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法硕之法制史主观题总结

2011法硕之法制史主观题总结

1、 简述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答： 经周公制礼之后，西周礼制的内容和规模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上至国家政务、组织制度，下至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车马宫室，都与礼密切相关，都受礼的制约。虽然至春秋战国时期，周礼逐渐丧失了其规范社会的作用，但西周礼制的许多内容仍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古代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作为抽象精神原则的礼，寓于具体的礼仪形式之中；具体的礼仪形式则以抽象的精神原则为指导。西周礼制之中，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所谓“亲亲”，是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人人都应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所谓“尊尊”，即要求在社会范围内，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所有臣民皆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之下，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但比较而言，忠高于孝，国重于家。 西周时期的礼仪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为“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祭祀之礼，古人认为祭祀鬼神、祭祀祖先能给自己带来福祉，故称祭祀之礼为吉礼；凶礼是丧葬之礼；军礼是行兵打仗之礼；宾礼是迎宾待客之礼；嘉礼是冠婚之礼。此外，还有“六礼”、“九礼”之说，划分则更为详细。 “礼”与“刑”的关系几乎贯穿中国古代法制史之始终。西周时期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奴隶制法制的完整体系。其中，礼是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侧重于积极的预防；刑则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侧重于事后的处罚。正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强调道德教化，刑则强调惩罚镇压。道德教化不成，方才使用刑罚镇压，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另一方面，礼与刑的适用原则不同。《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体现的是西周宗法体制下的等级特权法，也是后世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 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庶人以下“遽于事而不备物”，即忙于生产劳动，又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和礼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因而不可能按各级贵族的礼仪行事，礼也不是为他们设立的。“礼不下庶人”本意指礼的作用是调整宗法等级秩序，不同的社会关系用不同的礼调整，不同等级之人适用不同的礼，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不能僭越。尤其是各级特权阶层享有的礼，不适用庶人。但这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因为礼所强调的是等级差别，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对庶人更是如此。 所谓“刑不上大夫”，首先，是指制定刑罚的目的主要不是针对贵族，而是防范和制裁庶人。其次，不同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大夫贵族犯罪，一般可以获得某些宽宥，在适用刑罚上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以及在郊外秘密执行死刑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但这也不意味贵族可以不受刑罚制裁。实际上，史籍上关于官僚贵族因犯罪特别是“犯上作乱”而被处刑的记载不胜枚举。

2、简述《法经》的内容、特点和历史地位。

答：在篇目结构上，《法经》共有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网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人身伤害、破坏社会秩序及侵犯官私

财产所有权犯罪的法律规定。《荀子·修身》称：“窃货曰盗”，“害良曰贼”。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网法》也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法》、《捕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点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并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思想。

历史地位：《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3、简述文景时期的形制改革

答：汉文帝时期，黄老学说的盛行，约法省刑的推行，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社会生活，为改革刑制提供了基本条件。促成汉文帝进行刑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缇萦上书。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废肉刑，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斩右趾为弃市刑。这次改革意在从法律上废除肉刑，减轻刑罚的残酷程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尽理想，改革中有由轻改重者，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劓刑、斩左趾虽改为笞刑。但因笞数太多，使受刑者难保性命，造成“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后果。 汉景帝在文帝改革基础上，先后两次下诏减少笞刑数量。第一次，将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第二次，分别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时又改革刑具，颁布《棰令》，规定笞杖规格、受刑部位以及行刑中途不得换人等，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使以肉刑为主的奴隶制五刑趋于瓦解，为封建刑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次改革无疑是古代刑制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里程碑，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4、简述唐律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答：唐律的特点主要包括： 第一，“一准乎礼”。唐继承并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唐律无论是其律条，还是对律条的注疏，都集中体现了儒家礼治精神，全面贯彻礼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 第二，科条简要、繁简适中。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晋、北齐修律得以精简。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行精简，定律12篇，500条，既凝练概括，又严密周详。 第三，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大为轻省，死刑、流刑大为减少。除涉及礼教的犯罪外，唐律一般比后世的明清律处刑也为轻。 第四，立法技术空前完善。唐律的篇章结构井然有序，法律形式相得益彰，概念精练明确，用语确切简要，逻辑严谨缜密，疏议得当精深，显示立法技术的高度成熟与发达。

唐律的历史地位则表现为：其一，唐律是到目前为止保存下来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它产生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鼎盛发展的唐朝，承袭秦汉的立法成果，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因而成为传统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二，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力远远超越国界，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皆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的《刑书》，也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5，简述明朝刑事立法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和特点

答：与唐律比较在定罪量刑方面“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特点

基于重典治乱世的立法指导思想，明朝的刑法以打击反逆重罪、惩治官吏犯罪为重点。清人薛允升比较唐、明律后指出，明律多承袭唐律的内容，但“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突出刑法的打击对象，加大刑罚的力度。 明朝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贼盗及有关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唐律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斩刑，连坐处绞只限父与子(16岁以上)，其他都可以没官为奴。而明律对犯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连坐处斩并扩大到祖父、父、子、孙及伯叔父等。除了政治性犯罪外，对于强盗、窃盗、抢夺等侵害财产以及官吏贪赃受贿等犯罪的处罚，明律都比唐律明显加重。 另一方面，明律对一些轻微触犯礼教、典礼的罪名，比唐律处罚有所减轻，即“轻其所轻”。《唐明律合编》：“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如列入“不孝”的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唐律处徒刑三年，明律仅杖八十。子孙违反教令，唐律处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这体现出明律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使刑事镇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6、简述《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特点和局限性

