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看屈原的爱国思想

管中窥豹

——从《离骚》看屈原的爱国思想

摘要：本文以《离骚》为切入点，主要通过屈姓的起源的论述及屈氏世系的研究来说明屈原的爱国忠君思想的起源及成因。同时通过《离骚》来分析屈原爱国思想的内涵，并试图以此来说明屈原的爱国思想的先进性。

关键词：屈原 离骚 爱国思想

屈原生在群雄争霸的时代，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的急剧动荡之中，各国兼并愈演愈烈，彼此的疆域也随时发生变化，人们对与国家的观念还比较模糊。再加上变动不定，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国籍问题。当时各国之士，往往在一国混的不如意，就远走他国，另谋出路。尤其是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少人才流失与他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通使于晋，还入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才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①这就是“楚才晋用”这个成语的来源，也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楚人游仕于他国绝不是什麽罕见的事。北方诸国也是如此，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孔子曾风尘仆仆，不辞辛劳 “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②以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也是由邹而齐，而梁，而滕，直到衰迈之年还在路途颠簸；荀子晚年也到了楚国任兰台令。战国时代，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甘茂、公孙衍等，或合纵，或连横，往来奔走于七雄之间，以谋取卿相之位，更是早秦暮楚，成为时尚。但屈原却致死也不肯离开其故国——楚国。当楚国灭亡之际，屈原也自沉汨罗江中，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悲歌。

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人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如第一个撰文研究屈原作品并给予

高度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曾作《离骚传》原文虽已失传，不可能了解其全貌，但刘安的观点可见于班固《离骚序》所引的一段文字：“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著《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安认为，《离骚》义兼《风》《雅》，等于说《离骚》也就是“经”了，从而大大提升了《离骚》的政治文化地位，刘安肯定了《离骚》的怨愤之情，肯定了屈原高尚的政治理想和以身殉国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并给予其热情洋溢的褒奖和礼赞。与刘安同时代的司马迁继承了刘安的观点，在《屈原列传》中以饱含深情的文笔描述了屈原的生平事迹，认为屈原忠君爱国，品格高洁，有进步的理想和主张；虽遭谗害，但仍坚持斗争，九死不悔；自沉汨罗，以身殉国，王逸也赞美屈原曰：“今若屈原，膺忠贞之志，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某，退不固其命，此诚爵士之行，俊产之英也。”王逸论屈原“直若砥矢”是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对史鱼的称赞之语：“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③他认为屈原像史鱼一样，无论邦有道无道，都行直如矢，竭忠用事与君。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杨雄、班固等人的观点。首先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是杨雄。据《汉书·杨雄传上》载：“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④杨雄伤屈吊屈，虽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惋惜之情，表达了对邪恶势力的应有的义愤。但他从君子远害全身和宿命论的角度对屈原的思想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是批评和指责。这也就是本传所说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如果说杨雄还是委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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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间接的否定，那么班固就在杨雄的观点上显得直接了。班固在《离骚序》中，首先引用了刘安评《离骚》的观点，点名批评曰：“斯论似过其真”。接着就对屈原作品作了大段的否定性的评论：“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入遇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椒兰，愁神若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由此可见，班固按三纲五常的原则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异常激烈的批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云：“依彭贤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刘勰认为屈原步彭咸，伍子胥的后尘是“狷狭之志”，即心胸狭隘的表现。苏轼《屈原庙赋》：“生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由能冀其感发而改行。”洪兴祖把苏轼的意思作了发挥，《楚辞补注》：“生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由能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也。”这层意思，明代的李贽说得更透。《焚书》卷五：“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循着这条线索，还有人提出屈原之死是“尸谏”等说法。如果屈原不愿出走，自沉汨罗是愚忠怀王，确实不足为训，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我们对屈原的爱国思想究竟应该作何认识与理解呢？为此，对屈原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原因及内涵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

