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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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通常一代指20年，但代际关系的两代,泛指老年人与年轻人,如家庭中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与儿女、孙子女辈的关系。代际差异产生代际关系。老年人与年轻人因为生理的、心理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经历的不同，在行为和认识上产生差异。代际关系既可能是整合的、融洽的；也可能是分离的、隔阂的。一个开放的社会或当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经历不同，从而使各自组群中心观（或称群体中心观）较为悬殊。不同代的人各自具有以自身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对同一现象或一系列社会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两代人之间这种认识上、价值观念上的明显差异，通称“世代隔阂”或“代沟”。在封闭的社会或社会发展处于稳定或停滞时期，两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无明显变异，年轻一代人的社会化处于老一辈严格教养、熏陶之下，严格遵循传统的社会规范，世代之间在观念上、行为上较为一致，世代隔阂就不明显。编辑本段范围

代际关系既可发生于家庭中，也可以是社会范围之内的。家庭范围之内的代际交换是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规律,即父母一代给予子女一代以经济或服务性帮助,而子女则给予父母一代以感情上的慰藉和尊重。但是，这种交换往往是不平衡的，会产生代际矛盾。社会范围之内的代际隔阂的消除或弥合，往往表现为新意识代替或变革旧观念。代际关系的处理一般采用调适、合作、同化和了解等方法。编辑本段关系紧张

从狭义上讲，两代指的父母和子女两代，正确认识与处理好代际关系，对于搞好两代人的心理协调，增加两代人的团结，促进两代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导致代际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有以下五个主要原因：1.在心理状态、行为表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一般来说，在思想上，上一代比较实际并趋于保守，下一代比较开朗、奔放；在道德观念上，上一代更为重视传统的道德标准，下一代则很少受此束缚；在行为反应上，上一代人比较迟缓，下一代比较灵活；在性情上，上一代比较沉着、谨慎，下一代比较活泼开朗；在生活态度上，上一代注重实际，下一代比较多幻想；在用钱上，上一代注意量人付出，合理节约，重视金钱的生活价值，而下一代则多有随心支出，用钱计划性差，不注意节约。常见一些工作后的青年月底未到工资已经花光了：在服装方面，上一代比较重质地，主张大方、朴素、实用，下一代则重时髦，追求时装、款式及色彩搭配；在交际方面，上一代选友持重，关系多较实用，下一代交际广泛，其中不乏志趣朋友，目前有较多的青年人还认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所以有时失之泛泛。这为上一代所轻视。 2.成长环境的差异人的心理是在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形成与发展的，人的出生环境、生活阅历、所受教育及社会制度筹，对人的意识形态及行为习惯有很大影响。就我国目前而言，上代的长者大多出生在解放前，他们大多饱尝过旧社会之苦，体会到新社会之甜，所以他们对生活容易感到满足。解放后出生的下一代则不然，他们大多生长在蜜罐中，缺乏对新社会深刻认识，意识上有些模糊，大多数人对生活水准要求较高，也较难得到满足，在许多问题上与一代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也表现为这些年青人历史观、政策观念的缺乏。上一代人在这方面往往易于与下一代青年产生隔膜。3.不同年龄的心理特征差异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特殊心理差异，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许多问题上也自然产生差异，年青人朝气蓬勃，思维内容广泛，反应灵活。接受新鲜事物快，适应新环境能力强，爱独立思考，敢说敢做，受传统思维和习惯势力束缚较少，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开创精神。他们创新意识强，心灵手巧，富有创造性，敢于打破传统的陈规陋习。但他们很容易偏激。处理问题也不够沉着、干净，中年以后，特别是人近老年，工作、为人渐渐老练起来，再加上生活经验的积累，上一代人看问题便更深刻、透澈一些？但此刻也许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他们不如青年们那么热情、开放，有时由于受传统观念、封建

意识的束缚，容易保守，思想固执，固循守。青年人会因此不满。4.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的差异目前我国大多数青年人的经济地位不高，与上一代人相比，经济力量稍显单薄，除有些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经济上基本独立（遇到重要事件如婚嫁等多数人还需要上代人支助）而外，那些正在学习或待业的青年经济勺完全或部分依靠上一代，这导致青年人经济上的被动局面，使正值上升期、心气难免高傲的青年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易于偏颇，与上代人产生心理磨擦，再则上代人社会经验丰富，责任心较强、处事谨慎细致，在单位及社会上易为人重视，而青年人受到传统观念的限制，常被人当做“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之辈未能享受应有的尊重。加上论资排辈在评学术职称、晋升工资、分房等实际待遇问题上，“资格论”往往还起着较重要的作用，这使青年人的热情与积极性大受挫伤，积陋成习地认为社会待之不公·地位较低，所以对社会的责任心较之上代人也似有不足，这是两代人之间易于矛盾所在。5.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使两代人的心理产生不同差异青年人对新生事物追求与摹仿能力很强。但批判鉴别能力较差。如，这几年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放宽，促进了国际交流，开阔了国人眼界，青年人吸取国外新东西多，但由于缺少历史的与现实横断面的比较，有些人失之盲目，不论是好是坏。全盘吸收鼓吹，甚至把西方的一些糟粕也当做新潮加以崇拜、摹仿、给部分人思想上带来混乱、败坏了时风，以至上一代人对此看不惯甚至讨厌。上一代人较之青年一代，对事情的鉴别力较高，但对当今社会迅速的变革感到有些不适应，甚至部分老同志基看不惯。以上五个方面的浅析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上代人与下代人都存在这种差异。也不意味着同代人的各方面特性都完全相同。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看待并且解决代际关系中可能存在和出现的矛盾、问题。解决办法：避免代际关系紧张的几个办法有的老年人认为现在的青年人是不可救药的一代，有的甚至认为今不如昔，其实，两代人之间应该相互了解，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间心事，才有可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从而使代际关系融洽。正确认识两代人的心理特点，是妥善处理代际关系的关键。对待两代的不同意见，应采取接纳、融合、折衷并存的办法。不要出口伤人。上一代尤其应该注意不要在众人面前伤害青年人的自尊心，说话要讲求语言艺术及方式方法。上一代人千万不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误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实际那样只能导致代际关系更加紧张、僵化。上一代人应具有个人魅力，富于同情心。上代人应在下代人面前尽力展示其各方面的修养及魅力，经常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去刺激、鼓励下代的创新意识及改革热情。下一代应该尊重上一代，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在节假日经常探望老人与老人团聚，清除老人精神上的孤独感、寂寞感。出门办事应先告诉老人，以免让老人耽心。当青年人在某方面取得成就时，也应及时向上代人报告喜讯，让他们一块分享成功与荣誉，使他们感到骄傲和欣慰。同时，青年人还应避免与上代人争吵，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去控制不良情绪，从而使家庭关系，代际关系融洽、和谐.

