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 -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 - 王悦晨

2011年　第1期No. 1　2011译学研究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

王悦晨 香港理工大学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其主要特点是同时观察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个体的行为表现。在翻译研究中，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有助于分析翻译和其他领域的互动和影响以及翻译活动中译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借助这种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者可以从一个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学；场域；惯习；资本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1) 01-0005-09

1. 引言翻译，是在人类社会中进行的活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S. Holmes）就提出了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哪些文本被翻译过来了（往往同样重要的是：哪些没被翻译过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尽管这类主题常常被涵盖在翻译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里，但依然是一块未获太多关注的领域。若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可以建立出一门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但考虑到这个领域既适用于翻译学也适用于社会学，我们或许该给它一个没那么恰当但更精确的名称：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Holmes, 2000: 177） 事实上，在这之后的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操纵学派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虽然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但已经尝试将翻译置入社会文化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了。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还有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的制约/推动因素，如经济、政治、性别、种族、宗教等等；以及在这些翻译活动之中各种参与者的身份、关系和相互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都是社会学的问题，但是以往的翻译研究者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并没有系统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显现了此类研究在理论上的不足。为了更好地解释翻译现象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我们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现象和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引入社会学的理论：例如赫曼斯采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翻译看作是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和自我再生产（self-reproducing）特性的社会系统（见Hermans, 1999; 2007）；还有学者建议参考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以观察翻译活动中各种行为者（包括人和非人的行为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翻译活动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见Buzelin, 2005；Chesterman, 2006）。但目前参考社会学框架进行的翻译研究中，被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多地为翻译研究者们所引用，早在1998年，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就在他与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合编的论文集《文化构建》（Constructing Cultures）中引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来探讨翻译现象（Lefevere, 1998: 42）。同年，西米奥尼（Daniel Semioni）在翻译学术期刊《目标》（Target）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学的补充（Semioni, 1998: 1-39）。接下来的几年，古安维克（Gouanvic，2002）、赛拉-谢菲（Sela-Sheffy，2005）、沃尔芙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等概念，探讨布迪厄社会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圣·哲罗姆（St. 5（Wolf，2006）也纷纷借鉴布迪厄的场域（field）、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Jerome）和约翰·本杰明（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出版了专门探讨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论文集??

；后者在2008年出版的另外一本论文集《描写翻译学之后》（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Pym et al，2008）中，也收录了多篇应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所做的论文。国内学者如李红满（2007）曾探讨过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构建翻译社会学的作用，系统地介绍了布迪厄的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的种种成果和贡献。邢杰（2007）则详细讨论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和翻译规范概念的联系。不难看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已颇具规模。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文学科里存在的重要分歧：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所谓主观主义，就是将社会和世界看作是个体的经验和认识的结果，例如存在主义、现象学、人种方法学等；而客观主义，则抛开个体，认为客观环境独立于个体，将现象看作是客观结构所决定的，例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布迪厄认为这两种思想都走了极端，主观主义不考虑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客观主义否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两者都过于片面，而忽略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这种分歧阻碍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Bourdieu, 1989: 14-18）。联系翻译研究，可以说特拉维夫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规范理论都是属于客观主义范畴的研究，具体讨论见下文“翻译的社会学”部分。但是，翻译研究的学者们在借鉴布迪厄社会学概念探讨翻译现象的时候存在不少分歧；另外，布迪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微妙，有的学者在借鉴他的理论的某个概念进行研究时没有对其整体框架进行系统解释，使概念的运用失去了理论背景的依托，容易使对布迪厄社会学了解不多的读者产生误解或阅读上的困难。鉴于此，本文将对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进行概括梳理，并探索其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 2. 关键词解读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术语繁多，但最为核心的是三个主要术语：场域、资本和惯习（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20）。此外，他的理论里还有诸如信仰（doxa）、幻象（illusio）、利益（interest）、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等概念，本部分将围绕布迪厄社会学的三个中心术语，联系其他各种术语，并结合翻译研究，讨论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62.1 场域

