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均公布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档案，前苏联档案更是陆续解密。中国学术界在中苏同盟破裂及相关问题上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本文拟就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予以梳理和概括。

一、关于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原因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看，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几种重要的出版物中。首先是一批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等等。这些学术刊物都发表了不少与此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其次是一批质量越来越高的论文集。 如《二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冷战与中国》、《冷战与中国周边关系》、《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等等。这些论文集收集了近十年来相当一批学者在历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的有关此问题 的论文。第三是在一些著作中也讨论到中苏分裂原因。代表性的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苏关系史纲》、李连庆的《冷暖人生——一波三折的中苏关 系》，等等。在这些著作和论文集中，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及领袖个性层面对中苏同盟分裂的过程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结合中苏关系发 展的具体过程，从影响中苏关系发展的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的角度，解读中苏同盟破裂历史进程。

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探讨

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究竟在哪里，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有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对那些复杂和相互影响的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对导致同盟出现裂痕最终彻底破裂的具体事件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1.中苏同盟本身的特点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比较强调中苏同盟本身的特点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苏同盟是战略同盟，存在 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或者说同盟至少是靠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纽带维系的。而同盟关系的破裂是在战略利益的分歧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直到国家关系恶化这样 的恶性循环中发生的。［1］他们认为，“中苏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 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2］因此，战略关系的断裂是中苏同盟破裂的首要原因。

2.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一些学者比较强调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对共同舰队、长波 电台、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中苏在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中苏边界冲突等具体事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徐天新著《论1958—1959年间的 中苏关系》，从共同舰队、长波电台、台海危机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在1959年10月会议中的争吵与指责入手，认为这一时期是中苏关系性根本转折的关键时期， 总结出两国处境不同、利益各异是中苏走向分裂的深刻根源。［3］一些学者利用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档案和历史文献，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了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 战略的转变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国的决策、中苏两国的交往协调过程,以及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这些分歧对双方战略合作、核技术合作等等的影响。在分析、澄 清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指出，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使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 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4］而在始于1958年后半期的中苏从对立到同盟破裂整个

过程中，围绕核研制问 题发生的两国利益冲突起了决定作用。因此，认为中苏分裂的最大原因是苏联停止了对于中国的核援助。［5］而更多数论著认为，1959年夏季中印边界冲突发 生后苏联的反应，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苏联出于自己外交战略的需要，单方面介入中印边界纠纷，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背离了同盟关系的 起码立场，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从而加剧了中苏两国的矛盾。特别是赫鲁晓夫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虽然在客观上 拉近了苏印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因此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中印关系”。［6］ 关于中苏在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这是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中苏在援越抗美的决策层次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对在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是非曲直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中苏援助的越南抗美斗争得以顺利发展，是中苏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影响，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的结果。［7］

3.中苏两国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上面的分析，不论是对深层原因的解读，还是对具体事件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 对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的分析，或者是对涉及双方主权和利益问题冲突的研究。实际上，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这 一方面也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一些学者分析了苏联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 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考察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的实质，并认为这一分歧是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8］ 4.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以往的论著几乎都将1958年夏季发生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作为中苏 同盟出现重大裂痕的重要开端，认为问题的本质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和中国反对苏联控制矛盾和斗争。［9］新的研究比较充分地借助已经公布的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档案，在对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考证的基础上指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 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并针对导致这两个问题的矛盾激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从根本上 说，“矛盾尖锐化是由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的关系特征所决定的，这种关系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10］ 5.意识形态分歧。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是影响中苏关系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而又极其特殊的事件，这个问题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改革开 放之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综合起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中苏论战的 起因在于中苏双方的国家利益、战略利益、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发展和双方领导人对这些分歧的认识终于导致了后来的意识形态 论战。由于中苏关系的特殊性，各种分歧一旦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背叛，双方的关系也就无法弥和了。［11］也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诸多因素中， 意识形态问题即使不是首要的因素，也决不应该被低估。他们认为，“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 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时间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12］而且二者“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的特殊性矛盾，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13］

