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与程序描述话语作为事件逻辑的标志TheFunctionandthe

功能與程序：描述話語作為事件邏輯的標誌(The Function and the Program: Describing Utterances as Marking the Event

Logic in Narrative)

陳淑娟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

1前言

事件邏輯是指構成系列事件的規則，故事中的材料或內容的素材這些系列事件的組合並非任意、無序的，而是有其一定的道理，並且可以被描述。本文描述話語作為事件邏輯的標誌，以賴和「一稈稱仔」的對話作為分析對象，分析話語的概念表達功能、人際互動與文本功能，並以Grice的合作理論、錢冠連的意圖、目的原則來闡釋「一稈稱仔」的對話。藉由這些分析，探討話語文本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話語對於上下文脈絡的銜接、對情節發展的推進，聚焦者與被聚焦者的社會身份、社會關係、角色的主體性，話語符碼的解讀與情節的推演的關係，以及話語在文本中的地位。

2語言的功能

Halliday (1971, 1977) 提出語言具有三種功能，1一為概念表達（或訊息表達）的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二為人際互動的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三為文本的功能(textual function)。人際互動的功能在Norman Fairclough (1993) 討論話語的功能時定義為：(1)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牽涉到社會身份在話語中得以確立的方式，有助於某些不同稱呼的建構，例如社會身份（social

1Halliday (1971: 331) 提到語言的功能分為兩類，一為文法的功能，一為整體的功能。其主要討論的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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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ies）、社會主體的主體地位(subject positions)；(2)關係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關涉話語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如何被制訂和協商，有助於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Norman Fairclough 1993:60)。Norman Fairclough的身份功能、關係功能，即Haliday的人際互動的功能。以下以Halliday的概念表達、人際互動及文本的功能，分析「一稈稱仔」的對話的功能。

2.1概念表達的功能

語言體現說話者真實世界的經驗以及其內在意識的世界：反應、認知和感知(Halliday 1971: 331)，語言承載經驗作為內容，形塑說話者看事情的方式，說話者透過其語義系統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此即Halliday所說的語言的概念表達（或訊息表達）的功能。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同，因此其語言表達與對語言的認知、理解也有所差異。在「一稈稱仔」中，秦得參由於涉世未深，社會化的程度不夠，其過去的生活經驗並沒有讓他學習或理解到市場買賣的文化（或者說是巡警買「白」菜的文化），而其內在意識的世界充分反應其性格的「誠實單純」，以致於他對巡警所說的話的理解，停留在字面義(literal meaning)，並未真正理解巡警話語的真正表達的意義(speaker’s utterance’s meaning)，這也導致了後續的衝突。就語言的概念表達功能而言，秦得參與巡警所經驗及意識的世界並不相同，巡警熟悉的是其認為理所當然的買「白」菜文化，秦得參單純的生命經驗，並不充分理解這樣的市場規矩，以致於在與巡警對話時，他無法真正理解巡警說話的真正意涵。例如「一稈稱仔」最重要的一段對話，秦得參到市場賣菜，巡警巡到他擔前：

對話一

「大人，要什麼不要？」

「汝的貨色比較新鮮。」巡警說。

得參接著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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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人總比鄉下人享用，不是上等東西，是不合脾胃。」

「花菜賣多少錢？」巡警問。

「大人問的，不用問價，肯要我的東西，就算運氣好」參說。他就擇幾莖好的，用稻草貫著，恭敬地獻給他。

「不，稱稱看！」巡警幾番推辭著說，誠實的參，亦就掛上「稱仔」稱一稱說：「大人客氣啦！才一斤十四兩。」本來經過稱稱過，就算買賣，就是有錢的交關，不是白要，亦不能說是贈與。

「不錯吧？」巡警說。

「不錯，本有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參說。這句話是平常買賣的口吻，不是贈送的表示。

「稱仔不好吧，兩斤就兩斤，何需打扣？」巡警變色地說。

「不，還新新呢！」參泰然點頭回答。

「拿過來！」巡警赫怒了。

「稱花還很明瞭。」參從容地捧過去說。巡警接到手裡，約略考察一下說：「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

