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EX云艺影展影片相关情况

《街舞狂潮》放映暨导演交流会

时间：2009年5月30日

地点：798艺术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嘉宾：《街舞狂潮》导演苏哲贤

CNEX执行长蒋显斌

?「街舞狂潮」是台湾第1部上院线的街舞题材纪录片，电影其实是苏哲贤在台湾艺术大学研究所2007年拍摄的毕业作品，后来获纪录片组织CNEX协助，看到上院线的曙光。电影上映的同天，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街舞狂潮」入围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奖。苏哲贤拍「街舞狂潮」用了200卷拍摄带，跟拍跟到巴黎、上海，从最初拍完到今年上片，重剪过8个版本。苏哲贤本身不是街舞咖，不过，3年多的拍摄期间，他每天的生活都与街舞有关。当初在学校兼课时，因学生要早退去捷运地下街「占位」，才让他开始发掘台湾特有的「地下街街舞文化」。蘇哲賢，1982年出生，台北人。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業。

苏哲贤

出生于台北，目前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应用媒体艺术研究所，主修电影编导。自大学开始起进行短片创作，初以剧情片为主，其中《SENSE出版社》入围2005香港两岸四地学生电影节。参与过多部纪录片之拍摄工作，包括台湾辅导金电影及纪录长片：《奇迹的夏天》、《合同杀人》、《天黑》，担任录音或制片等工作。自参与《奇迹的夏天》的纪录长片制作过程之后，转变自身对纪录片创作的态度，因而激起关心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众多需要被听见的声音。平日漫游于台北城中，从事委托纪录片或广告片拍摄，大都和台北的文艺青年与表演艺术工作者一同鬼混。

台湾/ 2008 / 57 min

导演：苏哲贤

这是一部关于两个街舞世代的纪录片

“34岁了，还是尬吧！尬到我赢为止！”舞龄17年的阿伦这么说。对他而言，街舞就是他的生活，街舞就是他的血液。在台湾刚从权威体制解放的90 年代，即使承受来自社会的异样眼光和压力，阿伦还是与伙伴组成了第一个本土嘻哈团体“The Party”，更发行了两张唱片。然而舞团因故解散，伙伴们也各奔东西，阿伦则独自前往大阪、纽约、欧洲、巴西等地，探索不同的街舞灵魂。

街舞界的疯子。阿伦的学生这么形容他。在外人眼中，没人听得懂他想说什么，更没人知道他心里真正在想什么。本片纪录了阿伦从2007年到2008 年，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大赛的过程。期间为了筹措飞往巴黎的旅费，即使放下身段教导带动唱舞蹈也在所不惜，只因“身为一个舞者，要是这辈子没来比过一次，心里会留下遗憾”。

另一条故事线纪录的是来自台北街头名为“八个小孩”的高中生舞团。他们是9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年龄仅有阿伦的一半，新的一代街舞少年没有太多来自于社会投以异样眼光的压力，反而受到周遭人们的赞赏与鼓励，那么他们对街舞的梦想是什么？街舞又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影响？

“八个小孩”一年前约好在今年考完大学之后，要重出江湖，面对将要到来的街舞比赛。他们会不会最后皆大欢喜，有个美好结局呢？那如果他们拿到冠军，是否生活就有所改变？青少年时代的热血梦想，有没有可能只有一次，而只是一个夏天的梦？也许最后一切的感想，就像团员YA淡淡地这么说“感觉这个夏天没有白费”。hip-hop精神不需要太多的悲情，也不需要太严肃。总之，keep dancing就对了。

导演手记

2007年夏天，我开始进行第一部纪录长片的计划，在台北街头寻找街舞青年的踪迹。阿伦是我第一眼就决定要拍摄的对象，这个人说话很难滔滔不绝，大部分的时候，他嘴里说出的都不是完整的句子，然而从他跳舞的眼神当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他即使舞龄17年，仍然保有对舞蹈的热情。知道他一年前计划前往法国参加世界街舞大赛的时候，感觉对他会是个漫长又具有挑战的过程，但他似乎没有想太多，他说“总是要去的！”

