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场所识别性的复兴——基于城市隔离背景下的社会融合分析

场所识别性的复兴

——基于城市隔离背景下的社会融合分析

魏琛

摘要：城市隔离这一话题起源于对城市社会不均现象的研究，这种现象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越来越普遍的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之后对它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衡量以及背后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和现有的混合居住策略的不足之处。混合居住策略通常由政府主导，用于推动不同社会阶层的交往和联系，但是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限，因此本文的后半部分尝试将“场所识别性”作为一种提高公共空间共享价值的方法。通过对其定义、构成要素以及“场所营造”的几种方式的介绍和解释，本文提供了几种提升并促进场所识别性的方法用以有效促进社会融合。

关键词：城市隔离，社会空间分异，混合居住，社会融合，场所识别性

引言

全球化与国际化背景下的城市正面临巨大的变化和转型压力，因此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还是高福利国家，城市隔离、社会分异和空间分异现象都有逐渐严重的趋势（Clark, 1986; Johnston et al., 2001; Murie & Musterd, 1996; Sykora, 1999; Van Kempen & Ozuekren, 1998; Wessel, 2000）。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对“城市隔离”现象，这个普遍的城市问题的定义、对城市的各种影响进行了阐述，之后介绍了现有可利用的衡量方法，并分析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第二部分主要针对“场所识别性”——作为以中国城市隔离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相关分析，尤其针对如何提升公共空间的共享价值进行了探讨。传统的混合居住策略由于各种原因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本文最后提供了几种可能的方式尝试缓解城市隔离问题并响应对社会融合的需求。

1 城市隔离

1.1 定义与影响

“城市隔离”（urban segregation）是指在城市空间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分离和隔离的现象（Feitosa et al., 2007），当这种现象反映到空间层面，就产生了不同群体在空间上的不均等分布（Madrazo and Van Kempen, 2012）。与“城市隔离”相似的概念还有“两极分化”（polarized cities）、“双城”（dual cities）（Mollenkopf and Castells, 1991; Marcuse, 1989; Marcuse, 2000）、“分裂的城市”（fragmented cities）、“分割的城市”（partitioned cities’）(Marcuse and Van Kempen, 2000, 2002)等，都是用来形容城市当中的隔离现象。

关于城市隔离的研究已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它起源于对城市空间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调查与探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芝加哥学院的学者们最先开始对城市隔离模式的系统研究（e.g. Park et al., 1925/ 1974），在此基础上，一些如演绎分析法(e.g. Shevky and Bell, 1955)、归纳分析法(e.g. Murdie, 1969)等都尝试纳入所有可能的影响因子用于解释城市隔离问题的形成。

解决城市隔离问题的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几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常常不能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设施服务(Feitosa et al., 2007)，也就是说，居住在特定空间的居民往往要承受低质量的基础设施、住房、公共空间并且面临犯罪的威胁等(BOLT et al. 2009)；更重要的是，城市隔离会限制对信息、资源的取得和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联系，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歧视和不完整的社会交往，如人力资源市场的参与性和教育、政治、文化的缺失(MUSTERD, 2005)等等。

1.2 衡量方法

为了以更加科学的和可操作的方式理解和衡量“城市隔离”带来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许多衡量方法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中最为众所周知的是Duncan的差异指数法（1955）和Bell的曝光/隔离指数法，这些方法都是对探索不同阶层人群的不同特点的最初尝试。

由于上述方式在空间层面以及处理多个阶层群体时的局限性，对城市隔离的研究开始纳入多个层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社会层面与空间层面，然而城市隔离的研究不能简单地从这两方面单独切入，两者通常互相影响进而产生城市问题，因此以下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仅以文章的侧重点进行分类。

为了满足上述对多个群体研究的诉求，许多学者开始推广指数衡量法的改进版，如Morgan (1955) 和Sakoda (1981)。衡量方法的新版本可以应用于多个阶层人群的分析，但仍然限制于社会层面的分析而不能应用于空间隔离的研究(Feitosa et al., 2007)，之后以社会视角出发的城市隔离研究如Musterd (2005)是基于种族和社会经济隔离的探索，通常纳入群体的原国籍、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因子区分不同的人口群体。