「什麼緣故？修理不可嗎？」參說。

「不去嗎？」巡警怒叱著。「不去，畜生！」撲的一聲，巡警把稱仔打斷擲棄，隨抽出胸前的小帳子，把參的名姓、住處，記下。氣憤憤地，回警署去。

在這段對話中，由於秦得參社會化不夠，因此只理解了「稱稱看」的字面義，但是巡警的「稱稱看」背面的權謀是小老百姓理當送菜給我，「稱稱看」只是掩飾此一文化的表面禮貌客套之詞，並非真正的「稱稱看」。Searle (1981: 77) 說「隱喻的意義是發言者發言的意思」，其將討論重點擺在發言者的意圖上，他認為理解隱喻就是臆測出發言者發表隱喻的意圖。巡警的「稱稱看」是隱喻，但是秦得參過去單純的生活經驗，導致他無法臆測巡警表達隱喻的意圖，只接收到字面義。因此實際「稱稱看」、欲與巡警論斤兩買賣的行為觸怒了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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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看出在旁勸說的人，也充分理解巡警言說的隱喻（對話二），從秦得參對旁人的回應再次凸顯其性格的單純，以及其對買白菜文化的不理解和不認同：

對話二

「該死的東西，到這市上來，只這規紀亦就不懂？要做什麼生意？汝說幾斤幾兩，難道他的錢汝敢拿嗎？」

「難道我們的東西，該白送給他的嗎？」參不平地回答。

「唉！汝不曉得他的厲害，汝還未嘗到他，青草膏的滋味（即謂拷打）。」那有年紀的嘲笑地說。

「什麼？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嗎？」參說。

「硬漢！」有人說。

上述兩段對話的分析，顯現秦得參與巡警是不同經驗世界的人，他們說不同的語言（speak different language），就語言的概念表達功能而言，秦得參沒有充分掌握巡警言說的概念。因此當被觸怒的巡警故意找碴的質疑稱不準時，秦得參仍然只理解巡警的字面義，強調並說明稱仔是新的、刻度很清晰，他完全無法掌握巡警話語的真正意義，秤準不準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秦得參不瞭解市場巡警買白菜的規矩，這樣交錯失誤的對話，導致後續衝突的發生。

這裡的對話也蘊含話語之前的預設( presupposition)，預設是因襲、約定俗成意義的表達的一部份，甚至不是語義的推論。巡警買白菜的文化是巡警言說的預設，這是社會大眾所默認的文化（從對話二可以得知），言說中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the conventional meaning of expressions)不是從上下文、前後語義推論而來的，而是建構在社會文化裡的一部份。巡警無意付錢買菜，巡警所說的「稱稱看」只是表面的客氣之詞，然而涉世未深的秦得參不完全瞭解言語背後巡警買白菜的預設，也不瞭解「稱稱看」只是表面的說詞，他從字面接收到的訊息並不是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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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真正的意圖，天真的秦得參不能理解巡警話語背後的買白菜文化、也不闇言談之間的虛與實。秦得參因為沒有買白菜文化的預設，因此不理解巡警言談背後延伸的表達(extension expression)，這些延伸的表達並未真正出現在字句之間，無法從前後文去推敲，而是與買白菜的文化此一預設結合。

Levinson(1983:204)說：預設不是穩定不變的，因此不屬於語義學的範疇所能解釋的。從語用學的角度比較能說明預設，語用學關於預設的定義最重要的是：適合(appropriateness)或得體(felicity)以及相互的認知(mutual knowledge)或共同背景(common ground)或參與的假設(joint assumption):只有預設是在說話者與聽話者相互認知、瞭解的情況下，言說才會得體。預設也相當於PECHEUX提到”事前建構”(preconstructeds)，此與預設的概念雷同，即在話語之間流動的、預先制成的因素，他們被看做是”給定的”、已知的東西或已經被參與者言說的東西，而實際上他們源於主體之外(26)。

