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

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

谷正文其人

公开的史料说，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1946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自此开始对这个郭同震另眼相看，常常委以重任，后来这个更名为谷正文的郭同震居然成为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

《剿灭中共在台武装基地始末》 节选自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

「中国有共产党，都是日本惹的祸!」正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弹。当然，它并不十分客观，也不绝对正确，所以我讲这话时，多半带着开玩笑的意味，不过，这句话却是我长期参与肃谍工作后的深刻体会。光就名称上来讲，日本便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共产党」这个名辞即是日本人叫起来的。此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宣扬者的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也多系自日留学归来，鲁迅便是一例，郭沫若更是个中翘楚，他不但早在民国十六年便加入共产党，还亲自参与所谓的南昌革命，后来更当上了中共第二、三、五届的政协副主席。台共方面，更与日本脱不了关系。

这样说并不能代表日本资助共产党成长，在客观事实上，日方于当时亦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但也正因此提供了日据时代的台共人员一个实习的机会，所以蔡孝干、张志忠等人在潜回台湾之后，对中共中央的秘密工作指示，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彻底执行。而此二人返台后所吸收的党员，更与日据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

蔡孝干方面，主要吸纳了多数老台共，再次则为富商、地主。按理讲，这些富商、地主并非「质量优良」的共产党员，他们本身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亦有待商榷。不过，这些人普遍目睹了日军统治台湾时，那些趁机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为富商地主、权倾一时的要人，因此，他们便急着要下定决心，在中共解放台湾之前，抢先一步搭上这班飞黄腾达的特快车。

至于张志忠所吸收的人选，就镇定在台籍退伍老兵上。这一批被迫向日本効忠的战士，就如同越战归来的美国大兵一般，生活适应上普遍有问题；此外，也一样偷偷带了不少配备精良的日军装备做为纪念，这些装备包括了机枪、长枪、子弹、手榴弹等等，这些特点，让张志忠成立武装组织的梦想迅速成真。计划原来很顺利，可惜中共中央解放台湾并不如预期迅速，加上岛内组织迭遭破坏，部分漏网之鱼，一时之间又难能觅得栖身处所，于是武装基地便成了「难民」收容所。事态至此，武装基地也只得来个顺手接招，「顺便」把这些难民好好训练一番。这一个应变方法不能说不好，只是经费上便要大费周章一番。

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既然原来就是干地下颠覆工作，不如顺便来趟拐、骗、偷、抢外带暗杀，一来可筹募经费，其次可闹得社会动荡不安，外带打击特务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保密局破获了台湾第一个武装基地。

这个基地成立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间，成立的原因除了准备迎接共军攻台外，重点其实在台中县工委会书记施部生因身分暴露，不得不往山区躲藏，于是施某便在张志忠的简单训练后，偕吕焕章、李汉堂，由吕首先于台中县鸭潭山成立武装基地，管制权则属「省工委」中部负责人洪幼樵。稍后，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武装基地更陆续在附近建立。

同年十一月间，由于基地扩充太快，致使经费筹措不及，上级就给了施部生一道指示，说是要以经济斗争维持生存。施部生得到指示之后，明快地将行动日订在该月十八日，目标是台中市仓库利用合作社，可惜守卫森严，并未得逞。

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便打定主意要好好干一次拦路虎。首先遭殃，而且屡次遭殃的便是台中通往各地的公交车。当时的路况较差，车子性能也没现在好，车行速度缓慢，加上拦路抢劫的事并不多见，所以开风气之先的行动，执行起来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施部生等人在食髓知味后，下手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闹到后来，甚至把公交车给吓得停驶了。

事情闹大了，连警方也遭到不少动作。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李汉堂发动白毛山基地的同伙，在雾峯街上的一家皮鞋店内，伏击台中大屯分局刑事组队员黄金坤致死。同月二十六日，施部生也策画了一起暗杀国民党特务的行动。他们发现台中商职教导主任汪朝新系国民党人，且活动十分积极，遂计划于深夜潜入宿舍将其暗杀，结果因为月黑风高，加上行动紧张又不敢点灯，把同校的教员毕克钧当成汪朝新给杀了。

