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纠结_评_庄子_的生死观

第31卷 第11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31 No.11 2010年11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v.2010

生与死的纠结

——评《庄子》的生死观

张伟伟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在理论上，庄子提出了生死一齐思想，甚至认为死比生更加美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非常珍惜生命。在这一尖锐的矛盾背后，既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同一性。庄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几乎贯穿了全书，不管庄子是等生死、齐荣辱，还是“两臂重于天下”，其间既反映了他对所处时代的厌弃，也包含着他对人生的留恋。正是在这生死的矛盾之中，揭示出了人类面对死亡时的一些共性问题。

关键词：生死一齐；重生；矛盾的统一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0）11-0075-05

生死观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庄子》直接讨论有关“死”的地方多达二百余处，可以说，庄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几乎贯穿了全书。由于庄子标榜生死一齐、死比生更好的理论，所以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庄子对生死抱着一种顺其

复通为一。（《齐物论》）

一个事物的死亡意味着另一个事物的出生，反过来，一个事物的出生又意味着另一个事物的死亡，于是死就是生，生又是死，生死一齐了。庄子还特地告诉人们，当人死后变成其他事物时，照样有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他说：“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大宗师》）世界上类似人的事物很多，无论变化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快乐，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死后转化为其他事物而担忧，也没有必要因为得到了人的形体而高兴。

自然的旷达态度。但在现实中，庄子又提出了“两臂重于

天下”（《庄子·让王》）的主张，为了保全生命，他甚至拒绝出任楚相。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庄子对生死的无限困惑。厘清这一困惑，对今天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 理论上：庄子认为生死一齐，

甚至死比生更幸福

在常人眼中，生和死有天壤之别，但庄子却认为生死等同，提出生死一齐思想。庄子认为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死只是物理变化的过程。因此不乐生，不苦死，在此基础上，庄子甚至进一步认为死比生更加美好。 （一）庄子首先提出了生死一齐的思想

“齐物”是庄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庄子用尽各种方法，以证明万物的齐同，而生死一齐是庄子着力论证的一个命题。《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本来都是气产生的，死后又复归于气，这些气进行新的组合，演变成新的事物，因此生生死死只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循环而已：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

（二）庄子在生死一齐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死比生更幸福的观点

首先，庄子通过不伦不类的推理，得出死比生好的结论。庄子在断定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死如一之后，意犹未尽，进一步论证出死比生更快乐的结论：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匡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齐物论》）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类比不伦不类，是因为丽姬由俘虏变为国君夫人，这只是一个特例，我们不能用一个俘虏的幸福这一特例来证明所有的俘虏都很幸福。即使所有俘虏都能获得幸福，也不能根据这一现象就推论出死后的人都比活着的人幸福，因为当俘虏和死亡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

在这一推论之后，庄子又在《至乐》中具体描述了死后的幸福：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曰：“夫子贪生失理，

75

收稿日期：2010－09－01

作者简介：张伟伟（1988－），女，河南唐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夜半，髑髅见梦曰：“……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认为人生在世会遇到像“贪生失理”、“斧钺之诛”、“冻馁之患”等麻烦，而人死以后，上无君主，下无臣民，也没有一年四季干不完的事情，并且能够自由自在地与天地同寿，即使南面称王的快乐也比不上死后的快乐。

（三）有了生死一齐、死比生好的理论，庄子在死亡面前表现得看似十分旷达

既然生死一齐，甚至死比生好，那么在死亡面前，人们就不应该有丝毫的悲哀，甚至应该带着赴宴的快乐心情走向另一个世界。庄子在妻子死后箕踞鼓盆而歌，还安慰来吊丧的惠子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人本来就没有生命、形体，甚至连形成形体的那团气也没有，经过后来的变化发展才有了生命。人的生死正如春秋冬夏四时的更替一样，在自然这个巨大的房屋里不断变化循环。懂得了这一道理，还要去“噭噭然随而哭之”，那就太“不通乎命”了。

