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90年代后哲学研究趋向兼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哲学史》

试论20世纪90年代后哲学研究趋向兼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哲学史》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哲学史也像哲学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繁荣的局面。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儒家文化主干说遭遇挑战、围绕郭店竹简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等新的研究趋向。本文主要研究这些新的特点，并结合其特点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下册。

关键词：研究趋向、保守主义、郭店竹简、合法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哲学史也像哲学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繁荣的局面。继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之后，90年代进入了多元发展、深化研究的阶段，不论在通论研究，还是在专论、个案研究上，都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出版中国哲学史著作两千多种，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千余篇。与80年代主要以反思和译介为特点不同，90年代开始呈现出回归哲学自身并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展开对话和讨论的新气象。可以说，热点的层出不穷和思潮的汇聚更迭构成了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体景观。 一、传统与现代的讨论

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讨论，开始于80年代中期，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追赶世界现代化浪潮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因此，它一开始便以“文化热”的形式出现，并且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几乎构成了近20年中国学术发展的主线。中国哲学史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直接关联性，成了这场讨论的中心。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提出，到历史上各种思想流派的挖掘、梳理、探讨和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涌现，无不体现了哲学界人士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和所起的核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思潮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讨论的方向和性质，使其呈现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果说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在自由主义和某种激进思潮引领下，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的话，那么，90年代各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成了文化讨论的主流。

这一转向有着深刻的原因。80年代的文化批判作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更多地具有启蒙性质，而未能触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重新诱发人们对传统的回归和眷恋。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样普遍的现象。90年代改变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矛盾以及大量涌入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即成为这种回归的催化剂。后现代思潮中那些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与中国当前不发达市场经济下人们道德失落、价值失范、期

望寻找精神家园的心理相呼应，共同引发了对前现代的普遍怀旧情绪，这也就为世纪末复古主义思潮的盛行准备了条件。

90年代围绕文化保守主义这一主题产生了一系列热点和争论，如：现代新儒学成为显学，国学热或儒学热，对启蒙和革命的非议责难，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东方文化热与“亚洲价值观”等。

哲学史与文化史、文化讨论的结合，赋予了哲学研究以强烈的时代性，使哲学在回应社会现实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是哲学史在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正确看待传统文化的作用，重视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反思和批判，以确保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也仍将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潮之一，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精神上的某种一致，会构成对保守主义愈益增强的抵制力量。所以，中国现阶段文化建设的出路，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融通。我们必须清醒看待我们今天面临的所谓现代和后代化的两难选择，不能因为西方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便盲目主张退回传统。这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又一次历史性考验。

二、儒家文化主干说遭遇挑战

长期以来，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或主流地位，似乎已不容置疑。这不论从儒学是两千年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有着前后相承的学脉流传，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及民族文化心理所发生的巨大深刻的影响，都能说明这一点。但是，这种情况在近二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或哲学的主干”的提法不仅时常见诸文字，而且在学界影响越来越大，大有与儒家主干说平分秋色之势。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虽说没有儒家显赫，但其地位的重要性却无可争议。1973年，长沙马王堆沙墓出土帛书《老子》等大量道家文献后，在海内外即掀起了研究道家的高潮。80年代文化热中，道家、老子也成为讨论的热点。李泽厚“儒道互补”说的提出，将道家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说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结构的经典表述。1990年第1期，《哲学研究》发表了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迅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传统文化主干问题的大讨论。随后几年，《哲学研究》在“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栏目下，刊发了一组讨论文章。从1992年起，陈鼓应在他创办的《道家文化研究》上积极申说其观点，唱和者也不乏其人，道家主干说遂自成一系。

三、围绕郭店竹简的研究和讨论

90年代，在中国哲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另一大热点是有关郭店楚简的研究。郭店楚简是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出土的一批先秦文献，包括道家著作两

种4篇和儒家著作11种14篇。1998年竹简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轰动，考古、历史和哲学界学者纷纷加入竹简的研究工作。而且召开了一系列有关郭店楚简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发表了大批研究著作和论文。国内一些有影响的专业杂志如《孔子研究》、《中国哲学史》等辟有专栏进行讨论，《中国哲学》和《道家文化研究》也都出版了楚简研究专辑。因为秦焚诗书造成的学术断裂，引发了汉以降的今古文之争和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郭店先秦文献的出土，无疑为廓清学术史上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和重要线索。

