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

1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背景

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耕地，中国农村的农业收入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的动机非常强烈。但在改革过程中，大部分的城市企业都面临显性或隐性失业的压力，因此尽管农村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城市正规部门却无法吸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村推力巨大，但城市拉力不足。这种情况导致了农村非农产业的繁荣和发展（Fei,1989;Goldstein和Goldstein,1991;Yang,1996）。这个产业对农村经济的主要贡献在于：（1）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了城市的压力；（2）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收入。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被一些学者概括为“离土不离乡”在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政府所采纳、推广，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就地吸收（Banister和Taylor,1990；Wan,1995）。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农村非农产业视为在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之外的第四个产业，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是在一个四元经济环境下展开的。

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两种出路，地域流动（“离乡”）和职业流动（“离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它们的收益和成本上。斯加斯塔德曾提出一种将流动决策视为一种能在时间上给劳动者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的投资战略（Sjaastad, 1962）。收益可分为货币收益（如更高的收入）和非货币收益（如对新居住地的心理满足感等）。同样，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如交通费用）和非货币成本（如地域间在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等）、斯加斯塔德假设劳动者的目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活中使其实际净收入极大化，也就是假设劳动者是在计算其现在地和所有可能目的地的收入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迁移。此外，按照托达罗的理论（Todaro, 1969；1997），迁移是劳动者对产业间收入差距的一种回应，然而这种差距并不是惟一决定迁移的因素，托达罗理论同时还强调迁移的成本，其中包括不稳定性成本，即就业概率。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共同决定劳动力的预期收入。

2 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关系

迁移的模型同样也适用于劳动力的职业流动。同乡城迁移一样，农村劳动力对非农业活动的参与也是受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前者如土地的缺乏，后者如非农行业中相对较高的收益等。然而，农村非农业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它的选择性又异于迁移行为。有些研究表明，比较富裕的家庭由于具有更强的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从而更多地选择向城市迁移；而较贫困家庭的成员则更倾向在农村内部流动（Ghatak等，1996）。还有些研究指出（Zhao, 1999a），一个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边际作用，即迁移的收益，远高于参与当地非农业活动的净收益。但是，如果将成本也考虑进来，迁移的净收益则不一定高于参与非农业活动的净收益。这是出于如下愿因：（1）对于参与本地的非农业活动来说，其某些货币成本（如交通费、异地安家费）基本上可以忽略；而对于向城市迁移的人来说，除以上这些“自然”成本外，他们有时还必须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如各种各样的管理费、各种证件的申办费等。有学者指出（Zhao，1999a），这些额外的成本有时可占到总成本的30%。（2）对于参与本地的非农业活动来说，信息（特别是关于就业的信息）更加完备，这大大提高了获得职业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3）劳动力可以参与农村非农业活动的同时兼顾家庭的农业经营，从而降低了转移的机会成本。（4）向城市迁移通常面临较高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来自于家庭的分离、旅行的不安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等。而对于参与本地非农业活动的人来说，这种心理成本几乎为零。

至于两种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职业因素无疑在地域流动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迁移经常伴随着职业的变动，尤其对于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更是如此。迁移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和培训，可以增强农业劳动者适应陌生环境和各种职业的能力，拓展他们的眼界，而且来自迁移的收入也可为某些需要一定启动资金的非农业经营提供初始的资本积累，所以这些都能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从相反的方向来看，职业的改变又能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流动性，对非农业活动的参与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促进对新技术的学习，提高劳动力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地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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