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中的人又有地位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纷繁复杂：误解、冲突、争名夺利、合作、特立独行等等。为了系统地解释这些看起来杂乱无章毫无规律的社会现象，布迪厄采用了同时考虑社会客观结构和个人的方法，他认为社会客观结构既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而人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针对客观社会结构，布迪厄采用了场域这样一种概念，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他将场域比作物理场，其中的粒子受到场中“引力和斥力的作用”，是“关系的系统”（Bourdieu, 1992: 106），研究的焦点是“客观关系的基本作用而非粒子本身”（ibid.: 106-107）。也就是说，他将社会空间根据作用和功能分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结构系统，这些系统由处在其中的“粒子”，即“参与者”agents）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而此处关注的焦点不是参与者而是关系本身及其产生的“斥力和引力”，也就是场域独特的运作规则（但为了构建场域，我们必须同时对场域中的参与者进行研究， 见下文“惯习”部分）。此外，“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9）。比如说可以将科学研究者所在的圈子看作是科学场域，商业人士形成的社会网络看作是商业场域。科学场域里的人具有高等学府的理工科学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经验，商业场域里的人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这就是不同场域中相对独立的规则；科学家的实验成果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他们的研究需要赞助，商人的产品有时需要科学家的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也可看作是一种场域，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比如国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场域，由统治阶层的关系组织而成（Bourdieu, 1993: 37-40）。权力场域可以看作是一种“元场域”meta-field），“是各种场域的整体，是斗争的场所……各种场域既相互联系，又因为内部分裂和外部对立而彼此分隔”（Bourdieu, 1992: 111-112），因此元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也处在不同的地位。以文学场域为例，布迪厄认为，尽管文学场域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但因为它的规则主要基于“文化资本”，而权力场域的规则主要来源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几种资本的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见下文“资本”部分），所以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之中属于被支配的地位（Bourdieu, 1993: 37-40）。具体表现就是在文学场域之中声誉很高的文（“专家推荐”——这就是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2011年　第1期学家，但在经济方面可能依然拮据，在国家政界里没有多少话语权。 权力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为当外界因素施加影响于某个场域的时候，这些影响得“通过场域本身的规则转换之后才能体现”（ibid.: 164）。比如说，如果政No. 1　2011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提出的理性行动者和经济学提到的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不同的是，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化中培养而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也就是能让他们做出某些行为的潜在机制，是一种“社会化的主体性”（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23-126）。所以，布界人士希望进入文学场域，他就必须通过文学界认可的某种方式来获得文学场域参与者的认同，例如参与文学创作、参加文学学术会议、出版作品、获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等等；而非大摇大摆直接走马上任担任某个文学团体的会长。布迪厄将这种独立性称为场域的“折射效果”（effect of refraction），场域独立的程度就是它的“折射率”refraction coefficient）（ibid.: 82），就好像三棱镜折射光线一般。但无论如何，场域都不可能铁板一块，完全独立，而只能是相对独立，例如文学场域里的参与者们不能总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市场销量或者社会名声等文学场域以外的因素。（Swartz, 1997: 126-127）关于场域的特点，根据布迪厄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场域中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场域相对独立；权力场域的支配地位。前两点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说因为有独特的规则，所以场域相对独立，但也因为场域相对独立，所以有自己的规则。场域，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功能而划分出来的结构系统。 2.2 惯习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特点是同时考虑社会客观结构和处在这些结构里的个人的行为表现，场域关注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场域之中如何产生这些规则以及产生了哪些规则，这就需要考虑参与者的行为，参与者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之中潜移默化、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一些不成文的规范（norms），这种影响本身，也是因为他们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受场域的影响同时影响场域继而不断循环而产生的。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以及强化了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产生了一套“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Bourdieu, 1990: 54），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而采取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将社会惯例内化在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之中，这些行为继而又直接间接或大或小地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既被环境塑造、又影响环境、不断与环境互动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进化、改变或维持自己的思维方式、习惯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中国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与社会学的“理性行迪厄认为，参与者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但总是“合理的”。（ibid.: 129）梅耶斯（Reine Meylaerts）指出，在布迪厄之前的社会学家们，认为个体是心理学的内容，而社会学只关注个体之外的对象，如群体、阶级等。梅耶斯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化个体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客观结构的分析来研究社会，但这种研究并不能脱离对个体的观察来进行（Meylaerts, 2008: 92）。所谓惯习概念，实际上关注的就是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千变万化的个体，是如何在各种场域之中，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之中，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他/她所处的场域——这就是布迪厄希望利用惯习概念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个体对环境的影响。场域之中的个体，内化了场域的规则，但并不是完全照搬了规则，而是学习了规则，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以学体操为例，学员模仿标准的动作，但在模仿时可能产生偏离，甚至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更加适合自己的或创新的动作，而在其成名之后，这些新动作便成为新的标准。这便是个体通过惯习对场域施加的影响。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即上面提到的“个体”，布迪厄常用的是“参与者”，以体现个体在场域之中的主观能动性。布迪厄强调的个体不是生物体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即处在特定场域中的参与者，他们在场域之中相互竞争。