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温的团体动力学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是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端于本世纪40年代，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心，虽然它作为一种自觉的运动至70年代已趋于低潮，但它的内在活力，它的理论、方法和心理观，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一、团体动力学的产生

库尔特·勒温在1939年发表的“社会空间实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团体动力学”这个概念，借以标明他要对团体中各种潜在动力的交互作用，团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团体成员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等去作一种本质性的探索。1945年勒温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专业和学科得以建立。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团体动力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影响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关于团体动力学的定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反观团体动力学，它本身具有三个层次的意义。①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即关于团体应如何组织和管理的方法和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动力学十分强调民主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成员参与决策以及团体内合作气氛的意义。②关于一套管理技术，如角色表现，团体过程中的观察和反馈等。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动力学被广泛应用于人际交往培训，领导干部培训，以及工厂、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管理。③一种对团体本质的心理学研究，旨在探索团体发展的规律，团体的内在动力，团体与个体、其他团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等。这第三种意义是团体动力学的真正的心理学的意义，也是勒温及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一致赞同的对团体动力学的定义。它并不依赖于前两种意义，事实上，为意识形态和管理实践提供一个更好的科学基础，正是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但科学地理解团体生活的本质，却是团体动力学的根本目的。

(二)团体动力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如欲理解或改进人类的行为，改进人类的生活，那么必然要对团体及团体的本质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人生活在家庭、学校、工厂、机关以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内，也就是无时不处于一种团体生活之中。事实上，人类关于团体的思想由来已久。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为一例证。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也足见他已知其中的某种道理。近代的哲人学者更是对团体各抒己见，这里面有“乌托邦”，也有“美丽的新世界”。但是把团体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还只有20世纪的产物。 团体动力学产生于40年代的美国，当时那里已具备了一个促使这一新学科出现的社会环境。30年代前后，美国的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以富尔敦、爱迪生等人创造发明的具体应用为标志的。它使人们看到了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巨大力量，知识与技术从而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同时，由于世界大战和与西方工业发展结伴而行的经济萧条，使得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移民问题、黑人问题、青少年犯罪和儿童教育等问题变得日益尖锐，通过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努力，人们对心理测验、科学管理和儿童福利等已产生普遍信任，科学研究可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团体曾一度被看作是调节工厂和集体冲突的关键，家庭和一些目的性社团则被

认为是战争动乱之后复兴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同一时期兴起的其他一些专业，如集体心理治疗、社团福利工作，由杜威倡导的新教育，以及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管理工作等，都要求对团体和团体生活有一种科学的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时代精神召唤出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来自德国避难的犹太人库尔特·勒温，让他在一个侧面来体现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大潮流。

(三)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

团体动力学家们有着两个基本信念：1.社会的健全有赖于团体的作用，2.科学方法可用以改善团体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团体动力学之所以产生的两个必要前提。唯有当人们理解并接受了这两个信念，认识到经验的研究可应用于团体和社会，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可以进行测量，团体和社会的诸种变量可以为实验所操纵，支配团体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可以被发现和揭示时，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理论意义上的经验研究。从学术传统上进行分析，团体动力学应属于经验主义范畴。以观察、定量、测量和实验为基础来研究团体，正是团体动力学家有别于涂尔干、弗洛伊德和黎朋等侧重思辨来研究团体的显著标志。但是团体动力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中极端的经验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实践中把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完整地结合了起来。

2.注重研究对象的动力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动力性研究是团体动力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它不满足于对团体性质的一般描述，或对团体类型与团体行为的一般归类，而是要研究所观察的对象是如何相互依存的，团体中各种力的交互作用以及影响团体行为的潜在动力、变化、对变化的抵制、社会压力、影响、压制、权力、内聚力、吸引、排斥、平衡和不稳定性等，都是团体动力学中动力性研究的基本术语。它们可以表示心理力以及社会力的操作，在团体动力学的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严格地说，团体动力学不属于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它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等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各学科的发展都有助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实际上，团体动力学既是一种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次新的综合。

4.把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潜能。应用性是团体动力学的突出特征，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的研究都是为了促进团体的功能以及团体对个体和社会的作用。尤其是随着“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的推广，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成果已被企业管理、教育、心理治疗、政府与军事等许多领域广泛采用。

