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论文

（2010 ---- 2011 学年 第 2 学期）

学院（中心、所）：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名 称： 英语语言文学 课 程 名 称： 西方文论基础 论 文 题 目：The Translation of Chapter6 授课 教师（职称）： 白爱宏

研 究 生 姓 名： 郭 薇 年 级： 一年级 学 号： 200941001001 成 绩： 评 阅 日 期：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

2011年 07月 13 日

后结构主义的继续发展 福柯，拉康，及法国女性主义

福柯式权力

后结构主义具有较深的颠覆性。它使处于赋予它唯一性和优越性的西方文化中心的二元对立得以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它暴露出它的伪等级制度以及人为边界，无根据的知识宣称和不合法的武力夺权。然而，根据解构批评主义的观点，暴露党派，暴露等级制度，暴露权力关系一般受到当时社会情景的限制。尽管在德里达的语言中心论的解构中，大范围的权力讯问很明晰—语言是人们认识真理的途径—但是，主宰20世纪80、9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者们的批评主义的权力利益及其产品则主要来自福柯的作品。作为历史学家，福柯（1926-84）著作颇丰，如精神病学史，临床医学的产生与发展，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演变，现代监狱制度的出现，还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一些重要的社会发展现象的起源—即所谓的启蒙运动时期。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期望建立使人类社会基于理性和秩序有规律运行的程序，因此在这些著作中，他关注于他的所见所闻。

福柯用看似“客观”的语言和医用术语（由19世纪新人类科学的各种分支发展而来）试图揭示权力运行的方式。因为福柯，这些新科学—包括精神病学，犯罪学，医药学，和（人类）生物学—和从新科学中产生出的社会制度本质上具有压制性。他认为，这些制度的特征是不断加强的规则和监督（至少在理论上它的目标是这些），这最终必会导致人们对社会控制的自我强加的顺从。这些新的人类科学最终被证明是，很奇怪，我们似乎很愿意穿上它。

全景敝视主义

在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1977年译）的“全景敝视主义”部分，他对现代社会早期处理麻风病和瘟疫这两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的应对作了简要的解释。 麻风病人通过拒绝性交来减少感染风险。然而，瘟疫总是传染大量人口，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因此17世纪的社会尽了其最大的努力去控制瘟疫，一旦疫病爆发，人们就要呆在屋子里，不能出门。但是，这种激进的措施要求不断的监管：“传染不会停止，监督无处不在”（福柯[1975]1977：195）。福柯认为，这种预防方式的监管是现代社会个人受到不断监督的典型模式：被监视。在这个封闭隔离，任何角度都可以被监视到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被监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被记录?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定位，被检查，被分派，在这些生物中，病的和死的—所有这些构成一个规律机制模式。

瘟疫的“政治梦”是“制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最小的细节”（198）。这种阻止瘟疫的方式一定会被认为是，民众中有权力的集团控制其他无权力的阶层的方式。关于权力，“在一群人和另一群中”没有一个“大的二元区分”，但是却存在通过不同渠道的和置于大多数人之上的权力分配。

这种在19世纪对抗瘟疫的具体的措施和持续的监管开始应用于“乞丐，游民，疯子和精神病人”—简言之，“不正常的个体”。我们都熟悉这些反义词：“疯/不疯，危险/安全，正常/失常”（199）。福柯把这种新型的社会规则比喻为全景敝视主义，这是由英国哲人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末期设计的一种监狱类型。他认为，理想的监狱中部是一个可观察点，环绕其四周的是一圈牢房，这样，只要一个警卫就能看到所有的牢房，公开监管。 然而，犯人看不到监狱长。他绝不会知道他在被监视。这就是为了迎合福柯的全景敝视主义的“主要效果”：诱导犯人处于有意识状态和持续的可见度，以保证权力的自动功能。因此，安排事情，即使它在行动上停止，监管效应是持续的；权力的完善应该使得实际的行使成为不必要；这种建筑设备应该是一台创造和维持独立于参与其中的个人权力关系的机器；简言之，犯人应该被卷入一种权力情境，在这个情境里，他们自己就是承受者。 “真正的臣服机械地由虚构的权力关系中产生”（202），福柯得出一个与阿杜塞尔的意识形态非常相似的公式，。，即“想象的个人关系代表他们真实的存在条件”（看第四章）。对福柯而言，全景敝视代表了现代世界，作为它的公民，我们是我们自己比喻的，精神上的，监禁的“承受者”。阿杜塞尔也认为，我们处于自己的监禁中。