答：《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府于1910年5月15日颁行的一部过渡性法典，它是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作局部调整删改而成，共36卷，389条，另有附例1327条，并附《禁烟条例》12条和《秋审条例》165条。与《大清律例》相比，《大清现行刑律》的变化主要是： ①取消了《大清律例》中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名称而分的六律总目，将法典各条按其性质分隶30门；

②关于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等纯属民事性质的条款不再科行；

③设置了新的刑罚体系，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残酷刑罚和缘坐制度，将主体刑罚确定为死刑（斩、绞）、遣刑、流刑、徒刑、罚金等五种；

④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如妨碍国交罪、妨碍选举罪、私铸银元罪以及破坏交通、电讯的犯罪等。而对于律例合编的模式以及“十恶”重罪等封建内容未作更改。

可见《大清现行刑律》只是在局部和形式上对《大清刑律》进行修改而已，无论在表现形式、法典结构以及具体内容上都称不上是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7、简述《大清民律草案》的原则、结构、内容特点和地位

答：《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由修订法律馆与礼学馆共同承担：修订法律馆负责起草民律草案前三编总则、债权、物权，后两编亲属与继承由礼学馆制订。起草工作开始于1907年，1911年8月完成。草案全文共36章，1569条。 《大清民律草案》遵循的立法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采纳各国通行的民法原则；②以最新最合理的法律理论为指导；③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民风，确定最适合中·国风俗习惯的法则，并适应社会演进的需要。 制订民律草案前三编所依据的主要是各国的现有成文法和最新法学理论，后两编则以中国的传统礼教与民俗为依据。这对民律草案的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第一，民律前三编以“模范列强”为主。民律前三编在起草者松冈义正的影响下，以日、德、瑞士民法典为参照，体例结构取自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中，采取了私有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失致人损害应予赔偿等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债权编中，规定了债权的标的、效力、让与、承认、消灭以及各种形式债的意义和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在物权编中主要规定了对各种形式的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及财产使用内容等。这些内容主要以西方各国通行的民法理论和原则为依据，对中国旧有习惯未加参酌，因而体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法的特征。 第二，民律后两编“以固守国粹为主”。根据民律草案的起草原则，所有涉及亲属关系以及与亲属关系相关联的财产关系，均以中国传统为主。立法者具体提出这两编主要参照现行法律、经义和道德，虽也采纳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但更多的是、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第四编“亲属”对亲属关系的种类和范围、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监护、亲属间的抚养等作了规定。这一编体现了浓厚的家族本位特色，确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第五编“继承”规定了自然继承的范围及顺位、遗嘱继承的办法和效力以及对债权人和受遗人利益的法律保护。这一编同样体现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家族的传承观念远远重于个人的物质利害得失。 《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与后两编的迥异，使整部法典的风格难以统一。从整体上二来说，由于急功近利，法典一味强调对最先进民法理论和立法成果的吸收，故而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实际严重脱节。就法典本身来说，《大清民律草案》虽然不太成熟，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以后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8、简述清末商事立法及特点

答：清末商事立法的主要特点 第一，以“模范列强”、“博稽中外”为立法原则。商事法典的制定从体例到内容，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法，如《钦定大清商律》主要参考了英、日的公司法和商法。同时商法在内容上注意吸收和反映中国传统的商事习惯。如《钦定大清商律》和《改订大清商律草案》中分别有二十八条和三十余条传统习惯。《破产律》尤重对传统商事习惯的采纳，在诸多方面沿袭了中国习惯。 第二，在法典编纂结构和立法技术上，充分体现了照顾商事活动简便性及敏捷性的要求，以宽为主。在吸收各国商法和中国商事习惯的基础上，采取了与商为便的一系列规定，如对公司设立采取法定许可制度，允许公司变更其类型等，在客观上有利于鼓励私人投资近代企业。 第三，带有封建残余和半殖民地法律的烙印。如对妇女经商能力进行了限制，各主要商律对外国公司均无规定等。 清末商法虽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客观上基本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近代商事立法的开端。

9、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的主要内容、结局和反映出的问题

答：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丽产生的理论争执。沈家本、杨度等人基于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对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主张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运用“国家主义”等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为彻底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辩护，因而被称为“法理派”。而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清廷上层官僚、贵族，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应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故而被称做“礼教派”。

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其一，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干名犯义”作为传统法律中的重要罪名，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绝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 其二，关于“存留养亲”。沈家本等人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其三，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奸非”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传统刑律予以严厉处罚。“亲属相奸”更是“大犯礼教之事，故旧律定罪极重”。因此，礼教派认为在新律中也应有特别的规定。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至于亲属相奸，“此等行同禽兽，固大乖礼教，然究为个人之过恶，未害及社会，旧律重至立决，未免过严”。因此依“和奸有夫之妇”条款处以三等有期徒刑即可，“毋庸另立专条”。 其四，关于“子孙违反教令”。礼教派认为，“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教孝之盛轨”。法理派则指出：“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此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 其五，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法理派则认为：“国家刑法，是君主对于全国人民的一种限制。父杀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杀其父，则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为平允”。 “凡我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的修律宗旨，决定了“礼法之争”的结局必然是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清廷在新刑律后附加五条《暂行章程》，规定了无夫妇女通奸罪；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加重卑幼对尊长、妻对夫杀伤害等罪的刑罚；减轻尊长对卑幼、夫对妻杀伤等罪的刑罚等。但礼法之争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10、简述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和历史意义。

答：1．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

(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

(2)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

(3)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与不同，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4)清末修律是清代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2．清末修律的历史意义。

(1)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已被抛弃，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中国传统的封建法制开始转变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显著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制。

(2)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通过清末大规模的立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对后世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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