二、团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团体动力学是30年代末与40年代初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次综合，其本身又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所以团体动力学中的理论取向较为广泛，至少有以下几种理论倾向存在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中，如交互作用论、系统论，精神分析理论等等，但是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在选择这些不同的理论和进行具体的研究时，都有着一个共同

的内在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场论。

(一)勒温与场论

库尔特·勒温(1890—1947)出生于波兰莫吉尔诺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由于犹太人一向重视子女的教育，勒温小学毕业便被送往德国。他在波森读了高中，在柏林修大学课程。《人论》的作者卡西尔是他的哲学老师，著名心理学家斯顿夫指导过他学习心理学。1914年，24岁的勒温从斯顿夫手中获取了心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不无巧合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位创始人：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也都做过斯顿夫的学生。 就在勒温获取博士学位的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勒温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应征入伍。战场似乎是特为青年人所准备的，不久以前他们可能还手握吉它唱着自己的初恋，争论着前途和生活的意义，可现在却放下吉他拿起了步枪，一种激情，新奇和冒险的精神鼓动着大家。然而，战场却远非人们的想象，那血与火的气氛，那惨不忍睹的事实，都会深深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许多事物的性质在战场上都全然改观了，一切价值在战争中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有感于此，勒温于1917年写就了一篇论文──《战场景象》，勒温的心理学由此诞生了。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人的心理承受力和人的行为的动机，这是他的“心理紧张系统论”的最早表露；他描述了一个人从后方安全处所来到前方生死关头时，环境及其意义的改变在这里产生了“生活空间”这一概念，为他以后的拓扑心理学学说打下了基础；他阐述了情景或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人的心理事件和行为意义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场论的雏形。在战场上，人性和良心要重新定义，人的个性和个人的善恶都不起作用了，每个人都随着他所属的集团而被定性：是敌方的，便是坏的；是己方的，便是好的。个人的性格和品行都被这简单的好与坏所取代。这种体验和对这种体验的思考，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和他的团体动力学。

1947年2月12日勒温逝世于美国，也就是他创建起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第二年。他的一生在心理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场论是他对心理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二)场论与团体动力学

场论是勒温一手创建的。由于他早期深受斯顿夫的影响，又长期与惠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三人一起工作，所以基本上秉承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动机与意志方面的问题，对精神分析理论有独到的研究。他把心理学中的整体观和动力观在新物理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做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其素有“心理学中相对论”之称的场学说。

虽然勒温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体的，但由于他重视在生活环境中研究个体的行为，所以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1939年，他提出“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后，又先后提出了“社会空间”、“团体目标”和“团体气氛”等重要概念，以及“社会渠道说”和“准稳态平衡说”等理论观点，这标明他的整个研究已逐步转入了社会心理学和团体动力学。对此舍伦伯格评论说：“勒温的场论为其转向团体行动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的理论基础。把环境包容于生活空间之中，就为统一团体概念铺平了道路，于是，团体的一些特殊功能就可被看作是大部分个体之生活空间中的主要部

分。因此，从研究个体的生活空间过渡到研究团体对行为的影响是较为容易的。”

在团体动力学中，研究者一般都倾向于把小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把它看作是一个基本的实体。从场论的观点出发，可以把所研究的团体区分为结构和功能两个层次。结构方面适用于拓扑学的描述，把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时直观获得的一些印象，如团体内个体的位置，个体间的邻接或依存情况，外界的影响以及团体的核心人物等。区域、疆界、阻碍和引拒值等概念都可以应用在团体的结构性描述上。动力方面则主要涉及团体的潜在生活，常用移动、向量、紧张、目标和力场等概念。这些概念都可以用来解释团体的变化，而变化则被认为是团体生活的根本特征。勒温曾提出一种“解冻—流动—重冻”的社会变化模式，认为所有的团体生活都只能是一种准稳态平衡，如同一条河流，即使其速度与方向未变，河流中的所有原素却无时不发生变化。