而且，参与者之所以以这样的状态存在，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这里容易令人产生一种决定论的联想：即什么样的场域决定什么样的参与者；但需知道，场域的最大特点是竞争，缺少了参与者惯习影响下的竞争和互动，场域也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场域和参与者总是相辅相成的（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5-107）。因此，布迪厄社会学的特点就是，他把以前划归心理学的“个人”和划归社会学的“群体”结合了起来。2.3 资本人们在各种社会空间之中所处的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人们之所以地位不同，从布迪厄的理论来看，是由他们所在的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格决定的。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资格，有的人条件优越，在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维护规则，条件不7（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优越的则只好在场域之中被统治。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格不同。那么如何对这些资格进行归纳和分类呢？布迪厄借鉴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本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Bourdieu, 1997: 47）。经济资本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类似，指的是金钱、股票等等，可以直接获得商品或服务。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比如著作、 受官方承认的教育文凭等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通俗来说就是“人脉”）和社会义务。 这三种资本的基本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比如说，文化资本可以从经济资本转化而来，如对教育的经济方面的投资；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比如获得了高等学历的人往往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同时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比如获得了一定教育文凭的人便可以进入一定的商业或学术圈子建立人际关系。参与者们在各种场域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惯习，令他们在某个场域之中认定了他们需要哪些资本，才能使自己可以存在其中并且获得“利益”，于是，他们“投入”时间、金钱，去追求这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本形式，获取能在这种场域中受承认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本就好像做菜的配料一样，比如在某个场域中需要一勺经济资本，五勺社会资本，三勺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是转化成其他资本的来源（ibid.: 53）。当参与者们获得利益之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使别人相信这种资本形式是有价值的，于是他们便强化了场域的规律——通过资本结构体现的规律。还有一种情况是对这种规律的改变；继续沿用前面的比喻，例如有些参与者提倡两勺社会资本和六勺文化资本，当这种他们倡导的新资本结构获得了其他参与者的认可之后，这种资本形式便得以合法化，即被场域中其他参与者认可，这种资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他们这种使自己手中的资本具有价值，换句话说，令其他参与者相信这些资本值得追求的行为，就是在制定或强化场域的规律，这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布迪厄称之为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10-113）场域中有自己独立的规则，具有参与者竭力追求的特殊利益，布迪厄将参与者的这种表现称为“幻象”。以足球运动为例，对于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来说，当他们看到绿茵场上22个人为了一个皮球东奔西跑、好不容易从对方那儿抢到球之后却又努力踢回对方的球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种行为十分愚蠢、毫无意义。但对于足球场域的参与者来说，在比赛中尽量多进球，增加自己在球坛的名8声，就是他们需要追求的象征资本。这就是足球场域的幻象，在外界看来也许不可理喻，但参与其中的人们对其深信不疑，布迪厄将参与者对于场域的幻象的认同称为“信仰”。（ibid.: 98）各种场域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本，有值得追求的利益，所以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ibid.: 102），这也是场域得以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因为资本不同，所以地位不同，又因为地位不同，参与者们相互竞争、争取资本，因此史瓦兹David Swartz）将场域定义为“具有结构性的角斗场”（structured arenas of conflict）。（Swartz, 1997: 9）对于场域中的参与者的竞争行为，我们也许觉得这和理性行为者有些相似，觉得他们是有意识地在竞争。但是古安维克指出，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都是方便我们观察的工具而已Gouanvic, 2002b: 99）；我们只是回溯性地去看历史上的现象，然后将参与者的行为看作是“好像”as if）发生在一个“场域”之中，他们的行为从结果上看“好像”是为了争取某种形式的“资本”而与他人竞争，而“惯习”的作用则并不在于帮助我们揭示当时参与者的意识是怎样（也不可能做到），而是帮助我们总结他们在特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的行为方式、一种“信仰”，也就是说是帮助我们分析参与者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和倾向，这种规律和倾向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塑造历史的途径。在“资本”这一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学的术语，例如资本、投入、利益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布迪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的。事实上，他十分反对唯经济主义那种“只承认物质利益、和处心积虑地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的观点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18）。本部分前面提到过，所有其他资本都可由经济资本转化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行为都可以简化为经济资本的交换，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资本所能产生的特殊功效”（Bourdieu, 1986: 252），若是将这些资本都归结为经济资本，则会掩盖很多社会现象，通过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但其他的也许需要特殊的资本才可以获得，这种非物质交换方式的规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从布迪厄对于“投入”（investment）这个看似经济学的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与唯经济主义的不同之处。他所说的投入，指的是在某一个场域和惯习之间产生的行为倾向，一种“博弈感和筹码感”??（a sense of the game and of its stakes）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18），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对博弈，即对场域规则的把握或感知。比如，在科学场域之中，参与者相信获得高等学府的文凭、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2011年　第1期No. 1　2011说，这种投入可以让他/她获得更多的利益，也许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机会、也许是获得评职称的资本。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都归结为经济学上的投入和产出，可以说他/她投入的都是金钱和时间，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但是这种简化掩盖了场域运作的规则，掩盖了功能分化的多元社会里不同领域的运作机制和特点。3. 翻译的社会学上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里三个重要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对于如何运用这些概念进行社会学研究，布迪厄提出了三个环节：“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勾划出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客观关系结构”；（ibid.: 104-105）。事实上，这三个环节分别融合了他的三个主要概念，第一个环节探讨的是场域，第二个是资本，第三个则是惯习。接下来的这部分将从布迪厄提出的这三个环节探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3.1 翻译与场域