34岁的他，很少在言语上展露灰心与丧气，然而在巴黎的日子里，因为抛开台湾的一切烦恼，却反而在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思考自己的未来。指着嘻哈前辈Grandmaster的唱盘问自己：我也想和这些舞者一样，能够成功，但是这些舞者成功了吗，他们老了之后又都在做些什么呢？有时候，街舞让我疑惑，这样是不是对的？

阿伦是一个孤独的舞者，舞蹈生涯的旅途上似乎没有太多长期的伙伴，在这一段人生转折的时刻，拍摄他的纪录片，也许无法一窥他舞蹈生涯的全貌，但总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体会到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明确计划，但是随时保持热情！

“八个小孩”这个舞团，可以算是新一辈台北街头青少年舞团的典型之一，也许他们的舞技并不如资深的前辈，但是对于舞蹈的热情，以及八个小孩中的友情，比庸庸碌碌的成人们保有更多的热血与梦想。

主持人：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把导演请上台，有请苏哲贤（众人掌声）。我现在把话筒交接导演苏哲贤先生和CNEX执行长蒋显斌先生，让我们一起跟导演分享这部影片的心得。

蒋显斌：

这部片子在台湾播的时候，开始放了两场，每场都爆满，之后加映两场又爆满。在各方的呼声下，我们又加映了两场，现在可能要走院线。在台湾放映影片的时候，座位上坐满的都是戴着重金属链，戴着歪帽子的街舞爱好者。这部影片对于台湾的街舞族群很重要，算是对他们身份的认同，是一部试图跟社会做沟通的街舞主题的纪录片。我先抛砖引玉，跟苏哲贤导演先聊几句。当初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你是怎么找到阿伦和八个孩子的？

苏哲贤：

台湾跳街舞的人蛮多的。跳过街舞的，去过舞蹈教室的，或者参加社团的人加在一起大概有两百万人。街舞兴起大概从1971年就开始了，从Ben（蒋显斌）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跳了，可是那么多舞者，我要找到他们这两个对象是蛮困难的，因为我一开始并没有锁定。我自己只在高中的时候学过一阵子，之后就没有再跳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圈子里谁是famous（有名的），谁是最有名，谁跳的最好。我那时候在研究所硕士班，要拍一群有关年轻人文化的纪录片，我在想我这个时代的代表是什么呢？

我是1980后出生的人，最大众的文化就跟街舞有关，也许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比如在美国他们可能是涂鸦，或者DJ是最大众的，可是在台湾最多的还是跳街舞。我不要把片子拍成街舞介绍百科全书一样，像那个Discovery似的，告诉人们怎样hip hop，怎样house（一种舞蹈种类）这样的东西，我没有要拍这样的东西。我要拍年轻人为什么要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可以拍的。我不是hip hop人士，如果我要拍他们，就一定要在他们身上找些别的东西，为什么要跳下去，为什么在别人觉得跳舞不能当做一种行业存在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坚持着跳下去？所以我开始寻找。

这里有几个方向。比方说地下舞团，在台北每天傍晚或者白天都有一群小朋友，高中生、国中生的样子，他们在中正纪念堂的国家音乐厅的四号门前练习，同时在台北捷运地下街也有好几个聚点。如果白天练习就代表他们是夜间部的，晚上练习就代表他们是日间部的。我在一所高中教课，学生是一堆胖子，很hip hop。我就请他们介绍一些朋友给我（采访），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去找他们的朋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地下铁里面去等待，看到我感觉还不错的舞者，我就去攀谈，直接拿摄影机拍下来。每天让我朋友同学来看带子，问他们对谁有兴趣，然后一个一个排除。从2007年的4月找到6月底，这样一个一个排除，我最终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我也通过别的方式来找。我在一些报纸上说我拍纪录片的计划，想看看有没有街舞团体跟我联络，最后也没人理我。因为跳街舞的人是不会看那些报纸，所以根本就没有用（众人大笑）。我还给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节目打电话，比如舞林大道，让他们给我推荐街舞团体。我跟有些舞团电话联络了一下，对方就说，“哦，这样子，要拍纪录片，那你要给我多少钱？”我说我没钱，他就说以后再联络，就挂掉了（众人大笑）。