从汉代王逸到清人蒋骥，许多学者都持这个观点：认为屈原是“楚之同姓”认为屈原不

愿出走是因为宗臣与宗主之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帝高阳之苗裔兮”是《离骚》的第一句话，它说明作者屈原是颛顼高阳的后代。“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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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因楚武王鬻熊协助武王伐纣有功，其曾孙熊绎被封为子爵，并在荆楚建立楚国。因鬻熊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楚族社会的影响，从此，楚国国君便以熊为姓。公元前690年，鬻熊于代随途中卒，次年其子熊赀继位，为楚文王。文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于郢。武王时楚国已是正待富起来的国家。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罢，楚亦始大。”成王熊恽时，楚国疆土广大，已达到“楚地千里’的雄霸中原之势。楚庄王熊旅（前614——前591年）在位时期，先后打败宋国和晋国，奠定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楚共王熊审时期，维持了16年的霸业。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官至莫熬，位居令尹之下，楚武王封瑕于屈地，把屈作为瑕的食采之邑，故史称屈瑕，屈瑕的后代便以封地命姓，以屈为氏。换言之，屈姓是楚庄王的分支氏族，屈原是屈瑕的后代。当时楚国有屈、昭、景三大姓，尊奉同一位远祖，属于同一个家族系统，因此他们都可以算是楚王族的成员。

以上疏理了屈原的远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屈原与怀王有同姓之谊，始于同于始祖，即颛顼高阳氏。屈原生活于战国末年，诸侯国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统一天下乃大势所趋。当时秦国最强，楚国最大，刘向《战国策》称“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既然是楚王的同姓宗族，出于宗族感情，他理所当然地应当支持楚王，使楚国强大起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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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论证了屈原的远祖，接下来将疏理屈原的近祖。我们先看了解以下屈氏世系。关于屈氏世系，程公说《春秋分记》卷七四曾经列过。清人马骕《绎史》在楚世系部分也列出了屈氏世系。姜亮夫先生《史记屈原列传疏证》中列了屈氏世系，基本是按马骕《绎史》列的。所以我们以《绎史》中的屈氏世系为准。《绎史》中的屈氏世系为：武王——文王——敖渚——屈瑕——屈重——完——荡——屈御寇——屈朱——到——建——生——伯庸——平——匄。我们先理解下屈瑕的有关情况。屈瑕（？——前699年）楚武王后期任莫敖。《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效，必不戒。且日虞四邑之志也。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左传·桓公十二年》记载了屈瑕的又一次战绩：楚伐绞，军其南门。莫熬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扦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人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盟而还。”由以上史实不难看出，屈瑕不仅能用人之谋而不忌，而且是一位多谋善断，富于韬略的将军。因此，屈瑕是出国历史上一位杰出人物。

屈重，楚武王四十二年至楚文王（前689——前677年）时期为莫敖。楚武王五十一年（690年）同令尹斗祁一起从武王伐随，武王卒于卒，秘不发丧。《左传》：“莫敖屈重除道梁差，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由此不难看出，屈重沉着稳健，临谋善事，不辱君之遗命，真可谓栋梁之才。

屈完，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前期任莫敖之职。楚成王二十六年（前656，齐桓公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使人问齐师伐楚之由，管仲以“苞茅不贡”作冠冕堂皇之词，又以昭王南征不复为借口。楚使者予以反驳之后，齐师继续推进，驻扎于陉山。在此情况下，屈完以兵抵御之,“师退，次于召陵”，然后，亲至齐师议和。《左传·僖公四年》写屈完至齐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由此观之，屈完是一个临危不惧，有胆有识的人物。南北朝时庾信《拟连珠》第四首：“盖闻得贤斯在，不籍挥锋；股肱良战，无论应变。是以属屈倪参乘解方城之危”，即是称赞他的。

屈荡（？——前558年）主要生活于楚庄王、共王时期。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晋楚邲之战，庄王分乘广为左右，每广三十乘，“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又；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楚师大胜。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自是楚王乘广先左。”由此看来，屈荡是一个勇健敏捷、临事敢谏，持之恒久、行事有终的人。