正当这一切行动极度嚣张地进行时，保密局也承受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他复行视事后心里总认为「匪谍就在你身边」——而且是带着枪在你身边。

原来，我满心认为，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固然十分活跃，但要谈到武装，实在有先天上的条件限制，毕竟这么小一个地方，哪来的地方可躲? 因此就算有，规模必然也十分可笑。但在此刻，我实在是无法把「不要理他们胡搞」这句话说出口，再怎么说警察总是被杀了，公交车总是停驶了，连国民党员都差一点被暗杀。而这种种迹象也显示出台共确有「暴力行动」组织，于是我搜集了许多情报，经过拼凑之后，发现竹子坑、白毛山这两个地点，极有可能是武装基地所在。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带着三十个保密局人员，由台北南下台中，当晚便在洪幼樵的台中住所落脚。这屋子主人被捕后，便被当地人视为「鬼屋」，根本没有人喜欢靠近，把它当做是秘密行动的基地，再好不过了。

隔天，我随身带着一个同僚驾车抵达车笼埔，依着地图上的标示往竹子坑方向步行上山，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好不容易才碰上一个路人。这个庄稼汉打扮的小伙子，把斗笠压得几乎要盖住脸，肩上还担着一担箩筐，看那扁担被绷得老紧的模样，想必箩筐里的东西应该不轻才是。我那懂台语的伙伴还同他聊了好久，我只约略听懂这地名叫「水长流」（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名称在每个山区都有），要往竹子坑，如果脚力好的话，还得走个一、两小时。

捧起溪水抹了抹脸之后，我们又往上走了一会儿，才猛然觉得那人可疑，我便要求即刻赶回洪幼樵故居，紧急召集所有同仁立刻上山。出发时，大约已过午夜，赶到车笼埔时，才发现这个地方真是什么都小，连派出所都只有一个警员在。

「我们是国防部技术总队，我们单位里有些逃兵，听说在这附近山上，你有没在山区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我对技术总队这个单位似乎有些「偏爱」。

「有！有！有！有一批人说是垦山，每天鬼鬼祟祟的，我带你们上去。」说完他把一柄长枪扛在肩上，便要领我们上山。花了三个小时左右，我们才抵达最靠近基地的村落，那名领路的警员，指着山头上一个五十坪左右大的草寮说：「就在那里!」

队伍低达后，我将人分成三组，我守在正面，另两组则分别由两侧包围成一个半圆，「千万别行动，等天亮依我的指示动作!」我三令五申地要每个人到定点后，立刻就地掩蔽休息。一切就绪时，我心里老浮着一个念头，此情此景与我当年在共产党里打游击相比，感觉着实矛盾得令人觉得有趣，就在一阵沉思中，我不知不觉恍惚地睡着了。坐在泥土上，把梯田当成是张太师椅靠着，的确是舒服极了，尤其是头顶上那一阶便是敌人基地的感觉，更教人兴奋。我在期待日出，睡梦中也是如此！

突然，一阵温热由我头顶上淋下，尿骚味让我乍地醒来，抬头一看，竟然是个年轻人大剌剌地站在顶上，撇着裤裆朝我头上尿。身旁的同僚一见我忽然坐正，紧张地起身站定，把这位睡眼惺忪的老哥给吓得拔腿就跑，不过一瞬间，弟兄们早就拔枪上膛了。

