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

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

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

李向阳

摘要：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认为墨家思想是侠义精神的内在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指南；而侠义精神是墨家兼爱天下，利他无我精神的极度伸张。

关键词：墨家思想 侠 侠义精神

墨家学派是战国诸子百家的重要一支。《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所记载的墨者的形象是抱有坚定的“兼爱”、“非攻”理念，为天下公义兴利除弊，死不旋踵，是一个具有理想信念又兼重实践的社会组织。“侠”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的武士演化而来。侠者奉行为义之道，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历来人们把侠看作是公平，正义的执行者。侠义精神更是人们对侠者的人格特征及行为模式的心理认同。墨家与侠在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理想追求与实践过程中行为模式的相似性上，使得人们对墨与侠，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关系的认识上长期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本文欲将二者通过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证。

一、研究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的发展历程是有着一番波折的。自战国中期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形成，组织之严密，思想体系之完备，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然战国秦汉间骤然衰落，魏晋以降几湮没无闻，习墨者寥若晨星，学人谓之“中绝”。时至中国近代兴起了一股墨学复兴思潮，墨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其中墨与侠渊源关系的讨论是争论颇多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鼓吹侠以张扬民气的需要，人们纷纷将墨、侠糅合起来，创立了“侠出于墨”及“墨侠一体”说。这种说法最早由晚清学者陈澧提出。他在《东塾读书记》卷12中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康有为继之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而将这种说法变成学术界公认的说法的是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的论证。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墨学研究者对游侠即墨者都深信不疑。侯外庐干脆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派。纵观20世纪初中国的墨学研究者是带着一种民族情感来研究墨家的。所以不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因此遭到现代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余英时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的论证也多被现代学者所信从。他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侠与中国文化”一节中提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到的‘儒墨皆排摈不载’就是侠与儒墨两家没有渊源关系的断案了”进而对梁启超论证中的“儒墨”、“儒侠”对举现象做了分析，认为“韩非子《五蠹》中之‘儒’涵盖了儒墨，是广义上的指代知识分子。”另外在对游侠的事迹做一番考察之后，得出“侠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并且认为“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张

1炳麟《儒侠》）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找寻任何古代学派的源源了。我个人认为以前两

种相对的说法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不能作为墨侠关系论述的最后结论。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侠”画像的人，然而《史记·游侠列传》中他自己也坦言“自秦以前，

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

匹夫之侠，靡得而闻焉。”就是说秦以前侠的样态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得而知。还有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猎儒墨逸闻”与《史记》没有为墨子单独列传，而仅仅附于《孟子荀卿列传》后24个字，这一点让我们大惑不解。再者就是关于早期“侠”的史料记载的缺失。最早见诸史籍的当属《韩非子》一书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中提到的“侠”，然而没有对侠做出解释。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侠的解释晚出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不能作为对上古之侠作为对上古之侠的准确理解。虽然就目前的史料来看不足以证明墨家与侠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墨家与侠相伴而生于战国之际，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相似的历史命运。墨家思想中兼爱、贵义等理想追求与侠义精神的急公好义、心怀天下等人格气质相吻合。墨家思想对侠义精神的内涵的完善与限定的作用是不可不察的。

首先，墨家产生与侠的出现是在同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虽然上古之侠的面目在汉代的司马迁时已经无法辩识了，但是就有关“侠”的记载出自《韩非子》一书来看。侠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为人们所注意了。也就是说侠的出现时代当不晚战国后期。而后侠最直接的来

2i源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当是由古代的文武兼包之士分化出来的武士发展而来的。 这一点已

经得到学术界许多学者的赞同。墨家的起源学术界有许多种说法，我个人人为论证最精当的当属方授楚《墨学源流考》提出的“墨子自创说”。史传墨子曾受孔子之术，感于战国时代礼制崩坏，社会纷乱的局面，欲补弊救偏，愤而道尧舜，取法先王创立新说。孙诒让《墨子间诂》序中说到“孟子以杨墨并立 ，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