还有一部分关于城市隔离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空间层面，如Massey 和Denton (1988)提出五个不同的衡量轴线：均匀度，曝光度，集中度，集权度和聚集度。均匀度是指两个社会群体在城市单元中的差异性分布；曝光度是指交往存在的可能性程度；集中度是指城市环境中少数群体占有的物质空间的相对量；集权度是指某个群体在空间上距离城市中心的程度；聚集度是指城市单元之间少数群体居住的空间距离程度。在这五个层面中，一些元素始终建立在Duncan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而其他元素如聚集度、集中度和集权度则需要某个空间单元的位置、形态和范围等空间因子的信息(Feitosa et al., 2007)。

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包括Dawkins（2004）的“空间基尼指数”，对邻里尺度的构成更

加灵敏；Netzband等人（2009）通过“标准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城市结构类型”（UST）帮助划分和区分城市结构，进而识别不同空间单元的典型特性；Romeroa等人（2012）提出了一种指数方法用来衡量城市空间隔离（UES）程度并且应用于智利的圣地亚哥；Feitosa等人（2013）提出了一种对空间灵敏的全球化本土化融合的指标来检测城市内部结构的隔离程度。

除了社会层面和空间层面的研究，还有相关文献通过个人视角探讨空间隔离问题（见Raanan & Shoral, 2014），这些文献认为即使在空间上不存在隔离，不同人群之间仍然无法避免社会与文化的隔离，因此探索个人的社会活动空间才能真正衡量隔离问题。

1.3 驱动力分析

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是城市空间隔离产生的大背景（e.g. Sassen, 1991; Marcuse and Van Kempen, 2000），商品、资本和人的全球性流动促进了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对社会底层来说并不总是带来积极的影响（Wacquant, 1996）。在西方国家，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是社会和空间两极化的主要驱动力（Kesteloot, 1995; Kempen, 1994; Walks, 2001; Wessel, 2000; Jordan & Redley, 1994）。

制度分析法通常认为中央国家和地方政府是造成隔离结构的主要因素，因为由他们制定的相关城市政策决定了住房供应的位置（Madrazo & Kempen, 2012）；另一个因素可以总结为拥有资金的主要参与机构（如个人开发商），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他们的角色对于在土地市场中不同阶层的人群分布非常关键（Mills and Hamilton, 1994）。

另一个公认的方法是行为论，这个方法让城市学者们意识到个人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隔离也会产生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居民面对住房系统时选择的局限性（Hamnett and Randolph, 1988; Murie et al., 1976）。然而，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许多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因为选择的局限性并非唯一影响人们居住位置的因素，影响城市隔离的因素还包括城市的个性、附加属性、识别性、差异性、无序的感知等等(Ruiz-Tagle, 2012)，这些与公共空间的营造相关；Madanipour（1996）指出个人和群体的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和种族、性别和年龄、居住时间以及使用的交通方式。所有上述提到的驱动因子和影响因素都可以认为与城市隔离问题相关，并且应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调整。

1.4 解决方法

为了缓解由城市隔离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城市住房政策越来越关注创建混合居住的区域。因此混合居住成为众多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政治议程的主要策略(Bolt, Philips, & Van Kempen, 2010; Van Gent, Musterd, & Ostendorf, 2009, Lelévrier, 2013)。其他的策略比如城市竞争力、城市更新和城市复兴都与解决全球经济改革和工业衰退带来的城市问

题相关(see e.g. VAN KEMPEN& MURIE, 2009)，以荷兰为例，城市更新和改革的公共政策旨

在缓解低收入街区的聚集以及提升街区环境(BOLT et al, 2009)。

社会纽带和交往的缺失，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在很多与城市隔离相关的研究中都有体现(Atkinson & Kintrea, 2000; Graham, Manley, Hiscock, Boyle, & Doherty, 2009; Wood, 2003)，因此混合居住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鼓励社会底层与其他阶层的有益交往，并且鼓励其他阶层人群进入底层聚集区(Lelévrier, 2013)。如Van Kempen和Bolt论证所言，创建混合居住的社区有很多层面的意义：促进住房政策的完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推动可能的社会交往和流动，社区的新角色和功能之一就是识别可以促进城市社会融合的各种要素，这样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可以建立对场所和社区的归属感(Livingston, Bailey, & Kearns, 2008)。 尽管混合居住是广为人知的解决城市隔离问题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一些批评(Cole & Goodchild, 2001; Dekker & Bolt, 2005)如：简单地将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在一起并不总能带来社会融合的结果，相反有时也会产生问题和加剧紧张感。Kearns和Forrest认为社会融合可分为五个层面：共同的价值观和市民文化；社会秩序和社会监督；社会团结和贫富差距的减少；社会网络与资本；场所依附感与地方识别性。他们对最后一个层面的解释是“对场所的强烈依附感；个人与场所识别性的关联”。根据他们的解释，下面本文将重点关注“场所识别性”——作为创建和促进社会融合的一种有效方式进行进一步分析。

