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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李波平，田艳平 2011-03-11

摘 要： 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和报道，基于发生的背景，从缺工的地区、行业、企业、工种等角度对比分析两

轮“民工荒”的差异。通过比较发现，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而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深层次原因；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两轮“民工荒”折射出农民工主体及价值观念变化很大，惠农政策效果更加显现，区域格局发生更大变化，劳动力分流更加明显；但也揭示了企业的用工模式、管理体制没有改进；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发展步伐缓慢。两轮“民工荒”启示我们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民工荒，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劳动力市场，比较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依靠外资带动了经济发展，也拉大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纷纷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汹涌的“民工潮”。至此，人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即农民工被视为廉价而丰富的优势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在2004年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开始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即“民工荒”。2008年沿海地区企业遭遇金融危机，使得沿海地区大约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返乡回流，出现“失业潮”、“返乡潮”。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招工难”，再次爆发了新一轮的“民工荒”。

2004年初开始出现的首轮“民工荒”，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也提出了很多的对策和建议。2010年春

节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工荒”，“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和报道，从发生的背景及缺工的地区、行业、企业、工种等几个角度对比分析了两轮“民工荒”的差异，并拟通过对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些深层次的启示。

二、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

本文把2004年开始发生的“民工荒”界定为首轮“民工荒”。2010年春节过后出现的“民工荒”界定为新一轮“民工荒”。

（一）“民工荒”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1.首轮“民工荒”的背景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态势良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3年增长了9.1%，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5.8%，国内外投资力度不断增强，极大推动了市场需求增加。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2004年进出口比上年增长35.7%，全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扩大65亿美元。订单激增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迅猛扩张，许多企业扩充产能、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农村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增长却相对平缓，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与往年相比增长平稳。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长劲升而供应增长平稳，使得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了轻微变化。总体上来说是经济高速增长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属于扩张型影响。 2.新一轮“民工荒”的背景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中国。以外向型经济著称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无疑是本次金融危机冲击的重灾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型企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大量企业由于接不到订单而出现了半停产、停产、关闭、破产的情况，而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纷纷失去工作，被迫返乡回流。据农业

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促进就业增长，我国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的指导思想，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中西部地区。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特别是春节过后，由于企业提前开工和招人，很多农民工还在家过年，企业又遭遇了“招工难”。从“失业潮”到“民工荒”，这两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此轮“民工荒”与金融危机是有直接关系的（杨云彦，2010），有人认为新一轮的“民工荒”并不是早期的“民工荒”的简单延续，更多表现为不少企业在2009年危机中减产停产并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

（二）区域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通过调研发现，“民工荒”只是主要出现在经济较发达沿海地区，而并非全国普遍现象，特别是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聚地区，其中珠三角是最严重的地区，估计有近200万民工缺口，缺工率约为10%。

2.新一轮“民工荒”。据估计，珠三角地区城市出现超过200万的用工缺口，其中深圳81.9万人、广州15万人、东莞100万人、中山13万人；江浙最缺一线普工，昆山、杭州、温州等地用工难随处可见；福建省出现“用工荒”，每100名求职者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数为130个，求人倍率1.3，也是近年来该指标的最高数值；另外，湖北、重庆、安徽、江西等劳务大省也很紧缺，如2010年春季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预计武汉市缺工总量达7～8万人。相比上轮，新一轮民工短缺的区域有所扩大。

（三）企业行业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研发现，一般大型企业由于职工福利和保障较好而基本不存在民工短缺，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

为严重。技工短缺主要集中在工艺设计、机械加工、电器设备、光机电一体化、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生产、附加值高的产业。

2.新一轮“民工荒”。据报道，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

（四）工种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查发现，农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表现为熟练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级工严重缺乏。许多企业只想招熟练工、技术工，造成农民工供求错位严重，招新手容易，招技工难，招高级工更难。

2.新一轮“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从短缺的角度来说普工短缺占大部分，也存在一定的技工。目前广东企业用工一是普工缺口相对较大（缺口约占总量的68%），二是技工缺口仍处高位（占缺工总量的32%）。据报道，挡车工、车位工、缝纫工、印染工、抛光工、钳工、装配工、焊工、电工等是浙江目前最缺的工种，也是招工量最大的工种，也正好分属浙江的支柱性产业；服务员、裁缝工、操作工这三类农民工如今是江苏目前最紧俏的农民工。另外，保安、数控车床熟练工、有经验的电焊工、钳工也普遍稀缺。