我有一帮朋友，都是上班族。她们去学house，我就想去拍她们。我想先跟他们舞蹈教室的老师联络下，因为不知道人家dancer（舞者）让不让拍。我朋友就给我一张叫做阿伦的名片，我拿回去，打几百次都打不通，最后终于打通了，那边就说，好，那你来拍吧！我去的那天，朋友都放我鸽子了，我去的时候好尴尬，朋友没来我拍什么。天很热，我穿跨栏背心和短裤，还有夹脚拖鞋，冲去舞蹈教室，整个人就很奇怪，而且还扛着个摄影机，对人家说自己是导演。

阿伦就说你拍啊，我就开始拍了，拍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人非常面熟，感觉他是一个早期嘻哈团体The Party的成员。有些朋友应该有些印象，因为在大陆的卡拉OK应该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些老歌，他们是又唱又跳的舞团。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在90年代的时候，台湾有个本土非常红的舞团，就是The Party，只是后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我回家上网查了一些信息，发现就是这个人，还对照我拍的带子更加肯定就是这个人。阿伦不怎么愿意讲话，讲话都用单字，我就感觉他是一个角色，所以就有了阿伦这个角色。

另外八个小孩是来自五个不同学校的学生。1989年左右出生的跳舞高中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对他们很感兴趣，上优酷搜索“八个小孩”，真的有很多视频，而且跳的还不错。我想办法要到他们的电话，给他们打电话，那个业轩的就说好啊，来啊。我们约在国家音乐厅4号门前见，这回变成我放鸽子了，因为那天雷雨交加，太可怕了。我打电话说我不能过去了，要不我的摄影机都完蛋了，所以这次只能放弃了。下礼拜再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想要拍你们，他们说好啊，他们就开始练习了。他们有个故事，因为在高二升高三的时

候大家不得不解散，约好考完大学的那个暑假7月的第一个礼拜要复出，要一起练习。我之前也联系过很多舞团，这么有热情还有实力的舞团真的不多。我回去把带子放给我家人还有朋友看，他们都说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持续跟踪，当时也不确定就是他们，只是开始投资时间下去。

蒋显斌：

在台湾放映影片后，座谈不只是他一个人，是一排人，都是街舞的主角，阿伦还有八个孩子，还在现场尬舞，下面就high成一团了，今天就只能靠我们的苏哲贤导演口述历史了。好的，我现在把机会留给我们的观众，大家对苏哲贤的这部片或者是台湾街舞，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

提问环节----

提问一：

导演您好，为什么没有把他在法国比赛时的场景放进去呢？还有他那个叫做柏均的朋友为什么那么不努力啊？

苏哲贤：

台湾院线版也许会放进去。那一天的状况是这样子的，最后出错的不是柏钧，而是阿伦。我要解释下，不知道在座有没有dancer的朋友。如果阿伦参加一种叫做battle（一种街舞比赛模式）的比赛，不是用你准备好的音乐，而是现场DJ放house的音乐，你要随着每一个节奏，音乐换颜色的时候你就要出招。阿伦在第三招的时候也没有出大绝招，就是所谓的跳起来摔在地上这样的动作，他一直都没有出，整个人像是失魂了，所以他跳的状况真的不好。

他一直没有出大绝招，对柏均来说他也没办法出招，所以两个人就干站在上面，跳的真的不是很好。很多观众对于这个地方觉得有些遗漏，作为一个纪录片我要保护它，万一一不小心被CNEX（推广成）永垂不朽的话，那每回放这段的时候就会很尴尬。所以我可能会综合下，加入比赛镜头再让巴黎空镜头回来一段，这样子也许会更好，我会试试看，我觉得那样子观众可能会接受。

