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大包干 - 契约 - 真伪之谜 - 王茂跃

本刊专稿□□□□揭开大包干“契约”真伪之谜

本刊安徽通讯员

□王茂跃

日历上的日期是1978年11月26日。有了这一细节的印证,后来会议的日期被确定为1978年11月24日。这

一日期现已被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作为大包干对外宣传的确切日期。

严宏昌认为,当时写的12月,只是大差不差,并没在意,在农村是不问具体准确时间的,有个大概数就行了,或者能记得农历就可以了,这在当地是常规习惯。还有人说,当时都很穷,也没有日历,稀里糊涂过日子,也不管他那一天是几号。

二、关于会议地点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上写明的是在严立华家,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严学昌家。当年参加会议的小岗人认为会议是在严立华家开的。那天在家的18户户主都来到

图一: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照片

安

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契约”这份珍贵的档案现珍

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见图一)。曹俊率先认为,

①

村西头的严立华家开会,因为严立华家有前后两排草

屋,有利于会议的保密。

三、关于会议的人数当年小岗村有20户人家,当天在家只有18户,但

“契约”上却有21个名字。对此,小岗人是这样解释的:“契约”中共有4枚印章、17枚手印,其中严国昌的手印是他儿子严立坤代按的,关友德的手印是他叔叔关庭珠代按的。因为当天严国昌、关友德两人还在江西讨饭未归。至于严宏昌的名字、印章出现两次,小岗人认为,是因为要严宏昌领导,“契约”是为他立下的字据,他不签字盖章,没有人领头就没有意义。

严宏昌回忆说,当时他非常希望其他的队干部也能一道签名,共担责任,所以在“契约”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干部”、“我们的孩子”字样。如果当时队干部都签名的话,“契约”上就不是21个名字,而是23个名字了。

四、关于“契约”的执笔者

一种说法是严宏昌,一种说法是严立学。严立学曾

“这件藏品的真实性十分可疑”。笔者根据收集到的一

些资料,得出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品不是`契约'原件”②的结论。原农民日报社总编辑张广友也撰文认为,“那张所谓18颗手印的`契约'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不是原件。”③为了弄清“契约”真伪,与小岗人相处了20年的《滁州日报》记者汪强,曾组织了一行四人的新闻调查采访组,七下小岗,两上北京,通过深入寻访,终于揭开了大包干“契约”真伪之谜④。

一、关于会议的时间

小岗村大包干“契约”形成时间有1978年12月和1978年11月24日两种说法。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上写的就是1978年12月。但现在小岗人认定的时间是1978年11月24日。因为“契约”形成后的第三天,副队长严宏昌去供销社买写字用的墨精,他在门市部看见了6《中国档案》1999年第5期

坚持认为“契约”是他写的,与严宏昌写的那份内容一样,只是笔迹不同,但他写的那份后借给了王映东。1998年9月9日,汪强等一行再次来到小岗,会见了严立学,告诉他当年王映东从他家拿走的那份“契约”还被完好地保存着,并将制作的临摹仿真件给他看,严立学就改变了原先的说法,表示应以严宏昌写的那份“契约”为准。10月11日,严立学在与严宏昌的交谈中再次表态,应以严宏昌写的那份原件为准,自己写的那份已记不清是干什么用的了。因此,“契约”的执笔者当是当年只有28岁的血气方刚的副队长严宏昌无疑。

五、关于“契约”的纸张

最初严宏昌将一包“淮北”牌香烟盒纸撕开,正准备写时,会计严立学提出换纸,在场的严立付主动提出回家拿纸。严立付与严立华两家只一墙之隔,严立付很快从家中拿来了3张16开的白中带浅黄色的草稿纸交给了严宏昌。严宏昌就挥笔疾书写下了这份生死契约。严立付家中之所以有纸,是因为他当过记工员,大儿子在梨园中学上学,所以家中纸多。

六、关于“契约”的被收藏

“契约”写好之后,起初由严立学保管。三个月后,

严立学家要修房子,严立学就将“契约”交给了严宏昌。严宏昌将“契约”夹在书中藏在自家茅草屋梁上的毛竹筒中。到了1980年10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王映东来到小岗,首先遇到了严立学。经过交谈,严立学说他们不仅开过会,还赌咒发誓按过手印,他这里还有手印。在王映东的要求下,严立学找出了一份正面写有领发救济款、反面印有小岗人手印的练习簿上带格子纸的东西给王映东。王映东看后借回去拍电影。但拿回去准备用时,又觉得不能使用,因为上面光有手印没有内容,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到了1983年2月8日,王映东又来到小岗,找到严立学、严俊昌、严宏昌,说明来意,请求合作。此时严宏昌说,真的在他那里。于是王映东要求借用。严宏昌担心以后政策会变不愿借,沉思片刻,又说,那份不知搞哪里去了。2月9日,王映东又来到小岗,向严宏昌借“契约”,严宏昌还是不愿借。这时严俊昌便劝说严宏昌:现在政策形势已变好,那个纸条没有什么用了,老王来几趟了,还是借给老王用用吧。经过再三做工作,严宏昌才从家中房梁毛竹筒中取出了“契约”,交给了王映东,并一再叮嘱用后归还。

王映东得到“契约”后,便回到了北京,经熨平整烫,在《来自农村的报告》纪录片中使用后,就将“契约”放进了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的道具库房。因为王映东认为这份“契约”是严宏昌在2月8日晚上连夜为他赶制出来的复制品,拍完影片后便再也没有什么价值。

1984年春,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要举办一个大型展览,曾两次派人到凤阳县征集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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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小岗村展览室大包干“契约”照片

干“契约”,后得知“契约”被王映东拿走,即派文物组的

张新文和林国梁两位同志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征集“契约”。9月,他们找到王映东,但王映东告诉他们那份“契约”是复制品。于是,这份“契约”就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进馆。

七、关于“契约”的造假

到了1985年之后,小岗的“契约”被越炒越红,复制“契约”之风兴起。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的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拉开了复制“契约”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摄像机,再现了当年订立契约按下手印的情景。随后造假不断,先后表演有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经他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不齐,错字也不相同。据关友江、严立华回忆,有几回,邀他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他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

现在,小岗村已建立了展览室,其中在《敢为天下先》的标题下就有一张大包干“契约”的大幅照片。但这张照片的“原件”还是1988年北京来人与县电视台来拍电视时复制的(见图二)。

至此,小岗村大包干“契约”之谜都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那份大包干“契约”当属原件无疑。◆

注:①曹俊,《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南方周末》1998年6月12日。

②王茂跃,《大包干“契约”之谜》,《中国档案》1998年第11期。

③张广友,《万里与小岗———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而作》,《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

④汪强,《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新安晚报》199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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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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