首先，是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这是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争议最多的一个概念，对于何为翻译场域，学者们众说纷纭。古安维克直接将翻译当作是文学场域的一部分（Gouanvic, 2005: 150-151），他指出布迪厄认为翻译不能构建成一个场域（Gouanvic, 2002a: 160），但实际上他的理由仅仅是布迪厄在讨论场域的时候没有提到翻译而已??

。也有的学者则对翻译场域的规则提出疑问，比如赛拉-谢菲就怀疑在文学翻译中流行的规范与其他领域，如科技、商业、电影等翻译中的规范是否相同（Sela-Sheffy, 2005: 8）。海尔布朗（Johan Heilbron）也提出，翻译实践应该放在翻译所涉及的不同领域里来进行研究，例如政府传译就和政府工作有关；影视媒体翻译、文学翻译以及科技、医学、法律等专业领域的翻译也和其相关的专业领域密切联系（Heilbron, 1999: 431）。沃尔芙则认为，场域指的是社会空间中相对独立的结构空间，拥有相对独立的规则，所以她认为场域这个概念在解释翻译现象的时候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为翻译活动的人际关系不稳定，时刻在变化，而且译者总是处在次要的地位；此外，翻译活动总是受制于其他相关场域的规则，如文学、宗教等。所以她认为对于翻译，应该采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的概念来定义。她认为翻译这种“媒介空间”（mediation space）就如同第三空间那样，混杂了原文化和目标文化但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空间，其中的参与者的地位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自己的身份不断重新定义。（Wolf, 2007b: 118）但是，沃尔芙依旧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里讨论翻译，而且还引入了一个后殖民理论的第三空间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比场域更适合定义翻译圈子，但却没有将其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的其他概念联系起来，也没有讨论应该如何整合进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进行研究。不过沃尔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之所以如此难以将翻译确立为一个场域，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领域和跨文化的活动。其中的权力运作比相对独立的场域——如文学场域、商业场域等——要更为复杂，因为这其中不仅有特定领域里的权力关系，还往往存在着民族文化层面的博弈。所以这里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结构要比一般的场域更复杂，其规则更多样化。所谓场域，并不是一个相对实在的物体，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代社会关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就像时间是为了方便人们理解这个难以解释的抽象对象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当研究对象有变的时候，我们对场域这个概念的涵义也需要进行变通。翻译活动有其独特的关系系统：译者、出版主编、客户、文艺评论家等人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网络；更何况，现在国内外已经出现了各种翻译协会（society），而翻译协会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共同体community）。除此而外，翻译活动本身的跨语交际的特征也足以推翻翻译活动不够独立的观点。翻译实践的跨语跨文化特征，还有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都说明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终究都越不过这样一个“跨”（trans-）字，而这个“跨”字正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关系概念，它贯彻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始终。而场域的概念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去解读翻译活动中种种的关系和规则。沃尔芙认为场域一定具有高度的独立性（ibid.: 110），这点说得太绝对。新的场域，往往是在和邻近场域的借鉴与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翻译场域也不例外。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翻译活动的高峰期，都可以看作是翻译场域和相关场域的相互构建。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看出翻译对于社会的构建作用，比如说，佛经的翻译推进了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构建了佛教的场域，培养了僧侣和民间信徒的惯习，完成了他们的各类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佛教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又进一步重构了中国的文化以及佛教文化本身，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了更加宏大的场域、更加杂合的惯习和更加丰富的资本。场域就是相对独立的关系系统，但既然是“相对独立”，也就意味着相对的不独立。近几十年来9（“分析参与者的惯习”