依据场论的观点，团体的行为象个体的行为那样，也是以所有发生影响的相互依存的事实为基础的，这些事实的相互依存，构成了团体的本质。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团体并非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容诸个体的“格式塔”。作为团体，它不是由各个个体的特征所决定的，而取决于团体成员相互依存的那种内在关系。于是勒温认为，虽然团体的行动要由构成团体的成员来执行，但是，团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因而一般来说，要改变个体应先使其所属团体发生变化，还要比直接改变个体来得容易。勒温在1943年做的关于“食物习惯”的研究，完全证实了这种观点。勒温指出，只要团体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就很难使个体放弃团体的标准来改变自己的意见，而一旦团体标准发生了变化，那么由于个体依附于该团体而产生的那种对变化的抵抗也就会消失。

通过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前后十余年的努力，勒温的研究成果被汇集成了两本专著：《解决社会冲突》和《社会科学中的场论》。它们以场论的基调，为团体动力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团体的意义与团体决策

从整体动力观出发，勒温把团体看作是一个动力整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另一部分的变化。这种部分与部分或团体成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勒温团体动力论的要点。虽然勒温早期对个体行为的动力研究仍然是他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团体的动力必然不等于个体的动力，它将具有团体自身的特点和意义。

(一)团体的意义

在勒温开始他的团体动力学研究的时候，“团体”的一些基本属性还属于心理学领域中的忌讳，心理学家对团体的理解也莫衷一是。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偏见，即认为“团体”的心理学意义是虚幻的，只有个体的心理学意义才是真实的。即使是早期注重对团体性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如麦独孤和荣格等，也都倾向于在个体集合的水平上来理解团体，为团体属性寻找生理学的注解。因而“团体心灵”与“集体无意识”等术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F.H.奥尔波特为代表的一方坚持只有个体是真实的，竭力反对麦独孤等关于团体心灵的主张。双方的争论从20年代持续到30年代，直到勒温开始了团体动力学研究，才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科学的解决。

勒温认为，关于团体之真实性的争论不但是一种涉及哲学的问题，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的意义。因为否定团体的真实性就意味着把它排除在心理学的研究之外。在这种意义上，勒温同情麦独孤的意见，反对奥尔波特的主张，即认为不能把对团体的研究视为忌讳。但是勒温并不同意“团体心灵”这一概念，他认为麦独孤的团体心灵与厄梭费尔的“格式塔质”如出一辙，都把团体或整体的性质看作是某种超越的东西，带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勒温则主张整体仅仅是具有自身的特性，它并非多于部分之和，而是不同于部分之和。或者说，并不存在一种超越或神秘的整体价值(如团体心灵)，整体与个体都是真实的。

在这种意义上勒温把团体理解为一种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动力整体。团体的本质在于其所属成员的相互依存，而不在于他们的相似或差异。也就是说，团体的结构特性是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单个成员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是卡西尔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勒温整体动力观的基本主张。它补充与发展了格式塔的理论，开创了格式塔社会心理学的传统。

另一方面，奥尔波特虽然极力反对麦独孤的主张，否认团体的心理学意义，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些问题的真实性我们目前还不能以实验研究的手段来解决，因而也就不应该坚持它们的真实性”。以实验来解决争端正是勒温所做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与奥尔波特是一致的。勒温明确提出：“通过实验来处理某种社会实在，就可以最有效地突破阻碍人们信仰这一社会实在的忌讳”。1937—1938年，勒温与利皮特和怀特一起做了著名的关于“领导方式”的实验，验证了团体气氛、团体目标和团体内聚力等团体性质的心理学意义，肯定了民主领导方式的优越性。勒温在总结这次实验时说，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创立一种结构，借以深入了解基本的团体动力学”。这是勒温首次使用“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这一术语，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要把团体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有机整体，并在这种整体水平上探求团体行为或人的社会的潜在动力。

因而团体动力学与一般的社会心理学有所不同，它既不完全是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出发单纯以个体为基础来进行人际关系的研究，也不是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出发以团体机制研究来代替个体心理研究，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团体行为被认为是团体成员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团体成员的情感思维和行为又依赖于其所属的团体本身，就连团体成员的人格也被这种他所属的团体塑造起来，团体被赋予了充分的心理学的意义。

(二)团体决策的动力作用

勒温在“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成立时的演讲中曾对“团体动力”一词作了一番解释。他提到对团体生活的研究应该超越描述的水平，去研究团体生活的潜在因素，去研究促使团体行为变化和阻碍团体行为变化的各种力。这些力便是团体“动力”的蕴含，因而勒温团体动力学的研究重点是团体行为的变化或社会变化。

