍后发现情况严重，才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由此，我们兄弟俩难

得地有了一个多月的朝夕相聚。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想接哥哥和嫂子到北京玩玩，但哥哥总是忙得没有空闲，如今受伤了，这才有机会来北京。今年正月哥哥出院到我的小家住了一个礼拜，由于身体不便，他无法到外面去玩，我只能推着他在清华园里转。那是哥哥最开心的日子。晚上我和哥哥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每每神聊至深夜，看着灯下的他，我总想起孙少安。

我哥哥是1974年底高中毕业回乡的。他虽然比孙少安多读了中学，但我家乡的条件比双水村还要差，我哥哥不可能就地办什么小企业，也不能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因为他是长子长孙，只能留在家乡。于是哥哥先是在大队的小学兼戴帽子的初中当民办教师，1982年土地承包后，他立即辞职回家当了农民，侍候老人、种好庄家、抚养儿女。他的婚恋故事也与孙少安的婚恋颇为相似。我有时不禁要想：如果我和我的哥哥互换位置，彼此的人生会怎样？我不敢确信自己当农民会比哥哥做得好，但完全相信哥哥读书一定不会比我差。因为哥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中生，数理化尤其好，至今六十岁了，说起这些东西来还是一套一套的，侄子侄女们的数理化都得益于他的辅导，而我却早已不能给女儿辅导这些功课了。并且哥哥也多才多艺，比如自学音乐乐理，吹拉弹唱都来得。哥哥当然也曾想过上大学，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大队为了留他教书、故意不给他报考手续，待到1978年再次高考的时候，哥哥虽然有了手续报了名，可是他临考时在考场外面走了好几圈，最后考虑到家庭的责任，还是毅然决然地自动放弃了，稍后他又辞去教职，成了一个地道的优秀的农民。农村的活计，从种田、当土匠、做木匠，哥哥全是自学成才、成了一把好手，一乡无人可及。对弟妹们的求学，哥哥始终支持。没有他做我的坚强后盾，我不会整整十年读了三所大学。而每当我有所不安的时候，他总是宽慰我说：“家里的事有我当着呢，你放心读书吧！”

我一直没向哥哥推荐《平凡的世界》，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读。而现在，仍在养伤的哥哥倒是有时间读了。我将把这套《平凡的世界》寄给他，他会喜欢的，我相信。（作者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收入《续写岁月的传奇：清华学子感悟〈平凡的世界〉》

山海关。这首诗的大意是：自从张骞凿通遥远的西域之路后，东西古道上的官员就往来不断。笳歌声中，我倚剑遥望，嘉峪关连绵直接崆峒山。长城下将士乘着月色去饮马，戍楼上苍鹰在盘旋。除了卢龙、山海两关，在这以东还有何处能比得上雄伟的嘉峪关！ (2010年3月19日)（《学习时报》2010年4月26日，5月10、17、24日）

读梁衡《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2011-06-27 11:47:48)

因为“出书”太热，所以当代名人的书我是不读的。与自己有联系的人——领导、同学、同事出了书，也会拜读一二。因了我的浅见，连我们的新闻前辈、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的书放在桌上后，我也未曾读过。只看过他评价毛泽东写新闻稿件的一篇力作，深受启发。最近，有幸得到的是梁衡的散文集《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毛泽东的诗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喜欢；毛泽东的文章，句读铿锵、一针见血，我也喜欢。

写新闻稿件，只要文字能文通句顺、再稍培训一点新闻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写稿了。但是，得奖容易留史难，要写出真正的好稿件，必须有行方智圆的大智慧、有高屋建瓴的大视野、有高尚的职业情操才行。这怕是当今世上无几人。

看《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我很惊异。搞这么多年新闻工作，又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竟这样的胆量，这样的真挚，写出这样的与政治与政策紧密相关的文章！而我辈如何？听指示，怕出事，不求出彩，但求无过，连稍敏感些的字眼都避免了。

文章就是在大胆的设想中出炉的。骑马出发的时间在毛泽东早就设想好的1965年，他像战争时期那样，入住老乡家里，和人们聊着家常，随时随地地调查研究。

毛沿黄河溯流而上，在郑州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在三门峡反思当时上下热情高涨仓促上马的后果；在米脂县杨家沟了解百姓尚且穷困的原因；在兰州设想怎样改造大西北。

毛接下来沿长江向下。他在金沙江畔遇到彭德怀；在武汉给狂热的情绪降降温；在庐山痛定自责。两河之行结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三项决议。

这些，当然全是设想。但重新走到百姓中间，听听不同的意见，历史将重新改写。 梁衡带着放眼观世界的社会责任感，带着想落天外的浪漫主义情怀写就此篇。我读了，想说些什么，却又无话可说。于是读完又再读一遍，在前辈如诗词般的长短句中唏嘘流连，然后写些杂七杂八的句子，聊解不得不说之感。

