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福：名儒重臣周洪谟之研究 2doc

名儒重臣周洪谟之研究

周兴福

（长宁洪谟酒业有限公司 四川宜宾 644000）

[摘要]： “周洪谟是中国最大的酒司令”，原因是他历任两京祭酒的高官，又言：“历代郡志谓，蒟酱出长宁”，佐证了宜宾酒都的酒文化历史地位，酒司令非他莫属。曾然，周洪谟一生中与酒有过不解之缘，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五岳，都要用酒，一生中与酒有情结，把他定位为专管祭祀的高官，这显然是个误区。其实祭祀只是他一生中工作的很少部分。若要真正弄清周洪谟的真实面貌，必须了解他在明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质联系，发挥他在宜宾酒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独具特色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周洪谟 酒 政治生涯 历史地位 影响

绪论

有云：“周洪谟是中国最大的酒司令”，原因是他历任两京祭酒的高官，又言：“历代郡志谓，蒟酱出长宁”，（1）佐证了宜宾酒都的酒文化历史地位，酒司令非他莫属。曾然，周洪谟一生中与酒有过不解之缘，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五岳，都要用酒，一生中与酒有情结，把他定位为专管祭祀的高官，这显然是个误区。其实祭祀只是他一生中工作的很少部分。若要真正弄清周洪谟的真实面貌，必须了解他在明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质联系。他是明代身居要职的朝内大臣，直接参议朝政大事，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行，在当代社会留下了广泛的影响。根据相关史料，将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融会贯通起来，进而将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的系统的课题。恢复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应有的地位，发挥他在宜宾酒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独具特色的重要作用。 周洪谟四川宜宾长宁人，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臣。明正统十年的榜眼，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明代史学家称他“历官有声、为世名臣”、 “为国名儒”，竭力尽智维护稳定。在《明实录》中保留着大量奏疏，既有只言片语，亦有长篇大论，主要是在教育改革和明朝礼制建设、地方稳定等方面尤多。在维护地方稳定上，最有建树的事迹是侨置荆州、襄阳流民的见解和处理川南僰人的方案，起到了稳定荆襄，稳定川南，促进开发的重要作用。

周洪谟怀抱着以儒治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献身社稷的豪情，他遇事即言，敢于坚持真理，直面时弊，厉行改革。为官四十六年，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四帝，经历“土木堡之变”、“京师保卫战”以及“夺门之变”，其所处之时，正是明朝历史上的转折点，政治日趋黑暗，内有宦官乱政，外有强虏侵扰，他能在动荡的政治漩涡中，能有所作为，受到敬重，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周洪谟退休没有回老家长宁，而是来到了家乡所属的叙州府，把他人生的最后热血都奉献给了当时著名学府“翠屏书院”。按照周洪谟的话说：教育既是为了“有禆风教”，更是为了“以正人心”。就是这样一位儒学老人，照亮了宜宾的文化天空，往后的岁月中，有力地得到证明，翠屏书院始终是四川著名的文化圣地、英杰辈出，许多的青年俊才从这里走出苍茫的群山，改变了山外的世界。

●作者简介：周兴福（1964—— ），男，宜宾长宁人，釀造高级工程师，长宁洪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宜宾学院酒产业酒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洪谟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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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谟在湖北、西南一带有很多口口相传的神化故事，说他有撵山赶石的本领，要把长江截流；在报恩寺读书扫地，菩萨都要给他让路；骑着蜀南竹海的竹马腾云驾雾上北京早朝??种种传说给人们以很多悬念，使人们感到无限的神奇，因而驱使人们不断地去了解他，研究他，试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掀起了宣传、研究周洪谟的热潮，日本著名中国学者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河北张嶔《被遗忘的盛世》；陈波（西藏大学学报）《论周洪谟对山都掌人的土流分治策》；西华大学历史学家二级教授蔡中洲《周洪谟现存者作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倪雯炜《周洪谟<流民说>及其实践》；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专业研究生向卫《明代鸿儒周洪谟》；四川大学教授周育才以及港台地区的学者相继出了一些有关周洪谟的书籍，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不尽全面、具体，还有一些失误。基于这些情况，很多有志之士聚集在一起研究周洪谟的学术思想，治国理念，考证周洪谟全国各地的相关遗存，收集整理周洪谟的文献、逸事趣闻。宜宾长宁，在这个周洪谟出生成长的地方，留下了很多遗存和丰富的著述。他的出生地新村周家湾箐竹屋基现还残存着酿酒的上下槽房、碾房、磨滚、凉场、酿酒的配料量桶“二二五”、一些酒器残片等。周洪谟一生的著作有《疑辩录》三卷、《南皋子集》二十卷、《南皋子杂言》三卷、《圣驾临雍录》三卷、《箐斋集》五十卷、《箐斋读书录》两卷、《叙州志》十二卷，这些著作涵盖了周洪谟研究的儒经、历史、地理、天文、宗教等范畴，是我们今天研究周洪谟儒家思想和学术成就的基本文献资料，是当今巴蜀文化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宝贵遗产。周洪谟早在五百多个前，提出了“峨嵋天下秀”这个享誉世界的口号。但他还有很多咏峨嵋、巫山、瞿塘、雪山和宜宾、长宁一带的诗词尚未被今人所熟知和利用，诸如《叙州八景》、《长宁八景》、马湖府《重修天宁禅寺记》、《翠屏山书院记》、《富顺文庙碑记》、《涪翁祠记》、《长宁重修县厅记》等等，这些诗文对发掘川南文化资源尤有价值，更是我们宜宾酒文化、旅游文化的基础。

第一章 世系生平 一、蜀南魁首

周洪谟（1420——1491）字尧弼，又字尧佐（1），号箐斋，四川叙州府长宁县上长乡二甲箐竹屋基周家湾（今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梅白乡白虎村）人，同辈们尊称为箐斋先生，自称南皋子，是明朝天顺、成化、弘治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周洪谟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卒于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2）。正统九年（1444）举四川乡试解元，第二年即正统十年（1445）复试礼部，名在前列。廷试获一甲第二名，赐进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周洪谟一生，历事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五朝四帝（其中英宗遭土木堡之变，由其弟朱祁钰代位，称太上皇，后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兼署南京翰林院事、南京国子监祭酒、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左）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曾参与《环宇通志》、《英宗实录》的编纂工作。成化十七年（1481）升礼部尚书；成化二十年（1484）晋太子少保积阶资政大夫。弘治元年（1488）十月致仕,弘治四年（1491）二月二十三日于叙府家中订证《尚书蔡氏传》，“乃草定凡例若干条，疾作，投笔端坐而逝”。（3）卒年七十二岁，谥文安。

