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

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 【作 者】任士英 引言

隋唐时期，因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与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行政格局相适应，确立了完整的职官制度。其表征之一，乃是承魏晋南北朝以来职官分流的趋势，正式形成了相互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流内、流外两大职官系统，并为赵宋以后职官制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唐代流外官制度，作为专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职官制度的发展中，同样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所谓流外官，简单地说就是流内九品以外的职官。唐代数量众多的流外官若令史、书令史、府、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等，广泛设置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担负着重要的行政职能。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是流外官制中一项重要制度。唐代对流外官的管理，在选任、置品、督课，酬劳以及入流内叙品等方面都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构成了唐代流外官制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在封建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直接关系着唐朝行政机制是否灵活、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研究流外官的管理制度，对它与唐代行政体制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并且对于弄清后期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中吏员阶层的发展、演变及相关问题，也具有同等价值。在那时，吏员的异常活跃与不寻常的地位是官僚政治中极富特色的内容，明清之际的顾亭林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吏员们“品弥卑而权弥重”①。笔者认为，这种政治状况的确立，很可以从唐代流外官制度探溯其来源。 一、选官制度

唐代流外官的铨选制度称为“流外铨”，或称“小选”、“小铨”等。它的设置时间，南宋人洪迈曾说：“流外铨，不知自何时？”②现存资料说明，唐武德年间已自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表明流外铨已经进行。随着流外铨工作的展开，其程序内容与规则也日趋完备，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铨选对象

铨选对象是指有资格参选流外官者。《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流外铨对象：“谓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及州县佐吏。若庶人参流外选者，本州量其所堪，

送尚书省。”实际上，它并没有将全部铨选对象包括在内。所称“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的范围相当狭窄。据《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云云，则知所有品子可以任流外官。又按唐律“其有准荫应赎者任流外及杂任，若犯杖罪以下”③条文，唐代得荫庇者，乃为五品以上子、孙，三品以上曾孙，且职事官、散官、勋官及封爵皆可据品荫其子孙，可知所有品子皆得参选流外。日野开三郎氏曾指出品子中百姓勋品视三品乃至视五品子包括在内④是正确的。所谓“州县佐吏”参选，实是强调参选者的现实身分，即差科色别。因为，有资格任州县佐吏者，本身已具有参选流外的资格。如：州县佐史“通取六品已下子及白丁充之”，县录事“取部内勋官五品已上，若无堪任者，并佐史通取六品已下子及白丁充之”，州镇仓督、州县市令“取勋官五品已上及职资九品者，若无，通取勋官六品已下”⑤，这与品子（包括勋官子）有某些重合。据《唐天宝敦煌县差科簿》的差科注记统计，郡史八人中有上柱国子四人、上柱国一人、轻车都尉一人、品子一人、中男一人；县史四人有上柱国、上柱国子、上轻车都尉、白丁各一人；府史二人俱为品子⑥。白丁即庶人（良口）身为丁色者，参选流外之前为课见输者，一旦任职，即为不输。如《唐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户邵公偘，年五十六。任安西流外”⑦，当即丁户。庶人参选，使流外铨的身分性限制大为削弱，并几乎使之消失。这一内容在唐代选官制度中颇具特色。

流外铨对象也包括部分流内官，即包括勋官、散官两类但不包括流内职事官，“品官任流外及杂任，谓身带勋官、散官而任流外及杂任者。”⑧据《唐开元年代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载：勋官云骑尉、武骑尉、骑都尉及上柱国均有任流外四品、五品官者，且多“身为户”⑨。部分流外官参选流外，使流外铨范围扩大，使其制度尤显完备。 （二）铨选标准与要求

流外铨选标准不同于流内铨的“身、言、书、判”四条：“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⑩，即以书法、会计与实际工作能力为择选标准，并且流外铨对三条要求同流内铨先试书、判，再察身、言即四条并重也不同，不是求全责备，“三事中，有一优长，则在叙限”(11)，如“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在〕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12)反映出对流外官是按需取才，

三条取人是同流外官的职掌范围大体一致的。

如同身、言不包括在流外铨中一样，计也不属流内铨的内容，它是对任职流外官的一项专门技能要求，出身流外被人嗤为“目不识文字”的牛仙客(13)，就因精于理校财会得获屡屡升迁。还应说明，流外铨的书、时务二条与流内铨中的书、判是一致的。因为，时务能力的考察以判词定优劣，只不必象流内铨人“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14)，流外铨试判“则所对不责其引征古今，但据事理判断”(15)即可。这种内容上的侧重，反映出国家对流内、流外两大系统的官员要求有所侧重，不能断言对其铨选标准有高低区分。 （三）铨选机关与程序

唐代流外铨“校试铨注与流内铨略同”(16)。但其铨试过程尚有自身的特点。流外铨也由尚书省负责，在玄宗开元之前，一直由吏部郎中专知掌选，开元二十五年后情况略有变化。据《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旧则郎中专知小铨，开元二十五年勅，铨注讫，应留放，皆尚书侍郎定之。”似是说定留放时一由尚书侍郎决定，吏部郎中的职权被剥夺。但细检《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官制》门所载《诫励吏部、礼部掌选知举官敕》文字：“其流外铨及武举，专委郎官，恐不详悉，共为取舍，适表公平。每至留放之时，皆就尚书侍郎对定。”按，此敕《文苑英华》卷四六五、《全唐文》卷三一○皆有收录，俱无纪年，但从敕文“朕祇膺大宝，岂忘兢业，临驭以来，且逾二纪”推测，恐即开元二十五年颁行并为《大唐六典》之所本。故知实乃由吏部郎中在铨注之后与尚书侍郎“对定”，即“共为取舍”，郎中职权并未被削弱，所以唐代习惯上常以“小选”标榜称呼吏部郎中(17)。但由于吏部主官介入流外铨，以与郎中“上下检察”，使流外铨程序更臻完善。