以上只是简单的列举了屈氏世系当中极个别的人物。但从《左传》，《国语》等书中我们可以了解道：屈氏家族成员有一些共同的传统与特征。第一，往往执掌要职，建功立业，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如屈瑕、屈重、屈到、屈到、屈建等。第二，对楚国、楚君恪守忠诚，如屈荡、屈大心、屈庐、屈固；第三，善于辞令，有礼有节，维护楚国的利益，如屈完、屈建、屈宜臼、屈罢。总之，从总体上看，屈氏家族有鲜明而强烈的传统与家风，这就是忠君、爱国，为楚王、楚国效力，自觉主动，无怨无悔，愿意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才干乃至生命。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屈原的追求与苦恼、执着与渴望，以及用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源泉。

接下来着重论述屈原之父——屈伯庸。《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古称“我”为“朕”称“亡父为”皇考’，下面紧接着“曰伯庸”。由此观之，屈原父亲为屈伯庸。王逸也认为“屈原言我父伯庸”。黄冈师范学院的黄崇浩在《屈原父名屈章说——兼考战国时期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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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与莫敖之关系》中提出：莫敖子华实名屈章，亦即伯庸，是为屈原之父。如果此说法成立，我们就更能理解爱国思想与改革变法的成因了。

莫傲子华给楚威王讲述变法的道理。但是在楚威王二年后，莫傲子华再也没有被任用，昭釐之流用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将莫傲子华从楚威王身边除掉了。屈章任莫傲向楚威王讲法制时，屈原也就十五岁左右，而当他受排挤而被免去莫傲之职时，屈原也就十五六岁。像屈章这样的饱学之士，很可能就和后来的屈原一样，就被任为三闾大夫之职。因为三闾大夫负责贵族子弟教育，同于中原国家的公族大夫。而这正当屈原的学时期间，屈氏作为贵族是有资格受到三闾大夫的教育的。照这样看来，即使莫傲子华不是屈原的父亲也是屈原的老师，那么莫傲子华的思想毋庸置疑地印入了屈原的头脑中。

莫敖子华是一位有志于政治改革，主张举贤受能，富国强兵的政治家。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十分难得的佳作。该文章所歌颂的，是在国家、人民受到侵略掠夺、陷入水深火热的情况下勇敢自卫的精神，或是在反对破坏社会生活、反对争权篡位活动中所表现的英勇行为，以及为国为民忧心劳瘁的高尚品格；没有灭陈问鼎之类事件中的烈士骁将，也没有仅仅为国君而卖命者如申亥之流。因此，文章中表现的是一种纯净的爱国精神。在士无家国、朝秦暮楚的战国后期来写这样忧国忧民的主题，这本身已反映了作者“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表现着一种即“脱世出俗”，有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及生活有着深厚情感的高洁不凡道德美。

文中写蒙谷保存国家政典，其功甚大，“存国相若”，然复国之后被封为执圭，赐田六百畛，他发怒曰：“谷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他不要任何赏官赐爵，而居于磨山。他的行为即别于效忠一人没有得到相应报酬便心怀怨愤，赌气而行的介子推。他的思想，也远远高出于愚忠的岳飞。这一切都使这篇文章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最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他生动的笔触，热情的讴歌，对几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表现了他对爱国忧社稷各种问题的思考。

文章的开头说，楚威王问莫敖子华：“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莫敖子华通过正面回答，纠正了威王只以“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为爱国的这一难得看法。他说：”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断肠绝腹、壹瞑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因为国家的现状及君臣百姓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国家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者，其表现并不相同。

莫敖子华提出的忧社稷的五个类型之后，又一一举例叙述了各类人的事迹，真正成了一组爱国精神的赞歌。文中所说“忧社稷”的五种类型当中，没有包括耿耿忠心而受打击这一类（莫敖子华及屈原皆属此类）。因为这类人的悲剧性遭遇，并不是“忧社稷”所必须的。他们的遭遇的形成不在于国家所处的环境，也不在于人臣本身。而在于国君，在于国君是否亲贤臣，远小人，真正的以天下国家为务这层道理在文章结尾有着意味深长的说明。如何看待各种忧社稷者是一回事，能否发现、亲近、任用忧社稷者又是一回事.在封建社会，归根结底还在于执政者喜好什么、亲近什么、鼓励什么的问题.所以全文归结在于王是否确实“好贤”这一点上。

