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新华社记者 吴晶 廖雷艳

国务委员陈至立4日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上说，中国政府始终鼓励和支持大学开展全方位、高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倡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坚持平等互惠，坚持政府与民间并举，坚持双边与多边并行。

陈至立指出，进入新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现代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充分利用，对高等教育体系普遍进行重大调整，更加强调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加坚持不同类型、层次和形式的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更加倡导在大学教学与管理中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更加突出教学工作的基础作用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地位，更加重视高水平大学、新兴学科建设和尖端创新人才的培养。

她说，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与世界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在运行机制、科学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陈至立强调，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发扬优良教育传统，另一方面要学习世界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借鉴世界著名大学管理的成功模式，顺应人类文明进步和科技发展潮流，顺应国际高等教育的变革趋势，努力使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

本届论坛为期7天，主题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和“大学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100余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和专家出席了4日的开幕式。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于2002年7月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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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5日第1版

加强高校合作 推动教育交流

记者 张贵勇

由教育部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第三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今天在京开幕。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周济出席论坛并讲话。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11所中国高校和相关机构代表，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近藤信司审议官、北海道大学等9所日本大学以及相关机构的日方代表参加了论坛。

周济指出，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既面临着极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高等教育的对策一是在面上实施质量工程，二是在战略重点上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作为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两大战略之一，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要以学科建设为核心，通过提升科研实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以科技创新平台为结合点，充分集成各方面资源，全面提高学校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要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造就具有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要坚持改革开放，促进高水平大学与世界著名大学的交流合作。

周济强调，进一步加强中日高等教育合作，要继续加强在人才培养上的合作，加强在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共同构建更高水平的高层对话交流平台，通过两国间积极的交流，共享经验、探讨问题、寻求对策、促进发展。

会议期间，两国代表就“中国实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日本实施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给中日高校合作所带来的机遇”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寻求新形势下两国高校之间的合作，推动两国间的教育交流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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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要走多样化发展道路 ——访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

唐景莉 杨晨光

8月7日，参加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接受媒体集体采访。两年前，吴启迪以同济大学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怀柔举行的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一年前，吴启迪成为主管中国高等教育的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吴启迪娓娓道来，妙语连珠。采访中她特别强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要走多样化的道路。”声音非常柔和，语气却极其坚定。

“高校评估要体现分类指导”

十六大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培养三种人才，即高素质的劳动者、专业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这三种人才的培养，需要不同的培养机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系统，包括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等，要有不同类型。吴启迪说，就大学而言，中国要建成一流的大学，不光是研究型大学，还要有一流的高等职业院校，以及其他类型的学校。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要走多样化的道路。对应不同类型的学校，我们要有不同的指导原则，而不是一根指挥棒。”吴启迪说，高校评估要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我们要让各级各类的学校协调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吴启迪说，教育部高教司专门成立了一个评估中心，有一个专家组在研究不同类型的评估指标，这对将来的体系建立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吴启迪说，从1998年到2003年，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毛入学率从9.8%提高到17%。这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给高等教育的投入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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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能不提，但不能纯粹地追求数量。”吴启迪说，这次很多校长也谈到了，有些学校过分重视硬件，只顾扩展规模，把校区搞得很大，建了很多的房子，而忽视了软件及质量问题，这是不对的。由于毛入学率增长非常快，教学资源包括硬件确实不够，因此，在这一时期一定的扩张是必要的，但有些事情做过头了就不好了，有些不是教育行政部门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

吴启迪说，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角度，我们一直在跟大学讲，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点在我们所有校长的心目中应该是明确的。

“不会选择纯粹的CEO管理大学”

大学校长应当是学术型还是管理型？吴启迪认为，作为大学的校长最好是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希望他具有管理的能力，一旦他到了校长的岗位，主要的精力应该是搞管理。“这是我这些年来在大学工作的一个主要的感觉，但是这个学术背景可以是理工科的背景，也可以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可以这么说，我们并不是选择一个纯粹的运作公司的CEO来管理学校。”

由于曾在大学任过校长，吴启迪非常能够体会当今校长们的想法。吴启迪说，每个校长都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够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一定要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大学，每个校长也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学校的不足或缺陷在什么地方，但是作为激励自己的师生，向着一个高目标前进，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校长都会提出一个口号，这值得鼓励。

“大学科技创新平台前景看好”

谈到大学科技园区，吴启迪说，大学科技园区的意义还不仅仅在大学。它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很大，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硅谷。大学科技园区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关系极大，所以很多包括风险投入等事情应该由社会来做。从大学来讲，这是为社会服务的一个窗口，也是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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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迪说，交叉综合学科会在高水平大学的形成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我们有两种表达方式，一个是在交叉综合学科，另一个是许多学科合在一起，所谓interdiscipline和multidiscipline多学科合作在大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教授都希望自立、自由，硬要把他们捏在一起这很困难，这是个难题。

“我们要有一种把教授们凝聚起来的力量，这就是科技平台，从外面给他提供一个条件，可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包括资金、机制，从而把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围绕一个中心课题或实验室来努力。”吴启迪说，“我相信它的前景和效果会很好。”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8日第1版

目录的题目为：有效开发科研资源（郑南宁）

有效开发科研资源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发言

摘要

大学如何有效开发科研资源，提高大学核心竞争力，各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做法。但也有共性问题，有效地整合和开发科研资源，面对校内和校外两个环境。对校内更多地是放在整合上，在校外则要主动地寻求更多的资源。

一、在整合校内科研资源，似乎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人，环境和管理机制，但这三者是有机相连的。

（1）人是科研资源中最为活跃、最具创造性的资源。高校要为各类人才提供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和创新思维自由驰骋的空间，需要有环境条件和管理制度上的保证。以人为本、尊重人才是开发科研资源最为重要的。在对教师的业绩评估中，不能片面的引入商业模式，给教师有一个相对长的聘期，对人才也要有风险意识，需要投资。大学不同于企业，“火药味”不能太浓。人的作用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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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科研资源自然会得到发展。

（2）适应新兴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目标、区域经济的需求基础上，要进行学科的重组，要有大的学科组织平台。

（3）另外要从管理上要效率，要资源。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管理效率低，大学的学术自由往往演变成为教授个人行为自由，形成独立、分散、小型、作坊式的个体组织。前面我谈到充分发展的空间和自由创新的机会，是尊重教师创造性工作，围绕学科发展真正有水平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利益分配。这就需要从管理机制上形成这种气氛。如果没有科学组织管理，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资源就会浪费，就更谈不上开发科技资源了。最近我们在管理机制上成立了各种委员会，强调物流跟着人流走。同时进行现有资源调配，对长期发展不好，水平上不去，不能为学校办学目标做贡献的一些学科要果断地进行整合和调整。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充分利用二级独立院系的资源，第一阶段我们已从21个院系调整到17个学院。在调整过程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学院，如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这是为了使学校的办学能够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管理重心下移到各学院，以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管理机制对开发科研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大学经费不足是各种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流大学有，其他类型的大学也有。争取办学经费是大学永恒的主题，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课题。但对我们一些中国大学来说，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校内体制改革。我们与国外现代大学相比，谈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多，谈管理机制和如何办学较少。