庄子不仅对别人的死亡是如此态度，对待自己的死亡也是如此：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列御寇》） 庄子反对弟子厚葬自己，因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不管怎样安葬都不过是“夺彼与此”或者“夺此与彼”的差别而已。他之所以如此旷达，是因为根据他的整体思想，人死后也只是复归于生前状态，不管是乌鸢食还是蝼蚁食，最后都要变成气，而这些气几经周折，不知何时可能又会变化出一个庄子来。对此，苏轼写道：

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逍遥台》）

苏轼认为刘伶还不够旷达，因为刘伶虽然能够淡泊死亡，却无法忘却对个人形骸的处理。而庄子不仅忘掉了死亡，也忘掉了自己的尸骸。由此可见苏轼对庄子的这种旷达胸怀是多么敬佩。然而在这看似旷达的言辞之间，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其中渗透着庄子面对死亡时的无限辛酸和无奈吗？

76

二 现实中：庄子非常珍惜生命

庄子从理论上提出了生死一齐、甚至死比生好的观点，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非常爱惜生命。《田子方》中一句“死生亦大矣”便道出了庄子对待生死的重视态度。《让王》也说：“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甚至认为“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还提出了“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让王》）的主张，认为“道”的最精华部分应该用来修身养性，糟粕部分用来治理国家，通过这一治身为本、治天下为末的思想，不难看出庄子对生命重视的程度。至于那些为了富贵权位而危害身心的做法，庄子更斥之为一种不明轻重、本末倒置的表现。

庄子不仅在理论上特别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中还总结出一套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具体养生方法。《达生》就清楚地表明了庄子的养生观：

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单豹善于养神而老虎却吃掉了他的肉体，张毅善于养形而疾病却侵害了他的内心，这两人都不善于养生。庄子认为在养生过程中，养神和养形应并驾齐驱，哪方面不足都要尽快弥补，就像牧羊一样，看到落在后面的羊就要用鞭子把它们赶上去。由此可以看出，庄子的养生方法主要包括养神和养形两个方面。

（一）首先看庄子的养神思想

庄子认为养神的关键就是要做到恬淡无为，随顺自然，保持内心的平静。真正养神的功夫就体现在《大宗师》说的：“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在宥》还说: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

人过于快乐就会伤害阳气，过于愤怒就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都被伤害了，就会反过来伤害人的身体，使人喜怒无常，行为失度。这就说明了庄子认为养神关键在于保持内心平静。关于如何保持内心平静，庄子提出以下几条主张：

（1）淡泊名利。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这样就不会遇到灾祸了。庄子主张我们不要受到外物、主要是名利的牵累，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外界事物对平和心境的干扰，有利于保养精神。

（2）淡泊生死。《大宗师》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贪恋生命，不厌恶死亡，出生时不欣喜，死亡时

也不拒绝，这才是真人境界。其实庄子追求淡泊生死的境界也是为了求得更好的养生，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摆脱死亡的纠缠，那么死亡会像一团阴影一样，时时刻刻地笼罩在他心中，这自然不利于养神。

（3）追求“坐忘”的境界。“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大宗师》），也就是忘却肉体，排除视听，不要智慧，同无所不通的大道融为一体，进入虚寂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境界，是庄子理想中的有利于养生的思想境界。在《大宗师》中，庄子认为那些被困在陆地上的鱼，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还不如它们自由自在地游荡于江湖之中而相互忘却的好。而在现实中，人们总是陷入是是非非的争论之中，不管是赞美唐尧还是批评夏桀，不管是追求长生还是厌恶死亡，都会使自己的精神陷入困扰，不如忘却是非、融入大道，这样就可以摆脱一切烦恼了。

无论是淡泊名利，齐同生死，还是追求“坐忘”境界，庄子所要真正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做到“无情”。 庄子认为圣人是“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因此要效法圣人，做到无情，扫除是非好恶。《德充符》说：