Shannon提出信息論（information theory）來描述人類的溝通，提出圖1的信息傳遞模式：

圖1信息傳遞模式(引自徐大明1994: 2)

這是一個簡單的溝通模式，說話人就是發信者，聽話人就是接收者，管道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我們依據Halliday提出的語言三個功能，提出概念管道(ideational channel)取代信息論的管道(channel)，不管是口頭或書面的言語，要達到言語溝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對話的參與者必須有足夠的社會生活經驗和相互認知的預設，聽話者才能瞭解說話者言說的意圖，我們可以用圖2表示其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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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概念表達管道(ideational channel)

圖2說話人和聽話人在話語背後的生活經驗和文化一定要有交集，彼此對話題建立起來的預設也要有相互認知，才能進行溝通。但是就本文的對話來說，秦得參和巡警的言說概念管道(ideational channel)無法成功傳遞訊息，兩個人的生活經驗極為不同，又沒有相互認知的預設，因此形成交錯失誤的對話。徐大明(1996)指出：「對於語言信息的理解往往需要相當程度的非語言的文化背景以及足夠類似的交際2經驗」。秦得參缺乏巡警的文化背景及較少經歷類似巡警迂曲表達、表裡不一的溝通經驗，以致於兩人的信息表達管道無法成功傳遞言說的確切意圖。秦得參的語言是言說的等同於意圖，心裡想的與言語表達的一致，我口說我意，直接表義；巡警的言說背後蘊含其社會生活的經驗老到、世故以及政治考量，其言說的字面義不等於內心真正的意圖，字面義只是隱喻(metaphor)，必須透過解碼，才能理解其語言背後的真正的意圖。而單純的秦得參並沒有能力理解巡警言說的隱喻，抓到巡警言說真正的意圖。兩人對話的過程就是持續解碼的過程。這個過程牽涉到語言的生產與語言使用，語言的生產是透過個人長期累積的社會經驗、生活經驗而形成，語言的使用則是在當下的社會情境中，因此話語勢必會將參與者各自的社會背景、現場的社會背景牽扯進來，由於秦得參沒有具備巡警言說蘊含背後複雜的社會政治經驗，因此他始終無法接收到巡警言說的概念。

2.2人際互動的功能

2徐大明使用交際一詞指稱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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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除了概念表達的功能之外，還具備人際互動的功能，話語具有確立社會身份、社會關係的功能。以下即用互動控制特徵—輪流說話機會的分配、話題的開啟、議題的設定與維護、話題的改變、互動的開啟與結束等，描述「一稈稱仔」的對話展現的社會身份、社會關係。

在前文所引「一稈稱仔」的第一段對話中，巡警為聚焦者，他巡視時瞄準了秦得參，以巡警所享有的買白菜的特權這樣的心態來與聚焦對象—秦得參對話，透過聚焦的過程，被聚焦的秦得參被動的參與對話：「一下級巡警，巡視到他擔前，目光注視到他擔上的生菜，他就殷勤地問….」。兩人對話的話題由聚焦者--巡警開啟，巡警是開啟話題、設定議題者，而話題的開啟是藉由眼睛的注視，而不是實際的言語。

巡警開啟話題，話題的控制也操之在巡警，巡警依據其經驗世界的買白菜文化設定話題，也會用各種方式讓參與者—秦得參不離開此議題。因此當巡警客氣的推託「稱稱看」，秦得參沒有接收到巡警說話的意圖，真的「稱稱看」時，此時秦得參的話語偏離巡警設定的議題，話題控制者—巡警在無法繼續維護其預設的話題時，便打斷秦得參的話：

「不錯，本有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參說。這句話是平常買賣的口吻，不是贈送的表示。