二、如何推动大学在社会经济（区域）方面的作用。

将科研活动更多地与国家目标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我们就能从其它渠道获得更多的资源。无论是人力、财力、环境和政策方面都能收益。作为西部的学校，处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办学经费与沿海地区和东部地区学校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是事实。但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对于东部学校，当地社会的进步及建设发展的需求，不断成为学校内部改革和建设的动力，学校也从当地政府得到物质上的大力支持。而在西部的高校，当地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和改革的进度约束了校内的改革，一些不符合潮流的意识还不断的影响校内管理机制的改革，时常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等滞后于东部地区，这些问题已成为学校发展的包袱。因此，在西安交大发展中，还需要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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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改革思路去影响、说服地方，需要充分利用校外、社会上的资源。

今年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主动提出与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共建加速质谱仪联合中心，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科学大平台。三部委已正式签署了共建的协议。在这个中心可以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也能发展高水平的国际交流。50、60年代（教育部）高校与中科院的研究所交流合作很紧密，现在是合作不足，竞争有余。西安地区有好几所中科院的研究所，我们都在主动地考虑如何与这些研究所共同合作，互相进行教师的交流。聘请中科院的研究员到学校做兼职教授，进行交叉学科的交流。在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状态下，需要高校更主动、理性地与科学院合作，这种1+1就不是数量上的2，对双方资源共享，学术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做的另一件实事与当地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合作，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将学校应用科学方面的学科，特别是工程方面的实验室进行整合，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利用学校多学科交叉和人才的优势，充分利用当地经济发展对高新技术的需求，以及区域在制造工业，电子工业和航空工业的传统优势，将科研活动更多的与国家目标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对学校来讲，不是简单地要求地方配套搞学科建设。政府关心的是能否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学校一定要以服务来求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来获得更多的资源。

目录题目为：关于大学发展的若干思考（郑南宁）

关于大学发展的若干思考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发言摘

要

一、办学目标的定位和发展战略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们面临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挑战，我国正在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此时召开中外校长论坛非常必要。一流中外知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发展战略、办学实践与成功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深刻感受到外部环境和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新的需求和巨大压力。对这些知名大学形成的历史、学科特色和大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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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经验，也有了深刻地认识，促使我们要以更高、更宽阔的视野去思考学校的发展战略问题。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发展策略，成功的大学在于能否加快自身的改革去适应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需求。这些知名的一流大学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学校紧紧地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

从国家利益和中国发展的需求来看，中国必须建设好少数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需要。但对国内多数大学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学科特点、资源结构和区域经济的需求，更加务实的理性思考学校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形成和保持自身的特色。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大学要分层次，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要避免办学模式的趋同化。

二、思考差距，以务实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加强治学管理模式的改革 通过论坛，我们领略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适应时代发展的气息，感到一种紧迫感。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学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方面，而更深刻地表现在如何管理一所学校，建立有效的学术组织，如何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大学学科齐全、教师科研活动能力强的优势，在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小组里的各位校长感触很深。

国内高校的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但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及内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是能够创建一个奋发向上，积极发展的小环境。我们的一些学校往往在战略上务虚研究的多，而且雷同。从战略上谈水平多，而在具体落实的战术上考虑不多。需要以更加务实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加强自身校内体制的改革，要把大学的主要力量和知识进步与社会发展，世界变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发挥高校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作用，推动国家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日益开放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大学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之外，在国际交流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扮演着政府不可替代的角色。特别是当今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变得愈来愈迫切，大学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发挥也能极大地推动校内学术交流，对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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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双向的，大学要办的有特色，别人才愿意来交流。通过国际交往，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学校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对学生的素质和经验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我们建立一种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教学和科研的有效组织。

四、大学校长需要有一种敬业的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

从中外校长的报告中，我们明显的感受到这些校长们在治理学校过程中的敬业精神，感受到他们迎接不同挑战的勇气。大学校长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去做好一个大学校长？许多校长都有了新的认识。大学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学校长在引领学校发展的过程中，个人的素质非常重要，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要加强学习，了解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要具有战略眼光。更要有务实的行动和秉公办事清正廉洁的形象。在办学过程中，作为校长要注意处理好学术权利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时大学校长也应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

打造独一无二的牛津

——访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

黄文 刘琴

有8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一直没有学术战略规划，直到2000年才开始制定战略规划。8月6日，出席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麦克米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诚地说，这个战略规划还不是成品，还处于构想当中，但是，牛津的目标已经勾勒出来，就是继续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并且在2020年使牛津大学成为真正区别于其他精英学校的大学。

麦克米伦认为，一所大学制定21世纪的学术战略，要说明21世纪与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哪些保持不变。采取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有一个好处，就是既注重连续性又注重变化，既注重现实又注重社会的需求。历史告诉我们，至少在21世纪初期应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指在短期内服务社会与理性追求知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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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

此外，牛津面临的新问题是我们服务的社会和政府在不断变化。麦克米伦说，英国政府对大学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大学要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第二是输送高技能的劳动力，政府的目标是让5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学生的目标、期望值多元化，大学的使命是否也要多元化，比如，是不是有的大学要立足于本土，另一些大学发挥国际性或全国性作用，也要有培养领导人的大学。

现在许多大学都在强化自己的特色，麦克米伦说，牛津的特点、差异性究竟在哪里，我们还在进一步探讨，不过有些是很显然的：学生和最出色的学者能保持亲密的接触；学院促进交叉学科的形成，通过学生、教员、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及研究成果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使牛津具备国际性；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图书馆、博物馆使牛津大学建立了独特的知识传播途径；还有学生间激烈的竞争氛围，多元化使牛津学生更容易被人亲近；牛津对创新持一种支持的态度；我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学术资源，等等。我们就是要打造一所无法复制的牛津大学。

牛津的学术战略规划正处于现在进行时，那么如何制定战略？麦克米伦说，我们在制定学术战略时有三个关键因素，首先必须建立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才能制定战略；第二要通过一些程序；第三是要让这些程序得到实施，这样我们的战略才能实施下去。但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过程来最后制定整个大学的学术战略，在这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某些机构或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在中央大学和各个学院之间尤其如此。

牛津大学的目标是独具特色，那么牛津大学校长的产生是否也独具特色呢？麦克米伦说，牛津大学在选择校长方面并不是很特别，在大学改革之前，校长一般是从各个学院的院长中选出。选拔时，我们决定要委任一个全球范围内能找到的最好人选当校长。校长人选不一定要限制在大学内部，如果认为最好的人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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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校内并不是一种好的想法。在中世纪都不是这样，现代社会更不会如此。当时牛津大学就发出邀请，请全球最优秀的人来主持这个改革。我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中国同行很相近，包括资金、自主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如何就发展方向达成共识等问题。