周洪谟在明朝的大臣中以“博闻强记、善文词、熟国朝典故”著称（4）。史载“公少笃学，非有急务，手不释卷”（5）。宪宗朱见深称周洪谟“为国名儒”，并赞扬他“贯通经史，识达天文，具忠爱之诚，启沃两京，传我文明”（6）。徐溥（1428——1499）的《谦斋文录》认为其“平人尤喜著述，凡经史稍有疑，辄订正之。其为文简直，不为奇险语，而理致明白，粲然可爱。”李贤在《明一统志》里盛赞周洪谟“历官有声，为世名臣。”可见周洪谟在明朝政坛上的影响。

二、家学渊源

家族遗传、成长环境以及童年生活，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因而在这些要素之中，童年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环节。童年的经历直接改变一个人的特质，并对个人未来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要解读周洪谟的一生，了解他的童年，家庭背景，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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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周洪谟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性格塑造，可谓直接关联，影响深远。

永乐十八年（1420）夏四月十二日，周洪谟在四川宜宾市长宁白虎村出生。周洪谟的先祖是从资阳迁徏到长宁。五世祖周大一，于宋末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由资阳迁叙州府长宁县上长乡二甲箐竹屋基，成为长宁的始祖(7)。原来，长宁虽属蛮荒边陲，实乃富庶之乡，山多林茂，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气候宜人，风景如画，实为人类生息繁衍之宝地。周大一南迁选择此地后，首居箐斋老屋，箐斋老屋是周姓继资阳后第二发脉地，为周姓望族中心，称为周川场。箐斋老屋有周洪谟和李永通、沈秀实、白廷宪、刘仰山、候汝弼、马成成等互为唱和（8）。周川场八景即“川场古柏”、“长滩还带”、“飞来仙境”、“天生雁齿”、“西潭夜月”、“湖琩耸翠”、“曲水文波”、“鱼影平峰”、屋后苦竹丛丛，屋前泓水悠悠，堪称人杰地灵之宝地。据考证，周大一南迁之后，人丁兴望，发展至四十余代。周大一生二子周惠、周恕。周惠，字汝济，宋末知长宁军；周惠生一子周宝，宝生寿翁、寿南；寿翁元时本军教授，生丙传；丙传长宁本军教授，生世臣、世珉、世祥，兄弟三人皆路教授、训导。高祖周世祥，字季祯，筑“东溪书院”，讲学其间。朱元璋洪武初年，“以经明生修荐本学训导，丰采俊而教法严，学者皆畏而则之”（9）。祖父周本源，号始峰，“十余岁即通《五经》大义，于诸子百家之书，无不窥览，洪武十九年（1386）以经明行修荐本学训导。后调西安府学，又调池州、河间府学，召入内阁与修《永乐大典》”；本源生五子永祯、永隆、永享、永泰、永宗。父亲周永隆，字鳌汇，早先无意仕途，经里中长老劝说，三十八岁才发奋读书，成为县学，永乐十七年（1419）乡试中举，宣德五年（1430）授湖广长阳县学训导，又署松潘学事。“公为人和厚，乐易事亲，孝处已敬，待物（以）诚，清心寡欲，重义轻利，宗族乡党，无老幼慕其忠信，人咸爱重之，平生乐于为善，凡桥梁道路有圮，必率众建之。尝言：忠孝阴骘，君子终身由之可以也。自少嗜学，早夜研究《经》、《史》，旁及释老诸书，靡不涉猎。”（10）永隆生六子，洪肃、洪乂、洪哲、洪谟、洪晟、洪範。后来有人认为，周洪谟能享高官厚禄，是前人积德“善报”的结果。这个“世儒”家族良好的品德，为子孙树立了模范，对子孙学识的提高和人格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周洪谟的成长岁月中，另外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就是他的母亲韩氏。周洪谟的母亲来自本县薑山的富裕人家，他的父亲韩琬是一位有学问有道德的君子，不愿入仕为官，当地人称之为“薑山处士”。（11）出身书香门第的韩女，是一位知书达理、贤淑温良的才女。他与周永隆一生中养育了六儿一女，但她特别钟爱老四周洪谟，其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周洪谟出生时又瘦又小，父亲周永隆担心其不好抚养，不是母亲的阻拦，就把他送给了别人。三十八年后，已经是侍讲学士，管理南京翰林院院事的周洪谟，在天顺三年（1459）九月初二日写给时任扬州知府王恕的信札中祥细地记载了这件事：“予永乐庚子夏四月生，如有不育，先君子忧焉。” 所以母亲对洪谟特别钟爱呵护就不难理解了。七岁以前的周洪谟一直在周川场箐竹屋基故第中，由其母亲教诵千字文、唐诗、宋词和练习毛笔字。周洪谟大声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一生，就是当了祭酒每天都要大声的朗诵文章，“矻矻岁时，不忘诵读”（12）。宣德二年（1427）八岁的周洪谟才送往古家河（今古河镇）史家部报恩寺发蒙读书。他的先生是叙州府著名的学者、书法家牟伦。（周洪谟做官后，亲笔为牟家族谱写序，以示不忘恩德，此谱保存完好。另外报恩寺立有榜眼启蒙碑，毁于文革。）牟先生学规甚严，很喜欢周洪谟好勤奋。谱载“公以聪明、端勤称于群弟子中”（13）。十一岁从古家河报恩寺转入三元（今三元乡）龙泉寺（今苦竹寺）读书，直到十三岁从龙泉寺跟随父亲周永隆到湖广长阳，松藩官所，并于当地就读。在此期间，周洪谟深深地感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僰、倮罗（今之彝族）、藏、羌）的纯朴与勤苦，但缺乏教育的愚昧和野蛮也让他振撼。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缺失和教化不到位，必须兴校办学“明人伦，革人俗，成人材” ，“因俗以施教养之政”，使人人懂礼守法，（14）最终达到民族和睦，社会和谐。

二十一岁时，周洪谟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大变故，正统四年（1439）,正在松藩府学任上的父亲决定辞官不做，在上京请辞的路上客死成都。当时周洪谟正在长阳读书，得到消息，他悲痛欲绝，当即告假返家料理后事。父亲的灵柩由二哥周洪乂，五弟周洪晟扶归长宁，并于正统七年（1442）三月，将父亲安葬在长宁县东四十里吉子林。周洪谟在守孝期间更加勤奋地学习，为以后的乡考作积极准备。正统八年（1443）年底，周洪谟奉母亲之意，娶咸宁教谕王錡之女为妻。正统九年（1444）,周洪谟第一次参加四川乡试，这一年周洪谟刚好二十五岁。对于这一次乡试周洪谟自己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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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游览西南的大都会“蚕丛”古都成都时，写下了一首豪情万丈的七言诗《观九顶山》，（15）充分体现了他的自信：