6.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有学者倾向于从国内政治对中苏领导人影响的角度，评价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如，李丹慧从三个阶段对1954至1960 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述，认为“中

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 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 向分裂。在这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14］朱瑞真从六个因素分析了中苏 分裂的原因，但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原因中“领导人（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15］章百家在《毛泽东与中苏同盟和中苏关系》一 文中，剖析了毛泽东选择的发展战略或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理念等等，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以致这些冲突对他的态度和政策的影响。［16］ 在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方面，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有关章节做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探讨。他认为决定毛泽东对苏联看法转 变的因素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本人独特性格的影响、中苏民族利益的分歧、革命理念的歧异等。而中苏之间在民族、国家及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复杂微妙和在某种情况下的隔阂与紧张，但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关系的根本破裂，更不会走向兵刃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追求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泽东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地位的逻辑发展结果。

也有学者从毛泽东个人认知的角度，分析研究了毛泽东在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是如何判断有关问题并做出决定的。一些学者认为从1957年到 1959年是独特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事业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国内这些重大事件与莫斯科会议、长波电台和潜艇 基地事件、中印冲突、核武器合作等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这种危机意识更像是认识与经验、感 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经常规定了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 潜在前提”。［17］ 7.《中苏关系史纲》［18］的新观点。《中苏关系史纲》是沈志华等学者运用中苏关系史原始材料与客观研究态度的集大成者，它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其中对中苏关系分裂的研究认为其并非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中共领导人虽不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的具体方式，但是对批判斯大林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苏共的这一批判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中国也可以放开手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不 同道路。 同样，为人所熟知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也被证明并非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织联合舰 队，实际上是中苏两国军事合作自朝鲜战争以来不断加深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目的只是为对抗美国而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只是未料到对此十分敏感的 毛泽东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亲赴北京解释。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苏联完全遵从了毛泽东的要求，这两个事件实际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也不 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由亲密合作到1959年出现裂痕，究其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已经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 两党在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史纲》指出，正是因为在基本观点上的不同，1958年中共领导人在未通知苏共领导人的情况下炮轰金门，惹恼了正在积极推动冷战缓政策的赫鲁晓夫，而中共的做法无疑是在唱对台戏。同时，中国军方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美国导弹后一直拖延不给苏联，使赫鲁晓夫与苏联军方十分不满。从此苏联开始逐步收紧了在高尖端武器上对中国的援助。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上，《史纲》指出，中苏两党虽然都要

求改革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但苏共领导人并不支持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来实现跃进的做法。而苏共所持的怀疑态度，则激怒了毛泽东。

中苏两党的矛盾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会面中得到集中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双方互不让步，都想让对方承认错误，为此双方从1960年初展开论战，都极力争取国际共运中其他各党对自己的支持。这种对立使得两党实际上开始角逐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国际共运也因此陷于分裂。同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对两国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苏联逐渐变成敌人，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不仅进行了规模庞大 的三线建设，更在中苏发生边境冲突后开始联美抗苏。至此，中苏同盟关系完全破裂。

三、结论

由上可知，近年来，学术界对中苏同盟破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考察，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中苏关系的起伏发展乃至决裂的过程，从而使深入研究探讨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总之，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在探究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除要研究中苏两党关系，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还应进一步研究由中俄两大民族的文化渊源、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决定的两国不同的发展取向等深层次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等等。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身如同所有的学术争论一样，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出一致结论的，但争论本身对有关研究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样，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也将推动21世纪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

（2006-10-21 19:48）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建国前夕，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同盟关系正式建立。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同盟关系不断升温。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中苏两党间开始产生分歧。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两党、两国关系逐渐从友好合作走向疏远以致全面对抗，终使同盟破裂。

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倡导建立党际、民族及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即发表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自近代中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给当时的中国人以很大鼓舞。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列宁领导的苏俄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国际时代抑或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一边，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追求党际间的平等。斯大林和苏共在支持中国革命过程中，有时忽视