让人说真话，敢于听真话，便不再有“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 要莫不说，说就说真话吧。 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2011-12-28 09:25 作者:梁衡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1746次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

这个问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

本文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梁衡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

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

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

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

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

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

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晋祠》，当年被选入中学教材，并应教学需要写了一篇

《我写〈晋祠〉》。16年后，1998年又有一篇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被选入中学教材。许多语文刊物希望能再写一篇文章，谈谈《觅渡》的写作，以作教学参考。

这篇文章和《晋祠》不同，《晋祠》是写景，《觅渡》是写人，作者在《晋祠》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自然美，表现自然美；而在《觅渡》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想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与大自然雄浑博大、深奥无穷一样，人也是永远探究不完的课题。人的精神世界其广阔、博大、复杂，决不亚于自然世界。人是另外一个宇宙。

一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或曰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指他的功业，依个人能力、机遇不同差别亦大。小至种一草，植一树；大至缔造一个国家，完成一项发明、一个发现。只说有形功业，人就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有层层丘陵也有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遥望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群峰屹立，连绵不绝。从凡人到英雄，从小事到大功，足够波澜起伏了。这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外在的功业有大小之分，内蕴的人格也有高下之别，这是另外一个做人的系列，另一种标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多么惊天动地的功业。这与其人的学识、机遇、时势有关。比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功大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包括身处要位、执掌大权的人。在人格这一点上，人人都向他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格所展示的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发，一旦与其他外在的力量相结合，便威力无穷，就像蕴藏在铀原子里的能量被裂变释放一样。人格人人有，人格不因其人的外在职位、权力、功业的大小而分高下。人格是人的本质意志，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虽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我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一宗冤案，几百人受迫害，甚至一位县委书记被迫自杀，但是最后为此案奔走平反、坚强不屈的竟是一位看庙老人。这就是人格的力量。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桑氏老人》。就是说外部条件能更深刻地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锻炼成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出一个人的人格。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有内在的人格，又有外在的功业，还有才未尽、功未成的悲剧，所以他是一个永远议论不完的话题，是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接触瞿秋白这个题材比较早。在初中时我读过介绍他的小册子。他那幅脸色略显苍白的照片，对我印象很深。还有照片后的题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还有鲁迅送他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1963年我上大学，社会上批判叛徒哲学，说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他的《多余的话》。到“文革”，在空前的翻案风和打倒声中，他被说成叛徒，我在八宝山亲眼见到他的被砸毁的墓，世事沧桑，世态炎凉。“文革”以后党中央又再次正式确认他的功绩、他的英雄地位。他是个人物，是个复杂深邃的人。但

这时还没有想到写他。真正想到要为秋白同志写篇文章，是见到了他的故居。

1990年我到常州出差，问当地有什么历史名人。答曰：共产党早期三大领袖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都是常州人。我心中一惊，真是人杰地灵。这座小城怎么容得下三位风云人物。秋白同志在城里还留有一处故居并已开辟成纪念馆。我很快去拜谒了他的故居。这是处于闹市区一条大马路边的一座旧房子，说是故居，其实不是秋白家的家产，它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秋白一家当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无处栖身，而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穷途末路，与林教头风雪借宿山神庙差不了多少。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亲一辈已破落得很。其父字、画、医都极好，现在故居墙上还挂有他的字画。但他很不善治家理财，过着穷愁潦倒、浊酒苦茶的散漫生活。治家的重担全落在秋白母亲的身上。这个没落家庭已如大厦将倾，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常常前后堵门，父亲依然是既无能力又无多少责任心，唯母亲终日忧心如焚，以泪洗面。终于她实在经不起这如磐的压力，在一个深夜服火柴头自尽。当时秋白在外地念中学，他得知噩耗回家奔丧，在母亲床前的砖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并留有一悼亡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我去参观时，默默地盯着那张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砖地，半天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曾经想过，文章就从这个情节开头。秋白是贫白如洗，是被社会逼到生存的边缘的啊。他从本质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大众。这是他的人生起点。贫穷是第一课。他的人格锤炼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是一块烧红的铁，被放在砧子上反复锻打，又再度投到洪炉中，许多不纯之物被烧化了，化作青烟飞走了；又有许多不纯之物被锻打成渣挤出体外。剩下的是一块纯精之钢，坚不可摧，柔可绕指，光洁照人。秋白以没落世家子弟受劳苦大众之苦；以一柔弱书生当领袖之任；以学富五车、才通六艺之躯，充一普通战士，去作生死之搏。像山高岭险而生劲松，雾多露重而产名茶，历史的风口、浪尖、滚雷、闪电下站起了一个瞿秋白。

对秋白人格的剖析，我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说他怎样看待“生”，看待生命的价值。他不是普通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有文才、画才、医才、翻译之才，他身体里的含金量要比常人高得多。但是他不顾影自怜，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将自己的珠玉之身扑上去，好像用一块纯玉、一块黄金代替一块石头、一车土去堵决口。这是一种最伟大的无私，最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只是一般的献出生命更可贵，更可敬，更耐人思索。