九顶峰峦插太清，西戎屏障倚长城。 四时积雪举关见，千里秋毫入眼明。 天簇莲华朝白帝，地方鳌足奠苍生。 我来坐嘯情无限，要得凭高望帝京。

周洪谟在乡试中名列第一。他所写的五篇策论，所有考官赞口不绝。主考官湖广监利县杨述对周洪谟更是大家赞赏，认为：“此作辞理明赡，笔力高古，当冠多士，既撤棘乃长宁周洪谟。”（16）又赞之曰：“此奇士，他日必成大名”（17）第二年（1445）二月全国礼部会试，数千举人涌入北京，参加京试，主考官为翰林学士钱习礼，副考官为侍讲学士马愉。周洪谟以扎实的经学功底顺利通过会考，并名列前芧。三月十五日，英宗朱祁镇亲临奉天殿策试天下举人。三月十七日，英宗亲阅举人所作对策，对周洪谟的策论赞赏有嘉，意欲擢为第一名，但观其 “身材不硕”（18），拔为第一甲第二名榜眼。状员为浙江会稽商辂，探花为陕西宝鸡的刘俊。（19）三月二十六日，擢第一甲进士周洪谟为编修（正七品）。完成了由民到官的角色转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从此步入了大明政坛，开启了四十六年的仕宦生涯。

第二章 政治生涯

一 、修内治、攘外虏、安生民

正统十年（1445）二十六岁的周洪谟任翰林院编修，职掌文案诸事兼修国史，他从入仕到退休一直在中央供职。正统十三年（1447）升文林郎，此时意气风发，和英宗朱祁镇讲鱼的故事，以鱼跃龙门作比喻，对未来满怀憧憬，“遭逢盛世，润色大遒”，有了实现治国安邦的政治机遇，劝英宗“法帝王以敷政化、宏道德以致理”，而实现 “唐、虞三代之治”（20)。 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兵侵扰大同，宦官王振鼓动英宗效法祖宗之法，御驾亲征，周洪谟和诸大臣力谏不可亲征，英宗不从。随即敕派周洪谟巡视陕西、四川灾情，考察两省政务。八月初六日，下诏令郕王祁鈺监国，调侍郎于谦入朝镇守。八月十五日，所率六师五十余万人大败，英宗退至土木堡被蒙古瓦剌所俘，这就是明代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九月二十二日，郕王即帝位，是为景帝。景泰元年（1450）代宗帝将周洪谟诏回京，“水陆往返八千余里，得见桃槐冬天开花，雷电交作，黄河决堤，海水迭啸”，老百姓疲惫不堪，瘟疫流行，饿殍遍野，作为皇帝近臣，写下著名的《陈十二事疏》：

近年以来，星变屡见，桃槐冬华，黄河泛溢，海水迭啸，此皆上天谴告有司，尝以上闻，太上皇帝虽自抑，畏天变未消。至于北征之时，大臣切谏以为不可，而卒莫从；臣以为若平昔，因灾异之言而严脩德，听臣下之谏而免亲征，则安有今日之患哉？今天下臣民以銮驾未复，痛恨之深，切于肝肠，入于骨髓，所望者惟欲四圣在天之灵，以承太上皇帝之统者也。然而，今日之务在于外攘虏寇，内安生民而已，外攘之功既无不举，内安之政岂容少缓。臣近捧诏陕西、四川水陆往返万八千里，得见民之所以疲，政之所以敝者，实由内治之未脩也，臣叨居侍近，不得不为陛下言之，谨条十二事：一察吏治以示劝惩。一抚流民以妨奸宄；一兴学校以惇风化； 一止苛歛以恤贫穷；一均赋役以苏凋瘵； 一纠武职以足兵食；一肃军令以止劫夺；一谨防巡以御贼寇；一恤吏员以广仁惠；一省虚费以节民财。一设方略以遏横暴。（21）

这是周洪谟从政以来所上的第一道奏章，主要内容有：

作为皇帝最可贵的是釆纳众人的善言，并圣躬力行，像尧、舜、禹、汤、武王皆釆众善而尽力行之，致世太平，享国长久；加强军队的训练，保障戍边军队钱粮供给；亲经筵讲圣学，谨德政，绝游逸、杜淫乐，这些都是谨德之功，保政之要；正统国变，教训惨痛，必须牢记，而当今的要务是外攘虏寇，内安生民，加强内治，防患未然。这道奏章，得到了代宗朱祁钰的高度重视，当即诏集群臣会议，并付诸施行。

二、改革教育,正风化，严学规

周洪谟在国子监祭酒任上，对近年来士子“顷来大不如昔”，学风不正，学习懒散轻漫，严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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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历朝培养选拔优秀人才的规矩。并且有的士子成天造谣生事，不务学业，必须严加革除，以整顿学风。宪宗帝说：太学是培养治国安邦人才的关键，今天这些士子这样，“则礼仪坦荡无存”(22)。此后周洪谟将洪武朝和补充的规章制度榜书于壁上，让所有监生牢记，不得违犯。又将监生学的内容改变为经世致用，除《四书》、《五经》和刘向的《说苑》、《大明律令》、书、数、《御制大诰》等作为学生的必修内容外，还以身作则，亲监教舍，质问经史，组织学生“会讲、复讲、背书”，规定每天练习书法，以“二王、智永、欧阳珣、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各种书贴为范本，习字二百个以上 (23)，采用分制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考核，每次考试，文理俱优的得一分，理优文劣的得半分，紕缪的不得分，年内积八分的为及格、给与贡士身份，不及格的仍然坐堂继续学业” (24)。当时，皇帝命西宁候宋恺、宁晋伯刘福入监学习，又令公、候、伯承袭爵位和驸马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全部要送监读书，而崇信伯费淮很久都不到监习读，周洪谟不畏权势，上书劾之，皇命令除去费淮的帽子和伯爵们的制服，只许穿一般学子的衣帽到国子监读书，并停发半年的工资。周洪谟主政全国最高学府尽责尽力，使学风为之一振，大大改善了以往“惰学”不良的局面。(25)

三、推崇科学，勤实践，定气朔

周洪谟的确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代大儒，他对其它知识领域的了解和研究在同时代的儒士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在天文学中浑天仪的制作方面，表现了周洪谟“以儒治国”的为官理念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有两件事可以具体说明：