「你不要跑，大伙儿别开枪！」话没说完，那人已快步冲进屋里，双方也已经你来我往地打了起来，我仍大叫着：「别开枪！」最后还是汤姆笙冲锋枪发生威

力，让基地内停了枪响。不久，草寮里走出来四、五个人，我边快步上前要这些人缴械，边向在屋后埋伏的人叫道：「别开枪！」

结果枪声又响了，草寮里仍有部分人不肯投降，企图来个杀出重围。我迅即伏在地上，眼角望见了保密局里出了名的神射手韩克昌，他那神情冷静得叫人心寒，一片枪响对他彷佛只是背景音乐般地充耳不闻，这种充满肃杀的神情，牵动着双手，枪口像是喷出了两道火花，两个慌乱的台共应声倒地。接着又是一阵汤姆笙枪震耳欲聋的声音，屋里的反击渐渐零落，终至完全平息，是清理战果的时候了。

当天，我们在竹子坑武装基地一共击毙四人，搜出长短枪十余支，其余近十名基地人员也大多负伤。

鹿窟武装基地案

当时的社会状况还是乱得很，保密局内部也被蒋介石全力肃清武装基地的指示给弄得焦头烂额。不过，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武装基地，实在是毫无武装规模可言；事实上，整个环境也跟这状况相去不远。只是在破获竹子坑基地之后，行动就不得不持续下去，而保密局也陆续掌握了一些线索。状况较为明朗的，要属由孙古乎所领导的太平山武装基地与萧道应主持之旗山武装基地。

直到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事情才有了转机，当天保密局循线破获「台北市委会」电器工人支部案，并在该部书记温万金家里，找到了一本日记，这分数据详细记载了他在当年四月至六月间的受训情形与见闻。根据他的描述，保密局内部认为，这是一个极具规模的武装基地。我清楚地向毛人凤分析，台共的发展在「省工委」遭到破坏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整个秩序大乱不说，连经费来源、支配都有严重缺陷。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温万金的笔记，他是个电器工程商，经济状况颇佳，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及如何当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无正确认识，否则他就不会如此详细地记录基地设备和个人见闻，这一点严重犯了地下工作的禁忌，因此我打心底认为温万金只是个冤大头。而现在如何破获这个基地便成了保密局最重要的工作。

所谓「解铃还需系钤人」，一切侦察行动，仍得回到温万金身上。温的家属证实，温万金确实在四月起失踪了两个月，返家后即行踪飘忽，与他同时失踪的另有许希宽等人。我们很快地找到许希宽的母亲，由这位老太太的邻居口中得知许希宽大概半个月左右回家一趟，每次回家都在下午四点左右就赶着回山上。上次回家时，还要老太太帮他准备锯子、斧头之类的工具，说是等下次回家要一起带走。

「听说是在山上锯相思木下山来卖钱。人」邻居们说。我暗自判断，四点钟离家返回基地，以当时风声鹤唳的状况，许希宽根本不敢搭车，大概也搭不起车。四点距离天黑大约只剩两个多小时，而两个钟头的步行距离十分有限。因此，再细推的话，许家位于汐止，由汐止步行两个小时可抵达的山区，大约要属石碇、九芎、十分寮一带最为可能。

半个月后，许希宽果然回家取走工具，并遭保密局人员逮捕。他是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只简单地透露另一个叫汪枝的人也常常下山。据许希宽的描述，我认为汪枝是一个重要的联系人员，便决定放走许希宽这条长线来钓鱼。十二月二十三日，汪枝在延平北路靠近台北桥附近被捕，从他们口中，我们得到不少线索。据线索显示，这是一个在民国三十八年间由蔡孝干授意成立的武装基地，与吕赫若等人有密切的关系。吕赫若则是一个在音乐界颇有声望的亲共文学作家，外界对他与辜濂松之寡母亦多有揣测，保密局一度大费周章地想逮捕他，却让他由院深宅高的辜家给逃了。 蒋介石听完毛人凤的报告，即刻要求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戊司令部及警方配合保密局统一行动。当时的卫戍司令张柏亭估计，由石碇至汐止间的鹿窟山区，以每五十公尺一