第二个如果，“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是想说他怎样对待“死”，说他对死的态度。秋白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深明生死大义的人。他是个英雄，但决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传统形象的草莽英雄、刀枪英雄、虎胆英雄、狂飙英雄。勇敢、坚强等这些英雄冠词、已无法概括他。他是一个冷静的勇敢者，只要他认准的主义、道理，他就静静地去实现。为了主义，他把死看得很淡。轻轻地，就像掀开杯盖吹开茶面上的浮沫。

第三个如果，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是说他怎样看待“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他对生活可以轻抛，对死淡然一笑，对名也看得很透，对到手的名也像对生命一样，轻轻地一推，就把它推到一边了。他是大彻大悟、彻底超脱的人。人格修炼到此，应该说无论是佛，是道，是儒还是一般的革命人生，他都超然其上了。

秋白用他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的三个问题，这已经够我们思索不尽了，但还有更深一层，或曰更感人的一层，他是用悲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算是第四个“如果”，没有点出的“如果”。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逞。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生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鲁迅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是其一。??中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怀才不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也几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社会矛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正是企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屈原、贾谊、司马迁总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但秋白与他们还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时代那种简单地为明主不知、君主见弃。第一，他赶上了乱世，只要有一个稍微平静的环境和稍充足的时间，他的文学之才、艺术之才、治学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块土壤上，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如司马相如，如李白、王维、白居易。但家贫世乱，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对民众遭涂炭、陷水火，他顾不得去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本来乱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觅渡》中写到的与秋白同时的梁实秋、陈望道。但秋白主动放弃了这个展才之机。为民族大众的政治，一个文学艺术的巨才未能长得更高，并过早地夭折。这就让人更有一份遗憾，一丝悲伤。

壮志难酬，这也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也是一种社会矛盾现象。对一个人来说逆境难免，企图一生顺利，心想事成，这不可能。但秋白之逆境，不是前进方向遇到的逆风、逆浪，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在他的身边、身后发生的不公平、不愉快，甚至是迫害。年轻一点的同志常不理解为什么党内也曾有那么残酷的斗争。其实内部斗争也是一种矛盾，各种思想、观点、利益的不同，矛盾也有激化的时候。只是人们在习惯上总觉得自己人不该发生这种事，一旦发生不但令人生悲更令人生愤。所以历史上如岳飞、袁崇焕等忠臣良将未死敌手反遇内害，令一代一代的人一提起心里就颤抖，就发痛。秋白也已归入这个行列，他是被“左”倾路线，被自己人所害。是长征前有意甩下的包袱，是被母亲推出怀抱的孩子。他甘愿舍弃自己的才华救党救民，反遭如此不公，这怎么能不令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悲凉和激愤呢。

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同是共产党的领袖，他对民族的贡献，不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有大功大业，而是昭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道德。这种精神道德甚至超过了事业本身，因为精神可

以变成无穷的力量。所以后人尊敬和纪念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样尊敬和纪念瞿秋白。《觅渡》是1996年8月发表的，1998年10月，我因公过常州第四次拜谒秋白纪念馆，馆里的同志说，明年1999年是秋白诞辰百周年。我立即联想到这一年我们刚纪念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百周年，秋白比他们还小一岁啊。他的物质生命只有其他战友的一半，但他的精神生命却与他们一样长存。许多事他没有来得及做，但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昭示出一条路，所以我在文末说：“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可见人格的力量与价值。纪念馆的同志说常州准备隆重纪念秋白诞辰百周年，包括重修他的纪念馆、秋白铜像揭幕。而这些重修经费中竟有36万元是来自民间，是平时十元、百元，一张一张送到纪念馆来的。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号召，只是默默地发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鲁迅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歌颂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这是《觅渡》一文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我想是这三点打动了读者。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读韩愈》

梁衡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

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

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

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1997年5月有所思于潮州，1998年7月写于北京《人民文摘》(2002年第二期) [点评]

“春时，兰花满山，径出而香远；秋时，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绿水碧波绕回廊而明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在我的记忆中，梁衡那韵味悠长的名句是通过教科书的灌溉而深深的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的。《晋祠》是我所接触他的第一篇力作，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当时的梁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兼领导人却是以山水散文家的身份保存在脑海的史学之库中的。

事隔二十年，梁衡近年来已出乎独具个性和思想，这种新高度在于他近年来的散文倾注了浓厚的时代意识和忧患意识，倾注着他失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沉感情，这样的新高度就使他摒弃了以前散文模式的桎梏，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诗已满足不了时代的呼唤，他以“苦吟诗人”的身份着墨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充分吸收优美深沉，情真意切的文学语言，开启了散文创作中的另一航线：政治散文。生命的变奏从此更为响亮。

在《大有大无周恩来》中，他娓娓叙说着周恩来的大无：“死不留灰”、“劳而无怨”、“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从而揭示出周恩来的“大有”：“化身干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形象生动地勾划出总理的光辉形象，进而揭示一代伟人的生命哲学。