乍一看，这可能不太行。难道各式的西方民主不应是自由宽容的吗？那么，让我对福柯关于精神病学和暴力犯罪作一个简明的解释吧。在精神病学出现之前，犯罪仅仅就是一种除去明显的诸如利益，复仇这样的东西可能会受到惩罚之外需要进一步解释的行为。很久以前，精神病的治疗是一种或多种特殊的犯罪人格。随着犯罪人格思想的引进，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一个具有犯罪人格却无犯罪行为的人确是存在的（我们猜想一个犯了

罪的人在他犯罪之前一定已具有了犯罪人格）。但是这无疑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认识的人之中可能存在着潜在的杀人犯，其中一个人很易有犯罪人格。对精神病的治疗导致一般的怀疑和监控。我们怀疑别人就跟别人怀疑我们一样：所有人都在“监控”的凝视下。而且，这种诊治通常会导致自我监督：我们便成了自己监狱的承受者。19世纪发现的另一个“人性”是同性恋倾向。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相关行为便可以追溯为一个深层的，不变的同性恋本性。由于这个新的“人性”产生的相当负面的涵义，年轻男性开始检查自己，必要时压制自己的不合理情感。福柯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一批精神病学家，医生，社会学家，心理医生，社会工人和其他被认为是“正常”的警卫涌现并创造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监控设备，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起了主要的作用，这样，首先让我大概浏览一本小说，可以让这个观点看起来更加合理。肯·克西的《飞越疯人院》（1962），早于福柯的作品，描写了一个真实的福柯世界。小说以一个女士（Big Nurse）创办的精神病院为背景，她的武器就是监管和查看。精神病人定期参加团队活动，这样便可以暴露出他的病情。表面上是治疗的目的，但实际上，因为公开坦白的羞辱使他们表现恭顺。小说出奇之处是，许多犯人并没有完全承认，但都是自愿来这里的。他们不得不让他们承认，因为外面世界对于“正常”的坚持和定义使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治疗的。换句话说，他们使自己屈从于人类科学的权威。首先，他们已经接受并完全内化了关于正常的话语（接下来我会解释这个术语），人类科学主要因此负责；其次，他们已经完全把他们的思想和身体转向精神病院。唯一认为自己完全正常的“病人”已经逃出关于正常的“话语”，原因是他从未去过学校或教堂（阿杜塞尔认为的两个国家设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象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是不能随便跑的。 话语

为什么我们接受“全景敝视”状态呢？在“全景敝视”下，我们处于不断的监督中，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断的监督自己有没有不正常，或者仅仅是奇怪的标志。福柯把这个归为处于“话语”核心的“权力”，一会我会解释这个术语。很明显，这种权力和阿杜塞尔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霸权”相同，也是因为它同意监管。在《飞越疯人院》这个例子中，不得不承认的“病人”真的相信他们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治疗的。有人可能会说，他们不同于精神病的话语权力。就象“意识形态”和“霸权主义”一样，福柯式权力的力量来自我们深信它告诉我们的一切事实。事实上，就象阿杜塞尔的“意识形态”一样，它给我们的是一种归属感：

如果权力仅仅是压制，如果权力仅仅是说“不”，你真的认为一个人会服从它吗？使权力拥有优越，可以被接受的事实是它不仅仅把说“不”的力加在我们身上，它还越过而且创造，它带来愉悦，它形成知识，产生话语。（福柯 1980：119）

我们遵守权力，忠诚于它，甚至忠诚于政策，压制自己，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本身。不清楚的是我们能抵抗权力的程度。比起阿杜塞尔，福柯允许有更多的抵抗空间： 我们必须允许复杂、不稳定的过程存在，因此，话语可以是种工具，是权力的影响力，也可以是种障碍物，是个绊脚石，是种抵抗，是相反策略的起始点。话语不仅转化生成权力； 加强权力，也可能侵蚀，暴露权力，令其脆弱，使它挫败。（福柯 1980：100-101） 换句话说，我们也发现福柯认为抵抗是权力进一步加强的方式。有时，福柯似乎赞同阿杜塞尔的基于一切目的、规则出自阻力的观点。有时，他又倾向于葛兰西的观点，即把抵抗（反霸权观点和行为）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任何情况下，权力通过话语和散乱的构成来运行。在“不正常”的行为中，人类科学的权力来自于他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来自于他们对专家意见的声称。福柯把这些知识宣称叫做“话语”，更精确的说，话语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它是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内在联系的假设。在他的《知识考古学》（1972）一书中，福柯定义话语为“一系列句子或陈述”，“同属于一个单一且散乱的构成系统的一大组陈述”。因此，他说，“我须会讲医用话语，经济话语，自然历史话语，精神分析话语”。（福柯 1972：107-8）