在《对楚威王》中莫敖子华叙述了楚国宗臣的光荣事迹。这同屈原在《离骚》开头称述先祖的用意是相同的。他们都以楚国的宗臣为自豪，都以改革政治、张明法度、举贤授能、富国安民为理想。莫敖子华同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政治主张即使没有传承关系，但也说明了莫敖子华对屈原的深刻影响。

挖掘了屈氏世系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一、《离骚》的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联系屈氏世系来看，屈原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得宗族观念，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家”的意识浓，“根”的观念重。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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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别看重“祖宗”，喜好血脉相连、认祖归宗.屈原和楚怀王共为颛顼之胄，只是同祖不同宗，同姓不同氏，由此可以看出屈原的家族与楚国，可以说是休戚与共、血肉一体的关系.而春秋以来屈氏的一系列的杰出人物，也都给屈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入屈重的能托以大事，屈荡的直言规君，屈到屈建父子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等，在屈原的头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进行人各的完善，也包括了向这些先辈的学习。这些先辈中的杰出人物同夏禹、商汤、武丁、周武王、齐桓公等圣君，及鲧、咎鲧伊尹、傅说、吕望、宁戚、吴起等贤臣共同形成了屈原思想品格的内涵。二、屈原的美政思想在屈原的先辈中是可以找到根源的。可以叫明确的了解的，是他父亲莫熬子华的思想。也就是说，出了民本思想和举贤受能的主张外，有更多的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观念。

三

以上阐述了屈原爱国思想形成的渊源，接下来将从《离骚》来分析屈原的美政思想。屈原的“美政”思想集中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始终不忘作为“苗裔”所肩负的责任他多次规劝怀王“抚壮弃秽”，修德任贤，治理美政。诗人通过对夏禹、商汤王、周文王这三位明君“杂申椒与 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做法的描述和对尧舜光明正大，在遵循古代治国的正确轨道基础上，开辟一条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的颂扬。又通过对桀纣放纵不检，走上邪路，以致弄得寸步难行的史实的重述，希望怀王能够以史为鉴，任人唯贤，以政为德，并表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是人的感情是真挚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就在被放逐之际，依然苦心规劝怀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寥寥数语，道出了诗人的用心良苦。时光易逝，草木零落，迟暮将至。屈原担心君王如不及时修德任贤，治理美政，则年华老大，无所成就。但是，由于楚王昏庸无能，不能体察他的忠诚，反而听信谗言，任用佞臣，而将屈原放逐。屈原在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纳，而自己处境又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也不肯放弃对“美政”的追求。那么，屈原的“美政”到底有哪几点呢？