人计算，大约需要一团的兵力。最后会议决定，再增加一个加强营协助，行动预定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展开，由我担任指挥官，团长谢实生和保安司令部的李葆初则担任副指挥官，另有随员牛树坤、毛钟新等人。那时候我是个支少将薪的上校，有一个又臭又长的头衔「国防部上校通信员兼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临行前，毛人凤还特地弄来一副少将军阶的领章给我挂上。

雨下得很大，大部队在山区行进本来就非常困难，加上天雨路滑，不时有人跌得人仰马翻。不多久，部队抵达汐止山顶最高处的光明寺，这里是基地进出的要道。完成包围后，天色渐渐亮了，我在寺里闲逛了一圈，多数人都升起了柴火取暖。当时的光明寺跟现在改建后的富丽堂皇根本不能相比，不过它丰富的藏经却在在显示出这是座小有历史的寺院。我还特意告诉大伙儿，别动寺里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书，「这些是宋版书，你们可别拿来升火，烧了就再也找不到了！」尽管事实上这些书根本不是宋版。

大伙儿在光明寺休息一夜后，一觉醒来已经是隔天的清晨，天气也渐渐转晴，

山上的住民一窝蜂地要下山做工去了。一时间，各个据点不断传来消息，说他们逮捕了三十个人、五十个人……而我则只同样的一句话交代：「全部送到光明寺来！」

当天大约逮捕了六百多人。当然，并非这六百人全是共党分子，问题是又该如何将一般百姓与基地人员区分出来呢? 我一边观察光明寺的地形，一边将汪枝找来，他是这个基地里的资深干部，认识基地里大部分的成员，甚至包括身分最隐密的「人民警察队长」在内。

「你待会儿就躲在厢房的气窗后面，我会叫所有的人一个个由窗前走过，如果这人是台共成员，你就把手放到窗台上，如果不是，就把手收回去。」我交代完后，便开始扮演起了「神探」的角色。

第一个被我叫住的人，呼天抢地地大叫冤枉，第二个、第三个也是，不过十来个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喊冤枉了，只是眼里流露着惊惶的神色，安静地默认一切，连先前大叫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大伙儿满脸狐疑地望着我，怎么样也猜不透我是如何分辨共产党员，甚至有人对我的胡指乱指大有意见。不过一发现被我叫住的人多数认罪，且主动指认出来其他的共产党员几乎完全与我的判断一致时，就不得不把我当成神明看了。

消息传开之后，当地百姓甚至在家门前供起了香案，备妥牲、果、茶水朝着我大拜，这事让我觉得有趣极了，便索性扮起了神明。

直到现在，鹿窟一带居民，仍口耳相传着许多关于我的故事。这一场故弄玄虚的把戏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从中体会出来的小技巧，更让整个鹿窟剿匪工作的成果显得格外彻底，甚至连横生的意外，都给巧妙地转化，变成千载难逢的绝佳契机。

正当我扮演着活神仙，把参与基地的匪徒一个个指认出来时，人羣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他右手握着一把盒子枪，像冲锋般地大喊着杀声朝我街来。直到这人快街过封锁线时，哨兵才猛地回过神来，连着朝他身上放了几枪，这汉子应声倒地。

人羣里不时惊呼着，有人赞叹也有人惋惜，我一直很留意村民的反应。在哨兵检视完尸

体回来向我报告之前，百姓们便已在议论著这人便是「警察队长」刘学坤。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有关于这个人的身分问题，时间上也不容许我做太多考虑，毕竟参加共产党的村民，实在是太多了，要逐一搜查嘛，在人力、时间上都得做大投资，如果不搜，以此地居民多数为矿工等中下阶层百姓，在易受煽惑的环境来看，武装基地势必死灰复燃。