「稱仔不好吧，兩斤就兩斤，何需打扣？」巡警變色地說。

我們從流輪說話體系的類型來分析，可以看出插話背後權力關係的不對等。輪流說話體系(turn-taking systems)有各種不同的類型，簡單有序的規則為：(1)當前的發言者，可能會通過對著某人說話、或指名等方式來選擇下一位發言者；(2)如果這沒有發生，任何參與者都可能選擇自己來成為下一位發言者；(3)如果這沒有發生，當前的發言者就有可能繼續下去。(Sacks et al.1974) Norman Fairclough 指出：輪流說話並非總是圍繞著所有參與者的平等權利義務而建立起來的，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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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強大的(powerful，簡寫為P)參與者與不強大的(non-powerful，簡寫為N-P)參與者之間，P控制話題、維護其設定的議題，因此P在N-P變得與主題”無關”可以擁有將之打斷的權利(1993: 143)。我們在秦得參與巡警的對話中，看到巡警打斷秦得參的話，因為此時只瞭解到巡警話語字面義的秦得參，已經偏離巡警設定的話題，所以巡警就打斷他的話，另創「秤不好、不準」的新話題。

此外，巡警與秦得參的兩次碰面，互動的開始與結束都是由巡警決定的，第一次對話巡警用眼睛的注視開啟話題，最後用「不去，畜生」的話語及將稱仔打斷記下參的資料結束第一次互動；第二次則是以「畜生，昨天跑到哪裡去？」開啟話題，最後以「瞪秦得參一眼、帶他上衙門」結束第二次互動。

分析〈一稈稱仔〉對話中的話題控制、輪流說話、議題的設定與維護、互動的開始與結束等，發現話題控制的主導權在巡警，議題也由巡警設定與維護，話題的持續或者改變、互動的開始和結束，決定權都是在巡警。在互動過程中，秦得參並未擁有互動過程的任何控制權。巡警在惱羞成怒之際，則是藉其所屬的工作單位和性質，利用「檢查」展現其權力，以違反度量衡的名義將秦得參定罪。以上關於話語的互動控制分析顯示，巡警與秦得參存在著權力的不對等，這樣的互動展現現兩人的社會關係，確立了彼此的社會身份。

2.3文本的功能

語言的另一功能是文本的功能，有其自身以及其在上下文脈絡的意義。在「一稈稱仔」的對話中，可以看出話語在角色及主題的銜接都是相當一致的。秦得參自始至終都是單純而涉世不深的人，在兩次聚焦的過程，秦得參的人格與文化亦被巡警否定，而巡警的文化與人格被秦得參破壞。旁觀者的的那段話「該死的東西，到這市上來，只這規紀亦就不懂？要做什麼生意？汝說幾斤幾兩，難道他的錢汝敢拿嗎？」充分顯現秦得參與巡警文化內涵的差異，更確定秦得參的天真。事隔兩天之後，人格與文化被秦得參破壞的巡警再度見到秦得參，勢必要他到衙門。在衙門裡法官經由巡警的紀錄指控秦得參違反度量衡規則，無法適應官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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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秦得參冤枉的被罰了三塊錢。在此秦得參無能力為自己辯護，其人格與文化亦被巡警破壞。兩個角色的對立，勢必有一人被消除或否定，作者最後讓巡警被消滅，如此秦得參得以恢復其天真角色的原始身份及主體性，由此確定秦得參是主角，在此亦可看出作者情感的介入及其理想主義。

話語不僅有銜接的功能，甚至「對話文本」可以是小說的核心。〈一稈稱仔〉裡的第一段對話，出現衝突發生的關鍵詞「稱稱看」，由於缺乏文本以外的社會文化經驗，秦得參無力解讀巡警言說的符碼，加上不諳人際溝通的複雜，將客套之詞誤以為真，字面義的誤解導致後續衝突的發生。幾段對話是秦得參在解碼的過程，這也不斷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經由前後幾段「對話」，讀者可以察覺情節故事的發展、衝突的發生，預言最終悲劇的解決。因此我們可以宣稱「對話文本」是本篇小說的核心、主幹，「描述文本」則是旁襯、枝節。話語充分展現其文本的功能。