《读韩愈》一文更是经典的看出了“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的内在意义，这篇文章的发表，正是显著的表现出梁衡政治倾向的树立和强烈的使命感，作家对作品人物的艺术升掘，正显示出了作家本人对这些历史伟人由衷的情感和深沉的怀念，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心灵在伟人的情怀中陶冶、共鸣。他一针见血的提出人生四逆境；“生活之苦”、“心境之苦”、“事业受阻”、“存亡之危”，又颇有见地的揭示处逆境之势的心态：“心灰意冷”、“怨

天尤人”、“见心明志”、“泰然处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时代。政局的动荡在作家身上打下的烙印，借古的担子已在肩膀下，作家的手终于不再吝惜!

梁衡先生的散文被同行们称为异数，但是他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下，时刻保持着的，正是那清醒的思考，或许在我们的眼里，《大无大有周恩来》和《读韩愈》可给我们留下更多思维的空间??

梁衡 《 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

范仲淹生平简介：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彬州（陕西彬县），后迁居平江（江苏吴县）。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初二，两岁时，父范墉病故，母谢氏，贫无依靠，改嫁朱文翰（当时任平江府推官），仲淹遂改名朱说。四岁随继父北归长山县（现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年稍长，继父让其学习商贾技艺，皆不喜爱，唯愿读书。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加之家境贫寒，范仲淹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倍受磨难，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河南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继续苦学。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复范姓，改名仲淹。后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战功显赫，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方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我们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

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山东青州为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区之一。当年大禹治水后将中国分为九州，即有青州，禹贡图上有记。现在人们到青州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上山“拜寿”，二是到城里凭吊范仲淹。

出青州城南五里，有一山名云门山。自山脚下遥望山顶，崖上隐隐有一寿字，这就是人们要来看的奇迹。一条石阶小路折转而上，两边一色翠柏，枝枝蔓蔓，撒满沟沟壑壑。树并不很粗，却坚劲挺拔，都生在石上。树根缘石壁而行，如闪电裂空；树干破石而出，如大迎风。偶有一两株树直挡路中，那是修路时不忍斫损，特意留下的，树皮已被游人摸得油光。环视四周，让人感到往日岁月的细密。片刻我们爬到半山望寿阁，在这里小憩，山顶石壁上的大红寿字已历历在目。回望山下，街市远退，田园如织。再鼓余勇，直迫山顶，这时再仰观那寿字犹如一艘多桅巨船，挟云裹雾，好像就要压到头上。同行的一个小伙子贴身字上，还没有寿下“寸”字的一竖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寿字，是书法的精品、极品，日本的书道

专家还常渡海西来顶礼膜拜呢。这是明代嘉靖三十九年，青州衡王为自己祝寿时所刻，距今已四百多年。山上残雪未消，我在料峭春风中，细细端详这个奇迹。这字高七点五米，宽三点七米，也不知当初怎样写上去、刻出来，却又这样不失间架结构，点画笔意。这衡王创造了奇迹，但他当时的目的并不为艺术，正如古墓中出土的魏碑，今天我们看作书法精品，当年不过是死者身边一块普通的石头。衡王刻字希冀自己长寿百岁，同时也向老百姓摆摆皇族的威风。但是数代之后衡王府就被抄家，命不能永存，威风也早风吹雨打去。倒是这个有艺术价值的寿字，寿到如今。从寿字前左行，进一洞，洞如城门。回望门外云气蒸腾，这是云门山的由来。由门折上山巅，如鲤鱼之背，稍平，上有石阶，有亭，有庙，有佛窟。扶栏远眺，海风东来，云霭茫茫，山川河流，远城近乡，都渺渺如画。遥想当年大禹治水，从这里东去导流入海，天下才得从漫漫洪水中解救出来，有此青州。从此，人们在这里男耕女织，一代一代地繁衍作息。范仲淹曾来这里为官，李清照曾在这里隐居，衡王在这里治自己的小天地。人们在这石山上摩崖刻字，凿窟造像，嘁嘁喳喳，忙忙碌碌。惟有这山默默无言。我想当年云门山神看着那个花钱刻字，顶礼求寿的衡王，肯定轻蔑地哼了一声便继续打坐入定了。我环山走着，看着这些从唐至明的遗迹，看着山下缭绕的云雾，真为云门山而骄傲，它蔑风雨而抗雷电，渺四野而越千年。林则徐说山：“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它无求无欲，永存于世。