一个特定的话语，譬如19世纪的性学，建立了一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是性关系和性倾向的领域—能够规划的性行为的陈述一旦脱离话语便不再能够规划：这个领域的创造使得把看似不连续不相关的现象得以联系。那么，这样的话语产生了对知识的宣称，正是这些我们接受的声称赋予其权力。那么，知识和权力之间便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知识是定义和分类的方式。它并不是让我们摆脱无知，它是要带给我们监督和制度。偶尔，它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依旧回到性学这个领域：“发现”有“同性恋人格”的人会导致纪律和污蔑，也会被认为对创建同性恋社团，个人层面上的团结，政治层面上的集体行为有贡献作用。福柯意识到这一点，但决定他认为如此“反动”的话语是否是成功抵抗的例子并不是那么容易。毕竟，一个反动的话语和话语本身使用相同的词汇和同一种分类，因此，它创造的印象至少是它证实了话语的有效性。

权力/知识

福柯有关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观点引起争辩。它没有否认过去的虚假知识宣称服务于权

力和社会镇压。以女人和有色人种（无数代的白人男性接受它并把其作为他们世界的知识的一部分）的假定劣势为例。回顾过去，我们看到我们处理着二元对立，使权力（这里是指白人男性的权力）转化成实际的知识。历史上，所谓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反映了一种主体（知识者）和客体（知识者研究的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我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

当我使用“虚假宣称”（我刚使用过）时，意味着还有真实宣称的存在。然而对于福柯，这种区分并不明确，他的兴趣不在建立哪些话语或话语部分是真而哪些是假。他关注的是掌管话语及其形成的规则和散乱的构成。这里，我们看到福柯界定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界线。例如，就象热奈特关于叙事故事的陈述，他对深层原则感兴趣：在这个规则和条件下，获得知识的地位成为可能。因为他们对专家意见的宣称，这种话语便决定了这个领域（例如：性行为或者精神疾病）我们讲话和思考的方式，不常劝我们保持在不断的监管之下。譬如语言，他们通常独立运行，任何个人的意图，通过使用者使自己永存。既然我们都是我们内化了的话语的工具，我们自己不断地再生他们的权力，甚至在我们亲密的关系中。从这点来讲，文学研究中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答案是把话语认为是权力手段的想法很可能是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福柯把权力坚定的定位为语言，语言是文学研究的事情。或许，我应该再一次强调，福柯在讨论话语角色时，并没有考虑到那些滥用某种话语以赢得个人权力的个人（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他也没有考虑到权力的中心来源—例如：国家—它使用话语操控我们（这种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国家的仆人相信这些。话语就象葛兰西的霸权主义和阿杜塞尔的意识形态一样运行：我们完全内化他们，他们也带来愉悦。话语组织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生活，我们呼吸话语，因为其不知名的作为许多权力链的连接功能。

解构主义者肯定能看到语言和权力联系的事实—它对二元对立的拆除证实了这个。然而，福柯却把语言置于社会权力（而不是文本权力）和社会实践的中心。语言的社会角色—包括文学—和它的霸权是文学研究中多个轨道的起始点，这个我会在下一章讨论。

后结构主义者的精神分析

我讨论了阿杜塞尔对他称为意识形态的巨大权力的解释（见第四章），我简单的提到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1901-81）。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主义中，拉康的工作经常引起对权力运行方式，个人（主体）易受影响的原因的解释。显然，我们需要了解拉康。然而，对拉康精神分析工作的讨论不能取代历史：为了领知它是如何引起对后结构主义的进一步

讨论的。拉康是精神分析的创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发展了精神分析。那么，我首先简要的看了一些弗洛伊德的最重要的基本假说—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值得关注的文学批评的模式。