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庄子所说的无情是指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感情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要顺应自然而不要为自己的健康增添点什么，也就是要求保持自己的天然本性和内心平静，减少欲望。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佛教、道教都继承了无情思想。王重阳《唐公求修行》说：

学道修真非草草，时时只把心田扫，悟超全在绝尘情，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简明而清楚地概括了道家道教对“情”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会衰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具有喜怒哀乐之情。而佛教认为不仅要消除名利之情，还要消除亲人之情，僧人的打禅入定就很类似庄子的“坐忘”。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都要人们远离尘世，以求得内心的绝对平静，也就是要达到那种无思无虑的“无情”境界，而这些主张很明显是受到庄子思想影响。

为了不使精神受伤害，庄子甚至提出一些不太严肃的生活原则。在《让王》中，公子牟虽然住在山林里做了一名隐士，但是心里面老想着宫廷生活。于是他向瞻子求教如何才能解决这一身心矛盾。瞻子告诫他要“重生”，把生命看得重要，就会把富贵名利看轻。公子牟说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瞻子说，不能摆脱诱惑而又硬要抑制自我，只会给心增加更多烦恼，使精神受到双重伤害，而这种重伤之人就不会长寿，因此他主张“不能自胜则从”。为了不伤“神”，庄子提出了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的主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欲望，那就从心所欲吧。

（二）其次看他的养形方法

庄子除了重视养神之外，对养形也不掉以轻心。养形必

须要有形可养，所以首先要保证身体安全。为了保护身体，庄子提出了很多处世方法。

（1）拒绝出仕。在庄子看来，官场危害极大。在《人间世》中，叶公子高刚刚接受使命就已经有了阴阳之患，不得不喝起冰水；而“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更说明了在暴君面前，臣下的力量就如挡车的螳螂一样微不足道，随时都可能被碾为齑粉。而“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一句逐渐演变为后世说的“伴君如伴虎”，更形象地说明了在朝为官的极度危险。因此当楚王聘他为相时，庄子予以坚决拒绝。不当官，不是他不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而是为了保命，他不愿因当官而丢掉性命。

（2）庄子强调无用之用。提倡无用之用，目的也是为了保命。庄子说“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表现出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之情。庄子要寻求一种既不害人又不害己的处事与自处之道，于是提出了“无用之用”。《人间世》中的栎社树就是因为无所可用才得以保全性命。庄子还借栎社树之口说明了有用之树的遭遇：“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那些果树就是因为有用才使自己受尽折磨而不能“终其天年”。最后庄子总结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为自己招致灾祸的都是有用之才，庄子感叹世人只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

（3）庄子在无用之用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一龙一蛇”的主张。《山木》记载：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 为了保命，庄子一再修正自己的处世原则：从“无用之用”到“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从“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再到“一龙一蛇”。在艰难的人世间生活，有用了会遭人砍伐，无用了也会受到伤害，甚至是处于有用与无用之间这样经过反复修改后的原则，也不足于很好地保全性命。最妥善的做法就是随机应变，该做蛇时做蛇，该做龙时做龙，不要固执一端。

（4）为保证生命安全，庄子提出的一些生活原则甚至带有圆滑处世的痕迹。《养生主》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可以去干点好事，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千万不要出名；也可以干点坏事，但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触犯法律；要

77

以中间路线作为生活准则,这样才可以保全身体，尽享天年。

除了以上所说，庄子用来保命的其他方法还很多，在《人间世》中，庄子为了保命，更是绞尽脑汁，使出种种绝招，比如他反对盲目劝谏君主，批评别人要借用圣贤的话，如此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庄子把生命看得重于一切。

庄子认为养形不仅仅要做到有形可养，而且还要保证自己形体的健康，为此他也想出了很多方法。

（1）庄子提出了导引等健身方法。《刻意》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深吸浅呼，吐故纳新，像熊那样攀援直立，像鸟那样伸展手脚，这的确是延年益寿的好方法。