党际间的平等原则，使中共饱受干涉之苦。对此，毛泽东颇有微词。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在党际关系外又增加一层新的关系——国家关系。作为当时冷战格局中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两个大国，毛泽东希望中苏在党际和国家关系上平等相待。但苏共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缺乏平等观念的传统，在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再度表现出来。当毛泽东访苏向斯大林提出废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订新约的要求时，斯大林起初借口不符合雅尔塔协定，有意推托，致使双方对话曾一度陷入僵局。后来虽作出让步，同意签订新约，但让中国再度吞下不平等的苦果。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签订了秘密的《补充协定》，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规定不准许第三国资本或公民在那里“活动”，组建有损中国权益的四个合营企业，要求以战略物资偿还贷款，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要中国接受不按国际惯例确定的有利于苏方的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以及在聘请苏联专家等问题上，苏方的要求都“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尽管如此，毛泽东从新中国的全局利益考虑和构筑对外关系的基础，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注：1956年10月，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时指出：当时为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参见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中苏同盟得以建立。但对这些有损中国权益的不平等的做法，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称这次莫斯科之行是“虎口夺食”。

平等是同盟内党际和国家关系的敏感点。苏联上述损害中国权益的不平等做法，表明它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完全平等的盟友对待，这使双方宣传的“最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和同盟稳固性打了很大折扣。1954年赫鲁晓夫就预感到：我们“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苏联外交部后来在评估与新中国最初3年的外交关系时认为，中苏关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主要是指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那些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某些条约和协定。例如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和满洲（1950年2月14日），建立中苏合资的股份公司，（不合理地）确定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950年6月1日）等其他类似的协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不平等的因素侵蚀着同盟的基础。 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意识到同盟间不平等的潜在危险性。上任伊始便“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回到友好、平等的基础上来”，调整苏中关系，修复业已存在的裂痕，如提高驻华大使的级别，扩大对华援助规模，加强苏中在文化、科技领域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协作，在相互交往中尊重中方意见，照顾中方利益，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与中国密切配合。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联合公报，决定苏联军队于1955年5月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决定把中苏合办的四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元旦前出售给中国。1956年5月，苏联又照会中国，废除强加给中国的《补充协定》，放弃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从而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把中苏同盟间的合作置

于平等的基础上，使党际和国家关系达到历史的最高点。

毛泽东是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而奋斗的坚强斗士，认为平等是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1949年4月30日，他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把平等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揭开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1956年9月，他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他对斯大林“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很有看法。对米高扬来华时摆老资格、盛气凌人深表反感。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在与苏联代表的谈话中，都强调在国际共运中，兄弟党之间必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应是父子关系。他们提出，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

在中苏两党的笔墨官司中，争取党际和国家平等是两党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强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与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文章还指出，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国家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原则。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苏共领导人发泄郁积心中怨气的同时，称赞这次莫斯科会议改变了过去对兄弟党的那种不平等态度，能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通过中共的努力，党际平等原则写进了《莫斯科宣言》中。毛泽东追求的平等在纸面上得到了落实。但自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萌生与美改善关系的想法后，苏共在过去长时期养成的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习惯再次表露，要求中共服从它的对外政策，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并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美国和印度，甚至“企图借助经济压力和政治包围使中国领导人屈服，并迫使他们同苏共中央步调一致”，在党际关系和国际活动中，“苏共领导人不把中国领导人当成平等的伙伴，而把他们看成小兄弟，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触及中国利益的行动时，不和他们商量，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因此，中国不得不同苏共的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牺牲盟友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中苏间在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上的冲突，平等问题成为斗争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重申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原则。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中共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确立了兄弟党之间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而且中苏两党之间还达成一项协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党一定要在协商一致之后才能写到国际会议的共同文件中去。从而结束了过去那种苏共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跟着他指挥棒走的时代。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3月30日的复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该文件针对苏共中央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观点提出了我党在这一

