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家族背景:宗庆后家庭背景

篇一：宗庆后性格分析

积极进取

积极进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必备的心态，这不是创业初期的头脑发热，而是与生俱来的长期形成的性格特质。有人说，娃哈哈推出的果奶已经赢了，但宗庆后没有停止；娃哈哈推出的纯净水也已经赢够了，但宗庆后依然没有停止；娃哈哈推出的非常可乐与两乐三足鼎立，已经赢到头了，但宗庆后还是没有停止。

国内有多少企业获得些许成功后，以“创业容易守业难”“知足常乐”“专注于特定领域”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停止了前进步伐，但宗庆后领导下的娃哈哈却没有一天停下过脚步。

从儿童营养液到果奶、纯净水、非常可乐、营养快线、呦呦奶茶……宗庆后年年推陈出新；从1亿到10亿、100亿、200亿，甚至1 000亿元，宗庆后从来都是“得寸进尺”，“这山望着那山高”，年年都有新目标。 “勇于开拓，自强不息”占据了娃哈哈16字企业精神中的8个字，这也是宗庆后自身积极进取性格的真实写照。

企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有持续的进取心；没有进取心，你也许能够获得局部的、短期的胜利，但是却很难获得全面的、持久的胜利。

要想做个伟大的企业家——持续成功的人，我们必须日日新，时时新。 坚持不懈、执着、热情

“一旦决定了的事，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即使暂时碰了个壁，拐了个弯，还是要走下去。”

为了理想，宗庆后大事执着。为了将娃哈哈打造成更加强大的百年企业，宗庆后二十年如一日地执着工作，63岁的他还要执着地奋斗数十年； 为了信念，宗庆后小事也执着，当年在绍兴茶场忍受寂寞保持十余年的单身，执着地把家人做好并送到绍兴的家具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为了理想为了目标，要勇于执着地追求，这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同性格

特征，宗庆后当然也不例外。

对宗庆后性格的洞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专制；他的自信甚至是自负；他超然的胆量和魄力；他毕生所坚持的积极进取和务实以及他对于事业发自灵魂深处的忠诚和热爱。

宗庆后的各种性格特征从表面看是独立的，实际上却是相互联系的。 专制，如果是没有自信、自负的支撑是实现不了的；胆量和魄力同样也是自信、自负的衍生物。而专制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对外界的不信任，如此必然导致做事情的务实性。没有执着、敬业和身体力行，务实也就无法实现，专制也就缺乏基础，因为专制本身就放弃了别人代工的可能。 “一代枭雄”，或许是对宗庆后性格特征的最好写照。

笔者对这些性格只是客观的说明，所作评价也尽量反映事实。商业社会和文化社会不一样，因此商业用词和文化用词也不一样。专制难道对娃哈哈就不好？自负难道就完全影响了娃哈哈的前途？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任何性格也亦如此。被社会大众所不能接受的，也许商业界就可接纳。我们要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宗庆后的性格优势不一定适合你，而他的性格劣势又说不定适合你。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篇二：揭秘张云龙个人资料及家庭背景 父母背景惊人的张云龙

张云龙的揭秘张云龙个人资料

及家庭背景 父母背景惊人的张云龙

看过《砰然星动》和《亲爱的翻译官》的亲们应该对张云龙印象深刻吧?如果还不熟悉，那就来看看男人窝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张云龙个人资料及家庭背景吧!更有张云龙父母背景揭秘呦。张云龙个人资料

中文名：张云龙

外文名：Leon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星 座：双鱼座

血 型：B型

身 高：185cm

体 重：73kg

出生地：辽宁大连

出生日期：1988年3月2日

职 业：演员

毕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

经纪公司：嘉行天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代表作品：《微时代》《偏偏喜欢你》《栀子花开》《怦然星动》《亲爱的翻译官》

主张云龙早年经历

在校期间：2011年，参演话剧《雷雨》饰演周平;同年参演首部微电影《幻影片》。2012年参演微电影《起床师》和《爱的速递》等多部微电影;同年参演首部电视剧《大地情深》。

张云龙演过的电视剧

2013年张云龙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并被《微时代》剧组选中，联合杨幂、余文乐等出演《微时代》，饰演剧中男主角华又希，外号绯闻集中营;同年出演杨幂、李易峰、钟欣桐等主演的古装魔幻神话剧《古剑奇谭》。