蒋显斌：柏均在我们台湾放映的时候来了，还是很勇敢的。

苏哲贤：

如果各位都是dancer的话，看完这个会哈哈大笑，不会觉得怎么样。跳舞的人对于比赛这种正规文化的东西，他们根本不care（关心），可是阿伦不一样，他很care。这种世界型街舞大赛实际都是欧洲人在办，在美国没有人办的，因为在美国办根本不会有人理你，没有人要参加。可是欧洲把它变成了一种艺术，要去比。台湾那边，尤其是B-Boy（一种hip hop 舞蹈种类），跟house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做地板动作，音乐都是美国音乐，接受的文化就是美国那一套。阿伦是因为他一直找不到house的dancer跟他一起去，因为要自己出钱，来回一个人也要花4万元台币，台湾dancer的经济状况是不许可的。

阿伦一直都没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了柏均。柏均在台湾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板动作dancer，他常上电视节目。他认为是他是去陪阿伦比赛而已，这是house的战场，不是我的战场，所以精神上没有办法像阿伦一样的要求自己，他自然就会展现成那样。一般的舞者都会觉得这样很正常，可是一般的观众就会把柏均当做一个比较负面的角色，可是他还是OK的，每次座谈都有来。这是一个纪录片，不是一个剧情片，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要保护他的。

提问二：

苏导演，不知道您对中国大陆的街舞有没有什么观察？我刚才看片子，觉得台北的街舞和法国的街舞还是有很大差别，风格感觉上都有区别。我想问台北的街舞和中国大陆的街舞有什么感觉上的不同，或者有什么比较之处？谢谢！

苏哲贤：

应该说每个地区都不太一样。尤其北京、上海或者是广东，这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广东很早就跟台湾接触，在深圳那边有很多舞者，阿伦也在那跳了很多年。很多舞者都会去深圳，所以深圳跳舞的风格跟台湾都很像，比较美式，或者比较日式。在亚洲日本在各种比赛中表现的最好，因为日本跳舞人口更多，像大阪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都是hip hop，涂鸦，DJ，通通都是跳街舞的。

另外就是上海，片中上海那段有一点点，是阿伦经一个香港朋友介绍过去教课。那个朋友早先跟阿伦一样当dancer，他们是教张柏芝、谢霆锋跳舞的时候认识的。那个人是个小电影明星，跑到上海开了个舞蹈教室，找阿伦去教课。那段时间我就在舞蹈教室里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请外国的dancer来教课，比如请比利时的、法国的，最多的是美国的舞者，参加在夜店里面尬舞的比赛。那时候在上海有叫“Bon BOn Club”的舞厅，是专门放街舞音乐的舞厅，一个星期四五天都有尬舞的比赛，所以他们非常的火。

台北的舞蹈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感觉都很商业化，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来学街舞。我在上海的舞蹈教室看他们跳舞，感觉还是跳的很黑人的感觉。舞蹈教室是在一个网吧的楼上，里面所有的舞者都抽烟，感觉就是很地下，可是人数非常多，他们听的音乐都是一些经典的嘻哈音乐。所以在南方的舞厅里可以看到很多的舞种，有hip hop，Popping（一种街舞种类），Locking（一种街舞种类），都很好。

北京我没有去看，可能今天晚上回去找。我在上海听说过北京有个舞蹈教室叫做舞佳舞，很有名，他们都是专门跳机械舞的，叫Popping，所以中国的北方街舞就等于Popping，他们的舞种比较统一。所以每个地区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我知道这边的朋友多数还是去舞蹈教室学，或者靠一些盗版的DVD去了解现在都在流行跳什么。我去法国的时候没有大陆的朋友去比赛，其实香港也没人去，就阿伦疯了才去的。去那边的亚洲人就只有日本人，他们一开始一直输，最后他们五个项目就拿到了三个项目冠军，把欧洲人收拾了。我想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也许需要更多的人去国外学，有时候会涉及到文化。最后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比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了，你的斗志和文化。