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原则问题上的看法。《25条》的第21、22条，分别阐述了国家和党际之间的平等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争取平等的呼吁被苏共视为“民族主义”。 1964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谈到，在中苏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之所以发生争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可见，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同盟脆弱的命运。

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上的趋同与背离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破裂的大转折。在他执政前期，中苏同盟关系不断升温，双方的亲密合作达于顶点。但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间产生裂痕，到60年代初发生中苏大论战而走向对抗，导致中苏同盟名存实亡。这一结局的出现，与两国各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而引起的内政趋同与背离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变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为第一阶段。在苏联，赫鲁晓夫一上台便着手进行改革，他要求按商品经济原则重新确定国家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关系，强调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之一。赫氏的改革实际上是冲击斯大林模式的一个初步尝试。但此间赫氏在苏联的地位尚未巩固，其改革只是初步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强调：我们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可见，从1953年到1956年初，中苏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向上基本一致，两国的内政大致趋同，中苏关系发展得最为和谐。

从1956年2月到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为第二阶段。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赫鲁晓夫作了极具“爆炸性效应”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谴责和批判。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全面探索。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次大会也标志着中国开始独立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具有相似的地方。

首先，两国对于斯大林体制造成的不良影响均有认识。苏共二十大在政治经济上都提出了有别于斯大林时期的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面对苏联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开始对照搬苏联的经验进行反思，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为鉴，中国国情不同于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

能照搬“苏联模式”，而且“苏联模式”也并非都是成功的经验，并强调：“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构搬运”。这表明中苏两国已开始尝试突破过去僵化呆板的建设模式。

其次，两国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方针、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表现出一致性。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提出“六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加速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为此，赫鲁晓夫进行了农业体制和工业体制改革。在农业上，1958年，苏联取消了农民义务交售制，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建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体制，使之从原来的“贡税”关系回到商品经济关系的轨道上来。在工业体制上，下放管理权并扩大企业权限，改变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主动权，以调动工人的劳动热情；在指导工业生产中，加强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中国，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处理好十大关系，主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他强调，必须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总的来看，毛泽东、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了斯大林以农支工的不良后果，都适当地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并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两者都未对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进行实质性调整。在管理体制上也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正确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可见，此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赫鲁晓夫对“双百”方针政治意义的歪曲等，这些阴影并未影响同盟间的友好合作。 1958年到6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双方在探索过程中出现明显背离。在经济上，中国在“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下试图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的办法。1958年树起“三面红旗”，掀起了“大跃进”、“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左”倾思潮全面泛滥。毛泽东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肯定以农支工实现工业积累，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再度脱离正常轨道。而赫鲁晓夫继续实施经济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改组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比前一阶段有所深化。在政治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批判愈来愈严厉。从反右派斗争起，他愈益强调阶级斗争，在庐山会议上把它引入党内。与毛泽东的思路相反，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扩展民主”，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

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国家机关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应该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

由于两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上存在重大分歧，双方互相指责。中共认为苏联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是首先加快发展速度，计划和比例关系决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而苏联对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持批评态度。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的一次群众演说中，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各自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苏联嘲笑中国人民公社“喝大锅清水汤”，中国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对苏共提出的“人民自动调节”和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是搞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则反唇相讥，指责中国的政治方针是教条主义。

由上述历史可以看出，当中苏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大致趋同时，两国关系就较为密切，而当探索道路背离时，双方磨擦增加，同盟关系明显疏远并出现危机。曾任赫鲁晓夫翻译的库里克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根据这个真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争论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那么，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应该指出，恰恰是在50年代，在两国发生争论这个时期，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可见，双方各自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导致的政治经济方针的趋同与背离，是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

国家利益及战略思想的冲突对立

从战略思想和国家利益来看，中苏同盟分裂的过程也是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从一致到冲突对立的过程，而苏美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主要变量。