3. 話語分析—Grice的合作原則

除了從語言的功能分析話語之外，接續嘗試以Grice的合作原則--質、量、相關、方式四類分析訪談語料，並以錢冠連的合作不必是原則，補充合作原則之不足，對〈一稈稱仔〉的話語做更深入完整之分析。

Grice認為話語是依據合作原則進行的，他對合作原則的定義為：不論在那個階段，讓你的會話貢獻是被需要的，符合講話的目的和方向。(Grice 2003: 26) 合作原則的四範疇是(1) 質(Quality)：說的話符合真實，不要說假的、沒有證據的話；(2) 量(Quantity)：所給的是符合當下需求的量，不多也不少；(3)相關(Relation)：所說的都符合每一個當下的需要；(4) 方式(Manner)：用合理的方式清晰明白的表達，簡潔、有序，避免曖昧不清的陳述。(Grice 2003: 26) 以下我們以這四個範疇檢驗〈一稈稱仔〉裡兩段對話。

在對話一中，如果單就「字面意義」、不考慮話語的預設、不將說話現場、背後的社會經驗納入來看，秦得參的話語比較符合合作原則。就質的範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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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的話符合他所認知的真實，不說假的、沒有證據的話；而巡警對於菜販的優待卻挑語病的說「稱仔不好吧，兩斤就兩斤，何需打扣？」，並說新的「稱」「不堪用了」，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因此巡警的話不符合質的範疇。質是四個範疇中最重要的原則。就量而言，秦得參的話語量有所不足，他說的：「不錯，本有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因為被打斷，所以並未仔細說明清楚；而巡警最後並未回答秦得參的問題：「什麼緣故？修理不可嗎？」，這裡巡警話語的量也有所不足。就相關範疇來說，秦得參的話語都是依循巡警的發問而回答，所以符合相關原則，而巡警在「稱稱看」之後所說的質疑「不錯吧」、「稱仔不好吧，兩斤就兩斤，何需打扣？」、「不堪用了」，就字面義而言，並不符合相關的範疇。而在方式的範疇上，巡警違反方式原則，他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意圖，假裝客套用了曖昧不清的陳述；而秦得參的話語清楚明白，自己所想的與言說的一致。

然而話語的分析與理解不能只就字面義或上、下文來看，還要將Halliday所說的現場(situation)考慮進來，現場的語境(situational context)是文本和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或社會文化(social culture)的連結，所以他是比物質現場更加抽象的再現，它是社會意義的聚合，文學的文本包含許多文化的價值，這些文化價值存在於價值系統本身或者是存在隱喻所屬的特殊次系統裡(Halliday 1978:147)。因此上述僅僅從語言的系統，從句子、前後文、字面義來分析話語顯然並不恰當。必須將話語背後的社會文化價值、現場的環境、說話者既有的生活經驗和預設等因素納入考慮，才能有完整的解釋，這些都是無法僅是從句子來分析的，存在於話語之上。

我們將現場語境放入之後，對於對話一的分析與前述僅從字面義來分析將極為不同。就社會文化的觀點而言，巡警買白菜是社會默許的文化，也是旁人所謂的「市場規紀」，因此巡警的話語符合其生活經驗、文化的認知，符合質的範疇，秦得參在巡警說「稱稱看」之後，說：「大人客氣啦！才一斤十四兩。」他所說的這句話並不符合市場的社會文化，也違反巡警的預設，因此不符合質的範疇；而就量而言，因為秦得參無法理解巡警言說的意圖，因此在「大人客氣啦！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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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十四兩。」之後對稱準不準的辯解都是多餘的，也不符合相關的範疇；就方式而言，巡警的「稱稱看」雖是曖昧的言詞，但是客套的推託基於對說話意圖的修飾。因此巡警的話語符合質、量、相關等三個範疇，秦得參的話語只符合「方式」範疇，但是違反了質、量、相關等三個範疇。