（2）庄子认为人们应该注重男女生活的健康和饮食卫生，《达生》说：“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庄子认为，要想保养好自己的形体，就要特别注意日常的生活，那些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对生命的危害要超过强盗对人们生命的威胁。庄子的这一养生理论，即使放在今天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为了保证形体健康，庄子主张追求肉体自由。《养生主》说：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由于在人们心目中，庄子是一位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所以一般学者认为这里也是讲追求精神自由，曹础基先生就认为：“这一寓言则着重说明养生主要是使精神上得到自由。”（《庄子浅注》）而我认为这里是在讲肉体自由。泽鸡宁愿在大自然中忍饥挨饿也不愿被圈养在笼子里丰衣足食，如果仅仅是追求精神自由，那么即使把人关在笼子里也不会影响他的精神自由翱翔。庄子毕竟和我们世人一样，不能忽略对个人肉体的关注，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肉体能够得到自由。

虽然庄子提倡形神兼养，但相比之下，他认为养神比养形更重要。他之所以提出这一思想，有其理论根据。《徳充符》说：“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所谓“尊足者”，就是比肉体更为尊贵的精神，这里明确指出了精神为贵，肉体相对为贱。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庄子提出养神重于养形的主张是顺而成章的事。

三 生死一齐与热爱生命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

在理论上庄子提出生死一齐，甚至死比生好，但有时候他又非常爱惜生命，这种看似尖锐矛盾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庄子来说，生和死似乎都有一定的诱惑力。《庄子》中有《至乐》一篇，“至乐”的含义是最大的快乐。虽然他认为世俗的快乐如“富贵寿善”、“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不值一提，但他提出了“无为诚乐”，说明庄子认为在人世78

间还是有快乐的。除了“无为之乐”，庄子还有“山林之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茂密的山林，优美的水边景色，这些事物确实能使庄子快乐无比，虽然这种快乐是短暂的，但毕竟是一种快乐，既然人世间有快乐，那么庄子就会留恋生命。

生对庄子来说具有诱惑力，而死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死亡的诱惑力主要建立在相信灵魂不死的基础之上。古人都相信人有灵魂，庄子也是如此，而且他还认为得道的圣人死后，其灵魂会化为神灵，《大宗师》中说：

夫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庄子认为道确实存在，黄帝得到了它，就可以升天成仙；西王母得到了它，就可以稳坐在少广山，没有人知道她的开始和结束；彭祖得到了它，就可以从虞舜时代一直活到春秋五霸时期。由此可见，庄子认为无论任何人，只要修身得道，死后都可以变为神灵。

对于圣人的灵魂成神，庄子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证。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是随着这个人的精神修养而变化的，一个人的精神修养越高，他的灵魂在死后，就会变得越发有影响力。庄子认为世俗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因此“其形化，其心与之然”（《齐物论》），他们肉体死亡之后，灵魂随着肉体一起化为他物。而那些得道的真人则“形有糜而神未尝化”。真人死后，肉体虽然变为他物，灵魂却依旧保持着圣人的状态，甚至成为神灵。《养生主》在谈到老聃的死亡时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用薪比喻肉体，用火比喻精神，老聃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他的精神却可以永存。

而庄子在生前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尊道重德，在得道这方面，他对自己有一个间接的评价，《齐物论》说：

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在庄子看来，从君主到奴隶，全是一帮糊糊涂涂的愚人，只有自己才是大彻大悟，万世之后，如果有一位大圣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高深理论，那已是万幸之事。这反过来说明，庄子以为自己是一位三十万年都难以出现一个的大圣。既然如此，得道的庄子死后能够成为神灵的可能性虽然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却也是极大的，至少也可以捞得一个灵魂永存。

正是因为生和死对庄子都具有一定的诱惑力，所以他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左顾右盼，一儿会宣扬死比生好，一会儿又告诫自己注意保养形体。