在第四章中，我讨论了读文本主要不在它的人类意义（第一章）或是它们的形式（第二、三章），而是为它们的政治的文学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文学文本首先不是一个作家的产品，而是大的文化的产品，它通过作家表达出来，表达作家可能都意识不到的政治信息。然而，还有其他的批评模式，作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文本的深层含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关主体的观点与博学的人类学家不一致，人类学家认为，主体最终是自由，一致，自治的道德机构。弗洛伊德认为，新生儿生活在“海洋”欲望和感觉主宰的天生的世界中，其中，婴儿自己，它的母亲或更大的世界之间没有区别。一切从中心辐射出来，也就是说，婴儿本身，和适合于满足它的无限的欲望（例如：喂奶）。然而，这种觉醒逐渐突破，让被猜想的婴儿、母亲和世界身体和情感上的持续成为幻觉。结果，婴儿经历了一种丢失感，反过来，它也产生欲望。在第二个阶段，婴儿成长为小孩，经历了和母亲进一步的分离，母亲一度承担了“欲望”的最初焦点。在这个所谓恋母情结的阶段，当我们还是刚经历学步的孩子，小女孩开始意识到她们缺少一个阴茎，之后她们有了不合适的感觉，小男孩意识到他们的母亲没有阴茎，开始怀疑妈妈把它弄丢了（弗洛伊德称之为害怕被阉割）。正是这种恐惧使得男孩放弃了对妈妈的性趣（在希腊神话里，弗洛伊德描述到，俄狄浦斯不自觉的娶了他的母亲，因此，弗洛伊德用了术语“Oedipal”）。这个小男孩认为他和他的父亲是在正面竞争。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那么加入他们；因此这个小男孩决定像父亲一样—同时接受社会权威—然后对其他的女性产生性趣。小女孩对她母亲没有阴茎感到失望，便转向父亲，最终放弃她对阴茎的欲望而想要一个孩子。这个阶段让男孩和女孩成长为未来的同性恋。

弗洛伊德对小女孩成长的阐释激怒了很多女性主义者（例如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70]）。然而，这里关于我的是这些早期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都经历过。在生命最初，我们一次又一次放弃所有和欲望，既是因为我们被迫意识到他们是不可能的，又是因为他们的实现会把我们带到禁止的领域。然而，那些欲望没有离开，而是躲避在我们思想的某部分，我们却意识不到：没有意识。在随后的生活里，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必须压抑欲望是因为他们上不被接受的。尽管我们有意识的头脑控制着无意识的边界—它的没有满足的欲望和痛苦总是想要提醒我们他们依然存在—无意识让警惕成为过去。首先，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它证实了它自己，例如，脱口而出，或是没有意识的双关，或是在我们的梦里。但

是，根据弗洛伊德，没有意识也可以通过语言脱口说出，我们看作是比喻的—象征，暗喻，典故等的这些。例如，无意识可以把压抑的愿望隐藏，在一个看似无害的意象背后—弗洛伊德称为移位的把戏，或它能把全部欲望投射到意象中，弗洛伊德称为精华：比如一个理想人物能融合我们认识的很多人的特征，我们使用的语言可能总是暗含着我们并未意识到的意思，如果我们压抑了我们对经常穿红衣服的人的厌恶，在对话中，我们可能偶尔说“死”来代替“红色”，或是我们可能会梦见一辆红车在交通事故中被压平。

精神分析批评主义关注文本表面的“裂缝”，努力点亮潜意识的欲望，无论作者，还是文本中出现的人物。它的确忽略了文本的内容，但是它的真实兴趣在文本赖以存在的语言的暗含事项。例如，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简要看一下拉康，之后我再回到这个观点。

拉康

在最后三十多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因为他的反女性主义一直倍受批评，但是他更多的是对普遍的效度的声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模式贯穿所有时期的建议渐渐受到争议。结果，很多精神分析转向拉康，他的工作避开弗洛伊德建议的固定发展的图式，而是建议一个允许差异的关系结构。