之所以用“眼泪往下流”来比喻家庭中代际关系倾斜现象，是笔者对此社会现象的困惑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后的一个结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分化和解体，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因此减弱。现代社会中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中原有的双向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被打破。代际关系的重心迅速下移，并严重向下倾斜。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心是老年人，而现代家庭的代际重心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孩子。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亲代对子代有极大的付出；反之，子代对亲代的赡养、照料和慰藉却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部分不敬、不尊、不养；或者有养无敬、有养无爱的情况。代际关系的倾斜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由此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代际关系的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那么，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一改几千年的道德伦理规范，从“尚齿”、“尊老”、“养亲”、“无违”的伦理传统中走出来，改变了“父慈子孝”、“尊老爱幼”的传统代际关系模式；选择了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漠视对父母等老一辈的关心和照顾的“重

幼轻老”的价值取向？为什么会形成现代家庭代际关系重心向下倾斜的社会现象？换言之，眼泪为什么会往下流？现代人为什么只重枝叶不重根？即是问：亲子间的关系重心为什么向下倾斜？家庭问题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领域，但思考和研究的角度各有不同，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倾斜的原因，及这一社会现象对家庭养老功能和年轻一代社会化的影响。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简单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代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说，是就宏观社会而言，指社会层面上因地缘、业缘和其他关系产生的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从狭义的角度说，是就单个家庭内部而言，指家庭中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关系，即亲代与子代的关系。“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等诸方面。代际关系通常是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呈现出不同态势的胶着状态。实质上，代际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体现，是相互的保障关系。”[1]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是亲代抚养子代成长，待子代成年之后，反过来赡养年老体弱已丧失劳动力的亲代，这是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双向交流、双向平衡的“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责任与义务对等的代际交换关系。“传统的代际交换是一个内容广范和持续时间长久的过程，它至少包括物质的、情感的、仪式的、声望的、象征的等多方面内容。”“这种代际交换中的公平逻辑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家庭、宗族及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变迁导致了家庭变迁。因此，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等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学界非常关注的领域，其中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查询近年来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有这样的三种研究方向：一是从人口老龄化角度分析代际关系变化对养老的影响。如：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伦理道德建设[3]；21世纪老龄社会应该从多视觉设计家庭支持政策[4]；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代际关系出现下移等新走向[5]等等；二是从养老支持力角度分析代际关系的变化对养老的影响。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6]；不同性别角色在承担老年人家庭照顾责任时所体现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及承担的不同任务[7]；传统家庭养老所面临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8]；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9]；选择跨地区进行比较的方法，研究社会变迁中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10]等等；三是对代际关系变迁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如：对社会转型期代际关系面临的代际供养倒挂、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等现象及代际关系变迁原因的分析及对策[1]；传统孝文化与代际网络结构的传承、变革与新的互动关系[11]；提出影响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公平交换逻辑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行政力量和国家意识形态[2]；在城市化加速及体制转轨背景下，中国老年人口的异质性与城乡代际关系的差异[12]；从伦理的角度分析“责任伦理”在城市居民家庭养老中的作用[13]；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动的方向和数量[14]；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关系的分析[15]；分析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16]；代际关系紧张与大家庭分家有密切关系[17]；提出“文化反哺”现象已经成为与传统文化传承模式对应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18]；对不同文化地区代际关系的比较研究，如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19].还有对代际冲突（“代沟”“代差”）等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拓展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涵，构建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础，有些并被相关政策部门采纳。

但是，这些研究均未对代际倾斜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进行专门探讨。为此，本文提出了“眼泪往下流？”的代际倾斜现象及其原因分析，以及如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如何使年轻一代健康成长？等问题。并提出理论假设：⑴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家庭的变迁影响了现代家庭的代际关系。⑵时代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利益格局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对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之一就是代际关系重心下移。⑶人的自私本性表现在代际关系上便是通

过关注下一代实现自我价值的延伸，“利他”的实质是“利我”。二、代际关系倾斜的现象

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是一种“反馈模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赡养年老的父母。是一种双向交流、均衡互惠的代际交换模式。但是，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巨大冲击波：父辈的权力和权威日益减弱，子辈的（经济等）实力和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利益分化，亲子之间出现新的矛盾；一方面子女由于社会竞争的压力，工作事务繁忙，无暇或无能力或不愿尽心意照顾父母；另一方面父辈又过度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将有限的精力、时间和关爱都给予了子女。出现了“养老不足，爱子有余”的代际重心下移的现象，社会学者称之为“代际倾斜”。 1、家庭变迁中的代际关系

伴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也随之发生了裂变：

（1）传统家庭结构分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核心家庭关注的重心往往是下一代，老年人因不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失去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又由于劳动力流动领域范围增大，一些子女成为外地移民或外国移民，老年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独居户比例上升。而现代社会中多数子女在工作后自立，选择与父母分居，难以像过去一样在父母身边尽孝心和尽照料的义务，代际关系日见疏远，代际之间矛盾加剧。（2）家庭功能衰落或外移。由于现代社会中大规模专门化的正式组织的兴起及大家庭的解体，家庭部分功能已经被正式组织所取代，家庭功能明显地减弱或外移。例如，家庭的生产功能被工厂等经济组织所取代；与生活消费联系在一起的衣、食、住、行等家务劳动被生产组织和服务机构所取代；儿童社会化等功能被学校、大众媒体等所替代；甚至于部分养老等功能也被养老院、社区服务性行业等逐步取代。“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养老方式从单纯地依赖血缘网转向依赖社会网。”[11]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教育、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的发展，也使人们极大地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代际之间的血缘纽带变得不紧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3）社会化的方式和内容发生改变。人的社会化原来主要由家庭执行，现在变为由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单位、大众传媒及同龄群体等方面来共同完成。社会化的环境不断扩大，教育机构和工作单位的专门化，使同龄群体以及业缘群体在人的社会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这种社会化所包含的领域扩大，它扩展到学习、工作、闲暇活动和人际关系等各个社会领域，这使得年轻一代对上一代的依赖性大为减少。同时，社会化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知识和生活技能成为社会化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化主题和社会化任务变化非常迅速，使年轻一代的社会化更多地依靠社会而不是家庭来完成。

4）代际之间权力发生转移。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

他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财产的拥有者，因此具有管理权、教育权、分配权等权力和权威。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老一代失去了知识更新的能力和经济优势，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而失落了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第一，现代化的进程使年轻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超过老一代，因而在文化方面年轻一代有文化水平高的明显优势。第二，现代化过程中，年轻一代在经济上能很快地独立，收入甚至于超过老一代，因而在经济上老年人失去了传统的支柱地位。第三，现代文明是属于“年轻的文明”，年轻一代能很快地掌握现代化的信息、生产、生活技能，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反哺”现象。家庭话语权已经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传统社会中长幼辈份有严格的伦理等级，父母对子女来说总是有理的一方，晚辈绝无资格评论或指责长辈；而现代社会生活中，子辈不听取长辈的意见，不尊重长辈甚至于指责长辈的事时有发生，甚至因此成为他们不赡养老人的理由。

（5）家庭角色的变化。传统社会的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权威的角色。不论他们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生产和生活中的权威，都受到社会和家庭成员的敬重。而现代社会中亲子两代的角色差异，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角色差异，还有知识结构的差异，资源财富的差异，权力声望的差异等，必然在角色功能上产生较大变化。当晚辈的知识、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家庭的角色敬重也就发生转移了。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的主干家庭中，独生子女是少数，多子女则是普遍情况；而在其子女的家庭中，独生子女的情况则是多数现象。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的核心。现代社会，子女独立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开居住。老年人的父母角色弱化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就淡化了。老年人作为社会一个弱势群体产生孤独寂寞感。”[1]父母角色的权力与威望也因此失去。 2、传统人生观、孝道观的变化。

一方面是传统的尽孝观念在淡化。中国传统文化对“孝”的解释是“子承老也”，通过“子承老”实现家族生命的延续。个体把自我生命的过程融入历史长河之中，尽孝实际上就是对家族生命价值的认可，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所在。而现代人对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是注重现在的自我价值实现，现在的自我生活是否得到满足。

何况，现代“年轻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尽孝是属于社会意义上的概念。目前社会资源已经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作为纳税人，向社会尽了义务，是否还要在家庭中尽义务？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年人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并影响其子女的教育成长。”[1]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影响到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愿。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在淡化。