首先是：以人为本，情系人民。诗人被逐朝外，但他始终如一的惦念着祖国的人民，他“怨灵休之好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想到“民生之多艰”，他就“长太息以掩涕”。我们取郭沫若将“民生”译为“人民的生涯”的解释。再联系下句：“余虽好脩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屈原先爱民生之多艰，再叹自身之不幸，将自己的痛苦与人民的痛苦结合起来，才是他的诗篇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从中可以看出屈原对人民的感情之深厚，真挚。诗人把对自己的爱国之情有关心国君转移到同情民生疾苦上来，这是诗人爱国思想的升华。如果说屈原原先的爱国之情是朴素的、自发的。那么这里诗人所表达的爱国思想则具有一定深度，是自觉的。《离骚》中涉及到“民”的句子，如“终不察夫民心”、览民德焉错辅”、“相关民之计极”、“民生各有所乐兮”、“民好恶其不同兮”等。可以这样说，正是淳朴而又多灾多难的劳动者给了诗人莫大的动力，使他坚定不移的恪守内心所好，“虽九死犹未悔”。 再次是呕心沥血，举贤受能。《离骚》中的一段话写屈原任三闾大夫时的自我写照：“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之俊茂兮，愿竢时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苦之芜秽。”这一段话以香草喻贤才，说自己曾辛辛苦苦地对弟子进行教育，精心培养各种贤能的人才。本来希望他们能够长大成材，等到他们枝繁叶茂的时候就去收获。然而他们却变质腐化，诗人十分悲伤。屈原说“举贤而授能兮，偱绳墨而不颇”屈原将举贤授能与修明法度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战国末年政治改革的两大主要精神。诗人坚信，明君贤臣是治平的先决条件。他说“惜三后之纯粹兮，故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这实际上是借着三王来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君之德行“纯粹”，而臣亦各为“众芳”，没有蒿艾草茅。《离骚》中又列举古代贤王求才的事说：“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鮌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莫敖子华《对楚威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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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君王直不号，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屈原上面这几句诗所表现的不是同莫敖子华一样的意思吗？。《离骚》中又说：“说操筑于傅岩兮，五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皆是君王主动求贤：或多方寻找；或偶然相遇，知是贤才，便几次延请；或一听其胸怀大志，便立即重用。而且，屈原所列举的这些人，都地位卑贱。这实际上表现了一个用人不以族姓贵贱而以才德为依据的思想。屈原平生憎恶“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之徒，他渴望楚国出现圣贤的臣子，能像他那样置“余身之惮殃”于不顾，勤勉的奔走于国君前后，帮助国君赶上前代明君先王的脚步，使楚国免于败亡的厄运就是在怀王屡次翻悔、推托、变卦、不信任诗人，疏远诗人的情况下，他还依然辛劳的为国家培养人才，并不失时机地劝谏国王举贤受能，可见举贤授能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第三，禁党朋。《离骚》中通过女媭之口发出了深深的感叹：“世并举而好朋兮！”又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楚国朝廷之中朋党之风炽盛，这些人违背法度，欺上瞒下，颠倒是非，为所欲为，互相包庇，习以为党。即诗中的“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党人打击正直，陷害忠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如“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这些党人即相互勾结，又相互嫉妒，争夺权力，而不以国家为事，这就是诗中的“羗内怒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椒专侫以慢慆兮，榝又欲夫佩帏”。由于党人的聚敛逐利（众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弄得国困民困，使国家至于败亡的境地，即“路幽昧以险隘”。楚国在怀王朝结朋党成风，正直忠诚之士反受孤立。“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诗人所表现的，是作为一个正直朝臣同比周朋党之徒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

第四，明法治，《离骚》中说：“循绳墨而不颇”，又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中多次提到“规矩”，皆用以喻法度。表现了一切要遵循法，按法来评判的思想。可以说，屈原作品中一切对结党营私者的揭露、申斥、批判，对自己的辩白，都是从维护国法，维护法制这一角度提出的。当然，从屈原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还能得出更多的关于“美政”的理想。对此不再一一分析。

综上所述，不管是屈原的爱国思想的成因还是爱国思想的内涵，都是由“血浓于水”的亲情而引起的至死不悔的爱国热情，促使屈原心甘情愿在自己的国土上吃苦受罪，忍辱负重，而拒绝到他国寻求飞黄腾达的时机。屈原对楚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楚怀王的耿耿至诚之情，都付诸于“虽九死犹未回”的上下求索和怀石投江的壮烈行动中。据此，水害忍心去苛责屈原的所谓的“狭隘的宗族感情”呢？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树立的一座璀璨无比的丰碑。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推崇和隆重纪念。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伟大高洁的人格，千百年来哺育和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注释

①《左转》 219页 中华书局 2007 ②《史记》 1540页 中华书局 2005 ③《论语孟子》138页 三秦出版社 2007 ④《汉书》3889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⑤《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5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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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史记》257页 中华书局 2006

主要参考文献

[1] 董运庭：楚辞与屈原再考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聂石樵：屈原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汤炳正：楚辞讲座【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李山：楚辞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周建忠：楚辞讲演录【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9] 黄崇浩：屈原父名屈章说——兼考战国时期屈氏与莫敖之关系【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四期

[10] 王增斌：屈原的为政思想在《离骚》中的体现【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1] 翟云英：析屈原之寻根认祖【J】，淄博师专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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