第一，关于古代早已失传的璇玑玉衡（即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衡其横簘，所以视星宿也。以璇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的制作再现，充分显示了其博古通今的才能。按照唐书的记载。璇玑玉衡以对应七政，前代大儒蔡沈说璇就是美珠玑，璇玑就用美珠来装饰玑，玉衡就是以玉为管，七政是指：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五星；周洪谟认为历代的大儒不得其义，并一一考证，发现前后未免自相矛盾、不通，认为“七政恐怕是指日、月、星和春、夏、秋、冬四时而言”(26)，所以尧命羲和，有日、月中星鸟，以殷仲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又因三百六十六天，以闰月来定四时，考证中星在二十八宿而后又以正四时，考证太阳、月亮会次于十二时辰而以后可以定气朔??，“玑衡以齐日月星辰之运，而后可置闰法以齐春夏秋之岁，三光齐于上则天道正矣，四时齐于下则岁功成矣，自汉以来言天体者有周髀浑天仪之说，至于宋元益加精密，今钦天监仪象则因宋元之旧图，可以推测度数??。其法以木为架如箕笸状，只高五尺六，高三尺三寸，以至铜为环，广五分置以附其两柱，绕环书十二支八十四隅以准地面，而定四方，两柱以凿核以实，玑衡长六尺，径二寸，北高象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低象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从古代舜帝到而今已三千七百多年，其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前汉时期的耿寿昌用铸铜制造过一个样板，而不合古代用珠为玑之意，于是宪宗着令洪谟用珠、木制造，再现古代璇玑玉衡的原始风貌，周洪谟得令后只用了短短的十天时间，以楠木为架，凡三垣十二辰二十八宿都用不同大小的琥珀、珊瑚为珠，用细铜线连接起，分别定位于二十八股铜线之上，以为天体，制成高五尺、宽三尺三寸、长六尺，十二辰二十八宿旋绕太阳、月亮、火、水、木、土、金五星随时而移附运行的，度次精准华丽珍贵的古制璇玑玉衡(27)。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二十日，宪宗皇帝命令将洪谟研制的璇玑玉衡置放于文华殿（文华殿是皇帝处理重大事情的地方，如宣布太子继位、任命高官、封侯进爵等，可见宪宗对璇玑玉衡有多着重），通知在京的文武百官到场，并叫钦天监通晓天文的专家验证以珠为日、月、星、辰之象，钦天监专家认为：布置于玑，定位准确，运行躔度测算精密，黄道、赤道、黑道设计合理，再现了前古用珠之制。宪宗皇帝很高兴，奖励给了三千帑币和羊酒，诸大臣亦赞叹不已。周洪谟对璇玑玉衡的科学实践，恢复了三千七百年前浑天仪用珠之制，以备授时预节。反映了周洪谟敬天勤民的儒家传统思想。（据云：清末八国联军侵夺，流失海外。）

第二，周洪谟与直隶真定县教谕（教育局长）俞正己一场关于日全食和历法的争论。

直隶真定县的教育局局长俞正己，按照经传所载的日月天行常度和月食、日食亏盈的道理来验证，自己编著的从成化十四年（1478年）起，以后的八十八年的历法，俞正己认为成化以后三十三年的十一月初一日的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太阳、月亮与天，同会于斗宿七度，有日全食的现象发生，并且将自己修改编著的历法，请求诏告天下通行。宪宗皇帝看到奏章后，马上叫刚上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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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会钦天监掌监事太常寺卿童轩，集历科官生与正已参考讲论”，洪漠以丰富的天文知识和科学态度指出，“正已止据邵子皇极经世书及历代天文志推算气朔，又祖述前代术家评论岁差之意，言：古今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历代以来历官考之象纬，验之晷影，随时修改以与天合，则虽当差而可使差”“正已讲论历法???每月俱以大小编排只有合朔并无弦望之日，于本年六月后作闰六月，臣等辩论，本年若闰六月，即今八月当作七月，观数日以来，气候岂七月令乎，且其言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为章尽之年，当闰十月而不置闰，故冬至差一十二日，则知今历冬至合朔闰月三者皆差。”(28)]说如果是闰六月，即今年的八月就应该是七月，各位同僚可以验证现在的气候，是七月的天气吗??如果十四年（1478）是章尽之年，那么今后的历法，冬至合朔闰三月都会有很大差误，日食和月食的现象到时肯定不会出现，按俞正己自己所说前后矛盾，况且“历日乃正朔之书，借置闰或差，则寒署反易，农桑庶务皆失其候矣”(29)那么冬天和夏天不就颠倒过来了吗？农村各项农务不就乱套了吗？

同时，天文学的专家、钦天监的太常寺少卿童轩认为周洪谟反驳得非常正确，并且说：现今所推算的日月交食，日时方位及所躔宿度，观之于天，测之于器，都没有不灵验的，只是有些小的误差，日食和月食的时间只是分秒上的差异，这是由于南北地形高下引起的缘故??俞正己不知天有自然之运，而人有自然之数，“以区区小智强合于天与前之所言自相矛盾，切见礼部尚书周洪谟未曾深言，请敕法司以正其经以儆将来” (30)。

对中国来讲，在当时这场争论不是简单的历法争论，因为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注重的是农时，农业是根本，农业庶务不能失常失候，所以历法不是随便想改就可以改的。历法大事关乎国计民生。因而到现在，中国当今使用的农历纪年方法，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使用最先进的天文数据和理论编算的历法，是最彻底的定朔定气的历法。这场争论最终使周洪谟声动朝野而告终，使全国上下对这个个子瘦小的礼部尚书更加另眼相看。

四、攘虜抚夷，少内患，维稳定

有明一代，在如何处理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关系上，一直困扰着明朝的当政者，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而周洪谟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周洪谟的家乡宜宾，地处西南边陲，有蛮夷、僰、倮罗（今之彝族）、侗、瑶、羌等少数民族和汉人杂居，犹以大寨蛮，都掌蛮较多，以箐深为隐弊，以悬崖为屏障，经常抢物扰民，骚乱不断，从洪武六年（1373）筠连县滕大寨蛮编张叛乱，诈称是云南的部队，占据了湖广几个州，以及长宁县、兴文、筠连几个县城，朱元章命令成都卫指挥袁洪进行讨伐，讨伐的部队追到宜宾的庆符县，攻破了清平关，活捉了蛮军千户李文质等人，编张闻讯逃走，马上组织兵力攻打江安各县（即高县），到了成化元年（1465）,山都掌、大坝等处蛮人联合攻劫江安县，国子学书记官黄明善上奏说：“四川山都掌蛮频频出没，烧杀良民，景泰元年（1450）招抚后又判乱，天顺六年（1462）安抚了又造反，前些时总兵李安命永宁（安抚司治叙永县、辖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宣抚使奢贵去大坝招抚也无效，应该调集重兵，进行剿灭，不要造成边患后，为时就晚了。”当时总督兵事的尚书程信亦言：请发东川府（今云会泽县）、镇雄、昭通、贵州、威宁各府的兵力，并在调湖广永顺，保靖等军队，以便征剿。周洪谟则认为征剿，不是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叛乱的根本办法，于是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向宪宗上疏：“臣叙人也，知叙蛮情。戎（今兴文县）、珙（今珙县）、筠（今筠连县）、高（今高县）诸县，在前代皆土官，国朝始代以流，言语性情不相习。用激变。洪、永、宣、正四朝，四命将徂征，随服随叛。景泰初，益滋蔓，至今为梗。臣向尝言仍立士官治之，为久远计。而都御史，汪浩侥幸边功，诬杀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余人，诸蛮怨入骨髓，转肆劫掠。及尚书程信统大兵，仅能克之。臣以谓及今顺蛮人之情，择其众所推服者，许为大寨主，俾世袭，庶可相安。”又言：“白猡猡者，相传为广西流蛮，有众数千，无统属。景泰中纠戎，珙苗，攻破长宁九县，今又侵扰都掌。其所居，崖险箐深，既难剪灭，亦宜立长官司治之。地近芒部（今云南省镇雄市）宜即隶之。羿子者、永宁宣抚（宣抚司，治今叙永西南，辖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所辖。而永宁乃云，贵要冲，南跨赤水，毕节六七百里，以一柔妇人制数万强梁之众，故每肆劫掠。臣以为宣抚土僚，仍令宣抚奢贵治之。其南境寨蛮近赤水、毕节要路者，宜立二长官司，仍隶永宁宣抚。夫土官有职无俸，无损国储，有益边备。” (31)周洪谟提出的这些以抚为主的防边之策，得到宪宗的采纳，因而，西南人民避免了战乱之苦，使这个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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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五、抚辑流民、宽徭役、安生业