现代人除了主观原因外，先赋的家庭因素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家庭背景对个人成功决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努力和进取心，家庭观念因此日趋淡薄，人们对养老的责任感更加不予以重视。尽管现实生活中家庭代际关系仍然是传统的亲子两代的角色身份，但是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更多地是由于父母的角色身份而尽的义务，而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出于“尚齿”、“尊老”的尽孝观和以家族生命为本的伦理价值观。现在的代际关系是向有所疏离的平等互惠的契约化方向发展。 3、生活方式的代际倾斜

现代化生活使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现代人推崇科学和理性，以实际效益作为评价事物和行为的标准，珍惜时间的价值；这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所推崇的“圣化”的行为标准和规则，注重礼节，受严格约束的行为方式大不一样。加之现代生活的多元化、大生产的快节奏等都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缓慢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不同。对于对这种高效、快速的新生活，年轻一代无疑地更愿意也有能力去接受；而老年人受思想观念、知识结构、身体承受力等因素影响，必然对现代化的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采取回避、抵制等态度，因此造成代际之间的差距和矛盾。由此还出了现代际之间的“文化反哺”的现象。

4、代际互动出现错位：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现代家庭代际互动中出现尊老不足，爱子有余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有的子女还要求老人担负起照管孙子和承担家务活的责任；有的“子女由于（失业、下岗等原因）经济状况不好，家庭中出现经济供养倒挂现象，由离退休父母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下岗职工从社会保险的缴费人成为基本生活费的领取人，社会赡养资源也由此减少。”[1]另一方面，子女对自己的下一代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甚至出现“过度关注”的情况，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眼泪往下流”的代际重心往下倾斜的现象。这种“重幼轻老”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引发亲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代际关

系的紧张。

但是，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还有另一种自愿向下一代倾斜的现象。例如杨善华等学者在对“责任伦理对城市居民家庭养老”的课题研究中所分析的那样：对大多数老年人而言，他们并不是一定要靠他人的帮助走完自己的一生；更多的“老年人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尽量减轻子代负担的责任感，他们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途径，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存需求，达到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目的。”[13]就是说，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除了均衡互惠的公平交换逻辑的原则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和伦理因素的影响。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在人的生命价值观中，“家族的绵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永远不可解脱的情结。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他们永远不忘自己对子孙的责任。”正是这“责任伦理”使得老年人总是要求自己做不计回报的付出，也使老年人自觉选择了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和对子女的宽容态度。“他们总是为子女着想，对于子女在‘孝’的方面未能尽到的责任给出自我满意的解释，所以他们决不会挑剔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只要在这方面做了一点一滴的事情，他们就会非常感激非常满意。”[13]这是一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眼泪自愿往下流”的代际关系倾斜。现代人之所以会做出“只重枝叶不重根”，“重幼轻老”的价值选择，其生命价值实现的文化情结和责任伦理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三、影响代际关系倾斜的因素 1、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在“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背景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整个社会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其原因：一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活动范围狭窄，人们的生产、生活大都局限于某一区域。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机制，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物质、知识、技能等资源主要是从父辈手中获得，代际间的传承活动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关键，这使得亲子两代之间的冲突因此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由于生活空间的地域限制，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社会关系因此相对简单。人际关系中对血缘和地缘的认同非常强烈，人际之间的信任与认同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先天性的亲密关系，这使社会成员的交往容易形成“熟人社会”，代际关系因此密切和谐。三是家庭承担了人在社会生存发展中的各种功能，家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非常重视代际关系的和谐，这就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平衡巩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现代社会制度使以血缘、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封闭社会结构变成了以契约为联系纽带的开放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建设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给传统家庭代际关系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第一，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子代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不必完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和支持，而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取得成功；独立谋生的核心家庭增加，父辈控制子辈的经济手段大大减弱，代际关系松散疏远。第二，“政治程序对资源的代际转移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是年长一代控制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分配规则的制定，那么整个社会制度的设计就会倾向于老年人；年轻一代在这种强制性的代际资源转移时处于不利状态。当年轻一代普遍意识到这种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宏观层面上的代际关系紧张。”[12]第三，孝道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维系的代际关系的力量在减弱。由此出现代际重心下移，代际关系弱化，代际矛盾冲突加剧等与传统双向平衡的代际关系不同的变化。但是必须看到，在有几千年家族传统文化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也不可能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立即瓦解，代际关系只是相对弱化，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永远不会消失。 2、人口变动影响代际关系

影响代际关系变化的因素中，人口增长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中国人口在近代以来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这使我国人口的基数很大。第二，同稳定的人口增长相比，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增长幅度突然迅速下降，造成新生

代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年轻劳动力人口少于老年消费人口，生产者少于消费者，为此，社会经济实力就不足以支付社会化养老所需，这就势必增加家庭中子女养老的负担。第三，我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社会的文明进步，老年人口平均寿命延长，需要赡养的时间必然延长。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增长失控的后果一样，都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养老危机，给子代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第四，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不发达阶段，未富先老的国情，使我们难以实现社会化养老的目的，也只能给家庭养老带来更重的负担。以上人口因素都会增加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影响正常代际关系的维持。 3、家庭的分化与解体

家庭的裂变首先是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冲击。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核心家庭的增多，由此而来的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空巢期和解体期（鳏寡期）时间增长，老年户增加，这无疑增加了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时间、经济负担和照料的困难，使子代对老年人产生负担过重的埋怨。分离了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淡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使老人在空巢或独居中不但失去传统大家庭的中心地位，并且因成为子女的负担而处于家庭的边缘地位。代际感情在减退，甚至于有的产生激烈矛盾冲突。

其次是家庭功能弱化或外移，大家庭的解体和分化，使传统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产生转移。如上文所叙，家庭传统的生产、生活功能弱化，尤其是家庭经济赡养、照料功能趋向社会化，养老方式从单纯依赖血缘网向依赖社会网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际间的亲密的关系，并使之产生冲突。

第三是家庭利益的分化。传统家庭中父辈权力和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财产形式，是农业社会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子辈只有通过继承父辈的土地所有权，才能生存和发展。与子辈财产继承权相对应的是子辈对父辈的赡养和把父辈的事业发扬光大。父辈对子辈的权力实际上是以财产继承权作为交换的。虽然对子女的长期抚养也是使子辈负有不可推卸的赡养责任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财产继承的制度基础，这种抚育就不能保证种族和家族的延续和繁荣。”[12]这时，奉养和服从父母的孝道，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就被赋予了最高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价值观念。然而，现代家庭中由于父辈经济权力的降低，家庭地位和道德威望都在日益减弱甚至于丧失；子辈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获得不再主要依靠从家庭和父辈的手中继承，子辈生存的独立性增强。其利益分配也越来越向他的下一代倾斜，老年人在家庭中享受不到他们期望得到的利益和亲情照顾。家庭代际关系受到利益分配中矛盾加剧的影响，越来越趋向疏远和不和谐。

4、代际互动的变迁与代际冲突

代际互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交换、文化交换、感情交换。

（1）经济交换的变化。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产功能，“代际经济互动基本在家庭内部完成，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养儿防老。”代际经济互动是直接交换形式。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加充裕的物质财富；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使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的经济条件成为可能。代际经济互动也从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交换转变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交换。传统的代际交换平衡状态受到冲击，代际经济互动表现形式呈现了多样性。

（2）文化交换。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简单，自给自足性强，人际间初级关系占主导地位。人们的传统观念浓厚，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形成后，变迁的速度慢，文化发展处于惰性状态。“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生活习俗来交往。崇尚服从的理念和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代际间的文化交流也保持了相对的同一性和稳定性。