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者们早已向我们展示了翻译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所经历的操纵、审查和改写。因此我们可以把翻译场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场域，一个相对不独立的场域，或者，用布迪厄的话说，是一个“折射率”相对较低的场域。在这样的一种场域中，周边场域和权力场域与它相互渗透。因此，就好像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只处在一个场域之中一样，翻译活动也不会仅仅只发生在翻译场域之中，它还同时发生在其他场域之中，与相关场域的规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所以，我们要考察翻译场域之中的规则，就常常需要观察它与其他相关场域的关系和互动，这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第一个环节（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4）。比如，勒菲弗尔认为文学翻译的操纵主要来源于专业人士和赞助人（professionals and patrons），由此不难看出，翻译和文学场域（专业人士）以及权力场域（赞助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其联系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都会有不一样的体现。以中国文革时期翻译为例，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审查和选材上，比如邹振环就谈到了文革时期“四人帮”利用出版翻译刊物《摘译》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四人帮’的亲信‘亲自’把关，审查每一期外国文艺的《摘译》 ，在翻译什么作品的问题上，他们则根据‘洋为帮用’的原则，丝毫不考虑翻译工作者的意见。一部作品，只要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用，就决定翻译”（邹振环， 2000: 334）。在这里，原文在翻译中的被改写正是权力场域影响力的一种折射，也就是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对于翻译场域和其他专业场域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再换个角度，认为在翻译这种特殊的场域中，因为法律、 科技、宗教等专业的翻译要求各不相同，这些专业场域与翻译场域重叠的部分都可看作是翻译场域里“拥有自己独特的规则”的“子场域”（sub-fields）。这些子场域的规则往往与那些专业场域密切联系。同时，作为整体的翻译场域里的规范对这些子场域也有影响，具体见下文“翻译与惯习”部分。如果像沃尔芙那样将场域看作是高度独立的空间，会很容易令人误以为场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事实上布迪厄是十分强调场域的开放性的，而且场域的疆界本身就是争斗的关键（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4），例如科技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两种子场域的界限就不像政府翻译和诗歌翻译那样泾渭分明。所以在某一子场域中的译者，也许会试图进入邻近的子场域，以获取在整体翻译场域之中的资本，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场域可能包含其它场10域，其它场域也可能包含翻译场域。在现代社会里，各种学科研究相互交叉，已经很少有完全独立的场域了，各种场域之间往往有重合之处。3.2 翻译与资本

那么作为整体的翻译场域又有什么规则呢？这就需要联系翻译场域里的资本来进行探讨，即布迪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第二环节：勾勒出场域内部的结构（ibid.: 105）。探讨场域内部的结构事实上也就是探讨参与者的资本问题，因为资本与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我们可以假设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主要是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这些就是一般情况下翻译场域之中的象征资本。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子场域之中要求也不太一样。比如科技翻译子场域中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是其象征资本的重要部分。但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进来，即原作者的资本。古安维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比了三名译者，认为有的译者的资本并非来源于译者翻译活动本身，而是来源于原作者及其作品的象征资本，例如翻译福克纳作品的译者，就因为福克纳及其作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力而使译者的地位得到提高；而有的译者的资本则是来源于自己对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翻译科幻小说的译者的象征资本则来源于其早年在工科院校获得的专业知识 Gouanvic, 2005: 161-62）。事实上，到底是原作者给译者增加了象征资本，还是译者为原作者创造了象征资本，则需要根据个案来做具体分析。当译者在翻译场域之中积累了足够的象征资本的时候，他/她便具有了改变规则的权力，例如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等作品，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使他拥有了较多的象征资本，因此他有关翻译的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人们奉为圭臬，言必称“信达雅”。“信达雅”在20世纪90年代前成为了中国翻译场域中的主要规则之一，成为了衡量译者和译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不论是文学、学术、广告、科技、还是新闻，似乎只有被认为译得“信达雅”的，才是好的翻译，这种衡量标准至今还能偶尔见诸报刊和网络。除了严复以外，还有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也在20世纪中国翻译场域中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出这些规则的人，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往往是在文学翻译或是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大师，他们的象征资本，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学翻译子场域或者是文学场域；这些与翻译场域紧密联系的子场域或场域的资本，升级或转化为他们在翻译场域之中的象征资本，而他们翻译的特点和思想也被广为承认，一度成为20（2011年　第1期世纪中国翻译场域之中的规范。严复等人所构建的规范就是中国翻译场域中所谓的“幻象”之一，参与塑造了其他参与者的惯习。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对某段时间某个文化中对于翻译的讨论的语料整No. 1　2011行理性的选择，但一定是受到了其自身的惯习的影响；其惯习在一定程度上由翻译规范塑造，而翻译规范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惯习表现出来，因此规范是以惯习为媒介与译者相互作用的（ibid.: 34）。所以惯习这个概念能帮助我们解答谢芙娜理、对当时译本的文本分析、对译者惯习的考察，（Christina Sch?ffner）针对规范概念提出的许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所构建的规范成了当时翻译场域的规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人在翻译场域之中具有话语权。这样我们便能够了解到该翻译场域之中的象征资本主要来源是什么，翻译场域与哪些场域相互作用，以及翻译场域在当时的社会空间中的地位。例如在20世纪中国翻译场域，我们可以认为翻译场域的象征资本主要从文学翻译子场域和文学场域转化而来的。3.3 翻译与惯习