从山上下来，到青州城西去谒范公祠。这是人们为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修，千年来香火不绝。这祠并不大，大约就是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院心有一井，名范公井，传为范公所修。这井水也不一般，清冽有加，传范仲淹公余用此水调成一种“青州白丸药”，治民痼疾，颇有奇效。如同情人的信物，这井成了后人怀念范公的依托。宋人有诗云：“甘清汲取无穷已，好似希文昔日心。”（范仲淹字希文）现在这井还水清如镜。正东有祠堂，有范公像及其生平壁画。祠堂左右供欧阳修和富弼，他们都是当年推行庆历新政时的主持。院南有竹林一片，翠竹千竿，蔚然秀地灵之气。竹后有碑廊，廊中刻有范公的名文《岳阳楼记》。院心有古木三株，为唐楸宋槐，可知这祠的久远。树之北有冯玉祥将军的隶书碑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观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范公的一生。范仲淹从小丧父，家境贫寒。他发愤读书，早起煮一小盆粥，粥凉后划为四块，这就是他一天的饭食。以后他科举得官，授龙图阁大学士，为政清廉，且力图革新。后来，西夏频频入侵，朝中无军事人才，他以文官身份统兵戍边，大败敌寇。西夏人惊呼“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边民尊称为“龙图老子”。连皇帝都按着地图说：有仲淹在，朕就不愁了。后又调回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改革，大刀阔斧地除旧图新，又频繁调各地任职，亲自推行地方政治的革新。无论在边防，在朝中，在地方，他总是“进亦忧，退亦忧”。其忧国忧民之心如炽如焰。范仲淹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是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投身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有文才，是没有时间。宋仁宗皇三年（公元1051年）范

仲淹到青州任知府，这是他的官宦生涯也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第二年即病逝了。《岳阳楼记》是他去世前七年，因病从前线调内地任职时所作。正如《出师表》一样，这是一个伟人后期的作品，也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我能想见，一个老人在这小院中，在井亭下、竹林中是怎样地焦虑徘徊，自责自求，忧国忧民。他回忆着“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戍边生活；回忆着“居庙堂之上”，伴君勤政的艰辛；回忆赈灾放粮，所见到的平民水火之苦。他总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政治阅历，终于长叹一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声大彻大悟的慨叹如名刹大庙里的钟声，浑厚沉远，震悟大千。这一声长叹悠悠千年，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多少仕人官宦。《岳阳楼记》并不在岳阳楼上所作，洞庭湖之大观当时也不在先生眼前。可以说这是一篇借题发挥之作。范公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将他一生经历的政治波涛，将他胸中起伏的思潮，一起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倾泻而出，然后又顿然一收，总成这句名言，化为彩虹，横跨天际，光照千秋。

春风拂动唐楸宋槐的新枝，翠竹摆动着嫩绿的叶片，这古祠在岁月长河中又迈入新的一年。范公端坐祠内，默默享受这满院春光。我在院中徘徊，面对范公、欧阳公和富公的神位，默想千年古史中，如他们这样职位的官员有多少，如他们这样勤勉治事的人又有多少，但为什么只有范仲淹才教人千年永记，时时不忘呢？我想一个人只有辛苦的实践，诚实的牺牲还不行，这些只能随寿而终，只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创造一种精神，能提炼出一种符合民心，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这种进步的忧乐观使范仲淹得到了永恒。

走出范公祠，上车出城。路边闪过两个高大的石牌楼，突兀兀地在寒风中寂寞。人说这是当年衡王府的旧址，多么威风的皇族，现在只剩下这路边的牌楼和山上的寿字。遥望云门，雾霭中翠柏披拂，奇峰傲立。在山上刻字的人终究留不住，留下的是这默默无言的山；把门楼修得很高的人还是存不住，长存的是那些曾用生命去肩动历史车轮的人。

《平凡的世界》的几种读法

2016年08月22日00:22 来源：《小说月报》 解志熙

多年来，我在旅途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当邻座的旅友们——不少人显然是来自乡村的新大学生或早已就业的老大学生——知道我是从事语文教学的大学老师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向我述说他们对路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的热爱，然后便急切地问我是否喜欢路遥的作品。

我当然毫不迟疑地说喜欢，并会对他们说：“我也来自农村，我的家乡离陕北很近啊，我哥哥和我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一样，彼此的出身、年龄、经历以至于性格气质都很相似的。我哥哥的坚韧可比孙少安，正是由于他对家庭责任的自觉担当，我才能解除后顾之忧，念了一所又一所大学，比孙少平可幸运多了！”事实上，许多普通读者也都是从孙氏兄弟或高加林身上看到各自的影子，因而才对路遥的作品倍感亲切。应该说，改革开放与恢复高考，的确给众多的乡村知识青年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也改变中国命运的好

机会。这同时也推动了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一批又一批来自乡村而又回归基层工作的大中专学生加入了文学写作的队伍，少数人后来成为专业作家，更多的人则长期在基层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写作，抒写着他们个人成长的酸甜苦辣也抒写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得失利弊，这些朴素的作品也因此成为既关联着个人命运也关怀着家国命运的“当代成长文学”，从而与那些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里的先锋复消遣的时髦文学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惜的是，当代批评的“话语权”操纵在一些自高自大的批评家手里，他们对这些出自基层作者的“成长文学”不屑一顾，甚至连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路遥作品也嫌其“土气”，觉得他的作品不够“先锋”、缺乏“形而上的深度”，于是在当代评论和一般文学史著述中也就不得好评以至被摈弃不予置评。这不能不说是批评的傲慢与势利。其实，从“劳者歌其事”、“诗道真性情”的经典文学观来看，这些出自基层作者业余抒写的“成长纪事”才是真纯的好文学。

