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过去与未来

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都是我们吸引资本的“比较优势”，当人们陶醉于“世界工厂”的美誉时，当世人惊讶于我们连年GDP奇迹般的增长时，我们往往忽视了农民工为此付出的艰辛，乃至牺牲了他们的福利增长。

廉价劳动力的主体是农民工，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工处于现代分工的底层，他们从事的往往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也就不可能太高；另一方面，农民工权利表达机制的缺失也导致他们整体处于失语状态。

而这一切都源于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偏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门槛又低，企业并不愁招人，因而农民工就缺乏与企业进行博弈的能力，常常只能消极接受现实。有调查表明，现代资本使用的农民工在35岁以下的占88%，45岁以下的占95%，这个年龄段属于体力型最佳劳动力年龄。一旦过了35岁，农民工受文化程度的局限很难找到工作，只好回家种地重新回到农民。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能力已经成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学习能力的高低又与个体的文化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只占了不到10%的比例。可想而知，这样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群体的学习能力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能为农民工创造怎样的培训学习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提升了他们的素质才有可能改变低工资的现状。

在城里尝尽打工苦头的农民工对城市仍然有着深深的眷念，城里的富庶，城里的有序，城里的缤纷，城里的医疗，城里的教育文化都是吸引他们的理由。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程度的局限，农民工自然而然地把扎根城市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在吃尽了没有文化缺乏提升自身素质的苦头后，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想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希冀他们通过读书提升自身素质，从而提高在城里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但是这些农民工子女作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身份仍然与他们的父辈一样尴尬，他们或者就出生在城市，或者从小就在城市生活，他们对老家乡间的阡陌耕作一无所知，早已习惯了城市节奏的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融入意愿表现得更为强烈，可他们的户籍仍然是农民，这就与以区域分割的户籍体系为支撑的传统教育体制发生了矛盾。城里的公办校说你属于农村，不接纳也就顺理成章，农民工子女想在城里就学，大多数只能选择民办学校，而民办学校良莠不齐，教学质量总体较差，收费又高，于是有的农民工索性将子女送回老家就读，但父母亲忙于在城里打工，根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这又引发了另一个“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

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们挥之不去的心头隐痛。在农民工已经与城市血肉相融的今天，他们的子女也将是未来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里的教育问题无法适当解决，如果他们的文化程度与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不能有太大的提高，他们只能继续重复着与父辈一样的简单劳动，我们未来的产业工人也就不可能有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农民工的教育问题，也就是在关注我们未来竞争力的问题，因此，关注农民工教育问题就不仅要关注现在的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更要关注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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