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处于开放状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都在不断碰撞、交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了多样化。代际文化互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年轻一代的文化观念、文化活动都呈现出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变化，表现出标新立异的趋向。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时期，“一种功利主义文化正在城乡兴起，部分人对道德和传统价值的漠视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在一些人眼中，个人成就评价的主要尺度只有财富与权力，这样一种价值观对城乡社会和家庭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20]也必然会影响到家庭中代际之间对对方产生新的评价和态度，因而影响代际关系。

（3）感情交换。传统家庭成员间因血缘和姻缘形成亲密关系，及“以慈爱和孝敬为亲子之间互相给予和获得的重要内容”的代际感情交换，使家庭成员间形成了以老年人为核心的亲密关系，代际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家庭成了人们感情寄托的所在。而现代人心理变迁的显著特点是，不再像传统时期的人那样具有强烈的恋旧、恋家心理；而是变得开放，追求成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至于追求新奇和爱好冒险。他们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在通讯方式日益便捷的时候，与家人的联系则越来越少，代际关系变得日益冷漠和疏远。代际间的感情交换常常被繁忙的工作、学习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所耽误。人际关系的日趋淡薄不能不影响到代际间的感情沟通。（4）代际冲突

现代社会由于代际互动的变迁，代际之间必然出现以前不曾有过的矛盾和冲突。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用“代沟”的概念来形容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她认为，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年人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长辈们，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这条沟壑是人类自己挖的，人类发明的新技术把20世纪中期以前成长起来的人与此后成长起来的人分开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后，家庭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剧烈变迁，两代人在文化、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于政治态度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差距；两代人的家庭地位、家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利益分配由此起了冲突；代际关系出现隔阂、疏离和矛盾的局面。代际冲突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严重困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楷模和先例可援的世界。代际冲突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困难，他们的需求因不能被年轻一代接受而得到满足。例如在养老纠纷中，“冲突双方所强调和倚重的交换内容各不相同。父母一方注重物质交换的生命方面抑或可称为先赋性方面，主要强调生育之恩、抚养之惠；子、媳则更强调物质交换的财物方面或称获致性方面，具体而言就是你给了我什么（房产、钱、物、劳力）和对我好不好。老人的潜在逻辑是哺育和反哺育的传统逻辑不可变更，后代人的逻辑更看重除了生养之外的交换资源，他们更愿意做出有条件的回报。”[2]

5、价值观念的变迁

“孝”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本原。“孝”一方面是“善事父母”的伦理意识，体现着亲亲、尊尊、长长、贵老等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宗法观念，并因此强化着中国人的家族、宗族意识。从人生价值层面上看，它满足了人生终极意义的实现与世系继嗣的需求；体现了中国人珍惜自我并保证家族生命繁荣昌盛的哲学意识。孝道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社会里发挥着无以替代的感召力。在传统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子女的义务，子女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父母有传承祭祀的义务，子女则有继承祭祀的义务。所有这些，从基本生存需求到复杂社会交往，父辈和子辈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双向均衡交换关系。

但是，必须认识到，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其实质是通过对家族生命的认可来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孝”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的。小农经济是孝

文化的物质基础。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的代际交换中，老年人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社会阅历，老年人掌握的物质财富和权力都是子女人生的最大需求和立足社会的支柱。而现代社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家庭功能分解，部分生产、教育、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逐步形成社会化；老年人的家庭地位边缘化，权威性资源逐渐丧失，社会资源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手中，哺育和反哺这一交换环节于是发生断裂，代际关系出现严重向下倾斜的现象。从价值取向上来分析，这正是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所致。因为现代人基本上无法从上一代手中继承到财富、权力、地位和威望，他们人生目标的实现要靠自己或下一代来完成。尤其是当前一代老年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为子孙积累财富；而当追求小康和富裕成为可能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垂垂老矣，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家业、财产、荣誉可以传递给下一代，或者说在代际交换中他们无所付出以换回报。”[2]这当然是无奈的现实。这一代老人的子女也因此将家族生命繁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的下一代人身上。视下一代为自我生命的延续、为实现自我理想、自我追求的希望所在。这就是现代人只重枝叶不重根，眼泪总是往下流的原因。而且，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自私，是生命的本性之一。”“个体行为中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是基因的共同利益的需要，说到底，还是基因的自私性所造成的。这就是近亲之间广泛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即所谓的亲缘选择理论。”[21]就是说，代际关系中的“利他”——爱子有余，实质上仍然是“利己”；而不利他——养老不足，则更进一步说明了代际倾斜是人性中自私自利本性导致的价值选择的结果。四、代际关系倾斜对亲子两代人的影响 1、对养老的影响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不发达。中国在刚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面对“未富先老”的国情，养老问题将十分严峻。现代人“尊老不足、爱子有余”的价值选择造成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许多老年人面临着晚年生活的困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家庭结构逐渐形成倒金字塔的形状。在21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之后，将构成421——4个老人，2个成年人夫妇，1个或2个未成年人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据专家预测，到了2050年，将形成821——8个老人，2个成年人夫妇，1个或2个未成年人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子女的养老负担必然十分沉重，当子女自身利益自顾不暇或受到影响时，他们大多会选择将有限的经济能力、时间、精力等资源向自己的子女倾斜，而减少对父母辈的赡养和关心。甚至有的子女自身经济状况就不好（如提前下岗或失业），他们还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父母为他们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活。这样一来不但没能“养儿防老”，反而增加老年人的经济和家务负担。家庭养老方式势必不能承受这种家庭结构小型化带来的重负。

敬老、养老观念的淡漠使子女经济上不愿赡养、生活上不愿照料、更不愿从精神上慰籍老年人。养老问题存在巨大危机，处理不好还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对下一代的过度关爱容易使子女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也使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庭责任感，只愿享受权利而不愿履行义务；享受生活多，承受困难能力必然小；关心自己多，关心父母和关心社会必然少。代际之间冲突加大，代沟的形成等现象的出现，也必然也影响到对老年人的赡养。

还有一种让老年人晚年生活不安宁的是情况是：被歧视。现代化过程中最普遍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助长一种年轻的文明，在这种文明里，老年人不再是被崇敬的对象，年长也不能成为受尊敬的理由，社会向现代化转变时，年轻一代对老年人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已不再看重，此时社会分配原则强调的是年龄优势，形成“最佳年龄、最佳贡献、最佳报酬”的利益格局。老年人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他们老了，另一方面他们被歧视。中国的老年人

本来是最容易满足、最能吃苦耐劳的，尽管他们对下一代很宽容，但是他们也需要社会和年轻一代给予足够的尊重，把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和他们应该享受的那部分成果返还给他们。在代际互动中经济上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还有一项最重要的需求，那就是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而这恰恰是现代年轻人容易忽略的。 2、代际关系倾斜对下一代的影响（1）社会化不足

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人在这个时期生理上已经日趋成熟，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有很大提高，兴趣广泛、好奇心强、因而学习知识能力强，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给他们的选择带来困难。青少年此时自我意识加强，人生观、世界观也初步形成，但仍然处于不稳定阶段。与生理成熟程度不同的是他们的心理上则不够成熟。此时的青少年一方面力图脱离家庭及他人的监护，独立自主地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但同时又因经验不足而产生危机感。他们既不愿向父母和老师述说自己的想法，又因缺乏经验和主见而犹豫不决、焦虑不安，由此行动上出现混乱。社会学将青少年的这一生命时期称之为“心理上的断乳期”，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对人的一生影响是很大。