我們用Grice的合作原則來分析，發現不論單單從字面義或者放入社會文化價值來分析，一稈稱仔的兩個主角的話語並未完全符合合作原則，尤其最重要的「質」的範疇雙方並未同時符合，因此兩人的對話無法順利進行，導致衝突產生。在此我們也提出錢冠連的意圖原則，這個觀點更能適切的解釋一稈稱仔的對話。錢冠連對Grice的合作原則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合作不必是原則，重要的是目的--意圖原則及相關原則。其目的--意圖原則相當於Grice的「質」，因此對Grice 合作原則的修正，主要是不需有量、方式的合作。在分析中文的話語時，量、方式的範疇的確是比較不重要的，迂曲、曖昧、客套的言語是符合禮貌經常採取的語用策略。他認為說話的意圖、目的是最重要的：

有了交際的總的目的，就會再說話中將目的分解成一個個說話意圖貫徹到話語中去，交際就能順利進行下去。如果沒有交談的總目的，就不可能在一個話輪中將目的分解成為意圖，於是真正意義上的交際就無法開始或者中途失敗。這樣就必須把目的—意圖驅動過程作為原則來遵守。這便是目的—意圖原則。（錢冠連1997:166）

一稈稱仔的對話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秦得參單純的社會生活經驗沒有能力理解巡警複雜的言說背後真正的意圖，兩人的交談沒有共同的目的，因此溝通無法順利進行。

以上的分析顯示，話語分析不能單從話語的句子、上下文來看，更重要的是背後的社會文化價值和預設，兩段對話的說話現場及文本之外的社會文化必須含括在話語中來進行解讀，如此才能對話語文本有完整深入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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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的建構

巡警和秦得參的經驗世界不同，對於買白菜文化的理解和認知也有所不同，因為缺乏相互認同的預設，所以言語的溝通無法順暢進行，導致一連串的衝突。然而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買白菜文化這樣的意識型態是由誰制定或建構的？這種文化是權力非常不對等的架構下互動出來的，尤其握有權力者是建構這種文化的主角，被殖民者居於地位的絕對弱勢，不得不向權力低頭。這也被當時的社會所認知、意識並接受。秦得參在旁人的提醒後，依舊質疑這樣的文化，主體與話語結構不一致的同時，他企圖跳脫既定的話語結構，展現自己的主體性，有意透過言語、行為挑戰這樣不合理的文化，然而由於他處於絕對的弱勢，巡警處於絕對的優勢，兩者地位的高地是穩固而難以撼動的，因此想要扭轉或改造權利不對等之下建構出來的買白菜文化也就極為不可能，以致於秦得參的主體性在挑戰不合理的文化的過程中一直被否定，這也決定了秦得參的悲劇角色及悲慘的命運。稱仔作為度量衡的工具，但是秦得參與巡警的地位並不平等，因此稱仔隨時可以被有權者折斷，「公平」不是客觀的標準，是由有權者定義的，稱子在此無法取得平衡、公平的象徵意義，這也為最後的結局埋下伏筆。

4結論

本文嘗試描述話語作為事件邏輯的標誌，從賴和「一稈稱仔」的對話中，印證Halliday論述的語言具有概念表達（訊息表達）的功能、人際互動功能及文本的功能，由於秦得參與巡警的經驗世界截然不同，因此其語言表達及其對語言的認知與瞭解亦不相同，秦得參單純的經驗世界，不理解市場的規矩與巡警的文化，因此無法掌握巡警所言「稱稱看」的真正意圖，亦即無法掌握其隱喻，光從字面義理解導致對話過程衝突的發生。而在聚焦的過程導致角色的對立關係，兩個角色的關係並不平衡，秤被折斷以及被衙門的法官罰鍰，意味著秦得參的主體性在此過程被消除，因此要恢復角色的主體性，勢必消除對方，秦得參必須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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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始能恢復其完整性及主體性。透過聚焦，從故事的事件邏輯，我們從角色的話語行為期待故事的發展。

引用文獻

Halliday, M.A.K. 1971.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In Seymour Chatman (ed.),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Sacks, Harvey, Emanuel 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 1977.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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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dej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