惯习是对场域规则的内化，因此翻译场域规则应该在译者行为上有所体现，这正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步：分析参与者的惯习（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5）。由于翻译研究中对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以及描写翻译学的发展，针对译者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我们很容易将惯习概念与图里的“规范”概念联系起来。西米奥尼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就探讨了惯习对于描写翻译学的规范概念的补充。他研究了西方译者的行为，认为西方的译者在进入翻译场域之后对规范的接受和遵循形成了他们的翻译惯习，而这种惯习使他们在翻译活动之中构建了这种翻译规范；也就是说，这种“既被塑造又具有塑造力的”（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惯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体现出来，继而增强了翻译场域中的规范，因此“译者决定规范，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受规范支配”（Semioni, op.cit.: 24）。西米奥尼认为，这种惯习实际上巩固了译者在场域之中处于被动和次要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西方译者往往屈从于原作者和原作，而现代社会的译者则是屈从于各种各样的“客户”，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翻译规范的屈从。同时，西米奥尼还指出，随着职业年龄的增长，译者的翻译方法会越来越保守，因为他们愿意沿用曾让自己成功的方法，拒绝标新立异。而这些知名译者保守的方法，也因为他们的知名度而成为了翻译规范，于是后来的译者为了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迅速成功，便继续沿用那些保守的方法。可见，译者对规范的屈从从来就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甘奴役”（servitude volontaire），“译者要为自己所做的保守决定而负责”（ibid.: 6-23）。西米奥尼的研究试图向我们揭示在翻译中惯习与规范两者的关系：译者的选择不一定是明显意识到了规范的存在继而进多问题：“译者如何获得规范？他们的行为是否完全遵循规范？他们是否意识到规范的存在？……译者是否有权力引入或更改规范？翻译行为是仅受翻译规范影响还是同时受到社会中其他规范的影响？……译者是完全受规范的统治，还是他们本身也参与维护规范？”（Sch?ffner, 1998: 8）针对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两者之间的关系，赛拉-谢菲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翻译场域以外的另一种现象：规范的背后不一定是译者的屈从。她通过对以色列译者的案例研究发现，资深译者和年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都采用了希伯来传统文学风格而非现代语言风格——看似相同的翻译规范，但这两类译者的出发点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保留希伯来文学传统，而后者却是为了标新立异（Sela-Sheffy, op.cit.: 7-8）。以色列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尽管两类译者的惯习不同，但却体现了同样的规范。所以规范的局限就在于，它只能告诉我们结果，而其背后的形成原因，则需要通过对惯习的研究来解答。西米奥尼和赛拉-谢菲的研究都试图向我们阐释在翻译活动中规范和惯习的逻辑关系：规范是被广为接受的准则，而惯习则是译者在翻译以及其他各种场域之中培养而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规范并不直接作用于译者，而是通过译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而间接影响的。让我们再看看中国的翻译场域，其中的规范之一是对四字格的偏爱，这种语言上的惯习可以追溯到中国语言文化中对《诗经》的推崇，有些翻译教材指出使用四字格“可使文章增添不少生花之笔。一篇译文恰到好处地用一些四字格，可让人读起来抑扬顿挫，起落跌宕，可以享受到语音上的谐美感”（冯庆华，2001: 113），这种翻译教学和译作中流行的四字格的翻译方法塑造了中国译者的惯习，中国译者对此的推崇也就是对这种翻译规范的延续。需要注意的是，译者的惯习并不只来源于和翻译场域的互动，作为社会化个体，译者的惯习不可能只和翻译场域相联系。例如梅耶斯就批评针对译者的翻译研究将社会化的个体简化到了职业层面，她指出，我们的“态度、理解、行为都是各种惯习交织作用的结果……译者不只有译者一个身份，更是一个社会化的个体”（Meylaerts, op.cit.: 11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94）。作为社会化个体的译者，其行为不仅仅是因为翻译惯习的影响，因为译者对原作文化的态度、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身份定位、与出版商的关系等等其他惯习也会影响译者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历史上大量的译作是由所谓‘非专业译者’完成的”，许多译者也兼具作家、批评家、哲学家、传教士等多重身份（ibid.）。因此，回顾前面赛拉-谢菲所说的场域的建立与临近场域相关，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在某些情况下，翻译场域的规范可能是由兼具多重身份的译者在其他场域中建立起的惯习的影响而形成的。译者的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微观的如以色列译者对希伯来文体的采用，宏观的如理工科院校背景的译者选择科幻小说的翻译、以及启蒙思想家严复选择Evolution and Ethics等具有开启民智功能的书籍的翻译。我们可以假设前者的惯习主要来源于翻译场域中的规范以及译者对自己在翻译场域中的定位：比如将自己定位为资深译者还是年轻译者，应该遵循传统成名套路，还是有所创新、与众不同；而对宏观选择方面的惯习则更多的来源于权力场域、专业场域对译者的塑造。除此以外，还有作为一名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在接触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中培养起来的一种“跨文化惯习”（intercultural habitus）（ibid.: 100）：例如译者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态度、偏见等，都会影响其翻译活动的微观操作（如直译/意译）和宏观文本选择（选择符合或颠覆本国价值观的内容）。这些惯习都会对处在翻译场域的译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在个人层面展示了翻译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互动。但至于哪些惯习影响译者的行为，还只是假设，还需要根据具体案例的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答案。因此在研究个体的时候，对其“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Bourdieu, 1993: 276），即对个体社会化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个过程，不仅要考虑译者的翻译惯习，还要考虑其在教育、生活、工作等各种不同场域中培样起来的惯习。除此以外，还应联系翻译场域和其中的象征资本，分析译者可以拥有的资本，以及其他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才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某段时间某个文化中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特点和其背后的原因。所以，重构译者的惯习，实际上也就是重构某个时间某个文化内的翻译场域以及翻译与其他场域的联系。4. 结语本文主要探讨了布迪厄的三个关键性社会学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场12域、惯习以及资本概念有助于我们解答霍姆斯提出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我们开启了观察翻译现象的新视角，以研究翻译活动在国际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运作和规律以及在翻译活动中各种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活动和译者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如何运用社会学进行翻译研究，沃尔芙总结了以往的与社会学相关的翻译研究，提出了三个研究对象：翻译活动中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学研究；翻译过程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学在这方面的贡献颇丰；翻译产品社会学研究，例如翻译产品对社会身份、文化形象、社会地位或意识形态的构建。翻译研究者们运用布迪厄理论对这三个方面都进行过探索，比如，古安维克对20世纪中期法国在翻译美国科幻小说时的各种参与者的权力关系的重构、凯德（Klaus Kaindl）对德国文化场域里漫画翻译的案例研究以及海尔布朗和撒皮罗（Gisèle Sapiro）对国际翻译市场翻译产品流通的讨论。（Wolf, 2007a: 14-18）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告诉我们，翻译从本质上看是发生并作用于社会的一种行为，翻译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活动，不论是翻译场域，还是译者的惯习，抑或是译者拥有的各种资本，都与各种相关场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社会学上的联系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学属性。翻译社会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文本、史料的梳理、描写，对译者在不同场域中的地位、关系、行为的重构，去展示以及解释翻译活动在社会中的联系和作用。注释????