我国目前的青少年一代（独生子女占有很大比例），生活在社会迅速变迁的环境之中，他们因此没有稳定的显著的价值道德标准为参照；知识更新日新月异，新思想、新现象、新问题不断出现，许多东西还来不及稳定就又发生变化，他们面对异彩纷呈的世界应接不暇。人人都在追逐速度、追逐创新、追逐利益，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忙于追逐而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精神支柱。这又是一个缺少思考的变化无常的时代。青少年因此处于文化、价值、规范的不断流变之中，这对他们的社会化是个威胁！而当社会风气变得冷漠浮燥，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被物质追求所取代的时候；人际之间不再宽容、不再奉献、不再感动的时候；各种不良社会情绪通过各种渠道正在影响着成长中的年轻一代。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变得自私、任性、冷漠、包括对父母及亲人朋友。由于总是被别人关心照顾，亲情这一最本能、最能直接体现的情感却常常被他们漠视；不是他们有意这样，而是他们缺少感激别人的生活体验。他们不体谅父母的辛劳，把父母对自己的爱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父母的过度关爱下，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过于自我，追求享受，害怕吃苦，娇惯任性；缺少关心、体谅、尊重他人的习惯。缺乏自信，缺乏经受挫折的承受能力，在挫折面前容易悲观、失落。依赖性强，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就弱；缺乏精神追求，就容易形成人格的缺陷。社会化的不足不但会影响年轻一代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完成人生正常的发展历程；也使他们缺乏对社会和家庭承担应有责任的信念和能力，成为只会享受权利而不愿履行义务的一代人；并使代际矛盾扩大，代际冲突加剧。

（2）对价值观的错误选择与判断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上文已经提到，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关爱，实质上是父母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是父母自私的功利性的行为。他们将“光宗耀祖”的重担强压在子女的肩上，又用“成龙成凤”的理想教育子女；而无视子女自身的条件是否适合。并常常忽略对子女的精神品质等方面的培养。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不正确引导，其后果是一方面造成子女成长的压力，使之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子女的个人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选择，使之不能客观正确地给自己定位，容易形成只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追求，并过分地注重经济利益。而且一旦遭遇失败，就会悲观失望，再也没有继续努力的信心和能力。这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显然是极为不利的。（3）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青少年是富有激情富有理想的人生阶段，这理想应该来自社会化的理想教育。但是由于他们知识不足，经验短缺，想像中的理想化的因素过多，在面对现实时，就因现实情况的不如意而失落悲观，产生严重的挫折感，甚至于对自己的一切产生怀疑，失去信心。在代际互动过

程中，父母应加强对子女的理想和挫折教育，而不能一味地溺爱和怂恿，这是年轻一代应该具有的完整的人生经历的体验。（4）代沟及“文化反哺”

代沟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严重问题。在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两代人会产生明显的差异甚至矛盾冲突。在现代家庭的代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类学家M ·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文化传递过程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而人类社会正在从前喻社会向后喻社会转变。在前喻社会，宝贵的是经验，老年人因而备受尊重；而在后喻社会，有价值的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世界只属于年轻人。“两代人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的这种差别，使得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发生了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现象，[18]社会学者称之为“文化反哺”现象，或者说是“反向社会化”。在亲子之间发生的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选择、生活态度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等方面都有。“‘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父母常常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年老一代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18]我们要正确对待现代社会中的代沟和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代际倾斜现象目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不可理解和改良的。

五、构建良好的代际关系

1、发展经济，逐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各级政府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进行正确的指导。特别是代际的经济交换必须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进行的。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目前我国还处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阶段，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我们对社会养老也处于探索阶段，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事实求是，改革创新，量力而为。所以，仍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完善社会救济和“五保供养制度”，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 2、发挥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建设

要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的需要，搞好社区服务是十分必要的。可设计多层次的服务功能，既可提供上门服务，又可通过集中收养进行集中服务。既可对经济建设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提供较高档次的服务，又对一般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一般性服务，并适当降低收费。

3、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996年10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的基本权益及保障，以及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权利，为亿万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了法律保障。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要，还将陆续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养老制度的建设。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4、走出老年歧视

老年歧视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歧视在权利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中都有所表现。老年歧视首先是基本生活契约受到破坏，老年人得到赡养是其生存的基本权利。但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把老年人看成是弱者和依赖者，因而把老年人当成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如何化解责任与负担的冲突？如何看待老年人过去的贡献和今天的需求之间的必然性？这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正确认识的。其次是应在经济建设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建设，使年轻人在成长中受到理性、公正、关爱等精神的熏陶和约束。学会对他人、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尤其是不能忽视、漠视甚至歧视老年人。老年人过去为社会做过贡献，他们有权享用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果。再次，中华民族是具有敬老、养老传统美德的民族，

弘扬这优秀传统，尊重老年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就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尊重历史，就是关注未来。

5、建立代际和谐、人人共享的社会

一方面，老年人要注意身体锻炼与保健，科学饮食，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尤其要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和心态调整，走出自身的心理阴影和心理误区。以积极健康、乐观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重新投身于社会生活，发挥多年积累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尽可能地发挥余热。第二方面，老年人也要理解年轻一代，主动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与子女在经济方面、生活方面多做互助、互补、互利、互惠的交流。虚心地接受子女在文化方面的帮助，尽可能地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与子女积极配合、共同进步。第三方面，父辈要为年轻一代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不能将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子女倾注过多的爱护，这反而对子女成长造成压力，影响子女健康人格的形成。也不能因责任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子女作不计回报的付出；而影响自己晚年生活的质量。第四方面，年轻一代要认识到，儿童、青年、老年，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随着生命的进程，人人都将进入老年。因此，关注父母的今天，就是关注自己的明天。而一切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应该给曾经为社会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年人，也包括自己的父母，给予他们应有的关爱和帮助。老少和谐、代际共融、人人共享的社会就是我们的目标。

摘要：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关键词：代际关系全球化现代性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已经波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全球化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或者一种分析框架。无论在经济与市场研究、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国家与社会研究、消费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还是女性研究中，全球化的讨论都能够为人们找到一条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而我们关心的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我们能够从何种程度上重新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引发人们争议的代际关系？我们会看到，近代以来越演越烈的代际冲突，或所谓代沟(generation gap) ，不仅受到现代性及因现代性的扩展而产生的全球化的影响，而且事实上延续了数千年的代际认同的消解，或代际冲突的频仍，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一、代与代际冲突：现代性的张力

“代” 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惟因世代继替，人类作为生物学的存在才能代代相传；但同时“代”又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必然受制于“代”这种外在的同时又是强制性的普遍力量——他有自己的父母，就必然会与父母之间形成“代际关系”，而且，自近代以来，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代是时代的产儿”或者说某一特定“代”的出现常常与人们的社会或历史经历有关，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或者像阿兰？斯丕泽所说：“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

其实，我们说“代”是一种社会事实，还在于“代”本身就是“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换言之，社会这个人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和延续与“代”的存在及继替方式密切相关。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设想过，人类既不能寿命无限延长，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下一代人出现的必要，文化也无以前行；但人类的继替也不能由新的一代一次性接替旧的

一代，如果那样，文化也无以为继。所以，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五十一课中，孔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证代际继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他确信，这一进步的速率取决于代际变化的速率。根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的进步只能以死，或者说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更新为前提” 。继孔德之后，齐美尔也认为，这种非一蹴而就的代际更替方式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学现象。齐美尔的看法影响了他的学生卡尔？曼海姆。1930年，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在那篇后来被视为代际社会学开山之作的“代问题”一文中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五大特征： (1) 文化过程的新参与者的出现； (2) 与此同时，此过程中原有的参与者逐渐消失； (3) 任何一代的成员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 (4) 因此，就有必要将积累的文化遗产传递下去； (5) 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曼海姆欲图张扬孔德和齐美尔的天才见解，那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特征是由代的特征决定的，没有世代继替的“代”也就没有我们这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

