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关系

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关系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法对277名在校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

能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研究，运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结果表明（1）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因子、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教养方式的控制因子与创意自我效能、创造力呈负相关；（2）创意自我效能在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因子与创造力之间、控制因子与创造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鼓励自主因子对创造力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控制因子对创造力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关键词：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创造力；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B848

1、 引言

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发表题为“创造力”的著名演讲，继而推动了20世纪学者们对创造力研究的热潮， 20世纪末，随着研究者对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进一步关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创造力的新理论，如Csikszentmihalyi的创造力的系统模型[1]、Sternberg、Lubart的创造力投资理论[2]等，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是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了一个人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在目前影响创造力的环境因素中，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家庭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做出杰出创造性成就的个体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他们的家庭环境在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教养方式等方面的共性

[3，4]

。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教养

方式对个体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景焕等通过对具有创造性成就的科学院院士的访谈发现,尽管各种家庭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现科学创造人才,但早期促进性的因素,如,鼓励自由探索,至少不限制甚至设法促进其独立自主的家庭环境对成就创造性人才至关重要[5] ；林静怡的研究表明，家庭对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积极影响体现在：父母积极的教养、营造支持创造力发展的家庭环

境，以及提供多方面发展所需的资源，能使子女发现自己的兴趣，并在有潜力的领域中展现其创造力[6]。环境因素虽然对创造力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人的创造力水平还与个体因素有关，其中自我效能就是影响个体活动水平的因素之一，张景焕、王亚男等人的研究发现创意自我效能是一个很稳定的个体变量，不会随短时间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7]，作为一种专门指向创造力的自我效能，他直接决定个体进行创造活动的效率和水平。本文通过对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的探讨，希望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创意自我效能是如何通过交互作用来影响创造力水平的。

创造力是指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产品的智力品质[8]，大学生正处于社会角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创造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注大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1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Bandura把自我效能看作是对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中是否有能力操作行为的预期[9]，个体的自我效能会影响到个体活动的水平和效率，继而也会影响到创造力活动的水平。张孝义，胡卫平认为，自我效能可以影响个体在创造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未来创造目标设定、创造时的努力和持久力等[10]。2002年，Tierney和Farmer创造性地将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和Amabile的创造力理论[11]相结合，首次提出了“创意自我效能”的概念，指个体对于所从事的特定任务是否具有产生创新行为的能力与信心的评价，反应了创造力活动中个体对自己表现出的自我信念和期望，是创新行为的能力信念。当个体在创造力活动中遇到困难和障碍时，创意自我效能能够使个体持续努力，推动其达成最终目标[12]。创意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概念在创造性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也更加重视对培养员工创造力的培养，而创意自我效能也逐渐受到了企业的重视。如Tierney与Farmer研究发现，创意自我效能对个体的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同时也可以有效预测创造绩效[13]，周浩、龙立荣的研究也发现，创造力自我效能不仅对员工创造力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会影响员工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反应[14]。 2.2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研究

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在教育领域，Choi的研究表明,本科生的创意自我效能和教师对学生评定的创造性绩效正相关, 并且创意自我效能在个体因素(人格、能力和动机)和情境因素(领导和同辈的社会影响)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15]。洪素苹发现,个体对重要他人的负面评价可以通过创意自我效能、创意外在动机等中介变量对创造行为产生正面影响作用,并且创意自我效能对创造行为的预测能力较强[16]。黄春艳以研究生为被试发现创造性自我效能总分以及能力效能、任务效能两个维度与创造性总分显著正相关, 而且创造性自我效能在创造性动机和创造性绩效中起完全中介作用[17]，王晓玲、张景焕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变量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完全中介作用来预测创造性个性倾向的[18]。在工作领域，Tierney和Farmer发现领导者在员工创新活动中对员工创新预期的强化和创新行为的支持，能够促进员工产生创新预期，激化员工对创新行为的主动性。而创新自我效能感则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中介效应[13]。Gong，Huang和Farh在以台湾员工为问卷调查样本的基础上，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学习导向和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员工学习导向和员工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且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19]，顾远东和彭纪生以MBA学员为被试发现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创造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希望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创意自我效能在教养方式和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2、方法 2.1被试

抽取山东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实发问卷330份，有效问卷271份。其中男生111人，女生166人；大一78人，大二106人，大三47人，大四46人。

2.2研究工具

2.2.1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是由Parker于1979年根据依恋理论编制[21]，国内由周世杰、楚艳民、杨红君、刘利、刘琴等