1.对于儒学史的价值

首先是确认了《论语》类文献的可信性并填补了孔子到孟子之间文献的空白。过去人们在研究孔子时，主要依靠一部《论语》，而对于西汉以前古籍中大量存在的记载孔子言行的资料因怀疑是后人假托而不敢征引。这次郭店楚墓中记载孔子语的《礼记·缁衣》篇的出土，证明了在先秦典籍中除《论语》外，确实存在一批“《论语》类”文献，这便丰富了孔子研究的资料。至于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情况，历史上一直因材料缺乏而不谙其详，郭店出土的11种儒家类文献，经专家考证，大部分是孔子弟子和后学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属于早已失传的《子思子》，这说明思孟学派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这不仅填补了儒学史上的一段空白，而且对于梳理孔孟之间思想的传承变化提供了依据。比如从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性本善”；从孔子讲仁，到孟子仁义并提，都能从这批竹简中找到内在的逻辑线索。

2.对于道家研究的意义

郭店出土的道家书（《老子》甲、乙、丙和《太一生水》）对现有哲学史上的许多定论也产生了冲击。比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历史上是不甚明了的。《史记》中只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非莫知其然否”。郭沂从辨析文本出发认定儋与老子（老聃）应为两人，郭店简本《老子》为春秋时与孔子同时的老聃所著，而今本（包括马王堆帛书本）则出自战国时的太史儋。因此，简本《老子》是迄今最原始、最完整的传本。这一前提如果成立，将把过去认为《老子》出自战国晚期的说法大大提前，由是，老子为中国最早的哲学家，《老子》“居私人著述之道”等说法也可望成立。

此外，人们通常认为，儒道之间势如水火，但从简本《老子》看，作者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尊奉的圣、仁、义、孝、慈、礼等都持肯定态度。由此可见，对早期儒道关系也应重新估价。儒道典籍同出于楚墓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郭店楚简的问世，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既澄清了思想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公案，也推翻了不少已有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预言并且呼吁：

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应当重写。楚简的研究已经成为跨世纪学术研究富有成果的新领域，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因此而深化和焕发生机。

四、21世纪的关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必然会反思以往的研究是否合乎中国哲学本身的理论传统。于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哲学史领域就展开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从2001年发端，随着两岸三地学者的广泛参与，其影响波及海内外。将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有“合法性”；二是20世纪以来通行的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式是否有“合法性”；三是中国哲学的构建如何才能有“合法性”。尽管讨论并未得出一致认同的结论，但其中表达出的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有“合法性”？

这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有无“哲学”而展开的。如果中国古代没有哲学，那么以此为主要对象的中国哲学史能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自然就有了“合法性”问题。质疑者认为，“哲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与此相应的部分，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是依傍西方现代学科标准而削足适履的产物，用“中国思想史”取代“中国哲学史”，也许能更恰当地表现中国传统思想的民族性。辩护者则认为，何为哲学，这在西方没有统一答案，而且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表现出某种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类似的运思倾向；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构造的哲学，但其对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以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的探究，在中国古代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虽然以西方哲学为范型，但体现了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的现代性，与此同时，如何使其具有民族性，从胡适到冯友兰再到张岱年都作了有益的探索，展示了中国哲学史成为兼具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上述争辩揭示了内在于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否有“合法性”这一问题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近些年现代性研究表明：现代性并非只有西方的单一向度，“中国的现代性”是多元现代性的向度之一。这就与兼具现代性、民族性的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有了理论呼应。因为“中国的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以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为内涵的。

2、20世纪以来通行的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式是否有“合法性”？

这在讨论中以“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命题作了表达。所谓“重写”，是以反思20世纪以来通行的中国哲学史叙述方式的弊端为前提的。怎样的叙述方式才能使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成为真实的信史？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真实地展示中国哲学演变的历史。“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命题凸显了对这一使命