这是今年7月初我给一位友人的创作集所写序言的开头两段。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清华校长会在不久后把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为送给2015级新生的礼物，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我也不无担心——毕竟时隔二十多年，社会和文学的变化如此巨大，在极其不同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子，能否理解路遥所倾心抒写的人生经验与人间情怀呢？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厚厚一册清华大学2015级新生《平凡的世界》读后感汇编就摆在我的案头，品读同学们的一篇篇发自衷心的读后感，我也由衷地为路遥作品获得新一代读者的理解而感到欣慰。这印证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原理：一部文学杰作必定是由于它对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独特抒写而取胜，但这独特性不会局限读者的理解，因为人情人性是相通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读者自会从中感悟到生活、人性和文学的普遍意义。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的魅力正在于它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生、人性和社会的内容，值得人们反复回味，这也就意味着对它的解读不可能是单一的，读者其实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这里，就说说我重读《平凡的世界》之后的几点感想，供同学们参考。

二、对《平凡的世界》最常见的读法，当是把它视为一本励志之作。这种读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处，即是它非常真切地写出了乡村知识青年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一点显然具有普遍的“励志”意义——我猜想，清华校长把它赠给大学新生读，很可能就是看中了这部小说可以作为当下年轻学子们的“励志”书吧。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从那时的中国乡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之一，并且我的家乡陇东庆阳地区，和路遥所写的陕北延安地区，虽然分属陕甘，但两地距离是很近的（其实我的家乡庆阳在康熙八年之前就归属于陕西行省），革命年代的两地也同属于陕甘宁边区，其间的地理条件、生活样式、风俗习惯以及方言土语几乎别无二致，所以我读此书的叙事更是感同身受。

说到乡村知青，现在的年轻读者很少注意到，在十年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取消高考，阻断了广大知识青年的上进之路，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小学教育的空前普及，大大惠及了农家子弟，农村由此积累了大量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回乡知青，当然，

同时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被称为“插队知青”。这两部分“知青”，后来事实上成了三十年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顶梁柱。这里单说所谓“回乡知青”。

“回乡知青”的优秀分子大多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特性。其一，作为农家的优秀子弟，他们普遍秉持着来自乡土社会的质朴踏实、善良仁义、自尊好强、富有责任心等优秀品格，这其实是来自父老相传的儒家里仁传统和来自革命精神传统的合和熏陶之所致，所以他们总是像柳青的《创业史》里的好人梁生宝一样，从小就自觉不自觉地很“学好”——学做好人，学做仁义善良、自尊尊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好人。此处顺便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在近三十年关于“十年动乱”的文革叙述中，那时的中国似乎是权力横行、民不聊生、斗争整人、不事生产、一塌糊涂，其实不尽然，至少在那时的乡村社会，来自儒家文化的老传教和来自革命文化的新传统之结合，仍然有效地维系着乡土中国的社会、人际和家庭关系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公正。此所以作家王安忆作为一个插队知青，后来在其叙写乡村生活的著名中篇小说《小鲍庄》里，真实地叙写了一批仁义善良的乡村父老和乡村干部形象，而其中最动人的是十岁的小孩捞渣，他自幼就仁义善良、怜贫惜弱，当他为救一个孤寡老人牺牲后，来自官方的评价是把他树立为优秀的“革命少年”典范，而乡村父老则众口一词地称赞他是个“仁义”的孩子。其实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原因就在于即使在十年文革的岁月里，乡土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来自儒家的仁义老传教和来自革命的助人为善为乐的新传统结合为一体。乡村知青普遍葆有的自尊自强而又仁义善良的品格，归根结底就来自这老传教与新传统的合和之哺育。其二，这些乡村青年在村队、乡镇和县城一步步接受文化教育，既学到了知识，也扩大了社会视野，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尤其对城乡的差别体会深刻，他们因此特别向往乡村之外的世界，尽管他们在毕业后不得不回乡，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改变自身以至家庭命运的念想特别强烈，成为不可压抑的生活追求和人生动力，其坚韧和强劲是城市知青不可比拟的。只要合适的时代来临，乡村知青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以至家庭命运的冲劲和拼劲，就会喷薄而出、不可遏止。而上述两方面特点的结合，则既会使他们的个人奋斗格外地强劲和坚韧，又会让他们在个人奋斗中保持仁义与道德的底线，从而显现出特别的光彩。