（二）

对庄子来说，生和死在对他具有一定的诱惑力的同时，又使他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困惑和不安。现实生活的艰难，

使庄子不时地生发出“生不如死”的感慨。庄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在庄子看来，他所生活的战国社会是一个连无道社会都不如的、极为黑暗的时代，由此可以推想庄子生活的艰难痛苦。

在《至乐》中，庄子具体而又明确地描述了生存的艰难，如一个人可能贪生但又找不到正确的养生方法，在亡国之后可能会受到斧钺的砍杀，做了坏事使父母妻儿出丑，或者因为贫困而挨饿受冻，等等。这些都是“生人之累”。《大宗师》最后一段写得特别哀痛：

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

这几句道出了生活的艰辛，人世的不平，父母肯定不会希望我贫困，天地覆托万物，毫无偏私，又怎么会偏偏让我贫困呢？无论怎样思索都找不到使自己陷入绝境的原因。而若歌若哭的“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更不知包含有多少悲痛。

由此可见，庄子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恐惧感，而死后是否能够成神的不确定性也给庄子带来了无限的困惑。《寓言》说：

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有时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回应着人事，有时又好像没有，所以没有人知道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神。要想证实鬼神的存在，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庄子“证实”了有人死后可以成神，那也未必能够保证庄子本人死后就一定能够成神。另外，从人们的生存本能来看，不管人们怎样美化死亡，都摆脱不了对死亡的一种发自天性的恐惧感，毕竟活着比较现实。

（三）

虽然生和死使庄子都产生了很多困惑和不安，但相比较而言，庄子还是倾向于“生”的，这是人求生存的本能，因此在真正面对死亡时，庄子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也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真正豁达。

庄子先后两次发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知北游》）的感叹，说明在飞快流逝的时间面前，庄子压力很大，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于死亡。通过《庄子》对庄子面对死亡的一些具体描写，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至乐》记载：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妻子死后，庄子鼓盆而歌，别人责备他这样做太过分了，他

就用生死如四季循环作答，后世的人们也把这件事作为庄子对待生死旷达的典型例子。但是如果仔细寻觅，就会发现这种旷达背后的无可奈何。如庄子说的那句：“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在妻子刚去世的时候，庄子是非常悲痛的，“慨然”二字包含着无限的辛酸和痛楚。但无论如何悲痛，都不能使死者复生，面对这种无可挽回的局面，庄子只能追求理论上的自我安慰。由此不难看出，面对亲人的死亡，庄子是假旷达、真悲哀。同篇的另一个故事也充分表明了庄子的这一态度：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

身上突然长出瘤子，文中已经明确指出“其意蹶蹶然恶之”，但当别人问起时，滑介叔故作旷达，并且还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说形体就像一堆尘土一样、死亡也只是一种自然变化在人身上的反应、不应该为之介意之类的话。与其说这些话是在说服别人，不如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自己。

《大宗师》也有相类似的事情：子舆生病了，子祀去看望他。子舆已经被病魔折磨地弯腰驼背，步伐蹒跚，但当子祀询问他是否讨厌目前的身体状况时，他却说:“亡，予何恶！”一副旷达的模样。他真的不讨厌这种状态吗？绝对不是，后面一句话就揭示了他的真实思想：“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既然人不能胜天，也既拒绝不了死亡，那也就只好顺应自然，安心接受了。所谓的“予何恶”，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而已。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使庄子徘徊于生死之间，使他在提出生死一齐、死比生好等命题的同时，又表现出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当然，他的心理天平是倾向于生的，庄子七八十岁的寿命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正像清人赵翼的《偶书》中所写的那样：“语语不畏死，正是畏死语。”也许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就像他所说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样，既然生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所无可奈何的，那就只能调整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它们。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张京华.庄子哲学辨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3]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张松辉.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校：张京华）

79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deg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