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在胡适和冯友兰创制中国哲学史学科时已经有了，但主要局限于史料一隅，即史料的真实性以及质疑史料的真实是否可担保哲学史的真实。与他们相比，当下“重写中国哲学史”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有着新的高度和视野。叙述方式的多元化是中国哲学史走向真实信史的方法论基础。借鉴西方现代哲学(如现象学、诠释学)，激活中国传统哲学的言说方式；借鉴社会史的方法，把哲学史放回具体的历史场景(如“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礼俗儒学”等)之中。

3、中国哲学的构建如何才能有“合法性”？

这是讨论中关于如何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的实质所在。这里的“主体性”，是指能与西方哲学比肩而立，对有普遍意义的时代问题作出原创性的回答而又与中国思想传统一脉相承；没有如此主体性的中国哲学不具有“合法性”。广义上的“中国哲学”有既成和生成两种性质：前者将中国哲学看作在历史中既成的研究对象，即通常说的“中国哲学史”，后者把中国哲学视为正在生成过程的理论建构，即通常说的“当代中国哲学”。显然，“合法性”问题中的前两方面“合法性”属于既成性的“中国哲学”，而第三方面“合法性”则属于生成性的“中国哲学”。然而，“中国哲学”的既成形态是其生成性建构的出发点。这意味着把凝结在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维成果作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资源，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使命。因此，关于如何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的讨论，反映了对这一使命的自觉。

从如何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将既成性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生成性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连接了起来，而这意味着与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相联系，正在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趋向。这种趋向在冯契、张世英那里已有表现。冯契“智慧说”的宗旨在于：不仅要回答从无知到知、从意见到真理的过程是怎样的，而且要回答从抽象真理到具体真理、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是怎样的。如前所述，他认为相对西方哲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较多考察了后一过程。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致力于论证这一点，是为了给其哲学理论构建提供资源。张世英认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就是“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相结合”。他对中国哲学史的考察正是试图构建这样的中国哲学。不过，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把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理论构建相联系的趋向强化和突出了。这表明，中国哲学界对于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创新的互动已有了相当的自觉。中外哲学史表明，这样的自觉互动将会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哲学史和哲学理论成果。

2006年7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在编写方法上仍沿用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思路，即以时间为叙述的主要线索，以人物为时间中的“节点”，试图在“史”的过程中来全面体现中国哲学的古代发展。全书分先秦、秦汉、魏晋、汉唐、唐至南宋、元明、明末至清后期等七编，结构宏大，在近年来所出现的中国哲学史类的教材中是少见的，而参与编撰的人员，写作队伍规模宏大，在近年同类教材编写中也同样罕见。但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此书是在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成为热点之后所出现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正是这一特殊的背景，使该书体现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积极努力。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在前面有一定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应该说，这种“重写”的意图，是首先为该书的编著者所明确表达了的。编著者首先就在“导论”中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对“哲学”、“中国哲学”诸概念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以此作为全书写作的基本指导原则。本书的编著者认为，“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它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对生命根本问题的引导和启蒙功能。按照这一关于哲学之概念的基本界定，并以此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思想，那么，“中国古代有哲学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尽管古代思想家不把自己的思想叫做‘哲学’。‘中国哲学史’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都是成立的。”以此为基础，编者进一步理清了哲学史与思想史、儒学史、经学史之间的区别，以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从而为全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在编者看来，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而且中国古代的哲学有其自身特质，此即为“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关心的是人类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与探究”。充分强调哲学对于生命根本问题的关注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特性，既是编著者对于哲学以及中国哲学之本质的原理性把握，也是全书写作的基调，作为一种编写的原则，则被贯彻于具体哲学家的思想诠释之中。力图揭示出中国哲学所固有的对于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深层关切，以强化在现实性上对于人生引导的意义，便成为本书集中体现的、不同于以往教科书的显著特色。也正由于这一新颖的学术视角，本书也全盘洗去往日某种固定的叙事格局与方式，抛弃了久已为学界所习用而又往往未必能得思想之真际的定性术语，而坚持对哲学家的具体思想作如实分析，因此也往往能得其精要。对于一部教科书而言，这对引导学生切实了解中国哲学至为重要。而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前沿性。

其次，全书的编辑意图清晰，体例严整，结构严密，注重学术思想之间的渊源流变，比较完善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逻辑展开的基本过程。