一所学校或者是学院内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到底多少合适，是许多大学尚未得出的答案。牛津大学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一个学院如果没有学生，只搞研究，那下一代的研究人才将会断档。欧洲的许多大学在把科研从高校分离出去后遇到了问题，而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把大学和科研融合在一起。所以，一定要确保由最好的研究人员培养学生，最好从本科生就开始，因为不能寄希望于其他大学给你培养本科生，必须自己为将来做人才储备。所以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保证本科生的数量和质量，我希望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好的研究人员同时也应该是好的教师。

麦克米伦最后把成功比喻为有好几把锁的门，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大部分解决问题的钥匙，并站在了通往伟大成就的门槛前。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7日第2版

大学生命力之所在

——访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

纪秀君 吴月辉

“回忆人类发展的进程，有两个机构保存了下来，一个是大学，另一个是教堂。大学是社会最稳定的机构，它比任何机构都具有生命力。”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说，莫斯科大学走过“二战”、前苏联解体等历史岁月，依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力，从而印证了“大学是社会的未来，最有吸引力”这句话。

加强本科生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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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着近250年悠久历史的莫斯科大学，积淀了许多深刻的办学思想和理念，萨多夫尼奇的讲话让我们知其一二。

“对大学来说，通识教育很重要。”萨多夫尼奇主张先进行通识教育，再进行专业教育。在莫斯科大学，前3年大学生主要学习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不进行专业教育。例如数学、化学等学科只教授一般性的知识。到了第四年和第五年，开始进行专业化教育。如化学学科要分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

“专业化教育不应太早，否则学生将来发展的道路会很窄。”萨多夫尼奇认为，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需要以广泛的通识教育为基础，如果学生不了解各领域最基本法则的话，也很难专业化。萨多夫尼奇讲到在其国内历史中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培养的专家知识面非常狭窄，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工作，而只能在农业地区工作。”

“培养具有宽泛知识面的专家比培养具有狭窄知识面的专家更重要。”萨多夫尼奇举了个例子，“莫斯科大学有土壤系，我们培养的土壤方面的专家应该了解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以及现代农业的问题，应该让专家在富饶的土壤中成长起来，这种土壤要比金子重要。”

创造条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人才流失问题是目前在所有国家的大学都存在的自然情况，是无法阻止的，但是我们可以创造和国外相似的条件，使学者们愿意留下来。”对于普遍存在的人才流失的问题，萨多夫尼奇并不避讳，他也坦陈莫斯科大学的一些条件不如国外，“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学科流派，学者们就会离开，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科实力很强，学者就不会为了只赚钱而离开。”

如何留住人才，萨多夫尼奇讲了几点体会：“我们有三个规划：一是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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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国外持平的奖学金。学生通过竞争获得奖学金后，会比较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学习；二是我们给青年学者提供住房。目前俄罗斯的住房需要花钱购买，如果青年学者得到住房就不会离开了；三是发展交叉学科研究。如对化学、物理、生物三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是青年学者非常喜欢的方式。”

自然科学教育有其道

“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掌握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萨多夫尼奇认为，自然科学通过改变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具有改变世界发展方向的能力。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把最新的科学成果告诉青年，因此加强科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萨多夫尼奇谈到自然科学教育必须注意到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纯粹学理科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主要障碍是知识面过窄，对整个自然科学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二是对于学习实用知识的学生，主要障碍是他们过于实用化、模式化；三是对人文科学生来说，主要障碍是他们没有足够动力，害怕学自然科学。”

莫斯科大学的成功使萨多夫尼奇对自然科学教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对于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他的建议是：“一是保持并且巩固科学教育的地位；二是建立新一代的教材，使其能反映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三是要有措施来维持并巩固高校中的教授队伍。”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6日第2版

一流大学应该如何管理 ——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C·莱温

黄文

在8月4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C·莱温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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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学校长如何处理好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莱温：大学与企业不同，大学作为专业机构主要权力应集中在教授和教学人员手中，行政管理不过是起辅助和服务作用，协调教学、科研工作。大学的管理工作不是为了盈利，但要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管理的目的是使教师更好地教学生，使科研成果更多。

记者：校长如何处理跨学科合作的问题？

莱温：这是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学科发展中不断产生新的领域，需要跨学科合作才能不断发展下去，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解决好的问题。不同部门合作做一个项目应有一个研究中心，由中心主任牵头。教学方面主要与学院结合，研究方面通过项目与中心结合，这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复杂。跨学科的教学工作院系之间是有竞争的，如何协调好工作具有挑战性。

记者：大学校长应从学者中选拔还是从管理人员中选拔？

莱温：学者与管理人员需要的技能不同，是两种类型，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管理人员有学术背景从事学校管理更为有效，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很难管理好学术团体。我们选拔的校长往往不是学术上最优秀的，但一定要考察他的个人品质，并看他是不是具备担任校长的潜质。学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为校长，他要先从系主任做到院长，再到校长。在职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他会面临不同的环境和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掌握更高超的技巧，逐渐具备担任校长的能力。校长的素质不是教科书可以教出来的，成为一名好校长没有相同的方式，技能技巧是在实践中不断掌握的。

记者：大学校长任期以多长为宜？

莱温：哈佛、耶鲁校长平均任期是15年左右。现在美国常青藤学校校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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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般不超过11年，很少有超过15年的。美国现在的趋势是校长任期越来越短。想进行意义深远的变革，只有任期长才可保证变革得以真正的实施。我认为任期至少应是10年，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15年更合适。有的学校是6年，就太短了。

记者：耶鲁大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莱温：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实际上就是培养创造能力，有新的观点、原创的东西才叫创新。如从平时的作业和考试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在大型的讲座上教师提出许多问题，从中考查学生对已有知识的看法；课堂上不是满堂灌而是鼓励讨论；在小型的研讨中，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提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我们不鼓励学生重复在课堂上讲过的内容，鼓励学生有独创性和相反的观点。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同学科应有不同的方法。

记者：美国著名教授如何在大学间流动？

莱温：美国大学间的竞争很激烈，教授的流动性很大，我们会吸引教师也会流失教师。所以学校需花很多的精力留住本校教授和吸引其他学校的教授。为顶级教授提供高薪、福利，支持他们搞科研，但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也存在有杰出才能的人在学校中处于较低的地位、拿较少的钱的现象。吸引的人才比体制内部教师待遇好得多，这是不公平的。我希望这种局面能改变。

记者：一般的大学是否要与顶级大学竞争？

莱温：不同的学校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美国的顶级大学只有一部分，很多的是进行通识教育的大学，如州立大学、文科学校、两年制大学，它们可以培养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准备进入综合性大学的人。对社会来讲，有多种多样的大学是好事，可使学生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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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不是只有扩大办学规模才能取得好的办学效益？