3战国百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也就是说墨家的产生和侠的出现都是以

一种对社会的“复古式改良”。墨家用思想学说，侠者用自己独有的行为模式，实践理性，企图恢复“天下为公”的时代。正是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才会使得墨家与侠有着相同的历史使命，相似的人格气质。

其次，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在诸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所谓侠义精神是为侠者的行为模式的一种文化上的抽象与概括。最早给侠义精神做总结描述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论到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4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墨家讲“兼爱”，主张“视

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兼爱中》）这种完全泯灭人、我、亲、疏界限的观念与侠者赴士之困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萍水相逢，生死以之的举动如出一辙。墨子对“兼爱”的实践要求是“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侠者亦是急公好义，抱有匡世济人之念。墨家“贵义”主张“万事莫贵于义 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贵义》），“义者，正也”，（《天志下》）指出了义的正义，公平等内

5涵。又说“义可以利人”。（《耕柱篇》）墨家思想中独有的义利观，是墨家思想与实践完美

结合的反映，所主张的义超越了儒家所谓“义者，宜也。”的观念，不单单是合乎时宜的“义”，而是把“义”上升到了一种人们判断是非所需要遵循的根本性的准则。侠义精神所涵盖的“义”也并非简单的侠者之间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而是侠者行为所遵从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要求。有人认为墨家主“非攻”戒私斗，这一点与侠者任性枉杀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墨家也有为义而战，视尊严胜过生命的一面。侠者就是继承了为“义”而宁可舍其躯的做法。把对“义”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至。

最后，二者具有相似的历史命运。时世变迁，殆至战国末期，秦兼六国，渐趋统一，以法家思想治国。力主中央集权。墨家“兼爱”、“尚同”诸主张为世所不容。再加上内部分裂，战争频仍，守墨家经义的经传，说书类墨者亦越来越少，惟有从事类弟子在实践上恪守墨家组织纪律与道德要求，在行为方式上与侠者同。因而有学者认为“侠者为墨家末流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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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

6后经秦焚书，汉之儒者一尊，百家罢黜，自此墨家言及墨者多不为人所知。侠者自《韩非子》言“以武犯禁”至汉武帝时期拘杀郭解之流，又荀悦《汉记》中称之为“德之三贼”之首。自班固以后侠者事迹更是不见诸正史。可以想见侠者亦是被历代专制王权所镇压，打击的对象。然而侠者并没有因此而衰亡，在不被上流精英文化所容纳后转而在下层世俗文化中寻找发展空间。正所谓“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只要有不平之事，只要遭逢社会动荡，制度缺失，出现强凌弱，富辱贫之现象时就自然会有侠的身影。而且侠的发展不但由于处于江湖草莽的侠士的侠闻侠举为人所识。在经历了魏晋，隋唐上流浮华气息的沾染后。侠成为诗人，墨客们津津乐道的题材。侠的文学化推动了侠文化的发展，使得昔日“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的行义之侠，一跃成为人人皆乐而为之的一种心理追求。

尽管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二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墨家思想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是墨者补弊救世的一系列主张。同时墨家又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团体。而侠义精神则是人们对侠者行为的抽象认识，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为侠者亦不是一个社会集团，只是具有相同气质，人格与道德准则的群体。墨家属上流精英文化，虽因时世变迁而几乎中绝，然而思想之宏大，志向之高远，非侠义精神所比拟的了的。相比较而言，后者只能算是下层世俗非主流文化元素。

通过以上的论述，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的诸多相似之处表明墨与侠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由于当前尚缺乏直接的史料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对比得出近似的结论：墨家与侠相伴而生，墨家思想为侠的行为给予了道德准则的限定。侠义精神是墨家思想在追求平等，实现“天下为公”社会理想的极端表现。

参考文献： 1．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三联书店 329-330页

2．顾颉刚 《史林杂识初编》 中华书局 2005年

3．孙诒让 《墨子间诂》俞樾序 中华书局 2001年

4．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 中华书局 1973年 3181页

5．王东升 《墨侠渊源流变考》

6．吕思勉 《秦汉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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