左思右想，我决定在这死人身上下一把大赌注。我把一些年纪较轻的台共成员找来，向村里借了把有靠背的竹椅子，将尸体放在椅子上绑定，扶手部分则另外扎上竹竿。这些小孩子则一部分一前一后地抬着「刘学坤」的尸体，一部分跟在后头边敲锣边高呼着：「共产党的警察队长已经被打死了，村民要是有参加的，尽快出来自首就没事了，就像我们一样，自首了就没事了。」不论晴雨，这工作都一直持续着，直到事件结束，「刘学坤」的尸体才得以下葬。

村民果然如潮水般涌来，比汐止山边的雨更让人无法招架，许多念过书的台共成员，在自新之后都成了协助办案、处理笔录的保密局「临时雇员」。当然，汪枝、钟金凤两人对我的帮助仍然最大。

一个多月下来，保密局早已厌倦了处理每天送回台北的大批台共，毛人凤急得三天两头给我电话，大叫事情还要处理多久。我则每天在附近向村民买鸡买菜，甚至偶尔钓起鱼来，直到毛人凤来了分公文写着：「匪首究在何处，吾兄旷时废日，何以不见缉获……」云云。

严格来说，鹿窟真是个组织极为严密的基地，所有成员一律以假名相称，在数百名村民的供词中，我们只归纳出来，领导人叫「刘上级」，其次则为「杨上级」，至于这两人的身分就无从查考了。不过，汪枝、钟金凤与多数村民都相信，鹿窟村长陈启旺必定知道领导人的真正身分。

台北方面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鹿窟山边也早已搜遍，即使是刘上级或杨上级有再大的胆子，也不可能留在山上，唯一的线索陈启旺和他的女儿陈银也早不知去向，我只好先回台北再做打算，结束了四十五天的雨中山居生活。临走前我仍留下一排人分驻在汐止、石碇两处，每天入夜后，便要他们轮流由汐止往石碇，或由石碇往汐止，一路高声哭号，一边对空鸣枪，闹得附近居民都认为山上闹鬼，吓得没人敢再上山。这举动虽然没有太大意义，不过，对共产党藉山边荒凉之便，假村长之手，诱骗无知村民参与共党武装基地的伎俩，这一招却比什么都有用。

这一个多月下来，我们一共逮捕了两百多名台共，自首的人数更多达四百多人，其中有六十多个还是十六、七岁的男女孩子。这些孩子，除了按过手印参加共产党外，还多数担任所谓「人民警察」，在法律上是必死无疑，但是在现实上，他们根本无心参加共产党，也可能只是村长陈启旺要他们盖章就盖了，盖的是什么章，自个儿根本不清楚。

「我想这些个孩子先留着，将来会有大用处。」

「怎么说? 」毛人凤反问道。

「老先生不是老要我们监视谁吗? 这些小孩子刚好可以在附近摆些小摊子就近观察，再找些机伶的，教他们学骑三轮车，也到附近去等生意，不就连跟踪的人都省下了；女孩子就

更好了，能送进这些人家里当下女，效果才大呢！」

正给蒋介石丢下来的一堆监视工作搞得焦头烂额的毛人凤一听，随即答应了我的提议，只是一回头，他马上又提起了鹿窟匪首的事情。两个星期后，我们不负所望地逮捕了「杨上级」陈通和。

陈通和是个很顽强的人，怎么样也不肯吐露半点风声，只一心想死。不久，鹿窟基地最高领导人的身分也曝光了，神秘的「刘上级」正是陈通和的大哥陈本江。这两兄弟均是当时留日的精英分子，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可惜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并不清楚，稍后，这两人也都成为保密局派大陆的地下工作人员。

陈本江是个极度聪明的人，他借着当时社会情况之便，打着共产党即将解放台湾的旗子，成立了「解放军驻台办事处」，四处招摇撞骗，许多知名大企业家都给他骗了不少钱，而这些钱除了少数供应基地外，大多数都给蔡孝干挥霍光了。