要成就：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影片大赛最佳男主角奖2014年参演校园偶像剧《不一样的美男子》和丛林历险剧《生存密码》，分别饰演安逸飞和何林。同年年参演民国热血青春偶像剧《偏偏喜欢你》，饰演虽然平时是个心直口快、机灵淘气的大男孩儿，但更是个铁骨铮铮、轻生死重意气的热血男儿的军校学员顾小白。

2015年2月参演由何炅执导的青春校园电影《栀子花开》，饰演敌人乐队主唱魏歌。3月，参演电视剧《花火》，饰演纨绔不羁的富二代赵震楠。同年6月，参演由杨幂、黄轩等主演的电视剧《翻译官》，饰演"不拼爹"、"不坑爹"的实业家王旭东。10月，主演由李海蜀执导的温情励志爆笑喜剧电影《傲娇与偏见》，饰演贱萌富二代朱侯。

2016年，主演的青春萌宠时尚情感剧《神犬小七第二季》暑期开播。主演古装玄幻剧《轩辕剑之汉之云》。

张云龙家庭背景

张云龙生长在超级热爱足球的城市大连，爸爸也是一位超级球迷，因为从小对演戏感兴趣，决定考艺术院校，而父母也非常支持他，可见他的家庭背景还是不错的，其后张云龙以表演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进北京电影学校，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做一名真正的演员。

2011年的时候，那时的张云龙还是在校生，他就饰演话剧《雷雨》周平这一角色，同年就参演了他人生中首部微电影《幻影片》，2013年在学校毕业的张云龙被《微时代》的剧组选中，并在这部剧里饰演华又希，同年又饰演了古装魔幻神话剧《古剑奇谭》的黑曜这一角色，在2014年是时候他参演的这部古装剧并获得了"最受网友期待古装剧"的奖项。同年他还饰演了《不一样的美男子》中安逸飞，这一年他在曾参与的《爱的速递》获得了原创影片大赛最佳男主角，同时也获得了年度演艺圈新锐势力奖。也正是这一年，张云龙开始备受关注，从此被众人所熟知，可以说这一年是他在演艺事业上开始风生水起的时候。

《神犬小七2》曝特辑 张云龙接驾喵星人

《神犬小七第二季》中绚丽多彩的海南风光令人心旷神怡，美女王洋和神犬小七组成的"洋七CP"十分有爱，王洋的"冰块妙招"成功讨得七爷的欢心，让粉丝观众直呼"智慧又贴心"。然而要比秀恩爱，还有一对"帅哥+萌喵"的组合也不甘示弱。今日《神犬小七第二季》曝光视频特辑，看张云龙和阿旺的"人宠情深"是如何养成的。

不得不说《神犬小七第二季》中众多萌宠的加入让小七不再感到孤单，"猫狗大战"、"狗狗情缘"、"集体造反夜袭厨房"的桥段也惹得不少观众"笑不能停"，

让整部剧富有十足的童趣。而此次"萌喵"阿旺的加入更是能够牵动剧情的走向，呆萌少女欧叶(王洋饰)和高冷帅哥(鲍宇饰)的爱情也是由小七和阿旺这对"好基友"来牵线的。特辑中张云龙帅气接驾喵星人阿旺，本以为与宠物搭戏"很好搞"，谁知高冷的阿旺很是不听话，让张云龙接连碰壁。而在与阿旺互相"磨合"的过程中，张云龙逐渐掌握了真谛：在陪阿旺玩耍的同时，戏份也就不知不觉拍摄完成了。在剧中"阿旺"这个角色对鲍宇来说至关重要，阿旺既是他的亲人，又是他的灵魂伴侣。鲍宇经常会向欧叶分享一些养宠心得，字里行间透露着正确的"养宠观"，极具现实意义，发人深省。《神犬小七第二季》剧组不强迫宠物进行拍摄、选角上遵循高度契合的原则，让人宠之间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进自然而然地加深。正是如此，让这部"萌宠大戏"能够更加真实地呈现荧屏，将正能量辐射给每一位粉丝观众。