拉康也看到了从新生儿到儿童的转变是绝对关键的。对拉康来说，前OE新生儿生活在他称为想象中。在这个状态，儿童不会讲话，它承受印象和幻想，驱使，欲望，没有限制和边界的意识；就象在弗洛伊德看来，它并不知道它的身体不是这个世界。加上镜像阶段（一会我会讲到）儿童进入符号：它进入语言的世界，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的真实世界被象征化，通过语言和其他的代表系统象语言操作一样表达。（我们永远不知道“真实”因为它永远不被完全表达，它超出语言范围）。通向“符号”的入口，使在儿童的环境中盛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的接受成为必要。它隐含丢失真实性状态，接受限制和禁止。拉康把通过语言工作的大量的权威构造称为nom du père,父亲的名字，认识到我们社会安排中的父权特征。相同的认知导致他把阴茎像看作是父权特征的符号。（注意，他没有使用“penis”这个词，因为在拉康的概念中，男性主宰适宜个文化构建而不是天生的赐予。因此总把阴茎像看作象征。）因此，术语“男性中心”，它是女性主义的起源，表示了男性是自然的（虚假）假设，事实上仅仅是权威和权力的来源。

但是，让我们暂且返回到“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着世界还给我们的“镜像”形象，但是，那个形象，就像我们在实际镜面中看到的一样，是一种扭曲，导致“错误的认知”。然而，这个错误的认知仍然是我们认识身份的基础。拉康认为，我们需要他人

的回应和认知。我们的“主体性”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相似的个人，也是有不可改变的差异。我们变成主体—即：我们自己—通过他人的观点。我们也在“他人”的“凝视”下变成主体。这个“他人”—“[主体的]存在问题的产生之地可能被呈现于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尽管它可能显于一个人身上（例如，父亲或是母亲），但却代表一个更大的社会秩序，因此我们称之为“现实”，通过对已有秩序的文字征服，我们变成主体。虽然我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构成身份，影响我们，但是它是理性的—这个概念是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引入差异的想法，身份的理性特征表明，碰巧发现自我的结构或多或少把我们创造成主体，定义我们为个人。然而，通过社会和个人外形，我们认识自我，但是它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身份不是固定，稳定的，它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过程，身份不仅仅是不断变化的主体，还是永不一致的。首先，我们被迫交付许多我们学语前的幻想，动力和对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其次，既然身份是在互动中得到建构的，并不是始于我们本身，它总是依靠“他人”。最后，既然我们已远离学语前阶段，而进入语言领域，身份便能被称为语言建构：用语言建构我们。然而，那些语言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会尽我们所想去表达。

从“想象”到“符号”的转变，我们失去了整体和同类的感觉，就像弗洛伊德的观点，那会永远萦绕于我们心间。因为我们不懂，学语前本身，或是它尚未分离的现实世界，之后，我们生活。拉康也认为，我们原本状态的丧失导致欲望，一个并不特殊但却深深感觉到的愿望中，那是永不会被满足的，单却能用象征物来满足它。即使我们称为“爱”的东西，也仅仅是一种替代。拉康对于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比起弗洛伊德的观点，更适用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阿杜塞尔时（第四章），拉康的精神分析模式也可用于解释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意识形态给了我们幻觉，让我们认为它使我们完整；它也中立源于我们进入“符号”的欲望，拉康的批评主义看到了这点，当我们阅读文学文本时，它在以更小的规模重复着。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进入了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允许文本掌控我们，填充我们的空缺。拉康批评的兴趣在修辞操作利用叙事结构的方式，而不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单向关系。然而，尽管拉康的精神分析已有经典阐释，例如，苏珊娜·费尔曼（1982）在读亨利·詹母斯的《螺丝在拧紧》（1898），或许，它更多影响的是理论层面。我们已经看到，拉康的通过“其他人”的方式发展自我身份的论文是如何被用于分析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深层关系。

法国女性主义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思想的碰撞。比如后结构主义者思想在法国的起源，法国女性主义者是首先看到后结构主义者的概念和其对女性主义关于父权制社会秩序的批评的争论的潜力。

对二元化对立的相关性的一个较早较有影响力的声称是“SORTIES”，1975年法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HC（1938）发表的一篇散文。“S”以一个戏剧化的问题开头，“她来自哪里？”然后呈现出以下的条项：

积极/消极 太阳/月亮 文化/自然 白天/黑夜 父亲/母亲 头/心 理智/感性 理性/病态

（西苏 2000[1975]：264） “思想”西苏继续。

总是通过?二元的，等级对立来运行。优/劣 自然/历史 自然/艺术 自然/思想 激情/行动。

西苏认为，一切都和男人/女人的对立有关系。在哲学上，女人总是处于消极的一面。每一次，问题出现；当我们检查亲属关系结构；当一个家庭模式被带入戏剧；事实上，你一旦问自己，“这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含义；一旦有一种想说的意愿。一个意愿：欲望，权威，你检查，你被带回，到父亲?如果你检查文学的历史，会有同样的故事。它会全都指向男人，和他的痛苦，他返回起初的欲望。返回父亲。哲学和文学之间有天然的纽带?和父权制。