对于荆、襄流民问题，历来都是采用驱逐和武力镇压的办法。成化元年（1465）四月，荆、襄刘千斤聚集流民起事，以抚宁伯朱永为总指挥，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和湖广总兵李震联合讨伐，捕斩刘通的儿子刘聪和苗虎，刘通被活捉，苗龙等四十多人都被处杀，只有石和尚，刘通的长子逃脱，六月，石和尚聚众千多人，转赴四川将夔州的通判王祯杀死，六年（1470）十月，刘千斤的余党李胡子又聚众起事，十一月，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军务，斩首流民六百四十人，活捉八百多人。??不数年流民又聚集在一起，这种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起事，被当政者武力镇压之后，荆、襄流民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明朝从宣德开始流民日趋严重，至成化时规模空前，矛盾激化。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流民不下百万，涌入荆、襄、安、沔之间。”(32)从景泰五年（1454年）明政府以郧阳为中心，西到伏牛山，南到荆山设禁区，禁止入山垦荒。所谓流民都是东北和中原地区，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而失去土地，遭受天灾，无依无靠的农民和一些生活无着失业的矿工，为了活命，入山开垦种粮，寻找食物而聚在一起的劳苦大众。周洪谟认为驱逐镇压等高压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采取增设府、县将流民登记附籍，才是办法。“成化七年（1471），荆、襄流民百余万，有司遂之。当盛夏，渴死、疫死者过半，予闻之恻然，乃著说，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设松滋县于荆江之间，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州并于襄阳。垂千余年，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而后，松滋隶属荆州，南雍合并于襄阳，一千多年来，安宁平静，这就是前代处理荆襄流民的办法，是很道理的。如果现在把邻近各县的流民附籍造册，远离诸县的增设州，县以安抚这些流民，加派官员，新编里。甲等行政建制，减免赋税和劳役，使他们安居生产，这样生活有了保障，那么现在的流民不就变成了良民吗？为什么一定要驱赶他们呢？于是划出竹溪，郧县，津县的地方增设为郧西；划出汉中的询阳设白州，升西安的商县为州，而分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分南阳的唐县，汝州为桐柏，南召、伊阳诸县，流民和当地的土著溶为一体，升郧县为郧阳府，以统管六县。”这样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在逐步培养新的税源，人民安居乐业，这难道不是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的大好事吗？

“予惟：流民若流水也，在顺其性而导之耳，使或逆之，则汜滥而壅溃矣！”如果没引导好，那就会泛滥成灾，垮岸决堤。往年刘千斤啸聚襄阳，应当剿杀，而后当地政府还怕以后有效法刘千斤的人，对流民又行驱逐，然而剿杀歼灭秧及许多无辜，而驱赶的人，岂能杜绝他们永远不会再来？这些都是失策于当初的处置不当，违背流民的引导原则。而今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招附籍的人，得十一万三千多户，人员四十三万八千多口，而附籍的人基本免收田赋，民众很是高兴，流落的人有了居所，修养生息，“流人得所，四境人安”。(33)

六、利国重民、广积粮、赈灾荒

有明一代除了西北边患，南面夷乱以外，严重的问题就灾荒问题，宣德五年（1430）二月，河南大灾欠收，颗粒无收宣宗朱瞻基有诗云：“河南百州县，七郡所分治。前岁农事缺，始旱涝复继，食衣既无资，民生曷由遂？”先是干旱后着涝起，老百姓没有吃没有衣，该如何来解决呢？十年（1435）右副都御史陈镒巡抚陕西。“北方饥民多流移就食??民用供亿，秦中饥，乞蠲租十之四。??灾害频仍。景泰二年，陕西饥，军民万余，愿得陈公活我”。(34)天顺五年（1460）刘孜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应天府饥??江北饥民甚众。右副都御史谢士元言（四川）岁太祲，流民趋就食，山西佥都御史叶淇奏属府大饥，饿莩无算??”(35)周洪谟根据前代的遭遇和现实的情况，给宪宗上了一道安天下第一要务策，奏请积谷备赈，他说：“昔者舜命十二州牧，必以食为先，箕子为武王，陈王政亦以食为首，王制三年之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之耕必余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计，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先王三重民如此，盖民以食为天，不可一日缺者，此诚天下之第一策也！”(36)后世常平有义仓之设，大概都是源于先王的办法吧？现今国家诏告天下所设的预备仓，与先王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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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生是一样的，但有些当权者执行得不好，假如突然遇到年饥，拿什么赈救老百姓，这就有很多百姓难免成饿死鬼啊！应该硬性规定通行天下，凡是大丰收之年应多方积谷，如十里小县，中丰年积三分之一，下丰年积三分之二，长久的实行，十里小县可积十万石，百里大县可积百万石，各省的巡抚都御史审核；其年有上、中、下的收成，谷有上、中、下三年，年终上报给吏部都察院，凡是府、州、县各官任满到北京的，吏部和都察院考核以别优劣，仍然在优秀的官员中，查核其积谷的数量，如符合规定的数量即提升任用，积谷大半而没达所定数量者，亦作为奖励，如积谷太少，而虚编理由则作降级处理，如果不幸遇到凶年没有积存可以不上报，到半年再行补足，用这种综合考核方法，对官员进行考核任用，官员就会积极主动存粮备赈。丰年既积存有粮食，假设不幸遇到各种自然灾害，查实验证人口，再行赈给，这样人民就不会转辗山野沟壑，散之四方去做强盗，更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乃信乎有备而无患矣”(37)。周洪谟深知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民安则国兴的道理，提出“重民”——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对所有府、州、县的官吏，把积谷的数量作为升迁考核的一项指标，这项举措有其深刻的现实作用，对后世的吏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七、法司禁约，慎刑宪、禁酷刑