人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对此量表做了修订和心理测量学指标的检验。修订后的量表分为母亲版（PBI-M）和父亲版（PBI-F），各有23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形式，分为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三个因子。内部一致性分析显示，PBI-M关爱、鼓励自主、控制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6，0.806，0.745；PBI-F关爱、鼓励自主、控制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58，0.822，0.752。重测相关系数为0.746~0.941。 2.2.2学生创意自我效能量表

“学生创意自我效能量表”由台湾学者洪素苹、林姗如编制，由产生创意成品信念、创意思考策略信念和抗负面评价信念三个分量表、17个题目组成,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方法,重测信度为0. 88[16] 。 2.2.3托兰斯创造力思维测验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是众多创造力测量工具中使用最广泛的测验 [22]。大量实证研究表明TTCT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24,25]。本研究所采用的的托兰斯创造力思维测验分为多用途游戏和视觉游戏两个部分，从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进行计分，其中流畅性表示被试反应的总数；灵活性表示被试反应的类别数；独创性表示被试反应的独创性程度。分项得分的总和即为创造力的得分。 3、结果

3．1教养方式的差异以及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 对父亲与母亲在父母教养方式三个维度的得分做描述统计，并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三个维度上，母亲的得分都高于父亲，母亲、父亲的得分在关爱维度和鼓励自主维度上差异显著，在控制维度上差异不显著。结果见表1.

表1 父母教养方式的描述统计量及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

父

关爱

母 父

鼓励自主

母 父

M 21.36 22.09 10.48 10.84 6.09

SD 3.509

4.000**

2.889 2.334

2.376*

3.050 2.043

1.946 t

控制

母 6.26 2.207

对男、女在父母教养方式三维度上的得分做独立性t检验，结果发现，在关爱维度上，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的得分并且差异显著，而在鼓励自主维度和控制维度上差异不显著。结果见表2

表2男女在教养方式上的描述统计量及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男

关爱

女 男

鼓励自主

女 男

控制

女

M 42.52 44.07 20.71 21.73 12.57 12.19

SD 5.395

2.254*

5.747 5.094

1.723

4.621 3.655

0.771

4.391

t

对父母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创意自我效能及创造力各观测变量做相关分析，结果发现，鼓励自主因子、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及各维度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控制因子与创意自我效能、创造力及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爱因子与创意自我效能（r=0.073）、创造力（r=0.028）间相关不显著。结果见表3，因表格有限，只列出相关项。

表3父母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及创造力各观测变量相关系数

1鼓励自主因子 2控制因子

1 — -0.281**

2 —

3 —

4 — 0.882** 0.894** 0.962**

5 — 0.828** 0.906**

6 —

7

3创意自我效能 0.360** -0.156** 4流畅性 5灵活性 6独创性 7创造力

0.303** -0.212** 0.382** 0.225** -0.170** 0.377** 0.315** -0.193** 0.424** 0.297** -0.216** 0.426**

0.931** —

3.2创意自我效能在教养方式和创造力及各维度关系中的作用分析

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因变量Y，那么就称M为中介变量

第三步

4.讨论

4.1教养方式的差异

y=-0.100x +0.460m

SE=0.087 SE=0.065

t=-1.153 * t=7.125**

研究发现，母亲在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三个维度上的得分都高于父亲，父亲、母亲的得分在关爱维度和鼓励自主维度上差异显著，在控制维度上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家庭中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更加关心，她们对待孩子往往更加温和耐心，并希望孩子能够独立自主的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但在某些时候，她们对自己孩子的活动自由也会有所限制，并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

教养方式在性别上也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关爱维度上，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表明在家庭中，父母往往对女孩子更加疼爱，女生往往比男生更能体验到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理解。女生在鼓励自主的得分上也高于男生，说明父母希望子女可以早点独立，去学习自己处理事务的能力，但相对而言，父母更希望女孩子可以早点独立，来适应社会生活。在控制维度上，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可能受传统观念影响，往往认为男孩子比较淘气，相对女孩子来说更容易惹麻烦，所以父母对他们的行为控制的更多。 4.2不同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中的鼓励自主和控制因子对大学生创造力水平的高低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鼓励自主对创造力有正向预测作用，而控制则对创造力有微弱的负向预测作用。