篇三：媒体披露富豪背景：王健林父亲曾任西藏副主席

媒体披露富豪背景：王健林父亲曾任西藏副主席

2014年01月14日15:28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腾飞，一批超级富豪也逐渐壮大。从经济角度来说，《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如果说这算是一种"荣光"的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虽然不少人对"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只是对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the 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理和重新资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几年都出现过的一些个人信息极度匮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杨惠妍和李兆会那样的第二代企业家。其中杨惠妍的个案由其父亲杨国强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除了刘永好和刘永行等四兄弟、吕向阳和王传福（表兄弟）外，还有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唐万新的胞兄唐万里、张茵的胞弟张成飞。能够分开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后股权比较清晰的案例，或者创办了其他的主要业务。更多地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保留这些组合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对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这211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

家族的力量

结婚或离婚管用吗？

结婚和离婚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或家族获取或扩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新财富》杂志2012年的"500富人榜"甚至宣称离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女性富人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除一人是因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继承财产而上榜之外（陈金霞），尚无一人仅仅是通过婚变就跻身富豪榜的。

另一方面，婚姻确实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创业的是主流。女性借助男性家族积累原始资本的情况为主，但也有男方通过与女方联姻壮大发展的例子。例如，丁世忠就综合了自身家庭的资助，以及来自妻子家庭的资助。是一个很典型的夫妻双方家庭共同扶持创业的例子。丁世忠的父亲在福建晋江开了一个制鞋作坊生产"旅游鞋"。17岁时，丁世忠带着向父亲借的1万元和600双鞋到北京推销，开始创业。1994年，他揣着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加入岳父丁思忍创办的安踏公司。1994年后，丁志忠先担任安踏福

建的董事然后当上总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将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国的权益无偿转让给丁世忠。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丽·好肯（Xiuli Hawken）的名字最为特殊。秀丽·好肯本名戴秀丽，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张茵类似。但她显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们注意到海外关系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企业家都被从数据库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上榜富豪实际上拥有的已经不是大陆身份。这方面的数据搜集异常地困难，而且肯定只能做到对"已公开"的情况的分析。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只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还非常详细，有的则不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因自然灾难原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如张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离婚实际上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如黄宏生），有政治运动中父母双亡的（如黄怒波），也有父亲早逝的（如沈国军）。对于这些情况，笔者只能按照其母亲的情况或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计入。尽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 "农民或工匠" （26人）属于一个范畴，都是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开材料所述，是极端贫苦。他们合起来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

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城市或农村中间阶层（12.9%）、知识分子（9%）、私企企业主（6.2%）属于一个范畴。"知识分子"包括了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些这些家庭出身的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教导，尤其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父母职业对他们的潜移默化。

此外，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当初创建这个类别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反映第二代企业家的父辈的职业。但在数据收集之后，笔者却惊诧地发现，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也是成功的商人。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比如姚巨货-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吴春媛夫妇与潘的父亲）。有一些则是在自己开始创业之前，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魏建军、黄茂如家族），也直接对子女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戴皓、何巧女），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马建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

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比如陈宁宁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中级官员。但她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却来自于母系。她的母亲吕慧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而陈得以发家的钢铁进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与这个家庭背景有关。所以,陈宁宁也可以视为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事实上，陈宁宁在富豪榜上一直是与其母亲吕慧合并在一起的，而吕慧掌握着他们公司50%的股份。

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在中国，一些精英虽然拥有"博士"头衔，却从没有真正地修过博士的课程。而类似MBA、EMBA这样的课程，则被认为更主要是一种"社交"手段。因此，笔者们统计了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

富豪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笔者之前的预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此外，"先驱"和"后来者"的学历有着显著差异。1992年之后创业的富豪里，大专以上文凭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创业的（42.4%）明显高出很多。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其中，高级干部子女里王健林虽然没有上"精英大学"，但那是因为他很早就进了部队，后来的大学文凭也是部队时在职读取的。但低级党政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没有都上大学，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文革"的冲击，一些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比如，城乡中产中的27人里，有12人上了大学。知识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学，其中8人是重点大学。其中一些富豪的回忆告诉笔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正如其他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身相对低下的人当年能够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高考制度还比较公正的结果。46名

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10%

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来自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

专业对口重要吗？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在计算机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除3人创业于房地产业、1人创业于批发零售业之外，另外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

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明金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这提示笔者注意到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的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政治资本的作用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

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1995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笔者统计了"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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