一般来说，变化总是从“非变化”开始的，并归结于一种“非变化”，从稳态动力论的基本观点出发，勒温把社会变化的这种开始和结束称之为“准稳定平衡”，也即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稳态”。有两种方式可以引起这种准稳定平衡的变化：一种是增加团体行为的促动力，另一种是减少团体行为的对抗力。除此之外，团体本身还具有一种“内在的对变化的抵制”，勒温称之为“社会习惯”，它隐藏于个体与团体标准的关系

中，维系着团体生活的固有水平。因而，单有团体成员的变化动机尚不能引起团体行为的变化，还必须要有一种足以打破社会习惯和解冻团体原有标准的力，勒温认为团体决策可以起到这种力的作用。他把团体决策看作是联系动机与行为的中介，是团体促使个体变化(或维护原来标准)的一种动力。用勒温的话来说，“决策把动机与行动联系了起来，同时具有解冻的效力”。勒温认为：“团体决策在社会变化的所有方面(即解冻─流动─重冻的整个过程)都具有团体意义上的普遍优势”。

在我们看来，勒温的团体决策理论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1.把“决策”作为动机与行动之间的中介是动机理论的一种新的发展。传统的观点把行为看作是动机的直接结果，忽视了行为者的主体意识性，而团体决策理论则提出了心理认知的动力意义。这可看作是社会认知理论的先声，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论便受了团体决策理论的直接影响。2.它把团体生活与个体心理学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团体成员的动机须经过团体决策才能更有效地促成团体行为的变化，这也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有机结合。3.它表明了一种规律，即在整体(团体)的水平上改变个体的态度或行为比单独逐个改变个体更有功效。克里斯利奇(D.Klisurich)曾对此做过一个实验，分别用团体决策和个别说服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劝使一些母亲给孩子服用鱼肝油和桔汁，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被试平均使用鱼肝油的情况用团体决策所达到的效果几乎为个别说服所达到的效果的一倍。

被试平均使用橘汁的情况此外，团体决策最早起源于勒温与M.米德等人一起进行的“食物习惯研究”。它本身是一种整合性研究的产物，同时它(以及通过对它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也起到了整合社会科学的作用。勒温自己认为：“关于团体决策的研究还表明，这一类型的概念可以导向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整合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努力。”诚然，团体动力学便是勒温心目中的这种整合的社会科学，团体决策理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团体动力学的确立

团体决策固然可以解决团体行为和社会变化中的一些动力问题，但是团体或团体生活本身还有其他一些动力因素，诸如团体目标、团体内聚力和团体中求同的压力等。1945年，勒温在马洛等人的协助下，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系创立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虽然勒温在建立该中心的二年后便不幸病逝，但是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却由勒温的学生继续进行。卡特莱特、费斯汀格、利皮特和赞德等都属于第一代的团体动力学家，道伊奇、凯利(H.H.Kelley)和蒂勃特(J.Thibaut)等都是这个研究中心最早的一批博士研究生。勒温的思想在他的学生们的研究中继续发展，正如卡特莱特和赞德在总结团体动力学的工作时所说：“勒温的理论对我们思想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须具体指明。”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至1950年间，这个研究中心共推出113项研究成果。1953年卡特莱特和赞德共同主编了《团体动力学：理论与研究》一书，团体动力学的体系框架大致构成。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团体内聚力，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力，领导方式与团体生产力，团体目标与团体成员动机以及团体的结构性。团体动力学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对团体本质的研究，旨在探索团体发展的规律，团体的内在动力，团体与个体、与其他团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等。另外，团体动力学开始被作为一门大学课程，它的科学性得到普遍承认。勒温与他的学

生们一起，共同促成了团体动力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此托尔曼曾有一段评论，他说：“只有勒温所具有的天才和勇气，才能把关于用精确的控制性实验来研究团体的设想付诸实践。他与他的学生为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这一全新的领域，永远值得人们称赞。”