陈本江是个投机分子，他对共产党怀有憧憬，也曾经深具热情，可惜并没有真正下过工夫，也就是说，他并不了解共产党。

事实上多数的台共对共产党都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把共产党看成另一个政党，除了名称和部分粗浅的制度外，对共产思想的认识根本几近幼稚。陈本江的憧憬与热情大约是来自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他加入台共的动机，也不过是想展现自己是一名时髦的知识分子罢了，至于他想藉此任官、发财，倒真是他的本性使然。他先潜往鹿窟，当起了「解放军驻台办事处」代表，并藉此与鹿窟村长陈启旺搞熟了，再透过陈启旺大量吸收当地居民加入共产党。

这里的共产党成员参与地下组织的证据，在我参与肃谍工作以来，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完整。他们个个不但白纸黑字地写明加入共产党，还全数捺了指印为凭，只不过这些文件最后都被杨上级给烧毁。

严格来说，整个鹿窟对国民党并无太大实际价值，但是在象征意义上却颇为重大。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吕赫若的生死及他与颜碧霞之间的感情了。

吕赫若出身台中富农，老家在潭子墘（今之台中县潭子乡），原名吕石堆的他，生得高大英挺不俗，在内涵上亦颇有过人之处。台中师范毕业后赴日深造，是日本音乐学院有名的高材生，其间亦多有小说创作，曾被评为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声望远在杨逵之上。

光复初期，吕赫若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台中分团总务股服务，与钟逸人同事。据钟逸人描述，吕赫若在日据时代便曾参与抗日工作，全身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对大陆祖国满怀期待。光复初期，吕赫若并无任何左倾意识，相反地，他还是个坚定的国民党，至少在思想上是如此。因此，当吕赫若发现台中分团的成员，竟然杂有「台共农民组合」等农民运动分子，整个青年团充满着赤色思想，便悻然离开台中。

故乡留着一位严守旧社会礼教的妻子和小孩，天性浪漫的吕赫若到了台北，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同时担任《人民导报》记者；一方面又在建国中学担任教职。

而颜碧霞则系三峡颜家之后，享有显赫家世，嫁人辜家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她目前寡居美国，除了是辜家企业集团的挂名董事外，一切事务均由其独子辜濂松处理），毕业于一女中的颜碧霞是当时所谓的「文学少女」，对台籍作家的作品多有研究，本身也偶尔写些文章发表。

不幸辜岳甫早逝，裹着小脚的颜碧霞便一直守着辜家，同时也因为对文学和音乐的嗜好而认识吕赫若。

稍后吕赫若成立大安出版社时，全部经费都靠颜碧霞资助。这时候的吕赫若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二二八事件对他影响很深，在短短一年间，他将心中的青天白日旗拉下，一心向往赤色主义的共产祖国，而颜碧霞也一再资助吕赫若的所有活动。

吕赫若加入共产党，与「台共农民组合」中央委员简吉有密切关系，简吉与蔡孝干等人同是出了名的老台共，在日据时代便给日本政府逮捕了好些次，前后坐丰时间总计长达十余年。光复后，简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担任高雄分团书记，并先后协助张志忠、蔡孝干成立了「山地工作委员会」、「自治联军」等单位。

由于这一层关系，使得吕赫若进入鹿窟基地担任文宣、教育等工作，同时也使得其身分在蔡孝干、简吉先后被捕之际曝光。保密局在得知吕赫若的身分时，曾经全力追缉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吕赫若也因身具建国中翠教员、名小说家之身分而走投无路，最后颜碧霞横了心将吕赫若接到其住所躲藏。

寡居的颜碧霞住在林森北路三条通一带，宅子是栋二层楼小洋房，有个很雅致的日式庭院，这屋子在日据时代的大正街是幢出了名的大宅。

第一次逮捕吕赫若便是在辜宅，当夜晚间十点左右，保密局几位同僚抵达三条通，吕赫若一探见暗绿色的军用吉普车便狂奔直入车库，一头钻进停在院子的迷你奥斯汀。不一会儿工夫，中山北路上便出现了当时难得一见的汽车追逐战。一路驰过圆山桥时，吕赫若将车子冲进坡上的树丛里下车逃了。