进一步说，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它和社会学一样，是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们所以说代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起码有两个方面的论据。其一，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结果。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理性化之体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前，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数千甚至数万年间，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和自然环境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自然成了年轻一代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楷模。在这种M. 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换言之，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但是，工业化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社会结构，它引发了大批的青年农民从乡村走出，涌入越来越庞杂的城市，并使得早先在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年长一代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挑战。换言之，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一个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是在19 世纪初(也许这是一个急速的历史变迁时代) ，当代际继替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 历史现象之时，人们才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诗人歌德表现出了这种兴趣，他在自传《诗与真》的序言中写道：“就一个人的教育和行动范围而言，仅仅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就有可能迥然不同” ；略晚于歌德的涂尔干也表现出了这种兴趣，他看到了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传承遇到了问题，也看到了蛰伏于这种问题之下的社会进步的潜在机遇。为此，他清醒地告诫人们：“要孕育社会生活的新事物，仅让年轻一代获得出生的权力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能够不过多地重蹈前人之覆辙” 。其二，我们说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还因为代问题和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而民族国家的出现被吉登斯视为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结果，或者说民族国家就是现代性的指标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比较的是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初创阶段，社会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秩序的意象，它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普遍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早期社会学的历史十分相似的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孕育了最初的代意识。众所周知，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孕育于政教冲突之中(徐波，1994) 。自中世纪之后，从12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的王权力量不断加强，到15 - 16 世纪英法等国

的民族国家雏形已经大体形成；1870 年前后，一直分崩离析的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在俾斯麦和马志尼等人的手上完成统一大业。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欧洲青年，他们从这一运动中找到了与传统对立的表现和反抗的方式。“青年运动的巨大规模转过来也促进了知识界对‘代’问题的研究，使之预感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理解震撼欧洲的政治动荡的钥匙”(阿蒂亚- 东福、克洛迪娜，1993 ：4) 。比如，奥地利历史学家奥托卡尔？洛伦茨在19 世纪末就一直在普及一种所谓“脉动- 速率”假说。在他看来，代际之间的传递犹如身体素质的传递，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挖掘那些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伟大人物，因为正是从他们开始诞生了生生不息的代系列。像那个时代德国的其他学者一样，洛伦茨对代际谱系学的兴趣也受到了他浓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影响。后来，从这里出发，洛伦茨一直致力于探索德意志民族的连续性，因为在他眼中这种连续性是1871 年德国统一的基础。

代问题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产儿，而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后面就要论述的全球化的结果。从20 世纪上半叶开始，不仅欧洲，包括美洲和亚洲在内的现代性长成或开始接触现代的国家都陆续遭际了代问题。先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欧洲的移民组成的新大陆。向美洲的迁徙，从1620 年驶向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开始，到今天历经400 年也没有结束，并因纳粹德国的崛起在1930 年代到达高潮。1928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R. E. 帕克看到，“民族的移动和迁徙、贸易和商业的扩张，特别是现代大型民族与文化的熔炉——大都市的成长松弛了地方的纽带，破坏了部落的和民间的文化，用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忠诚，用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理性组织取代了部落习俗的神圣秩序”(Park ，1928) 。在这种现代性的最初的全球扩展过程中，R. E. 帕克发现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他模仿齐美尔(Simmel ，1950 ：402 - 408) 的“陌生人”的概念，将这样一种人格状态称之为“边际人”(Marginal Man) 。与R. E. 帕克的观察侧面不同，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勒( Gorer ，1948) 观察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边际性，有时会存在于传统一些的亲代和现代一些的子代之间。具体说，由于迁徙到了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

接着来看中国。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长始于1840 年，其间伴随着无数的苦难和屈辱。进入20 世纪之后，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不但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开始动摇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在中国社会朝向现代的转型逐渐深入到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层面之时，文化认同的危机产生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界领袖都开始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毛丹，1996 ：301) ，这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实际上，1915 年《新青年》的创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及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毫不犹豫的揖别。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数作品描写了处于风云际会时代的两代人“揖别”时的场景：巴金通过觉慧、觉明之口，控诉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家长制对人性的扼杀(巴金，2006) ；而在美国长大的包柏漪竟也能够通过《春月》中两个大家庭5 代人的继替，熟练而生动地展示了自19 世纪末起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包柏漪，1986) 。同作家们相比，社会学家的文字缺乏绵长的细节和生动的刻画，但同样不乏深入的观察。1940 年代，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辟出专章论述中国社会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和冲突：“子女可以时常觉得父母的过分干涉，没有道理，甚至感到压迫，父母是代表着吃人的礼教。在父母看来，子女不能体恤他们，倔强，不肯顺服，进而觉得是悖逆，不孝，大逆不道的孽障”(费孝通，1998 ：208) 。尽管此时已经身为人父的费孝通深知为人父母之不易，他还是借孝顺的尼采最终拒绝了母亲希望他皈依上帝的故

事，论证了亲子间感情的细线无法挡住时代兴替的狂风。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文化的绵延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种牵连。但是文化不只是绵延，还需要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费孝通，1998 ：210)

代际的隔膜或代际关系的“丝丝切断”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发严峻。战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凭借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力量和一系列必要又必然的社会政策调整，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重新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而这林林种种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孕育着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赋予这种冲突以新的张力。

二、认同的解构，或代际冲突的背后动因在战后最初的1950 年代，被称之为“垮了的一代”的年轻人不过是通过马龙？白兰度、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即“猫王”) 、鲍勃？迪伦、金斯堡这些青春偶像，通过牛仔裤、T 恤衫和摇滚乐，建构起了自己的青年亚文化，对抗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政治壁垒；间或以街头骚乱和滋事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林德内尔，1988 ：47) 。但是，进入1960 年代以后，这场以代际断裂或认同危机为象征的“青年大造反”竟然以如火如荼之势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诸多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开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对资本主义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这道历史风景线从1964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为开端，经1970 年全美学生发起的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反战运动达到顶峰。其间，1965 年由美国密执根大学学生掀起而遍及全美的反对越战运动，1968 年5 月法国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以及1969年8 月在美国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举行的有近50 万人参加的摇滚音乐会，都是这场青年大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Fraser ，1968 ；阿里、沃特金斯，2003 ；夸特罗齐，2001) 。

无独有偶，1949 年后一直闭关锁国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在无意之中对世界各国青年们的这次全球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呼应。1966 年的以红卫兵造反为开端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以数千万人的参与规模声名遐迩，而且还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信条一度成为欧美青年的行动圭臬。尽管这场革命和欧美学生的造反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以致几十年后，当它的内幕为人所了解时，令全世界的“左派”体验到了一次深深的挫败感( Perry ， 1999 ；卡拉奇，2001 ：434 ；傅高义，2004) 。

以1968 年学潮为代表的全球青年大造反运动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导火索，其中不乏种种偶然或阴差阳错，但认真分析起来却能够发现，它的全部起因都蛰伏在战后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换言之，1968 年的青年大造反，是资本主义或我们前述所谓“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生长和推进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范围内的反战热潮，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现存体制的认同危机和对个人独立的追求，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这场青年大造反的全部动因。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中，1961 年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是一个点爆全球青年大造反“汽油桶”的导火索。美国入侵越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艾森豪威尔语) ，但从根本上说则来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根深蒂固的扩张传统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是这种传统和本能，使得美国不惜违反它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提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随着越战的深入，美国的参战士兵从最初的4 万人增长到1969