我们把团体动力学基本体系的确立看作是勒温动力心理学思想的完整表现，它从心理紧张系统开始，以团体动力学的形式为结束。道伊奇说：“紧张系统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系统实验与许多社会心理学的问题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尚未被充分发现和认识)，紧张系统概念可用于由社会因素产生的需求和意向，由归属团体和参与团体活动产生的动机，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相互影响等。对此我们可以团体目标理论为例来作一分析。团体目标被赞德定义为“成员对团体作为一个整体所期望的结果”。赞德：“团体目标的起源与发展”。它决定着团体行动的水平，成员对其组织的信任程度，成员的自尊和成员自身的行为标准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团体中求同的压力就是为了确立并实现团体的目标，而一个团体的成员是否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并且是否愿意为这一工作而承担责任，即是衡量一个团体内聚力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意义上赞德把团体目标看作是团体行为动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按照赞德自己的解释，他的团体目标理论是对勒温“欲求水准”思想的发展。欲求水准是在心理紧张系统的系列实验中产生的，它主要探讨了个人行为的目标以及目标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故也可看作是心理紧张系统的一部分。费斯汀格和巴克等便在这种意义上把团体目标直接看作是心理紧张系统论的发展。费斯汀格认为赞德的研究把团体目标与早期的紧张系统和欲求水准结合了起来，巴克在谈到团体的动力时说：“团体内在的紧张如同个体内在的紧张一样，可与动机相等同。我们时常可在一些团体中发现关于设立目标和努力去达到目标的正式记录。对处于行动中的团体的观察，可以测量团体内在紧张的产生及其分化，这种研究可以用类似于个体紧张系统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此外霍里茨(M.Horwitz)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团体目标与心理紧张系统的内在联系。他的实验表明尽心接受团体目标的成员表现出最为强烈的要实现团体目标的紧张系统，仅仅是默许团体目标的只表现出少量的需求和紧张，而那些反对团体决定，不接受团体目标的则倾向于各行其事，不关心团体的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曾做了初步的实验验证，其结果基本上与霍里茨的观点相同。赞德本人在来信中与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虽然他的思想可以用勒温的术语来表示，但他还是发展了自己的概念，他认为在理解团体目标时用团体性的动机概念比个体性的紧张系统更为有益。在赞德看来，勒温的思想被如此广泛的接受，使得人们常在不知不觉中受他的影响。据赞德的来信，1988年10月26日。虽然团体目标的理论是由赞德完成的，但是勒温的思想已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团体动力学的意义

虽然团体动力学是由勒温的后继者最终完成的，但是它在勒温的心理学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凝聚着勒温最后十余年的努力，贯穿着勒温一生的思想精华。我们这一节所谈的“团体动力学的意义”也就是团体动力学在勒温心理学研究中的意义。在勒温看来，团体动力学也就是一种实验的社会心理学、一种整合性的心理生态学、一种实践性的行动研究。这三者既是团体动力学所具有的三种基本意义，也是团体动力学的三种早期表现形式。借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勒温心理学思想的发展，进一步理解他的动力与整合的主题。

(一)实验的社会心理学

勒温在总结他与利皮特和怀特三人所做的关于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实验时，首次提出了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那时他正从个体心理学研究全面转入社会心理学或团体动力学研究，而团体动力学最初的意义，便是一种实验的社会心理学。

勒温早期的动力心理学研究侧重于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为他后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关于成功与失败，欲求水准、智力、挫折等实验，愈来愈使人信服地证明一个人为他自己所设立的目标，深受他所属或希望所属的团体的社会标准的影响。”而他认为在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中进行实验也是可能的，心理学家可以用实验来创造一种团体，创造一种社会风气或生活风格，“以实验和经验的理论为基础，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就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造福于人类社会。”

建立一种可以解决有关的社会问题，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心理学便是勒温最后十余年的努力，这也就是他的表现为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团体动力学。关于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实验是一种系列性的实验，其中不但验证了团体气氛对个体的影响，领导方式的不同意义，而且验证了团体目标的作用，欲求水准的社会意义，以及团体的真实性等许多在当时尚属于有争议的问题。这种以实验和经验理论相结合为基础的研究，为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费斯汀格说：“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把勒温看作是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创造人。”