莱温：我认为，一般大学有雄心壮志与全球综合性大学竞争可以理解。要扩大大学的规模和效益，可以从财政上保证大学可持续发展，如设施改善、教职员工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这其中有个规模效应。当然，同时要保证质量，教职员工的素质与办学规模要配套。扩大办学规模不是为短期内赚更多的钱。如果学校规模的扩大与教师队伍的规模、质量以及教学质量同步增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5日第2版

迅速崛起的秘诀何在？

——访英国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教授

杨晨光 吕夺印

地处英格兰中部的华威大学在39年的时间里，即发展成为英国总排名第六位的学校。这所学校如何能在短期内从基础薄弱的高校变成英国名列前茅的综合性大学？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行政管理人才与学术人才并重

谈到学校的发展道路，范得莱德对学校“拓荒”团队的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与远见卓识津津乐道。在建校之初，学校领导就提出“到优异的大学吸引优异的人才，从而构筑优异的大学”的口号，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学校的领导通过与工商界的紧密联系，广泛吸纳人才。领导的胆识、宏伟的目标、创造性的事业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各方一流的人才纷至沓来，久而久之，“一流的人才竞争一流的岗位”成了华威大学的一种独特的传统。

范得莱德说：“几乎所有大学都认为最优秀的人才是学术人才，往往忽视了行政管理人才的重要性，我们在行政人员的选拔上也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华威大学拥有的高素质管理人才促进了行政程序的简化，保证了学术院系同校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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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联系，也提高了学校决策的效率。”

学科规划看需求抓机遇

华威大学建校之初，就以长远发展为着眼点发展重点学科，走强势发展之路。范得莱德介绍说：“我们的学科设置和规划不是看这个学科有多时髦，没有长久生命力的学科我们不会考虑，华威大学开办的学科是过很多年之后看依然有用的学科，这种预见性是我们着力强调的。”

据范得莱德介绍，为了实现国家健康服务体系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英国政府加大预算，希望培训出更多的人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服务。华威大学抓住时机兴办了新的医学院，并要求已经得到了学士学位的学生才能进入学院学习，成为第一个与政府合作的国家健康服务系统大学，去年已有了第一批毕业生。

成果转化，与工商企业界“亲密接触”

范得莱德一再强调：“学校与工商企业界的联系是学校一贯的宗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华威大学就大力鼓励师生与工业界达成从教学到科研的全方面合作，所有需要转化的知识产权都归学校所有，如果成果不进入市场，知识产权就还给所有者本人。范得莱德认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可以最大程度地商业化，然后学校、院系和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份收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

事实证明，华威大学走的是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英国的媒体曾援引法国所作的一项调查，说明华威大学是英国成功地将学术和企业结合的先行者。范得莱德说：“大学能给工商业提供的最好的转化商品就是毕业生头脑中形成的发明创造，高质量的毕业生是无价的财富。”

多渠道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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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得莱德介绍了在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的管理与利用上借鉴了商业的运作模式。他认为，这样可以使这些设施得以有效利用，为学校发展提供资金。华威大学有3个会议中心，包含酒店服务，学校利用对外出租会议中心以及暑期出租学生宿舍的业务，每年能产生约1500万的收入，“虽然并不算多，但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范得莱德说。

华威大学已经开始考虑在今后5年中如何进一步推动学校强势发展，范得莱德准备通过一系列举措，“冲击象牙塔的传统，让创新引领学校的发展”。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11日第1版

人文性·多元化·国际化 ——访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

黄蔚 刘琴 吕夺印

“历史不同，大学面临的挑战也不同。没有一个战略是能适合所有大学。”伦敦经济学院(LSE)院长戴维斯给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所有校长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如何在新的时代确定自己的定位？”

学院特色：人文见长 国际化水平高

戴维斯说，伦敦经济学院目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个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见长，尤其集中在会计学、金融学、人类学等优势学科，这些学科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个是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非常高，学生中有62%来自海外。

“目前全球每个国家高等教育市场的扩大都非常迅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学生人数每年增长4%，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增长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戴维斯分析认为，教育竞争的加剧，使得学生市场和教师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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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中有1/4来自亚洲，其中有400名学生来自中国；43%的全职教员都不是伦敦公民。其他大学海外教员的比例也在增加，这是个普遍的现象，显示了优秀教师流动的国际趋势。

戴维斯介绍说，伦敦经济学院已把目光瞄准了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大学。例如，今年伦敦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设了一个暑期班，由于学分互认，这个班的学生在北大拿到的学分，将来可以带回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完成学业。

发展战略：很大程度决定于经费来源

“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战略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和所处的外部经济和社会环境来定位。”戴维斯说，虽然全球化影响教育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让所有学校都一模一样，这为不同的学院实现专业化和差别化提供了一个空间。

戴维斯说，由于学校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学校，不可能像斯坦福大学等理工科学校那样通过专利和技术转让来获得科研经费，只能定位于在经济政策和金融等方面为企业财团和社会上的组织提供服务。“10年前，学院35%的收入来自英国政府的直接补贴，而今天只有18%。”戴维斯说，政府直接资助的部分越来越少，而来自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则越来越多。这个数字的持续下降是靠提高学杂费来弥补的。“融资来源的多样性逐渐增强的特点，从某种角度上讲，给学校创造了更多的自由，从积极的一面讲，大学是积极利益的投资者。”戴维斯认为。

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学经费来源中，50%来自学生的学费，还有30%的经费来自于公司和企业开展的各种合作。戴维斯说，在下一步筹措资金的策略中，学院将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

大学校长：学术和管理才能的结合者

“以前英国大学校长的任命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背景，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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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排名前5名的校长有3位曾经在企业界、金融界担任过重要职务，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们被选来担任校长，明显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社会的校长管理经验才能和学术视野的独特要求。”戴维斯说。

戴维斯曾担任过英格兰银行的副总裁、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还曾任英联邦工业部总负责人。他认为，自己正面临一个很大的角色转变：大学不是公司，不能用传统的商业模式来经营大学。大学存在的理由，并非它所从事的事业都会带来经济利益，大学需要一种完整的机制，来保证它的学术追求和对区域经济的贡献。

戴维斯在谈到自己被聘为该校校长的原因和使命时认为，除了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扩大财源之外，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自己对伦敦经济学院学术传统的高度认同，并能为这所学校的发展提供独到的办学思路，从而扩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9日第2版

与世界对话 话高教未来 ——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侧记

卢丽君

耶鲁、斯坦福来了，剑桥、牛津来了，北大、清华也来了……8月4日，130余位中外大学“掌门人”云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这些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智慧头脑，在全方位的对话中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共话高等教育的未来。