（五）性别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调查发现（2004），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供求错位严重，造成女性“民工荒”。女工需求量是男工的数倍，有些企业男女比例高达1：10。 2.新一轮“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表现为男性和女性都比较短缺，很多招聘单位表示只要是工人都可以考虑。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第一，从经济社会背景来看，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两轮“民工荒”，从表象上看都是由于经济发展刺激沿海企业订单猛增，因而导致了

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第二，从区域结构上看，两轮“民工荒”短缺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但是新一轮“民工荒”内地民工短缺也比较严重，区域有所扩大。第三，从行业结构上看，两轮“民工荒”的短缺都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般都在竞争激烈的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但新一轮民工短缺的企业行业面有所增加。第四，从工种特征上看，首轮主要短缺熟练工、技工，新一轮主要短缺普工，也存在一定的技工、熟练工。第五，从性别特征上看，首轮主要是缺女工，新一轮是男女都缺，性别结构也有所扩大。

三、两轮“民工荒”产生的相同原因

（一）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依靠大量廉价、技术含量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成本、发展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我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企业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和权益，以保障低成本、赚取利润。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空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查发现，当时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510元，东莞为450元，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388元。农民工长期处于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的状态中，低工资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2004年出现“民工荒”时，政府和很多企业都意识到普工的工资太低，认为要提高工资，但是据统计现在大多数企业的普工工资仍然为基本底薪500～800元／月，随着各种成本的提高，于是农民工的净收益不断减少，甚至趋于零，迫使农民工不再接受这种名义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趋于减少，“民工荒”就会出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最终影响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使得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也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价值增值较低，竞争力不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六、结论及启示

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因素，“民工荒”问题是各种社会经济原因长期积累导致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而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深层次原因，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两轮“民工荒”折射出惠农政策效果更加显现，区域发展格局发生更大变化，劳动力分流更加明显，农民工主体及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但是也揭示了企业的用工模式、管理体制没有改进；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发展步伐缓慢。

“民工荒”体现了对科学发展理念和公平制度环境的呼唤，也反映出农民工由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跃迁，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可以实现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和升级，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民工培训力度，提高民工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可持续就业能力，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把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较长时期内的特征，如果不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会经常出现民工短缺问题，将会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 者：李波平 田艳平 出 处：《农业经济问题》

单 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中经评论子库

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张茉楠 2011-03-09

摘 要： 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回避人口老龄化这一客观历史必然，“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2011

年出现的“用工荒”已从区域性向全局性转变，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渐行渐远，但以此为特征的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

关键词：

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发展转型

2011年出现的“用工荒”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东部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现大量缺口，企业招工困难，这一态势迅速蔓延至内陆传统的劳动力输出省（市），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转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真的渐行渐远了。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中国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战略性转变。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傲人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从一般理解来看，“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世界各国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或迟或早会经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出生率下降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时期内，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30%左右。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3至1／2。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要通过四种机制：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

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可见，“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为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教育质量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二次人口红利”再造，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转变。

作 者：张茉楠

单 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缓解人口压力只能靠经济手段－－从北京的人口数量变化辨析人口承载力

（下）

苏杨，齐浩良，肖周燕 2011-03-03

摘 要： 按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为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而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

时宜的。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选择企业并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去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

关键词：

人口承载力，人口规模，人口调控，产业结构调整

上篇认为，由于人口合理分布是以区域人口承载力为基础的，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也解释了我国人口分布变化的实情：对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胡焕庸线”的基本规律在七十年的发展后仍基本不变，不是说明自然条件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是因为经济规模的空间分布仍然向东南倾斜，从而带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如此－－实际上如果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协调的话，东南一隅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未来“胡焕庸线”规律描述的人口分布向东南倾斜的情况可能也应该更突出。

区域人口承载力与发展方式的选择

既然人口承载力的决定因素是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区域的就业状况，那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由谁决定？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就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区域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

依据人口与经济系统关系，可将区域发展方式分为“消费偏好型”和“生产偏好型”。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具有不同的人口状态。区域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必然有不同的人口承载力。在“消费偏好型”区域，人口系统的福利是主导性目标，经济系统的收益是以消费的增加为主要动力的，而消费的增加则依赖于人－－必须有更多的常住人口，才可能带来更多的消费，才可能使地方政府征到更多的税。即以消费环节为主的税收特征对政府吸引人口迁入该区构成了良好的正向激励，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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