蒋显斌：

我以前在捷运那看到过这些街舞一族，我当时认为他们是在浪费青春，真的是没事干，在那边混。我看完这个片子后，开始用尊敬的眼光看待他们了。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状况，2008年全世界出了很多跟街舞有关的电影，我想知道这个会在年轻人世界里带来怎样的潮流？

苏哲贤：

你们应该知道跳美式hip hop的人都要穿很宽大的裤子，是因为在贫民区里面的那些非裔、拉丁裔的小朋友在纽约的西岸想要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要反叛。其实嘻哈文化有点承接了庞克和嬉皮的东西，他们是新的一种反叛，只是因为这个东西太炫目了，所以很快被唱片界和音乐界所接受，80年代就出现很多地板动作，到90年代延续的就是Michael Jackson。但是这个东西衰落过，因为这个东西被大量的复制后，就开始失去某种灵魂。

亚洲人学的有些慢，但是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的音乐团体开始带入街舞的东西，放在他们的音乐录影带里面，透过这种商业方式街舞再次复活。在复活过程中有很多音乐进来，比方说阿伦跳的house，现在的台湾就很house，就很电子音乐。House起源于欧洲，在舞厅里放的，因为它是电子音乐，所以它很容易去收纳别人的东西，不像美式hip hop，house比较没有歌

词，可以加入很多民族因素，甚至加入中文。最后大家会感觉我不是穷人不是黑人也可以跳街舞，在这种状况下，街舞就开始席卷整个世界了。

提问三：

我觉得苏导演拍的这个纪录片有三点特别好。一个是台湾八个小孩的舞团，他们用自己的兴趣去完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愿，之后他们去大学接受新的教育，我觉得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非常值得青少年去欣赏和学习的。另外阿伦先生对舞蹈和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值得我们去赞扬的。还有一点，通过你对街舞的热爱，传播了街舞的知识，包括对街舞文化的认知，这点非常的好。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跟第一个提问者的感受一样，如果能呈现出他比赛时候的画面是最好的，后来有人提问了，你也解释了原因。您解释完原因后，还是有点不清楚，你的意思是尊重阿伦的意见不放上去，还是考虑到它的不完美而不放上去？

苏哲贤：

我在台北第一次放映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因为还没有测试过，我还不知道观众能不能认同阿伦这个人，但是我在北京、台北、高雄放的时候，感觉大家都还是很认同这个人的，所以我现在考虑他在舞台上表现不好的镜头是可以被接受的。

提问三：

我觉得街舞本来就是从欧洲或者非洲兴起的，所以阿伦参赛的成绩好不好，其实并不重要，但是这是他一生中的亮点，我觉得作为纪录片的话，您应该考虑放上去。非常欣赏您对以前喜欢过的东西的追求和传播，谢谢！

提问四：

导演您好！相对于纪录片本身，我更关注您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在台湾的生存状况。您的《街舞狂潮》在台湾可以做到加映，同时还要上院线，那台湾是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要拍纪录片，有什么机会给他们？台湾纪录片导演的生存状况如何？还有您是因为对街舞的热爱还是纪录片的热爱拍这部片子的？谢谢！

苏哲贤：

在台湾拍纪录片实际上是一项运动，所有人都可以拿着摄影机拍，这是大概是在2002年台湾剧情电影最糟糕的时候兴起的。所有的人都开始来拍纪录片，因为已经没有电影工业了。那时候的纪录片曾经上过几次院线，而且状况还蛮好的，比如9.21大地震，日據時代的跳舞生活的紀錄片，或者WTO关于农民题材的纪录片。慢慢的，大家开始拍纪录片，制片厂也开始慢慢变大。

台湾学校里的电影系是不分组的，因为念电影的学生很少，所以学生们什么都学。我那时候的课大概有十分之一的课程是有关纪录片的，而拍纪录片的课你要修两年才能修完，所以真正拍纪录片的人是不会去修课的。大部分学生跟青年导演去拍纪录片，那时候我开始参加一些制作，当制片或者是摄影助理，有什么工作就去跟着做。真正去拍这个片子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对街舞的热爱还是纪录片的热爱说不清，反正就要活下去，对生命有些热爱，想要留下什么，就拍了。

