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论现代转换

古文论现代转换的涵义作了界定，着重探讨了转换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环节——比较、分解与综合，并就转换后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新形态与新格局予以初步的预测。

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人，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特别是古代文化传统的问题。保守传统、扬弃传统、更新传统，构成了当代文化思想潮流分野的标志。我个人更感兴趣于如何“激活”传统，只有激活了传统，它才有保持、发扬和创新的馀地。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古代传统在今天已经全然死去。传统作为过去时代的产物，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里是具有充分生命力的。但随着世道的转移，它自身也起了分化：其中一部分确已死去，不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的因子依然活着，且被吸收、融入了新文化的机体；还有一些成分表面看来缺乏活力，如能解除其原有的意义纠葛，投入新的组合关系之中，亦有可能重新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来。所谓“激活”传统，正是要改变这种新陈纠葛、“死的拖住活的”的现象，让传统中一切尚有生机的因素真正活跃起来，实际地参加到民族新文化乃至人类未来文明的建构中去。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当前大陆学界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探讨，便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在回顾和反思这一百年来中国文艺学发展道路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以来，相对于古代文论的传统，我们有了一个现代文论的建构，它来自三方面的组合：一是引进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包括马列文论）；二是吸收古代文论；三是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践经验提升、总结为理论。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当能造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而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理论形态，以自列于世界民族之林。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个局面并未能形成。翻开今人编写的各种文艺理论专著或教科书，我们总能看到，外来文论占据着中国现代文论的主干部位，从当代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某些观念多属于方针、政策性的补充说明，而古文论的传统往往只摄取了个别的因子，甚或单纯用以为西方理论的调料和佐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管言说着一套现代文论的“话语”，仍常要感叹自己患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失去的不正是那种最具民族特色的理论术语与思维表达方式吗？

再来看另一头的情况，即本世纪以来的古文论研究，这门学科通常是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目出现的。称之为“批评史”，应该包含这样两重涵义：一方面指以史的意识来概括和贯串历代文学批评，使零散的批评材料上升到完整的历史科学的水平；另一方面则又意味着将原本活生生的批评活动转化为已经完成了的历史过程，通过盘点、清理的方式把它们列入了遗产的范围。遗产自亦是可宝贵的，如能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尤然。可惜的是，本世纪以来的古文论研究大多停留于清理阶段（这在学科建设初期有其必要性），尚无暇计及如何用活这笔资产。长此以往的负面作用，便是古文论的影响越来越见收缩，不仅不能有效地投入现代文化和文学批评的运作，连原先专属于自己的领地——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也难以据守。它日渐沧落为古文论学者专业圈子里的“行话”，尽管可以在同行中间炒得火爆，而圈子以外的反响始终是淡漠的。

古文论的自我封闭和现代语境中民族话语的失落，两个方面的事实反映出同一个趋向，便是古代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脱节。这自有其内在深刻的原因。正象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人的特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古文论的传统也是建筑在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化生活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和绵延不绝的文学源流，从而产生了自成体系、自具特色的文论传统，其丰富的内涵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和运用。然而，作为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封闭的理论体系，古文论的传统显然又有与现实生活的演进不相适应的一面。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语言由文言转成白话，文学样式由旧体变为新体，文学功能由抒情主导转向叙事大宗，文学材料由古代事象演化为当代生活，这还只是表层的变迁。更为深沉的，是人们的人生感受、价值目标、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都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异。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反差，古文论兀自岿然不动，企图以不变应万变，能行得通吗？“转换”说的提出，正是要在民族

传统和当代生活之间架起桥梁，促使古文论能动地参与现时代人类文化精神的建构，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 （二）

应该怎样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呢？这里首先涉及对“转换”一词的确切把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的。

依我之见，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不等于将古代的文本注解、翻译成现代汉语。当然，用语的变置也是一种“转换”，但那多半是浅表层次的，如果局限于这个层次，古文论与时代精神脱节的矛盾仍然无法解决。

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亦有别于一般所谓的“古为今用”。“古为今用”着眼于一个“用”字，它强调传统资源的可利用性，主张在应用的层面上会通古今；“转换”说则立足于古文论自身体性的转变，由“体”生发出“用”，才能从根底上杜绝那种生拉硬扯、比附造作的实用主义风气。