1950年中苏结盟，双方在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共认为，中苏结盟可以打破以美国产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封锁，营造可靠的安全保障。毛泽东指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中苏结盟“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认为同盟建立无疑使其东方安全多了一道屏障，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加强。可以说，中苏结盟是两国在冷战格局中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选择。

然而，自苏共“三和”理论提出后，赫氏做起了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美梦。从1956年初开始，苏联“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1959年9月，美苏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赫氏认为这是实施其“和平计划”的第一步，便大肆吹嘘所谓“戴维营精神”。1960年5月1日的U-2间谍飞机事件和1962年下半年的古巴导

弹危机，使苏美关系两度出现紧张局面，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都体验到面临核战争的危险性。1963年6月美苏两国达成“热线”协定，通过高层对话磋商以防止发生尖锐对抗或者对抗失控。

就中国而言，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的对抗之中。美国为遏制中国，1953年10月1日，同南朝鲜正式签定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把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从日本扩大到朝鲜半岛。1954年9月，美国又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威胁中国。至1954年6月，美国向蒋介石提供了14亿美元以上的军事经济援助[17](p135)。当年底，又与台湾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成为中国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和头号敌人。对赫鲁晓夫同美国谋求缓和的主动，中国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苏联驻华大使馆给国内报告称：“最近，中国的同志在中国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史无前例的、广泛的、言辞激烈的反美宣传。”尤其是“在尼·谢·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后，中国报刊上的反美宣传更多了”[18](p316)。

1958年7月，美武装干涉黎巴嫩，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如果不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它的侵略军队，必将自食其果”。9月，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并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美。而苏则建议召开苏、美、英、法、印五国会议来寻求理智、冷静的解决办法。不同的“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显示着中苏战略上的差异。正如苏驻华使馆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在当代国际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和平共处和裁军问题上”，“持有特殊的立场”[18](p318)。

8月，中国为打击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蒋的嚣张气焰，炮击金门。由于中国事先没有向苏联通报计划，因而苏联开始持谨慎态度，在得到中国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后，赫鲁晓夫于9月7日、19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任何人无需怀疑，我们将完全履行我们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从表面上看，中苏是站在一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正热衷于与美搞缓和的苏共领导眼中，中国炮击金门无疑破坏了与美谋和的气氛，“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为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赫曾公开表示：在紧张局势缓和以后，有必要重新检讨中苏关系。1960年6月初，苏联对中苏关系所作的评估是：“中国领导人利用巴黎高级会谈失败后国际形势恶化的机会，第一次直接地、公开地反对苏共的外交政策。”在合作上，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开不与盟友在重大问题上磋商的先河后，随着互不信任的加深，同盟内相互通报，密切合作逐渐成为历史。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1958年4月，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的要求。7月，又提出建立一支“共同舰队”。毛泽东认为，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严词拒绝了苏方的要求。而且，在一向追求中苏平等的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的建议会使中国在战略上成为苏联的附庸。所以，这两件事既是双

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是中苏战略利益走向不一致的开端。此后，这种不一致愈来愈明显。

1959年6月，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7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中国及时向苏联通报冲突真相，希望苏联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立场上，但盟友竟然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9月下旬，赫鲁晓夫结束访美途经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企图将中国纳入其国际战略轨道。中国领导人拒绝其要求后，他以教训的口气要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甚至污蔑中国“象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次年7月，苏联为压服中国，要求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于9月1日前全部撤走，并终止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苏联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拆散同盟的进程。1962年4月至5月，苏联在中国新疆进行的颠覆活动，给本以脆弱的同盟沉重一击。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在莫斯科草签了“三家条约”，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该条约并不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使苏美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其核武器，而无核国家要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的权利却被剥夺。这一条约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此同时，中苏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愈益激烈，这种争论其实是国家利益的折射，正如杰留辛所说“如果没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很难想象单纯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会演化到后来如此尖锐激化的程度”。