作为一部哲学史教程，显然需要编者对于中国哲学及其特质有着独特的深刻理解，并以恰当的方式将这种理解传达给读者，而作为一部多人撰写的作品，结构上的相对统一以及行文风格的相对一致，便成为一个必须予以恰当处置的问题。就这本书而言，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就基本结构而言，本书关于古代哲学的七个时间段的基本划分，虽然基本上仍为传统的承袭，但大抵也仍然能够体现中国古代哲学在纵向发展上的阶段性特征。本书的突出之处，又在于充分注意不同阶段上的中国哲学主题的历史演变、不同思想形态之间的纵横交错、不同思想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事实上的与思想上的，从而宏观地凸现了思想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思想性。全书在每一阶段具体叙述开始之前，均设置有“绪论”一章，正为编著者此种思想意图的清楚体现，对读者来说，则能够比较清晰地领会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宏观思想主潮。再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虽为“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尝试性实践，但既没有某些故作高深、令人不明所以、本质上为糟践中国语文的生造的“术语”，也没有追随时下学术界某种“极端的”“以中国话讲中国哲学”的流风，而在思想诠释上仍吸取了西方哲学的某些基本方法，在充分考虑人类思想有其共同性因而中国哲学也应被西方所理解的前提下，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可取的。

第三，全书较好地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某些问题研究的当前进展，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比如在第一编第四章关于“孟子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发展”的阐述之中，编者在讨论孟子哲学思想之前，另加一节讨论“郭店楚简和思孟学派”的问题。郭店楚简的出土对于先秦学术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有利于先秦某些思想传承关系的梳理则是不言而喻的。本书在对这一阶段的哲学思想进行阐述的时候，吸收了研究界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郭沂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版竹简思想研究》等，同时也对这一问题阐述了编著者自己的看法，读后是给人以启迪的。

第四，这部《中国古代哲学史》所阐述的思想内容，都以编著者们长期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复旦大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就。复旦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尤其是在胡曲园、严北溟、潘富恩诸先生的辛苦经营和精心培育之下，不仅中国哲学的学科获得逐渐发展与完善，并且已经形成了以宋明理学研究为主要特长的一支学术队伍，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在这部教材中得到了良好体现，如徐洪兴教授的理学转型研究、吴震教授的阳明后学研究、林宏星教授的刘宗周研究等等。除宋明理学以外，复旦大学哲学系在先秦哲学及清代哲学研究中也有不少令学界瞩目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也都

在教材的相关部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总的来看，这部《中国古代哲学史》是有许多优点的，作为“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积极尝试，它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也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还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这本书学术视野宏阔，涵盖面很广，用了相当的篇幅来阐释佛教被作为中国哲学的有机部分，而用了相当的篇幅来阐释其代表性思想，但是，道教在汉代以后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与先秦道家思想的关系却几乎没有涉及，如果这种安排是出于编著者的某种特殊考虑，则似应在适当的地方予以说明，否则会比较容易使人产生某种叙述不平衡的感觉。道教虽然以道家哲学为其思想基础，但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毕竟与先秦道家有区别，并且也有其特殊的观念与实践，对中国民众文化心理的形成有着特别的作用。尤其是在唐代，道教对儒释二家思想有全面整合，形成了独特的以“重玄”为特征的哲学理念，对后来宋代理学思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实际影响。如果佛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而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因而作为“宗教哲学”是应该被纳入哲学史的一般视野的，那么道教似乎也同样应该如此。

第二，本书以人物为贯穿哲学史的“节点”，这是很可取的，但在某些具体人物的选择上，却似稍有某种轻重失衡的感觉。比如在先秦，管子的哲学思想对后世是有深远影响的，特别是《心术》、《白心》、《内业》等篇所提出的精气学说，不仅对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有比较直接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后世也一直能够看到它的影子，但本书却没有加以叙述。在宋明理学阶段，本书对朱熹、陆象山、陈亮、叶适均有专论，但对吕祖谦却几乎是完全忽视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大的缺憾，因为朱、吕、陆三家在南宋实成“鼎足”，朱熹有“理学”的深化与系统化，陆象山有“心学”的拓展，而吕祖谦则有“历史哲学”的开辟，他们分别代表了北宋以来的哲学-文化运动基于经典的重新诠释与先秦儒学的重建所达成的三种基本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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