《平凡的世界》里的乡村知识青年个人奋斗故事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这兄弟俩出自贫寒的农家，但这个贫寒之家却有着良好的家风，仁孝、正直、厚道、有骨气，也渴望家庭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他们的父亲孙玉厚竭尽全力支持其两个儿子和小女儿上学。哥哥孙少安十三岁高小毕业后，因为顾念到家庭的困难，自动放弃了上中学，回家帮助父母支持家计，而正因为有他的自我牺牲和坚定支持，弟弟孙少平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孙少平当然也深知家庭的艰难、父兄的不易，所以特别珍惜这难得的进城上学的机会，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开阔了视野，为了拯救家庭，他也更渴望走出家乡、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争取更好的发展前途。算来，孙少安应该是在文革前夕读完高小——在那时的偏远乡村，到过公社读完高小的人，也算是少有的“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孙少平则是文革后期在县城那样的“大地方”读完中学，视野更宽、心劲也更大。总之，作

为乡村“知青”的两兄弟既继承了良好的农家传教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两者的结合使他们特别有心劲、渴望成为“有出息”的人，这为他们后来的个人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由于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和在家庭里位置的不同，孙家哥儿俩的性格和奋斗目标也有所不同。作为长子的孙少安，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更早也更大，这促使他早熟，所以他十三岁就自动停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事人”。他的勤劳、正直、谦虚和做事有头脑，使自己很快在乡村出了头，被选为生产队长，成了大队支书田福堂的潜在竞争者。务实和理性是孙少安的性格特点，他当然也有年轻人的感情和理想，但这一切都被务实的理性所支配，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个人代价、做出了感情上的牺牲，但他知道他必须这样做，他和他的家庭才不致出麻烦。所以，孙少安不得不忍痛割断与田润叶的爱情，而果断地选择了外乡女子贺秀莲结婚。在生产队的事务上，孙少安也谨慎地不与支书田福堂直接对抗，可瞅准了时机，他也会大胆地在自己的生产队里秘密试行包产到户。而一旦认清了世事、看准了社会的方向，孙少安便成了石圪节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开办了自己的小砖厂、后来又承包了乡里的大砖厂，终于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孙少安的人生理想始终局限于在乡里出人头地，对弟弟孙少平走出乡土的追求则不能理解。孙少平是次子和弟弟，承担的家庭责任要比哥哥轻些，而得益于父兄的支持，他能到县里上完中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到地区那样的“大地方”参加文化活动，算是见过了“大世面”。这样的社会视野和知识基础，使孙少平比哥哥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不再满足于在乡土社会里出人头地。向往外面世界的“闯劲”和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精神追求，是孙少平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不愿在哥哥的砖厂帮忙，而宁愿外出去打工；父兄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也使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个人的理想和发展。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遇、成功地一步走出了乡土——先是在原西地区当打工仔、然后果断地把户口迁移到地区附近的乡村、最终瞅准机会到煤矿当了工人。煤矿工人虽然是危险的职业，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是让乡民们羡慕不已的“国家人”。像孙少平这样毫无背景的乡村知青能走到这一步，既是他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社会体制的松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打拼之苦辛和成功之喜悦，不是一般城里人所可想象的。并且孙少平的追求也不限于一己的安乐——即使在打工和当矿工的艰苦生活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好读书和爱思考的习惯。这种超越一般矿工的精神气质，也必将有助于孙少平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而肯定不会终身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矿工。

的确，政治经济体制的松绑、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而有知识、有心劲、有毅力因而也有所准备的乡村知青，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纷纷脱颖而出，通过艰苦的个人奋斗，既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推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就此而言，以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故事为主线的《平凡的世界》，可说是一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个人主义叙事。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凡的世界》也显示出乡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难能可贵地超越了城市人惯有的那种原始野蛮的生存竞争和自私为我的利己主义，而仍然葆有仁义

爱人、助人为善的为人宗旨。哥哥孙少安开砖场发家了，但仍然孝顺父母而且怜贫惜弱，尽量给村民们提供挣钱的机会，即使为此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他后来开大砖厂挣了大钱，也绝无土豪为富不仁的做派，夫妻俩积极捐资、用心修建了村里的小学。弟弟孙少平在求学与打工的过程中曾经备受煎熬、甚至受到过伤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不择手段、报复社会、投机钻营，而始终保持着仁义正直的为人底线。孙少平有“高贵”的女友，他也读过《红与黑》，却绝不愿像于连那样利用女友来发展自己；他的同学郝红梅伤害过他，但当他发现郝红梅迫于贫穷而偷窃、被供销社抓住后，立即出手营救她、并让供销社的人发誓绝不暴露郝红梅的过失；看到一个打工的农村少女被人欺侮，他愤而辞职，并拿出自己的血汗钱送那个女孩回家；当矿上的师傅遇难后，他自动地挑起了责任、成了那对孤儿寡母的保护人。孙家兄弟做这些事，并不自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来自他们自幼所受农家的仁义传教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他们虽然曾经贫穷，但在他们心中人的尊严、正直和仁义比富贵利达更为重要，而当他们略有发展之后，也会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所以他们作为崛起于新时代的个人奋斗者，并没有丢弃做人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他们是比一些城里人更健康也更健全的个人主义者。

