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对比

全球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对比

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文化及其传播

一、全球化问题的两种认识

在全球化问题上始终存在两种主要认识和态度。

一是把全球化看作人类历史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和一种普适的进化过程，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及其职能的消弱和相互间依赖的加强；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的大规模运行从而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得到优化配置，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信息传播的空前活跃以及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盛行；

另一种认识与态度是批判性的，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新一轮全球扩张，即资本主义新一轮全球扩张导致世界性的不平衡与不平等格局的加剧，其中所体现的不过是资本永无止境的欲望。

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两种观点

1. 萨义德与汤林森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汤林森认为, 当前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涉及四个层面的内容: 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和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我们借用汤林森给出的这一框架介绍汤林森和萨伊德两位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的争论。

（1） 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

大多讨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都认为, 帝国主义依靠大众传媒传播、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

汤林森：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 媒介只是中性地、客观地传播信息, 并不存在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的问题; 另一方面, 读者和观众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抵抗外来文化的渗透。

萨义德：在媒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对现代媒介是否拥有同样的控制权, 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意识、有预谋地利用媒介来传播自己的

意识形态。而在这一点上, 萨义德认为, 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 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

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而言, 它指涉的主要是这样一种观点: 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不均衡, 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过去曾经受到、而且现在仍在受着帝国主义文化的威胁。

汤林森认为所谓的“文化威胁”论并不存在。在他看来, “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 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都充满了矛盾。事实上, 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就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 相反, 其内部充满了不同的氏族( ethnic) 文化或地域( regional) 文化的抗争与冲突。因此, 汤林森非常赞同当代学者安德森的看法, 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 Imagined Community) , 其本质乃是一种心理现象: 一种寻求互相认同的情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 萨义德同意汤林森的“文化开放论”与“文化交融论”。 因此, 他诚挚地呼吁文化上的“国际主义”。 萨义德也注意到, 不管是殖民时代, 还是冷战结束以来, 他所

期望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视东方, 东方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和西方平等的对话身份。因而萨义德号召第三世界抵制西方世界的扩张。其目的并不是以“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 而是改变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3）、 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

汤林森主要反驳了一种功能论的说法：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锋, 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层面的“同质化”, 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他看来, 上述理论的错误首先在于颠倒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是经济决定文化而不是相反, 只有在人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物质基础得到建立后才有“文化”可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化不可能是经济的先锋。其次, 如果是文化社群自觉、自主地选择了资本主义, 那么即使资本主义的确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后果, 那么也没有理由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

萨义德：汤林森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自主性, 萨义德却正好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的扩张为条件的。萨义德主要考察了欧美“东方学”的产

生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内在关系。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一直与欧洲诸国此消彼长的斗争有关。萨义德还注意到, 在整个殖民时代, 西方世界许多“高尚”的文化现象都打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记，有时这些印记是暗藏着的。所以他强调“对位阅读法”： 即不局限于作品的表层含义, 而去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

（4）、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 现代性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物质财富、科学理性和民主自由, 另一方面带来了异化、无序以及工具理性的“铁笼”。 正是这样，现代性在冷战以后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迅速地向全球扩张, 以致于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诅咒”: 不但在经济上要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文化上也要纳入源自西方的叙事模式。

汤林森：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却不能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他指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帝国主义已经被“全球化”所取代。

萨义德：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 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

化转移的原始动力，文化转移会导致两个或多个文化元素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成分的相对比重可能不同，由于人们在语言和文化情境中更容易接受本土文化，为了得到受众的认可，文化生产者趋向于在外国文化和本土文化中寻找一种平衡。

（3）、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和美国化

（4）木兰传说的美国化和普适化

孝道与双向的爱。花木兰在中国文化中是表扬孝道的传说，到了《木兰》中，“服从”的美德不受重视，孝道的观念变为次要，孝道被改造成一个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的观念：荣耀家庭和双向的爱取代了孝道成为影片叙述的主题之一。

适度的女权主义与个人主义。 自我身份的追寻是影片的一个突出主题。走折中路线，表达适度的女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去情境化、本质化与再情境化。第一种，剔除中国故事的情境，确定核心要素，加以重构和重新情境化；另外一种，确定核心要素后按照故事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去重新演绎。

文化形式的转变。原文化存在的形式会影响文化转移的方式和幅度；文化成品采用的形式也会影响到改编的范围；媒介的风格和类型也会对文化转移产生重要影响。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哪些被保留，哪些被舍弃，哪些被翻新，取决于文化产品的艺术形式、媒介类型以及制作者的意向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原文化延续与跨文化参考机制 （5）全球化

3、关于文化转移的结语

文化的真实性与本土性：

文化杂交与全球文化：《木兰》既不是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纯美国的文化，它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文本：是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女性的服从与解放、孝道的奉献与父女双向沟通等等看似对立的概念的混合体。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使得这一个迪斯尼化的中国传奇成为了世界流行文化中的一员，它使得后来对花木兰故事的再诠释和再创作都无法回避与它的对话，全球文化与本

土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

文化转移与文化边界的跨越：文化转移不是两个不同文化的物理混合，而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反应之后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制作者总是尝试不断重新定义文化的边界，直到最后定于一个受众和他们自己都可以接受的新的边界。文化边界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全球传播的时代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边界也日益模糊并不断被改写，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化随着文化转移而改变，但是它的文化基因仍然将保持相对稳定。文化的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将不断受到冲击、改写以至再肯定。

国际传播再出发：文化的转移不仅限于传播媒介的内容与形式，还包括西方的教育理念、国际商业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强调文化转移的重要性可以推论出，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皆不应做决然二分，这种认识有利于破除自设的限制，对政策的制定与理论的推进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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