在这些段落，我们看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一般：二元化对立；特殊：亲属关系结构），解构（指逻各斯中心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男性中心论）。西苏整合了这些理论，争论，

男性/女性对立是西方文化的中心（如果不是所有的文化），以各种形式的对立呈现，乍看上去和男性或是女性都没有关联。这个术语常和女性主义有联系，并且占据优势地位的术语和男性有关。对于西苏，永远不会结束的男性特权，要求我们所有人，女性和男性相象，因为，它抑制想象，因此一般情况下，都是压制的。“[T]没有可能的意图”，西苏争论说，“无论它是哲学的还是诗学的，在创造出的他人和多样性的主体中，没有呈现”（269）。但是，哪里去开始卸下这个压抑的男性女性对立呢？

在1974年她的散文《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建议，笑声，性，和写作可能有解放的影响。意识到，写作通常服务于父权权力的巩固，西苏提出阴性书写，就是，女性或是避开“父权制”强加的限制的女性写作。

定义写作的女性实践不太可能，而且这仍然具有不可能性，因为，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隔绝，被解码—这不是意味着它不存在。但是它总是要胜过规范父权制的话语；它确实而且将会占据这个领域，而不是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主导的领域。（西苏 1981[1974]：253）。朱丽娅·克里斯蒂娃（1941），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家，和拉康的“符号学”有相近的概念“符号论”（拉康“想象”的版本）。 总结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文学研究开始并入后结构主义者的历史学家福柯和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思想。福柯的研究让我们关注语言在实践中的角色和权力的维持。根据福柯，现代西方世界在所谓的控制我们行为的话语的掌控下，因为我们已经使他们内化，因此基于所有现实目的，去控制我们。福柯式的批评主义关注文学和其他文本在循环中的角色和社会权力的维持。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我们内化话语的原因，这有效的监禁了我们。拉康的批评主义特别关注读者进入和他们所读文本的关系。最后，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法国女性主义脱离了女性主义事件的ESSENTIALIST方法，认为，用固定的生物身份的思想仅仅证实了一个二元对立，为了真正平等，我们应该去除它。

阅读建议

《福柯读本/福柯文选》（1984），大卫·莱冰诺编，福柯著作精选，尤其是他后期的著作。包括对他思想简明清晰的介绍。

《权力/知识：采访精选和其他作品，1972-1977》，科林·戈登编，包含福柯自己的作品的有益特征（见“两节课”和“真理与权力”）。

《规训与惩罚》（1977），在第三部分，福柯讨论了他著名的全景敝视主义。

《什么是作者？》（1969），福柯的反人类主义散文，在Lodge and Wood（2000）再版。 《精神分析批评主义》（1992），Meredith Skura编，对精神分析批评主义做了很好的简介。 《精神分析批评主义，再评》（1998）第二版，伊利莎白·莱特编。

《荷兰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和文学心理学导读》（1991），诺蔓 M 荷兰德分析了所有类型的 精神分析和他们对文学批评的作用。

《拉康》（1991），玛尔考姆·波微著，是一部对拉康复杂性的优秀简介，他本人的作品是众所周知地难。

The Insiste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Lodge and Woods 《欲望和哈姆雷特欲望解析》（1977），拉康讨论哈姆雷特。 John P. Muller and William J. Richardson's The Purloined Poe(1988)

《读哈姆雷特和拉康》（1996），布鲁斯·芬克，对哈姆雷特讨论的有用导读。

《拉康与记叙文：叙事理论中的精神分析差异》（1983），罗伯特·康·大维斯，阐明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如何应用于叙事理论。

Lacanian readings in her Critical Desire: Psychoanalysis and the Literary Subject(1995), Linda Ruth Williams.

《文学女性主义》（2000），路斯·罗宾斯，阐释了法国女性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关系。 《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1989），苔若萨·布鲁男编，收集了十五篇有主要的女性注主义批评家关于法国女性主义的散文。

《法国女性主义文选》（2000），凯莉·奥利佛编，最新的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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