年的55 万人，并且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屠杀手段。战争的惨烈，美国在越南的暴行和其所宣扬的“圣战”在道义上的虚伪性，尤为现实的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被送上战争充当炮灰，这一切都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认同危机使他们不能不反思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最早进行这场反思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1965 年当以密执根大学学生为核心的左翼学生组织SDS(Students for Democracy Society) 介入之后，这场反战运动就变得越来越声势浩大。1965 年4 月17 日，SDS 在华盛顿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几万名学生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抨击美国的越战政策(许平、朱晓罕，2004 ：94) ；10 月中旬，SDS 组织了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波及全美90 个城市，单单首都华盛顿就聚集了10 万人。在这一年的一系列示威中，美国学生留下了诸多日后肯定会成为“历史”的镜头：几万名示威学生在华盛顿高喊：“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青年？”；美国学生高举越共的旗帜围着白宫示威，为北越士兵募集血液；10 月15 日，22 岁的戴维？米勒当众烧毁了“征兵卡”，对美国的征兵法做出了公然的对抗(曼彻斯特，1980 ：1479 -1480) 。从此之后到1968 年芝加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此间全美共爆发了两千余起学生抗议事件(许平、朱晓罕，2004 ：105)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生的抗议在大西洋彼岸获得了回响，在1968 年前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战运动。这场绵延数年的反战运动最终以1970 年美国学生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150 万人的大游行而告终。其实，美国入侵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外部事件不过是欧美及全球青年大造反运动的导火索，其背后的动因或者说内在的弹药库则是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最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制度不完备性的是前面提及的组建SDS 的那些“新左派”青年学生。多多少少受社会学家C. 莱特？米尔斯的影响，1962 年在密执根休伦港通过的由密执根大学新闻系学生汤姆？海登撰写的《休伦港宣言》( Port Huron Statement) ，对美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宣言》以年轻一代惊人的洞悉能力，看到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背后隐藏着的深刻危机，这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过度发达，它一方面制造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使整个世界笼罩在核竞赛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使生态愈加恶化，并使人类也朝向“单向度”发展。为此， T. 海登呼吁人类能够发扬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以摆脱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的控制(参见Sale ， 1973 ：51 - 52) 。《休伦港宣言》不仅很快在美国找到了大批的精神拥趸，而且很快就在法国赢得了回响。和美国一样，正向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迈进的法国在那些年里高等教育规模有了飞速的增长，仅在1958 - 1968 年间的10 年里，它的大学生规模就从17 万暴增到60 万(夸特罗其、奈仁，2001 ：140) 。当这么多人同时聚集在大学这个现代性的产物中时，难怪图雷纳( Touraine) 会问，“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里所占据的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转引自夸特罗其、奈仁，2001 ：203) 图雷纳的观点十分鲜明，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工业社会的斗士，那么学生就是后工业社会的叛逆。事实也是如此，1968 年的法国学生从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最终走向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反叛。在一个无论是季节还是社会行情都春光明媚的五月，一大群原以为已经被资本主义“整合”得最服服帖帖的学生，却在这个社会的核心造反了！这场造反不但竖起了让人联想到1789 年法国革命的街垒，而且最后竟动员了近千万工人参与。工人参加“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是要反抗工厂的整个体制：管理机构的专权独断，机器对人的奴役”(阿里、沃特金斯，2003 ：112) ，一句话，反抗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法国街头上演的这场革命，还让人联想起100 多年前托克维尔(1997 ：64) 的惊人论断：

一个社会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之时，恰恰可能是革命爆发之际。它也使人终于有机会看到，“有史以来头一遭，人们革命不单为面包，还为蔷薇”(夸特罗其、奈仁，2001 ， 23) 。其实，在1968 年法国“五月事件”旋起之时，巴黎大学索邦本部的校门口贴着的一张学生写的大字报，和SDS 的《休伦港宣言》一样，它已经揭示了1968 年这场席卷全球的代际革命背后的全部涵义。

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力盎然的社会。想像力正在夺权。(参见夸特罗其、奈仁，2001 ：132)

1968 年的青年大造反距今已近40 年。尽管有关这场“革命”的消极评价也并不少见，有人称1960 年的一代为“破坏性的一代”(科利尔、霍洛维茨，2004) ，也有人称法国的“五月事件”是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更有人说学生们反对的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的问题，尤其是自己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但无论怎样说，人们都同意霍布斯鲍姆( Hobsbawn ，1998 ： Preface) 的看法，“1968 年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社会变化显著加速”。另外，1968年也留下了其他诸多积极的遗产，比如，促进了欧美高等教育的改革；加快了越南战争的结束；改变了妇女和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推动了欧美各国的生态运动和绿党的出现(许平、朱晓军，2004) 。其实，就我们所讨论的主题而言，也正是1960 年代的这场代际革命，改变或颠覆了传统的代际关系。这种改变或颠覆的最有价值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被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称之为“后喻文化”的新的代际文化传承方式，这是一种和传统的“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米德，1987) 。在1960 - 1970 年代的美国，也开始出现了后来在中国越演越烈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让步的现象：“多少30 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曼切斯特，1980 ：1544) 。从流行歌曲、瓦图西舞、迪斯科、滑行舞、飞盘游戏，到牛仔裤和披头士乐队首创的长发，也许还包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都开始从年轻人流行到中年人。当然，这种从反对消费社会开始，到最终屈从于消费的悖论，给了旧有的体制联合消费社会共同扼杀1968 年革命的机会，（注2）也使得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和造反，除了生活方式，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

资本主义没有因为1968 年的学生造反而寿终正寝，相反，在此后的40 年中还加快了它在全球推进或扩张的步伐。许多人论及全球化时，都明白无误地指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对市场开发和资本繁殖的永不魇足，它就既不可能产生400 年前开始的殖民冲动，也不可能维系今天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在新的地区和新的领域中发现新的商机的渴望。当然，要使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有效地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整合，它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合，或者说会造成经济领域以外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结果。比如，全球化借助媒介加速了信息的流通，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交流成为可能，互联网络及由此造成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尔，2001) 使得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成为现实；再比如，资本的跨界流动和人口的跨国迁移，使得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的边界或不复存在，或变得模糊，它不但向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形式提出了挑战，也使人们遭遇到新的认同危机；还比如，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和肯德基、星巴克以及摇滚乐，当这些消费领域的新事物随同全球化从美国嵌入其他国家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时，在改变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自然也会引发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其实，全球化的日常意义在于，它使人类的活动突破了时空界限，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依存关系，正是这种依存关系“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吉登斯，1998 ：23) 。

近半个世纪以前，天才的米尔斯就意识到，“现在，影响每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社

会学的想像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Mill s ，1959 ：4) 。现在，随着全球化成为一种越来越鲜明的历史进程，我们这里讨论的代问题、代际矛盾也逐渐趋向全球化，逐渐成为一种跨越国界、不再仅仅根植于既定疆域或地方情境中的趋势和挑战。全球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起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 生活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代的人，现在常常会面临同样的或起码相似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环境，自然也会受到同样的社会事件的影响或干扰； (2) 同样的全球化因素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相同的或相似的代问题或代际冲突。比如，人们注意到，尽管没有出现大概也不再会出现1968 年那样的全球青年统一的造反行动，但也没有迹象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代人之间已全然没有隔膜，相反，“代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普遍存在”(桂娣克瓦，2007 ：284) 。既然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青年一代普遍的生活背景和社会化因素，这样一种与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的生长环境迥异的背景就不能不造成社会诸方面的各种断裂，而代际间的断裂依旧是社会断裂的常见形式之一。三、全球化与代际冲突的扩展

“代”与“代际关系”所以会同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牵连关系，究其本质在于“全球化”本身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种延续，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放大化”；或者说现代性天生就是全球化的，一如吉登斯( Giddens ，1990 ：63) 所说，“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简约地说，从大约公元17 世纪开始，欧洲就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代表着理性化的科层制和劳动分工，即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使得欧洲社会发生了惊人的转型，并且很快促使它将新的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而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Cohen & Kennedy ，2000 ：42) 。（注3）