鼓励自主的教养方式往往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家庭氛围也更加民主，孩子可以更早的接触到社会并学会处理相关的事务，这些都能很好的培养孩子的积极性。在这种环境生活下的孩子往往有更多的时间去与同伴交流，性格往往更加开朗，并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控制高的教养方式往往对孩子的活动有束缚，孩子需要遵守父母定下的规章制度，导致孩子在行动时会有所顾虑，思维和行动模式也受到父母极大约束，这些都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激发其对创造力的兴趣，抑制了孩子创造力的发展。 4.3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中介模型理论认为中介变量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媒介,是自变量和因

变量间的驱动力量,可以解释效应是如何或者为何发生的[16] ，创意自我效能在鼓励自主和创造力及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间，控制和创造力及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说明鼓励自主和控制都是通过影响创意自我效能来影响创造力的。在民主氛围下成长的孩子，相对于在父母严格控制下成长的孩子，他们会更加积极，对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和信念会更有自信，面对困难时他们也更容易走出困境，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其自我效能的高低，进而也会影响到其创造力的水平。

中介作用的发现可以揭示教养方式影响创造力的内部途径，加深了对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给如何培养孩子创造力上提供一些启示。过去对创造力的培养很少注意到可以通过对其自我效能的提升来间接培养创造力，随着创意自我效能中介作用的发现，研究者可以尝试找到提升创意自我效能的办法，进而培养创造力。 4.4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选取的被试结构较于单一，选取的大学生基本集中于同一个学校，并不具有代表性；在所选取的大学生中，男女的比例也存在失衡状况，男生的数量明显少于女生数量；所选的量表由于是自评量表，所以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被试在做问卷中环境因素（如噪音等）没有进行严格控制，也会影响到被试的作答；在创造力评分过程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得分可能存在偏差。

5结论

1）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因子、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教养方式的控制因子与创意自我效能、创造力呈负相关；

（2）创意自我效能在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因子与创造力之间、控制因子与创造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鼓励自主因子对创造力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控制因子对创造力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参考文献

[1]Csikszentmihalyi M.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2]Sternberg R J, Lubart T I. Investing in crea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6,51(2): 677-688 [3]Gardner H. Creating Minds: An Anatomy of Creativity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ud, Einstein, Picasso, Stracinsky, Eliot, Graham, and Gandhi. New York; Basic, 1993

[4]Gruber H E, Wallace D B.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volving Systems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Unique Creative People at Work. In: R J Sternberg, T M Amibile, T L Lubart, et al.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张景焕,金盛华,林崇德. 科学创造人才的成长历程分析.见:施建农. 超常儿童成长之路.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71-387.

[6] 林静怡. 创造力青少年其家庭教养环境之研究——以全国科展得奖国中生为例. 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所硕士论文.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3.

[7]张景焕,王亚男,初玉霞,徐希铮. 三种压力与创意自我效能对创造力的影响. 心理科学，2011，34（4）：993-998

[8] 林崇德. 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1)：5～13

[9] Bandura A. Self - efficacy :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 .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 :191-215

[10] 张孝义,胡卫平. 自我效能对于创造力研究的价值. 皖西学院学报.2008，24（5）：61-64 [11] Amabile T M.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83

[12] Tierney P , Farmer S M. Creative Self - efficacy : Its 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relationship to creative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2002 , 45 : 1137-1148.。 [13]Tierney P, Farmer S M. The Pygmalion proces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30 (3) :413 - 432.

[14] 周浩,龙立荣. 工作不安全感、创造力自我效能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心理学报.2011.43(8):929-940

[15] Choi J N.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predictors of creativ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6, 187–199.

[16] 洪素苹. 重要他人回馈、创意自我效能、内、外在动机对创意行为的影响: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的结构方程模式检验. 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 国立交通大学,2005.

[17] 黄春艳. 硕士研究生创造性动机、创造性自我效能与创造性表现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2009.

[18]王晓玲,张景焕,初玉霞,刘桂荣. 小学儿童家庭环境、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 心理学探新,2009,5:46-50

[19] Gong Y P,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ic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765-778．

[20] 顾远东,彭纪生. 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南开管理评论,2010,13(1), 30–41.

[21]Parker G, Tupling H, Brown L B. A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1979, 52, 1-10.

[22]Scott G, Lyle E L. & Mumford M D.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ativity training: A quantitative review.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4, 16(4), 361–388.

[23]Solange W. Validity of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o the Brazilian culture.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6, 18(1), 15–25.

[24]Torrance E P. The manifest: A guide to developing a creative career. Weatport, CI: Ablex, 2002.

[25]Torrance E P.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Norms technical manual. Bensenville, IL: Scholastic Testing Service, 2008.

[26]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2004,36(5):614-620.

[27]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各应用. 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dt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