两年前盛夏的北京，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成功举办，从此在中外高等教育之间搭建起一个高层次、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同时也向世界悄然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发展中的中国大学，正以开放的姿态、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视野，接受世界审视，直面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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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有2000多个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仍然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和国外发达国家教育相比，在教学、管理、科研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论坛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大学更应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大胆吸收和借鉴各国教育的成功经验。

“不同高校在办学思路上既存在共识，也存在不同思想的交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此我们亟须学习或借鉴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成功经验，并形成适合我们国情、校情的发展思路与工作举措，建设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如是说。

众所周知，谁拥有更多更好的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赢得未来。承担着传承文明、培养人才的重要职能，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的高等教育，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为了更好地抓住机遇，目前，许多国家都对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以提高高校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波澜壮阔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也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世界的目光。“211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加强一批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的建设，等等，这些我国高等教育的做法和经验，正为一些发达国家所借鉴。

“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我们关注中国大学的发展，而且也注意到中国非常注重吸收别国的有益经验。我相信经过10到20年，中国必将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柏林格教授说。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C·莱温教授说，中国大学这些年发生的变化让人兴奋，在一些研究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非常重视加强和中国大学的合作。在他的鼓励下，耶鲁大学成立了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并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了“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共同致力于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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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注世界，世界瞩目中国。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时着手思考、制定指向未来的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远景规划。正是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为中外大学领军人物的对话创设了一个真正的平台。启迪领导智慧，憧憬大学未来，中外大学校长之间的集中交流和对话，不仅对中国大学而言是一个难得而宝贵的学习机会，对世界高等教育来说，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5日第1版

大学校长纵论治校之道

黄蔚 刘琴

首要之道：找准定位

大学准确的办学定位和理念对于大学校长治校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耶鲁大学校长莱温教授今天对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记者说。

作为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办学特色的大学之一，耶鲁大学的成功，除了具有经济强盛、对世界优秀人才及潜在优秀人才的吸引和占有等有利因素外，还有一条就是对大学进行分类管理。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告诉记者，国内办得成功的大学，亦得益于其治校者有适合该校校情的角色定位。北大作为多院系、多学科、多专业，并且彼此之间能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大学，不仅在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而且在科研成果转化和为社会服务方面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北大方正成功实现产业化，就生动地说明了学校的准确定位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核心的竞争力。

“大学的职能在原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到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直接的动力支持上了。”科研专家出身的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感慨地说，正是找准了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这个定位，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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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才从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关键因素：校长素质

耶鲁大学校长莱温教授在8月4日的演讲中，着重谈了一位有影响的大学校长应有的几个素质。这些素质包括：能够把大量的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能够制定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能够形成一个激励机制，以确保员工个人的目标实现与学校的成功发展相结合；制定引领大学前进的远景和敢于冒险、不为初次的失败所阻挠，等等。

曾经在耶鲁大学任教30年，并担任过该校教务长的剑桥大学现任校长理查德女士告诉记者，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剑桥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获得充足的资源，美国大学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财务支持明显比英国的高校要多许多，中国的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也同样面临着教学和科研经费并不充足的问题。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大学校长来说，不能只依靠政府，还要争取从企业、社会机构乃至个人手中获得资助，建成类似美国那样的捐赠体系。”理查德校长说，这对于校长本身的要求就更高了，不仅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头脑，更需要有充分的论证和准确的决策。

必由之路：引财引智

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如何更好地引财引智既是职责所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此，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有自己的观点和办法。王生洪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要在国家资助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争取更多的科研基金，然后，还要努力争取社会支持，通过校友基金会等形式获得海内外的捐资支持。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学校的科技产业，建设科技园区，通过技术成果转让、高技术企业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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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筹得资金。

在师资建设方面，王生洪说：“如何才能吸引优秀学者？这不完全靠经济待遇，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看到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前景，看到学校良好的发展前景。”他说，好的学科基础非常重要；其次，还要以文化环境吸引人，比如，学生自由讨论的气氛、学术研究的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第三，也要有优厚的工作待遇，通过全职或兼职多种方式吸引人才。

要敏锐地判断出目前世界上哪些学科、领域是先进、有前景的，对这些学科的优秀人才，按照需要主动出击，发挥特长委以重任，使得重点学科上集中力量，早日获得突破。这是记者采访的几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共同心声。(本报记者 黄蔚 实习生 刘琴)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5日第1版

“圆桌会议”：聚焦大学发展战略

唐景莉 黄文 杨晨光

8月5日下午4点，7位中外大学校长和一位教育专家围坐在一起，畅谈不同类型的大学定位和发展战略，掀起了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一个“思维风暴”。

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他的开场白很简短，但很有内涵。他说，全世界的大学多种多样，比较普遍的分类有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等；从性质的角度还可分为研究型、教育型或者研究教育型；从经费来源有公立、私立等；有的大学校长还认为大学所处的不同地点对大学的发展战略也有影响。今天，我们听听各位校长专家的高见。

随后，是两个多小时的“精神大餐”。中外校长们引经据典，中外比较，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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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大学的发展之道。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夹缝中生存，市场上定位

我们学校最初是由一批社会活动家创办的，他们认为传统的大学是由于宗教目的而创立，但是伦敦经济学院要为普通劳动者和工薪阶层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学校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影响非常显著，特色也很鲜明。首先我们不是综合型大学，而是研究型大学；其次学校围绕社会科学进行学科设置；再次是高度国际化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有5%的外国留学生，而伦敦经济学院有2/3的学生、40%的教职员工来自英国以外，其中也有华裔，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独特之处。

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因素，人为痕迹较少。因为我们从源头上讲是从伦敦大学的一个社会科学学院转化而来；从国际上说，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英国国内严格控制向学生所收的费用，要求必须低于教育投入，这样才能面向世界，保持科研竞争力，慢慢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虽然我们仍然是政府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每年只有1/8的经费来自政府。我们把学校设在大城市，一方面接近政府机关，另一面也靠近金融中心，深受学生欢迎。

根据英国国内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有逐步结合的趋势，针对我们学校规模小、学生少的特点，我们还是坚持采用国际化战略，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过去的四任校长都是这么做的，我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高薪揽英才，海外建分校

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百年间，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发展就是大学在不断地融合和合并之中，大学的相似性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所采用的做法主要有两点：

第一，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社会发展造成人们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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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向着令人质疑的方向转变，大学想招聘一个研究人员，他们都会开出20万到40万美元的年薪，有时甚至会提出100万美元的天价。所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要花100多万美元，开会或者请人作演讲，稳定人心。要是理工类学校花钱会更多，像纽约大学采取明薪制，外来的人才拿钱更多，这就是残酷的竞争现实。