布迪厄（1930-2002）被誉为继涂尔干（Emile Durkheim）

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人类学及社会学家（Calhoun, 2003:274）。他的研究内容广泛，出版了超过400篇文章和30本书，内容涵盖了关于法国的艺术、教育、语言、消费、文化品位、宗教、科学等话题（Swartz，2007: 39）。

????Habitus：

这个术语在国内有好几种翻译，如“习性”、“性情倾向”、“惯习”、“思维习惯”等。考虑到英语中habitus和habit的互文性，此处采用社会学领域里较为常用的译法：“惯习”。

????前者为安吉莱瑞（Moria Inghilleri）特约编辑的《译者》

（The Translator）专刊《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后者为沃尔芙与福卡瑞（Alexandra Fukari）合编的《构建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也有学者将其译为“符号暴力”

，但此译法容易令人误解为符号学（Semiotics）里的符号概念，故此处译为

2011年　第1期“象征暴力”。

。????Game：在不少布迪厄理论研究文献中也被译为“游戏”

布迪厄使用“game”一词强调的主要是体育竞赛或赌博时的规则、竞争以及投机。中文的“游戏”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玩耍。因此本文将其译为“博弈”。

????古安维克仅引用了一段布迪厄1993年对场域概念的定

义，便认为“不可否认地，布迪厄没有将翻译文本纳入他的场域理论里”。

No. 1　2011[16] [17] [18] [19] [20] [21]

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考文献[13] [14]

[15]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李红满. 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的构建 [J]. 中国翻译, 2007 (5): 6-9.