追逐时，吉普车自然占尽优势，但上了小山径，这车就显得有些大而不当，徒叹奈何之后，我们只得折回颜碧霞住处。在颜碧霞的宅子里，我们只搜到一部辜显荣传，和一本蓝色绸子封面、烫着斗大金字的辜颜碧霞传，关于吕赫若的部分并无详细线索。不过，颜碧霞对这一切并无意隐瞒，最后经审理以资匪及知匪不报等罪名判了七年徒刑，其名下所有之高砂铁工厂没收为保密局看守所所有。

而吕赫若则在逃亡后辗转由台北而屏东，再由屏东回台北，大约在民国三十八年间进入鹿窟基地。据部分基地成员表示，吕赫若在上山后不久，于民国三十九年五月便给蛇咬死了。

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完成的「鹿窟剿匪」工作，在「刘上级」陈本江自新后，即告一段落。

事情巧得很，今天（八十五年七月五日）陈通和突然出现了。他手提一筐芒果及一包荔枝，来到我家。原来他因肝癌开刀，由纽约回台，在台大医院检查病情。他听友人说我仍住在原址，故来探望。相谈一个上午，他说了许多近况以及鹿窟的老事。吕赫若确实死在鹿窟，

是三十九年五月之春，于夜间收听广播时被毒蛇「龟壳花」咬伤左手，陈通和和刘学坤二人教他砍去左手，以保住性命，吕赫若不肯，以致次日死去，由他派人埋葬。那个于围剿鹿窟被击毙的，则是刘学坤无误。

观音山武装基地案

运用「自首条例」，原本是破获匪谍案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个方法有几个先决条件，就是自首的人必须真的是匪谍，而且讲的都是真话。偏偏有很多特务人员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总是忘了「匪谍自首、既往不咎」，一听到风吹草动，马上就糊里胡涂地抓人。

民国四十年九月十五日，发生在延平北路看守所的案子。便是观音山武装基地的后遣症，再往前推，则可上溯至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陈清敦、陈锡炮、陈阿贵三人潜入观音山，和其他曾参与二二八的台共一样，躲在武装基地避难。

整个观音山基地北起观音山，南延造桥山区，占地十分辽阔，据估计藏匿的人数十分庞大，在诸多基地中，不论就范围上来讲，或由其衍生之事端的影响来看，都居各处之冠。

为了应付饮食问题，基地人员不时下山向百姓勒索财物。当时的五股乡乡长陈盛藩就深受其害。陈盛藩是个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就住在观音山往五股的路上。陈清敦、陈锡炮、陈阿贵这三个当过日本兵的台共，第一个就找上他敲诈。他们三番两次地要挟陈盛藩准备几百斤米，做成粽子、糕点之类的食物，再趁夜摸黑下山，把粮食带走。

没多久，五股派出所就发现异样了，所长带着一个警员备齐枪械，开始埋伏工作。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陈清敦一伙人下山「觅食」的途中就给堵上了。可惜这名身扛长枪的警员，一看到三名恶汉全都拔出手枪猛放，吓得眼都直了，等到所长由他手上取下武器，扣没两下扳机，这警员与所长就全给杀了。

事情闹大之后，警务处马上从刑警总队调来一批高手，保安司令部也支持了不少人，浩浩荡荡地展开搜山工作。结果还没抓到共产党，就被打死了四名刑警。死人事小，面子丢了事大，这两个单位夜以继日地在附近展开一连串的搜捕与布线工作。事情一拖经年，却一点进展也没有；最后还是我找上了李秋远的母亲，才暂时把事情解决了。