第二，采取国际化战略，在继续保持国内基础的条件下，和世界其他大学合作，这是标准的做法，我们还在国外建立分校，比如应卡塔尔政府要求在那里建立了工程院和医学院，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还打算在北京建医学院，专门招收中国的学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扩展，求得更多教育的机会是不可行的，目前还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做法能够真正把互联网与教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远程教育的吸引力还很弱。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的网上教学活动开展得都不很成功，我们正在寻求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最终将使所有人得利。

巴黎十一大学校长阿尼塔·贝塞里尼：多学科发展 为产业服务

女校长阿尼塔·贝塞里尼在自豪而简单地介绍了巴黎十一大学的情况之后，谈到学校的发展。他们的做法是无论硕士、博士都继续向纵深发展，因为现在社会需求双能力、三能力、多能力的学生，如学习物理、化学、经济、法律的学生也要具备信息能力，这使学校向多学科发展。学校制定战略是从世界角度出发，同时作为法国重要的大学要融入国家发展的框架中。学校与国家签订合同，可以很好地发展想发展的领域。

另一个战略问题是成果转化，为产业服务。市政府、地区议员任期为7年，他们有一个7年的发展规划，时间相对较长。我们与当地签署项目研究合同，使研究成果尽快产业化，服务社会。现在法国有一些小型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发项目。

无论是教师，还是教师兼研究人员，或者是研究机构，都会产生许多好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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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学校出面将大家联系、组织起来共同研究。比如校外相关机构研究人员可以到学校实验室来工作，同时也兼任一些教学工作。在大学这一组织下工作，我们会有不同的研究中心更好地组织跨学科研究。

在国际化方面，巴黎十一大学多年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种合作，如联合培养博士生，优先选择与亚洲、中国的合作项目。再一个是派学生到国外。现在进入欧洲学位一体化时期，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一体化，学生可以量体裁衣，可选择相关培训人员、选择到国外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战略转型 结构优化

“制定大学的发展战略可以参考SWOT原则。”刚刚从中央电视台录制完节目就赶到中外校长论坛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要考虑学校的优势、不足、机遇和目标，这样才能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科学定位，明确目标。”

这位来自中国师范大学领军学校的校长谈到，北师大正在实行战略转型，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转型。教师教育在朝着高等教育化、来源多样化、职业专业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些发展趋势，北师大既有压力也面临着机遇。确立战略转型，既是学校自身生存和发展以及全方位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创新教师教育体系、提升教师教育水平的重要基础。为此，我们将采取几个策略：一是学科融合和院系调整，例如组建教育学院；二是专业设置调整，宽口径招生，宽口径培养，提高学生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如本科生取消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差别，按照“4+2”模式培养教育学硕士。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有着强烈的需求，北师大要尽可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对教师的高端需求。

钟秉林说，北师大非常注重学术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成果的产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结构优化，以质量和效益取胜。总之，大学要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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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前瞻性的战略选择。要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战略，避免大学趋同，盲目攀比。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我们处在十字路口

陈章良的发言透露出困惑与忧虑。他说，现在农业大学面临几个难题：一是招生难，学生对学农业积极性不高，第一选择不会选农业，尤其是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农业。二是毕业生就业难，原来的毕业生会去农村，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都想留在城市。今年我们学校学经济管理的学生参加招聘，人家一听是农大的就说，我们不要学农业经济管理的学生。其实我们学校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其他学校的一样。三是农村中出现大量乡镇企业，农村城镇化在扩大，农业院校如何适应这些变化，高新技术如何运用于农村，对农业大学是个挑战。中国有60所左右农业院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办这么多的农业大学。国家需不需要这么多农业大学，农业大学怎么办？所以说农业大学现在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针对中国农业大学的困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诺伊提出他的看法。他指出，学校要培训学生，使之建立公司，而不是找工作，如可以大量培训中国农业工程师。此外，学校本身要有灵活性。

卡诺伊说，是专业化还是综合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考虑大学的类型，并且要注意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中国的大学应当坚持多样化的发展战略。现在有些小型文科院校喜欢改校名，这不是一种有长远眼光的做法。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因为已经超时半个多小时，主持人宣布圆桌讨论暂时告一段落。会后，许多校长仍觉得意犹未尽。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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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定位：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如今一提建设高水平大学，言必称争名校、创一流，恨不得个个都成为哈佛、牛津。所有大学都往综合化发展，向学术型转变，这种趋势如果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少大学校长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界存在的一些贪大求全的现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

迷失于“高、大、全”的误区

“现在的大学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了，盲目追求?高、大、全?，中专改大专，大专改大学，大学有了本科招硕士，有了硕士招博士，所有的?学院?都要改名为?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感叹地说。

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说，日本大学的定位较为务实，二流的大学着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会去高攀世界的尖端科技，也没有短期大学(专科)要极力升格为本科，一般的本科大学也不会去与研究型大学攀比。

一流并不是办学层次越高越好，而是指在各自所处的类型中把学校办得最好，办成一流。教育部部长周济对此曾多次指出，当前各校办学思路的致命弱点是缺乏个性，模式趋同，定位不够准确。周济举过例子，有的高等职业学院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他们总是将学校的前途寄托在“升格”上，觉得如果不办本科教育，就无法体现一流。结果，全校工作的重点、学校领导的兴奋点都转到办本科上面，学校变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也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缘何“宁当凤尾，不当鸡头”？

一些校长分析，高教界这种贪大求全的现象与学校的办学思想、宏观战略以及学校领导的水平、视野等有很大关系，而目前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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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王子镐说，从大环境讲，现在的资源分配方式或者说政府拨款方式就主要趋向来看，是往高的方向发展，一些学校不顾自己的条件而拼命争取到高一层次，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政策条件比从前好很多。比如，过去在大专层次上非常有名的几个大专院校都纷纷升级为本科，为什么不安于做非常优秀的大专呢？因为当前大专受到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社会上也有种“重本轻专”的偏见。所以说从体制和政策上都不太利于引导大学按照自己的特色去认真定位，这不光是大学校长自身发挥角色的问题。

王子镐说，要使各个大学都各安其位，政府的主导功能和相关政策要让学校感到，当了“鸡头”所获得的支持比当“凤尾”要好得多，他就会安于“鸡头”而不做“凤尾”。

只有单项冠军多了才能走向一流“作为重点大学来说，提出综合性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要辩证地认识?综合?和?特色?的关系，要以特色带动综合，以综合强化特色。”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世界高水平大学，比如像莫斯科大学，在一个国家也就那么一二所，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大量的大学是以特色而著称的。

万钢说，任何一所知名大学，都不可能说任何一个学科都知名，而是保证单项学科水平的提高，只有单项冠军多了才能逐渐走向一流大学。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学校的特点，根据学校传统学科发展的优势来决定学科发展的整个战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张锦高说，一味追求综合性，反倒可能丢掉原有的优势，得不偿失。“地质大学在地学方面的研究与国外差距不大，我们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拓展学科优势。”张锦高说，学校目前已经依据优势，突破“找矿”为主的传统任务，使学校研究方向逐步发展到“人和地球协调发展”的更具现代意义的课题上来，如信息技术如何向海洋进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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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样化的

