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再次面对日本

当中国再次面对日本

今日之“购岛”风波所引发的种种对日争论；其实早在上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今天的论调，一点都不新鲜。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早在1928年写就的《日本论》一书里，就有了精辟论述。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几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几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一本写于84年前的书，今天再读仍不过时，真说不上是作者之幸，还是国民之不幸。

戴季陶的初衷是，希望中国能摆脱盲目排外的情绪，“知己知彼”，日本就在那里，无视与排斥并不能使中国变得更好。你闭上眼睛，不能说天就是黑的。在强调了研究日本的必要性之后，这本书从日本神权迷信与国体谈起，带过封建时代、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军国主义，直到当时任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就连日本人的两性关系都没有放过。

1928年是个怎样的时点？距离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已逾33年，

日本军国主义已露出獠牙，并且，当年还发生了震惊国民的“济南惨案”。几乎是个毁家纾难的年代，危机与愤慨已经占据着报纸大大小小的版面。那个年代的危难，远比和平年代里，一个岛屿的主权问题真实得多。而作者笔触的自然，思维的冷静，却非当下政论家可轻易达到的。

1905年，年仅14岁的戴季陶负笈东洋。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战火初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刚刚在东京成立。这时候的日本，几乎是中国各色革命青年的小型圣地，鲁迅也在那里。

鲁迅写日本，往往从中映射出中国人身上的“劣”，看到围观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中国人，他痛心于麻木和冷漠。也许那是一个痛感尚未被完全唤醒的时代，中国的确需要鲁迅。

戴季陶不同，他明确意识到日本之于中国的营养。“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地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其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

常听到中国对日外交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实未尝不可以日为鉴。日本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从中照出中国百态。

戴季陶认为，与日本相比，近代以来中国失败的原因更多在于“打不过腐败堕落的社会，破不了打算的因袭”。日本人崇尚“物质的无常观”、“精神的常住观”，那么，善“打算”的中国人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一个黑夜挖洞贼，他祷告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双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一个功利、交换、活在现世的民族被两句祷告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又以自杀一事为例，戴季陶看到，当时的中国人自杀时，一般采取吞鸦片的形式，消极等死，不需费力，或许还期待中途遇到救星。而日本人切腹自杀，是自杀者必须努力才达实现的，“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从日本国民信仰中，戴季陶找到了他的中国正好缺少的力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遗憾的是，在《日本论》成书后不久，日本开始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而戴季陶本人也于1949年自杀。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黄福庆《论中国

人的日本观》一文，戴季陶因对日本期望过殷，到了日本提出大陆政策时，已经显露出失望、幻灭感。

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行为最终酿成人类惨剧，战后，日本也开始了对那一段历史的自我唤醒。在一部讲述日本的作品《拥抱战败》中，作者约翰·W·道尔详述了“本土作战”、“一亿总玉碎”为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痛苦。

我时常设想，假如戴季陶活到今天，他是否会为自己当年赞赏过日本军国主义、为信仰而奉献生命的精神而感到一点点后悔？

今天的中国丝毫不缺少集体主义宣教，“国家”被神话为信仰，批评毛泽东竟被大学教授视为“汉奸”。一个个舍小家为大家的时代英雄模板般地被官方奉为道德楷模，无一不因其抹杀了自我、抹杀了生活，将个体的自由如螺丝钉般嵌入国家这一部加速运转的机器中，而支撑着这颗螺丝钉的信仰，正是“爱国”。这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标准军国主义的国民信仰，却有一丝共性在其中。

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分析，美国只有在遭遇战争、恐怖袭击等特殊情况时，对国家的认同感与爱国情感才会上升。其实这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国家，国家应是国民的守夜者。今天的中国显然处于和平时期，

奇怪的是，二战过去那么久，日本却仿佛成了中国“爱国者”心中的一道伤疤，不仅不会随着时间愈合，还会被受伤者自己不断撕开向世人展示：看，它曾经侵略过我！历史上的失败不仅没有促成国民的集体反思，反而成了别有用心的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通过不断的自我悲情，刺痛国人“积贫积弱”的自卑神经，使国人在冲动的情绪中成为易受操控的乌合之众。

一个民族的自我悲情是愚蠢的，弱者与输家并不占有天然的道德与智力高地。如果不能滋养出一个更好的现在，历史将一无是处。从这个角度看，戴季陶的《日本论》是幸运的——它还来不及自我悲情；但它又并不那么成功——成书近一个世纪，中国人面对日本，还在打砸抢烧、抵制日货。

当中国再次面对日本，需要怎样的对日心态？从汉唐以来，中国看日本，先是天朝俯视小国，后经过几个无视的朝代，到近代开始仰视日本，却始终缺乏平视的角度与心态。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已不再需要鲁迅，却需要更多的戴季陶。今天的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裹挟着民粹，毫无政治风险的“爱国”口号淹没了公众理性。当“反日”成为一种草根嘉年华，当“抵制日货”演变成公共泄愤，当要求对日强硬派祭出“极左”的神主牌，任何一位静坐书斋、以冷峻又鲜活的笔触写写这个让我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欲罢不能”的日本的学者，都是时

代真正的勇士。这就是我推崇戴季陶《日本论》的原因所在：在群情激愤的年代里，不惧“汉奸”的污名、不受热血的蛊惑，冷眼向东洋，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与优秀公民身上最可贵的精神：勇气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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