针对在明代的司法过程中，东厂把政，酷吏横行，抓人办案，动辄严刑拷打，老百姓不胜苦楚，周洪谟深知这一现状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危害，多次奏请“慎刑宪，禁酷刑”，明代的刑法制度，虽然比前代完备，但更加严酷，《大明津法》、《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包括五刑即笞、杖、徒、流、死，虽然《大明律》规定了刑具的使用范围，但锦衣卫等司法人员为了邀功和增加自己的政绩，大搞刑讯逼供，对犯人提问审讯，常使用鞭棍抽打，夹棍夹手指，铁箍箍头，用烧红的烙铁烙，吊燕飞儿，辣椒水灌鼻，竹签钉手指??等等，试想这种屈打成招行为，全国会产生多少冤、假错案，会有多少冤魂野鬼。在成化十一年（1475）二月初五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周洪谟给宪宗皇帝上疏：“天下法司，审讯犯人，动辄使用夹棍等酷刑，百姓不胜苦楚，请敕法司禁约，除人命奸盗死罪外，其余止用鞭朴，违者令风宪官论治”(38)。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掌管律法部门，抓人审案，动不动就使用夹棍、烙铁等酷刑，老百姓苦不堪言，请下召司法部门严禁酷刑，除了杀人至死，奸淫犯、大盗外，一律停止用刑，违者命令监察御史纠治定罪，宪宗最终采纳了它的建议，批准执行。试想，这种事发生在王权至上，法自君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社会，敢于上疏禁约，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无疑是个伟大的壮举，没有胸怀天下的大无畏精神和胆识，恐怕只有缄默让其犯滥下去吧！

八、尊孔崇儒，正礼乐、厚风化

成化十二年（1476）奏请增改孔子祭祀言：“孔子自唐开元封为文宣王，被以衮冕，乐用宫悬，当时衮冕虽通乎上下而宫悬者天子之乐也，乐既用天子宫悬，服必服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礼乐矣，宋承五代衰弊之制，至微宗如冕为十二旒，元时孔子庙貌遍于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圣朝因之，则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礼，佾舞乃用诸侯之乐，以礼论乐则乐不备，以乐论礼则礼为僭，乞敕廷臣计议增笾豆为十二，佾数为八，则佾舞与冕与服相称，礼明乐备，可以格圣灵，厚风化，补前代缺略之典，备圣朝尊崇之制”。宪宗帝日：“尊崇孔子乃朝庭盛典，宜从所言，其笾豆佾舞如数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39)直到现在台湾和外国华人社区祭祀孔子程序格局沿用至今。

九、厘正祀典、惜民财、惠苍生

周洪谟在最后的官场岁月里，干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所谓厘正祀典，就是清理、纠正洪武以来“著于祀典”的神祗、封号，确定祭祀的规模、人数、规格，以及财政预算，一句话就是完善制度，他认为 “祀典正则人心正”，自今以后 “凡遇万寿节，不令修建吉祥斋醮，或遇丧礼，不令修建扬斋醮。”(40)周洪谟当了近十年的礼部尚书，看够了宪宗朱见深常年从事祭祀活动所带来的灾祸，如果要望皇帝廉洁自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完善的制度，进而年迈的周洪谟将其所有的心血投入到这部祀典修正中，他博引旁征，废寝忘食，终于编制出一部节俭实用，庄严神圣的祀典，将 “玉清元始天尊停遣祭告、北极中天星主紫微大帝、雷声普化天尊、祖师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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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教辅玄大法师真君、大小青龙神、梓潼帝君、北极佑圣真君、崇恩真君、隆思真君、金阙上帝、玉阙上帝”等祭祀罢免的罢免，停祭的停祭，削号的削号，祠庙拆毁的拆毁，至此以后，明朝皇帝的祭祀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抑制了以前想修庙就修庙，想占地的就占地的荒唐事，就是几十年后那个信奉太上老君的 “道痴”嘉靖皇帝，也迫于这部祀典的限制，不敢为所欲为肆意劳民伤财。周洪谟所著的这部祀典，不但是后世明朝诸君的祭祀规范，更成为大清王朝的祭祀范本。就连1916年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告天祭地的活动，都是严格照这种制度进行的。

第三章 周洪谟的学术思想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出于加强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理学，理学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它被统治者奉为治国安邦的圣典。五十年后的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朱棣亲自主持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全共计二百六十卷，其中《四书大全》一百五十四卷、《五经大全》三十卷、《性理大全》七十卷。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其独尊地位的确立。当时一批很有影响的学者，洪武时期的宋濂、方孝孺、解缙、曹端，正统时期薛瑄、吳與弼，周洪谟等理学家，崇尚理学，著书、讲学、巩固和强化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成为官方的统治学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五月初一下诏，“自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材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41)规定：乡试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准绳，强调“代圣贤立言”，不许自由发挥并且严格规定体例和字数，规定“非科举，毋得与官”，(42)所以从朝廷国子监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私熟，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形成“家孔孟而户程朱”的局面，因而出现一批理学大师。薛瑄、吴与弼最为著名号称 “南北两大儒”。明英宗正统以来，农民起义四起，瓦剌侵扰不断，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明王朝受到威胁。当时在学术思想上，薛瑄、吳與弼等认为程朱之学已无发展余地，但在政治上，薛瑄见于谦之死而不与论救，吴与弼又投石享门下，他们的这些行为更为士大夫所不齿。作为与薛文清有师友之情的周洪谟，试图寻找新的理论，作突破程朱理学的努力。成化十六年（1480）五月十五日，在《四书》、《五经》两部著作颁发五十余年之后，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周洪谟又提出重新考订《四书》、《五经》的主张，并将两部书中的内容按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一加以注解，订正，得出“先儒训释有害经旨者二十四条；先儒训释有误经旨者五十五条；先儒训释与经旨系协者二十五条”；又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发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九条”； 并声称“宁为朱子忠臣，毋为朱子侫臣”而冒天下之韪，写成《辩疑录》一书，进献给宪宗朱见深。

公恒对人言：“吾为此录，发经书之藴；正先儒之失；破千载之惑，虽三公之尊，黄阁之荣，吾不与易也。”（43）但是这一主张遭到明宪宗的反对，他指出：“四书五经”汉唐诸儒订释已详具有源委，永乐中儒臣奉敕考订，自篡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辑录之天下，学者诵习已久。”（44）为由坚决反对对“四书”和“ 五经”进行修订，明宪宗显然是为了维护程朱理学的权威。但周洪谟对程朱理学疑订，大胆的思考，无疑是对圣典权威的挑战，开启了学术思想前进发展的先河。

从学术层面来看，他以“复性为宗”，强调“刻苦穷经，力行礼道”。提倡“摈异端以崇理学，非以道为治而见之践履”，弘扬正气，博古通今。同时又吸纳了吴与弼讲求道德修养的 “崇仁之学”。即所谓“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 (45)。周洪谟兼具了二者的理学精髓，进一步阐明“学校之制，明人伦，革人俗，成人材”，又因地制宜 “因俗以施教养之政”。而“以道学治天下”(46)、“勤抚民庶”，进而指出：“是道于人，蕴之心，则为五性着之身（五性--薛瑄认为：仁义礼智忠孝即是性），则为五伦，先王任修道之责，必使人人尽性明伦，以跻乎仁义中正之域。”(47)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使人即遗经以明道而体诸身，事君必忠，事亲必孝，处夫妇而和，别处兄弟而友爱，处朋友而敬信；斯道即明，彝伦攸叙，人俗以厚，人材以就” (48)。将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处则饬之身而行之家，出则推之国而达之天下”。真正做到修身而不忘世，无愧于圣贤之徒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儒士。