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更不同于拿现代文论或外来文论的形态来“改造”和“取代”古文论。比较文学中一度盛行的“移中就西”式的阐发研究，片面鼓吹借取西方文论的话语框架来规范古文论的义例，整合古文论的事象，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特色的消解和西方理念普适性的张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前提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关涉评价的主体、对象及评价过程三个要素。主体的理性自觉与科学合理地规范评价对象和过程，直接影响着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水平及其合理转换。

合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前提是科学的主体定位，明确评价主体自身所应有的时空象限。作为评价主体的人既是时代的，又是民族的，是时代主体和民族主体的统一。主体的时代性决定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立场；主体的民族性决定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立场。这二者既不可或缺，又不可分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内在地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而中国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其民族性的挺立和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也内在地融摄着现代化的意蕴。这是那些把现代化片面地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把民族化视为完全的回归传统的人所没有意识到的。坚持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立场的统一，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任何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都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统一体。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显然是坚持民族性和现代性统一的。而全盘西化论却无视文化评价的民族性，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中国文化本位论或保守主义，又偏执于其所理解的文化民族性，对文化评价的现代性表现出冷漠或偏见。在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又具有某种一致性。鉴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确立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立场和民族性立场。只有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立场，坚持与这种时代性相结合的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立场，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正确的。 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还需要评价主体具有多维的思维理性。如果用单一的或某一二种思维理性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其结果会导致评价的片面性。评价主体的多维理性，包括理论的、价值的、伦理的、工具的等诸多方面，是多样性的统一。评价主体只有具备多样性统一的思维理性，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科学合理的评价。就像对待一件文物或古化石，在一个不识者看来，只不过是腐朽了的废铜烂铁或顽石而已，无任何价值可言；反之，对于识者，却能够充分发现其重要价值，从而加以发掘、研究和保护。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无及有何价值，在于主体的审视能力。而且，对评价主体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关于自然的，又有关于社会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等。其中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合理认识，这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不能因为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对其合

理认识也加以否定。从时限性上看，中国文化有古代的传统，也有近代和现代的传统。从学术派别上看，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儒、墨、道、法、阴阳、名、兵、农等诸子百家，在发展中又有彼此的会通、融合和衍化，形成了新道家、新法家、新儒学及佛、道宗教文化，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来看，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和唯心主义的传统，辩证法的传统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等。从文化层面上看，又有哲学的、道德价值与人生追求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终极关怀的等不同层面。所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仅仅局限于某一种视域或方面，结果都会失之偏颇。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也存在着现代观照传统和传统化育现代的双向作用。这就是说，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简单化和片面化。 由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主体、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价和意义发现也是一个无穷的过程。一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具有积极和消极、正面和负面两种性质的价值和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对这些价值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这方面，我国近现代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具有非常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否定和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形而上学的简单办法和态度。前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被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所障蔽，评价尺度主要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后者是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合理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坚持“华夏中心”论和“东方文化主导”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尽管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方式有很大差异，但所表现出的主要倾向可归约为偏执于揭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抗和消极作用，主要是否定而不是超越，继承明显不足。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比较引人注目的观点则是以文化的民族性为基点，强调通过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自身转换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甚至于出现了“一句论语”就能治天下，达到中国大治、世界大治的观点，在某种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继承有余的倾向。 具体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作用，实际上是统一而多元的思维理性和科学合理的主体时空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复合体的有机结合，从而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层面、丰富内容进行现代评价的体系。就宏观方面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实的积极正面价值和作用，至少具有下列方面：

(1)具有历史文化动力的作用。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的、灿烂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它的“自强不息”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对于我们现代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会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促使我们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激励和促进，是我们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巨大内驱力，具有任何外在动力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 (2)具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2]这段话说明了观念文化的创造同已有思想材料的积累性与资源性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文化，要开发利用世界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其中首先是开发利用好我国历史传统中优秀的文化资源。张岱年先生说：“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基本思想观点：一是人际和谐，二是天人协调。”“这类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阐扬。”[3]作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它具有吸纳、融摄和嫁接包括西方近现代文化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异质文化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3)具有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的作用。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会增强，频度会增加。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形式多种多样，就中西方文化来说，历史上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进，尽管一度存在西重东轻的情况，但交流毕竟是双向的。我们在吸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向西方宣介了中国文化，其中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

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中国这个文化古国对人类应有的贡献。现在一些西方学者也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管是出于力图用儒家文化作为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良药，还是出于“文明冲突”论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怀着某种恐惧和不满，从中都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和审视，以及对其自身文化发展趋势的某种忧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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