开元年间，流外铨程度的又一重大变化是确定了团甲过门下复审的手续。这是开元中与裴光庭奏用循资格铨人之制同时施行的。团甲，就是汇集铨注结果制成总册并用以上报的凭证资料，又称官甲或甲历。流外铨经门下审省，与流内铨注后上门下省的手续相同，意在加强对流外铨的管理，减少失误，防止因吏部专知而挟私舞弊。裴光庭死后，此手续因萧嵩奏请曾下诏停断：“比者，流外奏甲乃引过门下，簿书堆盈于琐闼，胥吏填委于掖垣，岂是合宜，过为烦碎，自今已后，亦宜依旧。”(18)不过，如同流内铨循资格一样，虽有诏停止，有司因循，“犹

踵行之”(19)终唐世无改。

铨注受官时，与流内官“奏受”不同，流外则“判补”(20)。马端临视为“辟举”之类(21)，实是误会。因为判补也是由吏部任命，官成后颁告身，它与奏受不同在非“受旨而奉行”，皇帝并不预闻流外铨注拟名单，故唐律称流外官为“非奏授者”(22)。

总之，唐政府在委任吏部郎中掌知的同时，又以吏部尚书侍郎参与并令门下省进行省审复核，使流外铨程序越发严密。 （四）叙迁与转选

流外官任职后，迁转也有详细规定。如考限的积累与考绩的认定，即决定其是否获得迁转的资格。在考课制度中还将述及。流外任职要遵循政权机构的“前行”、“后行”次序。前行、后行是按照各部门职权的繁简、要闲区分：“其在吏部、兵部、考功、都省、御史台、中书、门下是谓前行要望，目为七司，其余则曰后行闲司。”就是说，“流外转迁者，始自府寺而超授七司者，以为非次。长安中，毕构奏而革之，应入省者先授闲司及后行，经两考方转入七司，便为成例。”(23) 某些专门职掌的流外官迁转也要有相应条件。由亭长、掌固转府史，府史转令史皆要“试判”(24)；流外伎术官要当色迁转，“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25)如太史局历生、天文观生等流外皆本色转补并“取当色子弟充”(26)。 二、品级制度

唐代流外官品级同流内分九品一样，也分为九品：“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27)勋品以下九品流外在《通典》卷四○《职官典·大唐官品》所载开元官品令中有大概的列举，令文虽有阙漏，也大致反映出流外九品的基本状况。勋品乃流外最高品，相当于一品。正品九品之外，又有视品流外，“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28)。但视品流外到开元初有所变革，不再遵循完整九等品级序列，按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唯留萨宝（按：视勋品）、袄祝（视四品）及府史（视五品），余亦罢之。”(29)流外官皆无从品。 唐代流外官系列中，某一特定职掌的流外官品级，往往由其所在官府的地位所决定。如令史之职，隶御史台、三省者为勋品，属秘书、殿中省或太子詹事府或内坊者则分别为二品、三品、四品。特别是，流外官的品级配置，勋品与八、九品

中的官并不多，就是说，流外最高品的职官数量不多，最低品级者也不占多数，而居二品至五品者较为集中，六品、七品次之。这种配置与流内官迥异其趣(30)。说明流外置品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灵活性。

与流内官区分职事官品、散阶（又分文武若干级）、勋阶不同，流外品皆为职事。故而流外品官皆系分置于中央到地方机构中的职事官，它没有流内职事官那样还另有表示其禄秩、位望的散阶品级（这到北宋演变为纯粹的“官”），流外官本身就体现出其品级的存在与高低之别。并且，流外官也不象流内官那样区分清官、清望官等，通常将流外官归于“非清流者”(31)的层次，可能是南北朝以来设置流外以“刊正九流”、辨别流品(32)的余韵。

由此可见，流外官虽同属国家官僚，组织系统上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理应说明，不仅流外官的品级配置与所隶属的机构地位相关，而且流外官职掌内容也与所属机构一致，各级机构中流外官的职掌总是其所属机构职能权限的重要组成部分(33)。同时，对各级机构中所有职事官（包括流内、流外）编员，唐律严密规定了署置过限与不应置而置的处罚条令，并对“视六品以下及流外、杂任等”内容作了强调(34)。这说明，流外官在组织系统上虽相对独立，却不能将其斥于整个官僚体系之外。 三、督官制度

唐代对流外官的督课，主要是以考课为中心的考核制度。它同流内考课一样，都是通过对官员治绩与考限的评定达到督课官吏的目的，其作用的杠杆便是以考课等第决定仕途升降。考课是唐代流外官管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据载：“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35)这同流内官一样，由本部门长官先行以行能功过进行考评，然后“每年对定，具簿上省”，考核程序与流内考课同样严格，只其考第仅有四等：“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衍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36)但似乎并不能由此认为：“流内官考第含有较浓重的道德价值色彩，也着重官僚处理公事的行政能力，流外官的考第则较注意实际工作表现”，即“偏重个人能力与公务表现。”(37)因为，考第的划分，其实是对官吏工作作风——这体现为“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与工作表现即“二十七最”的综合评定。而流外上考中显然已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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