“没有特色就不是好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在规划学校发展时，把“特色”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陈乃芳说，北外把位置定在了培养多语种复合型外语人才上，即外语+专业的培养模式，在外语之外开辟了诸如新闻、法律等非外语专业。“外语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北外任何学科的建设，脱离了外语这个特色，就无法和其他学校去竞争，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真正对政府、社会和下一代负责的做法是每所学校都要科学定位，包括学科领域、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规模以及办学目标。”纪宝成说，任何层次都能办出特色，办出一流。特色就是战斗力，特色就是竞争力，要“异峰突起，出奇制胜”，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些世界知名大学，但绝不需要所有大学都变成有名的大学。”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讲演中这样说。对于国内许多高校来说，在向高水平迈进的同时，更需要突出特色，准确定位，跳出“高、大、全”的误区，精心谋划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未来。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7日第1版

不求大而全 只求特而精

——四位中国大学校长共话学校发展战略

黄蔚 黄文 纪秀君 刘琴

面临全球化趋势，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如何制定与社会同步的战略性规划？面对这个世界高等教育界共同的问题，8月7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这4所国内名校的校长在钓鱼台“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中国高校在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发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各校本身的历史发展状况、学科特点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明确自身的定位，发挥自己的强项优势，办出特色，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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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注重特色质量取胜”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和天津大学校长单平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十分重视学校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学术战略，而且都强调拥有自身特色”。

南开大学学科门类齐全，除了化学化工学科之外，数学和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是传统强项。侯自新认为，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定位，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正确、健康地发展。

天津大学致力于发展工科，工科门类齐全，某些学科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单平说：“现在我们制定规划，瞄准世界化工前十强。”

两校同处在天津这个沿海工业城市，区位优势为两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地域和历史的双重原因造就了两所大学的相似和各异。天津大学的化工学科首屈一指，现在又与南开大学的化学化工学科强强联合，共同申请了一个绿色化学化工国家实验室，争取在这个领域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还有实质性的合作办学，两校学生可以互相选课，互认学分，而且还共同办了两个专业，这部分学生可以同时拿到两所学校的毕业证。“我们在特色上当然是强调工科特色”，单平笑着说，“因为我们有南开大学这么强大的邻居，即使发展文理科恐怕也只能是低水平的。”

南开大学的发展方针是“求精、求强、注重特色”。侯自新解释道：“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学术要精、学科要强，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通过特色赢得更好的社会声誉。这才是学校的根本出路。”

侯自新说，南开大学从历史上就不是一所大规模的学校。1919年建校时只是一所私立学校，后来它从来都不是靠“量”取胜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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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我们今后的发展仍然要结合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自己的历史优势和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重点发展某些学科，而不是所有学科同等发展，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侯自新说，“通过为国家作贡献来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南开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成为一所学术强校，成为一流大学。”

天津大学的发展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办特色、出精品、上水平”。单平说：“我们学校要做精品，尽量提高人才培养层次，靠质量取胜，不在规模上作大的调整。”

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不变也是一种战略”

如何根据学校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认为，要引领学校发展，必须遵守两个原则，即摆脱误区和把握特色。

摆脱误区就要明白3个道理：学校不是越大越好，国际一流大学并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同时所有的国际一流大学没有两所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每所学校在制定战略的时候都应该弄清自己学校的优势是什么，不能什么都求新求变，不要企图“大而全”。因为这样有可能使学校丢掉传统，丧失优势。因此，他认为“不变也是一种战略”。

基于这样的认识，东北大学的发展战略定位在“多科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现代大学。学校将牢固树立矿产工程、材料冶金、机械与自动化及计算机等优势学科，而不贪大求全搞综合性大学。

赫冀成强调，在保持学校特色的同时，也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把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赫冀成说：“东北大学原来属于冶金部管辖，优势学科是材料、冶金、机械等。1990年以来，学校认识到在21世纪信息学科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学科。”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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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把传统学科和信息技术学科交叉科研，现在已经把以东北大学软件园为前身的东软集团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科技园区。

东北大学的国际化什么样？赫冀成说：“首先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东北大学主要通过国际化的各种措施，广泛吸收国内外优秀的教学资源，提高东北大学的水平。”为此，学校制定了许多灵活的措施。比如，东北大学早就提出了“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想法，制定了吸引留学生为东北大学服务的目标。聘请欧美国家的教授，集中在东北大学讲1至2个月的课，或者指导研究生。他们带来国外的优秀资源，对提高学校科研水平很有帮助。

展望未来，东北大学正在考虑把信息技术和最有发展前景的生命科学领域结合起来，创建一个新学院。正如赫冀成所说，学校要贴近时代的主题，走好从材料学到信息技术再到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结合的三大步。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科研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认为，在现代社会，高校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于服务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为社会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制定谋划自己的战略。

林金桐说，为了充分鼓励教授们将教学和科研更好地结合起来，北京邮电大学敢于放权给教授，将人权、财权和支配权统统交给教授，让他自己在科研团队中作决定，让教授真正成为自己学术和科研团队中的主人，形成“科研成果的成长就是公司的成长，就是教授自己事业的扩张”这样的一种理念，从而大大激发教授们转化成果、开发产品的积极性。

谈到学校的发展规划，林金桐说，我们一直密切注视新兴学科的发展和动向，并且注重在学科交叉和融合中培养复合型人才，比如即将与英国伦敦大学玛里女王学院联合开办电信工程和商务管理专业，着眼于培养在电信领域中具有很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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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才能的国际化人才，还将开办电子商务法专业，培养3至5年后电子商务领域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8日第1版

改变大学 改变社会

——中日大学校长围绕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热烈讨论

唐景莉 吕夺印

从8月1日至3日举办的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到4日开幕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问题，成为中日大学校长讨论的焦点。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日本国立大学在一夜之间突然变了身份，这项被称作“地震般的变革”到底激起怎样的冲击波？

从直属机构变为独立法人

今年4月1日起，日本89所国立大学全部变成独立法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意味着国立大学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各国立大学由文部科学省的直属机构变为独立法人；约12万教职工失去“铁饭碗”，不再属于公务员编制；各国立大学不再依赖国家拨款，必须依靠学费、经营收入等维持正常运转；大学财务管理将采取企业会计制度。

谈到改革的必要性，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法律的角度看，国立大学仅仅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从财政的角度看，国立大学的财政也被纳入国家预算的一部分。这一方面说明国立大学是处在国家的庇护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立大学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制度的束缚。随着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推行，以校长为中心的校务委员会的职能得到强化，政府将把大学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校长。