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可说是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是在30年代由勒温和F.H.奥尔波特、莫雷诺(J.Moreno)等人一起促成的。在这之前，社会心理学还主要是塔德(G.Tarde)、麦独孤和罗斯等人的思辨的社会心理学，还带着“团体心灵”的神秘色彩，还未摆脱“象牙之塔”的治学方式。而勒温等人则面向社会现实，以实验和经验理论的结合为基础来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因而这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它大大突破了冯特对心理学实验的限制，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它扩大了动力心理学的范围，使它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种基础；它使心理学更加接近了现实，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此外，用心理学实验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既是团体动力学的一种意义，也是团体动力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团体的真实性正是由这种意义上的实验来证实的，由此才被广为承认和接受；也正是由此，一种关于团体生活本质的科学才能够得以真正的发展。

(二)心理生态学

当勒温从个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时候，他的理论参照点也就从个体的生活空间转向了社会空间，从心理场转向了社会场，个体生活空间的“外壳”受到了充分地注意。勒温认为：“心理的因素与非心理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心理学分支(从感觉心理学到团体心理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与方法论问题。”而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则就是他所称的“心理生态学”，它是整合社会科学的一种方式，也是勒温团体动力学所表现出的一种基本意义。

勒温认为心理生态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的理论取向，即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和心理学的。勒温与M.米德一起进行的“食物习惯研究”既是勒温心理生态学的起源，也是说明心理生态学基本特征的最好例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种肉类紧缺，勒温与M.米德接受一项任务，研究如何能够改变人们的食物习惯，以内脏来代替牛肉牛排。勒温以“人们为什么吃他们所吃的食物”这一问题来开始了这项研究，其中主要的发现

之一是他的“社会渠道说”：餐桌上所摆着的食物是通过种种渠道得来的，如购买、购存、烹调等。每一渠道都呈现一个渠道口，都会有一个“守门人”，都会有关于这一守门人的心理学。比如，如果守门人是作为家庭主妇的食物购买者，那么往往就会有食物的吸引力和花钱太多的抗拒力影响着她的购买行为。也就是说，决定她的购买行为的有两种主要因素，即她的认知结构(关于食物的)和她的行为动机(包括价值观等)，因而对食物的研究和对商品价值的研究也就成了“守门人心理学”的一部分。社会渠道中的这种特殊意义的心理学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等，涉及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从宏观上把影响人行为的所有因素都作一种类似于场论的分析，去探索客观的社会问题是如何与主观的心理问题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便是勒温心理生态学的基本含义。

可以看出，心理生态学不但是一种基本的动力性研究(团体决策理论便由此产生)，而且是一种广泛的整合性研究。因为理解社会空间或生活空间的外壳需要广泛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研究团体的本质或社会的变化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生态。这体现了场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意义，体现了动力与整合的主题。勒温的这些思想在巴克(R.Barker)的《生态心理学》(1968)中得到了发扬。巴克是勒温在依阿华的学生，他把生态心理学发展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是勒温心理生态学思想的最终表现形式。

巴克指出：“生态心理学既考虑小件行为也考虑大件行为，既注重心理环境(也即勒温的生活空间，个体所感知的并受其影响的世界)，也注重生态环境(行为的客观环境或人们的真正生活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再来分析一下勒温的心理生态学思想。把生活空间的外壳视为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或像巴克所说的把心理环境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这样就修正与发展了勒温早期的生活空间或心理环境概念。“生活空间”在包容了“外壳”而扩展为社会空间之后，就把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放在了一个更现实和更真实的生活背景中，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发展及其丰富的研究成果，都可表明勒温这一思想发展的积极意义。

此外，心理生态学研究为勒温的团体动力学引进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实验室或实验条件之外的人的现实行为。勒温对“食物习惯”的研究便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学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心理学真正从实验室走进了生活，理论、研究和实践被融为一体，这也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勒温的“行动研究”。

(三)行动研究

勒温说：“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是应两种需要产生的，一是科学研究，一是具体实践。”团体动力学集二者于一身，这种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也就是影响甚广的勒温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体现了贯通勒温整个学术生涯的一种指导思想：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与行动相统一。勒温认为，心理学不能单单只求对行动的解释，而且还要去发现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如何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就是行动研究的意义，也是勒温团体动力学的基本信条。在这种意义上，勒温与利皮特和怀特关于领导方式的实验研究便属于“行动研究”，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用实验的社会心理学来促进民主过程。勒温与M.米德的“食物习惯研究”也是一种“行动研究”，它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了起来，解决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勒温说：“社会实践所需要的研究是一种行动研究，一种关于社会行动(各种形式)的条件和效果的比较研究，一种可以导致社会行动的研究。”也就