其实，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一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自身的起源，因此它至少有5000 年的历史。确实，当生活在不同区域中的人群试图通过战争、贸易和移民而彼此接触之际，地球就开始变小了。第二种说法源自世界体系论，最接近我们上面的观点，它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6 或17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劳资关系的决定性改变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技术创新促使资本主义蔓延到全世界，一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此席卷全球。第三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始于1970 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衰退，这次衰退摧毁了发展中国家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梦想，也使发达国家摆脱了旧的福特式产业而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运作的生产的重组。相应于上述三种观点所对应的全球化时段，米特尔曼(2002 ： 23 - 24) 分别将它们称作为“早期的全球化阶段”、“过渡的全球化阶段”和“加快的全球化阶段”。尽管也有人将全球化划分为两个阶段(阎孟伟，2003) ，或四个阶段(赫尔德等，2001) ，再或五个阶段(Rober son ，1990) ，但一般人都承认，自17 世纪起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是全球化的最基本含义。

尽管全球化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据考证，全球化( Globalization)一词的出现不过50 年。1960 年，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主编《传播的探索》一书时提出了“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 的概念(Mcluhan ，1960) ，自此“Global”一词高频率出现； 1961 年，“全球”( Globe) 一词收录于《韦伯斯特大词典》，翌年收入《牛津英语词典》(洛克，1998 ： 44) ； 22 年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提奥多尔？莱维特(Levit t ， 1983 ) 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率先使用了“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这一后来引爆世界学术界的概念。当然，如果认真追溯的话，在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相关的思想已经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扩散开来。比如，依附理论讨论了全球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提出了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等级组成的动态的世界体系；而罗马俱乐部也在1960 年代末讨论了人口、环境、资源、能源和粮食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进一步往前追溯，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和《共产党宣言》(1848) 中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探讨，形成了现代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王东等，2003)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1848 ]1972 ：254 - 255) 。

虽然有关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但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仍然众说纷纭。(1) 有人从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强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米特尔曼，2002 ：4) 。比如，吉登斯就写道，“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 Giddens ， 1990 ：64) ；费孝通(2000) 也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联”过程。(2) 有人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提出，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特别是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市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将全球化限定在经济领域，反对全球化的泛用倾向。比如，阿兰？鲁格曼(Rugman ，2000 ：4 - 5) 就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跨国公司到国外从事跨越国界的直接投资，以及通过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并称这是“标准的经济全球化定义”。(3) 也有人从人类文明和文化整合的角度提出，全球化绝不会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它也一定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渗透甚至冲突相伴随。为此，费瑟斯通( Feat herston ， 1990) 提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种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全球文化；但显然，在这种全球文化出现的过程中，因本土文化的解构或消失而带来的认同危机同样也不鲜见(陈家定，2003) 。(4) 不难理解的是，同样还会有人从体制或制度的角度出发，将全球化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化或现代性的基本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一理解向度上，极端的如亨廷顿和F. 福山，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进一步说就是美国化( 亨廷顿， 1998 ；Fukujama ，1992) ；温和的如吉登斯，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整个世界的扩展，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 Giddens ，1990 ：63) 。无论我们用怎样简略的语言，都无法完整述及现在越来越庞杂繁复的全球化理论，而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这样一种被称作全球化的变迁过程对社会生活中的代及代际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代际间的断裂依旧是社会断裂的常见形式之一。单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造成代际间断裂的原因就在于，知识社会的到来以及全球范围内劳动力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地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学校的时间普遍延长，而年轻一代为了获得教育、获得某种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资格证书，他们不能不暂时脱离社会，并因此成为与成年人相对立的亚群体。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人们甚至将延长年轻人在学校的时间作为应对失业问题的临时性手段，这个现实的考虑甚至成为近年来中国大学规模不断扩张的动力之一。学校期的延长使青年一代不必过早地担负各种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但也因此失去了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拥有的相应权力与地位。

当然，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以及对同一国家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年龄群体有时是不一样的。以就业为例，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受全球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周晓虹，2007) ，而青年成了全球化经济的主要牺牲品，他们“不得不应对严格的社会保障、低收入、在不同的工作和区域及国家之间流动”(桂娣克瓦，2007 ：277)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所造就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和IT 行业的繁荣时期，同年长

一代相比，年轻人却获得了相对更多的就业机会。（注4）无论是机会的剥夺还是机会的获得，都存在不可忽视的代际差异，这使得原先以为仅仅表现在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面的“代沟”有了某种现实的经济基础。

早在全球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前，有关社会变迁将引发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差异的观点就已经十分流行，全球化加速了这种变化。在拉葛雷(2007 ：11) 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一书中，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实用主义观念增强、功利主义行为模式凸显、个人主义观念至上以及自由意识提升”，这使得全世界的子女已经或将要和自己的父母拉开相当的距离。1968 年出现在欧美“大造反的一代”和他们的中产阶级父母之间的精神差异(程魏，2006) ，因为全球化，现在可能出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在不同阶层的子代和亲代之间。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77) 进行的系列经验研究也证实了全球范围内价值观的上述代际转变。自1970 年开始，英格尔哈特连续几十年考察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嬗变，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直至全球43 个国家。他以马斯洛(1987 ：162 - 177) 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其中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划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将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划分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90 ：56) 提出相关的两大假设：其一，“稀有性假设”——公众的需求或价值顺序与事物的稀有或匮乏程度有关，即稀有或匮乏之物具有较高的价值优先性；其二，“社会化假设”——在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形成的价值顺序成年后一般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经济匮乏社会的标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是经济繁荣社会的结果，并且价值观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97) 发现，和经济匮乏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所具有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同，因为生存安全有了保障、生活状况有了提高，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经济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更注重个人发展和内在的精神追求。欧美发达国家如此，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尽管诸多研究者认为，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忽略了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同一代人会遭遇不平等的经济现实(拉葛雷，2007 ：332)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代际之间价值观的继替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全球化尚在推进之中，它本身仍然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是相对而言，年轻一代能够比年长一代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规则和未来，因为他们参与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或者说全球化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成长的社会背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彻底迈向工业及后工业社会之前，亲子两代人之间就会不断上演“丝丝切断”的情感正剧，而我们研究和倡导的“文化反晡”同样就有持续不辍的连城之价(周晓虹，1988 ；2000) 。注释：

注1：在涂尔干看来，所谓“社会事实”就是发生在社会集体层面上的现象，“它由外在于个人但又具有控制个人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Durkheim ， 1966 ：3) 。外在的、具有强制力的和普遍的是社会事实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只能根据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

注2：华勒斯坦(2002) 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提出，1968 年的运动是对旧的世界体系的愤怒，但随即在旧的世界体系的支持下被压制下去了。

注3：在这一问题上，更有一种源自世界体系的观点认为，现代性所以是全球性的，是因为欧洲的现代性不是独立、自主、自指的系统，而本身就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具体说来，欧洲所以能够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在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积累了什么内在的优势，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这一简单事实赋予欧洲决定性的相对优势，得以超越奥斯曼- 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所

以) 现代性是这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起因。”(迪塞尔，2002 ：4 - 5)

注4：希望我们这里的论述不至于使人误解，以为仅仅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事实上，人们都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致有可能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但经济的这种快速增长也使它们付出了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贫富分化、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等代价。另外，全球化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剥夺，形成了它们与发达国家更大的差距(UNDP ，1996 ：2 - 3)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利益集团从全球化中获利，同时也是以其社会结构中的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边缘化和贫困化为代价的。事实证明，正是包括青年在内的这些群体组成了反全球化尤其是“街头抗议”的主要阵营(韩震，2003 ；拉葛雷，2007 ：16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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