据了解，“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想法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过，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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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也曾提及这一问题，1984年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同样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但未能形成结论。延续到1997年，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再次将“国立大学法人化”提到日程上来。1999年，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问题被正式纳入政府政策考虑的范围，同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关于“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2003年7月9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由文部科学省提交的《国立大学法人法》等六项与国立大学法人化相关的法案，从此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日本政府最终下决心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衰退背景下的行政改革，尤其是其中削减公务员数量的目标。1999年1月，日本政府曾提出“10年时间削减25%”的公务员，当时文部省的公务员数量高达13万人之多，如果国立大学不改制，这一“政治任务”将不能完成。“这是减少国家预算支出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如是说。

改革强化了校长的权力

“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方向很好，过去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太严格，影响了教育的活力，现在的模式扩大了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可以促进人才流动，促进大学个性化和激发教育、研究的活力。”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政策的前景看好。

按照原有的法律，国立大学属于文部科学省的内设机构，不仅办学经费全部列入预算，而且人员编制、学科及课程设置、经费使用方法等都由政府法规严格规定，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化后，日本国立大学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大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官近藤信司介绍，国立大学由行政组织的一部分转变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办学实体，在预算、组织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各大学要制定中期目标和计划，报文部科学大臣认可，由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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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臣作为法令公布。一般来说，文部科学大臣会尊重各大学有关目标和计划的原案。国立大学法人运营的必要经费，由各校自己收取的学费等收入和国家下拨的运营费交付金等组成。校内机构的设立或废除原则上也由各校自行决定。

——引入民间的经营方式，即引进“董事会”制度，建立和完善最高决策机构。据悉，国立大学校长为国立大学法人的首长，另设副校长、监事等若干。“国立大学法人化”强化了校长的权力，校长在经营、教育两个方面都是最高负责人，所有教职员都将由校长任命。对于各校在“创收”方面的努力实行激励政策，制定类似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国立大学法人会计准则”，从法律上放宽对于来自地方自治体捐赠的限制。

——实行弹性的“非公务员型”的人事制度。日本东北大学校长吉本高志说：“在法人化之后，国立大学教师的身份将从公务员向非公务员转变。改革带来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不受国家公务员法的限制，雇佣形式、工资制度和工作时间制度都更灵活、更有弹性；可以聘用具有优秀的教育研究能力的外国人担任校长和院系主任等管理职务，而不受外国人聘用法的限制。”

如何制定有效的评估指标

在中外校长论坛和中日校长论坛上，中国大学的校长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如何建立和实现科学合理的决策与管理系统？如何协调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的关系？如何协调大学经营与提高大学教学科研水平之间的矛盾？如何制定客观有效的评估指标？中国校长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校长自主权。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在论坛上提问：“?国立大学法人化?之后，对不适合工作岗位的教师，日本校长是否可以自己决定辞退？”对此，日本几所大学的校长都表示，在现在的学校里，校长的自主权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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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上涨。关于学费，日本各大学可在国家指定的范围内确定具体金额。日本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有标准价格，学校可以在标准价格上下10%浮动，一般学校会选择上涨，而不会下调。”

——某些学科的萎缩。一些学校的校长指出，产学结合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会使文学、哲学等对日本的文化建设极为必要但却不与经济利益直接联系的学科不断萎缩。

日本著名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认为，国立大学法人化后，国家将不断减少对大学的预算，而对大学预算的调整是基于社会对大学的评估。真正实施法人化有一个“缓冲期”，未来5年，各大学都将找出自己的道路来。为此，大学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作为日本政府“改变大学，改变社会”战略的重要一环，“国立大学法人化”为日本高等教育提供了转换机制的契机。今后几年将是改革的关键时期，日本高校的管理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成效如何，值得关注。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8日第2版

服务区域经济大学重要使命 ——访美国奥斯汀大学校长福克纳

唐景莉 杨桂青 刘琴

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是一所有着近5万名学生的学校。这样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如何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又能推动区域经济进步呢？奥斯汀大学校长福克纳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要服务于地方经济，首先必须是一所出色的学校。帮助所在地区解决社会问题也是大学不容推卸的责任。”

奥斯汀大学拥有众多出色的研究项目，比如，计算机学科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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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德州地区发达的微电子和软件技术不无关系。福克纳说：“大学必须研究当地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方面，这些情况既紧迫又容易察觉，把好脉方能更贴切地为地方服务。”

地区的发达程度不应该成为吸引人才的阻碍。福克纳对中国西部的大学校长建议，即使硬件不够好，也可以通过管理者的人性化服务、环境、氛围这些软性环境条件增强吸引力。福克纳曾在伊利诺伊大学工作了25年，那里是很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但这并不妨碍一所高水准大学的存在。

大学不仅要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快速转化，而且还要承担发现新知识、新思路的任务。福克纳认为，新的思路未必都能转化为商业成果，所以科研人员可以更多地作为咨询顾问，为企业遭遇的困境答疑解惑。培养优秀学生也是帮助当地发展的重要方式，因为学生毕业后就会把学到的知识带到工作中去，无形中也就支持了地方的发展。

福克纳认为，大学还必须取得高度的社会地位，才能在与公众的联系中赢得他们的信任。因此，校长们要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在传播知识和对社会性问题提供帮助上作更多的贡献，这样也有助于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

奥斯汀大学的目标是服务地方经济，但是，这是否会影响学校的学术品位？对于记者的这个问题，福克纳说，我1997年来到奥斯汀大学，这所大学地处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移民非常多。奥斯汀大学有研究地区经济、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等问题的专业和专家，他们的研究结果为地方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当然，服务地方经济是奥斯汀大学使命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

福克纳介绍，奥斯汀大学在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上遵循六点规则。这六点规则就是持续而全面地提升大学的质量；增强德州人对奥斯汀大学的认同感；完善本科生教育；支持德州公立教育的发展；服务新德州经济和引领拉美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1998年福克纳就任奥斯汀大学第二十七任校长时提出的，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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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领导奥斯汀大学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10日第2版

高校人事改革：出口畅通是关键

黄文 吴月辉

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校长们关注的话题。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目前高校人事改革有进口没出口。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人员流动机制，这与全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体系有关。

如何建立优胜劣汰的机制

校长们认为，高校人事改革的普遍难点在于出口不畅通。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现在人事改革的难点，一方面是怎样使评价机制符合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的规律，另一方面在于怎样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说，人事改革的难点对一些人来说在于岗位晋升；对另一些人来讲是站得住站不住岗的问题。怎样安排不称职的人是难点。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张端品说：“我们学校主要是岗位设置难，不是设岗本身难，而是教师分布状况与应设岗对应程度差。有的岗需要人却没有人，有的是人多岗少。另一个问题是聘任教授的条件把握上有难度。还有一个问题是能进不能出，如果看人不准引进来就很难再出去。”

目前来讲，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系，解聘人员学校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学校必须考虑这部分人出去后社会怎样接收和利用他们，这方面学校有很大的后顾之忧。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事改革是系统过程，进出口都需要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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