是说，行动研究是以真正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方向的心理学研究。勒温对此有一句名言：“没有离开研究的行动，也没有离开行动的研究”。

在这种意义上，行动研究也就成了勒温团体动力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然而除此之外，在具体的应用实践中，行动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技术。正如利皮特所指出的，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手段”，其具体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如下程序：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参与者中获取信息，经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后再将结果反馈到实践中去，以达到对实践过程或团体行为过程的影响。在这一程序中，反馈是一个关键环节，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与行动的中介，它保证了发现事实和利用事实之间的有效联系。勒温的学生库克(S.Cook)和塞尔梯兹(C.Selltiz)等人所做的关于如何改变公众态度的著名研究，就非常典型地运用了这种行动研究技术。他们把研究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试，并与他们讨论这些结果的意义和改进行为的方法，以信息反馈来影响被试的态度改变。

行动研究除了作为一种观点和方法，一种研究技术，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即勒温所说的一种社会工程。它导致了T—group(basic skill training group；或称之为“敏感性训练”)的产生；以训练人们的社会敏感性和适应团体生活的基本能力。勒温把这种敏感性训练看作是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种手段，并且把研究、训练和行动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这样，行动研究就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卡尔·罗杰斯曾对此评论说：“敏感性训练或许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社会发明。人们对它的需求越来越广，它是在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已经渗透进工业、教育、家庭和职业训练等许多领域。”我国心理学家陈立先生指出，应该把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群众性活动来看待”。在这种意义上，行动研究不但可以给广大心理学工作者以理论上的借鉴和启发，而且可以在组织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陈立先生就曾结合组织改革和我国现实探讨了行动研究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他强调了开放系统的正反馈作用在行动研究中的意义，指出“目标管理和民主参与的结合，应该是行动研究的理想”。这样，即使在今天，行动研究(尽管它本身已有了补充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我们认为，行动研究不管是作为一种观点，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技术和一项社会工程，都在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勒温心理学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行动研究出现之前，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只是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某一方面做些观察和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以及他们的见解或建议写成文章，研究到此为止，研究者们并没有特别注意研究结果的作用和反馈的意义，没有把这种反馈作为一种影响社会生活和团体过程的手段。而行动研究则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治学方式的弊端，它把理论与实际联系了起来，把科学家与实干家结合了起来；它既注重科学研究，又注重具体行动。这样，就能使心理学起到促进社会变革和改进人们生活的积极作用。

六、团体动力学的发展

不管是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还是作为心理生态学和行动研究，团体动力学都体现了勒温心理学中动力与整合的思想。勒温自己认为，团体动力学是由实验心理学对动机的研究直接发展起来的，并由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结合促成了它的独特形式。有迹象表明，勒温有意于把他的整个心理学思想和研究都统一于团体动力学的体系之中，只是由于他过早病逝而未能完成这一夙愿。虽然团体动力学的体系形式是由勒温的学生最后完成的，但是它甚能代表勒温的思想，对它的发展作一种历史的分析和评

