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5月21日 12 版）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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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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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

“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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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

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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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

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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