周洪谟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派别，但是他的弟子遍天下，为明代大儒，理学名家，有西川 “小圣人”之称。辞世后叙州的人们将他与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朱晦庵等五位理学大师同列翠屏山五贤祠，配祀，永享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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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历代对周洪谟的评价

大学士丘濬对周洪谟敬佩和尊崇，言“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学之士，皇朝以来自于兹，西蜀之名始大着于公??为天下儒宗，稽古礼文之事多所建明，如清典，制外夷，朝聘与夫学校科贡之类，悉与成规，于邦礼之任，可谓克称而无负者矣。国朝以来，既居显位，有文名，而又深于经术者，一人而已。”(49)

华盖殿大学士徐溥也谓周洪谟“整饬规矩，表率生徒，修祀事，广仓储，禁酷刑，减征税，攘虏抚夷”多有建明(50)。十六世纪的思想家郑晓在评价弘治孝宗时言：“庙号孝宗，不以宜乎？即位之初，徐溥、刘建入阁，王恕入吏部，自是众贤并进，周洪谟、李东阳、谢迁、丘濬、耿裕、倪岳、马文升、刘大夏??方是时朝多耆俊之臣，野无废锢之彦；士修端静之节，人怀噪进之耻，吏鲜苛黩之风，民怀乐利之泽，洋洋乎，蔚蔚乎，有丰芑棫朴之化焉”(51)。

明史总裁官张廷玉称赞：“周洪谟等以词臣历卿二，或职事拳拳，或侃侃建白，进讲以启沃为心，守官以献替自效。于文学待从之选，均无愧诸。”(52)

成化二十年进士，长宁人，浙江处州知府沈秀实对周洪谟有着极高的评价：“箐斋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抚夷治乱之武，有因时明礼之材，有援古正衡之艺。公生于道学大明之后，昔薛文清随父于马湖，筑室东楼，公尝从游习文学经理，卓然有悟，文章专主乎理，不尚华词，信笔所书，文从理顺，不为诡语，滔滔千百言，俄倾立就??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囗心，天資雄迈，状貌不驚，智识超卓，器度远宏，临死生祸福之际，有定见不容趋避，与人接往，貌庄气和而親談當世綱紀不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贪官怒气勃然，忠君憂国，老而弥笃，然难敌于谗侫之口，怆然委曲，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书法囗草隶篆自成一体，端劲率直如其为人，四方人多求之，为文囗囗囗囗囗滔滔囗竭，诗赋清奇古雅”(53)。

明代人沈德符看到汤鼐弹劾周洪谟等大臣的奏章，尖锐地反驳道：“按汤鼐此疏，弹劾阁部大僚凡六人，若刘博野（刘吉）因不足言，如周文安（洪谟）、倪文毅（岳）、马端肃（文升）、丘文庄（濬）俱一代伟人，何至轻易暴殄？??意其人以搏击树威”耳；（54）

有明一代，在推动政治、经济、综合改革方面，其间多少有识之士，从忧国忧民之心出发，为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不断探索变改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经济的良方妙药，他们提出建议、主持设计，并会付诸实践，它以不亏国计，不损民生为根本。在倡导这些改革的有识之士中，有周忱、张居正而外，较具代表性的尚有：熙、宣时江西按察佥事夏时；宣德朝以吏出身的苏州知府况钟；成化朝祭酒周洪谟、副都御史原杰；弘治时都御史马文升、户部尚书叶洪??

清康熙二十五年，马湖府知府兼摄叙州府山阳何源濬，在195年后是这样评价周洪谟的：“洪谟周公，永通李公师弟先后登鼎甲，周公官大宗伯掌邦礼，正璇玑玉衡蔡传之论，改明七政，一时制作如祧庙文义具裁作精当，永为定制，著《四书》、《五经》辩难。《南皋子集》，以理学显??发则出类拔萃。”(56)

现代著名作家张嶔在《被遗忘的盛世》里，用了极大的篇幅，对周洪谟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周洪谟，四川长宁人，若没有他那一纸奏折，至少整个华中地区还要被农民起义烈火烧十年??

周洪谟狠抓教育，培养人才，他学问做的好，文才好，枯燥的奏折照样写得声情并茂，可以当美文看，连最怕批奏折的朱见深都喜欢。科研工作也搞得好，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主持研发了一批高科技发明，比如钦天监（天文台）的许多仪器就是他改装的，达到十五世纪世界尖端水平。

那些年里，低调的他（周洪谟）也做了很多事，抵制权贵的土地兼并，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办太监，劝说朱见深停止劳民伤财营造宫庙，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是在他的安抚政策下平定的，荆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得以合理安置的，仅这两条，他已功德无量。

弘治四年二月，积劳成疾的周洪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还心忧朝廷，为朱祐樘上了《安中国定四裔十事疏》。噩耗传来，朱祐樘深为悲痛，特命官员前往致祭，并赐名为 “文安”。 而在离他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根据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流民万户，尽做婴儿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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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今天，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广西一些乡镇旅游时，游客们依然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周洪谟祠堂，而且历经数百年，当地居民依旧时时拜祭，香火不绝。

所以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尽量详细的文字记录下这个人，只因周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心里，要装着老百姓”。 (57)

结论

周洪谟为官四十六年，其能在动荡的政治漩涡中，做了一个人臣能做的一切，当中官王振挟英宗亲征的时候，他叩破头力谏；汪直制造冤假错案时，他极力阻止；传奉官干涉朝政时，他拼命阻拦；他一生中从不和中官有任何私人瓜葛，虽然 “诗文满天下，而不与中官一字。”(58)（《文安公洪谟事略》明·周汝端）；皇亲国戚圈地强占时，他极力斗争；凡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好事，他都极力推行；凡是祸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他都拼命反对。在他的努力下，土地兼并多少遭到抵制，采办宦官的气焰遭到打击， 许多无地流民百姓得到安置，社会矛盾多少得到缓和??对于这位“泥塑”尚书，这位在弘治朝初年饱受了诸多口水与非议的官员，有的说他迂腐，固执已见，不近人情，缺少名望，什么是名望，所谓名望：勤政爱民者有名望 ；学术有成者有名望；谨言慎行者有名望，这些周洪谟兼而有之。这位今天依然被许多“历史学家”评价为“无能”的老臣，关于他的评价，上述的这一幕幕已足够说明一切。