2 场所识别性

2.1 定义 2.1.1 识别性

韦氏大辞典（2004）对“识别性”的解释为“使某个人或群体区别于其他的特质、信仰等”。特指城市时，Lynch（1960）定义“识别性”（identity）为“不是指相同性，而是指个别性和唯一性”。因此可以认为，“独特性”是“识别性”不可或缺的属性之一。

Ralph（1976）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识别性”的另一个属性的理解，如下：

某物的识别性是指它持续不变的统一性和单一性，使之区别于其他。这样固有的可识别性与“识别性”不可分离；Eric Ericson(1959, p. 1029)在自我识别性的讨论中写道：“识别性这个词。。。既包含着不变的统一性。。。也包含着不变的一些与其他事物相同的特点”。因此识别性逐渐建立在个人、物质和他们所属的文化中。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环境和态度在变化，并且不是一体的和无法区分的，它具有几种元素和形式。 这里可以理解为，“识别性”并不仅仅是独特和唯一的，而是“持续的统一性”和与它周围环境和脉络的关系。如Jacobson-Widding (1983)所说，“识别性”有两层含义：统一性（延续性）和独特性（唯一性）。Hogg 和Abrams (1988, p.2)同样明确肯定了识别性，既是“人们是对自我的认可，同样也是表达与其他人联系的方式”。

2.1.2 场所识别性

Cox(1968, p. 423)对场所识别性的定义为“人们可感知的场所延续性”。他进一步说到，我们通过感知场所来定义场所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是“人类存在形式和个人识别性”的实质。Relph (1976, p. 56)在他早期的研究中讨论过场所识别性常常成为场所意象，他同时强调“理解城市结构的意象是理解识别性的必要前提”。Proshansky (1978, p. 147)认为场所识别性是“定义个人识别性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各个层面”。Bentley 和 Watson (2007, p. 6)认为，场所识别性是“与任何文化景观相关的一系列的价值，这些价值是任何个人和群体所依赖的他们自身或社会的识别性”。另一个论点是Norsidah Ujang (2012)提出的任何没有融合物质和精神元素的衡量场所的形式都不够充分。

从上面所有的描述来看， “场所的识别性并不是一个简单总结和客观描述的标签”(Relph, 1976)，我们不难注意到尽管定义“城市的识别性”很难，但是有两个不可替代的部分影响着“城市识别性”或“场所识别性”——空间和人。因此，“城市识别性”可以认为是由物质空间的识别性、社会识别性和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物质与社会的识别性都具有以下特点——“统一性”和“独特性”。

2.2 构成要素

关于“场所识别性”的诸多定义展示了很多构成城市与场所识别性的要素。对Lynch（1960）来说，一些要素被用来分析环境意象：识别性，结构和含义。在这里，识别性作为构成城市意象的元素之一，但是作者认为城市意象对“识别性”来说也是必不可少。

一个可行的意象首先需要明确对象的识别，这是指它必须具有独特性，成为单独的实体……第二，意象必须包含对象空间或模式与观测者的关系。最后，对象本身需对观测者具有一定的意义，不论是实际的还是情感的意义(Lynch, 1960, p.8)。

Relph (1976)认为城市或者场所的识别性由“三个相互关联，无法或缺的要素构成——客观的特性或外表，可观测到的活动或功能，符号或意义”。要让居民意识到场所的识别性，Carta (1999)认为“我们需要寻找不变性并且将他们运用到当代的环境下，只有传承了独特性和固有价值（历史、文化、自然）才能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的地方创新进程……”。Amundsen (2001)进一步定义了相关构成要素：可区分的场所空间品质——如位置，也可以是基础设施，通信和建筑；可区分的居民特性和品质等。

以上对构成要素的解释，实际上是对“场所识别性”更加详细的说明，根据“物质空间识别性”，“社会识别性”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每一部分的内容：建造和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空间的识别性；活动和含义——社会识别性。每一项要素的详细解释见下表格1。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d2f3.html