价，有助于我们理解勒温的心理学及其影响。

从1945年至1955年的十年间是团体动力学的繁荣时期。各种形式的团体动力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被普遍应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赞德在回顾这一时期团体动力学的发展时指出：“当时对团体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最生动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并成了整个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中心。”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把团体动力学主要看作是一种心理学的发展，并认为实验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是团体动力学发展的一种促进力量。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由特里普利特(N.Tripllet)首开先河(1897)，莫德(W.Moede)、穆尔(W.Moore)和F.H.奥尔波特都曾为此做出了贡献，而谢利夫对社会规范的实验研究(1936)、纽卡姆对社会依从性的研究(1935)以及怀特(W.Whyte,1937)对街头小团体的研究等则基本上被认为是团体动力学的组成部分。勒温之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学内部的历史积累是团体动力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尤其适于团体动力学的生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美国的社会心态，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基本氛围。人们普遍渴望一种团体归属以获得内在的安全感，家庭和社团被看作是战乱之后复兴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的健全有赖于团体的作用，科学方法可用于改善团体的生活。这种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的支持是团体动力学发展与繁荣的主要原因，对此，卡特莱特曾评论说：“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反应是勒温的理论与方法的最具特色的发展。团体动力学的强大影响力已充分体现在教育、工业、政府以及团体生活的所有方面。”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象征着勒温在社会科学界和心理学界杰出地位的确立。玛格丽特·米德说：“勒温和他的学派代表了整个美国和整个社会科学的生机。”科恩(R.Coan)所做的一项广泛调查也表明，从1939至1949年这十年间，勒温在心理学界的影响日益显赫，他与弗洛伊德、赫尔、托尔曼和斯金纳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五位心理学家。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动力学的发展进入了一种“高原期”。团体心理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类潜能运动所取代，社会的注意力转到了个体行为和个体生长上；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关注大减少，团体动力学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早期团体动力学家都先后改行或退休，勒温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像原来那样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赫尔姆莱希(R.Helmreich)所说：“此时许多团体动力学家似乎都在追随‘坏研究可以得出好结果’的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 Law)，而忘却了勒温的‘好理论最实际’的教诲。”从1960至1980年的这二十年间，团体动力学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勒温的心理学也几乎被人淡忘，或至少是受到了很大的忽视。

但是，从80年代开始，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团体动力学开始摆脱它的“高原”状态，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脱离团体动力学研究已近二十年之久的费斯汀格又领衔主编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专著：《社会心理学的回顾》。该书共有十位作者，他们是费斯汀格、阿隆森、巴克、道伊奇、凯利、尼斯比特(R.Nisbett)、沙赫特、辛格、扎乔克(R.Zajong)和赞德。除尼斯比特和扎乔克之外，其余八人都是50年代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都是《团体动力学：理论与研究》一书1960年版的作者。而扎乔克则是现任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该书的基调是重新发现勒温的潜力，振兴团体动力学的研究。费斯汀格代表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为本书写了前言，他说：“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团体动力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这是勒温的一块最好的丰碑。”他们把此书献给这一研究中心，希望团体动力学继续向前发展。

从我们搜集的资料与了解的情况看，团体动力学从1980年起在美国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趋势。1984年，美国东部心理学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一次“团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在团体行为中的应用”。同年依阿华大学的劳勒(E.Lawler)主编了《团体过程的进展》丛书，至1988年已出了五本，1982和1985年赞德的两本新著《发挥团体的作用》和《团体与组织的目的》问世，1987年亨德里克(C.Hendrick)主编了《团体过程》和《团体过程与团体关系》。亨德里克在前一本书的简介中说：“继60和70年代对个体过程的过分强调之后，对团体过程的研究正经历着一种旺盛的复兴。”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团体动力学在美国的这种复兴趋势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美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某种变化。80年代一开始，以重视团体性为基础的日本式管理方式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美国的传统文化，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团体的心理学意义又重新引起他们的重视。另外，社会也表现出对团体动力学的新的需要，在教育和管理等领域，团体动力学又开始发挥新的作用，如“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便表现了团体动力学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新的一代团体动力学家阵容已逐渐形成。在亨德里克主编的那两本书中，共有39位作者，其中35位都是在7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的团体动力学家。这一批新生力量将是促使团体动力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们对团体动力学的复兴抱乐观态度。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曾在通信中与卡特莱特、赞德、斯蒂维斯和玛丽姆·勒温等人作过多次讨论。在我们看来，团体动力学的复兴或进一步发展应该注意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必须有一种理论的整合。我们赞同勒温的名言：“好理论最实际”。它可以有效地指导研究，产生更多的实际结果。团体动力学长期停滞于高原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失了一种统一的理论。勒温的价值应该被重新发现和利用，但是这种理论的整合也应该考虑到勒温之后的发展和当今团体动力学的现状。它应该是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更加成熟的理论。

2.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问题为中心。虽然不应抛弃以往的研究成果，但却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研究范畴。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所特有的问题和要求，适应这种需求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才能真正促进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e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