综观周洪谟一生，矜庄寡合,“不求合于人，而求合于道，不求知于人，而求知于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59)的做事、做人的原则。处处以古代的圣贤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他是一个遇事即言的人，怀抱着以儒治国的传统儒家思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作为为官之道。敢于坚持真理，直面时弊，厉行改革，忠君爱民有着显著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为经筵讲官，不厌其烦地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正心之道，希望皇帝成为一代有道明君。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整顿学风，不畏权势，希望所有学子“立德、立功、立言”，不为良相，亦为良师。他时刻不忘中国这个农业为本的人口大国，积粮备灾，使人民不致饿莩，积极参与科学实践，亲自制造璇玑玉衡、浑天仪等天文仪器，纠正历法误差，准确四时二十四节，造福农桑。而且浑天仪的制造还体现了中国当时的传统的天文成就，也为以后的天文学著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他还在禁酷刑、重礼仪和宣扬本土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建议处理西南和西北边陲民族矛盾上，始终坚持慎用兵，以抚为主，罢兵息民的怀柔策略，去代替一贯的军事剿灭解决办法，使得当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得以安居生产生活，使人民免遭战乱之祸，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周洪谟所处的时代，是英雄无力的时代，他的面前有太多的障碍与制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周洪谟在理学、教育、礼乐、宗教、军事（抚夷治乱）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和杰出的贡献。就是他在临去世之前，想到的还是为民请命：“积民食，抚流民，弭强寇，备胡虏，巢广寇，宽徭省刑，经制云南境外地方，经制湖广溪峒诸蛮，经制四川都掌大坝”。以及征剿西南夷和吐蕃，征剿云南边境、安南、老挝等处的事务，上疏朝廷“安中国，御四夷”(60)的治国方略。

周洪谟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更是明代一位有大略的名儒，书生猛士，知识英雄，居官有声，遇事敢为，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治世名臣。

[注 释]

(1）《长宁县志》民国版·六县非夜郞故地辨·明周洪谟 (2）《翰林記》卷十九·明黄佐撰·學士榮選 (3）《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安周公墓志铭》明·丘濬 (4）《重编琼台文稿》卷二十三·明丘濬 (5）《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 (6）《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三·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安公周公墓铭·丘濬 (7) 《文安公洪谟事略》明·周汝端 (8）《干杉树周氏宗谱》卷五·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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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干杉树周氏宗谱》卷三 (10）《长宁县志》民国版·卷七·人物 [11）《长宁县志》卷七·人物 (12）《明赠礼部尚书周公永隆墓志》明·商辂撰 (13）《谦斋文录》明·徐溥·《正治上卿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安周公神道碑铭》 (14）《文安公洪谟事略》明·周汝端 (15）《长宁县志》民国版·卷十五 (16）《钦定四库全书》全蜀艺文志·卷八 (17）《遼府右长史扬公述墓志铭》明·许彬 (18）《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三十二·《遼府长史扬君墓碑铭》明·王直撰 (19）《文安公洪谟事略》明·周汝端撰 (20) 《明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七 (21）《长宁县志》民国版·卷十五·梦游八极赋·明周洪谟 (22) 条陈十二事疏 【 修内治】）、[皇明经四文编·卷之四十四·周文安公集（疏）·明·陈子龙辑 (23) 《礼部志稿》卷六十九·明·俞汝楫 (24) 《宪宗宝训》卷二·正风化

(24)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 (25)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 (26)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 (27) 《正璇玑玉衡疏》明·周洪谟 (28) 《正璇玑玉衡疏》·明·周洪谟

(29) 《礼部志稿》卷九十七 请改历法·明·俞汝楫 (30) 《礼部志稿》卷九十七·明·俞汝楫

(31) 《礼部志稿》卷九十七·请改历法·明·俞汝楫 (32) 《明史》卷三百十二·列传第二百

(33) 《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条 (34)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创置郧阳认治记》明·周洪谟 (35)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陈镒传 (36)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刘孜传

(37)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十四·周文安公集·明·陈子龙辑 (38)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十四·周文安公集·明·陈子龙辑 (39) 《明宪宗纯皇帝宝训》卷三·申明酷刑之禁 (40) 《宪宗宝训》卷二·崇儒 (41) 《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三 (42) 《科试考一》·明·王世贞 (43）《科试考一》·明·王世贞 (44）《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三·明邱濬 (45) 《礼部志稿》卷九十四

(46) 《康斋文集》卷十·明·吴与弼

(47) 《长宁县志》(民国版) 卷十五·建修文庙碑记·明·周洪谟 (48) 《长宁县志》(民国版) 卷十五·翠屏山书院记·明·周洪谟 (49) 《长宁县志》(民国版) 卷十五·翠屏山书院记·明·周洪谟 (50) 《赠礼部尚书周尧弼致仕序》·明·丘濬 (51) 《赠礼部尚书周尧弼致仕序》·明·丘濬 (52) 《吾学编》六十九卷·明·郑晓 (53) 《明史》·列传第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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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安周先生行状》明·沈秀实 (55）《萬歷野獲編》卷十九·台省

(56) 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 2006-04-18 ]作者：林金树 (57) 《长宁县志》(民国版)卷一·人物 (58) 《被遗忘的盛世》·张嶔

(59) 《文安公洪谟事略》明·周汝端 (60) 《周公尧弼致仕序》·明·丘濬

（61）《明史》列传第七十二

[参考文献]

[1]《干杉树周氏宗谱》卷五·世系 [2]《长宁县志》民国版·卷七 [3]《中国书法全集》

[4]《箐斋说》·明·周洪谟

[5]《长宁县志》民国版·卷七·乡贤 [6]《干杉树周氏宗谱》卷十·科录 [7]《科考录》卷二·明·王世贞

[8]《皇明经世文编》之四十四条陈十二事疏(修内治) ·明·陈子龙辑 [9]《立斋闲录》·明·宋端仪

[10]《于少保萃忠全传》·明·孙高亮 [11]《英宗实录》

[12]《玄览堂丛书续集》·郑振铎

[13]《宪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七·成化二十二年四月 [14]《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15]《宪宗宝训》卷二·正风化

[`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 [17]《正璇玑玉衡疏》明·周洪谟

[18]《礼部志稿》卷九十七 请改历法·明·俞汝楫 [19]《明史》卷三百十二·列传第二百

[2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创置郧阳认治记》明·周洪谟 [21]《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十四·周文安公集·明·陈子龙辑 [22]《明宪宗纯皇帝宝训》卷三·申明酷刑之禁 [23]《孝宗宝训》卷二

[24]《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三

[25]《康斋文集》卷十·明·吴与弼

[26]《赠礼部尚书周尧弼致仕序》·明·丘浚 [27]《周公洪谟神道碑》·明·徐溥 [28]《吾学编》六十九卷·明·郑晓

[29]《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作者：林金树 [30]《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安周先生行状》明·沈秀实 [31]《明史演义》·民国蔡东潘著

[32]《礼部志稿》卷47星变陈言九事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597册第875页 [33]《周公尧弼致仕序》明·丘浚 [34]《琼台文稿》明·丘濬 [35]《谦斋文录》明·徐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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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万历野获编》明·焦紘 [37]《抑庵文后集》明·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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