李妈妈跟陈清敦的母亲相识，我相信老太太一定能说眼陈清敦母子。果然，在我才向李妈妈说完的三天后，陈清敦、陈锡炮、陈阿贵就带着枪来找我自首了。

陈清敦是个小学教员，大家管他叫「敦仔」，偏名「炮仔」、「贵仔」的陈锡炮和陈阿贵则是他的学生。三个人除了缴出几支俗称「王八盒子」的日制手枪外，还交代了藏在家里的一批长枪，当然也领走了由我具名的自首证。兴奋异常地回老家，过起了正常人的日子。陈清敦继续当教员，「阿炮」和「阿贵」世各自种田、做工讨生活去了，而李妈妈依然隔个三、两天就带些人来自首。

果然，民国四十年八月中旬陈清敦等人自首后，保安司令部才忍到八月底，就开始跃跃欲试了。在情势上，我不得不离开。毕竟像陈清敦这种身背数条人命的自首台共，是否适用

自首条例，恐怕还有些争议。八月底，我带了二十多个保密局行动员南下高雄。临出发前，我把留守台北的李秉谦、李绍民找来。

「只要是有关陈清敦的事，李秉谦你千万不要插手!」我一再交代：「所有事情由李绍民处理。」

九月十五日，警务处长找到毛人凤说：「陈清敦他们三个人打死了我们六个同志，现在仗着谷正文一张自首证，每天在三重、芦洲附近耀武扬威，今天逛酒家，明天上餐馆，同志们尸骨未寒啊! 叫我们怎么甘心，死者怎么瞑目呢?」

这一手哀兵之计立即奏效，不仅毛人凤在口头上答应了警务处的要求，副局长潘其武更正式行文同意。这纸逮捕命令，很快就送到了侦防组。

九月十五日当夜九点，「清仔」、「阿贵」和「阿炮」衣冠楚楚地准时到达延平南路看守所，李秉谦二话不说，找来一辆吉普车，把这三个人送了上去。由于我南下时，只胡乱找个年轻人开车，所以司机一直留在台北。车子进了北所，陈清敦一行人，还轻松地摇着扇子踱步。

「搜身！」延平北路看守所的管理员话声一落，三人立刻伸手往背后的裤腰上拔出枪来。一阵火光之后，北所一共死了四个卫兵、四个管理员，我的司机自然也未能幸免。

当夜十二点，毛人凤就十万火急地将李秉谦收押，暂缓事态恶化。而李绍民却因电信转接业务迟缓，拖到隔天中午才找到正在关仔岭「听水厅」的我。一股无名火烧得我七窍生烟，回台北后，我告诉毛人凤：「想找这些人还是得靠李妈妈，让老太太去向陈清敦的母亲商量；不过，所有情治单位都得投入这项逮捕工作，也许他们有其他的线索，而且风声越紧，陈清敦的母亲，就越可能跟我们合作。」

到了十月初，刑警大队就在芦洲的「菜寮」一带找到了陈阿贵，这小子躲在一个地窖里，刑警一进去搜查时，他立刻开枪拒捕，结果给一羣刑警乱枪打死。陈阿贵身中五十余枪毙命的消息传来后，陈清敦、陈锡炮两人就更不容易找到了；不过李妈妈也在之后不久，便把陈老太太约到家里，请我去与她沟通。

「清仔现在一定跟炮仔在一起，我想办法告诉他们两个。」陈老太太一副合作无间的样子，还千道谢万磕头地感激我放清仔一条生路，这种态度，反而让我更加不信任她。为防万一，我将观音山基地案已自首而未结案的三十多个老先生、老太太找来，每天给他们五块钱办案费，轮流在陈老太太附近监视她。

为了查案我索性搬到五股。事实上，从观音山基地案开始以来，我留在五股的时间已经非常多，现在又发生了这种麻烦事儿，就更是离不开了。

跟踪陈老太太得用上好几组人，加起来总得十个八个；暗桩更是与日俱增，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现一个陈清敦的亲戚朋友，线索十分庞杂。相对地，每绦线索所能提供的信息也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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