这个片子能够支撑下来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遇到CNEX之前，出现了一些经济问题。其实台湾人不是很有钱，而且拍纪录片更没钱，在台北很多文艺工作者的状况都是这样。你要去养你的制作，就像一些跳舞的人，礼拜六、天要跑去电影院外面一起跳带动唱舞蹈（一种舞蹈模式），就像阿伦一样，作为一个house dancer要去教人家跳《你是我的花朵》。做纪录片也是一样，跟我的生活太像了，我也要去拍一些广告片，也要去接些音乐录影带来做，所以在遇到Ben(蒋显斌)之前，我一直都是靠拍别的片子赚钱来养我的制作。这个状况比较

不好，因为纪录片有些是需要你密集的跟踪拍摄的，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工作那就不行，所以我也不能拍电影，因为拍电影一两个月都要在那边，我觉得找广告最好。后来我参加CNEX的提案，他们对我的片子很感兴趣，我才有了去法国的机票。

台湾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纪录片工作者，他们就靠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支撑，因为电视台每年会有些固定的投资给一些纪录片。另外一些纪录片工作者可能退而求其次，他们拍摄电视纪录片或者是报道节目，先用这个方式活下去，然后通过这个节目挖到某些东西，用自己的钱或者募来的钱来发展成电影纪录片。所以拍纪录片要有好题材，可是没有办法靠纪录片一直活下去。

蒋显斌：

在台湾纪录片有电视台、基金会的支持。我们CNEX就是其一，我们的定位是在中港台三地，用镜头捕捉到华人的生活变迁。我们也是四处在化缘，希望很多的企业和个人能够提供赞助。他们赞助我们，我们再去投资好的案子，帮助他们把作品完成，行销到全世界。

苏哲贤：

在台湾纪录片放映馆比较多，每一个电影节，比如台北电影节，或者是金马影奖都有纪录片奖项。另外还有专门为纪录片开办的影展，比如说南方影展，台湾纪录片双影展，所以它的放映馆非常的多。纪录片又跟技术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些学生会在大的影展中脱颖而出。

提问五：

导演您好！这个片子很感人。但是我发现里面有些画面很漂亮，但是有些画面比较糙，我想问下你是使用什么机器拍的？

苏哲贤：拍的时候用HDV，就是比HD（高清摄影机）差些，但是比DV好一点。

提问五：

这个片子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八个孩子的线索，一个是阿伦。我个人感觉您把八个孩子的形象塑造的更加鲜活一点，阿伦相对欠缺一些。您个人来讲是想把哪个角色做的更充分些？阿伦的欠缺是因为素材问题，还是因为你拍摄前的构思问题？

苏哲贤：

这个阿伦不好塑造，因为他个人有些问题。八个小孩说，“我很累，我要把明天的力气拿到今天来用，”他们会说他们很累，但是阿伦不会说他很累，也不说他很痛苦。他只有在访谈的时候才会说，在跳舞的时候从来不说，累了就坐在一旁喝水，什么也不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对白上，他可能就没办法做到那么的剧情化，是跟个人有关系的。

提问五：

在塑造阿伦的性格上，我个人感觉还有另一种方法，比方说他累了你可以抓拍些特写，是因为条件所限，还是因为这个人太包裹自己了？

苏哲贤：

他就说OK啊，好啊，他就是那种人。对待像柏均那种人，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摔帽子对他说，“你这个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练习了？”但是阿伦不会说，他就放在心底，太难挖出来

了。但是如果用访谈的方式挖出来有点危险，因为我要保护阿伦，不然他和柏钧的之间会因为我的纪录片出现些问题。

蒋显斌：

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苏哲贤导演（众人鼓掌）。大家今天观影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回去可以通过博客的方式，或是e-mail的方式告诉你们的朋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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