综上所述，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性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追求，为此甚至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苏美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晴雨表。可以说，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论争

中苏间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之所以如此，是有它的理由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一方面试图通过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为其改革奠定思想解放的基础，通过改革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起初，中国领导人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是既有保留，也有肯定。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应作出全面和适当的分析。在反个人崇拜问题上，认为“报告”对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秘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同时，对

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表示：“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批判斯大林的忧虑与日俱增。由认为否定斯大林必然影响到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进而得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实质是“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模式，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至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也“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盟友的信任。

二是关于苏共提出的“三和两全”共运理论的争论。“三和”理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就苏联本身而言，赫鲁晓夫试图通过“解冻”来打破冷战格局，通过对话以增进苏联的安全。在此思想指导下，“莫斯科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越来越重视其自身利益，而不是坚持革命主义原则”，要求中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中国理所当然是难以接受的。同时，中国自近代起的苦难历程和中共的革命道路，以及当时极为恶劣的外部环境，使中共领导人的“战争弦”绷得极紧，显然无法接受“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只有用武力才能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因此中共对苏共的“和平过渡”也存有异议。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中共提交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指出，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并强调：“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1960年5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的谈话中说：“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宣扬和平过渡，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在二十二大上，苏共又提出“两全”理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而中共认为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很明显，中共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镇压职能，而不是经济职能。这就导致了两党在“两全”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局面。

由于苏中两党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殊异，对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不同观点，致使分歧无法弥合。从1960年4月至1963年3月，两党在多次国际会议场合爆发激烈争执，在大论战前进行了四个回合的交锋。此后，两党又通过信件往还，频繁磋商，试图消弥分歧。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问题。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的复函，系统地提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意见。7月6日至20日，双方于莫斯科举行了9次会谈。中方为改善两党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团结，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苏方毫无消除分歧、恢复团结的诚意，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7月14日，

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的《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攻击。接着，苏联所有宣传机器都投入了反华大合唱。中国则从1963年9月至翌年7月，陆续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对苏共展开全面、系统的批判，并坚决拒绝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联合行动”。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成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中苏关系在冷战国际史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此期中苏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即使对于当前世界政治的分析，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同盟理论的研究，人们都需要回顾和总结战后中苏关系这段历史经验。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争论（1961-1964）、破裂（1965-1967）、冲突（1968-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国家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后果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中共中央的观点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引起中苏分歧，最后导致中苏分裂。[2]苏联共产党的观点是，中国领导人推行教条主义路线，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路线，蓄意破坏苏中关系，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3]这些看法对中国和俄国的学术研究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影响。[4]

近十几年来，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解密，国际学术界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了特别深入的发展。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发展过程的详细考察，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史实彻底打破。例如，对于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朝鲜战争的起因、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波匈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内幕等问题的研究，都使人们大开眼界。[5]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和最终结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有的学者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进行分析，[6]有的学者重点考察了对外政策问题，[7]较多的学者研究了中国政策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8]也有学者探讨了苏联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认识，[9]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10]尽管说法各有不同和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做一点概括性的论述。

一、中苏分歧的表现及其根源

没有分歧当然不会分裂，中苏同盟之所以最终破裂，首先是因为中苏两党之间在方针、政策方面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究竟在哪里，又是何时出现的，是需要认真考察的。

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1956年。[11]此时，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对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日趋密切。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恰恰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

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2]这些想法不久便付诸行动，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都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13]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14]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5]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

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16]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17]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18]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9]赫鲁晓夫在两党会谈时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20]第三，炮

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21]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22]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23]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反映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1959年6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背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如果说1958年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已经显露出来，那么1959年双方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也开始显露。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

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24]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25]于是，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3年赶上英国，5年赶上苏联，7-10年赶上美国。[2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27]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28]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29]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30]至于人民公社运动，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新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人民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31]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32]后来，由于苏联不

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33]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34]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莫斯科是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怒火冲天，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3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36]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得意的共产主义试验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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