此处也想顺便指出一个误解：按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通常看法，乡土社会、家族观念、孝道伦理往往阻碍个人的发展。其实不尽然，一则在传统伦理中，父慈子孝的传统是相对待的，单方面的苛求不可能持久，二则个人在对家族父母兄弟尽责的同时，他也会在自己的发展上得到整个家庭的倾心支援，所以中国的个人奋者斗通常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孤立无援。比如，孙玉厚就是一个慈爱尽职的父亲，所以他的儿女对他都很感恩而绝无怨言。为了不拖累长子孙少安的光景，孙玉厚甚至坚决地与长子长媳分了家，而当长子夫妇扩大砖厂失败、血本无归之时，他却立即与二儿子孙少平商量、拿出其孝敬自己的一千元钱，支持长子恢复生产。这些描写都说明家族与传统并不必然地阻遏个人的发展。自然，乡村知识青年及其父母，也并不截然更不必然地对恶的个人主义具有免疫力，此所以在近年居然有来自农村的研究生，为了小小私愤而不惜谋害自己的同学，而其父母竟然找各种借口为儿子伤天害理的行为辩护、甚至反过来要求受害者的父母原谅。这与孙家父子的情形真不啻天壤之别。看来，时代和人性确实在变，但是否变得更好了，那可真是“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同时，《平凡的世界》也可以作为改革开放的文学纪事来读。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怎样到来的？我曾在另一个场合简洁地指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政经变迁史：“这个新共和国在一贫二白、百废待举的起点上起步，且面临着严峻紧张的国际环境，所以几乎‘必然’地走上集体化-国家资本化之路并采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急进手段，‘只争朝夕’地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现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落后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党国一体的新共和国的一切积极势能都发挥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极必反的极端和绝境，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转型，

中国由此迈入了所谓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渐趋开明的新时期。”正是为了支持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和城市的发展，执政当局利用集体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经管控制度，近乎无偿地长期剥夺农村和农民，但这一套制度的有效性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再也难以维持，所以，改弦更辙的改革浪潮便首先从农村开启，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恢复了农村社会的活力，于是改革的浪潮进而扩展到城市和工业等等领域??。路遥作为一个出身农村而心怀家国的作家，敏锐地意识到改革对中国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密切观察着改革的逐步开展，深入思考着改革的得失利弊，进而将全部的观察、思考和热情倾注到《平凡的世界》中，其视野之宏大、观察之细致、投入之热情和艺术之苦心，几乎是生死以之，再无哪个当代作家可以与之比拟。功夫不负有心人，《平凡的世界》因此成为不平凡的文学杰作，允称迄今最全面和正面叙写改革进程的当代文学巨著。

一方面，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努力追踪改革启动前后十年间（1975——1985）的历史进程，既显示出极富广度和纵深的历史洞察力，也表现出善于掌控宏大叙事的文学才力。全书第一部叙写的是文革末期中国农村的困境——集体主义生产方式差不多走到绝境，“抓革命、促生产”的管控已成强弩之末，农村社会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这也就预示着改革的必然到来，所以第二部便有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先富起来的农民办小企业的新气象。随后的第三部则展现了改革从乡村向城市的扩展。看得出来，路遥对改革进程的把握相当准确，对叙事节奏的掌控也颇为恰切，把纷繁复杂的改革进程纳入井然有序的叙事序列，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透过路遥极富感情魅力的笔触，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改革确实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自由，由此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命运，也使整个中国社会充满活力、欣欣向荣。不过，路遥并不是一个单纯唱赞歌的作家，在他的诚实的笔下也流露出对伴随改革而来的负面问题之隐忧，诸如正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撤退之后，农民固然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自由，但农村社会的管理体制却陷于近乎真空和无序的状态，宗族势力、迷信活动乘机而起，造成了不少本不该有的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普遍提高了，但小农经济的潜能其实是有限的，新的贫富不均现象，尤其是社会不公和道德迷失以及腐败也跟着出现了；在人人忙着发家致富之时，乡村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公用建设如教育、水利等，则陷入倒退以至崩溃的局面??这些隐忧事实上构成了《平凡的世界》改革叙事的另一方面，显示出路遥可宝贵的清醒思考，但在以往对《平凡的世界》的解读中，这方面的内容常常被忽视。

此外，我觉得《平凡的世界》还可以作为乡村社会风变迁的文学写照来读。风俗是人类社群生活的重要形式，积淀着丰富的人性与文化内容。所以，丰富的风俗描写往往是长篇小说中最有意味的元素。在《平凡的世界》的宏大叙事中，时时插入细腻有趣的风俗细节，折射出社会演变的得与失。比如，现在人们谈虎色变的文革批斗场景，其实当它落实到乡土社会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忌礼俗人情，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部所写石圪节公社的批斗大会在双水村召开的时候，不过是拿一个泼妇、一个二流子和一个傻子充数，差不多演变成一场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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