邢杰. 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 [J]. 中国翻译, 2007 (5): 10-15.

邹振环. 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Bourdieu, P.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1): 14-25.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Bourdieu, P., & L.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 exive Soci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A]. A. H. Halsey et al.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C].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6-58.

Buzelin, H. 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5(2): 193.

Calhoun, C. Pierre Bourdieu [A]. In G.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ajor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sts [C]. Oxford: Blackwell, 2003: 274-30.

Chesterman, A. Ques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 In J. F. Duarte et a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2006: 9–27.

Gouanvic, J. M. The Stakes of Translation in Literary Fields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2a (2): 159–168.

Gouanvic, J.M. A Model of 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T. Hermans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b: 93-102.Gouanvic, J.M.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Field, “Habitus”, Capital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and “Illusio” [J]. The Translator. 2005 (2): 147-166.

Heilbron, J.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999 (4): 429-444.

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 [M]. Manchester UK & Kinderhook NY: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Hermans, T.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M]. Manchester UK & Kinderhook NY: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L. Venuti (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2-185.Johnson, R. Editor’s Introduction: Pierre Bourdieu on Ar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 P.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3.

Lefevere, A.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A]. S. Bassnett and A.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41–56. Meylaerts, R. Translators and (Their) Norms [A]. A. Pym et al.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2008: 91-102.

Sela-Sheffy, R.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J]. Target. 2005 (1): 1-26.

Sch?ffner, C. The Concept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1998 (1): 1–9. 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Target, 1998 (1): 1-40.

Swartz, D.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Swartz, D. Pierre Bourdieu [A]. In J. Scott (ed.). Fifty Key Sociologists: The Contemporary Theorist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39-47.

Wolf, M. Introdu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 In M. Wolf & 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2007a: 1-36.

Wolf, M. The Lo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Negotiating Borderlines between Pierre Bourdieu and Homi Bhabha [A]. M. Wolf & 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2007b: 109-119.

[作者简介] 王悦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史、宗教翻译。

[作者电子信箱] chester.wang@polyu.edu.hk第九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美国中华传播研究学会将于2011年6月22-26日在福建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第九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福建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本届研讨会主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详情请点击会议网站：http://ic.fli.com.cn 132011年　第1期No. 1　2011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Translation through a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LensBy Wang Yueche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5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this paper urges that the Bourdieusian theory be applied to translation s sociology with its defining feature of simultaneously obverving Abstract: Follow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Bourdieu’studies. Such a move would facilitate a produ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ts related fields,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assigned to translator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aking a fresh look at would also add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how translation is linked to society,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Key words: Bourdieu; sociology; field; habitus; capitaltranslation through this unique sociological lens would enable translators to gain in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And it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a Discipline under ConstructionBy Wang Hongtao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p.14Abstract: With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gradually gaining ground,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is emerging itself as a legitimate subfield. And in an attempt to formulat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new discipline, it undertakes also as an inter-discipline.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rationality, validity and logicality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o constitute to define both its scope of investigation and its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Key words: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oci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sociological turnCourt Interpreter as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By Zhao Junfeng & Zhang J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p.24interpreters. Whoever inerprets in the court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 proactive participant and a “mediator” in the bilingual Abstract: Institutionally framed hence power-laden and goal-oriented, courtroom discourse assigns a unique role to court legal transactions rather than merely a verbatim transmitter of whatever is being said. The need to perform these gate-keeping duties means that the court interpreter is institutionally endowed with a dual status, i.e., as both a service provider and an agent upholding of justice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courtroom discourse. of the law. The court interpreter is thu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help ensure equality under the law,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court interpreting; power; control; gatekeeperRedefining the Goal of Translator Education: A Shift from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o Literacy DevelopmentBy Li Ruili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China) p.46Abstract: Building on the naturalistic, multi-componential, minimalist and cognitive view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etence-orien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defining the substance and goal of translator education. Within this new framework, translator competence is re-defined in terms of a set of thinking processes whereby the SL textual world is mapped through an interfa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internal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cognitive processes are knowledge-driven and socially situated, and they tend to intensify from the initial to the target stat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or competence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growth. Since regular exposure to authentic translation task situations is most effective in enabling the learner to command an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ode of thinking, practice-centered literacy development should be given top prior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ranslator competence; high-order thinking; literacy development93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e9l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